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义虎

王安石：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司马光：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
王安石：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记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只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司马光：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诗二首

[ 本帖最后由 大内义虎 于 2007-10-20 14:46 编辑 ]

宇都宫雅人

大内义虎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干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
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大内义虎

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着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了不醒，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恁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倒也流名于后世。及至万口唾骂时，便死也迟了。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哪一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东乡

治部少意欲何为?

若说王安石,鄙人觉得已故的邓广铭先生的《王安石》值得郑重拜读。

东乡

另外，先生之女邓小南女士的《北宋家法》值得参考阅读。

东乡

船山先生的《宋论》不可错过。

总之，严耕望先生曾说过，两宋领域乃是中国古代人文研究应该大放异彩之处。

（很显然，严老的话被我稍微加工过了...）

江城梅花引

邓老的书自然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似乎过贬司马光。自南宋以来，崇司马则苛责王公变乱法度、祸国殃民，崇王则痛贬司马公不知变通、徒有虚名，实则二人观念行事各有得失，前人辩护过甚，反遗后人以柄。

大内义虎

荆公乃江南大商   温公为河东土族
新法行于江南   旧制存于河北    可也~~~~:loveliness:

东乡

嗯呐，近代以来，救亡图存运动乃第一要务，国人有识者，皆以求变为尚。历史评论岂能例外......不过司马某一直以来就是正面形象示人，到近代挨批也公平，说明世道的确千年之大变了，呵呵。

东乡

过去西人对王安石评价比较肯定，似乎是什么“中国11世纪第一人”来着，总之有点靠拢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意思。国内可能有一点受影响。

江城梅花引

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这是见于其著作的。当时中国史学正处于东乡殿说的求变阶段，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亟于吸收新养料，因此建国以来很长时间对王荆公的评价都是一边倒。不过这倒也不是盲目尊崇革命导师，在一个寻求变革的年代，大肆夸奖司马光才不正常。

东乡

司马牛、司马牛，时人点评恰如其分。
本是政论之争，却逃不掉朋党之争的牵制。
王安石那一干人，好多入了南宋的《奸臣传》。
可见王安石的确太超前于时代了，理解他的人不算多。

然而......
“荆公乃江南大商”这种说法怎么理解？
我只晓得，他和他父亲都是作官的~

大内义虎

引用:

原帖由 东乡 于 2007/10/20 09:40 发表
司马牛、司马牛，时人点评恰如其分。
本是政论之争，却逃不掉朋党之争的牵制。
王安石那一干人，好多入了南宋的《奸臣传》。
可见王安石的确太超前于时代了，理解他的人不算多。

然而......
“荆公乃江南大商 ...

王同学籍贯在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又是小官吏出身，对繁荣的社会经济与贸易有认识；而司马同学是土生土长的山西文学士族，又熟习历代典章世故，深知政权的运作机理，于是报有小农社会＂保民安本＂的思想．王同学能革新而不能行政，司马同学能行政而不能革新．两人如能合衷，庶几社稷福祉．说王同学是大商，并非说他生为商人，而是说他秉正期间，担任了全国最大商人的角色．
总的说，司马同学的行政方针乃是至关正确的，王同学也不能反驳．而王也指出，＂光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赤帜也。”司马同学的反动意义在于为无原则守旧分子作了旗帜和盾牌．
王同学的革新意愿虽好，却具体实践疏忽，对官场陋习认识不足．正如同司马同学的预料，成了贪暴的恶政．朝令夕改的革新确实挫伤了宋朝的元气．这倒不是地主阶级不理解王同学，乃是王同学不理解官僚世界．
但凡改革失败，都是脱离实际的结果．王安石和建国初期的经济革命者都有此缺憾．因此加以吹捧支持，也不足怪．

[ 本帖最后由 大内义虎 于 2007-10-20 13:38 编辑 ]

江城梅花引

司马光早年也希望革新，甚至还曾上书谈论相关事宜，但他与王安石的思想完全不同，王安石主开源，而司马光主节流，因此二人终究无法走到一起。其实抛开政治上的观念歧异不谈，王与司马还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前辈名臣看重的人才；他们受时人赞许都是由于道德文章（王安石没后，司马光谓介甫“道德文章颇有过于人者”，邓广铭先生以为贬抑，实则这是司马光能想到的最高赞誉之辞），而非政治能力；从传统思想上讲，他们都是君子而非小人；他们都曾任地方低级官员，但都几乎没有独当一面的时候，而且也都为时不长。这些共同点造成王安石和司马光能看出宋朝需要改革，但却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着手，因为他们缺乏对基层情况的认知，新法的创与废，都肇因于此。

大内义虎

节流保民乃是传统思想，只是在宋朝这个优待士大夫的国度，成了新鲜事，成了一提再提不能兑现的＂新政＂．司马光脑袋保守，但是并不脱离实际．只是起用的岁数实在大了些，没有施展拳脚．加上前头庆历的教训，他的保民路也走不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