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梅花引

邓老的书自然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似乎过贬司马光。自南宋以来，崇司马则苛责王公变乱法度、祸国殃民，崇王则痛贬司马公不知变通、徒有虚名，实则二人观念行事各有得失，前人辩护过甚，反遗后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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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这是见于其著作的。当时中国史学正处于东乡殿说的求变阶段，尤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亟于吸收新养料，因此建国以来很长时间对王荆公的评价都是一边倒。不过这倒也不是盲目尊崇革命导师，在一个寻求变革的年代，大肆夸奖司马光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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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早年也希望革新，甚至还曾上书谈论相关事宜，但他与王安石的思想完全不同，王安石主开源，而司马光主节流，因此二人终究无法走到一起。其实抛开政治上的观念歧异不谈，王与司马还是很相似的：他们都是前辈名臣看重的人才；他们受时人赞许都是由于道德文章（王安石没后，司马光谓介甫“道德文章颇有过于人者”，邓广铭先生以为贬抑，实则这是司马光能想到的最高赞誉之辞），而非政治能力；从传统思想上讲，他们都是君子而非小人；他们都曾任地方低级官员，但都几乎没有独当一面的时候，而且也都为时不长。这些共同点造成王安石和司马光能看出宋朝需要改革，但却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着手，因为他们缺乏对基层情况的认知，新法的创与废，都肇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