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森宗信

第四节 镰仓时期的文化 一、新兴佛教的产生 镰仓时代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时代，创立了一些新的宗派。其中，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净土宗、从净土宗派生的时宗、日本独有的净土真宗和日莲宗是比较重要的四个宗派。 [/SIZE] 净土宗 发源于中国，唐朝时由入唐僧圆仁传入日本。最初，净土宗只是依附于其他宗派。9世纪时，天台僧源信（942—[/SIZE]1017）著《往生要集》一书，追求“往生净土”，倡导极乐世界。源信被尊为日本净土宗的开拓者，其著作也被当作净土宗的重要典籍。法然上人（1133—1212）是日本净土宗的正式创始人。他本名源空，1175年，读唐善导的《观经疏》有悟，决意舍其它诸宗，开创净土宗。在京都东山大谷结庵，力主专修念佛，可往生及乐。由于他的修行方法简便，得到了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的普遍欢迎，一时从者甚众。法然曾因私度宫女出家，而被天皇处以流刑，但他圆寂后还是被授予“圆光大师”的谥号。著有《选择本愿念佛集》、《往生要集大纲》等，是日本净土宗的重要典籍。 时宗 从净土宗派生的镰仓时代新兴教派之一，创始人为一遍上人（1239—[/SIZE]1289）。一遍最初入比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宗，后赴大宰府皈依净土宗。35岁时，参悟了往生念佛的要旨，创立时宗。一遍主张“一心不乱”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即可往生极乐。他曾手举念佛牌，口诵“南无阿弥陀佛”，游走全国，“决心往生六十万人”，以宣传自己的信念和主张。他的足迹北至奥州，西至四国、九州，巡游六年间，得信徒250余万人。 净土真宗 也称真宗、一向宗，是日本特有的教派。创始人亲鸾（1173—[/SIZE]1262），号“见真大师”，9岁出家学习天台宗，29岁师从法然上人学净土宗教义。因1207年净土宗遭禁而被流放越后国府，五年后得赦免，移居关东常陆。著《教行信正文类》六卷，正式开创净土真宗。亲鸾注重信念，强调内心信仰，提出“恶人正机说”，认为即使是恶人，只要诚信阿弥陀佛，死后一样可以往生净土。他还主张“僧俗一样”，不反对僧侣食肉娶妻，他自己就曾娶妻生子，表现出与传统佛教的对立。亲鸾的理论赢得了很多信徒，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在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发展，产生了“真宗十派”。 日莲宗 也称“法华宗”，1253年在清澄山创立，创始人为日莲（1222—[/SIZE]1282）。日莲16岁出家，游历日本后，提出了著名的“四条格言”，将净土宗、禅宗、密宗、律宗一概斥为“邪教”，只有“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能拯救世界。日莲著有《立正安国论》，其中批判幕府政治，认为按“正法”治政，国兴，反之将招致国亡，因此屡遭幕府斥责和流放。日莲宗在民间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较大。 镰仓时代的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派。 [/SIZE] 前文所述临济宗开山祖是荣西， 1191年，他从中国回国后，先后在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传布临济宗，因遭到南都和睿山诸宗的反对而难以流行。后来，荣西受到将军源赖朝之请，到关东地区传播禅宗。 [/SIZE] 曹洞宗的开山祖是道元。1223年，道元入宋，在天童山如净禅师门下修禅三年，继承了如净的衣钵和临济宗的教义回国，深受幕府的青睐。 [/SIZE] 荣西著有《兴禅护国论》，力说禅宗的国家性，极有利于幕府统治。幕府要人北条政子、源实朝、北条氏一族和御家人足利氏都皈依此宗。曹洞宗则受地方武士阶层的欢迎。道元著有《护国正法义》、《正眼法藏》等，宣扬曹洞宗才是护国正法，同时提倡参禅第一的思想。他的学说既与京都旧教团不同，又有别于镰仓的临济宗，因此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冷遇，但受到各地地头领主阶层的欢迎。[/SIZE][5][/SIZE] 综上可知，镰仓佛教虽有诸多创新，但皆与宋元时代中国的佛教教义和教派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与前代的各种“贵族宗教”相比，镰仓佛教可谓是“平民佛教”，大多没有复杂的理论体系，教义简洁易懂，注重信念和修行。针对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两种制度和思潮的交替期的状况，镰仓佛教大都倡导否定现实，祈求净土，绝对信仰往生极乐，因此容易吸引下层武士和一般平民，尤其在民间非常盛行。当时的一些农民起义也往往借助新兴宗教的力量，团结起来反抗封建领主，如1488年加贺国净土真宗的农民起义、16世纪各地的“一向宗”起义等。 [/SIZE] 二、镰仓文学 镰仓时代的文学，是从古代到中世的转形期文学。这个过渡时期的文学，一方面承袭了平安时代以来的古代贵族遗风，无论是创作态度还是作品内容，都非常传统和保守，但已趋没落。以后鸟羽院的宫廷歌坛为中心的《新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的三大和歌集之一，共收录和歌20卷1980余首，其中除了前代和歌，还收录了大量镰仓当代的名家之作，表现了古典和歌洗练、幽美的境界。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所作的《金槐和歌集》，以感伤的笔触书写了作者在北条氏压迫下的郁闷和寂寞。此外，藤原定家的《敕撰集》、宗良亲王的《新叶集》等也是当时的优秀作品。 [/SIZE] 这一时期描写贵族的物语虽然大都模仿前代，描写贵族糜烂的生活，缺乏新意和活力，但也出现了《源氏物语》这样的传世之作。它形象的描述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争斗和男女青年贵族的爱慕、欲望和空虚，是平安时代中后期贵族社会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随着武士阶级的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以武家社会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并逐渐成为镰仓文学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记物语的兴起。军记物语是以武士为主题的小说，起源于平安时代的《将门记》、《陆奥话记》等汉文题材文学作品，其中《平家物语》是最杰出的一部作品。它通过平氏一门的盛衰，表现了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佛理。这部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有很大影响，其开篇的“祗园精舍的钟声，鸣诸行无常之响；婆娑双树的花色，呈盛者必衰之理”四句，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保元物语》、《平治物语》也是军记物语的代表作。《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是两部通过口头传诵记录下来的“说话集”。“说话集”初现于平安末期，成型于镰仓时代。 [/SIZE] 镰仓时代还出现了不少佛教文学，有佛教说话集和随笔集，如鸭长明的《方丈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它们大多用佛教观念对贵族生活进行尖锐的批判，给传统守旧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宿命观，也含有一些消极的思想，表现出中世隐者文学的特点。 [/SIZE] 三、镰仓艺术 建筑 镰仓建筑以佛教建筑为主。由于前代的兵火战乱，佛教寺院损毁严重，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随着中国禅宗的传入，宋代的建筑风格也极大的影响了日本建筑界。镰仓时代是中国建筑样式的第二次传来期，在日本建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SIZE] 镰仓时代的建筑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大佛样”（又称“天竺样”），主要是模仿中国南方寺院的建筑风格；二是 “禅宗样”，其典型建筑是镰仓的圆觉寺舍利殿，精美细致，与豪放大气的“大佛样”有着显著的不同；三是“和样”，即传统的日本样式，也曾一度复兴。 [/SIZE] [PP] 雕刻 镰仓时代的雕刻艺术主要是佛像的雕刻。初期采用“玉眼”的雕刻手法，代表作是1151年建造的奈良长岳寺阿弥陀三尊像，佛像的眼睛用水晶嵌入。这种技法成为镰仓雕刻的基本特点之一。 [/SIZE] 镰仓初期最著名的佛像雕刻师是康庆，现存的作品有兴福寺南圆堂的不空绢索观音、四天王、法像六祖等，体现了镰仓雕刻生动写实的特色。1203年建造的东大寺南大门的金刚力士像，是康庆之子运庆和快庆共同建造的。他们的作品以写实为基调，结合了前代的唯美主义和镰仓的武士风格，体现出强烈的日本民族精神。 [/SIZE] 康庆之后，迎来了镰仓雕刻艺术的颠峰期。这一时期的雕刻，深受宋朝美术的影响，加入了很多宋朝工艺。其中高德院金铜阿弥陀如来坐像（即镰仓大佛）是当时规模最大、工艺最精的雕像，可见镰仓时代雕刻水平之高。 [/SIZE] [PP] 绘画 镰仓绘画主要以佛教绘画与水墨画为主。 [/SIZE] [PP] 随着净土宗的广泛传播，以净土教为内容的佛画也日渐流行。佛画大多是阿弥陀来迎图，与净土宗教义一致，在题材、人物、布景等方面都与平安时代的佛画有很大的不同。镰仓后期的佛画已不再仅仅是绘画，而成为了一种有社会背景、故事情节、流行于民间的“绘卷物”，大都具有很明显的净土思想，如《地狱草纸》、《饿鬼草纸》等。 [/SIZE] 宋朝禅林流行的“顶像画”也传到了日本。顶像画即禅宗祖师的肖像，以荣西把其中国师父虚庵怀敞的顶像画带回日本为始。顶像画以写实为主，以显示像主的真实精神风貌为目的，整体画面虽不如前代佛画美观，但着色和线条均可与之比肩。 [/SIZE] 除了佛教绘画外，还有表现民间社会的世俗绘画，以水墨画居多。相对于平安时代具有浓厚唐朝风格的日本画“唐绘”，镰仓时代的日本画被称为“大和绘”。 [/SIZE] 曲艺 “今样”是盛行于院政时期的一种新式歌谣，镰仓的贵族和武士们都很喜欢吟唱，在镰仓时代极为流行，被称为“郢曲”、“郢律舞曲”。前代的《梁尘秘抄》是收集“今样”最多的一本集子，惜大部分失传。现存最多的是记录在《古今目录抄》纸背文书上的“今样”，共64 首。 [/SIZE] 镰仓时代的流行的“和赞”，是一种朗咏艺术，多被镰仓时代的新兴佛教用来传播教义。“和赞”其实就是以和歌形式创作的顺口溜，明白浅薄，通俗易懂，在民间流传很广。 [/SIZE] 镰仓时代广泛存在着被称为“琵琶法师”的艺人，〈〈平家物语》、《保元物语》、《平治物语》等军记物语，大都是由他们记录流传的。他们大多是以琵琶伴奏为主的盲人作家，演奏的曲子称为“平曲”，一般用于神社祭祀时。《平家物语》是最早的“平曲”，后来经过发展创新，在镰仓中期流行一时。 [/SIZE] 平安时代有一种以滑稽模仿为主的演剧“贱民猿乐”，到了镰仓时代，又加入歌谣、舞蹈、合唱等形式，形成了一种完整的艺术——“猿乐”。镰仓时代的猿乐是形成后世“能乐”即室町时代 “大和猿乐”的鼻祖。 [/SIZE] [PP][HR][/SIZE][PP][1]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87页。 [PP][2] 《开庆四明续志》卷八。 [PP][3] 《元史·日本传》。 [PP][4] 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长，1980年4月。 [PP][5]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111页。 [PP] [PP] [PP]参考书目 [PP]王晓秋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1 历史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PP]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 [PP]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 [PP]木宫泰彦：《中日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 [PP]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李天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 [PP]《图说日本文化史大系5 镰仓时代》，小学馆。 [PP]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汪向荣校，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 [PP]

金森宗信

第六章[/SIZE] [/COLOR]室町时代 第一节 政权的变迁 一、建武新政 镰仓幕府灭亡的次月，后醍醐天皇返回京都，重掌朝政，改元“建武”，并开始一系列新政，史称“建武中兴”。后醍醐天皇对宋学有研究，他赞成宋学“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思想，同时对平安时代的延喜(901-922)、天历(947-956)年间的天下一统的政治颇为向往。为重现天皇一统天下的政局，他在重新执政后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曾宣布过以下“新政”: [/SIZE] 1、制订了《所领个别安堵法》，以挽救“士卒民庶”的贫困，安定社会人心。宣布新“德政令”，以图恢复原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SIZE] 2、任命了新国司和新守护，企图恢复平安时期的知行国制，给权门世家以支配知行国的特权。 [/SIZE] 3、[/SIZE] 对幕府的有功之士进行奖赏。 [/SIZE] 4、[/SIZE] 整治国家机构，天皇实行亲政。中央只设置直属于天皇的记录所(负责行政)、 [/SIZE] 杂诉决断所(负责诉讼)、武者所(负责京都治安)、洼所(伺所)。 [/SIZE] “建武新政”只不过是后醍醐天皇的理想，由于他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时代已与延喜、天历时期不同了，而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独立且实力颇强的武力的存在。[/SIZE][1][/SIZE]所以最终导致失败是必然的。在具体执政过程中，朝廷重公卿轻武士以及政令多变、决策错误百出等等，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公卿与武士之间矛盾的激化。 [/SIZE] 二、南北朝与足利幕府 随着公卿与武士之间矛盾的加深，从镰仓幕府倒戈的足利尊氏利用社会混乱和矛盾，决意重建武士政治体制。对此，后醍醐天皇命尊良亲王、新田义贞以及陆奥地区的北畠显家围歼足利尊氏，最后尊氏军击败朝廷军。1335年，尊氏利用前往东国平定兵乱的机会，在镰仓竖起叛旗。1336年1月攻入京都，3月，退出京都进军九州。 [/SIZE] 在九州恢复元气的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率军从海陆两路东上。朝廷乃命新田义贞和楠木正成迎战于兵库。1336年5月26日，尊氏、直义军与新田、楠木军在兵库凑川决战，新田、楠木军大败。足利尊氏再次攻入京都，后醍醐天皇逃入比睿山，尊氏拥立光严之弟丰仁亲王为光明天皇，并派直义围攻比睿山，后醍醐天皇遂为尊氏所幽禁。尊氏控制京都以后，自任征夷大将军，开幕府于室町，并公布《建武式目》十七条作为施政纲领。同年12月，后醍醐天皇逃至吉野山，并宣布重开朝政。自此京都光明天皇的朝廷称“北朝”，吉野山后醍醐天皇的朝廷称“南朝”。五十七年间，日本南北两朝对峙，进入内乱时期。 [/SIZE] 三、室町幕府的统治 以1336年11月7日公布的《建武式目》为标志，拉开了足利幕府的统治序幕。 [/SIZE] 《建武式目》是当时调整道德行为的一种规范，它的很多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要求，为足利氏能够最终击败南朝奠定了基础。 [/SIZE] 幕府成立后，曾先后控制南朝势力，平定接踵而来的“土岐氏之乱”(1391年)与“明德之乱”(1391年12月)。但幕府内部就如何对待皇室、贵族等政策方面发生分歧。足利直义与幕府执事高师直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越演越烈，以至1350年2月足利直义背叛北朝，投奔南朝。1351年1月，直义率南朝军大败北朝军。2月足利尊氏与直义兄弟和好。不久又因关于南北统一的主张不同，兄弟再次反目。1353年2月，尊氏在镰仓杀死了直义。1358年4月，足利尊氏病故，同年12月，足利义诠任幕府第二代将军。1367年11月，足利义满就任第三代将军。而日本真正得以树立稍微安定的政权，是在1392年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 [/SIZE] 义满执政后，对社寺势力进行抑制，尤其是对实力较强的守护，不失时机地给予打击。1390年削弱大守护土岐氏势力,1391年镇压了山名氏势力,1399年平定了拥六国守护之职的大内氏势力等。在此期间，义满促进了南北的统一。 [/SIZE] 室町幕府在行政方面由将军综理一切政务。其下设“管领”，以辅佐将军，一般由足利氏一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轮流担任，谓之“三管领”。管领之下有侍所、问注所，政所等机构，而以侍所最为重要。侍所的首长称“所司”，由山名、一色、京极、赤松四氏担任，谓之“四职”，负责御家人的统治与行政诉讼。“问注所”的首长称“执事”，此机构除保管幕府的记录、文件外，也负责文书的误谬、伪证以及证件遗失等诉讼的审理工作，执事由三善氏子孙世袭。政所首长也称“执事”，此机构与镰仓幕府的政所有所区别，它只主持幕府财政，审理有关买卖、借贷、质押等方面问题。最初执事一职由二阶堂氏担任，后来则由伊势氏世袭。虽有“执事代”辅佐，但伊势氏却又别置“政所代”，使之负责实务，由蜷川氏世袭这一职位。此外又与前代一样设有“平定众”、“引付众”。 [/SIZE] 地方上，在镰仓方面设有“关东御所”，其下有“关东管领”。关东御所原由尊氏长子义诠负责，后来改有次子基氏及其子孙世袭。除守护由将军任免外，其它关东方面的事物均委诸“关东管领”。关东御所下设有“关东管领”、“平定众”、“引付方”、“政所”、“问注所”、“侍所”等，几乎与幕府相同。在九州设有“九州探题”，东北地方设有“奥州探题”和“羽州探题”。 [/SIZE] 与镰仓幕府一样，在诸国置“守护”和“地头”，惟其性质两者有异。镰仓幕府的守护与地头都是幕府将军的御家人，两者之间形成主从关系。室町时代守护大多由足利氏同族和有力家臣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裁判诉讼、处理无主田地、征收税款、催促兵役的权利，同时不断侵吞庄园，将领国的国人变成自己的家臣团，逐渐发展为守护领国的守护大名。 [/SIZE] 在财政方面，由于室町幕府对守护、地头的统治并不彻底，所以其经济主要来源于分散各地的约二百余处的直辖地“御料所”，由将军近臣“近习”、“奉公众”以“代官”身份负责管理，并代征“年贡米”、“年贡钱”，作为将军家的生活费用与“代官”的俸禄。必要时，虽也向诸国守护、地头课税，但他们未必从命。因此不得不在畿内的交通要道设“关所”,征收“关钱”，或在渡口收取“津料”。并且对京都内外的“土仓”(当铺)与“酒屋”(酒坊)课征“仓役”、“酒屋役”。还经各地守护、地头向“公田”征收“段钱”，向“在家”之民征收“栋别钱”。如临时有事而经费不足时，也向“有德人”（富豪）告贷。所以室町幕府的财政自始至终很不稳定。为了解决经济拮据问题，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也逐渐成为幕府的重要财源。 [/SIZE] 四、此起彼伏的“一揆” 在长期的动乱中，广大的下层农民受害最深，因此在室町时代，农民反抗官府和统 [/SIZE] 治者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称为“一揆”。它又可分为土一揆和国一揆。最重要的一揆是自1428年开始的“德政一揆”。这一年的9月18日，近江国醍醐乡的农民起义，以德政为口号，得到了广泛响应。当时“天下土民蜂起，号德政令，破却酒屋土仓。寺院等、杂物等（恣）盗取之。借钱等悉破之。管领成败之。凡亡国之基不可过之。日本开（白）国以来土民蜂起是初也。”[/SIZE][2][/SIZE] 1441年8月，德政一揆规模更趋扩大，郊外数万农民包围京都，城内到处是“不交出债务，可放火焚烧”的布告，幕府不得不颁布“德政令”，宣布取消农民一切债务。九月十四日，幕府进一步发布“一国平均德政令”，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一切债务全部废除。 [/SIZE] 1485年12月，山城国发生一揆，主要是因为“应仁之乱”后，东军的畠山政长同西军的畠山义就以山城为中心展开了战斗，战场所在地的国人和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强烈要求两军撤出。在这次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中，国人在农民的支持下，实现了自治，维持了八年的统治。 [/SIZE] 1488年6月，加贺(石川县)的国人、农民以宗教一向宗的教义为组织基础，发生了“一向一揆”，打跨了守护大名，控制该国，实行了将近百年的自治。 [/SIZE] 以上这种国人和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官府的一揆活动，与自治地缘组织的兴起有关，但是，民众政治上的觉醒是一揆不断产生的根本原因。 [/SIZE] 五、战国纷乱 群雄割据 1467年，围绕将军继承问题，幕府内部形成分裂，细川氏与山名氏两大名 [/SIZE] 的倾轧白热化。以细川胜元为统率的16万东军挟天皇、将军与以山名持丰、大内政弘为首的11万西军在京都展开大战。势均力敌的两支大军经过十一年的持久战，难决雌雄。及至胜元、持丰两氏相继病死，政弘返回周防，双方部队才开始撤去。长期的战争使得当时的京都百疮千孔，荒芜人烟，一些巨刹、邸宅多数为战火所毁。公卿们因为不堪生命之危险与经济之困窘，大多逃离京都，避难于地方。至此幕府权威完全扫地。当时的将军义政无意于政治，不仅在战乱中大兴土木，营造别墅银阁寺，还在戈矛声中饮酒作乐，过着风雅生活。其子义尚继位后，曾想重整幕府威势，却于亲征近江的六角高赖时阵亡。于是幕府之势已是风前之烛，岌岌可危名存实亡了。 [/SIZE] 在战国时代这个特殊的年代里，守护代、国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们皆以实力而成了大名，并且竞相把分国领地纷纷扩大，相继各霸一方，成了战国大名，从而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此后的日本更是战火不停。 [/SIZE] [/SIZE] [B]战国主要大名 [/B] [B] [/SIZE][/B] [TR]地区 [/TD]大 名 及 年 代 [/TD][/TR][TR]关东 [/TD]北条早云(1432-1519)、北条氏康(1515-1571)、佐竹义重(1547-1612) [/TD][/TR][TR]北陆 [/TD]朝仓孝景(1428-1481)、上杉谦信(1350-1578)、朝仓义景(1533-1573) [/TD][/TR][TR]甲信 [/TD]武田信玄(1521-1573)、武田胜赖(1546-1582) [/TD][/TR][TR]东海 [/TD]斋藤道三(1494-1556)[3]、今川义元(1519-1560)、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4]、德川家康(1542-1616) [/TD][/TR][TR]近江 [/TD]浅井长政(1545-1573) [/TD][/TR][TR]中国 [/TD]毛利元就(1497-1571)、大内义隆(1507-1551)、黑田孝高(1546-1604) [/TD][/TR][TR]四国 [/TD]长宗我部元亲(1538-1599)[5] [/TD][/TR][TR]九州 [/TD]岛津贵久(1514-1571)、大友宗麟(1530-1587) [/TD][/TR]资料来源:《三订图说资料新日本史》，浜岛书店，昭和五十八年，第５２页。 [/SIZE] [/SIZE] 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国，并能不断扩大领土，战国大名们对各自统领的领国实行有效的治国之策。首先设法安定民生，并以此为前提谋求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们都采取了严厉的法治主义。分别制定了各自的分国法、国法、家法、壁书等。制定此种法令的目的在于：（1）使大名的权威具有绝对性；（2）严格管制其家臣团与农民；（3）家臣团的婚姻、继承、通信采用许可制；（4）与“国”外的交通作严格限制；（5）严厉执行维持治安上的刑罚，并使其领国内的民众彻底了解其战时体制下的独裁政治方针。分国法中比较著名的有伊达氏《尘芥集》、物田氏的《信玄家法》、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录》、北条氏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大内氏的《大内家壁书》、长宗我部氏的《元亲百条》等等。其次战国大名们还采取安抚农民的措施，如谋求人口增长、整顿税务制、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等，以安定民心，增加国的收入，增强武力，巩固统治。 [/SIZE] 六、织丰政权 战乱时代是弱肉强食的时世，在此严酷的情势下首先走上统一全国之路的是织田信长。织田信长诞生于尾张“守护代”之家，自1560年5月，在桶狭间击败今川氏后，以破竹之势兼并四邻各国。 [/SIZE] 自从鸟铳传到日本以后，织田信长是最早利用这种新式武器，并在战场上数次击败强敌而崭露头角的人物。他一方面从事征战，一方面又为货畅其流实施“乐市”、“乐座”，并废除庄园，保护新来的基督教。正当信长取得节节胜利、扩大势力的时候，他先后接到京都的天皇和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的请求，请他保护皇室和幕府的权势。因此，信长于1568年9月进入京都，挟天皇和将军而号令天下,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在控制近畿地区后，信长开始西征。1582年派羽柴秀吉（丰臣秀吉）西攻。受秀吉紧急求援，信长率军前往援助，不料在行军途中被部下明智光秀所害(本能寺之变)，年仅49岁。信长一生短暂，却为日本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SIZE] 织田信长的事业由其部将丰臣秀吉所继承。秀吉诞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的“足轻”家，初名木下藤吉郎。投奔织田后逐渐被提拔为部将，以其独特的手腕怀柔地方土豪。因仰慕柴田胜家、羽柴长秀二武将，乃各取二将姓中一字为己姓，称羽柴。在织田信长的统一战争中，建树很多。1569年受信长之命，作为京都守护，长驻京都。信长决定西征后，秀吉率兵前往中国地方，费五年岁月经营播磨、备前、美作、但马、因幡五国。1582年5月西征，攻入备中国，肉搏高松城。毛利氏获秀吉大军来临的消息后，曾遣使谋和，但秀吉不允。后受毛利氏军和小早川氏军围攻，形势十分紧急，遂向信长求援，不料信长遇难。秀吉获此噩耗后严加保密，首先同意毛利氏的议和，并与之缔结和约。之后迅速动身征讨明智光秀，光秀败退，被土民所杀。 [/SIZE] [PP]之后秀吉被任命为左近卫少将，以强田信长的后继者自居，引起柴田胜家和信长的三子信孝等人的不满，欲与之抗衡。 [/SIZE] [PP]1583年4月秀吉率军与柴田胜家军决战于近江的贱岳山麓，结果，柴田军大败，柴田胜家自尽，柴田家灭亡，织田信孝也自杀。 [/SIZE] 秀吉的作为使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感到不满，故与德川家康联手反抗秀吉。1584年4月，两军在尾张国长久手发生激战，秀吉军败北。11月，两军又在小牧山地区会战，胜负难分。秀吉分别与信雄和家康和谈，最后达成言和协议，家康乃以其子秀康为人质，“小牧·长久手之役”于是结束。 [/SIZE] 此后，秀吉采用文武兼用的手段，统一了织田信长诸家臣的势力，确立了领导地位。1585 [/SIZE] 年7月，秀吉任关白，改姓藤原。次年12月，升为太政大臣，天皇赐姓丰臣。1587年平定了九州，实现了除陆奥以外的全国统一。 [/SIZE] 七、丰臣秀吉的统治之策 1582年信长死后，其遗业由秀吉来推行。秀吉在上得皇室宠信、下控诸国大名之后， [/SIZE] 便开始实行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一是强行兵农分离政策，丈量全国土地，将农民系于各自土地上，把农民私藏的刀剑全部征收。1588年发布了《刀狩令》，对人民的行为加以种种限制；二是在1597年施行《太閤检地》政策。通过丈量，使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统一全国度量衡。 [/SIZE] [PP]除以上各种政策外，秀吉还下令金、银矿归公，并将此金、银投资于海外贸易，曾数次以大量银子购买丝绵。 [/SIZE] [PP]秀吉于1587年征讨九州的同时，对侵略朝鲜已有具体准备，并欲使博多成为对明贸易的转口港而促其繁荣。同年，发布驱逐传教士令，声称基督教为邪教，应予禁止。但又让外国黑船入港来日交易，这一切乃是秀吉重视海外贸易以积储侵略力量的表现。 [/SIZE]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对外就开始了他的扩张主义政策。早在1585年9月，他就曾经表明欲入侵明朝之意。1587年6月，当秀吉结束九州之役之后，他入侵大陆的构想进一步具体化。秀吉的具体构想是：在占领朝鲜之后，自己渡海至中国，“居留”宁波，然后占领印度；派丰臣秀次占领北京，然后拟在1594年迁都北京。秀吉要当亚洲太上皇的美梦，为了实现霸占亚洲的美梦，他先后对朝鲜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即1592年的“文禄之役”和1597年的“庆长之役”。遭到中朝联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最后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忧郁成疾，最后于1598年8月18日，带着他的扩张主义美梦呜呼而去。 [/SIZE] [PP]丰臣秀吉在政治舞台上的迅速消逝，并不是他在国内政策的失败，主要在于他对外政策的错误，即妄图侵占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亚洲，建立丰臣氏的亚洲王国。[/SIZE]

金森宗信

第二节 经济 一、室町时代经济的发展 [PP]在室町时期，农业仍居各种产业之首，并且又因农民生活的提高，一些原为隶属民的“下人”、“所从”等因获得解放，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而随之的技术进步、农具改良、肥料种类多样化、商品作物需要量增加等因素，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弥补了不少因战乱而带来的损失。 [/SIZE] 随着地租由劳役、杂徭形式改为实物以后，农村的各种产品加工业也兴盛起来，并且 [/SIZE] 因技术人员增加与产品需求量扩大，手工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农耕器具制作、住宅建筑方面，除了为领主服务外，还能够满足一般农民的需要。原来属于公卿、神社、寺院的手工业者也开始独立生产一般社会人士所需的产品，各地也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中心。 [/SIZE] 在工业方面，需要量最大、技术工人最多的首推冶炼、铸造、纺织三方面。其中冶炼、铸造不仅供应农民所需的劳动工具，也是各类兵器的生产地。除此以外，由他们制造的刀剑还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 [/SIZE] 在纺织业方面，值得一提的就是麻与绢。“应仁之乱”前的京都曾是纺织业的中心，京都西阵的丝织业已全国有名。 [/SIZE] 随着手工业的发达，产品的增加，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也日趋频繁。农村集市也从临时变为定期，一向每月三次的定期市场——“三斋市”从室町时代中期开始，改为每月六次的“六斋市”。市场上出现了专卖特定商品的摊位——市座。市场管理也有原来的领主变为“町人”，建立了“乐市”，撤去了市场税与具有独占性的贩卖坐席。随着定期市场的普及，出现了常设的零售店，商人也正式成为一种崭新的职业。 [/SIZE] 滥觞于平安末期的“座”，经过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已是非常普及，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越多。这种行业协会在商品买卖、关卡自由通行方面均享有特权。由于“座”的普及与发达，行业种类也随之增多，分工也越来越细，促进了商品质量的提高。“应仁之乱”后，随着入“座”商人的增多，这种带有封闭性质的协会便成为自由通商的障碍。在战国时期，由于武士势力增大，“座”的性质已有改变，助长了“座众”的自由化。迄止近世，则因“乐市”、“乐座”运动而大部分“座”都已解散。 [/SIZE] 室町时期的交通因商业活动的隆盛而快速发展，并且在都市附近出现专门为顾客搬运商品的运输业“马借”、“车借”。海上交通出现了驳船，容积达千石的也不少。在陆上，除一般商旅往来外，一般民众出外旅行，特别是巡礼神社的也逐渐多了起来。 [/SIZE] 室町时期都市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以大名所居城堡为中心形成了集政治、经济一体的城下町；（2）随着港埠发展，形成港湾都市——港町；（3）随着宗教民众化而以寺院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都市——门前町；（4）因驿站而发展起来的都市——宿场町；（5）因商业活动昌盛而兴起的经济都市——市场町。当时的大都市则有政治都市京都、镰仓，宗教都市奈良等。 [/SIZE] 二、农村自治体的形成 大名主阶层本是庄园体制中直接控制庄民的最基层剥削者。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高利贷剥削等原因，使相当一部分名主无法维持生计，只好出卖名田和名主职。这样，很多旧的大名主就沦落为小名主、自耕农或一般庄民。而新出现的名主占地面积少则一、二反，多则数町，所以他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名主，他们从旧名主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就是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已。名主阶层已徒有虚名，名田也名存实亡了。 [/SIZE] 中世纪以后，劳动力强的租佃农在劳动之余热心开垦庄园内的荒野，这些被开垦的土地虽然仍受着领主约束，但在一定年限内允许免纳年贡和赋役，并允许开垦者自由买卖耕作权，所以，实际上成了农民的私田。这样就出现了一批自耕农。另外，名主阶层的分化，产生了一大批小名主、小百姓，他们也是自耕农的一部分。 [/SIZE] [PP]为了战乱时的自卫，对付领主额外的要求，同时也为争取、保护自己共同利用的山林与水源，这一时期的农村便逐渐加强团结，形成了自治的农村体制——“惣”。它实质上是庄园制内部成长起来的新的社会体制，既是生产上的协议机构，又是农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对外关系 一、对明交通与勘合贸易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于次年就遣行人杨载、吴文华一行七人使日本，并带去赐予日本国王的玺书一封。当时明朝使节交涉的对象系控制着博多、大宰府一带的日本南朝征西将军府将军怀良亲王。怀良亲王对明朝使节的态度并不友好，使节中五人被杀。杨载、吴文华拘留三月才被放回。1370年，明朝再次遣莱州同知赵秩等诏谕日本。此后，明使颇受礼遇。随后，怀良遣僧祖来为正使赴明奉表称臣，贡名马和方物，并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 [/SIZE] 从怀良对明朝使节态度转变之快可以看出，起初对明廷使节的不礼，主要是不甚了解当时中国王朝更换的情况，并非象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他高涨的“神国思想”所致，况且，作为怀良来说，就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也没有实力和必要与强大的明朝政府对抗。 [/SIZE] 1372年，明太祖又遣仲猷祖阐、无逸克勤等8人随祖来一行使日本。此次明使在日本滞留期间，与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取得了联系，这为以后明代的中日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足利义满正式遣使明朝是在1401年。义满之使祖阿、肥富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回国时，明成祖派天伦道彝、一庵一如为陪送使，并正式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义满对明朝使节的态度，极尽殷勤。他亲赴摄津兵库欢迎明船，还焚香下跪，三拜后始拜览明朝国书，并在其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SIZE] 足利义满于1408年5月去世，经由明成祖与足利义满建立的“甜蜜”期，因足利义持继任将军职位而中断。关于中断奉表入贡的理由，足利义持在向明朝解释时推称：“本国开辟以来，百事皆听诸神”；[/SIZE][6][/SIZE]“灵神托人谓曰，我国自古不向外国称臣”；并说要改变义满国策，“今后无受外国使命。因垂诫子孙，固守勿坠。”[/SIZE][7][/SIZE] 为了争取在亚洲的有利政治地位，又不能与明朝彻底摊牌，因此假托断交的理由乃日本的神明之意，而非人愿。然而其真正原因在于幕府和王室（公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幕府内部的矛盾。 [/SIZE] 1429年正月，足利义教继任第六代将军，恢复了曾经中断十余年的贡舶。 [/SIZE] 明代中日关系中，经常会提到“勘合”一词。日本派遣遣明使船一般都得填写“勘合”（前两次没有），而明廷派遣到日本执行赏赐任务或者其他任务时的答使，也往往执有“勘合”。因此，“勘合”一词几成彼此往来的代名词。 [/SIZE] 在历史上，通常把携带“勘合”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船只称为“遣明船”。自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出首次遣明船开始，到1547年最后一次为止，在将近一个半的世纪中，日本共派了19次。其中第1次到第8次可以认为是朝贡贸易的成立期，为幕府将军所独占；第9次到第17次可以称之为发展期，以有力寺社、守护大名的经营为主；最后两次称为衰退期，为大内氏所垄断。[8]除第一次外，其余18次的遣明船正使都由精通汉学的五山禅僧担任。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明的朝贡任务，而且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少佳话，与罪孽深重的倭寇形成鲜明对比。 [/SIZE] 二、明代时期的倭寇 在叙及室町时期的对外关系时，不能不提及倭寇问题。所谓倭寇，是指从朝鲜的高丽朝至李朝，我国的元朝至明朝，在朝鲜半岛至中国沿海之间肆虐的日本海盗集团。[/SIZE][9][/SIZE] [PP] 历来学界通行将倭寇活动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即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为前期，16世纪后半为后期。作这样的划分，时间不是其中的主要标准，更主要是前后两期倭寇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SIZE][/COLOR] [PP] 前期倭寇，虽然其间可能杂有极个别的非日本籍人，但绝大部分是日本人，他们一般是受其领主、大名或者地头等的指使和组织，掠夺朝鲜半岛和我国沿海地区的粮食、水手及其劳力。鉴于明太祖采取软硬兼施的双管齐下政策，加上之后永乐朝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较大规模的倭寇活动接近平息，但零星的骚扰和劫掠几乎没有中止过，给我国的东南沿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SIZE][/COLOR] [PP] 后期倭寇无论是人员组成还是劫掠目的都与前期有所区别。“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是学界对后期倭寇成分比较通行的说法。不过这种说法不够全面，后期倭寇的组织者、行动的策划者、抢劫的实施者，均以日本人为主。人数上占一定比率的中国人，一部分是沿海人民反抗当时统治阶级以及统治政策而铤而走险，大多数则是被日本倭寇强迫充当炮灰。从劫掠目的看，一般只抢大户，或者对官吏加以报复。因而，劫掠的范围也与前期不同，除了深入内地外，还有流劫数郡的现象。 [/SIZE][/COLOR] [PP] 日本的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后期倭寇的特殊性，以点概面，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只用“边民”一词，而自始至终不提“倭寇”两字，企图淡化或者否认倭寇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与前者相反，另一些极端主义者却以耻为荣，对倭寇的行为用“邦人的海外发展”、“雄飞国外的通商贸易”、“旺盛的冒险心”等词语来进行美化和粉饰，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B] [/B][/SIZE] 三、明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明朝的文化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对日本产生影响。第一是人物的交往，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永乐朝（1403-1424）以前，三三两两搭乘商船来中国的求法僧。他们的目的和入元僧一样，与其说是钻研禅学，不如说是来体验中国丛林生活，领略中国风情，学作可与明朝人媲美的诗文。因为他们留明时间较长，所以对于中国文学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的移植，极有贡献，其中以绝海中津和汝霖良佐等人最为有名；第二种是带着日本方面的使命而入明的僧侣，他们虽然是使臣，但其中不乏长于诗词文艺的人物。他们尽管在明时间不长，不过一二年，但竟有在中国博得很高声誉的人。如仲芳中正奉成祖赐命书写“永乐通宝”钱文；桂庵玄树每成一诗，便传诵艺林，被称为有盛唐之风；雪舟等杨受尚书姚公的委托为礼部院作壁画，明帝看到后，认为是希世之宝，命他任天童山的第一座，等等；第三种就是渡日明朝人，他们大多数是学问、道德闻名遐迩的高僧，尽管留日时间短促，却广泛地与日本的文人特别是五山僧侣交往，为日本同行题词、写序、修改、讲学等等，为日本的诗文、学术带去了很多新鲜的刺激。 [/SIZE] 然而，一种文化仅靠人员流动来传播和继承毕竟有它的时间性和局限性。因此，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结晶的书籍应是最理想的传播工具了。这就是明朝文化影响日本的第二条途径。 [/SIZE] 首开求赐书籍之例是在1402年明使一菴一如东渡之际，日僧岐阳方秀曾请求《华严清凉国师大疏》、《晋水源师节录注经者》、《演义钞》、《科文》、《圭峰行愿品记》、《原人发微录》、《禅源诠都序》等书籍；1408（应永十五）年，日本使节回国时，曾请求明廷赐予仁孝皇后撰写的《劝善》、《内训》两书各一百本；1468年，足利义政在派遣使节时，竟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记录了求书目录18种；1477年，义政通过遣明使再次求赐《佛祖统纪》、《教乘法数》、《三宝感录》、《法苑珠林》等12部典籍。当时传入日本的书籍还有《翰墨全书》、《大明一统志》、《大明官制》、《武经七书》等等。 [/SIZE] 大量汉籍的输入，给日本汉文学一种清新的刺激与兴奋，对五山僧侣所撰的汉文摆脱倭臭起了较大作用。 [/SIZE] 明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还表现在印刷术、医学、礼仪、美术工艺、食物等等众多领域。 [/SIZE] 四、日本与朝鲜的关系 1392年8月，高丽的李成桂自立为王，改高丽为朝鲜，便派僧觉锤出使日本，要求日本禁倭。因此，倭寇问题的解决就成了日、朝两国的燃眉之急。李成桂以怀柔与奖励为基本原则，分化倭寇。 [/SIZE] 然而，这种处置方法虽然能一时缓解危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倭寇给朝鲜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1429年出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在归国报告中记载了被倭寇掠到日本后的惨景：“倭贼侵略我国，虏我人民，把他们充当为奴婢或者转卖异国，永不得回。他们的父母兄弟悲痛欲绝，直到今天还有多少人无法报此冤仇。我们的舟每停靠一处，被虏的人就争先恐后想逃上船来，无奈因身上坚囚枷锁而未果。此情此景甚是悲惨。日本人多粮少，很多奴婢被卖，更有甚者拐卖人家子弟。这种现象随处可见。”[/SIZE][10][/SIZE] 15世纪时，对马岛主宗氏以及幕府将军、诸大名、诸豪族等都各自遣使前往李氏朝鲜，积极促进两国贸易。朝鲜则为了防止类似倭寇行为的再次发生而与之周旋，但又惧怕因贸易扩大而增加财政负担，所以对贸易加以限制。1443年日朝缔结“癸亥协定”，实行“信牌制”贸易。贸易限制的结果，拟欲扩大贸易的日本与朝鲜之间便形成对立，最终引发了“三浦之乱”。暴乱之后，朝鲜态度转为强硬，与对马断绝一切关系。1512年日朝签订“壬申条约”，日本力图恢复往日与朝鲜贸易的规模，但朝鲜只开乃而浦一港，且不许日本人居住。自此，两国贸易日趋衰落。 [/SIZE] 五、日本与琉球的关系 琉球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与明朝发生主从关系，对明朝频繁朝贡。当时九州北部的博多已成为东亚贸易的转口站。琉球的船只则从博多与鹿儿岛的坊津等港埠，将南洋出产的香料、药材、染料等输往日本，然后又从日本采购刀剑、折扇、硫磺、铜等货物转售南洋各地。琉球商船前往暹罗、安南、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贸易异常活跃。在此时期，日本商船前往琉球的也日益增多。琉球输入的南洋产品也有经由这些日本商人转到明朝与朝鲜出售的。 [/SIZE] 直至明朝嘉靖年代（1522-1566）中叶，因倭寇骚扰，明朝与琉球两国关系遂疏远，而一直与琉球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日本，趁机与琉球密切关系，琉球与萨摩间的交通逐渐频繁。 [/SIZE] 1588年8月，当岛津义弘前往京都谒见秀吉时，秀吉曾告诉他有使琉球服属之意。于是义弘在同年末派大慈寺僧侣龙雪前往琉球传达秀吉旨意。这时，秀吉再次促其输贡修职。1589年，日本又促琉球遣使赴日，否则就要出兵征讨。尚宁登上琉球王位后不久，就遣使至萨摩，致书并献方物以修和好。岛津氏陪伴琉球使者谒见秀吉，秀吉大喜。后秀吉亲自修书尚宁，声言不出数年就要征讨明朝，琉球也宜出兵来会。1591年，岛津氏又致书尚宁，指出关白正欲征讨朝鲜，命琉球务在明年二月以前，将七千五百人十个月的粮食运至坊津，然后设法将它们运至高丽。接到此书，琉球群臣愤慨激昂，一致认为应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秀吉乃致书尚宁曰：“我自卑践膺运兴，以威武定日本，六十余州既入掌中，至远近无不共朝贺。然尔琉球国，自拥弹丸之地，恃险远，未聘贡，故今特告尔，我将明春先伐朝鲜，尔宜率兵来会。若不用命时，先屠乃国，玉石俱焚之。”[/SIZE][11][/SIZE]侵略者的嘴脸暴露无遗，为日本日后吞并琉球埋下伏笔。[/SIZE]

金森宗信

第四节 文化 一、室町文化 室町文化是日本国内诸种文化融汇而成。在这一时代，文化气象日新月异，在传统公家文化的基础上，武家文化独树一帜。此外，国人、农民乃至町众地位日益上升，由此而催生出了丰富多彩的庶民文化。 [/SIZE] 1、朱子学的隆盛 [/SIZE] 后醍醐天皇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喜好钻研佛教与儒学。在玄惠法印进入宫廷讲授儒学之后，实际上已经开始传授重义理的朱子学。后醍醐天皇对朱子学的看重是有其长远政治目的的，他希冀以朱子学的名分论为号召，鼓动更多公卿、武士起而勤王，趁幕府衰弱之际，夺回已失去的权利。后醍醐天皇不仅在宫中宣扬朱子学，而且利用儒学讲坛作为掩护，纠合亲信秘密进行倒幕的组织准备。所以说，日本历史上的“建武中兴”与朱子学有着密切关系。 [/SIZE] 北畠亲房是忠于南朝的重臣。他在后醍醐天皇病逝后的1339年写成了《神皇正统记》，其根本意图在于说明南朝统治的正统性。他在书中写道，日本的皇统连绵是日本乃神国的体现，皇室正统的来源在于其祖先就是神。书中“以有德者继承为正统”的观点，也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SIZE] 参与足利尊氏施政性纲领《建武式目》制订的人，有原镰仓幕府的“平定众”是圆、真惠，奉行太田七郎左卫门、明石民部大夫行连、布施彦三郎入道，儒学者日野藤范、玄惠法师等。《建武式目》主要内容有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以及选贤者任官等等，显然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 [/SIZE] 2、五山文学 [/SIZE] 自从平安时代以公卿为中心的儒学式微以后，代之而起的就是以五山禅僧为中心的禅林儒学。因佛教经典都是以汉文书写，所以汉学乃成为僧侣的必修课程。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学，乃是以探讨性理之学的宋学为主。禅僧兼学宋学，除了传播禅宗的需要外，还出自禅宗内部生活的日常需要。禅林的日用文书多用汉字“骈文”体。这种骈俪体的四六文，经常要引经据典，除引用禅宗语录外，还引用大量儒典、诸子百家乃至中国文学作品。要应付五山的日常生活，禅僧不仅要学会写四六骈文，还要熟记许多经典。因此，五山汉文学空前兴隆。当时五山禅林颇与中国相似，尤崇尚华风生活，其所撰的诗文也有与元明文人并驾齐驱者。 [/SIZE] 3、贵族化的武士文化 [/SIZE] 北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满建于京都的金阁，它所体现的是传统的公家文化与禅宗文化的两相兼容。同时，它又受到来自明朝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文化中，既包含当时将军、守护等上层阶级的趋向，也反映了从前代开始同大陆有着密切交流的临济宗受到幕府的保护，被将军家确立为“五山之制”而日渐隆盛的史实。 [/SIZE] 东山文化的象征是足利义政在京都左京区建造的银阁。银阁系两层建筑，下层为书造，上层为唐风楼。东山文化继承了北山文化的传统，但较之北山文化的华丽色彩，它更尊重风雅处世的精神，追求枯淡幽玄之境界。 [/SIZE] 二、安土、桃山文化 1、世俗文化 [/SIZE] 御伽草子这类作品以老若妇孺为对象，多为通俗易懂的短文，内容大抵是拟人化的神话、传说、童谣、怪谈之类，宣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华就能出人头地，反映了庶民的呼声与祈望。 [/SIZE] 连歌最初属于和歌之余技，因其题材表现新鲜、自由，后来独立成为一种大众喜爱的民众文艺，为江户时代俳句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SIZE] 大约在12世纪前后，中国汉代的散乐传到日本后形成为猿乐，到了室町时期经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改良创新，演化为能乐。能乐是一种博采众长的复合艺术，至今依然保留许多中国文化的要素，其将近三分之一的曲目取自中国题材。与能乐相比，狂言的庶民性就更为明显，题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内容滑稽可笑，追求一种诙谐、通俗、娱乐的效果，往往与能乐同台演出。 [/SIZE] 2、贵族文化 [/SIZE] 中国茶的东传可以追溯到遣唐使时代，然而饮茶习俗真正在日本流行，得益于荣西撰写的《吃茶养生记》（1211年）。16世纪千利休倡导“佗茶”，日本独特的茶道才成型。日本茶道崇尚“和敬清寂”的境界，茶室基本属于书院样式。 [/SIZE] 建筑的典型是城郭，它的特点是集办公与居住于一体，除防御工事外，其外围有数道护城壕与石垣高筑，雄伟壮丽，它是城主权利的象征，其代表为天主阁。二是住宅的建筑，则流行“书院造”，聚乐第、大德寺唐门可为其代表。 [/SIZE] 三、西方文化的传入 [PP]室町时代后期，整个世界正处在大航海时期，因此，日本与西方的相遇是必然的。最早抵达日本的西方人是葡萄牙人，他们带来西方的器物、宗教、科技知识，给东方传统的室町文化，涂上一层西方文明的奇异色彩。 [/SIZE] [PP] 1、“铁炮”（鸟铳）的传来 [/SIZE] [PP]早在1543年，自广东航向宁波的佛郎机（葡萄牙）人，在宁波附近遇到飓风，被漂流到九州南部大隅半岛南方约二十公里的种子岛岸，遂将“铁炮”东传日本。铁炮传至日本以后仅两三年时间，便开始在根来、堺、国有等地制造，从而改变日本的战术。 [/SIZE] [PP] 2、天主教的传播 [/SIZE] [PP] [/SIZE]葡萄牙人开拓的对日贸易，也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契机。1549年8月15日，耶[/SIZE]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搭乘商船在鹿儿岛登陆，这预示着一场外来文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继沙勿略后，天主教传教士络绎而至，他们以贸易为诱饵，劝说大名接受洗礼，从而获得在大名领域内传教的权利。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不单是大名和武士，包括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天主教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令人惊讶，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战国大名利用天主教加强经济和政治实力；传教方式日本化；广泛兴办社会慈善事业；顺应民心；耶稣会的主观努力。除此以外，文艺复兴后欧洲创造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等先进文明，在16世纪以后形成一股难以阻挡的潮流。[/SIZE][12][/SIZE] 3、南蛮文化 [/SIZE] [/SIZE]凡在这一时期从西方传入的文化，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称为[/SIZE]“南蛮文化”。主要包括宗教思想、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等。 [/SIZE] [PP] 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信奉唯一的上帝，反对偶像崇拜和祖先信仰，主张神权高于君权。因此，这种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意味着将会动摇日本人的宗教信仰。 [/SIZE] 在伦理道德上，天主教主张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一夫一妻，重视贞操反对淫乱。因此日本国内的许多现象均遭到天主教的指责和攻击。 [/SIZE] 天主教出于传教的目的，将天文学、地理学、历算、测量学等科学知识传入日本，使日本人大大开阔了眼界。 [/SIZE] 另外，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日本各地积极兴办教会学校，给日本全民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们还把西方艺术引入日本，为日本的民族艺术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SIZE] [PP][HR][/SIZE][PP][1]王金林：《日本天皇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PP][2]（日）《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之十二，东京角川书店，1964年11月，第317页。括号内为原书误字。 [3]日本《国书人名辞典》（岩波书店，1996年11月）中关于斋藤道三的出生年有两种说法即“1494年”和“1504年”；而《国史大辞典》（吉川弘文馆，1997年4月）中认为其出生年月不详。 [PP][4]日本《国史大辞典》（吉川弘文馆，1997年4月）认为丰臣秀吉出生于1537年。 [PP][5]日本《日本史大辞典》（平凡社，1993年8月）中认为长宗我部元亲出生于1539年。 [PP][6]（日）田中健夫等编：《善邻国宝记》，集英社1995年版，第138页。 [PP][7]（日）田中健夫等编：《善邻国宝记》，集英社1995年版，第140页。 [8]（日）森克己、沼田次郎编：《日本史丛书》之五“对外关系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78年8月，第90~91页。 [PP][9] 郑樑生在《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5月）一书中指出，“倭寇”两字首见于《高丽史》高宗十（1223）年五月条所记“倭寇金州”。日本学者石原道博在《倭寇》（吉川弘文馆，1964年4月）一书中也持同样观点。而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在《倭寇——海的历史》（株式会社教育社，1982年2月）中指出，如果纯粹从字面上追述“倭寇”两字的最早出典，应是在公元414年高句丽长寿王为其父广开土王立的碑文中。（该碑现存中国吉林省辑安。）其内容为“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郡，大王率兵自石城岛连船渡海带方，倭退至濮句满城，然后相遇，王衡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斩杀无数。”而把“倭寇”作为一个固定的名字来使用，田中健夫认为应该是在高丽忠定王二（1350）年之后。 [PP][10]（日）村井章介：《中世倭人传》，岩波书店，1993年3月，第30页。 [PP][11]特引自郑樑生：《明代中日关系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3月，第536页 [PP][12]王勇《日本文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353页。

金森宗信

第七章[/COLOR] 江户时代[/SIZE][/COLOR] 第一节 幕藩体制 一、江户幕府的成立 德川家康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对巩固日本德统一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生于1542年三河国（今爱知县）的岗崎城人，幼名竹千代。曾作为人质跟随战国大名今川义元征战南北。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战役中死后，家康乘机独立，并转而与织田信长联合，发展自己的势力。1582年，织田信长被刺身亡，家康则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占有骏河、远江、三河、甲斐、信农五大国的大名。1584年，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家康大胜羽柴秀吉（丰臣秀吉）。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家康向秀吉妥协，并通过与秀吉联姻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德川家康被封于关东江户城（今关东一带）。1596年家康被封为内大臣，五大老首席。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翌年德川家康进入伏见城本丸，成为事实上的执权者。 [/SIZE] 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与五奉行虽表示诚心辅佐秀吉遗子秀赖代行政务，但各自心有打算。其实，丰臣秀吉死以前，他的近臣就已分成两派，以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和以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德川家康与强权派关系密切，他积极地笼络人心，操纵派系对立，开展独占霸权的活动。 [/SIZE] 1599年，文吏派的干将、五大老之一，前田利家病死，政局均势被打破，形势有利于家康。1600年，家康以上杉景胜不从朝廷命令、图谋反叛为由，组成东军，攻打会津。此时，石田三成乘机与其他四奉行谋划组成西军，推毛利辉元为盟主，共同弹劾家康，并于7月攻下东军的据点伏见城。9月，西、东军先后进入美浓（今歧阜县）。15日，双方在东西4公里，南北2公里的关原盆地展开了激战。东军忠诚合作，战斗意志昂扬，而西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人心涣散，小早川秀秋又忽然倒戈，最终这场战斗以东军的胜利而告终。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等被捕，10月在京都六条河原被处以死刑；毛利辉元、岛津家久收拾残局回到自己的领地。 [/SIZE] 德川家康取得霸权之后，立即开展铲除异己、分封亲党的活动。多达88位大名被“[/SIZE]改易”或“除封”，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只得到摄津、河内及和泉三地，成为收入仅65万石的“大名”。1603年，德川家康效仿镰仓时代的源氏与室町时代的足利氏，强迫朝廷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并将江户作为自己的据点，成立了幕府。当时的江户破旧败落，无法与本州西部各大名的封地相比。德川家康艰苦创业，苦心经营，在取得征夷大将军之后经过精心建设，终于将江户建设成足以与京城相匹敌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独占政权，削弱皇室的权利，江户幕府于1614年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不仅取消了朝廷对武官的任命权，并规定天皇的活动只限于从事学问。同时，为防止丰臣氏卷土重来，德川家康对身处富庶的大坂一带的丰臣秀赖展开了打击。1614年，他制造了“方广寺钟铭事件”，发动对大坂的进攻，并于次年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终于彻底清除了来自丰臣氏的威胁。 [PP] 德川家康在执掌政权二年后，让位于儿子德川秀忠，隐居于骏河自己的老巢，遥控江户幕府。经过第二、三代将军的经营，江户基本确立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SIZE] 二、幕藩体制的确立 [PP][B] [/B] 江户幕府的统治，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为特别指任的执政官，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并非常设；“老中”，经将军授权直接掌管政务，一般由4至5人组成，轮流主持政局。“老中”的职责主要有皇室、公卿、大名事务的处理，全国财政、寺社的管理以及外交事务处理等等。为确保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幕府对“老中”人选的选用非常谨慎，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氏的亲疏关系也成为入选条件之一。据统计，整个江户时代共有“老中”143人，其中“御家人”、“谱代大名”等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人占据了95％左右，[1]足见德川氏为维护统治用心良苦。“若年寄”也参与政务，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若年寄”的人选也大多出自德川氏亲近。“老中”下还设有许多职务，如江户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等等，他们管理江户一带的政务、司法以及全国寺社、财政等事务。 [/SIZE] [PP] 幕府的监察机构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与“若年寄”下属的“目付”，监视上至“老中”下至一般武士的行为。幕府的最高司法机构为“评定所”，由“老中”、若年寄、三奉行、大目付、作事奉行等人员组成，审议一些涉权范围较大的案件。 [/SIZE] [PP] 幕府的军事机构由直属御家人、旗本及各藩与所属武士组成，重要的城市由“定番”轮流守卫。有重要的战事时，各地的大名就是军事统领，他们有对幕府担负军役的义务。但总的来说，全国大名的兵力无法与幕府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SIZE] [PP][B] [/B] 幕藩体制是德川家康以来建立的统治模式，“幕”即位于江户以将军为中心的幕府，“藩”即由幕府任命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名”。幕府把持中央的大权，地方上的藩政则交由“大名”来管理。“藩”的统治机构也与幕府机构基本相似，但大名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这并不代表大名对地方藩政的完全掌握，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幕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度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利用各种手段削弱大名对幕府的对抗力，确保大名既能管理好地方事务，又不会威胁到幕府的统治。 [/SIZE] [PP] 首先，幕府以亲疏关系将大名们划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亲藩”就是将军家的亲属大名，与德川家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被称之为御三家；“谱代大名”是指在关原之战以前就历代服侍于德川家的家臣，在江户幕府成立时共有68家，分别称之为安详谱代、冈崎谱代、骏河谱代；“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新臣服的大名。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大名被安排在江户的周围，外样大名被封往边远地区，并定期到江户参观。许多大名由此耗去大量财力与精力。幕府还规定一藩只能保留一座城堡，其余全部拆毁。 [/SIZE] [PP] 大名的统治结构与中央幕府基本相似。如“家老”相当于幕府的“老中”，藩下各町也派“町奉行”驻守，也设有监察官“大目付”等等。大名向下直接掌管农民，征收租税，向上则承担各种公役和军役，如修建工程，战时组织军事力量等。 [/SIZE] [PP] 这样，将军通过领地的分封与俸禄的提供，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家来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也结成相似的关系。因此，全国大名虽然呈现割据状态，但由于将军及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幕藩体制安全运行了两个半世纪。 [/SIZE] [PP][B] [/B] 为进一步牢固幕藩体制，幕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前述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限制皇室的权利及活动范围，同时对大名及武士也实行严格控制。1615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令》，规定了大名及武士阶层的活动准则及对幕府的义务。《武家诸法度》共分13条，内容包括大名、武士的生活规范，如服制、乘舆制度、婚姻制度等；生活方式如勤俭、禁止群游群饮、修炼“文武马弓之道”等；对上义务方面，首先是要定期到江户参见将军，其次不可隐瞒包庇任何有违于幕府法制的行为与人，禁止修缮新城等。《武家诸法度》要求各地大名与武士严格遵守，若有违反，就要被处以幽禁、没收领地，甚至赐死。 [/SIZE] [PP] 1635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期，幕府任命名儒林罗山主持，对庆长版《武家诸法度》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将原有的13条法规扩充为19条，并进一步规范了大名的义务。特别是严格规定各地大名、小名必须隔年到江户拜见将军，即一年驻守领地，一年执勤幕府，回领地期间大名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这就是著名的“参观交代”制度。“参观交代”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大名的政治活动，一方面由于参观的巨大开支，牵制了大名的财力，削弱了大名对幕府的抵抗。幕府由此加强了对大名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地位。 [/SIZE] [PP][B] [/B] 幕府实行幕藩体制的统治方式，其根本支柱是严格的不可僭越的等级身份制度。为实现少数武士对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及“町人”的统治，所谓“士农工商”的身分区别被不断强化并固定下来。“士”指武士阶层，“农”指农民，“工”、“商”差别不大，指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被统称为“町人”。在这四个阶层中，武士的地位高高在上，他们修习武艺与学问，佩戴双刀，一把用于杀敌，一把用于自裁（剖腹）。假如农民与“町人”有“犯上”的行为，武士有权不经过上级而直接将他杀死。与武士相反，农民、“町人”等平民的地位相当底下。幕府对农民的劳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极力诈取其全部的剩余劳动；由于幕府“重农轻商”政策的限制，“町人”的活动也受到多方限制。平民不能象武士那样拥有姓氏，遇到大名出行等场合，必须伏地跪拜，不能抬头。另外，在各阶层内的等级制度也十分严格，如武士又分为“侍”、“徒”、“中间”等级别，徒以下的武士遇到上级，也应伏拜路旁。农民中有“持高”农民与“无高”农民之分；町人也有复杂的门第与身分差别。在四民之下的还有秽多、非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SIZE] [PP] 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僧侣与神官不属于四民之列。 [/SIZE] [PP] 幕府就是这样严格地铸造起等级身份制度的铜墙铁壁，以保证其阶级统治顺利进行。 [/SIZE] 三、禁教与锁国 [PP][B] [/B] 江户幕府成立后，虽然德川家康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与明朝恢复国交，但由于明朝政府对丰臣秀吉的侵略言行记忆犹新，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对此反应不甚积极。幕府又企图利用再开“勘合贸易”、将贸易区移至琉球、将琉球十年一贡制改为一年一贡制等措施实现对流球的控制，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 [/SIZE] [PP] 在这期间，日本与朝鲜关系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的外交努力得以改进，1609年，两国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与贸易关系。而对于琉球，德川家康则以琉球亲明为由，出兵琉球，迫使其从属岛津藩。 [/SIZE] [PP] 德川幕府与南洋各国之间实行“朱印船贸易”制度。庆长年间朱印船的触角深及暹罗、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中部）、东京（越南北部）、柬埔寨、西洋（澳门）、安南等19个地方，而到了元和（1615－1623）、宽永（1624－1643）年间，朱印船贸易的港口就集中到了高砂（台湾）、东京、暹罗、吕宋等7个地方。在往来贸易的同时，日本人在所到国当地建立起的贸易驻地——日本町。 [/SIZE] [PP] 16世纪的世界海域一直被旧教国葡萄牙、西班牙所控制。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摧毁后，葡、西两国的东亚海洋贸易遭受到了来自新教国英国、荷兰的挑战。葡萄牙人数次在幕府面前攻击英国与荷兰，德川家康不以为然，反而对英、荷贸易产生极大的兴趣。经过激烈的竞争，葡萄牙、西班牙在东亚贸易战中败给英国与荷兰。由于对中、日贸易的苦心经营，荷兰又逐渐取得了贸易的优势地位，到17世纪20年代，荷兰成为西方独占对日贸易的国家。 [/SIZE] [PP] 在国内，幕府对外来宗教尤其是对天主教的发展越来越警觉。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因贸易的需要，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天主教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参加者从平民到武士甚至大名诸侯一应具有。他们结成坚强的组织，宣传上帝的权威与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与幕府的“神国”思想及等级身份制度相违背；加上新教国家英国与荷兰因贸易的竞争关系，对天主教支持国西班牙、葡萄牙不断进行挑拨，幕府愈来愈感觉到对天主教进行镇压已刻不容缓。 [/SIZE] [PP] 1612年，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击沉一艘葡萄牙商船，为讨封他的肥前旧领地，有马氏向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行贿，但事情未获成功，有马向本多正纯追问，冈本大八受贿事发，被本多囚禁。在狱中，冈本又揭发有马晴信谋杀长崎奉行。幕府以谋杀、受贿罪且两人均为天主教徒为由，赐死有马，火刑冈本大八。并以此为契机，断然发出禁教令，宣布幕府直辖都市骏府、江户、京都、长崎等地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并要求摧毁域内所有天主教堂。1613年大久保忠邻被任命为“伴天连追放总奉行”，进入京都，负责摧毁京都的教堂，流放天主教传教士，并强迫那里的天主教信徒“改宗”。1616年，幕府命令岛津家久消灭领内“百姓以下”一切天主教活动，禁教的重点由清除外国传教士活动转向对国内一般教徒的迫害。1622年发生了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西班牙等外国传教士、日本教徒及朝鲜、中国人55人被集体屠杀。幕府还采用“踏绘”的手段搜查信教民众，一旦被幕府发现，信徒就被处以游街、拷打甚至竹锯、火刑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许多教徒被迫改宗。 [/SIZE] [PP] 九州肥前的岛原与天草，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自1634年以来两地天灾不断，幕府却一再逼交租税，并对信教民众展开残酷迫害。两地人民忍无可忍，推举16岁的少年天草时贞四郎为首于1637年发动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很快发展至3.7万人，包围了岛原城。农民、浪人武士、天主教徒是这次暴动的核心。幕府紧急调动兵马，令执勤于京都的西南藩主回国镇压起义。双方僵持了数月，天草军终因长期困守，弹尽粮绝，被幕府军镇压。天草时贞四郎战死，被俘民众全部被杀害。岛原起义是一次以宗教为号召口号的农民起义运动，一方面冲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更引起了幕府对外来宗教的恐惧，为全面锁国埋下了伏笔。 [/SIZE] [PP] 伴随着禁教的展开，幕府逐步加紧了锁国的脚步。早在1616年幕府就下令除明船以外的外国商船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1620年，禁止日人随外国商船出海并输出武器。1622年“元和大殉教”之后，驱逐葡萄牙、西班牙人出境及禁止入境通商。随后幕府分别于1633、1634、发布第一、二次“锁国令”，在进一步驱逐境内的天主教势力的同时，严格限制对外交往与贸易，宣布只有经过特许的船只（奉书船）才能出海。1635、1636年又接着发布第三、四次“锁国令”，禁止一切船只驶往海外，海外归侨、葡、西混血子女一律处死等。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锁国令”，全面限制一切外来船只。规定只有中国、荷兰的船只才能与日本通商，且通商地点限定在长崎一港。朱印船贸易被禁止，幕府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1715（正德五）年，幕府发布《正德新令》，限定每年来航的中国船只不能超过30艘，银6000贯；荷兰商船限定2艘，银3000贯。 [/SIZE] [PP] 这样，日本经过数十年的禁教锁国运动，一步步关上了国门。日本对西方的开放如惊鸿一瞥，立即转入对本国文化的咀嚼与对民族产业的经营上。[/SIZE]

金森宗信

第二节 江户时代经济的发展 一 、封建领主制经济发展状况 [PP][B] [/B]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SIZE] [PP]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SIZE] [PP]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SIZE] [PP]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SIZE] [PP]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SIZE] [PP][B] [/B]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SIZE] [PP]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SIZE] 与城市商人相应生辉的是农村商人的崛起，他们以农村为据点，展开了与城市商人间的竞争。[B] [/B][/SIZE] 三 、资本主义因素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PP]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SIZE] [PP]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SIZE] [PP]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SIZE] [PP]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SIZE] [PP]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SIZE] [PP]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SIZE] [PP]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B] [/B] [/SIZE] [PP]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 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幕藩体制的动摇 一、幕府统治的腐败 [PP][B] [/B]17世纪后半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势不可挡，封建经济日渐显露危机。幕府在这样的挑战下显得无能为力。与商人的崛起相应的是下层武士生活日益贫困，幕府采取减免武士债务的办法加以挽救，但仍然阻止不了社会发展对武士造成的冲击。不满的武士连续发生数起反幕事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的危机。 [/SIZE] [PP] 在幕府内部，由于挥霍无度，奢侈成风，加上对新的经济形式的冲击缺少把握，幕府的财政逐渐陷入危机。对此，幕府一方面加紧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对农村提高年贡额，享保年间的农业税取消按年收成丰歉程度课税的旧例，税率由农产品总量40％升至60％。[B] [/B]另外还进行提前征税，有的甚至提前三年征税。对于富农，同样征收各类摊派。另一方面，还加紧对城市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压榨。如通过发行成色较低的货币，引起物价的高涨；垄断某些特产品买卖；而大商人又与幕府相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将负担转嫁给下层市民，造成城市贫民生活的贫困。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 [/SIZE] 二 、武士的贫穷与商人势力的抬头 [PP] 从17世纪后期开始，幕藩的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为维持财政，各藩大名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减少家臣俸禄。家臣、武士得不到维持开销所需的俸禄，生活陷入穷困。为了生计，武士们只得用自己的俸禄、官爵、领地最为抵押向商家典当、借款。有的武士无法偿还到期的高利贷，沦落到上街乞讨的不堪境地。 [/SIZE] [PP] 对于武士的窘迫境地，幕府也曾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如发布法令，宣布不接受商人关于武士借债不还的诉讼等等。但整个武士阶层，特别是中下级武士的贫困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 [/SIZE] [PP] 与武士的贫困相反，城市商人势力的发展却蒸蒸日上。城乡批发商、高利贷者聚积了大量的财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坂、京都、江户地区聚集了许多巨商，如鸿池、住友、三井等。鸿池一家的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的收益。为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大商家还结成批发商公会，形成全国性的同盟，开始运行全国性的商业经营。伴随着武士的没落、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旧有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开始受到冲击，走向反面。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动摇。[B] [/B][/SIZE] 三 、农民与市民的反抗运动 [PP] 封建统治危机使幕府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在封建领主压迫下的农民因不堪忍受沉重地负担，集结在农村共同体组织下，向领主请求减少年贡与课税，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越级上告。当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时，往往忍无可忍，采取武力斗争的手段。据统计，享保（1716－1735）年间发生农民起义90次，天明（1781－1788）年间发生114次，天保（1830－1843）年间则发生了近160次。以天保年间为例，农民起义的频率为平均每年11.21次，仅1836年一年就达到了67次。1842年，反对清丈土地的近江农民起义的人数达到4万人，给幕府以沉重的打击。 [/SIZE] [PP] 与此同时，城市中受到幕藩领主与城市大商人双重压榨的城市贫民，成为动摇幕府统治的另一支力量。1675年，江户市民由于米价上涨，向町奉行展开请愿活动，要求借米，获得成功；1732年，发生大饥荒，米商与幕府勾结，囤积米谷，乘机高价出售，引起市民的愤慨。次年1月，进而市民发动了暴动，捣毁米商住宅和仓库，捣毁财务，撕碎帐簿等。1837年，在大坂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这一发生在经济中心大坂的暴动极大地震撼了幕府。在这之后各地的市民斗争风起云涌，撼动了幕府的统治。 [/SIZE] 四、三大改革的失败 [PP] 元禄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幕府统治产生的动摇，使幕府不得不采取摆脱危机的措施。1716年，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上台，为挽救封建危机，首先推行改革。因其改革大部分发生在享保年间，故被称为“享保改革”。 [/SIZE] [PP] 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首先强调将军的独裁统治，发行鼓吹封建伦理道德的书刊，号召天下百姓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加强对大名武士的管理，要求武士恢复狩猎、练习武艺；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缩减开支；实行官职津贴制，用俸禄调节官职的差异；改变原有的参观交代制度，同意各地大名可以用俸米代替半年的参观交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名的负担。经济方面，针对农村人口不断从土地上流失的情况，从1722年起废除以往按每年土地丰歉进行征税的制度，改为“定租制”，即按照近十年土地的平均产量定出租率征税，但 1737年仍旧被恢复为“勘查制”，将土地收成按五公五民（税率为收获量的50％）的比例征收，这一作法更加大了对农民的掠夺。另一方面，幕府鼓励开垦新田，并向开垦的新田征税，对商人开垦的土地，允许他们以地租的形式收回成本。法制方面，制定了《宽保告示集成》、《诉讼处理御定书》等一系列法令、法典，规范幕府统治。 [/SIZE] [PP] 享保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幕府的财政，挽救了幕府的危机。但它一味压制商品经济，幕府与商人的矛盾加深了。同时，它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地劳动成果，也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 [/SIZE] [PP] 德川吉宗之后，德川家重接任将军。以老中田沼意次为首的改革派继续进行改革。为了增加财源，田沼意次依靠富商，垦殖沼地；鼓励种植棉、烟草、桑、麻、茶等经济作物和开展加工农副产品；允许商人的特买专卖；批准建立新行会，组织商人会所，收取行会、会所的杂税；支持各藩推行新兴产业；垄断与清朝的民间贸易等。改革后来由于德川家重的亡故，被迫中断。 [/SIZE] [PP] 18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全国各地天灾不断，1783(天明三)年还爆发了大饥荒，而幕府仍然不顾民情横征暴敛，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毅然起来反抗，发动数十次农民起义。在城市，商人的投机暴利引起米价的动荡，深受其害的贫民也起来斗争。一时间，起义、暴动遍布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任老中松平定信上台，开始了幕府的第二次改革，即“宽正改革”。 [/SIZE] [PP] 改革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农村经济问题。松平采取的是压制商品经济、稳定自然经济的方针。幕府命令在外乡或城市打工的农民回到土地上，并设立“人足祭场”，对游荡人进行技术培训，随后遣返回乡。另一方面，为得到尽可能多的税收，加紧征收租税。对于城市经济，加强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对于日益贫困的武士阶级，仍然倡导节约，同时为减轻他们的负担，废除他们拖欠商人的债务。在文化上，指定朱子学为正学，禁止其他的学问；对外则坚持锁国。 [/SIZE] [PP] 宽正改革，未能正视社会矛盾及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商品经济一味限制压迫，是不符合社会潮流的复古改革，它不但不能彻底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和深化。在这一背景下，以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为首的幕僚宣布新政，史称天保改革。 [/SIZE] [PP] 改革主要沿袭前两次改革的内容，一是整顿财政，号召天下武士、百姓厉行节约，减免大名、旗本的债务，并向町人课重税；二是严格控制城市的人口，发布“归农令”，尽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三是解散特权行会，把与农村商品生产商的联系直接归入幕府手中；四是控制各藩经济实力，下令禁止各藩的藩产专卖权；五是扩大幕府直辖领地，江户周围十里、大坂周围五里的土地收归幕府。 [/SIZE] [PP] 天保的改革与前两次改革一样，未能正视时代发展的现实，实行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的政策，因此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终于迎来了末路钟声。[/SIZE]

金森宗信

第四节 锁国体制下的中日交流 一 、长崎贸易 [PP] 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锁国。自17世纪中叶锁国体制确立后，日本人被禁止出海航行，能够进入对外开放的窗口——长崎港进行贸易的只有中国船和荷兰船。如1684年10月，清政府废除“迁界令”，颁布了“展海令”，来日商船激增，1688年达到193艘。而日本方面，于1685年发布了《长崎贸易限制令》、1715年发布了《海舶互市新例》[/SIZE][2][/SIZE]，以限制贸易额和实行“信牌（长崎通商执照）贸易”作为对策，来缓解国内铜产量的不足。船的数量及定额虽然减少了，但贸易总额却并未减少。据统计，仅1688（元禄元）年一年乘船至长崎的中国人，就达9128人。从唐船、荷兰船的数量或贸易额来看，唐船大大超过荷兰船。[/SIZE][3][/SIZE]这足以说明，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在当时长崎的贸易中所占的绝对优势。但从总体上看，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即日清贸易，受两国政府所采取的国内外政策制约。 [/SIZE] [PP]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州等口岸起航，经舟山群岛，横渡东海，直驶长崎。由于日本对中国贸易和中国商人多方限制， 1688年长崎建立了“唐人坊”，凡赴日的中国商人必须居住在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但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长崎成为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市。“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SIZE][4][/SIZE] 二、文化交流 [PP] 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对海禁的解禁，许多亡命的明朝遗臣、明清僧侣扬帆东渡到达长崎。在这些遗臣中，朱舜水、陈元贇二人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舜水（1600——1682）于1659年至1665年在长崎讲学，后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他治学重视实际效用，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元贇（1587——1671）赴日后与诸多名士结交，唱和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并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陶瓷器，后人称“元贇烧”。赴日的僧侣多为黄檗宗传人，他们不仅推进了黄檗宗的东渐，而且将独特的中国书法、绘画、音乐、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本人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喜爱。 [/SIZE] [PP] 从现藏于内阁文库的《唐蛮货物帐》可知，载有书籍的船只赴长崎贸易只限于南京船和宁波船。在江户初期，在进入长崎贸易的南京船和宁波船中，载有书籍的还比较少。可是到中后期，赴日商船几乎都载有书籍。当时日本输入的汉籍主要有《唐六典》、《唐律疏议》[/SIZE][5][/SIZE]、《大清会典》等法制书籍，包括直隶、山西、河南、浙江、贵州等17个省的州府县的地方志，及汉译“洋书”等。明清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桃花扇》、《西厢记》等出现了选译本和“翻案本”。 [/SIZE] [PP]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吉宗曾命儒臣物观（荻升北溪，荻生徂徕胞弟）校勘补遗《七经孟子考文》，1732年传回中国，并在中国流播，此事堪称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SIZE]

金森宗信

第五节 江户时代的文化 一、哲学思想 [PP] 儒学发展到宋朝，经程颐、程颢及朱熹的发展，形成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学。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 [/SIZE] [PP] 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SIZE] [PP]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同时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曾历侍4代将军，帮助幕府制定律令，起草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 [/SIZE] [PP]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SIZE] [PP]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SIZE] [PP]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由于朱子学的强大压力，阳明学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开。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 [/SIZE] [PP] 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SIZE] [PP]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树立“官学”地位的同时，也招致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在反对朱子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儒家学派。日本的古学派借用复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 [/SIZE] [PP]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SIZE] [PP] 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 [/SIZE] [PP] 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面对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统治，他提出幕府统治者应负起恢复古代良风美俗的责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礼乐刑政”，为此必须研究古典文辞，学习“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SIZE] [PP] 古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 [/SIZE] [PP]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 [/SIZE] [PP] 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从比考据对象更早的文献进行精密的实证。伏见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满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而贺茂真渊则吸收了契冲主情主义的文学论与荷田春满的神道论，力求从古语古句中发现“古道”，并主张从儒学的合理主义出发寻求人的内心的解放。 [/SIZE] [PP]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本居宣长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时期深受契冲与贺茂真渊的影响，埋头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和歌等等。文学上，他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SIZE] [PP]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SIZE] [PP] 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SIZE] 二 、町人思想与町人文学 [PP]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就整个江户时代而言，人们生活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禄（1688－1704）时代，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经济超越了旧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工商业者阶级的实力终于超过武士阶级，这与他们当时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SIZE] [PP]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等级身份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虽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润万物的作用，对贵族社会也是有用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也说：“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努力追求与武士阶级的平等。提出商人对国家的贡献犹如武士对君主的效忠，商人的营利犹如武士的受禄。这一思想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对武士阶层的轻视。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SIZE] [PP] 江户时期町人思想的成长为提高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平等的思想倾向虽然招致幕府的打击与压制，但在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町人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SIZE] [PP][B] [/B]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SIZE] [PP] 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成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SIZE] [PP][B] [/B]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浮世”，指现实社会。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SIZE] [PP] 井原西鹤一直以町人的身份与立场关注着人世间的冷暖饥渴，创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学。《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谐的手法，通过对町人社会男女恋爱故事的描写，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同时刻画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心理与生活遭遇，被誉为日本社会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 [/SIZE] [PP] 井原西鹤的代表作品还有《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鹤诸国话》等。在井原西鹤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跃于文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还有西泽一风的《风流御前义经记》、江岛奇碛的《倾世色三味线》、《倾城禁短气》；上田秋成的《诸道听耳世间猿》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鹤世情小说的影响。[B] [/B][/SIZE] [PP][B] [/B]草双子是以图为主的小说体裁，类似于中国的连环画。它用连续性的绘画来描述一定的故事情节，配以假名解说。江户时代，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 [/SIZE] [PP] 草双纸按照封面的色彩与装订的形式分为“赤本”、“黑本”、“青本”、“黄表纸”、“合卷”5种。“赤本”主要为儿童启蒙读物；“青本”与“黑本”内容比“赤本”较深，多为戏剧图解、英雄故事和鬼怪传奇等。而“黄表纸”的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绘本的解说词开始受到关注。 “合卷”出现于19世纪初，采用新的装订方法和内容形式，受到当时歌舞伎的影响较深。[/SIZE][B][6][/SIZE][/B] [PP][B] [/B] 读本以文字为主，配以插图。采用的文字和汉交混，内容许多是明清白话小说的翻版。以都贺庭钟的《英草纸》为例，共收录作品9篇，其中8篇是将“三言”加以改编使其日本化的作品。它们或借原故事情节讲述日本人物故事、或改换人物叙述日本史实。被加以改编后的读本内容上与以往的浮世草子相异，给日本民众带来新鲜的感受。风格上摒弃了媚俗的风格，做到了雅俗共赏，吸引了一批欣赏口味较高的读者。可以说，它在町人中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SIZE] [PP] 早期的读本以短篇小说为主，逐渐向长篇发展。著名的长篇读本有《飞弹匠物欲》、《三七全传南柯梦》、《椿说弓张月》、《南总里八犬传》等。 [/SIZE] [PP] 读本在日本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不仅是日本反应社会问题的近代小说的先声，也是明治初期政治小说的滥觞。[/SIZE][7][/SIZE] 三、 町人艺术 [PP] 人形净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种木偶说唱艺术，净瑠璃原是一种弹唱艺术，起先的乐器是快板与琵琶，室町时代后期从中国经由琉球传入的三味线成为净瑠璃的主要乐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时人形净瑠璃发展的中心是大坂与京都。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加上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竹本义太夫的剧团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假想郑成功率领日本武士抗清得胜故事的《国姓爷合战》，描写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兴趣，著名人形净瑠璃剧的剧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SIZE] [PP]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18世纪末，大坂的植村文乐轩接手经营人形净瑠璃，将其改编为“文乐净瑠璃”。从此，人形净瑠璃以“文乐”之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SIZE] [PP] 歌舞伎现在被称为日本的“国剧”，但它最初只是一项民间的娱乐活动，而且发展过程较为曲折，在江户时代曾屡遭禁止。 [/SIZE] [PP] 歌舞伎的始创者是17世纪初一位名叫“阿国”的女子。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风流舞”的基础上创造出节奏明快、具有市井风俗特色的舞蹈剧。女性在舞台上出现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况还要女扮男装，甚至还要穿着西洋服饰登场；剧情内容活泼通俗，甚至有涉及风月场所的剧情，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经推出，便受到庶民社会男女老少的狂热欢迎，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 [/SIZE] [PP] 这一态势引起幕府的担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参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装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欢迎，幕府不得不于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议迫使幕府最终向民意投降，二年后歌舞伎解禁。经过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SIZE] [PP][B] [/B]在德川时代，美术创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绘”。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浮世，是指既非过去又非未来的今生今世。“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刺绣工人出身的画师菱川师宣是浮世绘的始祖。菱川师宣先是为假名草子、艳情小说绘制插图，后来这些插图因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从文学读本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欣赏绘画。菱川将这些画制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间广泛出售，浮世绘因此在民间快速传播流行。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SIZE] 四、西籍的传入与兰学的发展 [PP] 江户幕府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所谓禁书，就是只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这些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1692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种（一说31种），1685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特别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SIZE] [PP]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1717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 [/SIZE] [PP] 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SIZE][8][/SIZE] [PP][HR][/SIZE][PP][1] 林景渊：《德川幕府初探》，台湾寰宇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 由于其在正德年间制订故又称《正德新例》、《正德新令》。其内容为（一）、长崎铜贸易量：一年内的定数为四百万斤至四百五十万斤，应严格遵行。（二）、唐人商卖法：一年的船数，口船（来自南京、宁波等中国大陆的商船）与奥船（来自东南亚或中国南部的商船，这也作中国船处理）的总和限三十艘，银额限六千贯目，其中铜渡数为三百万斤。（三）、荷兰人商卖法：一年的船数为二艘，银额限三千贯目，其中铜渡数为一百一十万斤。（载日本史教育研究会编：《新版日本史史料》第105页 1997年4月第2版）。 [PP][3] （日）中村质：《近世长崎贸易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平成4（1992）年11月.第372～376页。 [4] 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第8页。 [5] 该书由荻生北溪校写，清人沈燮庵校阅，并附有清刑部尚书励廷仪之序。 [6] 此节参照王勇：《日本文化》第十章第四节之《草双纸》。 [PP][7]严绍璗、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11月.第317页。 [PP][8] 葛继勇：《从“唐船持渡书”去看德川吉宗德实学思想》，载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中日关系史研究》2001年第2期。

金森宗信

第八章[/SIZE] [/COLOR]明治维新（上）[/COLOR] 第一节 西力东渐与幕府的灭亡 [PP] [/SIZE] 一、西力东渐与开国 在日本长达两百多年的锁国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变。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西方列强怀着谋求海外市场与原料的共同目标，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日本位居远东航线的末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就开始进入列强的扩张视野，边警频仍。 [/SIZE] 最早打破日本锁国之梦的西方列强，“既非美国，亦非英国，而实为俄国”。沙俄东邻日本，是西方列强中向日本伸手最早的国家，早在18世纪初叶就开始不断向千岛群岛扩张势力，酿成了日本延续至今的北方领土问题。沙俄率先向日本叩关是在1792年，拉克斯曼奉俄女皇卡特琳二世之命，携西伯利亚总督函及价值两千卢布的“礼物”，并以护送因海难漂流到俄国的几名日本人为名，乘“卡塔琳娜号”轮船从鄂霍次克出发，抵达日本北海道的根室，要求开港通商。此行未获成果，十一年之后（1804年）沙俄又遣特命全权使节雷扎诺夫赴日交涉。雷氏率舰开进长崎，递交了沙皇国书，要求通商。但幕府以不能违背锁国祖法而予以拒绝。1812年因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沙俄无暇东顾，但日本的“北边之警”从未停息。 [/SIZE] 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也多次试图入侵日本。1808年，挂荷兰国旗的英国军舰“菲顿”号闯入长崎港。1813年企图夺取荷兰在日本出岛的商馆，未能如愿。1818年，英船驶入浦贺港要求通商，遭到幕府拒绝。1824年英国船员携枪在水户藩常陆大津滨登陆，要求通商，与藩兵发生冲突。同年，英船停泊萨藩宝岛，射杀水牛，并与岛民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幕府在1825年发布“异国船驱逐令”，命令对靠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一律开炮驱逐，强行登岸者捕杀不殆。 [/SIZE] 当时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王朝的鼎盛期，为阻止沙俄势力南侵，1853年全力投入克里木战争。而美国却随着1848年占领加利福尼亚，横断太平洋的东方贸易之梦想成为可能。限于轮船的续航能力，需设立中继站。另外活跃的捕鲸业也急需补给基地。日本自然就成为美国扩张的理想目标。多次遣使要求建交均遭拒绝后，美国决意诉诸武力。于是后进的美国，成为了西方列强中强迫日本开国的急先锋。 [/SIZE] [PP]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国的消息，震惊了日本朝野上下。 [/SIZE] 长崎的町年寄[/SIZE][1][/SIZE]高岛秋帆最先做出反应，他向幕府提交了关于改进炮术以加强武备的意见书。[/SIZE][2][/SIZE]围绕该意见书，形成了改革与保守之争。保守派认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在于两百余年歌舞升平造成武备松弛所致，日本若贸然采用西方炮术，只会迎合俗人好新之弊、学者好奇之病，最终导致“平日风俗习尚”的变革，为害非浅。改革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兵败之情由，是由此种空论所招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他接到高岛秋帆的意见书后，对高岛颇为赏识，将其提拔为与力[/SIZE][3][/SIZE]，并召至江户，传授西方炮术。幕府于1842年7月23日，下令废“异国船驱逐令”，改行“薪水给予令”。与此同时，《中英南京条约》签署，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锁国政策。 [/SIZE] 鸦片战争在日本知识界也掀起了波澜。中国知识分子所写的一批介绍鸦片战争和世界史地的书籍，通过中国商船源源流入日本，广为流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被誉为“天下武夫比独之书”。自1851年传入，即被翻刻，至1856年各种翻刻本竟达二十二种。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术在今日之中国，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4]。 [/SIZE] 1853年，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派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率军舰四艘，士兵560人，于6月3日闯入日本浦贺港，并致国书，要求开港通商。培理行前接受了美国国务院的三项指令，要求就以下内容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一）签订有关救护海上遇难的美国船员的长期协定；（二）日本为美国船只提供补给煤水粮食的港口和补给站；（三）日本对美开放通商口岸。此外，为促使日本打消顾虑从速开国，培理还需向日本说明：随着美国国力日趋强盛与东亚关系的日益密切，日本继续保持锁国是错误的；美国与英国在亚洲的扩张活动毫无瓜葛。但若和平谈判无法奏效，应以武力为后盾，表明强硬态度。 [/SIZE] 浦贺当局拒不受理美国总统国书，要求依照日本国法，开往长崎。培理断然拒绝，派遣“密西西比”号入江户湾测量水深进行示威，声称：“若不受理国书，舰队就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否则万一开战，美国必胜，那时可执白旗来见。”幕府屈服于威压，不得不在浦贺附近的久里滨收下美国国书，约以明年答复。培理无视幕府旋即离去的请求，命舰队开至羽田附近示威，直指江户，江户市内群情哗然。不过培理明白要幕府迅速回复是困难的，加之在琉球另有紧急任务，遂声言明年春天前来听取答复，遂撤离日本。坚守２００余年的锁国体制危在旦夕。 [/SIZE] 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以蒸汽为动力，冒着黑烟，因此日本人把培理舰队的叩关通称为“黑船事件”。 [/SIZE] 1854年1月，培理又率舰7艘再次开进浦贺湾，停泊于神奈川河口，以武力胁迫幕府谈判签约。结果于3月3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翌年2月在下田交换批准手续后正式生效。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近代的国际条约。 [/SIZE] 日美神奈川条约共有正文12条和附录13条。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函馆两港，并允许美国在两港设驻日领事；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它必需品，价格由日方规定；日本须救护并优待美国遇难船只；给与美国最惠国待遇等。这样，下田港就成了美国开辟横渡太平洋航线的中继站，箱馆变成了美国在北太平洋捕鲸船的一个基地。美国通过《日美亲善条约》的签订，迫使日本走出了开国的第一步，大体完成了其扩张目标。培理曾如此评价过《日美亲善条约》：“虽然是初步的，但对于今后将与日本政府建立的通商协定，却是最重要的一步。”[5] [/SIZE] 之后，英、俄、荷等国均援引美国先例，陆续胁迫幕府签订了类似“亲善条约”。日英条约较日美条约简单，要求开放长崎和箱馆两港。日荷条约主要确认其在日的既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放宽限制。荷兰在日本长达２００年的锁国期间，独占对日贸易，但仅限于出岛一处。因此乘签约之机，荷兰要求享受同等待遇，开放长崎、下田、箱馆三港。日俄条约与众不同，在要求开港的同时要求享有治外法权，并提出了划定北方领土边界问题。定边界于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库页岛为日俄共管。至此日本锁国体制崩溃。 [/SIZE] 据《日美亲善条约》，美国派遣了第一任驻日使节、总领事哈里斯，其主要使命就是在亲善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哈里斯在中国宁波担任过代理领事，并曾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泰国，是一个具有殖民侵略经验的“东方通”。时逢中国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于是他不失时机，对幕府软硬兼施，以武力相威胁，最终于1858年6月1９日在神奈川海面停泊的美国“波瓦坦”号军舰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条约共１４条，附《贸易章程》７则。 [/SIZE]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限期开放神奈川、长崎、兵库、新泻、箱馆五口及江户、大阪两处通商；允许在开港地设立出入自由的“居留地”，享有居住买地盖房信教等自由；美国在日本有贸易自由和领事裁判权；确定了进出口商品的四类关税率，即外国人旅居日本所持金银及生活用品免税，输入酒类纳税35%，造船、捕鲸用具、蒸汽机械、铅、锡、马口铁、煤炭、丝绸、木材以及米面食品等纳税5%，其余皆20%。除金银货币和棒铜外，日本产品的输出税为5%。改变税率须在神奈川开港五年后双方“协商”解决。 [/SIZE] 接着幕府又相继与荷、俄、英、法签订了同样的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在“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最具殖民侵略的代表性条款就是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安政条约》的关税协定使日本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的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则侵犯了日本的司法自主权，袒护了外国人躲避日本法律的制裁。 [/SIZE] 随着日本锁国体制的崩溃，幕府独裁统治日趋动摇。幕府原本一直架空天皇，对各藩、尤其是“外样”大名则加以限制，以防尾大不掉。然“黑船事件”之后，束手无策的幕府竟破天荒地向天皇及诸大名征询对策，企图借助天皇“神威”摆脱困境，并调整与诸藩的关系以获得实力派大名的协助。从此天皇与雄藩得到了干预国政的权力。1858年起，围绕将军继嗣问题，雄藩改革派与幕府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也日渐激烈。改革派（亦称一桥派）以主张限制幕府独裁实行强藩和议制的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为首，以才智、年龄为理由，推选一桥家的德川庆喜（1837~1913，原为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之子，过继给一桥家）。保守派（亦称南纪派）以维护幕府独裁的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为首，主张按血缘关系，推选年方十二岁的纪伊藩藩主德川庆福（1846——1866）。这时，业经议定的《日美通商条约》也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两派就“将军继嗣”和“条约批准”问题，不约而同想得到天皇的支持。于是在外来压力下，“尊皇攘夷”势力崭露头角，日后逐步演变成倒幕的一面大旗。 [/SIZE] 1858年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统治，由井伊直弼出任幕府大老，并于6月19日不待“敕许”，断然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6月25日又宣布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并以将军名义勒令水户、尾张、越前三藩藩主隐退。“一桥派”指责幕府专权，“违敕”签约、迫害三家，策动公卿以天皇名义下密诏给水户等藩，企图推翻井伊直弼的统治，将政权移交德川齐昭父子。井伊直弼对此采取了高压手段，于9月初开始大肆搜捕，首先逮捕了尊攘派著名领袖梅田云滨、吉田松阴等人，兴起了“安政大狱”。次年，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被斩，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等四人被迫切腹或问死，四名皇家公卿被勒令“辞官”或“落饰”（出家）。遭迫害者近百人，其中四分之一遇害。 [/SIZE] 安政大狱之后，尽管皇室公卿和藩主鼓吹“公武合体”，许多尊攘志士充分认识了幕府的反动与诸侯大名的无用，开始产生了倒幕维新思想。正如吉田松阴在狱中所写的《草莽崛起论》中所阐述的那样：“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SIZE][6][/SIZE] 面对井伊的高压政策，在京都的萨、长、土、越前和水户的藩士，经过多次秘密磋商，决定督促萨摩藩主率兵东上，改造幕府，实行攘夷；同时制定暗杀大老井伊直弼的计划。1860年３月24日黎明前，江户城雨雪霏霏，在爱宕山上集合起来的18名志士——水户藩士17人和萨摩藩士1人，于上午8时以城楼的鼓声为信号，利用井伊为庆贺上巳佳节而坐轿登城的机会，在樱田门外，成功地袭击了由60名武装卫队护卫的井伊直弼，砍下了这个幕府大老的首级。史称“樱田门事件”。暗杀志士自称“草莽”，在其随身携带的《斩奸旨趣书》中痛斥井伊罪大恶极，“其中犹以对于外虏，为其凶猛之虚声恫吓所惊恐，酿成神州之大害”，并“玷污国体，使圣虑烦恼，又违背敕意，横生奸计，实可谓天下之大罪人”。同时强调他们“与官方（幕府）毫无敌对之意，……无论依法受何种处置，均无怨恨”。[7] [/SIZE] [PP]由此可见，此次有组织的暗杀活动，仅是所谓的“清君侧”，不具有反幕色彩。但它是草莽志士从“安政大狱”的血泊中崛起的重要转折点。值得一书的是，此次暗杀活动得到一位名叫樱冈的豪农的支持。从此以后，各地志士不论藩属，只问信仰，云集长州、土佐，联合豪农豪商与朝廷公卿，激烈地开展起尊王攘夷运动。 [/SIZE] 根据《安政条约》，1859（安政6）年5月28日起开港。日本对外贸易随之激增，生丝、蚕卵纸、茶、水油、海产品大量出口，其中生丝居首位，占总输出额的５０％－８０％，其次是茶，占总额的７％－２０％。随着需求量的大增，日本制丝业和制茶业取得了明显进步。制丝工场手工业在信州、上州、甲州等地快速发展起来。由于生产技术及规模的变革，丝、茶产量大幅提高，新兴的农村商人活动活跃，给幕末农村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 [/SIZE] 但另一方面，日本封建社会制度在开国的打击下，面临解体的全面危机。由于日本的关税权为外人操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大批向日本倾销，而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源源流往国外。开港后的1860至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额增加2．5倍，输入额却增加13倍。日本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成了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量西方质优价廉商品的涌入，沉重打击了日本国内产业。而生丝的大量出口，造成国内供应短缺，丝价暴涨，丝织业萎缩。由于条约认可洋银在日本的自由流通，西方商人和使馆人员就利用日本金银比价远低于国际牌价，用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幕府为限制外国水兵兑换日本银币套购黄金，便规定每人每天兑换的数量。于是水兵们开具假名单，随意捏造名字以便多换。就这样，开港贸易仅半年，日本黄金外流了一百万两。再加上幕府改铸劣质货币，大量发行不兑换纸币，导致日本物价飞涨，整个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SIZE] 经济的破坏，造成了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的恶化。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0年发生43起，1865年~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均远远超过了天保年间（1830～1843）32.5起的纪录。城市贫民暴动的次数也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反对藩主和投机商人的“米骚动”。下级武士本属幕藩体制的特权阶级，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步分化，趋向没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成了新兴的社会阶层——豪农豪商。该阶层一经诞生，就具有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性和依附性的双重性格。在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形下，萨、长、土、肥和水户等强藩大名与幕府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大名们反对专制，要求参与幕政。幕藩体制在内外交困之下分崩离析。 [/SIZE] 二、幕末社会政治形势 活跃于幕末维新时期的西南强藩（长州、萨摩、士佐、肥前等），通过天保、安政年间两次重大藩政改革，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由此奠定了其雄厚的政治资本。综观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1、破除身份限制，大胆启用人才。一批擅长理财和近代军事技术的下级武士脱颖而出。豪农出身、熟悉经济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受到重用，参与藩政。例如西乡隆盛辅佐萨摩藩主岛津齐彬，桥本左内辅佐越前藩主松平庆永。2、鼓励商品经济，加强专卖制，统一藩内市场，自力更生，逐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藩领经济。3、大力改建近代军制。如1855年，长州藩设立“西学所”，研究西方军制，探索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供海防之用。[8]萨摩藩从1856年起，学习英国海军，建设水兵队。另又建造了洋式炮台，装备了有限电信，用电引爆水雷。 [/SIZE] 藩政改革的成功与幕府改革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照。通过安政改革，西南雄藩的物产交易以长州的下关和长崎为中心而益发繁荣。然而西南雄藩的这种经济繁荣，必然要与幕府以江户、大阪、京都等“三都”为中心控制全国市场的传统政策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幕府与雄藩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西南雄藩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促使其不再满足于外样大名的地位，反对幕府专制，渴望登上中央政治舞台分享政权，实现权力再分配。于是兴起了要求“强藩和议、改革幕政”的雄藩联合运动。 [/SIZE] 起初，雄藩通过“开国”和“将军继嗣”两大问题干预幕政，随后在尊王攘夷运动的潮流中被推上了中央政界。虽然雄藩中的尊攘派是其进入中央政界的推动力，但雄藩的主流上层却坚持公武合体的方针。不过雄藩的公武合体与幕府的公武合体政策不同之处，在于幕府为了强化幕权，而雄藩则主张以朝廷为主，幕府应处于从属地位，然后在两者之间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 [/SIZE] “尊王论”和“攘夷论”本是源于儒学的“名分论”的两种不同思想。“尊王论”确立于江户初期，江户中期后，随着幕藩体制矛盾扩大，国史研究和国学的发展，“尊王论”逐渐有了现实基础。到了江户末期，后期水户学和平田国学进一步发展了“尊王论”； “攘夷论”起源于儒学的“华夷思想”。幕末幕藩体制矛盾的激化和外来入侵，促使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幕末政治运动的一大潮流。最初并无倒幕色彩，相反是为了加强幕藩统治。然而在“安政大狱”之后，藩政改革的幻想被无情打碎，“尊王攘夷”演变成了由天皇取代幕府成为新政权核心的一面倒幕大旗。樱田门事件之后，“尊王攘夷”由理论变为下级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从此草莽志士开始越过大名走上政治舞台。 [/SIZE] 尊攘派向公武合体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主要战术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攘夷事件使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幕府陷入困境。1860年12月在三田刺杀美国使馆翻译休斯要。1862年5月英国水兵被杀（“东禅寺事件”）。8月21日发生了“生麦事件”，即在神奈川的生麦村，四名英人因骑马穿越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出行的行列而被藩士杀死一人，刺伤两人。12月，长州藩的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放火焚烧正在江户品川兴建的英国公使馆，等等。尊攘派还通过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幕府老中安藤信正推行“公武合体论”，迫使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下嫁将军德川庆福，企图借天皇的权威来恢复幕府权力地位，招致尊攘派的激愤。宇都宫藩的大桥讷庵积极策划反幕斩奸活动，准备刺杀老中安藤，后因事泄被捕。但水户浪士为中心的尊攘派武士7人，在1862年1月，利用安藤登城的机会，在江户城坂下门外进行伏击。安藤虽仅背部受伤，并无生命危险，但此次“坂下门之变”沉重打击了以幕府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1862年７月长州藩召开的藩政会议上，尊攘派领导人久坂玄瑞等成功地使藩政方针由公武合体宗旨转变为“奉敕攘夷”，将长井雅乐为首的公武合体派上级武士逐出藩政府。长州藩遂成为尊攘派的基地。激进派少壮公卿的登台，从而使朝廷内的尊攘派得势，公武合体派势力开始消退。幕府迫于形势，终于决定遵奉攘夷敕旨。长州藩率先响应，炮轰下关的美国商船和英法军舰。7月爆发英萨战争。武装斗争使尊攘运动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尊攘运动的发展，令幕府诸侯深感恐惧，连尊攘派所倚重的孝明天皇也开始动摇。双方串通一气，由幕府与公武合体势力联合发动了1863年8月18日政变，驱逐了京都的尊攘派势力，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 [/SIZE] [PP] 公武合体运动（公，指朝廷：武，指幕府）。试图利用天皇传统的“神圣”权威来改组和加强行将崩溃的幕藩体制的思想，早在国学和水户学中就已出现，但在面临外来压迫的危机下才形成具体的实际政治运动。 [/SIZE] 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主要是为了强化幕府统治，为此，他们于1860年5月策划了皇女下嫁将军的计划。同年10月得到敕许，实现了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与十四代将军德川庆福的政治联姻。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主要是想利用天皇的权威以实现藩政改革，进入中央政权而分享权力，同时联合整个幕藩领主阶级，共同克服内外危机，以维护封建统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长州藩的长井雅乐和萨摩藩的岛津久光。长井雅乐作为长州藩的“直目付”[9]，早在1861年4月向藩主毛利庆亲提交了《航海远略策》建议书，指出：毁约攘夷不过是血气方刚的暴力论；开国进取乃是自古以来的国策；公武合体可望国内和睦；须伸张国威于海外等。这是明显的公武合体·开国论。长井奉藩命进京游说，周旋于公武之间，受到朝廷和幕府双方的欢迎。岛津久光是萨摩藩主忠义之父，作为国父掌握实权。1862年，久光为实现“公武合体”而率兵进京，一方面利用“寺田屋骚动”镇压尊攘派，一方面侍奉敕使大原重德赴江户，逼迫幕府实行幕政改革。结果实现了一桥庆喜就任将军后见职，松平庆永任政事总裁职。1863年幕府在尊攘派和朝廷的压力下，被迫决定攘夷。公武合体势力一度处于劣势。“八·一八政变”后，公武合体派重新得势。1863年底到1864年初，一桥庆喜、松平容保、松平庆永、伊达宗城、三内容堂、岛津久光等公武合体派强藩大名组成“参予会议”，但由于雄藩与幕府的权力争夺和萨长同盟，不久便分裂解体。公武合体运动趋向没落。 [/SIZE] 1863年7月，英国为了生麦事件，派遣军舰7艘驶抵鹿儿岛，兴师问罪。谈判破裂，发生交战，双方均损失惨重。英方旗舰舰长副舰长等共计13人战死。萨方炮台被毁，鹿儿岛市街1/4被烧毁，船只烧毁3艘。通过与英军的交战，萨摩藩痛感军备近代化的重要，认识到英国的实力，从而意识到攘夷是行不通的，答应搜捕生麦事件的元凶并支付赔偿金。英国也因萨摩藩的英勇好战而重新评价其实力，承诺为萨摩藩购买军舰进行斡旋。 [/SIZE] 1864年8月，英国乘幕府第一次征讨长州藩之机，联合美、法、荷四国舰队炮击下关，武装进攻尊攘派基地——长州藩。此次行动是为了报复1863年5月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事件。虽然幕府征伐长州获胜，由于长州藩内保守派势力抬头并掌权，但下关战争同样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从此英国看清了腐朽的幕府终将被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所以当尊攘派转向倒幕后，便竭力接近萨、长，售与舰船武器，暗中予以支持。 [/SIZE] 萨摩和长州两藩之间，曾由于政见的根本对立而存在尖锐矛盾。萨摩藩长期推行岛津久光的公武合体政策，在“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残酷镇压长州藩尊攘派，一度被长州人称作“萨贼会奸”。但两藩在历经西洋炮火洗礼之后，均开始向开国倒幕转变，萨长同盟因而成为可能。 [/SIZE] 1864年，萨藩政局发生深刻变化。由于萨藩激烈反对幕府独占对外贸易的垄断政策，导致“参予会议”的解体。随后，幕府又在第一次征长中出尔反尔，突然宣布恢复过去的交替参觐制度，这又标志了公武合体路线的破产，大大削弱了岛津久光在藩内的政治影响。此时，武士出身的著名商业家五代友厚提议“富国强兵”政策。于是原本追随岛津久光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开始实行“割据富国”，走向倒幕。 [/SIZE] 在第一次征长战争时，担任幕府军征长参谋的西乡隆盛，对幕府持异议，力主撤回征长军，从轻处理长州藩，迈开了萨长接近的第一步。1866年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和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在京都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六条。密约规定在幕府第二次征讨长州时，萨藩要协助长藩，并共同举兵反幕。同年底，木户孝允和五代友厚，又经土佐藩倒幕派坂本龙马的斡旋，在下关签订《商社会谈议定书》，从而继军事同盟又建立了萨长经济同盟。萨长两藩意图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的西南日本贸易圈，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这样，萨长两藩在军事和经济上形成了左右日本全局的讨幕联合阵线。 [/SIZE] 在倒幕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也日益高涨，沉重打击了幕府统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66年大起义和1897年的“可好啦”骚动。 [/SIZE] 由于1866年农业歉收和第二次征长战争，物价飞涨，民怨沸腾。1866年5月，西宫爆发了要求降低米价的捣毁运动。运动扩至大阪，上万市民包围米店，攻击富商，800余家商店被毁。有的被捕市民在廷审时甚至公开宣称：引发暴乱的罪魁祸首就是将军。6月中旬，更大规模的捣毁运动在江户爆发。町奉行所的大门被贴上了“政治售完”的讽刺性传单。一连数日，江户陷于瘫痪状态。当时萨摩藩在大阪的藩吏木场传内曾把这情况详报在京的大久保利通。大久保认为：“民心已离将军，幕府何足惧！”[10] [/SIZE] 与市民暴动遥相呼应，农民起义也爆发了。6月7日，在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的当天，川越的木匠要求降低米价，掀起了“改革世道”的起义。各村农民群起响应。起义者打着“改革世道”、 “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提着印有“国内各地太平”的灯笼，袭击、捣毁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秩父，农民捣毁官衙和监狱，释放囚犯，烧掉土地清册，砸毁枪支，把大炮扔到井里，并冲进当铺，当场发还抵押品，销毁当票。几天之间起义席卷武藏、上野两藩，参加者超过十万。 [/SIZE] 1867年，名古屋盛传伊势神宫天降神符。市民们视之为“变天”瑞兆，纷纷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反复唱着“可好啦！”“可好啦！”的歌，在街头狂歌乱舞，闯入高利贷者、商人、地主家宅，勒令拿出酒食，吃饱喝足，继续歌舞。幕府各藩严加弹压无效。这场以宗教形式表达“改革世道”要求的运动，迅速波及东海、近畿、南关东、中国、四国等地。 [/SIZE] 三、幕府的灭亡 继公武合体运动的破产，“公议政体”派代之崛起。其政治理想主要是一种吸收了欧美上下两院议会制度，通过公武合体、诸侯会议谋求革新幕藩体制的设想，反对武力倒幕，幻想将军自动放弃政权，成立以诸侯会议为基础的封建联邦。1867年6月，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同船从长崎去京都时，坂本曾向后藤提出关于建立新国家的八条基本纲领，即“船中八策”，可以说这是“公议政体”派政治纲领的初步草案。1867年6月22日，缔结了以实现“奉还大政”为目标的萨、土盟约，使“船中八策”更加具体化。接着，萨、土、安艺三藩之间于9月缔结了倒幕军事协定。土佐藩藩主山内容堂在后藤的说服下，也认为：在讨幕运动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奉还大政是德川氏的唯一出路，因而劝说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向天皇交还政权。 [/SIZE] 1867年10月14日庆喜接受劝告，为了挫败讨幕运动，向天皇奏请“奉还”大政。然而在公议政体派积极奔走活动的同时，讨幕派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倒幕。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等与长藩讨幕派领袖木户孝允等会见，商讨出兵讨幕和控制天皇（即所谓“夺玉”）问题。就在庆喜提请“奉还”大政的同一天，讨幕派也接到了《讨幕密敕》。15日，将军庆喜得到天皇批准其奉还大政的敕书和三项指示：1、天皇收回最高政权；2、迅即召集诸侯会议，决定一切政务；3、在未召开诸侯会议之前，仍由将军照旧统治领地领民。这样，将军事实上又重新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而这也正是幕府所希望的。 [/SIZE] 其实，庆喜上奏“大政奉还”并无诚意，只不过是使倒幕派师出无名而保存幕府实力的缓兵之计。木户、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识破了公议政体派的阴谋，更加坚定了武力倒幕的决心。他们利用京阪地方爆发“可好啦”骚动的有利时机，集结与部署兵力。至年底，萨、长、安艺三藩大军集聚在京阪神地方，摆开了和幕府决战的阵势。倒幕派还通过倾向倒幕的朝廷公卿，紧紧地控制住天皇这块“玉”，以便正大光明地举行讨幕战争。另一方面，“大政奉还”也确实鼓舞了公议政体派，以会津、桑名两藩为首的佐幕派在大阪集中海陆军部队，妄图维护幕权。11月15日，倒幕志士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暗杀。大久保、岩仓等决定于12月9日发动“王政复古”的宫廷政变。同时大久保、西乡写信给岩仓说：“实行决战，死中求生，乃当前之急务”，明确指出以武力迫使德川庆喜“辞官纳地”是唯一出路，警告岩仓莫再犹豫而错失良机。 [/SIZE] 1867年12月9日晨，倒幕派按预定计划发动政变，以天皇名义，解除幕府亲藩部队对宫廷诸门的警卫，改由西乡指挥的军队取而代之。宣布废除摄政、关白、幕府，设总裁、议定和参与三职，进而发布《王政大号令》，宣布一切权力重归天皇，除旧布新。是夜，在皇宫小御所召开了首次三职会议，史称“小御所会议”。会上武力压制了公议政体派，强行通过了命令庆喜“辞官纳地”的决定。所谓“辞官”，就是剥夺德川庆喜的统治权；“纳地”，则是夺取德川庆喜的领地领民。它意味着要彻底消灭长达260年的江户幕府专制统治，无疑等于天皇政府下达了讨幕的命令。一场决定日本前途和命运的内战，迫在眉睫了。 [/SIZE] 小御所会议后不久，庆喜逃往大阪。他公开会见六国公使，表明不承认“王政复古大号令”和“辞官纳地”。又制定“讨萨表”，决心以“清君侧”的名义武力征讨萨摩藩。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率海军舰队在兵库海面，突然开炮袭击萨摩船只“平运号”，从而挑起战端。庆喜亲自率兵会同会津、桑名等藩兵，共1万5千人，从大阪沿淀川北上，兵分两路，向京都进攻。当时岩仓等公卿动摇不定，公议政体派又大肆反扑，情势危急。大久保、西乡等奋力反击，督促朝廷决定坚决征讨庆喜“朝敌”。1868年1月3日黄昏，两军在鸟羽、伏见开战，宣布全面内战的开始。新政府军虽仅5千人，但在士气、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远领先。幕军终于不敌，全线溃败。日本国内外形势为之一变：倒幕派击败了公议政体保守势力，取得了领导权，朝廷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本处于观望的近畿以西各藩倒向讨幕；三井等三都特权商人抛弃幕府，财力支持新政府；欧美各国承认新政府和幕府为对等交战团体，宣告保持中立，但事实上英、法通过大量出售武器，暗中支持各自的扶持力量。 [/SIZE] 奉命追讨德川庆喜的东征军包围了江户城，决定择期发动总攻。然而在关东地区人民起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引起了幕府、维新政府及西方列强的强烈恐惧。维新政府和对讨幕派有影响的英国公使，都“恐怕因决战而引起‘无知之民’的不测之变”。幕府军事总裁兼海军奉行胜海舟见识卓越，力主讲和。他从民族利益出发，担心“同族相煎，西洋诸国将乘虚而入”，不愿印度、中国之悲剧重演于日本。他又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担心幕府统治地区民心离反，有可能“敌军未到而都下瓦解”。于是总攻前一天，胜海舟与西周谈判，达成妥协。4月21日，江户“无血开城”。德川庆喜出奔，退隐于水户。 [/SIZE] 德川庆喜虽降，但一小撮旧幕吏仍负隅顽抗。在东北地区，以仙台、米泽藩为中心结成奥羽列藩同盟，并发展成奥羽越列藩同盟；在北海道，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成立“虾夷共和国”。1869年5月，发生函馆战役。榎本被迫出城投降。至此，持续一年半之久的戊辰战役，终于以江户幕府的彻底灭亡和新政府的最后胜利结束。[/SIZE]

金森宗信

第二节 明治新政 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1868年3月14日，正是预定总攻江户日的前一天，天皇率公卿诸侯，在京都御所的紫宸殿，以神前盟约的形式，宣读了《五条誓文》：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上下一心盛行经纶；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SIZE] 作为维新政府的开国宣言的《五条誓文》，向世人明示了公议政治和开明进取的大方针。但在开明的言辞背后，却有着隐秘的保守妥协的一面，即：对内，压制公议政体派，团结融合各种政治势力；对外，欲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列于首条，其中的所谓“会议”，并非指近代化的会议，而是由任职于新政府的公卿、藩主和藩士组成的会议。 [/SIZE] 就在《五条誓文》颁布的翌日，又发布了《五榜禁令》：1、为人者应正五伦之道，不得有杀人、放火、盗窃资财等罪行；2、不论由于何事，均不得结党强诉或相率擅离乡里；3、对基督教应坚决禁止；4、禁止对外国人擅自杀害或乱施暴行；5、禁止私自逃离本乡。 [/SIZE] 《五条誓文》的开明性与《五榜禁令》的保守性的矛盾对立，显示了明治政府的双重性。 [/SIZE] [PP] 明治初年，中央机构先设“三职七科”，后又改设“三职八局”。1868年闰4月21日颁布《政体书》，仿效奈良时代的“律令制”，实行太政官制度。明确规定：“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使政令无出于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 [/SIZE] 太政官下分七官，名为三权分立，但实际上并未分立。具体官职设置如下：议政官行使立法权，分上、下两局，上局“掌管创立整体、制定法制、决定机务、铨衡三等官以上，以及明赏罚、定条约、宣战、议和”，下局“租税之章程、驿递之章程、造货币、定权量、与外国缔结新约、内外通商章程、开拓疆域、宣战讲和、水陆捕拿、招兵聚粮、定兵赋、筑城垒或武库于藩地、各藩彼此争讼”；行政官、神祗官、会计官、军务官、外国官分执行政权，其中行政官“掌管辅佐天皇、奏宣议事、督国内事务、总判宫中庶务”， [/SIZE] [PP] 神祗官“掌管总判神祗祭祀、祝部、神户”，会计官“掌管总判田宅租税、赋役、用度、金谷贡献、秩禄、仓库营缮、运输通递工作、税银”，军务官“掌管总判海陆军、乡兵招募、守卫、军备”，外国官“掌管总判外国交际、监督贸易、开拓疆域”；刑法官行使司法权，“掌管总判执法、守律、监察、弹劾、捕亡断狱。”[/SIZE][11][/SIZE] 之后，太政官制有过多次修改。如1871年改为正院、左院、右院三院制。正院设太政大臣、纳言、参议。太政大臣“辅佐天皇，总揽庶政，统辖祭祀、外交、宣战、媾和、订约之权，海陆军之事务”；纳言位居大臣之下，“大臣缺席时，得代理其事务”；参议“参与大政，审议政务，辅佐大臣、纳言，协理庶政”；左院主管立法，审议各项法案，实为正院的咨询机构；右院由各省长官、次官组成，“草拟所辖事务之法案，审核各省之议案”。[12]1885年，太政官制才被内阁制所取代。 [/SIZE] 为了充实财政基础和消除封建割据，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一，新政府决定实行“版籍奉还”。“版”指土地，“籍”指户籍（人口），版籍奉还就是诸侯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1868年11月，鸟羽伏见之役中战败归顺的姬路藩（领地15万石，在今兵库县），因内部纠纷，申请“奉还版籍”，这是第一个申请“奉还版籍”的诸侯。新政府由此获得启示，但并没有立刻接受。12月，新政府制定“藩治职制”，令各藩废除“家老”，打破身份限制，拔擢倒幕领袖担任“执政”等职，参与藩政。从此打开了政府干涉藩政的道路。木户孝允是主要的倡导者，早在1868年初就主张：“一变七百年来之积弊，使三百诸侯均奉还其土地人民，否则一新之名不知何在。” 1869年1月23日，萨、长、土、肥四藩主在参与大久保、木户、板垣、大隈的分别说服下，联名上表朝廷，请求奉还版籍。名为奉还，实际目的是希望天皇重新授权，以取得合法地位。强藩既已带头，其余各藩也被迫效仿。至6月，奏请者已达236个。1869年7月25日，明治政府批准各藩之“奉还”，却不再授封，任命旧藩主为藩知事，成为地方官。 [/SIZE] [PP] 版籍奉还后，明治政府为了划一藩政，加强监督，又于1870年9月宣布藩制改革。这引起了士族的不满，以至酿成暴动。从1870年起，一些小藩由于财政困难，主动申请废藩。大藏省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也强烈要求废藩，否则无力维持日益膨胀的政府机构。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明治政府决心废藩置县。 [/SIZE] 但是若无萨、长、土等藩的军事支持，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改革。尤其没有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的帮助，就无从依靠萨摩藩的兵力。明治政府派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分别回到长、萨两藩，促使两藩藩主及西乡隆盛入京。西乡与木户、大久保进行了会谈，取得萨、长、土“三藩同心合力”协议。不久，政府征调三藩精兵约1万人入京，组成御亲兵，归兵部省管辖，从而建立了新政府最初的常备军，从军事上为废藩置县做好了准备。 [/SIZE] 然而围绕着政府体制问题，明治政府的上层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大久保、木户请西乡进京，是为了把萨摩军改编为忠于新政府的常备军，以便废藩置县。而西乡率军入京，是想借废藩置县改组政府，建立代表士族利益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1871年6月25日，西乡独断地改组政府，除西乡和木户两人留任参议外，其余参议一律降级为各省的卿。不过最终各方力量在废藩置县的共同目标下，达成一致。8月29日，木户以集结四藩力量废藩置县为名，又重新改组政府。 [/SIZE] 同一天，木户等以天皇名义，召集在京的76个藩知事，宣读废藩置县的诏书。[13]新政府承担了各藩债务，旧藩主一律解职，留住东京，坐食俸禄。全国262个藩被改为261个县，连同明治初年所设府县，全国共3府302县，不久并为3府72县，至1888年并为3府42县。 [/SIZE] 在“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和“壬申户籍改革”过程中，明治政府逐步改革封建身份制度。1869年7月25日，结合“奉还版籍”，废除“公卿”“诸侯”之旧称，改称“华族”。1870年以后，又废除“中下大夫”、“上士”及其以下旧诸称，统称“士族”及“卒”。把有世袭身份的卒编入士族，其他则编入平民。由于无论是征兵还是征税，必须使用有姓氏的户籍，因此破天荒地准许平民使用姓。废除“秽多”、“非人”等贱称，取消贱民制，将其“编入民籍，其身份、职业皆与平民同等对待”。1872年3月8日，于是，所谓“四民平等”的身份制得以确立。原大名、公卿，改称“华族”，地位仅次于皇族；幕府直属的家臣、藩士及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和僧侣、神官、贱民统称“平民”。遵循“四民平等”的原则，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如：允许平民骑马，并有选择职业、迁徙的自由；允许武士自由“散发”；废除武士佩带刀剑和“格杀勿论”的特权；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自由通婚；允许不做官的华族、士族经营工农商业等等。 [/SIZE] 虽然表面上“四民平等”，但是特权华族及上层士族日益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或近代官僚；下层武士则日趋没落，对贱民的现实歧视仍然未能革除。因此“四民平等”徒有其表，是不彻底的。 [/SIZE] 二、富国强兵 最早主张建立日本近代征兵制的是兰学家大村益次郎。大村曾指导长州藩改革军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倡“不依靠藩兵而靠农兵——国民征兵来建立中央武力。”此举虽然得到维新领袖木户孝允的赞赏，但来自公卿和士族的反对意见格外强烈。岩仓、大久保等人害怕人民当兵会造成反抗政府的危险，故主张“应该同藩的势力进行妥协并加以利用”。以西乡为首的士族阶层愈发反对义务征兵制，认为农民不是正规军的可靠基础，竭力维护武士军职的世袭特权地位。这样，大村的主张一时没有实现。1869年9月，大村遭到反对派士族的袭击，在兵部大辅任内死去。其遗志由山县有朋加以继承实现。 [/SIZE] 1871年底，身为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与兵部少辅西乡从道、兵部少辅川村纯义三人联名建议：以全国2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子作为征兵对象，仿效欧洲兵制实行征兵制。1872年2月，改兵部省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同年11月发布《全国征兵之诏》和《征兵告谕》，批判了武士专有的军事特权，宣布四民平等，人人须服兵役，宣告“佩双刀，称武士，抗颜坐食，甚至杀人而官亦不问其罪”的封建兵制从此消亡。翌年1月，制定《征兵令》，具体规定陆军分成常备、后备、国民军三军，士兵分步、炮、骑、供、辎五兵种。全国17至40岁男子都载入军籍，编为国民军；在满20岁男子中选择编入常备军，服现役三年；期满后编入后备军，又分成第一、第二后备军各二年。同时也制定《常备兵役免役概则》12条，规定了可免除兵役者的范围[/SIZE][14][/SIZE]。并规定交纳代人金270日元也可免役，这给有权势的富有者大开逃避兵役之门。 [/SIZE] 征兵令否定了武士阶层的特权，招致士族们的反感而发生反对征兵暴动。广大贫苦农民因征兵夺取劳动力，以及轻信关于《征兵告谕》中“血税”的谣传，也相继发生反对征兵暴动和逃避征兵事件。于是，1879、1883年两次对《征兵令》进行修改，废除了代人金。1889年又大规模修改，废除了户主、嗣子免兵役的规定，据此全面废除原有的免役规定和顶替制，从而确立国民皆兵的原则。 [/SIZE] 租税是建国的根本和关系到民心向背的极其重大的事情。明治政府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急需确立稳定的租税体制。因此，在迫切的财政危机和农民要求土地革命的巨大压力下，促使明治政府决心实行地税改革。 [/SIZE] 1870年6月，集议院判官神田孝平即提出《田租改革建议》，主张废除土地买卖的禁令，并建议颁发地券（土地执照），申报买卖地价，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等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1872年5月，神奈川县令陆奥宗光也提出了《田税改革建议》，提议根据土地肥瘠程度和水利条件差别来确定法定地价，然后按法定地价征税，即收益地价方式。神田孝平的地契方式和陆奥宗光的收益地价方式，构建了地税改革的雏形。 [/SIZE] 1872年初，大藏省先在东京府内颁发地券，将地税定为地券金额的2%。3月，太政官明令解除土地买卖的禁令，允许一切人自由买卖土地。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土地私有权，从而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制。之后，地券发行普及全国。据此还确立了一地一主的原则，采取调整永久佃耕的方针。壬申地券的发行为地税改革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SIZE] 1872年8月，大藏省租税寮内新建立了地租改正局，陆奥宗光与松方正义分别担任租税头和租税权头职，主持地税改革。1873年4月至7月间，大藏省召开全国地方官会议，讨论地税改革。7月28日，政府颁布《地税改革法令》和《地税改革条例》，宣布在全国实施地税改革。 [/SIZE] 《地税改革法令》是地税改革的纲领，宣布“原有田地贡纳之法悉皆废除，”“地税可按地价百分之三规定之”；“从前由于官厅及郡村所需经费等而课于土地之份额，一律改按地价征课。但其金额不得超过本税金三分之一。”[/SIZE][15][/SIZE] 《地税改革条例》的内容要点有四：（1）、地税的标准：课税的基准不是石高（即收获量），而是土地的价格（地价）；（2）、地税的税率：税率与丰收、歉收无关，以地价的3%为定率；（3）、地税的形态：不是纳物（纳米），而是纳钱；（4）、征税的对象：纳税者不是土地耕作者，而是土地所有者。 [/SIZE] 地税改革始于1873年底至1881年基本完成。通过地税改革，实现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确立了日本近代土地所有制，保证了国家固定的财政收入。地税改革也给地主加大剥削量和兼并土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从中受益的不是广大农民，而是新兴寄生地主阶级。农民们的租税负担有增无减，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减税起义。和歌山茨城、三重、爱知、岐阜等等县都有农民起义，政府使用暴力进行镇压，受处罚者逾五万人之多。但政府被迫宣布：土地税标准从地价的3%降为2.5%。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农民自豪地说：“竹枪一挑，挑出个二分五厘。” [/SIZE] 封建俸禄制度给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明治政府通过削减、赎买的方式，分三个步骤逐步废除俸禄制，从而剥夺了武士阶级的经济特权。这一过程总称为“秩禄处分”。 [/SIZE] 奉还版籍后，明治政府即开始着手改革禄制。规定以藩收入的1/10作为藩主的家禄，使藩政与家政脱离。随后又实行“禄米制”，规定以廪米（库存米）支付俸禄，不再从藩收入中支付，使俸禄脱离领地贡租，改变了封建俸禄的性质。 [/SIZE] 1872年12月，发布了家禄奉还规则，命令家禄、赏典禄不满百石的人献出俸禄。次年又命令百石以上的人献俸禄。献出俸禄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现金、公债各半。其中世袭禄给六年份额，终生禄给四年份额。家禄的兑换公债通称秩禄公债，发放的第3年开始抽签偿还。但由于大多数士族的就业状况不佳，“迅速陷入贫困者十之七、八”，因而1875年不得不停止奉还。 [/SIZE] 由于地租改革后，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所以，1875年9月明治政府宣布实行“金禄制”，即将禄米改为货币俸禄，按1872年至1874年各地市场平均的米价，以现金支付俸禄。这是实施金禄公债证书的前奏。 [/SIZE] 1876年3月，大隈重信从产业金融利益出发，奏请废除俸禄制，发放金禄公债。大隈的主张虽然遭到同情贫困士族的木户孝允的反对，但全面废除俸禄制度已是势在必行。 [/SIZE] 同年8月，政府颁布了《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命令所有领取俸禄者一律献出俸禄，然后发给一份金禄公债证书，即强制将货币俸禄的现金支付改为发授公债证书，一次处理完毕。按照上述条例规定：拥有1千日元以上的高额家禄者，发授6至7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5分；拥有1百日元到1千日元者，发授7至10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6分；拥有20日元到1百日元者，发授10至13年禄量的公债证书，利息7分，规定都以公债一次支付完毕，今后不再支给。所发的公债，从第6年起，每年以抽签方式偿还，在30年内偿清。 [/SIZE] 秩禄处分大大缓和了明治政府的财政危机。但少数华族和上层士族获利颇丰，他们或转化为资本家或转化为新兴地主，大多数士族阶层却日趋分化没落。 [/SIZE] 殖产兴业是明治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和资金，带动、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政策。1868~1885年间，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1/5左右。 [/SIZE] 殖产兴业政策的制定，最早可以追溯至1868年的《五条誓文》。其中的第二条“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即指发展国家财政经济。这是越前藩的藩士由利公正在《誓文》的初稿中首先提出的。由利曾在安政年间主持过越前藩的财政改革，他深刻认识到：“扩大藩内的物产，是使民富之术，而民富国亦富”。因此把“士民一心，盛行经纶”，即政府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协助下，发展国家财政经济的主张，写入了《五条誓文》。由利的主张在当时很快便达成了共识。因为在幕末西南强藩的藩政改革过程中，长州藩就已积极推行自上而下的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萨摩藩也在五代友厚的建议下，认识到实行“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政策的重要性。[16] [/SIZE] 资金是实施殖产兴业政策的首要问题。明治政府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多方筹集资金。其途径主要有：大量发行纸币；发行公债；征收地税；废除武士俸禄制度；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SIZE] 明治政府分以下三阶段，逐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 [/SIZE] 第一阶段（1870～1873）：以工部省为中心机构。新政府通过没收的幕营工业开始进行军事工业的建设，重点对官营事业进行经营以及技术的改良和引进，创办“模范工厂”，特别是把铁路和矿山放在重要的地位。 [/SIZE] 第二阶段（1873末～1880）：中心机构由工部省转向内务省。内务卿大久保在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的协助下，以英、德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政策，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大藏省主要负责殖产兴业资金的筹措、调配；工部继续主管铁路、矿山和机械制造工业；内务省则致力于经营劝农、畜牧和农产加工三大事业部门。大久保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明确提出了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日本近代工业的方针。大久保还建议，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以制丝、纺织、农业、畜牧、海运为中心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纠正前一阶段侧重发展重工业的路线。在实行过程中由于西南战役的军需品需求扩大而加速了政策的推行。这一阶段缩小了官营事业的规模，重点是内务省直营事业和对民间事业的资金投入。 [/SIZE] 第三阶段（1880～1885）：由农商务省统括殖产兴业的政策实行。重点放在纺织、水泥、玻璃、制糖业和矿山经营等方面。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廉价处理国营企业，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成长。由德川幕府时期巨商大贾发展而来的特权商人，如三井、三菱等，由于在倒幕运动中出钱资助立有大功，所以得到了明治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的1/7的资金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相当于官办投资额的1/10的资金就购买了兵库造船厂。 [/SIZE] 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在短短15年内，便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尤其是轻工业部门的工业化。 [/SIZE] 三、文明开化 明治日本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近代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 [/SIZE] 早在幕末，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不仅有面向幕臣及武士阶层的“藩学”、“乡学”，也有以平民百姓为对象、传授基本读写算技能的“教谕所”、“寺子屋”，甚至还有传授洋学的私塾和官方学校，如“医学所”、“开成所”等。这些都为明治教育改革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SIZE] 1871年，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考察，痛感培养人才是根本大计。代表团的首脑人物之一木户孝允在给国内写信时说：“吾人今日之开化非真正之开化，为防十年后之弊病，唯在于兴办真正之学校……确立牢不可破的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 [/SIZE] 1871年7月，设立文部省，着手全国教育改革。1872年9月，文部省颁布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和《撤销府县旧有学校，按照学制重新设立学校》，共三份文件。《学制》系参照法国教育制度设计而成，在废除德川时代的藩校和各地的寺子屋的基础上，规定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另外还改变了德川时代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转而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SIZE][17][/SIZE]中首先宣扬学问是立身之本，并批判了以往教育的两大误区，一是“认为学问系士人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以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知学问为何物”；二是“士人以上之少数学者，动则谓为国而学，不知其为立身之基。”大力提倡教育机会均等，“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总之，此次教改法令的颁布，实现了“士人教育”向“国民教育”的重大转变，确立了近代日本的资产阶级国民教育的方向。 [/SIZE] 此后，即从70年代至80年代间政府对于教育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之试验。在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的同时，还大力兴办了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明治政府尤其注重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77年，在幕末开成所和医学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东京大学，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在此前后还建了私立的庆应义塾大学和同志社大学。 [/SIZE] 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与明治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无论就其兴革之频繁，抑或法令规章颁发之多，均无法同教育改革相比拟。仅据粗略统计，从1870到1896年的26年间，明治政府颁发的重要教育法令规章近30次，占同期所颁各项法令规章的首位。[18]日本政府不断增加教育经费。1899年从中国的甲午战争赔款中拨出1千万日元作为普及教育基金。至1910年，地方政府预算中，小学教育经费约占40%。全国教育经费，至明治末年已占国民收入的3%。 [/SIZE] 早在1866年，幕府和诸藩就向英、法、美各国派出了留学生。1870年，明治政府制定了《海外留学规则》，并将留学生事务由外务省转给了大学。1871年明治天皇敕谕华族，奖励留学。1872年的《学制》中又修改了出国留学规则，由文部省掌管留学事务，从出国的具体手续到归国后的义务，都详细地作了规定。1873年《学制》第二编中又进一步作了增补。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为华族子弟，学习效果不佳。1875年，召回全部公费留学生，并决定以后由开成学校（后东京大学）严格遴选优秀学生出国。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又于同年颁布《贷费留学生规则》，即通过考试选拔学习、品行、身体好的人才，由国家贷予学费，学成归国后，20年内还清贷款。1882年制定了《公费留学生规则》，由国家负担学费，由文部省制定所去国家、所学专业、学校，归国后由国家分配工作。留学规则几经修改，留学生的派遣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培养了日本近代化急需的大批优秀人才。 [/SIZE] 维新初期，明治政府不惜重金聘请外国专家、教授、技师和技工，最多时达四、五百人。以工部省最多，文部省次之。东京大学初建时，39名教授中，外籍教授占27名。当时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外籍教授的工资竟超过政府大臣薪金的五成以上。1880年起，海外留学生陆续回国。日本遂逐年解聘外国专家，至1889年基本全部解聘，实现了科技教育的自立。 [/SIZE] [PP] 1873年（明治六年）8月，在从美国归国的森有礼倡议下，开始创建启蒙学者和思想家的团体——明六社。其宗旨是“集有志之士商讨办法，以谋我国教育之进步。并集合同志，交换意见，扩大知识，明确见识。”[/SIZE][19][/SIZE]正式会员有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周、西村茂树、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箕作麟祥、杉亨二、森有礼等，后来发展至30余人。除西村以外，都是旧幕臣，多数与开成所有关。成立之初，先推举福泽为社长，因福泽固辞不就，由森有礼任第一任社长。 [/SIZE] 从1874年开始发行《明六杂志》，其中讨论的内容不仅限于政治问题，还有广泛的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由于1875年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只出版了43期，便被迫停刊。明六社也同时宣告解散。 [/SIZE] 在文明开化方针指导下，日本近代新闻出版事业开始蓬勃发展。 [/SIZE] 日本最早的日报是1870年发行的《横滨每日新闻》，用西洋纸活版印刷。接着，1872年创刊了《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日新真事志》，均带有御用报纸的性质。以1874年的《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为转机，开始出现社论，自由民权派报纸逐渐得势。但因1875年《报刊条例》和《谗谤律》的相继颁布，言论自由受到限制。1874年《读卖新闻》和1879年《朝日新闻》的先后发行，使报纸由政论转向新闻报道为重心，加强了群众娱乐性。 [/SIZE] 杂志的发行，以《西洋杂志》为最早，主要是以柳河春山为中心的西洋学学者投稿居多，其中荷兰学术杂志的译文转载较多。此外作为著名杂志，政治思想类有《明六杂志》；经济类有田口卯吉于明治十二年创刊了《东京经济杂志》，以自由主义经济论的立场上批判政府的保护贸易政策；自然科学类有由杉浦重刚、井上哲次郎等创刊于明治十四年的《东洋学艺杂志》，对基础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堪与英国代表性科学杂志《自然》相媲美；妇女读物类有创刊于明治十八年的《女学杂志》，内容由基督教式的启蒙开始，逐渐偏向文学方面，是《文学界》的母体。[/SIZE][20][/SIZE] 报刊杂志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读者手中，使读者及时了解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自然与当时的铁路、邮政、电信事业的发展态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897年，日本发行的报刊杂志共计745种，1912年上升到2227种。[/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自由民权运动及近代天皇制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 明治政府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举措，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的同时，也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SIZE] 在明治初年的新旧过渡时期，由于日本仍是农业国，农民所交纳的地税成了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农民不但没有从封建制度的一些最明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必须额外负担新政府的巨额开支。农民们不堪重负，纷纷起义。明治政府农业顾问马叶特氏在《上山县伯爵书·序》中也曾对明治初年的农民运动作了概述：“由于农民状况颇不令人满意，农民暴乱频仍，债务纠纷四起，一县之内农民破产及强制公卖之事达数百件之多，农民成群结队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租税。”[/SIZE][21][/SIZE] [PP]在倒幕运动中，豪农豪商曾出过大力，但明治政府并没有赋予他们如同特权商人及旧藩主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明治政府着重培植财阀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这就必然损害了豪农豪商的切身利益。 [/SIZE] 士族阶级也因征兵制和秩禄处分等政府改革，被剥夺了政治、经济、军事特权，日趋分化没落。其中留恋昔日特权的士族，发动叛乱，企图依靠武力推翻政府。也有的士族在派系斗争失败后，以自由平等为号召，利用群众斗争的有利形势，试图改革政府。 [/SIZE] 大资产阶级、大寄生地主和农民群众、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也渐成气候。福泽谕吉1872年写了《劝学篇》，1875年写了《文明论概略》等书，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独立等思想。《劝学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20万部以上，影响十分广泛、深远。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1870年，加藤弘之写了《真政大意》的文章，宣传“天赋人权”思想。津田真道编译《泰西国法论》，宣传实证论和普及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知识。中村正直翻译英国作家斯迈尔斯的《自助论》和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弥尔的《论自由》，影响了大批的青年读者。 [/SIZE]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酝酿产生了自由民权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以1874年爱国公党提出《民选议院建议书》为开端，到1887年的“大同团结运动”，历经14年，以1881年为转折点，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主要活动人物是士族知识分子和豪农豪商，后期则有少数激进分子与下层群众的参与相结合。 [/SIZE] 在“征韩论”政争中失败的板垣退助、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于1874年1月组成爱国公党。同月，又联名向政府递交《成立民选议院建议书》，猛烈抨击了“有司专制”，指出“方今政权之归所，上不在帝室，下不在人民，而独归有司”，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反映了豪农豪商和不当权的士族的参政要求。《建议书》虽遭到政府拒绝，但引发了一场围绕民选议院设立时机是否成熟的激烈争论。论争促使民主思潮迅速扩展。 [/SIZE] 1875年4月14日，政府为形势所逼，以天皇名义发布了《渐次建立宪政体制诏书》。1877年6月9日，板垣领导的“立志社”再次提出由植木枝盛起草的《建议书》，指责明治政府八项弊政，提出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口号，广泛吸引了各个阶层。 [/SIZE] 1878年9月，趁全国高涨的形势，以立志社为中心组成的爱国社在大阪召开重建大会，其成员从士族扩大到豪农豪商，全国有13个县派代表参加。1880年3月，爱国社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出席代表共114名，来自两府22个县。大会又选出片冈健吉、河野广中为全权代表，向天皇提交开设国会的“请愿书”。这一空前盛会令政府恐惧不安，迅即颁布《集会条例》加以镇压。然而国会期成同盟的代表并不因此屈服。请愿活动不断发展，各地纷纷向元老院递交的请愿书和建议书，共有58件，涉及34个县，签名人数达24万余人。政府的高压政策反而使国会期成同盟如火如荼地壮大起来。至11月召开“国会期成会”第二次大会时，会员超过13万，且以豪农为中心的平民代表过半数，开始崭露头角。 [/SIZE] 1881年，政府内就成立国会问题，形成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渐进派与以大隈重信为首的急进派的对立。正在这时，发生了北海道开拓使廉价出售公产事件。自1869年起，政府投资了1400万日元开拓北海道，萨摩出身的黑田清隆一直任开拓使长官。十年计划期满之际，黑田清隆以价格38万日元、无息三十年付清的条件将公产卖给同乡五代友厚等的关西贸易商会。大隈重信获知后，借机向外透露，授政府口实予自由民权派。一时间群起攻击政府，其激烈程度令政府深感忧虑，唯恐在日本造成如同法国大革命的局势。面对政府危机，岩仓、伊藤、井上毅等密谋罢免大隈。 [/SIZE] 1881年10月11日夜，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翌日即下令停止处理北海道官有产业，罢免大隈重信及其他大隈系官员，并发布《召开国会敕谕》，宣布：“兹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为期，集合议员，召开国会，以遂朕之初志。”[/SIZE][22][/SIZE]大隈重信等被逐后，13名参议中，萨藩6人、长藩4人、土佐藩2人、肥前藩1人，长、萨藩阀政府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此次政局变动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 [/SIZE] 政府之所以公布开设国会的时期，表面上是对自由民权派的让步和安抚，实际上却是先发制人之招。正如诏书的建议者井上毅所说：“此时不发此诏，则中间派将转化为急进派。发此诏敕，则各政党之向背立判。”[/SIZE][23][/SIZE]情况果不出所料，以《召开国会敕谕》为转折点，自由民权各派迅速分化。 [/SIZE] 组织政党的动向在1880年末已初显端倪，1881年的《召开国会敕谕》中约定在1890年开设国会，更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倾向。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一周后，即1881年10月18日组建成立了自由党。板垣退助被选为总理，中岛信行为副总理。自由党是一个以士族、豪农、豪商等为基础的全国性的政党，其友党是在大阪成立的以中岛信行为总理的宪政党。自由党主张激进的自由民权，其盟约是：扩充自由、保全权利、增进幸福、图谋改良社会；尽力于确立善美之立宪整体；与吾党共主义、同目的者一致合作，以达吾党之目的。 [/SIZE] 1882年3月成立了以大隈重信为总理的立宪改进党。它是以和大隈同时下野的河野敏谦、前岛密为首，以嘤鸣社、东洋议政会、鸥渡会三派为核心组成的，它的社会基础是都市的实业家和有识阶层。该党以英国政治为模式，采取渐进主义的主张。其纲领的第一条便是“维护皇室之尊荣，保证人民之幸福”，这与党纲党章中只字不提皇权，坚持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口号的自由党形成了鲜明对比，足以说明两党的性质差异。为了与民权系的政党相抗衡，同年成立了以政府党自认的立宪帝政党。发起人是《东京日日新闻》的福地源一郎、《明治日报》的丸山作乐、《东洋新报》的水野寅次郎等。纲领中表明了他的主权在君的钦定宪法主义的政治主张，公开宣称“宪法由圣天子钦定”，“我皇国之主权当为圣天子所独揽”，“圣天子拥有批准或驳回国会决议之大权”等。该党的社会基础是士族、神官、僧侣、退职官员、市町村的吏员和御用商人等。在创立过程中，伊藤博文、井上馨、山田显义等曾给以支持，但由于他们并不想积极参与政党，党势很快就萎靡不振了。于是在政府的示意下于1883年9月解散。 [/SIZE] 二、自由民权运动的激化及失败 自由民权运动在政府的严厉镇压之下，日益趋向激化。早在1881年福泽谕吉便预感到：“民权论似有愈来愈赞成直接行动的倾向。长此以往，官民反目必日甚一日，流血之祸，恐终所不免。” [/SIZE] 第一次激化事件是1882年2月至12月由自由党领导的指向福岛县令三岛通庸专制统治的农民起义，史称“福岛事件”。这是一次福岛县议会自由党议员与县令的独断专行政策的对立，以及农民与县令的激烈对抗事件。当时福岛县自由党势力强大，县议会由自由党控制，河野广中任议长，民权派过半数。于是，1882年2月，三岛通庸带着扑灭自由党、扶持帝政党和修筑公路的三项密令，出任福岛县令。他扬言要在自己任职期间“使纵火犯、强盗和自由党不得抬头”。为在会津地方开凿由若松分别通往山形、东京、新泻的三条公路，三岛命令福岛县西部六郡的居民，不管男女，每人在两年期间必须服一个月零一天的劳役，不参加修路工事的人，男人每天要交纳15钱，女人每天交纳10钱的代金，随后强行开工。县会否决了县令提出的所有议案，会津自由党也展开了起诉请愿运动。 [/SIZE] 11月14日，若松裁判所驳回了诉讼请求。会津自由党的宇田成一等决定去东京控告法院，结果宇田等被捕。11月28日，群情激愤的农民们集合举行集会，一千几百人涌向了警察署，要求释放被捕的领导者，遭到了三岛的残酷镇压。12月1日县政府对县内自由党的总检举和大逮捕，以河野广中为首的2000多人被捕。在高等法院的裁判中，三岛县令向司法官请求判处河野死刑。1883年9月下达了监禁河野7年、其余4人6年的判决。此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开创了自由党和农民起义结合的先例。 [/SIZE] 1884年9月，在茨城县发生了与福岛事件相关联的加波山事件。1883年10月，三岛通庸被任命为福岛县令兼枥木县令。在枥木，三岛也大兴土木，因而和县会、县民产生对立。自由党激进派策划在枥木县厅落成典礼上袭击三岛和高官大臣。他们积极准备，联络同志，筹集资金，制造炸弹。但制弹所不慎失火爆炸，引起了官府的警觉，落成典礼也延期举行。1884年9月23日，河野广中之侄河野广体、富松正安等16名激进派发表了《革命举兵之檄》，以加波山为大本营起事，竖起“自由魁”的旗帜，袭击山麓的警察分署、高利贷者。但因势单力薄，三天后即被政府镇压。由于公然标榜革命和使用炸弹，令政府深感恐慌，因此从重判刑。1886年6月，富松等七人被判处死刑。而三岛县令则被晋升为内务省土木局长、警视总监。 [/SIZE] 加波山事件发生后，自由党的《自由新闻》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居然指责此事件是“轻举妄动”，称参加者为自由党之敌。1884年10月29日，建党仅三年的自由党在大阪终于做出了解散党的决定。自由党的领导权是在身兼工商家的地主手里，当下层民众揭竿而起时，他们害怕危及自身的利益，便开始产生动摇，背叛民众，以至投靠政府。虽然是加波山事件直接导致了自由党的解散，但自由党内部分裂才是关键所在。 [/SIZE] 自由党解散后的第三天，即10月31日，在埼玉县发生了自由民权运动中规模最大的秩父暴动。秩父地区最发达的农家副业是养蚕和缫丝，但因茧、生丝价格暴跌，1882年以后陷入严重的萧条状态。1883年末，中农落合寅市、高岸善吉等代表负债累累的农民，多次向郡役所请愿，均被驳回。1884年2月，在大井宪太郎的鼓动下，成立秩父自由党。以大井宪太郎的政谈演说会为契机，壮大了债务返还运动组织，进而成立了困民党。8月，豪农出身的侠客田代荣助出任首领，展开请愿活动，约由1万多贫农加入。请愿要求包括：对高利贷缓期十年偿还，十四年还清；为了节减学费，小学停课三年；减少杂税；修改征兵令；暂停征收地税等。请愿失败后，计划起事，制订暴动方案，同时联络群马、长野两县的自由党员。11月1日，在下吉田村椋神社境内发动起义。以田代荣助为总理，以自由党员加藤织平为副总理，制订五条军规，编成甲乙两队农民军。当晚，起义军占领小鹿野町，捣毁警察分署、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家，烧毁借款字据和地契。2日早晨攻入大宫，占领了秩父的郡公所、警察署和法院，并捣毁了高利贷者的住宅。在大宫成立了“革命本部”。田代以“革命军总理”的名义发布告示，表明了树立革命政权的意志，宣布起义目的为“推翻现政府，立即召开国会”。4日与警察、军队发生冲突。最后兵败，残部逃往群马、长野，但终被彻底镇压。 [/SIZE] 在东京审判时，慕名前来的旁听者济济一堂。审判结果，田代等七人被处死刑，其他重罪296人，轻罪448人，罚款者2642人。 [/SIZE] 自由党解散后，停滞不前的自由民权各派在成立国会的前夕，在反对井上修改条约案运动的激励下，又开始活跃起来。1886年10月，以原自由党有志之士为中心的全国有志恳谈会，排除原有的对立，提倡“去小异，存大同”，兴起了大同团结运动。1887年 10月，高知县代表片冈健吉等向元老院提出了由植木枝盛等起草的建议书，提出包括言论自由、减轻地税、签订对等条约等三大要求。这三大要求建议运动很快就扩展到两府三十二县，以星亨、中江兆民、片冈健吉等为代表的2000余名社会活动家参加了此次运动。同年10月，后藤象二郎创办丁亥俱乐部，号召有志之士团结起来，逐渐成为大同团结运动的核心领导人。12月，政府颁布《保安条例》，进行镇压。1888年2月，政府诱使改进党的领导人大隈重信入阁，谋图分裂战线。4月至12月期间，后藤等到东北、东海、北陆各地游说，通过机关刊物《政论》，号召地方人士团结，提高声望。然而1889年3月，后藤却出人意料地突然参加黑田内阁，任递信大臣。大同团结运动失去中心，后因运动方针问题，产生分裂。自由民权运动也随之沉寂了。虽然民权运动虽然沉寂了，但它宣传了“自由”、“民权”、“开设国会”、建立“立宪政治”等思想，推进了君主立宪政体的进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SIZE] 三、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为巩固天皇的权威，保证皇室的稳定的经济收益，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德大寺实则、岩仓具视、井上馨等人先后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设定皇室的财产。1882年伊藤博文访欧的调查项目中也包括“皇室及皇族财产”。1882年岩仓具视向政府提议说：“我国方今将制定宪法，首先必须巩固皇室之基础，以期在今天防止千秋万载之后大权发生动摇之弊”。[24] 同年，明治政府根据岩仓的建议，决定正式设立皇室财产。于是皇室财产迅猛增长。从1882年起，明治政府将所持的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日本邮船公司等企业的股份，共计860万日元拨归天皇所有。天皇成了日本银行最大的股东。此外“帝国饭店”、一些大铁路公司和糖业公司等大企业也都有天皇的股份。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索取的巨额赔款，也被明治政府拨出2000万日元给天皇。1885年12月，设立了宫内省御料科，以掌管皇室拥有的山林、原野、矿山等事务。以移管佐渡、生野两矿山为开端，政府在各府县规定了世传御料，并且把国有林编入了御料林。国会开设前后数年间，大量国有林被划归皇室财产，多达357万町步。 [/SIZE] 1884年7月，制定了《华族令》，把华族分为公爵、侯爵、伯爵、男爵五等，并准予世袭。华族由三类人构成，即公家、大名、维新功臣。公家根据家世，授予子爵以上爵位；大名和维新功臣则根据原有俸禄和在戊辰战争中的表现，授予男爵以上爵位。通过“华族令”，“保卫皇室的屏藩”得以树立。 [/SIZE] 1885年12月，废除太政官制，采用内阁制。内阁只对天皇负责。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曾在奏议中明确指出内阁大臣的职责：“宰臣入则参大政，出则就各部之职，均陛下之手足耳目也。而选其中一人，专任中外职务，奉旨承宣，以保持全局之平衡，得各部之统一，此乃祖宗切实之政，圣上亲裁之体制，立宪之意义不外于此。”[/SIZE][25][/SIZE] 1889年2月11日，众所期盼的明治宪法终于公布于世。 [/SIZE] 这部《大日本帝国宪法》共7章76条，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第一章即为“天皇”，计17条。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各条之规定行使之。宪法将立法、军事、财政、外交等大权皆归于天皇，如法律的制定、公布、执行（第六条）；议会的召集、闭会、停会、众议院的解散（第七条）；决定陆海军编制、常备兵力量（第十二条）；宣战、讲和、缔结条约（第十三条）；战时、国家事变之际的特别大权（第三十一条）；建议修改宪法（第七十六条）等等。天皇权力在实施过程中是依据“无答责原则”，即天皇对臣属的汇报只听不答，后果与责任由臣属承担，从而使“法律不具有责问天皇之力”，确保了天皇的神圣权威。 [/SIZE] 宪法规定，内阁与国务大臣只对天皇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议会采取两院制。贵族院由皇族、华族、敕选议员组成，作为特权阶级的机构起帝室屏藩的作用。众议院由选举产生，但选举资格限制极严，并受到贵族院的牵制。 [/SIZE] 宪法还将属于宫内体制的枢密院置于内阁之上。枢密院设立于1888年，宪法也是由其审议颁布的。关于枢密院所负职责，伊藤博文曾作过如下表述：“夫我国宪法，如熟考其旨趣，须将主权归于王室，至其终极，应规定以至尊之裁决为最后决定。政府与议会之间万一发生龃龉，或大臣辞职，或议会解散，应由圣裁决定其一。处此情况，为明察国家之形势，国民之感情，抑扬得宜，须有能进善良劝告之顾问官。予以为如不求知于枢密院，别无它途。”这样，枢密院和议会、内阁，同为支撑天皇制统治的三大支柱。 [/SIZE] 从《明治宪法》不难看出，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的特征，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民主”的双重特性，[/SIZE][26][/SIZE]因此可以说，明治宪法作为东方第一部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宪法，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其保留有大量的封建因素，致使近代日本走上了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歧路。 [/SIZE] 明治政府成立后，作为恢复皇权和统一国家的工具，神道被定为国教，神道从而发展成为国家神道。1868年1月设立神祇事务科，推行祭政一致运动。接着又恢复神祇官。同年，又颁布“神佛分离令”，造成“废佛毁释”的局面。1870年发布《大教宣布之诏》，建立了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神道教被定为国教。1871年4月教部省下达了“三条教则”，神道开始向皇道蜕变。1889年颁布的《帝国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治地位，并制定了“身行敬神爱国”、“心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并遵守皇旨”三条教则。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被奉为国家神道之教典，标志着国家神道教义的形成。 [/SIZE] [PP] 教义上强调“敬神崇祖”、“灭私奉公”、“忠于天皇”，把崇拜天皇和崇拜祖先结合起来，把日本作为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天皇就是家长，因而把家庭一级的孝扩大为国家级的忠。同时宣传神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号召“一旦情势紧急，当以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为天皇效忠卖命，以适应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明治政府在1911年颁布的《国定修身教科书》中明确规定：“我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是我等宗家，我等国民以对父母敬爱之情崇敬万世一系之皇位，是以忠孝为一不可分”。 [/SIZE] 综上所述，国家神道的核心是“大日本帝国乃我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遵照皇祖之神敕，自悠久古代，永远治理之”[/SIZE][27][/SIZE]，即所谓的神国思想和天皇是现世神的思想。这一思想虽然曾在倒幕和维新初期起过统一和稳定大局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神道的恶性膨胀，沦为了军国主义的服务工具，对外宣扬“圣战”“八纮一宇”，对内宣扬敬神爱国、崇祖忠皇。总之，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的思想支柱。 [/SIZE] [PP] [/SIZE] [HR][/SIZE] [PP][PP][1] 町年寄，在江户、大阪、长崎等城市设置的较高级职务，受町奉行领导。 [PP][2]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 [PP][3] 与力，隶属于奉行并协助其工作的官吏 [PP][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史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97页。 [PP][5]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第36页。 [PP][6] 《日本思想大系》54，第337页。 [PP][7] 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PP][8]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27页。 [PP][9] “直目付”是直属于藩主并向其提供情报的一个职务 [PP][10]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PP][11]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69页。 [PP][12]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76页。 [PP][13] 《世界历史》编辑部：《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73页。 [PP][14]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PP][15]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84页。 [PP][16] 参见伊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71页。 [PP][17]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81页。 [PP][18]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79页。 [PP][19]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83页。 [PP][20]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PP][21] 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9页。 [PP][22]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93页。 [PP][23] 转引自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页。 [PP][24] 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96，第220页。 [PP][25]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第196页。 [PP][26]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PP][27] 转引自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金森宗信

第九章[/SIZE] [/COLOR]明治维新（下）[/COLOR] 第一节 对西洋的屈从和对亚洲近邻的侵略 一、明治初期的西洋外交 [PP]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意识到自国还远未具备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实力，因此在与西洋的外交中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 [/SIZE] [PP] 1871年12月，明治政府为与欧美列强进行改约交涉，并考察、学习欧美各国的制度和文化，派遣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方为副使，另有书记官、理事官及随员共48人组成的庞大使节团，赴欧美访问考察。此外，还有59名由华、士族出身的留学生随行。使节团从横滨出发，横渡太平洋经旧金山于翌年1月抵达华盛顿，开始与美国就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交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首次交涉就遭此挫折，使使节团成员深切地感受到以“弱国”日本去完成改约使命的非现实性，从而坚定了他们将此次欧美之行的重点放在考察学习上的决心。在结束美国的考察访问后，使节团先后还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对欧美先进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产业、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考察过程中，使团成员“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达到神迷程度。[/SIZE][1][/SIZE]直至1873年9月回国，历时长达1年10个月，耗资百万日元，占同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2%以上。使节团的此次欧美之行，对明治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影响巨大。日本以为：要与欧美列强的强权政策相对抗，首先要增强自国的实力，要富国强兵，否则在欧美列强面前就只能是委曲求全；当今世界正处在弱肉强食时代，强盛的国力可以使自己的霸权、侵略主张凌驾在弱国身上。 [/SIZE]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改约逐渐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紧迫课题。因为日本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不仅使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掠夺合法化，还使日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对列强各国侨民的司法权，因此显然是不平等的条约。西方列强凭借领事裁判权，在日本肆意滋事，日本却无权惩处；而因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导致的低税率，则严重影响了关税收入，并对日本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 [/SIZE] 继1872年岩仓使节团与美国交涉失败后，1878年，外务卿寺岛宗则认为要同时废止领事裁判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有相当难度，而着力与美英等国进行了旨在恢复关税自主权的交涉，结果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SIZE] 1879年，井上馨继寺岛宗则任外务卿后，再次开始了改约的交涉。1880年，井上制定了先恢复部分法权和税权的修正案，并建议各国在东京举行修改条约会议，遭到了英国等的反对而未果。1886年，改约会议举行，井上全面接受英国和德国提出的改约建议，列强承认废除部分领事裁判权，提高部分进口关税，日本则答应二年后开放日本全国，准许外国人内地杂居。井上的行为受到了列强的褒奖，却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政府不得不放弃井上已达成的协议，井上被迫辞职，改约交涉再次失败。 [/SIZE] 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重新秘密开始改约交涉，然而其主要内容与上述井上协议相差无几，再次招致了国民的猛烈反对，大隈因此被国粹主义者炸去一腿而负重伤，政府不得不再次停止改约交涉。 [/SIZE] 交涉的屡屡失败，并没有使日本政府丧失信心。此后，日本利用英国与俄国在争夺中国权益上的矛盾，并以对中国实施侵略为代价，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率先与英国解除了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条款。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各国也陆续重新谈判，逐渐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款，并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本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足足花了半个世纪，而且是在通过对亚洲近邻实施侵略来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基础上实现的。[B] [/B][/SIZE] 明治前期，日本政府从制度、风俗等方面积极推行西洋化政策。尤其是在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为促进改约交涉而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井上认为，要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首先必须使他们承认日本也是文明国家，而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其风俗习惯乃至服装、举止都必须是西洋式的。作为推行欧化政策的重要一环，井上策划在东京耗巨资建造“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并安排上流社会成员在此与西洋人进行社交。达官显贵们携妻带女、洋装革履，几乎每日来此参加招待西洋人的舞会、宴会，以改变欧美人对日本的印象，并达到改约的目的，史称“鹿鸣馆外交”。然而，这一表面而且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招致了国民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的辞职而宣告破产。 [/SIZE] 在1855年德川幕府与俄国签订的通好条约中，规定了两国的国境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岛以南为日本领土，得抚岛以北为俄国领土，而库页岛被认为是两国的杂居地。库页岛历史上属中国领土，18世纪日俄两国先后向该岛的南部和北部殖民，并逐渐占据该岛。1869年，日本将吓夷地改称北海道，将库页岛改称桦太，统辖于同年所设的开拓使。俄国乘库页岛归属尚未确定之机，向该岛大量移民并派遣军队，企图独占该岛，使日俄间在领土问题上矛盾不断加深。明治初期，政府认为凭日本当时的国力，尚难以与俄国抗衡，遂采取退让政策。视日本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美、英两国，认为日本尚无力抵抗沙俄，经营库页岛，因此也极力劝告日本放弃该岛，集中力量经营北海道。经交涉，于1875年日俄两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日本让出库页岛，俄国则将得抚岛及其以北的小岛屿千岛群岛共计18岛让给日本，以作为补偿。日本之所以轻易让出曾认为是自国领土的库页岛，除屈服于俄国的强大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与俄国搞僵关系，以使俄国对日本的侵略朝鲜政策保持中立，企图把在库页岛的损失从对亚洲近邻的侵略中夺回。很明显，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也是“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政策。[/SIZE]

金森宗信

明天继续。。。。。要睡了。。。。。[em07][em01][em01][em01]

金森宗信

第一章 日本早期社会 第二章 飞鸟时代 第三章 奈良时代 第四章 平安时代 第五章 镰仓时代 第六章 室町时代第七章 江户时代 第八章 明智时代

金森宗信

二。甲午战前的东亚外交[/SIZE] [PP] 与对西洋的屈从外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治政府在成立不久，就逐渐确立了以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侵略为目标的东亚外交政策，企图以此弥补失之于欧美的损失并最终实现其征服大陆的野心。明治天皇执政伊始，即颁行诏书，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示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SIZE] 明治政府最早抛出侵略论调是所谓的“征韩论”。由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下级武士陷入困境，为了消除他们的不满，维护国内的安定，而有必要将他们的士气转向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图侵占朝鲜，而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日本必须抢占先机。尽管“征韩论”因政府当权派间的矛盾被“内治优先”派否决，但此后并没有停止侵略的步伐，出兵台湾并吞并琉球、制造“江华岛事件”并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等一系列事件，这些都表明明治政府正是朝着其既定目标一步步实施侵略政策的。 [/SIZE] 言论界出现的对亚洲的蔑视和侵略扩张的论调，以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最具代表性。1885年3月，他在文章中称：“我国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2]1890年3月，内阁总理山县有朋在国会演讲时将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作“利益线”，并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日本只要认为某国家或地区与本国利益有关，就可以出兵加以“保卫”。根据首相的旨意，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主张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立宪后第一届内阁提出的对邻国外交总方针，通称为“大陆政策”，以后的几届内阁在外交上都承袭了这个方针。[B][3][/B][B] [/B][/PRE]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试图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至天津，会见了李鸿章，并递交了日本外务卿致清朝总理衙门的信，还以两国通好可以协力抵抗西方列强等措辞打动李鸿章，极力要求与中国通好。李鸿章认为日本虽然难以成为中国的外援，但一旦有事时亦可稍事联络，因而主张与日本订约。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方全权大使伊达宗城、副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两国开始谈判订约。日方提出条约应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日本也应像欧美各国那样从中国享受种种特权，结果遭到了中方的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双方最后商定《中日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条。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与西方各国强迫中、日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它是两国自主商定并且基本平等的条约；第二，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中日两国都被迫规定给予西方各国以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权利，而本条约规定双方均给予对方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权利，二者处在对等的地位上；第三，条约规定了中日两国永不侵犯对方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体现了双方尊重对方主权的原则。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条约却非常不满，并要求修改条约，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73年4月，中日两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副岛种臣在天津互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B] [/B][/SIZE] [PP] 《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在订约谈判中，日方已暴露出了以西方列强的姿势凌驾于中国之上的野心，只是由于当时日本正值维新之初，国力尚弱，才没有坚持所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然而，换约后一年，日本政府就公然破坏条约，出兵侵略中国台湾。 [/SIZE] 琉球自明朝始就已成为中国的藩属。1609年日本鹿儿岛萨摩藩藩主岛津氏承德川家康旨意率兵侵略琉球，俘虏琉球王，并派兵监督琉球内政，但琉球仍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并继续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只遇飓风飘到台湾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地方，一些水手因同台湾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而被杀害，其余逃出者受到清政府官兵保护并送回琉球。本来，这一事件纯属中国与琉球间的问题，与日本无关。然而，日本政府居然于1872年单方面宣布琉球王国为属于日本的“琉球藩”，正式侵占琉球。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荒诞地声称“杀害琉球人就是杀日本人”，出兵侵略台湾。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遭到了台湾人民的英勇抗击，清政府也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率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急于求和。1874年10月，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等的“调停”下，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北京专约》。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赔偿日本银50万两。[4]很明显，这是一个屈从的条约。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间接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属民，为日本此后彻底吞并琉球留下口实。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中央政府朝贡。1879年4月，日本拘禁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于东京，废“琉球藩”为冲绳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最终从中获得赔偿，这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SIZE] 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明治初期政府当权派虽对西乡隆盛等人过急的“征韩论”持反对意见，但他们并非反对侵略朝鲜，只是主张等待最佳时机。1875年9月，侵台得手后的日本，派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向该岛上的朝鲜守军寻衅挑起战端，并占领了岛上的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这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并单方面挑起的事件。1876年1月，日本政府仿效美国政府派培里率舰队用武力胁迫日本开国的手法，派特命全权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艘军舰到朝鲜仁川，在隆隆炮声中于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也称《江华条约》。同年8月还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附录》、《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保有平等的权利。”这决非表示日本真正与朝鲜缔结了平等的外交关系，而是希望以此确定朝鲜脱离与清政府的关系，成为“独立国”，并最终达到统治朝鲜的目的。条约还规定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日本的货币在朝鲜可以自由流通，朝鲜不得对日本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等条款。至此，日本初步打开了侵略朝鲜的道路。 [/SIZE] [PP][B] [/B]条约签订后，朝鲜国内掀起了反日反封建的热潮。1882年7月，朝鲜京城镇兵发生兵变，民众附和，大院君也乘机鼓煽。兵变者及民众杀害了闵妃派的主要人物和日本军事教官，纵火焚烧日本使馆。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氏。史称“壬午事变”。事变后，日本和中国相继派兵，朝鲜国内动乱趋于平静。李鸿章为避免战争，捕捉大院君并带往天津，重新扶正闵妃政权。并与日人和谈，订立《日朝济物浦条约》，由朝鲜向日本支付赔款并允许日本派兵保护使馆。 [/SIZE]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在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策动下，唆使亲日的“独立党”（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了闵妃一派的“事大党”（保守派）政权，建立了新政府。清军在闵妃政府的请求下入朝支援，三日内就平定了政变。竹添进一郎见败局已定，弃馆潜逃。动乱中开化党众多领导人物被杀，党首金玉均等逃亡日本。史称“甲申事变”。 [/SIZE] “甲申事变”虽被平定，但日本和中国的大批军队仍驻留朝鲜并形成对峙。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机发动对华战争，但伊藤博文等认为，以目前日本的国力尚无充分的把握与中国抗衡，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纠纷。1885年春，日本特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到天津与李鸿章进行谈判。最后双方签订《天津条约》，规定：第一，两国军队在四个月撤出朝鲜；第二，两国停止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第三，两国今后若向朝鲜派兵必须事先相互通告，并在事后立即从朝鲜撤兵。至此，日本获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名义赴朝，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日本则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SIZE]

金森宗信

三、甲午战争 日本在侵略朝鲜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华侵略的准备。1887年，日本制订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5年为准备期，抓住时机进攻中国的计划。[5]1887年，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已占总预算的40%，并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SIZE] 1890年，日本发生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随着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迅速确立，国内投资急速扩大，而国内市场尚未完全成熟，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严重过剩。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纷纷揭竿暴动。日本政府为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向国外开拓商品市场，摆脱政治困境，决意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SIZE]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势如破竹。朝鲜政府虽有向中国借兵之意，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故议而不决。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已到，一面极力纵恿清政府出兵，并诡称“我政府必无他意”，一面秘密加紧迅速出兵的准备。6月，起义军直逼汉城，朝鲜政府不得不请求清政府出兵。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军开赴朝鲜，驻守牙山，并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日本政府见阴谋得逞，遂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迅速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派遣军队，兵力达到了中国军队的二倍，并迅速控制了仁川、汉城等军事要地。 [/SIZE] 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以使中日两国撤兵。6月10日，起义军与政府达成了“全州和约”，汉城趋于平静。至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图谋已昭然若揭。 [/SIZE] 而正在此时，7月16日，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同意在条约实行五年后废除领事裁判权。这样，日本不仅首次与欧美国家签订了对等的条约，加强了政府在民众和在野党心目中的地位，而且还消除了英国干涉的危险。英国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当时在远东地区，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极想拉拢、利用日本。 [/SIZE] 日本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侵略计划推进到最后的实施阶段。7月23日晨，日本攻占了朝鲜王宫，推翻闵氏政权，建立了以大院君为中心的亲日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逼迫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间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和丰岛海面的中国兵舰发动了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SIZE] 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后，清政府被迫应战。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李鸿章任命从牙山逃回的叶志超为诸军统帅，率军驻守平壤。9月15日，日军进犯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连夜逃离平壤，“一夜狂弛三百里”，退至中国境内。至此，平壤失守，日军完全控制了朝鲜，战火开始烧至中国境内。9月17日，日本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起进攻，挑起黄海海战。丁汝昌率领舰队列阵迎战。经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北洋舰队损失“致远号”、“经远号”等舰船5艘，日舰也有5艘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主力尚存，日军没有实现“聚歼清舰于黄海”的野心。本来，北洋舰队只要重整旗鼓，仍可与日再战，但李鸿章为自存实力，却令舰队躲进威海卫，致使日军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10月下旬，日军经月余休整后，兵分二路进犯中国东北边境，接连占领九连城、金州、大连、旅顺等地。日军占领旅顺后，不分男女老幼，展开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居民二万余人。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城湾成山登陆，包抄威海卫的后路，并开始进逼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进入2月，日军击沉北洋舰队“来远号”等4舰，威海卫形势万分危急。此时，丁汝昌决定冒死突围，但部下偷生之徒拒不执行命令，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殉国。12日，牛炳昶等率军投降，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3月，日军集中兵力攻占辽东，先后占领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所到之处，肆意烧杀。 [/SIZE]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和清军的腐败无能，无论是朝鲜战场还是中国国内战场，清军总是屡战屡败。1995年1月，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正在威海卫围歼北洋海军，迫使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侵略要求，因此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2月，日本鉴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割地、赔款为条件，通过美国要求清廷以奕訢或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3月14日，李鸿章携参议李经芳、参赞马建忠等，赴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谈判桌上，日方只允许李鸿章对日本事先拟好的条款表示“允”与“不允”，还声称一旦谈判破裂，日本将派大军攻打北京，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逼迫李鸿章接受苛刻条款。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在下关（马关）春帆楼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分八次在七年内付清；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船只有权沿内河驶入以上口岸；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B] [/B][/SIZE] 《马关条约》是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了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的割地条款，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偿付这笔巨额赔款，只得大举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日本获此赔款，加强工业特别是军工业的建设，为进一步实施扩张侵略创造了条件。开放沙市等四个新通商口岸和准许内河航行，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共享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B] [/B][/SIZE] 甲午战争后，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在《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的规定，直接触及列强的权益。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立即联合德国、法国一起干涉此事。三国认为：日本如占领辽东半岛，不仅会使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而且会妨碍欧洲各国在远东的利益，威胁清朝首都，妨碍东亚的和平，因而“劝告”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面对三国的干涉，日本急忙争取美、英的支持。美、英两国虽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与日本的关系而没有直接参与干涉，但也不愿看见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于膨胀，因而没有直接支持日本的主张。日本自知无力与三国为敌，于5月5日正式宣布接受三国的劝告。6月，日本派林董为驻华公使，7月清朝派裕庚为驻日公使，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1月，按照三国事先与日本达成的协议，日本与中国在北京签订《辽南条约》，规定由中国加付3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随后三国以此为机，强迫清廷给予许多侵略特权。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暴露了列强在中国的矛盾，也暴露了俄国妄图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B]　　 [/B][/SIZE]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尤其是台湾人民反对割台的斗争更为激烈。当台湾军民积极准备抗日之际，日本也在做侵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长官，以便办理台湾岛的接收事宜；5月19日，清政府无视台湾人民的呼声，派割台专使李经芳前往台湾办理交割。6月2日，李经芳在一艘日本军舰上正式与桦山资纪办理了台湾交割手续。5月27日，在割台手续办理完毕之前，日本就派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开始进犯台湾；5月29日，日军由桦山资纪和北白川能久指挥，向基隆进犯；6月3日日军攻占了基隆。台湾巡抚唐景崧不战而逃。7日，日军攻占了台北。台北失守后，台中的一些守将也纷纷弃地而逃，整个台湾岛随时可能陷落。在此紧急关头，台湾人民在吴汤兴、徐骧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义军，会同刘永福领导的守卫台南的黑旗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以土枪土炮抗击训练有素并拥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达5个月之久，5万侵台日军伤亡达3．2千多人。近卫师团不仅有半数官兵被消灭在台湾土地上，而且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在这次侵台战争中毙命。台湾军民为捍卫祖国的神圣尊严，保卫自己的家园，用自己的鲜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SIZE]

金森宗信

四、日俄战争 三国干涉还辽后不久，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加紧攫取在华“权益”。1896年6月，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等特权；1898年3月，强行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1900年7月，又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机，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 [/SIZE] 日本由于三国的干涉而被迫归还辽东半岛，自然心有不甘。自此，日本确定了对俄作战的计划，并积极进行作战准备。而俄国的上述扩张行动更加剧了它同日本在东北和朝鲜问题上的矛盾。 [/SIZE] 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同盟”条约，日本以此作为其对外战争的外援，英国则企图利用日本阻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以保护自国的利益。美国则认为俄国是其在亚洲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障碍，也希望借日本削弱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军事实力方面，至1904年，日本经过长期备战，其实力也已非十年前可比。日本对俄作战的准备已基本完成。 [/SIZE] [PP] 1902年4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分期从中国东北撤兵。1903年4月，是俄军第二次撤兵的期限。但临近期限，俄国不但拒不撤兵，反而从本土派遣增援部队，还居然任命了远东总督，企图永久侵占中国东北。对此，日本一边与俄国进行外交交涉，一边调兵遣将，准备战争。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8日，日本海军偷袭旅顺港的俄国军舰，不宣而战。10日，日俄两国相互宣战，日俄战争正式开始。 [/SIZE] 日本海军偷袭旅顺港俄国军舰后，对驻守该地的俄国太平洋分舰队进行了多次攻击，并将其主力封锁在旅顺港内，但难以对其实施致命性的打击。 [/SIZE] [PP] 3月，日本开始陆上进攻行动。4－5月，从朝鲜登陆的日军不断北进，渡过鸭绿江，出其不意地击溃俄军东满支队，占领九连城、凤凰城。与此同时，日军还于5月初在辽东半岛小河口一带登陆成功，占领金州；同月底在辽东半岛大孤山登陆，进占海城；6月从大连湾登陆，包围旅顺。日军在陆上进攻接连得手。 [/SIZE] 8月下旬，日俄两军展开“辽阳会战”。两军苦战至9月初，结果俄军败退，日军以损失2万多兵力的代价占领辽阳。 [/SIZE] 在辽阳会战的同时，日俄海军在旅顺东南的黄海海面也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8月初，驻守在旅顺港的俄国海军为了向海参崴突围，将舰队驶出港外，结果在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封锁，不得不与之展开海战。最终俄军舰队溃不成军，遭受重创。 [/SIZE] 黄海海战后，日俄两军又展开了激烈的旅顺争夺战。旅顺的得失，对日俄战争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还存在，日军就无法结束战争，也无法保证海上交通线不受威胁。因此，日军不惜代价攻取旅顺。9月至11月底，日军经过数次强攻，终于在12月初攻克了战略要地——203高地，旅顺港完全处于日军炮火控制之下。1905年1月1日，俄军旅顺守军将领开城投降，旅顺落入日军之手。 [/SIZE] 日军攻陷旅顺和摧毁俄军驻旅顺舰队主力，使日俄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日军为与俄陆军决一死战，调集25万兵力进攻奉天。两军经多次交锋后，俄军于3月7日开始北退，10日日军占领奉天。此时，日军虽有阻截追击之心，但将士已无北进之力，于是两军在昌图和四平之间形成对峙。奉天会战，日军伤亡7万，俄军投入兵力37万，伤亡9万，另有2万士兵被俘。 [/SIZE] 奉天会战后，俄国政府仍不甘心失败，还寄希望于即将到达的从欧洲东调的舰队能挽回败局。5月27日，当这支舰队经过对马海峡准备驶向海参崴基地时，遭到早在此处待机的日本联合舰队的猛烈攻击。双方经过2天激战，俄军惨败，共被击沉舰船19艘，被俘7艘，逃跑中被中立国解除武装6艘，遇难2艘，只有4艘舰船逃回海参崴。 [/SIZE] 对马海战的结束，标志着俄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但这时，日本也不仅在前线上伤亡惨重，而且国内兵力和物资的增援也已告罄。这样，日本在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以后，主动提出与俄国讲和。 [/SIZE] [PP]　　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派代表前往美国朴茨茅斯谈判。1905年8月10日，两国正式开始谈判。9月5日，双方正式签署《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承认中国东北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则保留其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俄国把其在辽东半岛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把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其一切特权和财产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俄国割让萨哈林岛（即库叶岛）南部给日本，承认千岛群岛属于日本。《朴茨茅斯条约》是一个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签订的分赃条约。同年11月，日本还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强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还从中国夺去了许多关于通商、投资、采伐森林的特权。《朴茨茅斯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相继签订，使中国东北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从此，中国东北几乎全境对外开放，为日本进一步向亚洲大陆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1906年日本成立了“[/SIZE]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并改旅大“租借地”为关东州，设立关东都督府。这两个机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日后对东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中枢。

金森宗信

五、对外侵略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治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日本实施对外侵略提供了物质保证，而日本的对外侵略则解决了发展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资金和市场这两个最根本问题，从而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SIZE] 日本通过对外侵略战争从中国掠取的第一笔具有战争“[/SIZE]赔偿”性质的款项是1874年琉球事件后的赔款50万两白银。而在甲午战争后三年间，日本以战争赔款、赎辽费和威海卫驻军费等名义从清政府掠取了约2.3亿两库平银，约合3.5亿日元。以日本1896—1898 年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2.7亿日元推算，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取的巨额款项，约合当时日本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4倍。义和团事件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又从中国的4.5亿两“赔款”总额中得到0.35亿两，约合0.5亿日元。此外，日本还在战争中抢掠了大量财物。 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战争获得了各国列强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可以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这些都对日本从中国输入原料并输出工业产品，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国内的工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SIZE] 日本把通过对外扩张和掠夺作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捷径。事实上，日本政府除将巨额战争赔款用于扩充军事、划归皇家财产等之外，还主要用于发展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这为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钢铁制造业方面，主要利用甲午战争所获得的赔款兴建的官营八幡制铁所（钢铁厂），于1901年投产。其原料采用中国湖北大冶的铁矿石。钢铁厂投产后，其生铁和钢材产量在日本钢铁总产量中均占极大的比重。该钢铁厂的建成并投入使用，不仅为日后的日俄战争等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也为整个日本重工业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造船业方面，甲午战后的海军扩充计划促进了民营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国产船舶总顿数很快超过进口船舶数。在航运业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以及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甲午战争后，日本邮船、大阪商船、东洋汽船三大公司已对日本的航运业构成垄断地位。在纺织业方面，甲午战争后，由于输出中国和朝鲜的纺织品数量急剧增长，纺织企业数和生产总量均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896年至1899年短短三年间，棉纺产品出口量增长8倍，总产量增长近一倍。在对外贸易方面，随着工业原料的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贸易总额成倍增长。在银行业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数量从1893年的454家增加到1900年的1802家，呈现急剧增加的态势。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由于战后军备扩张增加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加之通过掠夺台湾、朝鲜等广阔的殖民地市场，战争期间已获巨额利润的大资本企业再次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SIZE] [PP][B] [/B]日本在1871年决定实施金本位制，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黄金储备，实际上所执行的是银本位制。由于当时国际市场上银价的持续下跌使日元贬值，从而导致进口产品价格攀升和国内通货膨胀。在明治初年日本开始实行近代货币制度当时，金银比价约为1：16，而至1894年，金银比价约为1：32，货币约贬值一半。因此，日本深感急需将银本位制改为金本位制。正当日本苦于黄金储备不足之际，以英镑之金币支付的甲午战争巨额赔款，为日本提供了实施金本位制的备用金。以此为契机，日本终于在1897年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