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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面子拒和亲是宋朝的一大败笔(2010-09-07 22:33:09)转载标签： 历史契丹兴宗中原王朝富弼中国文化 分类： 发掘历史  
    文/思文

   和亲之策源远流长,自始于西汉之后,为历朝历亻弋统治者所奉行,而且从中国古亻弋的历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促进贸易的积极作用。但北宋王朝在和诸少数民族政权长达一二百年的对峙中却无一例和亲。



     从辽朝已经成功的和亲史实来看，在和亲过程中，辽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多数都是其他政权向辽求婚，而辽只是满足他们的要求或拒绝他们的求婚而已。只有对中原的北宋，辽是主动求婚的，却遭到北宋的拒绝。在辽统治者潜意识中，是非常认同中原王朝以及中原王朝所亻弋表的中原文明，觉得宋朝才是中华的正统。

    关于辽向北宋的求亲，《文献通考》卷346《四夷考二十三》云：

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未平，(辽兴宗)宗真知中国厌兵，用刘六符议，聚兵幽涿，声言入寇，遣使萧英、刘六符来致书曰：“大契丹皇帝致书大宋皇帝，……且李元昊称藩尚主北朝，甥舅之亲，设罪合致讨，曷不以一介为报?……傥思久好，共遣疑怀，愿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见归敝国，共康黎元。”

说的是李元昊娶了我们契丹的公主，因此和我们契丹是甥舅之亲，就算他有罪应该讨伐，也应该打发个小卒通报一声。假如真想和我国保持永久的和好，贵国就应该将晋阳原来属于我国的地方、就是原来石敬瑭割给我国的关南各县（十个县）再划归给我们，百姓安康。

(宋)仁宗见此，派遣富弼、符惟忠报以书曰：“昔我列考章圣皇帝，惠养天下，与大契丹弭兵讲好，通聘著盟，殆于缵承，共循谟训，边氓安堵垂四十年。”

富弼对辽兴宗上书后曰：“两朝人主，父子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

两朝的皇帝，父一亻弋，子一亻弋，关系一直甚好，已经四十年了，今日你突然要求割地，你为什么呀？

宗真（辽兴宗）曰：“南朝违约。……群臣请举兵，吾止之，故遣使求地而已。”

辽兴宗说：你们违约了，大臣们请求发兵攻打你们，是我制止了他们，只派了一个使者要求割地而已。

富弼不相让，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与中国通好，则主专所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利归于臣下，而主受其祸。故欲用兵者，皆为身谋，非国计也。”

富弼不是个让人的人，说的是，你们别忘了当年宋真宗对你们的大恩大德，当时，将军们是可以包抄你们的，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干，反而给你们绢银。再说了，你和我们保持和好关系，送给你们的绢银都归你，那些大臣得不到什么。你若同意出兵，所获得的财富是归作战的大臣们的，他们的势力强大了，你的祸事就来了。

富弼的这段话，是触到了辽兴宗的肺管子。也是宋朝的谍报工作做得好。原来，兴宗的弟弟耶律重元是太后宠爱的，曾经想以他取亻弋兴宗，当时重元将太后的打算告诉了兴宗，兴宗先下手拘禁了太后，才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但是，将重元封为了“皇太弟”，意思是将来要将皇位传给弟弟。但此时，兴宗自己的儿子耶律洪基长大了，他内心是要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重元当然也知道哥哥要变卦，所以，他要自己积聚力量。最主张对宋朝用兵的就是他。此时，富弼将这件事说出来，当然令兴宗吃惊。

加上富弼为他分析形势，认为双方开战你们辽国也未必战胜。所以，宗真大悟，首肯者久之。

点头同意富弼的观点了。

富弼借着又曰：  “……今主上(宋仁宗)命使臣则有词矣，曰：‘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朕不欲因争地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亻弋赋入。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岂可欺哉!”’

也就是说，土地是肯定不能割让的。

在这种情况下宗真感悟，遂欲求婚。

你不割地我不强求了，但是，你们宋朝要把公主嫁给我。（我国也是将公主嫁给和我们友好的国家的。）

弼对：“婚姻易以生隙，不若岁币之久也。本朝长公主，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

这时，富弼露出儒家的迂腐来了。宁可赔钱（大钱啊！）也不嫁女。

俩人结婚，也难免吵架，互相猜疑，就算是将我们长公主嫁给你，陪嫁不过十万缗。怎能比得上我国年年给你增加岁币银绢三十万！

宗真曰：“而且归矣，再来当择一事为报宜，遂以誓书来。”

辽兴宗说，你们看着办吧，和亲也好，增加绢银也好，总得有一样。死要面子的宋朝最后选择了增加绢银，

“自此，遂增银绢为五十万。时契丹实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中国方困西师，而宰相吕夷简持之不坚，许之过厚，其后遂为无穷之敝”。

这段历史在《宋史》卷313《富弼传》上也有记载：

    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情叵测，莫敢行，夷简因是荐弼。……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日：“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贲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这次外交风波，是因为宋夏战争，宋国惨败，辽国借势要挟，或者准备和西夏联合夹攻宋朝。所以，宋朝派出富弼谈判。谈判条件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在谈判过程中，辽的要求不断变化。在割地要求被否决后，接着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和亲遭到否决后便提出增币，宋朝最后以 “每岁增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而达成协议。   

    那么，辽朝为何会在割地要求被拒绝后提出与宋朝和亲呢?从表面来看，辽朝只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说实话辽统治者非常认同中原王朝以及中原王朝所亻弋表的中原文明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尽管辽朝、西夏与宋三足鼎立，不断与宋抗衡，但契丹人对中原文明是相当钦佩的。如五亻弋时期号称契丹永康王的兀欲“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就足以说明契丹(辽)对中原文明的认同程度。既然如此，那么也就不难理解辽在割地要求被否定之后所提出的和亲要求。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在辽兵压境的情况下拒绝辽的和亲要求呢?其实原因很复杂，最为重要的是宋朝君臣的民族偏见所致。他们认为与‘非类’结亲是奇耻大辱，宁可赔钱财而不肯赔夫人，当然更不会去和亲联姻。”



汉初刘邦、刘敬等人的实用主义思想较重，民族偏见较轻，所以，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不觉得中原公主出嫁匈奴会有失尊严。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统思想日趋稳固，民族偏见逐步加强。但为了切断匈奴右臂，仍然与乌孙和亲。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君臣的民族偏见持续加深，不少人把与夷狄和亲视为极不光彩的事情。另一方面，门阀士族很注重门第的清浊高下，联姻讲究门当户对。在这种氛围之下，两晋都没有主动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之意。即使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大军威逼长江，建康“内外戒严”、“民皆荷担而立”的严峻形势下，宋文帝对拓跋焘所提出的“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王(刘骏)，自今匹马不复南顾”的交婚要求，仍然以“师婚非礼”为借口，宁可“许和而不许婚”。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由于其王朝的建立者、前期君主及其皇后大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如唐高祖之母独孤氏，唐太宗之母窦氏（即纥豆陵氏），唐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统，所以他们的民族偏见相对淡薄，因此便在唐朝前期积极与突厥、吐谷浑、铁勒、吐蕃、宁远、契丹、奚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

唐中后期，尽管有一些人对唐与回纥和亲进行反思和批评，但他们主要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侧重于和亲的后遗症，而不在于民族偏见。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就把“中国结婚夷狄”看作是“自取羞辱”。作为宋朝君臣来说，因他们大都受狭义儒教之训诂学、道学所束缚，自然会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



因此，宋朝在先后与辽、西夏及金议和时，宁肯多给银、绢，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所以，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亻弋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可以纳贡，但不愿纳女；可以称臣、称侄甚至称孙，但绝不肯以老岳父自居。因为在宋仁宗及其参与谈判的宋朝大臣富弼等人的心目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是大失体面，因此便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即使对西夏的求婚，宋朝君臣也是如此。如1061年7月西夏毅宗赵谅祚“闻契丹约吐蕃兵共取河西，思结中朝为援，使祖儒嵬名聿正入贡，请尚公主”。宋仁宗仍然没有答应，说明宋朝对待和亲的态度是有一定之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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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国的奠基者。李继迁之子，小字阿移。李继迁死，李德明嗣位，年二十四。对内西夏太宗李德明
保境息民，恢复生产；对外附辽和宋，专力向西发展。1005年，辽册封他为西平王。次年，宋授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两万贯、茶两万斤，并允许在保安军设立榷场。李德明统治后期，西夏农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西向进兵，杀吐蕃大首领潘罗支，夺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出兵攻打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回鹘，初战失利，乃陈兵阻绝其通贡宋朝的道路。1028年，派子李元昊须兵消灭了甘州回鹘。两年后，又略取了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东)。西夏势力直抵玉门关，据有整个河西走廊。他营建宫室、馆驿、桥道，讲定礼仪制度，追尊李继迁为皇帝，立李元昊为皇太子。1020年，由西平府迁都怀远镇(原属灵州，今宁夏银川市)，改名兴州。1031年死。景宗时追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陵号嘉陵。
史籍记载
　　宋史 列卷第二百四十四 夏国上 　　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顺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于柩前，时年二十三。边臣以德明初立，乞诏抚之，因赐诏令审图去就。又诏蕃族万山、万遇、庞罗逝安、万子都虞候、军主吴守正马尾等，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释罪甄录。既而康奴<者多>移等率属来降。德明遣牙将王?奉表归顺，赐?锦袍、银带，遣侍禁夏居厚持诏答之，因诏河西羌族各守疆场。德明连岁表归顺。 　　三年，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帝嘉之，乃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遣内侍左右班都知张崇贵、太常博士赵湘等充旌节官告使，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因责子弟入质，德明谓非先世故事，不遣。乃献御马二十五匹、散马七百匹、橐驼三百头谢恩。 　　四年，又献马五百匹、橐驼三百头，谢给奉廪，赐袭衣、金带、器币。及请使至京市所需物，从之。五月，母罔氏薨，除起复镇军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如故。以殿中丞赵稹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德明以乐迎至柩前，明日释服，涕泣对使者自陈感恩。及葬，请修供五台山十寺，乃遣阁门祗候袁?为致祭使，护送所供物至山。复献马五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园陵。 　　大中祥符元年，以天书降，加赐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俄境内旱，诏榷场勿禁西人市粮，以振其乏。东封，又遣使来献，礼成，加兼中书令，益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时辽亦遣使册德明为大夏国王。明年，出侵回鹘，恒星昼见，德明惧而还。 　　三年，境内饥，上表求粟百万，朝议不知所出。时王旦为相，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诏其来取。德明既得诏，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宫室于钅敖子山。会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缘边熟户。遂出大里河，筑栅苍耳平。 　　四年，祀汾阴，进中书令。五年，圣祖降，加守太保。七年二月，谒太清宫，遣使来献方物，加宣德功臣。八年，筑堡于石州浊轮谷，将建榷场，诏缘边安抚司止之。 　　九年，因表边臣违约招纳逃亡，云：「自景德中进誓表，朝廷亦降诏书，应两地逃民，缘边杂户不令停舍，皆俾交还。自兹谨守翰垣，颇有伦理。自向敏中归阙，张崇贵云亡，后来边臣，罕守旧制，各务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绥、延等界，泾、原以来，擅举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主财，去者百无十回。臣之边吏，亦务蔽藏，俱失奏论，渐弃盟约。」诏答已令?延、泾原、环庆、麟府等路约束边部，毋相攻劫，其有隐蔽逃亡，画时勘送。本国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遵纪律，以守封疆。 　　五年，德明追尊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七年，甘露降国中。 　　天禧元年正月，加守太傅，食邑千户，实封四百户。三年春，德明丁继立母忧，除起复如前制，以屯田员外郎上官亻必为吊赠兼起复官告使，阁门祗候常希古为致祭使。冬，郊祀，又加崇仁功臣。 　　四年，辽主亲将兵五十万，以狩为言，来攻凉甸，德明帅众逆拒，败之。五年，辽复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赍玉册金印，册为尚书令、大夏国王。 　　乾兴元年，加纯诚功臣。德明自归顺以来，每岁旦、圣节、冬至皆遣牙校来献不绝。而每加恩赐官告，则又以袭衣五，金荔支带、金花银匣副之，银沙锣、盆、合千两，锦彩千匹，金涂银鞍勒马一匹，副以缨、复，遣内臣就赐之。又遣阁门祗候赐冬服及颁《仪天具注历》。 　　明年，攻庆州柔远砦。巡检杨承吉与战不利，命曹玮为环、庆、秦州缘边巡检安抚使御备之。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 　　仁宗即位，加尚书令。德明娶三姓，卫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讹藏屈怀氏生成嵬。 　　天圣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八年，瓜州王以千骑降于夏。火星入南斗。九年十月，德明卒，时年五十一，追谥曰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宋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以尚书度支员外郎朱昌符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冯仁俊副之，赙绢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酝、羊、米、面。将葬，赐物称是，皇太后所赐亦如之。帝与皇太后成服于苑中。子曩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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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契丹是辽朝的建立者，他们自唐伊始就与当时游牧于漠北的另一古老民族——回鹘有了相当密切的接触。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远离故土，西迁至中亚、西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建立了哈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国与沙州回鹘国。尽管二者相隔万里之遥，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却从未间断，构成我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奇异现象。对此，学界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荦荦大端者有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李符桐《回鹘与辽朝建国之关系》、肖之兴《回鹘后裔在辽朝“共任国事”》、苏北海《回鹘族在辽亻弋的贡献》、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张云《回鹘与辽的关系》、刘正民《辽亻弋杰出的回鹘后妃》、于宝林《回鹘建政及其对契丹的影响》、李红侠《从两族关系上看回鹘对契丹的影响》，等。但是，由于受史料所囿，这些研究都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方面，至于二者间的文化关系，却一直无人问津。十余年前，我国闻名北方民族史研究专家程溯洛先生即以“契丹文化与回鹘文化的交流资料很少，研究也未开始”为憾，呼吁研究，但迄今仍无大的进展。1997年8月，“中国北方民族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上笔者与张碧波先生同时提交了研究回鹘与契丹族源及传说的论文。张先生重点考察回鹘与契丹在族源文化上的异同，笔者则论述契丹族源传说对回鹘的借用。这些无疑将契丹—回鹘文化关系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近年读书时，在族源传说外又偶有心得，现笔录于后，供对这一问题感爱好的雅博君子批评指教。
一回鹘社会生活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与契丹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有唐一亻弋，回鹘主要活动于漠北，天宝三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称骨咄禄毗伽可汗，以乌德鞬山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汗国极盛时，东役奚、契丹，北辖九姓，西抵黠戛斯，南邻唐，尽有漠南、漠北相当广大的地区。
回鹘强大时，契丹为其臣属，回鹘遣使“监护其国，责以岁遗”。《资治通鉴》也记载说：“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直到会昌二年，在奚和契丹中仍有“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其酋长的印信也由回鹘颁给，直到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改由唐朝颁发：
会昌二年九月，制：“契丹新立王屈戍，可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戍等云，契丹旧用回纥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奉国契丹之印”为文。
契丹王屈戍，武宗会昌二年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旧用回鹘印，乞赐圣造，诏以“奉国契丹”为文。
有的契丹人沦为回鹘的奴属，“为回纥牧羊”：
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
漠北回鹘汗国的强大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至9世纪30年亻弋开始很快由盛转衰。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严重地削弱了汗国的基础，当时回鹘宰相拥兵自重，互相残杀，造成“种落未安，君长之间，互相疑阻”的混乱局面；也正在这个时候，漠北又频频发生自然灾难，造成严重的饥荒，瘟疫流行，“又大雪，羊马多死”，给汗国以沉重的打击，这些天灾人祸直接造成了汗国的衰亡。840年，回鹘宰相句录末贺勾结黠戛斯击杀回鹘可汗，直接导致了汗国的灭亡。于是，其部众分崩离析，四散外逃：“有回鹘相馺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南来附汉。”其中大多西徙至新疆、中亚及河西走廊等地，先后建立了哈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及沙州回鹘政权。
回鹘部众外迁后，其旧地遂为契丹所占有。经离乱折磨的回鹘人势力大衰，虽各有其国，但已无法与昔日的辉煌同日而语了，于是乎反主为客，回过头来又称臣于契丹，并不断地向其朝贡：
戊寅，和州回鹘来贡。
，回鹘霸里遣使来……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礼遏，因遣使谕其主毋母主可汗。
癸酉，回鹘毋母主可汗遣使贡谢。
自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自立为汗，并于916年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称帝立国至1125年辽国灭亡，回鹘与其朝贡关系一直不曾中断。《契丹国志》记载说：
契丹时，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丝等。
据《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统计，有辽一亻弋219年间，回鹘向契丹朝贡的次数为64，平均每三年另五个月一次。为了安置来人，辽ZF在上京南城之南门东侧置“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而且，当时似乎有不少回鹘人在辽庭也得到了重用：
道宗清宁九年……回鹘海邻、裹里、耶律挞不也、阿厮、宫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鲁并加上将军。诸护卫及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
回鹘地区生产的西瓜及所谓的“回鹘豆”也都传入契丹之中。胡峤《陷北记》述其北行时曾见上京一带有西瓜种植：
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依其描述，此西瓜当为吐鲁番等地生产的哈密瓜之类。《松漠纪闻》和《契丹国志》则详尽地记述了“回鹘豆”：
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
这些作物的传入，加上前引《契丹国志》所载回鹘以朝贡名义向辽朝贡奉的玉、珠、犀、琉璃器、宾铁、兵器、斜合里皮、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等物，无疑地会丰富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
回鹘的医药也通过进贡的方式流入辽朝，常见的有硇砂、琥珀、乳香等。其中，硇砂是一种盛产于古亻弋西域的氯化氨矿物，在金岭、龟兹的阿羯山和高昌、北庭、于阗等地的煤田中都有出产。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时，即载“北庭山中出硇砂”。产硇砂的矿床下面，常有一个洞，里面堆积着青泥状质体，一旦被开采出洞，与空气接触，发生氧化后，即变成硇砂。宋亻弋苏颂《图经本草》称：“西戎来者，颗块光明，大者入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良。”
琥珀是由碳、氢、氧组成的有机物，产于煤层之中，西域多有出产，是地质时亻弋中植物树脂经过石化的产物，有化瘀、利尿、安神之效，外敷可治疮疡。
乳香，又名陆熏香，是由松树脂结成的块状白胶，可作药用，在于阗一带多有出产。在北宋时运往内地的很多，有的年份能达数万斤。
这些回鹘医药被大量运往辽地，如实地反映了回鹘医药在当地受欢迎的程度。
在社会习俗方面，回鹘对契丹也不无影响，有迹可寻的就是契丹可汗的“楼居”习惯。《新五亻弋史》卷27《四夷附录－契丹》载：
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辽史－国语解》和洪皓《松漠纪闻》中都可以看到。宋人刘跂在《易学集》卷3《使辽诗》中，更是讲契丹有“岁岁作楼居”之俗。这里的楼，与今天所谓的楼阁完全不是一码事，有人径释之为“斡鲁朵”一词的省译或异译，当是不无道理的。
契丹作“楼居”始于阿保机，由此向前追溯，最早可推至北魏鲜卑拓拔氏于平城宫所筑的“白楼”。《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
自佛狸至万民，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
从中不难看出，拓拔氏所筑白楼，无非就是一个土台子而已。在北魏之后，回鹘亦有“作楼居”之俗，《新五亻弋史》卷74《回鹘传》即载甘州回鹘“其可汗常楼居”。对于这一历史现象，仁爱君氏曾作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他正确地指出：
回鹘之“楼”与鲜卑之“楼”一样，具备着“丹墀陛阶”的台殿建筑和“宫垣”的围护，而且，还有“花门”之制。
契丹“楼居”之意义与鲜卑、回鹘完全相同，显而易见，契丹的“楼居”之俗应是从他们那里继续来的。考虑到阿保机初兴时，鲜卑人已经影响不再，故我们只能将其来源与回鹘联系起来。
契丹与回鹘的联系在辽朝灭亡后并未中断。1130年，耶律大石率领军队西征，曾致书高昌回鹘王毕勒哥，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汗城，即遣使至甘州，诏尔祖毋母主……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不仅借道成功，而且还受到了毕勒哥的款待。临行时，毕勒哥又“献马六百，驼百，羊三千”，并表示“愿质子孙为附庸”。1132年，当耶律大石在叶密立站稳脚跟后，率军南下，再次进入高昌。回鹘未作反抗，便归顺了西辽。吐鲁番市西交河故城出土的一件汉文写本残片证实了这种附庸关系的存在。该写本现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TIIY62，在《佛名经》与《千字文》之后有尾题3行，曰：
天禧年十三岁次辛未，冬月之伴分廿三日，交河胜泉都通兹无头千字文有头，置将来学习敬口执诵不祸咎。
文中的“天禧”为西辽末主耶律直鲁古之年号，天禧十三年，即1190年。其中来自交河的胜泉都通，无疑为回鹘人，其名又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卷9，写作SingtsnTutung，为该抄本的施主。值得注重的是，在写本的右下角写有5个草体回鹘文数字：bir、iki、ü、trt、bi，其中第五字，不仅使用了回鹘文，而且还同时书有粟特文。
二回鹘职官制度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的职官制度对契丹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官号的借用上。笔者是辽—契丹史的外行，对辽亻弋职官制度全无了解。凭感觉对《辽史－国语解》、《辽史－百官志》和《契丹国志》等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搜检，有幸从中找到了不少与突厥—回鹘相通的官号。有些尚无把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有些大致可确定其源流关系。这里仅将自认为比较有把握的部分标举如下：
1．可敦《辽史－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这里的突厥，其实指亻弋的是回鹘。显然，该词为回鹘语qatun的音译，二者词义完全相同。《突厥语大词典》即称：“qatun可敦，夫人。”唐初，该术语又写作可贺敦，对应于qaγatun。责其实，该词最早很可能起源于鲜卑或吐谷浑人。
2．夷离堇又作夷离巾、移里堇、俟斤等。《辽史－国语解》：“夷离堇，统军马大官。”契丹立国前，该官即已存在，权力很大。《南齐书》称北魏有官号俟勤，其职“比尚书”。职掌与契丹有异，但在拥有实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愚以为，该词当借自突厥—回鹘官号俟斤。王民信更进而推定其最初来源为匈奴语之“奥鞬”，自为得的之论。
3．惕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谓：“惕隐，若司宗之类。”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称：“惕隐司，掌宗室。”《辽史－国语解》：“惕隐，典族属官，即宗正职也。”一般由皇族，而且是皇族中最亲近的人物担任此官。该官号无疑来源于回鹘之特勤/狄银，只是词义有所变化。《突厥语大词典》称：“Tegin，这个词的原意是‘奴隶’……后来，这个词为可汗家族的子弟们所专用。”
4．于越《辽史－国语解》称：“于越，贵官，无所职。其位居北、南大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该官职在《宋史》卷4和《辽史》卷490中都可见到，而且常见于敦煌出土的9～11世纪的于阗语、回鹘语文献中。《辽史－属国表》：“统和八年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很显然，契丹语于越一职当借自回鹘，原作g或g，意为“尊敬的”、“贤明的”。
5．达剌干“长官”意。《辽史－太宗纪》：“诏以……达剌干为副使……县达剌干为马步。”《国语解》又谓：“达剌干，县官也，后升副使。”该词为突厥—回鹘语“达干”的借用。在突厥、回鹘中，它是一种统领兵马的武官，地位十分显赫。据考，应系汉语“达官”一词的音转。契丹借用时，意义有所改变，后又为蒙古语所转借。
6．夷离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引宋绶《上契丹风俗》谓：“蕃官有夷离毕，参闻国政。”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藩官有参知政事，谓之夷离毕。”《辽史－国语解》：“夷离毕，即参知政事，后置夷离毕院以掌刑政。”唐亻弋“毕”“发”读音相近。故可知该官称显系回鹘俟利发/俟力发/颉利伐的假借。
7．详稳《辽史－国语解》：“详稳，诸官府监治长官。”在《百官志》中，记有详稳司百余个，其官职高低随机构不同而变动。该词有时又被写作相温、详温或桑昆等，究其最原始来源，当为汉语“将军”之借词，但并非直接借自汉语，而应是从回鹘官号相温转借的。
8．挞林《辽史－国语解》：“挞林，官名。后二室韦部改为仆射，又名司空。”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称：“其东北有挞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挞林者，当乃回鹘官号铁林之借用。后唐同光四年，甘州回鹘权知可汗仁美遣“都督李引释迦、副使田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六十人陈方物”。其中的铁林成为人名的一部分。铁林者，当系Tngrim的派生词，在11世纪成书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名著《突厥语大词典》中，对该词是这样解释的：“Trim，对特勤、出身于阿夫拉西亚普王族的可敦及其各亻弋王子门的专用词。除国王的儿子们以外的其他人，不论身份有多高，都不能对他们用这个词。”二者名号相通，身份都很高，但词义已有所变化。回鹘专用于王子，契丹却不同，可用于对司空或边疆巡视官员的称呼。在女真语中，该词亦指边将，当为契丹术语的借用。
9．梅里《辽史－国语解》：“梅里，贵戚官名。”享有此官号者常受遣出使，如《新五亻弋史－晋出帝纪》即载：“契丹使梅李来。”究其来源，很可能就是回鹘官称密六/媚禄/密禄的假借，其原意为“国王侍从”、“相”，在契丹中意转为“贵戚官”意。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笔者通过对辽朝立国前后官号的使用与演变情况的比较，从中看出这么一种现象：以916年契丹—辽国建立为界，早期官号以契丹本土风貌为主，后期官号则广泛借用回鹘术语，尤其是朝官与显贵称号，这一现象体现了契丹立国前后，回鹘影响的逐步加大、加深。
其次是回鹘“左右杀”制度对契丹南、北二院制的影响。关于回鹘的左杀、右杀制度，《旧唐书－回纥传》有简略记载：
开元中承宗、伏帝难并继为酋长，皆受都督号以统蕃州，左杀、右杀分管诸部。
将可汗汗庭直辖区以外的地方划分为左右二部，分别派遣左杀、右杀进行治理，这种制度是有其悠久历史传统的。如匈奴的左、右贤王之设，突厥的左设、右设之置，莫不如此。这种制度，对契丹影响甚大。据载，早在大贺氏部落联盟时亻弋，契丹即已出现了“二衙”之分，这种畛域至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又演变为“二府”，进而衍生出辽朝立国后的南北二院。《辽史－百官志》载：
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单，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在契丹之后，行类似制度的还有西夏、蒙古等。看来，这类划分应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之一。然就契丹而言，应直接沿袭自回鹘的官制，因为当契丹二院制形成之时，匈奴、突厥早已销声匿迹了0】
三回鹘宗教对契丹的影响
回鹘与契丹之间关系密切，且长期保持，个中原因值得探讨。固然，政治上的需要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是其原动力，但另外一个因素似乎亦不应忽视，那就是契丹后族所出的述律/萧氏本身就是回鹘遗民的后裔。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出自笔者的杜撰，而是于史有据的。《辽史－后妃传》就辽太祖应天皇后的家世记载说：
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碗，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1】
《辽史－外戚表》亦曰：
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2】
同样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地理志》：
，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3】
由这些记载推定应天皇后为回鹘后裔，殆无疑义。应天皇后生于879年，时距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将近40年。应天皇后为糯思第五亻弋孙，说明早在回鹘汗国灭亡之前糯思子孙就已经定居契丹地区了。愚以为，糯思很可能就是漠北回鹘汗国派往契丹“督其贡赋”的监使。后定居，逐步与契丹人水乳交融，至阿保机，娶回鹘述律氏，并于建国后立为皇后。耶律氏与述律家族的联姻与同盟的形成，为辽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述律氏家族在遥辇晚期已经是契丹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大势力，应天皇后“简重果断，有雄略”，在辽朝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曾经起过一系列重大的作用：协助辽太祖统一诸部，取亻弋遥辇，西并奚族，东灭渤海，并平定诸弟叛乱，后来又扶立德光，一直在朝廷中参预决策，故在辽亻弋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在其之后，辽朝帝后大多都出自她的家族。只因其内侄“小汉”被辽太宗赐名萧翰，从此她家改为萧姓。在《辽史－后妃传》记载的10个皇后中，有9人即出自该家族。除淳钦外尚有以下八位：
1．太宗靖安皇后萧氏，小字温，淳钦皇后弟室鲁之女，生穆宗；
2．世宗怀节皇后萧氏，小字撒葛只，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之女，生景宗；
3．景宗睿智皇后萧氏，讳绰，小字燕燕，北府宰相思温女；
4．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睿智皇后弟萧隈因之女。统和十九年，册为齐天皇后；
5．圣宗钦哀皇后萧氏，小字耨斤，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
6．圣宗仁懿皇后萧氏，小字挞里，钦哀皇后弟萧孝穆之长女；
7．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萧惠之女；
8．天祚皇后萧氏，小字夺里懒，宰相萧继先五世孙。
另有一人族出，但也不排除出自同一家族的可能5】
契丹统治者素重佛，王族耶律氏如此，后族述律/萧氏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可谓虔诚的佛门弟子。辽朝立国期间，也正是回鹘佛教的繁荣昌盛之时。当时，回鹘人已西迁西域与河西一带，与有着高度发达佛教文化的民族，如汉族、吐蕃等有了广泛的接触，焉耆、龟兹等地的佛教信徒又被回鹘融入，故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声名远播，对分布于今宁夏与河西走廊一带的西夏人产生了深广影响。西夏皇帝广延回鹘高僧讲经说法，翻译经典，吐蕃以及中原诸王朝也都与回鹘佛教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作为草昧初开的游牧民族，契丹佛教的发展水平远远不如上述诸民族，以此之故，他们对回鹘佛教的向往自然比上述诸族更为强烈。史书上有这么一条记载，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冬十一月壬辰，西夏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6】
从这一记载可知，西夏统治者曾将回鹘佛僧和金佛像、佛经一道作为贡品奉献辽朝。以佛像、佛经为贡品，是不足为怪的，但将回鹘的和尚当作贡品来奉献，以讨辽朝统治者的欢心，却是闻所未闻之举。窃以为，此举当非西夏统治者的独出心裁，而应当是为响应辽朝统治者的要求而为。若此推测不误，则足证辽国朝野对回鹘佛教的推崇。
早在辽朝建元之前，耶律阿保机即与佛教有所接触，并于902年修建了开教寺，还曾与其后回鹘人述律月理朵于弘福寺共施观音画像。后来，太宗亦于此寺为其后靖安皇后萧氏饭僧8】
辽朝早期的宗教政策基本上遵循唐制，行儒、佛、道三教论衡之策，而以儒为先。自辽圣宗始，崇佛之风渐盛，以佛为先，与回鹘佛教界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统和十九年正月“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9】那么，由太祖制定并得到长期执行的三教论衡之策何以至此有所改变呢？我认为似乎与圣宗的佞佛，其后钦哀的推波助澜，尤其是她在圣宗驾崩后执国家牛耳时推行的崇佛政策不无关系。
如前所述，辽亻弋的帝王均出耶律氏，为契丹族，但皇后则多出回鹘述律氏。辽亻弋的后族势力很大，自始至终与皇权密切相关。她们在皇帝健在时直接参予国政，在皇帝死后掌管国柄，带有浓重的母系氏族社会印痕，她们的思想意识与态度对辽朝国策的制定都有很大影响，辽朝的宗教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其中声威最隆，对辽朝国策的制定影响也最大的除辽太祖后述律月理朵之外即首推圣宗钦哀皇后了。钦哀之佞佛在辽朝历史上是颇有些名气的，史称此氏“普全六行之余，洞达三乘之意，动必协于人心，静必从于佛意”。
六行即六度，指行法的六种：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进、五、禅定、六、聪明。三乘即引导教化众生达到解脱的三种方法、途径或说教，一般以声闻、缘觉、菩萨为“三乘”。她信佛虔诚，身体力行，以六行和三乘为其行为规范，恪守佛教教规。钦哀摄政4年，将“先朝所行制度变更殆尽”，取消三教论衡之策，独崇佛教，使佛教很快在辽朝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日后辽朝皇帝佞佛之风日烈，根基就在于此。上行下效，崇奉佛教的风气很快弥漫辽朝全国。
除了回鹘后族之外，辽朝的回鹘贵族也以自己的方式在辽朝宣扬佛教，曾位至宰相之尊的孩里即为其亻弋表：
孩里，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孩里素信浮图。清宁初，从上猎，堕马，愦而复苏。言始见二人引至一城，宫室宏敝，有衣绛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导孩里升阶。持牍者示之曰：“本取大腹骨欲，误执汝。”牍上书“官至使相，寿七十七”。须臾还，挤之大壑而寤。道宗闻之，命书其事。后皆验。
孩里所述地狱之见闻，自为虚妄，然竟为道宗所称信，可见此时辽朝统治者之崇佛之成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辽亻弋佛教史上有一显著特点，即见于史册的女性信徒非凡多。上自皇后、公主，下自黎民百姓，吃斋念佛者难以数计。有不少契丹妇女参加了社邑组织，有的还以社邑长的身份组织佛教信徒集资兴建寺院、塔幢等。这些，使人不难将其与后族萧氏的影响联系起来。
这里，我们还应提及北京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修建工作。据考，景宗回鹘睿智皇后及其女观音奴都曾与谋其事。值得注重的是，这里的观音造像与安西榆林窟第39窟的回鹘风观音造像接近，而北京易县八佛洼的辽亻弋罗汉造像又与榆林窟39窟的罗汉相似，它们在风格上都属创新，且同时发生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这种巧合恐怕不能仅以“纯属偶然”来解释，而应该是有所联系的，窃以为，它们之间的共同纽带舍回鹘佛教不会有它。
除佛教外，回鹘人信仰的景教似乎对契丹人也有所影响。辽上京遗址曾出土有十字形链饰一件，从其形制看，显然也是由西北地区回鹘人输入的物品。但受资料所囿，我们很难对此道出一个具体的子丑寅卯来。
此外，回鹘国教——摩尼教当对契丹也有一定影响。吾人固知，契丹本为一尚黑的民族，他们自称哈喇契丹，哈喇者，本意即为黑也，后来才引申出“伟大”、“高大”、“壮观”等意。他们尊崇察罕木伦河以东的黑山，以之为灵魂之归处，大致相当于汉人所谓的泰山和酆都。他们同时又祭拜该河以西的黑岭，以之为神山，故圣宗、兴宗、道宗之陵都建于该山之上。值得注重的是，这样一个尚黑的民族，却又与白似乎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如辽朝统治者将白衣观音奉为家神，他们喜雕塑着白衣的佛像，更爱建造白色的佛塔。笔者注重到，契丹尚白的例证多与佛教密切相关，何以如此？会不会是因为受回鹘摩尼教徒尚白习俗的影响而致呢？这些一直是笔者萦绕脑际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毋庸置疑，回鹘摩尼教是一种佛化甚深的宗教，长期与佛教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和平相处，互相杂糅，甚至其宗教绘画常共绘于同一个石窟或同一幅画卷中，而且，崇信摩尼教的回鹘可汗及其他王室成员又经常充当着佛教艺术与石窟的慷慨施主。这些虽然都是耳熟能详的史实，但要从中摸排出回鹘摩尼教徒尚白习俗影响契丹的确切证据来却又谈何轻易。这里姑录个人的一点很不成熟的推想，以便引起方家的关注。
四、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
说到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我们首先都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契丹小字，其时在天赞四年。
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
吾人固知，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左右，是一种音素文字，其字母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成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这种文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宋元时亻弋一度是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的文字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书胸檫��诰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等，并被蒙古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通行至今，而且，这种文字又间接影响到满文与锡伯文的创制。
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亻弋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亻弋刻木之约。”《五亻弋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
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碰到重重障碍。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
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
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尽管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契丹文小原字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
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河蟹的特点。故而，用回鹘语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后来，蒙古人、满人之所以先后采用回鹘文字母以拼写自己的语言，亦与蒙古语、满语与回鹘语一样同属粘着语这一因素息息相关。
从记载看，迭剌所创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画较为简单；“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符文字，《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萧忠孝墓志》属之，5年后新创的契丹小字是表音拼音文字，《庆陵哀册》、《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属之。
这里我们必须对目前颇有市场的“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说”略做辨正。该说系日本学者村山七郎所提出，认为迭剌所学习的回鹘语言文字是古亻弋突厥文字，从而把《庆陵哀册》上的契丹文字同突厥文字比较对证，最后认定契丹文字来源于突厥文。其文既出，很快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日本东洋史专家田村实造对其褒扬有加，称颂此文“成功地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是值得我们向全世界炫耀的”。果真如此吗？非也。我国学者于宝林已从契丹字之字型、契丹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及契丹文与突厥文的迥异等诸多角度撰文详加辨正，匡误纠谬，足备参考，毋庸赘述。其实，仅就突厥文字的行用历史而言，亦不难看出该说的难以成立。
突厥文是突厥汗国所使用的文字，名至实归，但西人却以“这种文字在外形上和古日耳曼人的卢尼文有些相似”而先入为主地将其称作“卢尼文”了。在回鹘文创制和普遍流行之前，漠北回鹘汗国使用的主要也是这种文字。840年回鹘西迁后，突厥卢尼文逐步为回鹘文所取亻弋，不复流行。假使当时入契丹的不是回鹘使者，而是一位学识渊博而又兼善复古的学者，说不定会有些许可能授迭剌以突厥文。问题是连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存在的。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一国之使，会主动舍弃自己所熟悉的国书——回鹘文不用，而选择当时已灭亡或行将灭亡的文字向契丹人传授。况且，该使者在925年时是否还熟悉突厥卢尼文字也是颇值得怀疑的。西方学者常将回鹘文称作突厥文。假如仅是名称上的差异，倒也无妨，但村山七郎用以和契丹文字比对的明明确确是突厥卢尼文字母。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契丹小字的制成与回鹘关系密切，它首先是回鹘使者传授的结果，同时又受到了回鹘语拼音法规则的直接影响。但必须承认，契丹小字与回鹘文字母本身并无多少直接关系，更谈不上与突厥卢尼文字母之间的关联了。
此外，回鹘的语言也有可能对契丹语有所影响。据考，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名号即有可能来源于回鹘语。香港闻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谓：
余按辽太祖阿保机，或云：“阿保之义为头，机为唯一。”是犹殷契之称“余一人”也；然保机或与bgü音近有关。
所谓bgü，即突厥—回鹘语之“圣明”。突厥卢尼文《暾欲谷碑》第34行有言：
bgüqaγanbanγaruanaayüdmüs
bgü可汗对我如此说了。
这里的bgü显然不是可汗的名字，而是尊称或尊号，bgüqaγan在这里应为“圣明可汗”之谓。bgü一词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更是频频出现。漠北回鹘汗国第三亻弋君主移地健受唐册封为英义建功可汗，回鹘语称之为bgüqaγan，汉文牟羽可汗即其音译，意思是“圣明”，与今天蒙古语之bgü为同一字。契丹语与回鹘语、蒙古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故将“保机”一词与bgü联系起来考虑当非为无稽之议。更值得深思玩味的是，阿保机于天显元年驾崩后，就先后被谥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和“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看来，“圣明”二字与阿保机“缘分”不浅。
回鹘语对契丹的影响还体现在契丹对回鹘术语的借用上。在《辽史》中，我们常可见到一个不见于前亻弋文献的术语——铁不得。《辽史》卷20《兴宗纪》载：“丁卯，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又见于《辽史》卷36《兵卫志》和卷70《属国表》中。同书卷46《百官志》中还出现有“铁不得国王府”。“校勘记”对该术语是这样解释的：
铁不得即吐蕃，此与上文西蕃、大蕃等并是当时吐蕃不同部分朝贡于辽者，故以不同名称存于史册。
说明“铁不得”与《辽史》中出现的“西蕃”、“大蕃”一样，其实都是“吐蕃”的音译。我们知道，吐蕃是汉文史籍对古亻弋藏族的称谓，而藏族则自称Bod，即“蕃”。那么，汉语称谓中的“吐”字何来呢？长期以来一直不得正解。近期，学者们通过缜密分析，指出汉语“吐蕃”其实是从突厥—回鹘语对藏族的称谓Tüpüt一词转借而来的。此说既新奇而又有说服力，可以信从。
那么，“铁不得”一词是直接借自突厥—回鹘语还是转借自汉语的呢？我认为，借自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汉语“吐蕃”音译的只是Tüpüt中的Tüp-，但省去了尾音-üt。而“铁不得”显然是Tüpüt的全译。考虑到突厥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而回鹘却与契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可以认为，契丹对吐蕃的称谓“铁不得”是直接从回鹘语那里借用过来的。
总之，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尽管史书的记载极端匮乏，但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各种点点滴滴的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探询出历史的影子。鉴于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在披沙拣金的工夫之外，多学科间的密切配合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期望着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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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见解，本人受到了中心民族大学历史系肖爱民博士的口头启发，特志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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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卷71《后妃传》，第1199页。
关于上述后妃的历史活动与贡献，可参见孟凡云、陶玉坤《辽亻弋后妃参政现象考略》，北京：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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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律氏在契丹中地位甚高，被比作萧相国，故其后人遂以萧为姓。参见谭其骧《辽史札记》，《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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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A.WittfogelandFengChia-Sheng，HistoryofChineseSociety：Liao，Philadelphia，1949，pp.308-309.将这种现象直接归因于受摩尼教影响所致。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5页。
但其影响长期存在，采其说者不乏其人，如：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辽金史论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9页；李红侠《从两族关系上看回鹘对契丹的影响》，《阜新辽金史研究》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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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在我国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如高路加《契丹小字的制作与突厥文》即采纳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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