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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点技术细节，统计表是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最好注明自己的表是据什么史料的哪些部分整理而成，这样不仅有据可查，而且也能让人对作者对史料的掌握情况有一个大概了解。尤其是比较虚化的表，如表3，如果不说明共统计多少人、某方面在其中具体占多少人、所据史料是什么，说服力是不太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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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关中曾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学的所在地。即使因为东汉政治中心的转移，恐怕也不至于如此衰落。而且连东汉时期的吴楚越地区都有大规模增长，该地出的三公九卿在后期竟然达到了和关中一样的水平（11.4%）！要知道，吴楚越地区的文化底蕴是远远不能和关中相比的。况且其他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此这一普遍增长的趋势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对边郡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文化也会繁荣。”
我想说的是，正是其他地区的文化繁荣增长、和关西的胡化一起导致了关西人士入仕之路的狭窄。东汉的“关西”，除了三辅和正当分陕之地的弘农之外，应该就是凉州和并州的部分地区，而这些地区由于与羌胡长期的交往、战斗和杂居，不齿于中朝人士也是可以想见的。同时，长期的战争，可能也破坏了边郡察举的进程（只是猜想）。韩遂之父与曹公同岁孝廉，而遂与曹公又年岁相辈，可见韩遂之父就是曹操说过的“同岁之中有五十始举者”之流。按说韩遂家族在西州是相当有威望的，其父既举孝廉，可见亦通儒学，若以乡党齿论言之，不当被举如此之晚，这是是由于历年战乱拖延了察举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不知作者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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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条，西汉时的丞相中确实是关西人少、关东人多，这也确实是关东文化优势的显示，“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么。然而我不很同意“武帝往往用关东外戚充任最高统帅，而用关西军人冲锋陷阵”的论断，外戚这个集团是不宜列入地域考察范围的，他们的得用与废黜，很少是因为本身的能否，而是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与天子的喜怒。不管卫霍是关西人还是关东人，汉武帝都是照用不误的。另外，所谓“关西由于其文化上的固有劣势，在那个重儒生和文吏的时代自然遭到轻视”的说法，似乎也应斟酌，史书中貌似未见西汉时人对关西出身人士及其文化的贬斥之语，而且儒生传统虽然来自关东，文吏传统却来自关西，准确地说，来自秦之故地，文吏不必通经，只要精明强干即可，受文化劣势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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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多亿这个数字，是史书记载，我想楼主也只是照录而已，恐怕无法解释，事实上今之史家也都无法解释。犹宋之多少多少“贯石匹两”，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多少贯多少石多少匹多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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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个虫，皇甫规字“威明”，不是“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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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大观点我觉得没问题，小细节上么，一个是觉迷已经指出的，应该着力说明地域性超越民族性之处，本文虽然举了汉人逐渐参与羌乱、甚至到最后凉州大族参与其中的例子，但感觉还有些单薄，毕竟凉州大族在五次羌乱之中主要还是为汉守护凉州的。中唐时陇右河西“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与“汉儿学得胡儿语，又向城头骂汉人”两种现象的并存，也许与东汉凉州大族的处境有所相似。另一个，“羌人中国化”与“边境蛮夷化”，实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单纯只看到其中一方面，楼主似乎比较重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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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诩说李修，请“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这是对凉州人士的抚慰和控制；而“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则是对地方长官的抚慰与控制。汉制官长不临本乡，亦不得对相监临，所以凉州地方长官均非本地人，除其子弟冗官与公府辟凉土人士为掾的意义还不能完全等同。至于凉州胡化比汉化严重，如今看只能作为一种推论，因为还没有合适的史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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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胡骑，董卓时郑泰所举“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为“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事实上东汉时羌人也为朝廷所用，东羌之众就曾被用于征讨南匈奴；又所谓“湟中义从羌”或“湟中义从胡”（这一支算是杂胡，以小月氏为主，而其中杂有羌胡，所以称羌称胡均无不可），曾隶段颎镇压羌乱，在凡亭山之役时，羌人悉众攻颎部将田晏、夏育，且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可见湟中义从还是段军中的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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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羌人不是“小小的羌族”，《后汉书》卷九七《西羌传》说得明白：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
而这其中还不包括“绝远，未尝往来”的发羌、唐旄等种和身处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的旄牛、白马羌。另外，羌人当时处于游牧和农业经济并存的时代，骁悍善战，又无城邑，急则远遁，这也是其不易平定的原因之一，以至于段颎规以三年之时、五十四亿之费，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着实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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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有句话中午没说，察举是以本郡人口数考量，无关乎该郡在全国的地位，所以我认为韩遂父受举晚不能作为凉州人士受压抑的例子。
另外，说句无关的，楼主为什么取名“执金吾”？难道是取“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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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这个帖子迟早要跑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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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新盗数千万。昌坐断盗征，以扶风宋枭代之。枭患多寇叛，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枭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
按宋枭迂儒，以为凉州人若通学术则知礼义，是凉州在内地士人看来已无学术可言之证。然而边章、韩遂辈非不通经，这个印象未必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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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不断的战争中，羌胡有入居塞内的，也有为东汉所用的，这确实加快了羌人与汉人的杂居进程，也是羌胡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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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啊，东乡大将没发现宗田殿是在评论文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