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寄者宗渡

—太尉、大司马与太傅

魏明帝死后，司马懿与曹爽辅佐齐王曹芳继位，随即两人就展开了初次交锋，时间是景初三年二月丁丑：

“丁谧画策，使（曹）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曹爽传》）

“丁丑诏曰：“太尉体道正直，尽忠三世，南擒孟达，西破蜀虏，东灭公孙渊，功盖海内。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崇宠邓禹，所以优隆隽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

从《曹爽传》来看，司马懿被动的就任太傅，似乎处在了劣势，但是《齐王芳纪》中有表明司马懿“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他的军权没有受到丝毫削弱。另外，曹爽同样也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与司马懿共掌军权。

“（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于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晋书•宣帝纪》）

曹爽最初奏议的是以司马懿为大司马，《曹爽传》中曹爽“内欲令尚书奏事”、《宣帝纪》中“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都是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大司马的原因。但是“朝议以为前后大司马累薨于位，乃以帝为太傅”，所谓朝议，实际上还是掌机密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发挥了作用：

“於是帝使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为诏曰：‘昔吴汉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为大司马，名称于今。太尉体履正直，功盖海内，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今大将军荐太尉宜为大司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让，进德尚勋，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虽旦、奭之属，宗师吕望，念在引领以处其下，何以过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乐天知命，纤芥细疑，不足为忌，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佪，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爱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汉显宗以邓禹为太傅，皆所以优崇俊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为太傅。’”（裴注引《魏书》）

在西汉，“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后汉书•百官志》）。所以大司马是武官中在大将军之上的荣位，《晋书•职官志》：“汉制以冠大将军、骠骑、车骑之上，以代太尉之职，故恒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东汉以来，大司马常于太尉等同而不并置，到了曹魏，太尉成为定职，大司马与大将军就都在太尉、司徒、司空之上了。所以曹爽奏请将司马懿由太尉升作大司马，是由三司升到了三司之上，而且自汉以来大司马的位望略与大将军同，而在大将军之上，所以诏中称曹爽是“乃欲明贤良、辩等列、顺长少也”，但是诏书也特别指出“先帝本以前后欲更其位者辄不弥久，是以迟迟不施行耳”，自曹魏立国以来，曹仁、曹休、曹真等人都是被任为大司马后不久就病死，所以“大司马”这个词就成为曹魏中核心人士的禁忌，曹爽作为当事人曹真之子，对此应该最有体会，而不该轮到刘放、孙资来教育，所以刘放孙资在诏书中特别提示：“当顾柏人彭亡之文”，汉光武帝时，大将岑彭征蜀，在名为“彭亡”之地被公孙述派去的刺客暗杀， “彭亡”也成为要后人小心避讳的代名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曹爽的警告。最后，任命司马懿为太傅，则是一种真正的尊崇，太傅与太师、太保一样，作为自古以来的上公，常在三公之上，与三公的界限上下分明，曹魏立国以来，只有钟繇曾由太尉转升为太傅，相比大司马曾由曹仁、曹休、曹真等骨干将领担任而言，司马懿继钟繇之后就任“太傅”，也使得他被赋予了与钟繇一样的“一代伟人”的定义。从以上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放与孙资自明帝去世后，便与司马懿绑到了一起，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另一方面，无论是以上几处正文，还是正始十年司马懿剿灭曹爽以后的记载，都不见有司马懿再度加任“录尚书事”的记载，由此推测，司马懿“录尚书事”的特权并没有因转任太傅而被削除，只是太傅“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掌以善导，无常职”，作为尊老之官，就不好与自魏立国以来常置领政务的大将军抢先去录尚书事了，另一方面，司马懿对于曹爽此后的一系列举措与用人，大多都采取了被动旁观的态度。

数寄者宗渡

—“四聪八达”的选择

“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馀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咸有声名，进趣於时，明帝以其浮华，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三国志•曹爽传》）

由于魏文帝的“藩王不得辅政”，使的魏国武、文、明三代嫡亲子侄全部被摒除到中央政治舞台之外，自明帝时起，曹休、曹真这两家同族就成为曹氏亲族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代表，然而在魏明帝去世时的托孤权争夺中，曹休一系的曹肇又黯然出局，所以曹氏一门中还在活跃的亲族栋梁，只剩下曹真—曹爽这一支。在此形势下，曹爽已经难于在曹氏一族中寻找政治上的合作者，为此他不得不直接将自己的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曹训安排武卫将军，前代贵臣夏侯尚之子夏侯玄作为曹爽的“姑子”即表兄弟，不久也迁为中护军，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以上诸人，就是曹爽辅政之际，诸曹、夏侯在中央政治的主要参与者。

另一方面，从曹爽的亲信诸人中，也可以看出一定的问题：“乃以晏、飏、谧为尚书，晏典选举，轨司隶校尉，胜河南尹”，其中：

何晏南阳人，与秦朗一样，被曹操收养，但是“晏无所顾惮，服饰拟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何晏最初被文帝、明帝所闲置，他的任用，除了“曲合于曹爽”之外，和秦朗一样类似的曹氏养子出身，恐怕也占了一定的原因,另外，何晏又娶了曹操女金乡公主为妻。

李胜，南阳人，“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

邓飏，南阳人。“初，飏与李胜等为浮华友。”

毕轨，兖州东平人，“子尚公主，居处殷富。”“素与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见从之。”

丁谧，沛国人，“父斐，字文侯。初，斐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与曹爽为同乡，且“曹爽宿与相亲”。

另外还有一个早已显达的大司农桓范，也是沛国（郡）人，“（桓）范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后。于时曹爽辅政，以范乡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亲也。”

从以上诸人的籍贯、出身以及与曹爽相交往的经历来说，曹爽的这群亲信大多有着几个特性：与曹氏沾亲带故（何晏“假子”“尚公主”、毕轨“子尚公主”），曹氏之同乡（沛国丁谧、桓范），此外与曹爽相善也是他们共同被重用的原因之一，而且以上诸人全部都是中原士人。由此可以初步定义为，他们是一个以曹氏亲党为中心的中原士人集团。随着这个集团的行成，除此之外，他们中也有一些人如李胜、邓飏、丁谧，原来是归属于在魏明帝时期遭到贬抑的中原年轻士人集团“四聪八达”。

“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辈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裴注引《世语》）。

“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裴注引《魏略》）

魏明帝时的“四聪”、“八达”、“三豫”共十五人，互相标榜，其声势似于汉桓、灵时期的“三君”、“八俊”相似，所以遭到魏明帝的免官禁锢，几乎又是一次小规模的党锢之祸，但是魏国建祚时间不长，以上十五人多与重臣员勋有所牵连，而且魏国本身就是靠着经历党锢之祸的汝颍士族支持起家，故而对于这群浮华之士，多有宽贷，“以其所连引者多，故得原，禁锢数岁。”

除了列明“三豫”为刘放子刘熙、孙资子孙密、卫臻子卫烈，在所见的各处记载中，只提及“四聪”为（夏侯）玄（之）畴四人，“八达”为（诸葛）诞（之）辈八人。而隐去了其名字。可能盖有后来晋人为尊者讳的缘故。
“
“（何）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裴注引《魏氏春秋》）

“景皇帝讳（司马）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晋书•景帝纪》）

《魏氏春秋》中何晏以自己与夏侯玄、司马师并夸，《晋书•景帝纪》中记司马师少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所以“以（夏侯）玄畴为四聪”中的夏侯玄之畴四人，极有可能其三就是司马师、何晏、夏侯玄。

曹爽辅政之后，尽管魏明帝时代的名士中有何晏、邓飏、李胜、夏侯玄等人列为曹爽的亲信，但是原的的“四聪”、“八达”、“三豫”已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分裂，除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必然追随者之外，“三豫”中刘熙、孙密所代表的刘放、孙资也是司马懿的长期合作者，而另一“豫”卫烈之父卫臻，也拒绝与曹爽结成统一阵营。

“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父兹、、、太祖之初至陈留，兹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异之，数诣兹议大事。从讨董卓，战于荥阳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辄遣使祠焉。”（《三国志•卫臻传》）“太祖到陈留，始与兹相见，遂同盟，计兴武事。”（裴注引《先贤行状》）

《世语》：“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卫臻之父卫兹，乃是就是散尽家财助曹操起兵的“陈留孝廉卫兹”，陈留卫氏的历史资历，使得这个家族对于曹氏而言，与在沛郡的“乡里老宿”性质一致，在魏明帝期间，卫臻就以已经作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典选举，景初二年十一月，也就是明帝去世的前夕，卫臻由司空升任为司徒。

然则“曹爽辅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书令，及为弟求婚，皆不许。固乞逊位。”曹爽对卫臻这位与曹氏关系非比寻常的宿老主动寻求亲近，不仅欲引他“守尚书令”还“为弟求婚”，这些示好举动全都遭到了卫臻的排斥。

“尚书令，任总机衡。”（《宋书•百官志》）。应劭《汉官》：“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曹爽在安插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逐步蚕食尚书省的行政、人事权力后，还准备以卫臻以司徒守尚书令，将尚书省这个国家的中枢纳入到自己的掌握中。若要让卫臻守尚书令，则要排除掉当时在职的尚书令，而自魏明帝中期起担任尚书令的，乃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孚。

司马孚在被明帝任命为度支尚书后，“后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及大将军曹爽擅权，李胜、何晏、邓飏等乱政，孚不视庶事，但正身远害而已。”尽管何晏、邓飏、丁谧作为尚书参与到各种任务，但是尚书省的最尊人物尚书令仍是司马孚，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曹爽要安排卫臻去抢尚书令，卫臻自知这是要把自己摆到风口浪尖上，故而严辞拒绝，从此事上已可以看到司马懿在朝中无形的影响力，而卫臻拒绝与曹爽一族通婚，更是把自己与这位威风正盛的大将军划清了界线。从这个事例上可以看到，曹爽除了在曹氏一族中被孤立的同时，还被受到曹氏亲任的大臣们所孤立。

另一方面，司马懿虽然表面上对曹爽的揽权行为有所退让，，但暗地里，他对在政权中心占有重要分量的汝颍士族展开了更直接的拉拢：

“（荀彧）子恽，及彧卒，恽又与植善，而与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恽。恽早卒，子甝、霬（音翼）、、、霬官至中领军、、、霬妻，司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与亲善。”荀彧之子荀恽，在魏文帝之世受到了打压，但是司马懿仍然把女儿嫁给了荀彧之孙荀霬，显然他看到，作为汝颍士族的首要家族之一，颍川荀氏依然奇货可居。另外，《晋书》：宣帝辅政，见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对于荀彧的第六子荀顗，司马懿特加赏叹，进一步加深了两家的感情。

颍川四家中的陈群之陈氏，同样受到了司马氏的拉拢，对于陈群之子陈泰，“司马景王（司马师）、文王（司马昭）皆与泰亲友”（《三国志•陈泰传》）。陈氏与荀氏的姻亲关系、荀氏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成为三家共亲友的基础：陈群娶了荀彧之女为妻，荀霬身为司马懿的女婿，又是陈泰的表兄弟，荀顗则是陈泰的舅父，在此后的时代中，陈泰的立场受到了荀氏叔侄的带动，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服从者（注18）。

随着作为魏国重要支柱之一的汝颍士族逐一被纳入亲友阵营，司马懿不动声色的获得了几乎所有有力士人集团的支持，而曹爽虽然把持了部分尚书事务及中央兵权，但是却失去了有力士族的支撑，他的亲信势力仅由诸曹、夏侯的少数同族以及一些零星的中原士人组成。当他想要援引卫臻等重臣作为自己的助力时，却又遭到了抵制。在此背景下，曹爽转而通过以其它方式来带领自己的亲信集团立功、立威，不过他的挣扎，在司马懿与并州—河东士人集团共同用二十多年时间织成的一张内外多层大网面前，最终不仅是徒劳的，反而更加迅速的导致了自己的败亡。

数寄者宗渡

第七章：曹氏最后的栋梁（下）

—太尉蒋济与领军将军

曹魏齐王芳于景初三年继位，第二年改元为正始元年，此后九年中，太尉、司徒、司空如走马灯般的提升又故去，唯有太傅司马懿年过六十还强健不倒。从齐王芳继位到正始九年的三公补任如下表所示：

时间        太尉        司徒        司空
景初三年正月        司马懿        卫臻        崔林
景初三年三月        满宠（司马懿转太傅）        同上        同上
正始三年三月        蒋济（满宠薨）        同上        同上
正始五年十二月        同上        同上        崔林薨
正始六年二月        同上        同上        赵俨
正始六年六月        同上        同上        赵俨薨
正始六年八月        同上        同上        高柔
正始九年四月        同上        高柔（卫臻逊位）        ----
正始九年九月        同上        同上        王淩
嘉平元年正月        蒋济        高柔        王淩

司马懿由太尉转太傅后，继任太尉的是征东将军满宠，此前满宠作为曹休的继任者，在扬州数次击破乘胜而进的孙权\逼退陆逊，而且他又是自曹操领兖州以来的老臣，就资历与威望，足以当太尉之尊。在满宠死后，骤然越过司徒与司空、直接超升为太尉的蒋济，在《三国志》中与程昱、郭嘉、董昭、刘晔并为一传，以上诸人皆是以谋臣著称，其中董昭虽然建议曹操创立魏国，但到魏明帝太和年间才升为司徒，当时已经超过了八十岁。除董昭外，以上诸人位多不过九卿，唯有蒋济年位即轻，一直以来只见献策，不见立功，此人骤升为太尉，这是以上三公补任表中的一大疑点。

案之《三国志•蒋济传》：“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迁太尉。”再往前看，任领军将军之前，蒋济是由中护军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

关于“领军将军”的详细注解，可见于《宋书•百官志》：“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五校”即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在汉时分掌京师五处的宿卫营兵，另外中垒营主将为中垒校尉，武卫营主将为武卫将军，以上京师的七处营兵，全在领军将军的统领之下，换句话说，领军将军即汉魏以来京都的禁卫军总管。

“护军将军”的由来，是“魏初因置护军，主武官选，隶领军”。另外“魏、晋江右领（军）、护（军）各领营兵”。就此理解，魏时的护军虽然主持武官选拔，但还是隶属领军。而且，护军与领军各领有两个独立的营——护军营与领军营。另外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与中领军、中护军的区别是“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

所以“护军将军”虽然与“领军将军”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手中的实力却天差地别，护军虽掌武官选举，有一定的威势，但却只能直接指挥护军营一营之兵；领军却统领包括护军营在内所有的京师营兵，也就是谁成为领军将军，谁就掌握了京师的军权。

蒋济是在明帝去世，齐王芳继位时“徙为领军将军”，在看他之前的领军将军，则有“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前任领军将军，刚好是在明帝托孤之变中黯然下台的夏侯献。所以在齐王芳继位时，蒋济由护军将军骤升为领军将军，可以直接与当时政变的胜利者刘放、孙资、司马懿挂勾起来，刘放、孙资、司马懿取得托孤权之后，第一时间也必须任命最为亲信可靠的重臣掌握京城的军权。在看蒋济与司马懿的切合点，确实符合这一条件：

曹操在世时，“司马宣王及济说太祖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原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太祖如其言。”（《三国志•蒋济传》）

——或许从这一时刻起，两人就因智者所见略同而成为知已。

“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司马懿）与（蒋）济善，间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因戏曰：‘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遂相对欢笑。”（《三国志•夏侯玄传》后裴注引《魏略》）

——此条则直接表明司马懿与蒋济关系亲密，所以司马懿问起护军卖官求财之事时，蒋济无从否认，还能够相对诙谐的一笑了之。而纵观诸多魏臣中，能让司马懿这样释然欢笑的人，也只有蒋济一个。

满宠死后，蒋济由领军将军超升为太尉，却失去了对京师禁军的控制，从“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倪了：正始三年，曹爽一党借太尉满宠去世之机，将领军将军蒋济提为太尉，却把领军之位授给了曹爽之弟曹羲，一跃控制了京城的兵权，由于资历较轻，所以曹羲的正式官号是“中领军”而非“领军将军”。。这和曹爽当初奏请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大司马如出一辙——明升地位、暗夺实权。由于时机是在满宠去世之际，看起来十分自然；方式是由领军到太尉的超升，对当事人而言乃是莫大的荣誉，所以这似乎是一个让人找不到拒绝理由的任命。对此，刘放、孙资、司马懿、以及蒋济是否有过努力推拒已经不得而知，但事情的结果终是曹爽一方取得了主动，而此事的直接影响就是——司马懿集团在京城被翦去了羽翼，只能放手让曹爽为所欲为。

以上情况的侧面表现就是：正始二年，蒋济仍掌握京城兵权，“夏五月，吴将朱然等围襄阳之樊城，太傅司马宣王率众拒之。”正始三年蒋济失去禁卫军权，往后尽管对吴蜀战事频发，司马懿除在正始四年年底率军前往淮南屯田，时间为三个月，此后再没有参与任何军事形动，可以表明他已经被软禁在了京城，而且这个时间，一禁就是五年。

数寄者宗渡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

正始二年的朱然围樊城之役作为十年间司马懿的唯一一次出阵，几乎没有发生正面交锋，吴军就退却了。但是战后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三国志•张既传》后裴注引《魏略》：“（夏侯）儒字俊林，夏侯尚从弟。初为鄢陵侯彰骁骑司马，（宣王）〔囗囗〕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儒进屯邓塞，以兵少不敢进，但作鼓吹，设导从，去然六七里，翱翔而还，使修等遥见之，数数如是。月馀，及太傅到，乃俱进，然等走。时谓儒为怯，或以为晓以少疑众，得声救之宜。儒犹以此召还，为太仆。”

尽管上段引文中有脱字，但中后面发生的事件不难判断：正始二年朱然围樊城时，作为荆州、豫州方面军团长的是夏侯尚从弟夏侯儒，不过夏侯儒却因逡巡不进，战后“犹以此召还，为太仆”。招他回去的，自然不会是包括从子夏侯玄在内的曹爽一党。

相较于征南将军夏侯儒(感谢梅花的校正)的怯弱不进，他的部下、荆州刺史胡质则是：“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战后，有功的胡质虽然得到了提升，但却是：“迁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而继夏侯儒之后，都督荆、豫两州的则另有其人：

“正始中，（王昶）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魏书•王昶传》）。王昶的征南将军、都督荆豫军事的任期，从此时起，一直延续到了司马家的下一个世代。

以上人事运作的结果，就是诸曹、夏侯系出身的夏侯儒在一场没有失败的战事后，丢掉了荆豫方面军团长的位置，而司马懿之并州党集团的王昶未立战功，却取代夏侯儒，控制了魏国南方地区的军权。而被新任命都督青、徐两州的胡质，是蒋济的寿春同乡，同时得到也是蒋济的提携才进入曹魏集团（注19）。

正始二年樊城之役后，到蒋济失去禁卫军权之前，曹魏几个主要战区的都督（军团长）及部下刺史如下表所示：

军团、职责 都督 下属州 刺史
都督荆、豫诸军事 王昶 荆州
豫州
都督扬州诸军事 王淩 扬州 诸葛诞
都督青、徐诸军事 胡质 青州
徐州
都督雍、凉诸军事 赵俨 雍州 郭淮
凉州

都督河北诸军事 吕昭（明帝末）
或
程喜（嘉平元年前） 幽州 毋丘俭
并州 田豫
冀州 孙礼

除王昶与胡质是在樊城之役后得到任命以外，都督扬州的王淩与都督雍凉的赵俨，都是齐王曹芳继位后不久就被任命为都督一方的军团长：

王淩，“正始初，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赵俨，“齐王即位，以俨监雍、凉诸军事，假节，转征蜀将军，又迁征西将军，都督雍、凉。”

赵俨并非司马懿的嫡系，但作为“辛陈杜赵”之一，是被安排为代替司马懿镇抚关中的重臣；而王淩作为并州当的重要人物，在曹芳即位之际即被任命都督扬州，可以是作是司马懿—孙资夺去托孤权之际的胜果之延续，加上正始二年后并州党的王昶及与蒋济渊缘深厚的胡质各自取得都督一方的地位，以上三人的连续重用表明，从曹芳继位起到正始二年这三年里，司马懿与孙资集团成功在中央把持着主导权，蒋济对禁军的控制，就是这份主导权的后盾。不过司马懿集团在三年内陆续任命三个嫡系人物为拥兵一方的都督（军团长），足以让以守护曹魏皇权为立身基础的曹爽集团产生恐慌，或许这就是他们在正始三年策划夺取蒋济手中禁军兵权的直接原因。

在辽东公孙渊被平定的情况下，河北成了魏国的大后方，只有在前方对吴蜀作战立功，才能帮助曹爽一党提升威望、扩大兵权，从而获得全面压制司马懿的实力，但是在荆豫、扬州、青徐三个方向都被安排给了司马懿的嫡系，他们手中的兵权不可能说夺就夺，曹爽集团对地方军权垂涎而不可得之余，关中都督赵俨的称疾告老，终于给了他们见缝插针的机会：

正始四年，“（赵俨）老疾求还，征为骠骑将军。”（《三国志•赵俨传》）

赵俨告老是在正始四年， “（正始）五年春二月，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而且在此之前，几乎是与赵俨告老还乡的同时，曹爽一系就立刻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所以不久之后曹爽征蜀时，夏侯玄以关中都督成为曹爽的副将。另外，还有夏侯霸“代夏侯儒为征蜀护军，统属征西。”。“时征西将军夏侯玄，於霸为从子，而玄於曹爽为外弟。”“（夏侯）霸，正始中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进封博昌亭侯，素为曹爽所厚。”此次征蜀的重要将领，全是诸曹、夏侯一族。

关于曹爽征蜀的目的，是“（邓）飏等欲令（曹）爽立威名於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对此，司马懿“止之不能禁”，他自然是不希望曹氏亲党通过这场战争重新立下威名的。另一方面，曹爽为了安抚司马懿，也作出了一定的补偿：

《魏略》：“（夏侯）既迁，司马景王（司马师）代为护军。”《晋书•景帝纪》：“（司马师）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领有护军营一营之兵，主持武官选举的中护军之职，在夏侯玄就任征西将军之际，被转授给了司马师，使得司马方获得了少量的禁卫军权，所以司马懿在得到一定甜头之后，对于征蜀之役的兴起也不可能展开全力反对。

正始五年征蜀之役，在蜀国方面较客观的记载了当时的形势：

“（蜀汉延熙）七年春，魏大将军曹爽率步骑十馀万向汉川，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三国志•蜀书•王平传》）

王平以不到三万人应对十万魏军，成功抢先据险，随后费祎的主力从成都赶到，使得蜀方立于不败之地。当时魏军“前锋已在骆谷”，却被王平抢去了先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开春的二月直到五月的梅雨季节，曹爽的近十万人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困在骆谷，眼睁睁的看着费祎的主力从成都、从涪赶至汉中，最终完全失去了胜机，不得不悻悻撤退。在这个过程中王平率军据险是蜀方的胜利因素之一；相应的 “前锋已在骆谷。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能让蜀国诸将大惊，表明魏军抢得了相当大的先机，但是随后在与王平抢占险地的竞争中失败，使得这分先机被失去，直接导致十万大军被停滞于骆谷之内，在三个月内又无法突破王平的防线，就以上问题，魏军的先锋进军不力、作战不力应该负主要责任。

“五年，夏侯玄伐蜀，（郭）淮督诸军为前锋。”（《三国志•魏书•郭淮传》）

郭淮作为前锋，进军不力，是由于王平抢险的形势被动造成，还是郭淮的主动意愿造成，已经无从考证，以上只是列出事实，表明当时的情况。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魏方的情况是“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另一方面，王平依久不可突破，而费祎的主力正在赶来。身在洛阳的司马懿对于以上形势了如指掌：

裴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宣王谓夏侯玄曰：‘春秋责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惧，言於爽，引军退。”

司马懿直接陈述意见的对象是夏侯玄，因为司马师的第一任妻子是夏侯尚之女，也就是夏侯玄的姐妹，在夏侯氏被司马父子毒杀的事实没有显露于世的情况下，夏侯玄与司马家还算是有着姻亲为纽带的通家之谊（注20），在《三国志•夏侯玄传》中，也多见夏侯玄与司马懿有书信往来的记载。司马懿将自己的形势分析告诉夏侯玄，只是私人间的书信言遇往来，却导致“玄惧，言於爽，引军退”，在曹爽退兵之际，背后的怂恿者司马懿却不需要负担任何正面责任。

最初进军时萎靡不振的魏军先锋郭淮，在退军之际似乎变得生龙活虎：“淮度势不利，辄拔军出，故不大败。”尽管郭淮迅速撤退，但他也不可能擅自退兵，应该是受到了曹爽的退兵命令才行动。而在退兵过程中，“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在这场“争险苦战”中，郭淮所部可能相当的活跃，所以曹爽退出骆谷之后，“还假淮节”，在一场败战之后，郭淮还得到了一定的提拔。向前时进军不利，后退时却英勇奋战，郭淮前后的表现在此看来似乎有点过于矛盾。

而许多年后的嘉平二年，司马懿诛灭曹爽之后大分赃时，还不忘给远在关中的郭淮送上一笔报酬：“诏曰：‘昔汉川之役，几至倾覆。淮临危济难，功书王府、、、今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此时所赏 “汉川之役、、淮临危济难”之功，赏的是郭淮最开始的顿兵不进，还是后来撤退时的奋勇掩护，已经无从计较了。

作为前锋进军不利的郭淮，成为战后的功臣，而主持这场征蜀之役的曹爽，威望却受到大大的挫损，成为这场远征中唯一的失败者。

[ 本帖最后由 鹫山宗渡 于 2010-8-3 20:28 编辑 ]

数寄者宗渡

—步步施压与以退为进

和司马懿的背后怂恿相反，在曹爽征蜀之际，亦不乏正面直谏者：

“正始中，（钟毓）为散骑（侍郎）〔常侍〕。大将军曹爽盛夏兴军伐蜀，蜀拒守，军不得进。爽方欲增兵，毓与书曰：‘窃以为庙胜之策，不临矢石；王者之兵，有征无战。诚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纳原寇，不必纵吴汉于江关，骋韩信於井陉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盖自古之政。惟公侯详之！’爽无功而还。”（《三国志•钟毓传》）

这位正面给曹爽泼冷水的钟毓，是钟繇的长子、也即钟会的兄长。此后不久，他便以“失爽意，徙侍中，出为魏郡太守”。

曹爽的打击异己行为，并不限于司马懿的并州—河东—河内集团，而是在魏国中央泛滥成灾，另一方面，对于许多遭到曹爽贬斥的名士、俊秀，司马懿都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笼络：

“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傅嘏受到何晏挟嫌报复免官之后，“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请（傅嘏）为从事中郎。”

“明帝临崩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宜得良佐，於床下受遗诏，拜（孙）礼大将军长史，加散骑常侍。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以为扬州刺史、、、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后来孙礼在平原与清河争界的裁断中顶撞曹爽，“爽见礼奏，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在家期年，众人多以为言，除城门校尉、、乃以礼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司马宣王，有忿色而无言、、礼曰：‘、、、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孙礼以“礼亮直不挠，爽弗便也”从而多次受到曹爽的打压，每逢这个时候，司马懿都对他进行笼络安抚。使得这位由魏明帝亲自任命给曹爽的长史，逐渐加入司马懿镇营，与司马懿一起“忍不可忍”之事。孙礼在就任曹爽的僚属之前，已经历任阳平太守、尚书，有着相当的仕宦经历，所以也有了对曹爽“亮直不挠”的底气。曹爽在赶走这类僚属之后，他的大将军府中之剩下两类人，要么是事事都迎合他的亲信，要么是刚刚步入仕途不久的年轻士人：

裴秀，河东闻喜人，裴潜之子，“度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爽乃辟（裴秀）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晋书•裴秀传》）

王浑，“字玄冲，太原晋阳人也。父昶，魏司空。浑沈雅有器量。袭父爵京陵侯，辟大将军曹爽掾。”（《晋书•裴秀传》）

王沈，“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好书，善属文。大将军曹爽辟为掾，累迁中书门下侍郎。”（《晋书•裴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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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都是并州—河东士人中骨干人物的子弟，从引文来看曹爽辟他们为掾的时间，都是这些士人刚进入仕途之际，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曹爽似乎是自认为司马懿故去之后，朝政终将集于自己一身，所以对并州—河东乃至司马懿亲族集团中的第二代人物展开了辟命拉拢。关于这些年轻士人们被征辟时的心态，有两个人的对话足以显示其一斑：

“（羊祜）与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劝就征，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及爽败，沈以故吏免，因谓祜曰：‘常识卿前语。’”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沈是在初涉世事不深的情况下受到辟命，带着对仕途的憧憬欣然就征为曹爽的大将军掾属，曹爽事败后受到连带免官才追悔莫及。

在这里，与王沈“俱被曹爽辟”的羊祜，为“泰山南城人”、“（晋）景献皇后同产弟”，也就是后来被追为晋景帝的司马师之妻弟。由于羊祜十二岁丧父，足以使得加深他对姻亲一族司马氏的依靠，因而算得上是司马氏集团中第二辈的子侄系人物，由于司马懿与王昶的密切关系，所以羊祜与王昶之侄王沈相善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连羊祜都受到曹爽的辟命，足以表明曹爽的拉拢策略已经在并州—河东以及司马懿之亲党集团内全面展开，在无法搬动以司马懿为首的第一代并州—河东—河内士人首领的情况下，曹爽选择了从他们的第二代子侄辈入手，以辟命的方式建立对未来并州—河东—河内士族的领导权，是十分高明的策略。而不管朝中内外的支持者有多少，如果以时间为筹码，面对年轻的曹爽，已经渐达到七十岁的司马懿，几乎注定是失败者。为了改变着个游戏规则，也为了继续保持司马家作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领导者的地位，司马懿最终选择了以退为进、再放手一搏。

“（正始）八年夏四月，夫人张氏薨。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司马懿）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晋书•宣帝纪》）

“（正始）九年春二月，卫将军中书令孙资，癸巳，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三国志•魏书•少帝纪》）

裴注引《资别传》：“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资叹曰‘吾累世蒙宠，加以豫闻属讬，今纵不能匡弼时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禄邪？’遂固称疾。”

作为领导者的司马懿全面退出政务，身为协助者的刘放、孙资也只好全面撤退，以他们的影响力，已无法在中央独力阻挡曹爽的锋芒。另一方面，孙刘二人如果继续共掌机密，只会让曹爽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戒和对抗心，反而不利于司马懿行事。

正始“九年冬，李胜出为荆州刺史”，曹爽在安排亲信蚕食地方兵权的同时，还公然让李胜到司马懿面前去炫耀，“宣王（司马懿）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回去之后李胜又“更向爽等垂泪云：‘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至此曹爽一党足以对司马懿的命不久矣信已为真。相应的也失去了最基本的警戒心。

数寄者宗渡

—司马门之变

司马门，即汉时皇宫的外门。裴駰《史记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

魏正嘉平元年（公元249）正月甲午日，曹爽一族护卫齐王芳前去祭拜，这正好是魏明帝去世的第十年。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司马懿父子已经做了长期的准备：

“宣帝（司马懿）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司马师）潜画，文帝（司马昭）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司马师）寝如常，而文帝（司马昭）不能安席。”

曹爽一行出城后的当天早晨，司马懿父子会兵于司马门外，当时他们直接控制的兵力包括：

——“及齐王即帝位，（司马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在司马懿的太傅府中，与曹爽的大将军府一样，有府兵三千人。
——“时景帝（司马师）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晋书•景帝纪》）。在司马门下，本来就有司马师的护军营兵若干。
——“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晋书•景帝纪》）。长年以来司马师在洛阳内外，阴蓄了三千死士。

以上总兵力超过了六千人。

另外，与司马懿父子一同出阵的自然少不了司马懿的兄弟司马孚，好友太尉蒋济，随后司马懿与“太尉臣济、尚书令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

“正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晋书•宣帝纪》

“奏使郭太后出居别宫、、皆（丁）谧之计。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裴注引《魏略》）

永宁宫的郭太后，在明帝病重时才被立为皇后，齐王芳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最初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之际，“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但是曹爽采纳丁谧之计将郭太后迁居到永宁宫，加强了对朝政的专擅，这也是导致司马懿旁落的原因之一。相应的郭太后对曹爽集团也决不会抱有好感，所以司马懿聚兵于司马门之后，率先向郭太后请示讨伐曹爽的诏令，几乎有十足的把握得到许可。郭太后在与司马懿、蒋济、司马孚等人商议后，一面令司马懿三人“如奏施行”，另一面作出了两个任命：

“于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

在高柔前去占据曹爽军营时，司马懿对他言道：“君为周勃矣。”高柔作为中立派的人物，在这种事发突表的情况下，突然受到任命，一时间未必能明定双方的是非，或许是出于这个缘故，司马懿才以西汉时的周勃没收吕氏之兵的典故作为正面例子，向高柔强调占据曹爽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曹爽府中虽然只有三千配兵，但却集中了曹爽一系的主要亲信，若以蒋济、司马孚等司马集团中的亲信人物前去收兵，未必能让曹爽府兵心服，反而还会使得司马懿的这些亲信置身险地，所以以中立的重臣高柔前去曹爽府，既有利于让曹爽的府兵信服，另一方面，高柔就算收服府兵不成，他的死活也无关司马氏集团痛痒。在此情况下，“君为周勃矣”也是司马懿为高柔在打气，让他涌起化身为当代周勃的豪情而忽视此行的风险。

然而，曹爽府中的将领看到司马氏准备充分、全力而发的势头，本身已经产生了动摇： “初，宣王勒兵从阙下趋武库，当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后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过去。”（裴注引《世语》）。曹爽的夫人既没有主见，府中的帐下督门也首鼠两端，连直接取司马懿性命的机会都错过了，等到司马懿进一步掌握主动，派遣高柔前来收兵时，也只有束手服从而已。

和中立系的大臣高柔相比，郭太后派去“行中领军，摄羲营”统领全部禁军的王观，则既是司马懿部下的故吏出身，又与曹爽有着宿怨：

“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也、、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请观为从事中郎，迁为尚书，出为河南尹，徙少府。”

“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王）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以上皆出自《三国志•王观传》）

既有中护军司马师的领兵协助在前，又有郭太后的诏令在后，加之王观以身为九卿的身份统军，足以使得因为曹爽兄弟全部出城而群龙无首的京城禁军，再一次被纳入到司马氏集团的掌握之中。

司马懿与蒋济一行掌握了京城的兵权之后，屯兵于洛水北岸的浮桥附近。曹爽一行前往的高平陵，位于洛阳南方洛水以南九十里。

司马懿向曹爽发起的正面攻击，只是一封直呈给曹爽身边皇帝的奏折，此奏先是数落了曹爽兄弟诸多罪行，但只要求：“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这封奏折名为呈给皇帝，但必然会由曹爽先查阅，所以司马懿在其中故意提示对曹爽的惩罚，只是像先前的曹肇、夏侯献、秦朗一样，免官“以侯就第”。

“以侯就第”的许诺，让恐慌过后的曹爽兄弟已经失去了决死一战的勇气，除了身边的智囊桓范提醒曹氏兄弟：“当今日，卿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外，曹爽身边其它人却是应者寥寥。在皇帝身边，有“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不管陈泰等人事前是否有参与司马懿，但此时他们已起到了内应的作用。在内部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曹爽更加失去战意，于是“遣（许）允、（陈）泰诣宣王，归罪请死”。

相应的，司马懿“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让曹爽放宽心，而蒋济又写信给曹爽，阐明司马懿保证其活命的宗旨，蒋济也连带以自己的人格作了保证：“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然则曹爽兄弟罢兵回府后，司马懿“於是收（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皆伏诛，夷三族。”曹氏亲族中最后的活跃者，及其仅有的一群沛国宿老和中坚士族全部被清除干净，至此司马氏集团已成为魏国真正的主宰者。

另外，司马懿也将事后的重惩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被曹爽辟为大将军掾的并州、河东士族子弟虽然多随例免官，但不久马上又得到任用，仕途几乎未受打击：

裴秀，“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

王沈，“及爽诛，以故吏免。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

王济，“爽诛，随例免。起为怀令，参文帝（司马昭）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在外部，司马懿征召夏侯玄还京，不过对于这个一直保持着来往的“通家子”，司马懿没有舍下情面下毒手，只是将夏侯玄转为大鸿胪。在关中，并州党的郭淮正式被提拔为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而右将军领征蜀护军夏侯霸，“闻曹爽被诛而（夏侯）玄又徵，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

这场对决中，刘放、孙资等人告老，郭淮、王昶、王淩等人外任，并州党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无法为司马懿提供直接协助，而他们第二辈的子侄人物多被曹爽辟命，也说明司马懿在退让期间，对并州—河东党的控制力有所削弱。在此形势下，司马懿冒着相当大的危险，可以说是赌上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最终将形势一举扳回，随后，他又开始重新加强对并州党的控制。

真田豪

汗死了，阿渡不是玩真的吧，老妖可是要下克上的啊~~~

PS：好文啊，怎么还不加精？

数寄者宗渡

第八章：日落前的对决

—当今无双推王淩

嘉平元年正月曹爽诛灭，三个月之后，司马懿集团的重要功臣、太尉蒋济病死，据说蒋济的死因是：“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蒋）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诛灭。济病其言之失信，发病卒。”因为司马懿的狠辣使得自己言而无信，所以蒋济羞愧而死，但是蒋济对司马懿的狠辣已是早有所知，而且失言的并不止这一回，足以称他是司马懿集团中难得的老实人：

“广（王淩之子王广）字公渊。弟飞枭、金虎，并才武过人。太傅（司马懿）尝从容问蒋济，济曰：‘（王）淩文武俱赡，当今无双。广等志力，有美于父耳。’退而悔之，告所亲曰：‘吾此言，灭人门宗矣。”（裴注引《魏氏春秋》）

蒋济为扬州出身的楚国平阿人，王淩坐镇扬州二十多年，故两人有所相知也不足为怪，这里老实人蒋济对王淩父子赞不绝后，自然也是因为他们交情非浅，但这些赞语听在“猜忌多权变”的司马懿心里，则又是一番滋味了。

蒋济去世之后，作为并州—河东集团重要人物的王淩由司空依次递升为太尉。身位三公之首太尉，担任一方军事重镇二十多年，三个儿子又并皆“才武过人”，这与司马懿当年以太尉都督雍凉诸军事时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而且王淩对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的影响力，完全不在司马懿之下，甚至可以说超过了刚刚重掌中央政权的司马懿：

王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

王淩妹夫郭淮，以“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之弟郭配，又与两家年轻的河东士人结为姻亲：“裴秀、贾充皆（郭）配女婿。

从小“兄事王淩”的王昶，在在世的并州党中资历仅次于王淩，已经是“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

作为李胜的代替者，新任荆州刺史王基，为王淩在青州时的别驾，一直被王淩视为亲信：“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

虽然同为并州—河东—河内集团，但相比以威信加友谊产生影响力的司马懿，王淩对并州—河东士人影响力则以姻亲加上同乡友谊的形式来体现，比司马懿来得更为亲密，而且王淩虽位望不及司马懿，但是其资历比司马懿更老，在并州—河内—河东集团中，他是与当年的司马朗、贾逵同辈相友的元老级人物。所以在蒋济对王淩家族做出一番惊人的评价之后，司马懿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长年以来的战友兼兄辈：在曹氏集团中的有力亲党全被翦灭的情况下，王淩家族是可以唯一撼动司马家掌权基础的士族，无论现时实力、影响力、威信、以及未来人才潜力，全部一一具备。

王淩与司马懿的陌路，始于他的外甥令狐愚：“正始中，为曹爽长史，后出为兗州刺史。”司马懿大诛曹爽等八家，足以使得身为曹爽故吏、又在外统兵的令狐愚有所不安。所以“（王）淩、（令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

这个计划的合理性在于，当时司马懿只控制了京城洛阳地区军权。若王淩是废立计划的主导者，则可以启动扬州（王淩部）、兖州（令狐愚部）、荆豫（王昶部）、关中（郭淮部）之兵，几乎足以将洛阳全面包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事实上，此次计划的直接主导者似乎是令狐愚：“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而王淩的表现只是“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王）广。（王）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而且就王淩咨询王广之事，后事还存有疑问：

《汉晋春秋》：“淩、愚谋，以帝幼制於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从。”

裴松之对此道：“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於昔，疑悉（习）凿齿所自造者也。”裴松之怀疑上段对话是习凿齿所捏造，加上并无王淩动员其它亲友起兵的记载，那么王淩对废立计划的参与程度，也就值得商榷了。而且这个计划，不久便以令狐愚的病死而胎死腹中。

[ 本帖最后由 鹫山宗渡 于 2010-8-2 21:35 编辑 ]

数寄者宗渡

—旧友终焉

“（嘉平）三年春，吴贼塞涂水。淩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三国志•王淩传》）

关于嘉平三年（公元251）吴军“塞涂水”的动向，在《三国志•孙权传》中有详述：（赤乌）十三年（公年250）十一月，“（孙权）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胡三省：“涂水即堂邑涂塘。”“堂邑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魏吴在两界之间为弃地。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吴主老矣，良将多死，为自保之规摹而已。”赵一清《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合县春秋时楚之棠邑，三国时为吴魏分界处，有瓦梁垒在县西五十五里，亦曰瓦梁堰即涂塘也，堰上有瓦梁城即孙权屯兵处。”

案之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堂邑以及涂塘位于长江北岸，皆在吴都建业的正北方向不远，与魏国的扬州、徐州交界处相近。吴国以十万之兵聚于此地筑堰，一旦成功将对魏国今后的平吴方略产生直接阻碍，但是王淩“表求讨贼；诏报不听。”

王淩请求出兵的时间，在《三国志》中为“三年春”，在《晋书•宣帝纪》中则明确提及：“三年春正月，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请发兵以讨之。”此时在魏吴西线交界的荆州地区，还有一场战役：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十二月，魏大将王昶围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三国志•孙权传》）

“（嘉平）三年公元（251）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攻吴，破之，降者数千口。“（《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由以上两条来看，这场荆州战役发生的时间，是在公元250年12月到251年1月之间，与王淩“表求讨贼“的时间一致，司马懿“诏报不听”，极有可能是害怕荆州的王昶、王基与扬州的王淩共同起兵指向洛阳。在此之前，他大概已对令狐愚的废立计划有所察知，从而产生了对王淩的警惕：

就令狐愚的病逝时间，有“其（嘉平）元年十一月，愚复遣（张）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可见是在嘉平元年十一月之后不久。此外，《魏略》又有：“（山阳单固）与兼治中从事杨康并为愚腹心。后愚与王凌通谋，（杨）康、（单）固皆知其计。会愚病，（杨）康应司徒召诣洛阳，（单）固亦以疾解禄。（杨）康在京师露其事。”兖州治中从事杨康是在令狐愚病重期间（嘉平元年十一月之前前往洛阳，他在京师发露其事的时间，应该也距此不久，且在令狐愚病死之后、嘉平三年王淩事发之前，几乎可以判定是在嘉平二年之际。从杨康揭露令狐愚的废立计划起，司马懿自然就对王淩产生了猜忌之心。

作为王淩来说，在十万吴军列于州境之际，他欲“因此而发”举兵杀奔洛阳，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晋书》中“王淩诈言吴人塞涂水”极有可能是借对王淩的污蔑来掩示司马懿过分的猜忌，并给司马懿随后的举动制造正当理由。而且王淩随后的举动直接给司马懿提供了讨伐他的借口：

“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

王淩前年曾参与过令狐愚的密议，一直以来大概已经有所不安，此番出于正当原因“表求讨贼”，司马懿又予以拒绝，足以进一步让王淩自疑。在司马懿以静制动的策略下，王淩惶惶不安，在焦灼的情绪干扰下再次将已经搁置数年的废立提议拾起。不过他也是老来昏愦，最先寻找的合作对象竟是兖州刺史黄华。

司马懿消灭曹爽之后，任命的兖州刺史，定然是自己信得过的人物，而且若令狐愚的计划先以发觉，他不可能不加强在兖州的提防。这位黄华的履历大致为：“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苏则讨进，斩之。华降。华后为兖州刺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华作为叛党出身，在被饶恕后，为官自然会比一般士人更加倍的小心谨慎，而且他也非并州—河东士族出身，而是偏远的凉州酒泉人，身处于中原地区为官，自是不容易交朋结党。王淩找他合作，等于是自动踏进了司马懿已经设好的罗网。

尽管已经有王淩的把柄在手，但是司马懿仍然没有急于发作，“四月甲申，以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壬辰，大赦。”王昶在正月大破吴军，直到三个月后才进封征南大将军，“封京陵侯”，可能这三个月是司马懿对他的观察期，在初步判断王昶没有与王淩共同行动的迹象后，司马懿才授给他应得的嘉奖，同时又颁行大赦，以收拢人心，进一步让王淩孤立。

尽管作了以上准备，司马懿对于王昶、郭淮等其它并州党的倒向仍没有十足的把握，随后只出动了京城的中军，“泛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在沿颍水快速突向扬州之际，司马懿又采取了与对付曹爽时类似的手段：“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王）广东，使为书喻凌”，以大军威压、借诏书劝降兼示活路、挟王广为人质，三招全都直指王淩的心肺。

另一方面，“淩计无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缚水次”（《晋书•宣帝纪》）。“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三国志•王淩传》）

“武丘”即“丘头”，案之谭氏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位于豫州汝南郡的北境、且在颍水之畔，不在王淩的扬州范围内。王淩离开扬州又穿过大半个汝南前去向司马懿请罪，足以表明自己无谋反之心的诚意。然则事已至此，司马懿的杀心已不可收回，但从他们随后的对话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此前的交情之深厚：

“太傅使人解其缚。凌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凌知见外，乃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太傅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裴注引《魏略》）

“（王）淩既蒙赦，加怙旧好，不复自疑”、“（王）淩知见外”及“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都表明王淩此前与司马懿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对于突袭王淩的行为，司马懿尽管心中或有得意，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对王淩的愧疚：“我宁负卿，不负国家”。

对于这位旧交，司马懿也没有当面凌辱或加以刑讯，而是“遣主簿解缚反服，见淩，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表面上还待王淩以现任太尉之礼，但是“（王淩）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由此王淩知道自己已经死在难逃，最后在西行至项县时饮药自杀。

不久司马懿进据扬州的首府寿春，“乃穷治其事。（楚王）彪赐死，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但是这一次的诛连，在并州党内的范围也是有所控制的：

“（郭）淮妻，王凌之妹。凌诛，妹当从坐，御史往收。督将及羌、胡渠帅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数千骑，数日而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无五子，亦无淮也。今辄追还，若於法未通，当受罪於主者，觐展在近。’书至，宣王亦宥之。”（《三国志•郭淮传》后裴注引《世语》）

对于并州党中的栋梁人物郭淮，司马懿也没有穷究到底，反正王淩之死已对所有的并州—河东士人起到了威慑作用。

不过生者有惧，死者无从，干宝《晋纪》：“（王）凌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王）凌、（贾）逵为疠，甚恶之，遂薨。”

司马懿给司马家与并州—河东党蒙上的这层阴霾，最终也把自己裹进了死亡的阴影里。

数寄者宗渡

—三国统一的晨曦

在司马家后来的关键时刻，河东士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魏高贵乡公好学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数于东堂讲宴属文，号沈为文籍先生，秀为儒林丈人。及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晋书•王沈传》），尽管高贵乡公对王沈倍加笼络，但在他要讨伐司马昭的关键时刻，王沈身为并州党核心成员王昶之侄，还是选择了立刻向司马氏告密。

魏甘露五年五月，“高贵乡公之攻相（司马昭）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成）济于是抽戈犯跸。”（《晋书•贾充传》）。贾充为平阳（河东）襄陵人，贾逵之子。贾充的胆敢命人公然弑君，绝非偶然，只有与司马氏“共兴衰”士族集团，才敢冒这种天下之大不违，为司马家的存亡梃而走险。

“邓艾、钟会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给兵千人。蜀既平，艾辄承制封拜、、、会遣瓘先收艾。会以瓘兵少，欲令艾杀瓘，因加艾罪、、平旦开门，瓘乘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执、、、会逼瓘定议，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及暮，门闭，瓘作檄宣告诸军。诸军并已唱义，陵旦共攻会。会率左右距战，诸将击败之，唯帐下数百人随会绕殿而走，尽杀之。瓘于是部分诸将，群情肃然。”（《晋书•卫瓘传》）。灭蜀之后剿杀钟会、邓艾的监军卫瓘，为河东安邑人，魏国尚书卫觊之子。邓艾为司马懿亲自拔擢的名将、钟会是司马师、司马昭两代掌机密的亲信，而持节监督他们的卫瓘，足以堪称是司马家亲信中的亲信。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十二月，司马炎受禅为晋武帝，改元泰始，同时大封外姓功臣：“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巨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

十一人中，石苞、陈骞为司马昭亲信，荀勖、荀顗为晋室姻亲，郑冲、王祥、何曾为魏国遗老，贾充、裴秀、王沈、卫瓘四位并州党占去了余下的四席。

晋武帝太康五年灭吴之役，“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平吴之后，杜预、王濬等名将至多封侯，唯有王昶之子安东将军王浑“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平吴之役，王濬功最高，终为“（王）浑父子及豪强所抑”。

贾充之女，即为晋惠帝皇后贾南风，郭淮的太原郭氏，则是贾皇后的母家，“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贾后从舅也。与贾充素相亲遇，充妻待彰若同生。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封冠军县侯。及贾后专朝，彰豫参权势，物情归附，宾客盈门。世人称为‘贾郭’。”（《晋书•郭彰传》）

在魏末晋初的历史浪潮中，并州—河东士族集团由汉魏间一个不入流的士人集团，最终演变成为凌驾于其它士人之上的“豪强集团”，究其发展历程，在曹操篡汉前打压士族集团之际因为过于弱小而遭到忽视，在魏文、明两代与司马懿相伴、因军功崛起把持地方军权，在司马懿对曹氏亲党集团的第一次对决中充当了最重要的合作者，遂使得并州—河东士族集团成为曹魏中期以后实力最雄厚、又与司马氏渊源深厚的“共兴衰”士人集团。司马懿对其中异枝王凌一族的翦除，加强了并州—河东集团对摄政者司马父子的忠实度，而在后来魏晋嬗代的过程中，并州—河东士人集团继续凭借着两辈人积累的实力、以及与司马家主从关系的先发性，作为司马氏的重要亲信在弑魏、灭蜀、平吴等重大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成为西晋开国以后北方士族中的顶级阶层。从并州—河东士族与司马懿共同前进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略窥士族政治在三国时代天下分合中的真实作用。

数寄者宗渡

注1：《三国志•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涿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

注2：裴注引《世语》：“（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注3：《三国志•毛玠传》：“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时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注4：周天游《后汉纪校注》：李贤（唐高宗太子）曰：“邑字文都，北地泾阳人，镇北將军，见同岁名。”惠栋（清人）曰 ：“ 刘宽碑阴门生名有‘离石长北地泥阳王邑文都’。”《三国志•武帝纪》：“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少者待年于国。”裴注引《献帝起居注》：“使使持节行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赍璧、帛、玄纁、绢五万匹之邺纳聘。”这里的“太常大司农安阳亭侯王邑”与“河东太守镇北将军安阳亭侯王邑”应为同一人。

注5：汉安帝生父清河孝王刘庆，原为章帝太子，被废为清河王。安帝继位后，：“乃告祠高庙，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之清河，追上遵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卫，比章陵。”（《后汉书•清和王列传》）清河郡治所清河县始改为甘陵县，而清河郡则在桓帝时由梁冀之故改为甘陵郡。

注6：虽然被诛的董承为董贵人之父，但是董承出身却是董卓旗下牛辅的部曲，是跟随董卓进京的凉州兵之一员。后以女儿为贵人发迹，在李催、郭汜之乱中，因协助献帝出京而得在许都封侯。

注7：郗虑迎合曹操构陷孔融事，不只一次，而为两次，见诸《汉书•孔融传》：“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一年后孔融复拜太中大夫，“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又有曹操的丞相军谋祭酒路粹直接奏融大逆不道，遂成孔融之诛。郗虑与华歆一起收废伏皇后事，见诸《汉书•伏皇后纪》：“‘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

注8：裴注引《续汉书》：“（郗）虑字鸿豫，山阳高平人。少受业于郑玄，建安初为侍中。”裴注引虞溥《江表传》：“献帝尝特见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適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也！’遂与融互相长短，以至不睦。公（曹操）以书和解之。虑从光禄勋迁为大夫。”

注9：《三国志•辛毗传》：“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

注10：《三国志•袁绍传》后裴注引《献帝传》：“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碕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

注11：《三国志•荀彧传》：“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兗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彧劝太祖曰：“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原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

注1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於是中军师（王）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锺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籓、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

注13：《三国志•蜀书•孟光传》：“光禄勋河东裴俊等，年资皆在光后，而登据上列，处光之右，盖以此也。”裴注引傅畅之《裴氏家记》：“俊字奉先，魏尚书令潜弟也。俊姊夫为蜀中长史，俊送之，时年十馀岁，遂遭汉末大乱，不复得还。既长知名，为蜀所推重也。”

注14：裴注引《魏略》：“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反，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

注15：裴注引《魏略》：“太和中，入朝。（吴）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质别传》：“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

注16：《晋书•宣帝纪》：“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于京师，天子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屯于宛。”

注17：《三国志•赵俨传》：“初，俨与同郡辛毗、陈群、杜袭并知名，号曰辛、陈、杜、赵。”

注18：裴注引干宝《晋纪》：“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

注19：《三国志•胡质传》：“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

注20：裴注引《魏氏春秋》：“太傅（司马懿）薨，许允谓（夏侯玄）曰：‘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司马懿）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司马师）、子上（司马昭）不吾容也。”就夏侯玄此言，足以说明司马懿在世时，表面上还待夏侯玄以通家之谊。





参考书目：
《后汉书》
《三国志》
《晋书》
《宋书》
《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

数寄者宗渡

引用:

原帖由 真田豪 于 2010-8-2 21:32 发表
汗死了，阿渡不是玩真的吧，老妖可是要下克上的啊~~~

PS：好文啊，怎么还不加精？

本文拟参加真田幕府九月检地,也可更新至真田家主页

本来就是诚心加入啊,如果老妖有闲,估计也会加入吧

真田豪

这个，阿渡注意接收下论坛短信啊~~~~

yoko

好文章，留名慢慢看

大意觉迷

重行，你我有事干了，多抽时间看看文吧。

云间舞鹤

啊，发完了，宗渡公啊！！！

江城梅花引

嗯哪。昨晚睡得晚，有点儿提不起劲来了，明天白天细看。

湘合某枫

长粗并重，又多又浓啊，在下虔诚地去了

万里小路安房

看完第一章

明兒個回來繼續細看

先去滾床了……

江城梅花引

文章很好，叙事清晰明白，论证有力而可信，但如“正始五年征蜀之役”一节，“征南将军夏侯尚”当作“夏侯儒”之类的小问题，还是存在的，希望宗渡殿能复核一下。另外文章虽名为《汉魏并州党》，但实为纵览曹魏统内士族发展史之作，故个人认为题目还可斟酌。最后一点儿意见，就是排版和校对看起来颇有凌乱之感，若宗渡殿有暇，还望改进。
综上所述，投票赞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