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克隆民国器物之多,令人无法想象,且方法简单易学,拿来照片进行放大,然后用薄纸透出,或以拍图之法过到器物之上,或用幻灯打到器物之上,前者描一次稿可连续“复印”二十余次,而后者的数量则不得而知了。同时需要提起注意的是,克隆之作虽构图、色彩、款识等与真晶一样,但在尺寸上却不是克隆,或大或小一些,或在某些地方加以变动,如仿徐仲南劲节凌云图瓷板中的人名,此纯粹是克隆之人的障眼法,切不可因尺寸不同,某些题跋之中的不同,而视其孪生兄弟。
移植 所谓的移植就是将某一名家的作品由此器物之上移植到彼器物之上,但原作的构图、色彩、款识等均无变化。此类伪作的手法较克隆之作略高一筹,骗人的可能性也稍大一些,其鉴定方法同于克隆之作。一般来讲,移植之作多是将瓷板画移到琢器之上,较少见琢器纹饰移植到瓷板上,因后者之构图展开之后不适合平面形式。
图5为王琦1931年粉彩秋山赏月图瓷板,图6为现代仿王琦粉彩人物图瓶,二者的器物不同,前者为瓷板,后者为双耳瓶,但画面一样,题款一样,款字均为“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龙集辛未秋月西昌匈迷散人王琦写于珠山客次”及“西昌王琦”、“匈迷”印章二方。但后者画法极为拙劣。王琦的风格是用笔老辣,顿挫有力,衣纹虬结生姿,刚中有柔,整而不乱。介乎于中国传统减笔描与枯柴描之间,得苍古雄劲之意,人物的面部表现刻划细致,并有西洋绘画的晕染技法,立体感强。前者集中体现了这种风格。而后者画面有其形,但明显是从板上“搬”到瓶上,纹饰运笔有顿挫之态,但整体零乱,人物神态不足,面部虽略加晕染,但没有层次。惟有左侧山崖和下垂的藤萝还有几分真意。
又有一种克隆与移植并用的方法,是将名家多幅作品克隆之后移植到同一器物之上,可谓综合骗人,如图7粉彩人物四方瓶,四面分别龙山落帽图、静观落花图、秋山赏月图及高士赏梅图,落有王琦款识及印章。王琦1932年曾绘有龙山落帽图瓷板,山石之上一老者拄杖观松,长衫飘起,线条流畅。旁一童子伏在山石之上,双手前伸,似在抓被风吹下的帽子。而此四方瓶上的基本画面与此相仿,但不见有真品上的苍松,而是改为图5秋山赏月图中的山崖藤萝,背景中的远山也一如图5。1929年王琦亦绘有静观落花图瓷板,一翁一童坐在梅花树下,老者举首回眸,仿佛在数枝头梅花。童子支膝蹲在一边,刻划人微,惟妙惟肖。而此作构图与真晶相同。惟将题款改为“探梅”,而长题的书法亦有失水准。此器另一面所绘为图5秋山赏月图,画法一如图6仿品。最后一面绘高士赏梅图,此图也有原本,为王琦所绘的高士赏梅图瓷瓶画面,原作一翁一童,老者双手藏于身后,望梅沉思,童子持杖在前,梅枝虬劲,梅花点点,极富韵味。而此作虽构图相近,但神采不足,落笔之间见有停顿。我们知道,艺术家可以有同一题材的作品,但他决不会克隆自己的作品,也不会移植嫁接自己的作品。即便是主顾指名要某种画面,他也不会一成不变地加以绘画,那样的话是刷花、印花,而非彩绘。特别是象王琦这样的彩瓷名家,完全没有必要重复自己的旧作,进而合成在一件器物上。所以,此瓶为现代人仿造,从笔法及色彩上看,与图6有相似之处,甚或是出于同一人手笔也未可知。其用心之险恶,害人不浅。
由于移植之作多使用一些瞒天过海的小伎俩,较克隆之作更能骗人,容易使见之者产生此真彼也真的错觉,认为这是出自同一家族的“同宗兄弟”。如果真这样认为,则大谬矣!因名家绘瓷是在创作,不是在印刷,绝对不可能将相同的图案画到不同的器物之上。这里仍以王琦为例,王琦喜画钟馗,题材丰富,或钟馗嫁妹,或钟馗照镜,或钟馗跣足,就笔者目前所见有十幅之多,或瓶,或瓷板,但没有一件重复之作。即使是民国时期不知名的艺人,只要不是刷花之作,也不会有一模一样的图案出现在不同器物之上的现象。所以,凡见有这样的器物,一定不要被仿者的雕虫小技迷住眼睛。受印刷的限制,移植之作为近年造假中的后起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