东乡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30年代为第一阶段，讨论的焦点是围绕中国社会史论战，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 40年代，是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讨论焦点是具体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上限和下限问题。在这一时期，郭沫若从原先的东周封建论，转变为西汉封建论；侯外庐和尹达却进一步论证了殷商是原始社会末期说的问题；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者，则建立了其学说体系，这些都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所谓“三论”，即在第二阶段形成的，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以及以郭沫若、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发表后，改主战国封建说）；还有以尚钺、王仲荦、日知（林志纯）、何兹全为代表的魏晋封建论。以上三论，就是在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所形成的三大主要学派。此外还有五说，即以李亚农、唐兰、祝瑞开为代表的春秋封建说；以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为代表的秦统一封建说；以侯外庐、赵钖元为代表的西汉封建说；以周谷城、郑昌淦为代表的东汉封建说；以梁作干为代表的东晋封建说。此五说的前三说，即春秋说、秦统一说、西汉说，与战国封建论相接近；后二说，即东汉说、东晋说，与魏晋封建论有相似之处，但他们都各执己见参加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必须说明，在“三论”中，魏晋封建论由于与前苏联史学界有相同的认识，也由于王昌宜发表过类似的观点，而被认为是苏修观点、托派观点而受到压抑。 即：三论： 学说 代表人物 西周封建论 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 战国封建论 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白寿彝、林甘泉 魏晋封建论 尚钺、何兹全、王仲荦、林志纯 五说： 学说 代表人物 春秋封建说 李亚农、唐兰、祝瑞开 秦统一封建说 黄子通、夏甄陶、金景芳 西汉封建说 侯外庐、赵钖元 东汉封建说 周谷城、郑昌淦 东晋封建说 梁作干 参考资料：《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朱绍侯，刊《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东乡

新中国中国古代史五朵金花之一，了解一下很有必要。 否则对中国古代史的认识很难超越不了民国时代。 在国内国际，对以上5个老大难问题，可谓毁多誉少，而国内的毁者往往随着国际起舞。 这些问题牵扯很广，论证烦琐，但极具长期关注的价值。 PS 5朵金花依次是：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

大内义虎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也是建国前就探讨过的，建国后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以侯外庐、贺昌群等为代表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主导论，以胡如雷、杨志玖等为代表的封建土地私有制主导论等几种不同的观点。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的反映在南开大学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中。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50年代随着“红楼梦”的讨论而逐渐展开的。参加讨论的学者绝大多数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说法，但大多数学者主张明清萌芽说，而且多数又把萌芽开始时间确定在明中叶。这一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南京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中。 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在建国后的17年中，出版了一百多种有关论著，发表了三千余篇讨论文章，涉及农民战争发生的起因及其终归失败的原因，农民战争的性质、特色和作用，农民政权的性质，以及农民战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等方面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如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思想，宗教对中国农民战争的影响以及封建政权的“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等，使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成为当时的热点。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著有赵俪生、高昭一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代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民族在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但没有在近代转化为资产阶级民族，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汉民族才逐渐形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范文澜的观点引起了许多异议，从而使汉民族形成问题也成为5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学者们围绕着汉民族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民族”一词的译名，以及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判断民族战争性质的准则、民族间的“和亲”、中国古代民族政权的性质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真田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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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梅花引

五朵金花这些年来没什么人作文章，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各执一词的结果，就拿古代史分期来说，三论五说莫不出自名家，都有出色的论述，谁也没法说服别人，所以渐渐就搁置了；而且当代学者比较注重具体问题，田余庆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写文章不愿意往大里写，写大了就容易飘（应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倒不失为真知灼见。当然，长期关注是要的，毕竟这是理论上的大问题。但是是否要采取从前的方式去解释，似乎还可商榷。

东乡

田老的话，极有道理。大文章不是个人想写就能成的。 再说建国以来第二个历史时期尚未结束，所以可以预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史学界仍然要以具体问题为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