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 乱
经历燕山君﹑中宗﹑仁宗﹑明宗四代激荡的私党斗争之后﹐腐化堕落的朝鲜王朝步入宣祖(李昖)时代。宣祖大王时代政坛的主题﹐依旧是无休止的党争﹐东人党与西人党对立﹐利用权势罔顾国家互相打击。相比之下﹐朝鲜的东邻日本﹐则由丰臣秀吉主导下结束了战国乱局﹐六十余州悉归丰家掌握之中﹐秀吉自夸朝廷盛世莫如此日﹐进而产生了直入明国﹑披靡唐土四百余州亿万斯年的非份痴想。此时﹐作为东亚的龙头﹐明朝经过张居正治理后一度中兴﹐不过旋即陷入旷日持久的征战中﹐在平定宁夏勃拜之乱中泥足深陷。东亚地区出现势力的不均衡﹐由此而爆发了朝鲜王朝历史上破坏最大的两次倭乱(壬辰倭乱﹑丁酉再乱)。
-通信使
宣祖二十四年(公元1591年)三月﹐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朝鲜国派遣通信使行列赴日。在此之前﹐日本方面曾遣宗义智为使试图通朝﹐被朝鲜方面所拒绝﹐以送还被掳朝鲜人以及引渡叛民为条件﹐朝鲜终于答应开启两国通好之门﹐于是派出了以黄允吉为正使﹑金诚一为副使的通信使行列﹐商谈通好之事。原本﹐秀吉试图通过朝鲜的配合﹐达到“假道伐明”的目的﹐然而﹐诸如入贺日本统一﹑纳贡等要求﹐诚非朝鲜所能做到﹐故而担负通朝任务的对马岛宗氏﹐采用了圆滑的方式与朝鲜交涉。为平息朝鲜连年为倭寇骚扰的怨气﹐宗义智刷还朝鲜民人以及叛国盗贼沙乙火﹐努力争取朝鲜派出通信使。另一方面﹐又将通信使行列装扮成秀吉所要求的“贡使”﹐满足秀吉的虚荣自尊。如此两面欺瞒的作法﹐似乎是依赖对朝贸易的宗氏的拿手好戏﹐倭乱结束不久﹐这种把戏又再度重演﹐使得战后日鲜关系得以正常﹐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然而﹐秀吉究竟没有和平通好的诚意﹐而是一心开启战端﹑拉拢朝鲜入伙﹐对于朝鲜拒绝合作的态度﹐秀吉似乎略有所闻﹐故而在通信使到达日本之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内﹐拒绝接见。最后﹐通信使携日本国书回朝鲜复命。
日本国关白秀吉 奉书朝鲜国王阁下 雁书熏读 舒卷再三 抑本朝虽为六十余州 比年诸国分离 乱朝纲 废世礼 而不听朝政 故予不胜感慨 三 四年之间 伐判臣 讨贼徒 及异域远岛 悉归掌握 窃案事迹 鄙陋小臣也 虽然 予当于托胎之时 慈母梦日入怀中 相士曰 日光之所及 无不照临 壮年必入表闻仁风 四海蒙威名者 其何疑乎 依有此奇异 作敌心者自然摧灭 战则无不胜 攻则无不取 既天下大治 抚育百姓 怜愍孤独 故民富财足 土贡万倍千古矣 本朝开辟以来 朝廷盛世 洛阳壮观 莫如此日也 夫人生于世也 虽历长生 古来不满百焉 郁郁久居此乎 不屑国家之隔 山海之远 一超直入大明国 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洲 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者 在方寸中 贵国先驱而入朝 依有远虑而无近忧者乎 远邦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者不可作许容也 予入大明之日 将士卒临军营 则弥可修邻盟也 予愿无他 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方物如目录 领纳 珍重保啬
天正十八年 仲冬 日 日本国关白秀吉
显然﹐日本国书无论从措辞﹑要求都不能为朝鲜所接受的。面对日本方面的不臧之谋﹐朝鲜朝廷立即按照党派属性产生分化。十分不巧﹐身当正﹑副使节的黄允吉﹑金诚一分属西人与东人派别﹐为此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在东人党朝臣看来﹐日本草莽出身的平秀吉﹐不过是一介狂妄耻夫﹐答书所言纯属虚词恫吓﹐不必因此而惊动明朝﹐而使朝鲜落得“私通倭国”的骂名﹐而更重要的是﹐万一秀吉所言不实﹐明朝必定会斥责朝鲜信口胡言﹐同时也会招致日本的怨恨(日本素有交通明朝之意愿﹐如此经过朝鲜一番上奏必定没门)﹐所以﹐东人党主张不必上奏明朝﹐以图省事。与东人党水火不容的西人党﹐则针锋相对地唱反调。西人党认为倭寇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主张上奏明朝﹐以免落得知情不报之罪名。当时朝廷舆论倾向于东人党﹐以为大战不会发生。军国大事成为党争工具﹐实属可悲﹐不过就时局分析﹐西人党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鉴于事件已经扩大﹐无法隐瞒﹐朝鲜朝廷决定采纳折衷的方法﹐轻描淡写地向明朝报告了日本的情况﹐同时饬令加强下三道(忠清﹑全罗﹑庆尚)的海防﹐并回书对日本的要求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此后不久﹐对马宗氏再次调停﹐警告朝鲜战争即将爆发﹐劝告其顺从日本的意愿﹐但是朝鲜并不为意﹐最后“调信船舶十余日怏怏而去”﹐战争至此已经无可避免。
-壬辰倭乱
日鲜交涉失败﹐战争亦因之爆发。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 公元1592年)四月十四日﹐日军十七万驾舟700余艘渡海﹐朝着朝鲜沿海重镇釜山蔽海而来﹐小西行长所部的先遣军率先于十三日登陆釜山。釜山方朝鲜军以为是寻常倭寇﹐未加留意﹐遭遇出其不意的袭击﹐守将郑拨中弹阵亡﹐6000朝鲜军覆灭﹐此时与日军登陆釜山相隔不足一日。釜山城陷落之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日军进攻东莱府。府使宋象贤率兵两万抵抗﹐然而﹐左兵使李钰临阵脱逃﹐城池陷落在即。日军提出了“战则战﹐不战则假我道”的劝降要求﹐然而为宋象贤的“死易假道难”所拒绝﹐最后不屈殉节。此后﹐截止至十七日﹐日军后继部队先后登陆釜山﹐十八日黑田长政所部攻陷金山城﹐二十八日﹐忠清﹑庆尚两道已经为日军
所蹂躏﹐战火燃烧整个半岛南端﹐迅速向北蔓延。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朝鲜方面虽然早作准备﹐但是仍然无法抵挡。日军进军神速﹐虽与其兵将素质较高有关﹐然而与朝鲜守将闻警即逃也难脱干系。在日军登陆釜山之际﹐朝鲜海防已经未战即溃﹐驻屯巨济岛肩负海防重任的左道水使元钧居然不战而逃。失去水军屏障的南部城镇随即为大量日军攻陷﹐陆上防线也在数日之内崩溃﹐战火迅速蔓延内陆﹐这是水陆不能互相协同作战之缘故。为了将战场控制在庆尚道以南﹐宣祖大王部署了防御军队﹐以李镒为巡边使﹐领精锐骑兵守御中路﹐有分别以成应吉和赵儆为左右防御使﹐防守东西两路﹐力图将日军抵御在鸟岭与竹岭以南﹐防止日军向汉江进逼。然而﹐事与愿违﹐李镒等人构筑的防线迅速崩溃﹐紧接着朝鲜军中精锐的申砬所部也传来了败报﹐五月十七日﹐守护汉江的大将刘克良﹑申石吉等败死﹐日军兵锋直指汉江﹐国都汉阳危在旦夕。半月之内﹐朝鲜半壁河山已经落入日军手中﹐朝鲜朝廷已经没有固守汉江的斗志﹐于是朝廷出现了播迁之议。二十九日﹐即在日军攻破庆尚与忠清两道的翌日﹐朝廷做出了迁都平壤的决定﹐并且急忙命光海君李珲署理国事﹐任命金命元﹑边彦琇为留守大将﹐宣祖大王与朝臣匆忙逃离汉阳﹐前往开城﹐临行之前下令将馆藏历代文献宝玩尽烧无遗。宣祖大王离开汉阳不足三日﹐加藤清正就跟着越过了汉江一举攻入了国都汉阳﹐负责留守的金命元北奔。宣祖大王闻讯﹐不敢在开城停留﹐马不停蹄退入平壤﹐时为五月初八。在朝鲜陆上抵抗节节失利的情况下﹐朝鲜水军却处处牵制日军的进攻﹐独自支撑着危局。五月初﹐正当朝鲜陆上日军快速进展之际﹐朝鲜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在玉浦大败日军﹐六月初再次在唐浦大败日军水军。李舜臣的胜利鼓舞了各地陷于低落的士气﹐沦陷地区的义兵纷纷起义﹐而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打破了日军水陆并举的进军计划﹐日军补给线因此受阻﹐难以继续向北推广战线﹐朝鲜王朝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如果没有李舜臣水军的支持﹐朝鲜将等不及明朝援军到来就已经亡国﹐届时大事将再不可为。
侵入汉阳的日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杀掠﹐在五月下旬继续向北推进﹐直到六月之前﹐已经攻占了开城﹑临津等重城镇﹐分道扑向宣祖驻跸的平壤。宣祖不得已再次出奔﹐在二十二日逃奔到中朝的边境---义州﹐途中宣祖的两个王子顺和君﹑临海君落入日军手中。倭寇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席卷朝鲜八道(即在东北的咸镜道也已经有部份日军突入)﹐此时的宣祖﹐面临着走投无路﹑无处容身的危险。
-渡辽内附
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之迅速﹐实在是明朝与朝鲜所不能预计﹐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犹如蝗虫一般的日本军蹂躏了朝鲜七道的江山﹐郡县望风奔溃﹐整个朝鲜只剩下平安道仍旧在朝鲜的有效控制之下。饱受战争颠沛流离之苦的宣祖﹐此刻驻跸义州府﹐与明朝仅仅一江之隔﹐产生了对日本军的强烈恐惧﹐萌生了渡过鸭绿江﹑内附明朝的念头。根据崔孝轼教授的观点﹐认为早在从汉阳出逃的路途上﹐宣祖已经有内附明朝的想法﹐但是至今没有文献能够证实渡辽内附的想法产生于何时。然而﹐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原因驱使宣祖产生内附的想法﹐以及明朝对此的态度。
在日本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宣祖的行为表现得十分懦弱怯战﹐从汉阳出奔以来就无心抗战﹐将国家大事委托庶子光海君﹐自己与朝臣王子一走了之。而后﹐宣祖询问群臣对策﹐结果支持内附与反对内附两派之间展开激烈争辩。以承旨李恒福为首﹐指出宣祖大驾应该前往义州﹐一旦朝鲜八道全部沦陷﹐就可以“赴诉天朝”﹐等待时机﹑借助明朝的力量光复国土。而领相柳成龙则强烈反对﹐认为东北的咸镜士马精强﹐应该前往咸镜一带图谋恢复﹐轻易提及内附只会导致人心离散。前者认为依靠明朝力量最为妥当﹐后者则坚持要依靠自身力量收复失地﹑寸步不能离开朝鲜的国土。而宣祖自身也倾向于内附之议﹐最后果然决定前往义州﹐准备必要时内附﹐并设立了以光海君的分朝。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反对内附还是赞成内附﹐都只是一厢情愿﹐现实情形与朝鲜方面所期待的相去甚远。即使咸镜道果真如柳成龙所言兵强马壮﹐然而没有明朝之援助﹐收复失地也是终无济理。通过内附以图再兴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因为虽然明朝接受朝鲜王室内附的请求﹐但是做出了人员数目的限制---名数无过百人﹐这意味着大量宗室朝臣﹑庶民百姓将会被遗弃在朝鲜沦陷的国土上﹐只有宣祖等少数人进入明朝而得以活命﹐宣祖也会因此落得抛弃江山黎庶的不好名声。所谓“万一不幸而致窘迫﹐则君臣上下可寄身中国内附﹐以观时势图谋再举”只是连连败绩后君臣相互慰藉之辞。所以﹐所谓的渡辽内附是宣祖出于恐惧而想出的最坏状况﹐其实非逼不得以是不可遽发的。
话虽如此﹐面临倾覆命运的朝鲜王室还是在六月十一日派遣大司宪李德馨赴明请求内附以及援兵。正陷入万历三大征的明朝接报后并未立即允诺兵援﹐原因不单是此时的明朝力有未逮﹐还是由于朝鲜通倭的谣言(入中国北京者以朝鲜人为导---<<明史-日本传>>)﹐朝廷为此心存疑虑﹐九卿会议的结果只是加强边境防御而不主张兵援朝鲜。只有兵部尚书石星力排众议﹐主张出兵。
朝鲜素称礼义 侔拟中华 首位二百年 恭慎无他 以是祖宗朝优礼朝鲜 不与外藩比......若折而入倭 则封疆之懮 不可胜言 亟请发兵救之
石星以朝鲜为中国亲藩为理由﹐进而说明日本最终志在中国﹐指出“朝鲜之事与实如国内之事”﹐以此说明出兵的必要性。其实相比前者﹐后者才是明朝出兵的最重要原因(反观之前马六甲的沦亡﹑后来琉球国的己酉倭乱﹐由于地理位置与明朝相距甚远而明朝未加干预)。在此情况下﹐虽然未能立即大规模从宁夏战场回军救援朝鲜﹐但是至少制定了援助朝鲜平定倭乱的原则﹐派遣六千明军驻防鸭绿江及义州一带。命朝鲜国王(宣祖)坚守最后的根据地义州﹐等待明朝赴援大军﹐并且许诺一旦局势不可收拾﹐仍允许宣祖内附辽东宽奠堡。于是﹐宣祖朝廷坚守义州已成定议﹐明朝援军亦即将派出﹐朝鲜为稳定民心﹐宣言“我国无一邑﹐然后可去﹐若有一邑﹐则不可去矣”的抵抗倭寇大原则。此时﹐朝﹑明连手平定倭乱的时机终于到来。
-平壤之捷
迫于日军的军势﹐朝鲜不得不放弃自力抗倭的方针﹐转而向明朝请求援兵。六月十五人﹐首批援朝明军3500人由总兵祖承训统领渡过鸭绿江﹐并发银两万两补助。这支持朝明军﹐是明朝出兵逐倭的象征﹐而实际意义不大﹐此时宁夏的叛乱尚未完全平定﹐明军后援不继﹐祖承训区区数千辽东兵相比起盘踞平壤的日军无疑是杯水车薪。然而祖承训仍然不顾兵力相距的悬殊﹐在不明底蕴的情况下擅自攻击平壤城﹐虽然一度攻入城内﹐但是由于天候﹑地理等不利因素﹐明军将校死伤多人﹑狼狈退走﹐还驻辽东。因为这次败绩﹐明朝急忙派遣沈惟敬赴平壤谈判﹐约定休战五十日﹐以此为缓兵之计。在这五十日内﹐明朝彻底荡平了宁夏勃拜之乱(九月)﹐十二月二十五日﹐以经略宋应昌﹑总兵李如松率四万明军﹐号称七万赴朝﹐明军与倭寇的对决此时才正式开始。
翌年(宣祖二十六年 公元1593年)一月六日清晨﹐四万余明军包围了平壤城。朝鲜军一万助阵﹐以其中精锐三千披坚执锐冲锋在前。日军为数一万七千余名﹐分别布阵于牡丹峰(二千名)和城内(一万五千名)。朝明联军分别由牡丹峰与城南大同江等四面攻城。配备重炮的明军轰击平壤城﹐“炮声响如雷击﹐山岳震摇”。面对装备重型火器的明军﹐日军只能以轻型火器和石头﹑沸水阻挡蚁附的攻城明军。明军终于在八日轰开城北的七星门﹐攻入城内。日军不支﹐应援日军纷纷中途卷遁﹐小西行长不得已致书明军﹐请让出后路供日军撤离平壤。当晚﹐日军乘夜色由大同江退却﹐明军以死伤三千的代价收复了平壤城。平壤的收复﹐加上海上李舜臣水军的牵制﹐日军不得不紧缩战线﹐肆虐于东北咸镜道一带的加藤清正不得不向南撤退﹐朝鲜北半部的倭寇得以平定﹐朝鲜局势得以缓和出现转机。而明军的声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作为朝鲜所依赖的坚强后盾。然而是役明军仅仅斩首一千二百余级﹐焚溺致死的万余人却多是朝鲜人﹐由此观之﹐平壤之战最大功效似乎还是振奋了民心﹑扫除了朝鲜悲观与失望的情绪。
平壤之战后﹐明军迅速南进﹐正月初十光复开城﹐至二十四日前业已光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准备进围汉阳。但是在当月二十六日﹐轻装上阵的李如松却在碧蹄馆被日军包围﹐最后仅以身免﹐折兵千余﹐气势大挫﹐不得已回军开城。从此之后﹐明军锐气大减﹐日军也停止了连日的持续后撤。明军粮草未到人马困乏﹐已无战意﹐日军方面也是兵粮且尽﹑人心惶恐﹐战局呈现胶着状态﹐封贡议和之议由之而起。
-晋州血战
丰臣秀吉吞并朝鲜因明军的介入而未能如愿﹐明军在碧蹄馆之挫后亦无法向难推进﹐在沈惟敬推动下日明双方进行议和。议和遭受朝鲜方面的抵制。三月初﹐被围困在汉阳的小西行长致书宋应昌﹐表示愿意议和撤军﹐藉此缓和明鲜军队的穷追猛打﹑赢得喘息调整的时间。四月十七日﹐汉阳日军趁明军议和松懈之机﹐违反议和的条款﹐挟持顺和君﹑临海君以及其它朝鲜大臣要员向南逃遁﹐而明军却以议和在先而不加截杀。日军为此获得充足时间向南集结﹐在六月﹐日军以十万重兵突然集结于晋州附近。外围朝鲜军打算截杀进围晋州的日军﹐但是并未得到驻屯大邱﹑尚州的明军所配合而未果。日军遂围困了晋州城。困守晋州的金千镒﹑府使李宗仁等以仅仅七千的兵力协同六万城民顽抗日军﹐十日内城破﹐军民六万被残忍杀害﹐城池几成平地。日军发掘了成宗大王与中宗大王之陵墓﹐在大肆掳掠之后扬长而去﹑退兵日本。明﹑日议和无异于纵虎归山﹐晋州军民成为议和的牺牲品﹐晋州血战为第一次倭乱画上句点。不久﹐荒唐的东封之议流产﹐未能如愿以偿的丰臣秀吉以诸多的借口﹐在丁酉年(公元1597年)再度提兵渡海﹐晋州六万军民的血成为平白无辜的牺牲。
-丁酉再乱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二月﹐日军十二万人渡海﹐协同滞留朝鲜的两万日军﹐杀入朝鲜腹地。与相比起壬辰年以来﹐日军锐气已挫﹐疲态渐露。不过这并未令胜利的天平向朝﹑明联军倾斜﹐朝鲜军依旧是一触即溃﹐明军表现依旧不佳。同样只是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日军的铁蹄再度蹂躏至庆尚道﹑全罗道﹐两道山河“亡去十分之四”﹐东莱﹑熊川﹑晋州等重镇再度落入敌手。壬辰年间朝鲜军纵然陆师不济﹐然而始终有李舜臣之水师支撑危局﹐而丁酉年的战事﹐朝鲜军在水陆两路均告败绩。陆战惨败之状自不待言﹐长于水战的李舜臣因谗言和间计被罢免下狱﹐转而起用老迈昏庸的老将元钧(壬辰倭乱中不战自逃的水道左使)﹐在七月十五日﹐日水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偷袭闲山岛﹐朝鲜水军在元钧的不当指挥之下“仓惶动船 艰难结阵”﹐被动挨打﹐终致全军覆没﹐船只被焚杀殆尽。朝鲜水军败绩﹐陆地失去屏障﹐八月十二日加藤清正紧接着攻击重镇南原城﹐明将杨元与朝鲜全罗道兵使李福男以三千余兵顽抗五日后败走﹐南原失陷之后﹐全罗道已经无险可守﹐二十日加藤军再陷全州﹐局势败坏更甚于壬辰倭乱。当时朝鲜司宪府的一份文件﹐将当时朝﹑明联军士气萎靡不振形容得淋漓尽致﹕“南原既没之后 两湖人民望风溃散 列邑守令在在逃窜 直路数百里之地尽为无人之境”。无论是朝鲜军还是明军﹐都无心作战﹐土崩瓦解之势﹐不可收拾。上至国王﹐下至守臣将领﹐所思无非是哀告名明朝﹑出奔避险。军心民心堕落到倭乱以来的最低点﹐王京汉阳已经出现“官民逃散 渐遗空城”的局面。朝鲜水军失去制海权后﹐大批日军得以渡海支援﹐截止九月﹐日军占领公州﹐已经兵临汉江﹐王室面临再度播迁的危险﹐局势危急﹑悬于一发。此时﹐由邢玠﹑杨镐率领的明军再度援朝﹐与麻贵所部在汉阳汇合﹐各路明军集结汉阳﹐但是麻贵对于能够固守汉阳﹐并无把握﹐战事又再度陷入胶着﹐若不设法扭转败局﹐则大事去矣。日军在攻破江南诸道后﹐于九月“乘胜长驱 进兵京畿”﹐汉阳明军主动出击﹐在稷山素沙坪纵骑突击队列不整的日军﹐杀伤五百日军。后日军毛利秀元增援将至﹐明军北撤﹐日军退入稷山城﹐但是此战毕竟打住了日军汹汹向北的势头﹐“兵威稍振”﹑汉阳得以暂时解围﹐战事的态势开始转变﹐日军再度向南移动﹐据守全罗﹑庆尚等地的部份城池﹐明军与朝军在年内经过短暂休整﹐开始收复各处的失地。稷山之战稳住了急转直下的时局﹐与平壤之战有异曲同工之效。
稷山之战之后﹐日军气势大挫﹐不得不撤出公州和清州﹐向南收拾残兵重新部署﹐四散于鸟岭以南和湖南之地。但是此后明鲜联军表现依旧﹐在往后的战事中未能一鼓作气。加藤清正在蔚山附近太和江边修筑岛山城﹐以稳住阵脚。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十二月﹐明军收复蔚山﹐日军退入岛山城。时值寒冬﹐兼逢大雨﹐明军攻城未果﹐损兵三四千﹐撤围而去。九个月后﹐联军再度围城﹐迫使日军困守孤城﹐但是又由于明军董一元部泗川的败报﹐又在撤围退入庆州﹑功败垂成。虽然战事为获全胜﹐但是在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联军陆续收复失地﹐将日军围困在南部海岸一带。而在当年的八月十八日﹐丰太阁的逝世﹐加速了胜利的到来。十月份消息传入朝鲜﹐日军士气崩溃﹐争相渡海逃命。此后露梁海以及陆上战事﹐无非是追杀穷寇﹐明鲜方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胜利。
倭乱为朝鲜王朝的历史写下沉重的一页﹐战争严重破坏了朝鲜社会﹐战后耕地缩减到战前一道的水平(四五十万结)﹐人口锐减到战前的六分之一。战后﹐户口锐减﹐因而人民负担大幅度加大﹐为加固国防的而征收“三手米”(炮手﹑射手﹑杀手)﹐以及增加其它维持国家所需的各种捐税。门户党争即使在倭乱中也不曾停止(结果李舜臣遭罢免)﹐战后更加愈演愈烈﹐士大夫除此之外别无建树。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拥有战功的平民开始步入两班行列﹐两班失势初现端倪。同时﹐王室第一次被异族欺凌﹐威信空前低落......社会各种裂痕在倭乱后一并显露﹐朝鲜王朝500年国祚实际上从此时开始衰亡﹐而稍后的胡乱又再度雪上加霜。乱后300年的王朝失去了活力﹐与行尸走肉无异。
本节参考﹕<<李朝实录-宣祖实录>> <<中朝关系史>> <<明朝出兵参与平定壬辰倭乱缘起考>> <<中世纪的中日关系>> <<稷山之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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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2-2 00: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