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

最后的百济——百济灭亡前后一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
山名宗纲 撰
朝鲜三国时代前后延续了数百年，时间相当长久，因此也是朝鲜、韩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但是由于三国时代早期没有形成详细的文献资料，而后期形成的史料也因年代久远而大量流失，因此到了公元12世纪王氏高丽的金富轼编辑《三国史记》时已经有很多问题无考了。由于新罗统合半岛大部，独霸海东，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该国中后期的很多史料和档案被流传下来；但新罗统合半岛之前的事迹还较为匮乏。而百济、高句丽先后在公元7世纪中期被唐朝和新罗联手灭亡，百济领土全部及高句丽南部被新罗兼并，这两国距离现存朝鲜最古史书《三国史记》的写成足有四五百年，资料缺失更为严重。如果说两国具体的军事、外交事件还可以从新罗方面获知，那么其官僚制度、地方制度等内政就更不明晰了，以至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职官志下》中也指出“高句丽、百济职官，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其实，高句丽、百济两国其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不如是呢？两国当中，高句丽历来与中土往来频繁，又多战事，新莽、公孙、曹魏、慕容、杨隋、李唐，每有征伐，入其领域，则中国史书中高句丽地理风物尚可参得；然百济与中原深隔大海，漂洋越波，始终难行，直至后期其故事方始有记录成文，此又比高句丽为略。故此，朝鲜三国中百济事迹最为晦涩，而百济事迹中又以内政、地理最缺。
近来因与大意觉迷殿讨论其《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对于百济最后时光的史事产生了颇为浓厚的兴趣。所以，下面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以供方家甄别。
一、百济末期的地方制度
二、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时间
三、苏定方与王文度
四、大唐在百济故地上的初设建制
五、熊津都督府与带方州
六、白江口补遗考证（上）
七、白江口补遗考证（下）
八、百济的军力与人口
（待续……）
主要参考文献
一、百济末期的地方制度
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地理志四》《百济》（以下简称《百济地理志》）起首引用了《后汉书》、《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关百济地理的少数叙述，然后又引其本国《古典记》叙述百济都城迁移及灭亡后其领地去向问题，《古典记》引文的后半部分其实也出自两唐书相关篇目。如此看来，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时，高丽本土的百济相关地理资料已经相当少了，否则他不会如此依赖中国方面的史料。随后，金富轼又列举了“百济州郡县共一百四十七”，似乎还算丰富。可实际上从《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来看，这些郡县基本都是后来新罗沿袭下来的，因此其沿革得到了保存，而那些可能存在的没有被新罗沿袭下来的地方行政单位十有八九都失传了。《地理志四》《未详地分》中罗列了与百济相关的70余处地名就是明证，其中甚至有1个郡的编制即“风达郡”都无从辨析。种种迹象表明，《三国史记》中罗列的百济地理是不全面的，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梁书》卷54《百济传》载：“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担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这大约是中国史籍中关于百济地方制度的最早记载。梁代百济与南朝往来已经非常频繁，其武宁王、圣王父子都在恢复国力与高句丽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土的关系，甚至武宁王陵也由来自南朝的技术工匠参与完成。所以，梁朝才得以对百济内部的了解更进了一步，终于给出了“担鲁制”的描述。虽然《梁书》认为“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但据当代学者考证，该制度实类似于分封制，而不是真正的郡县制。此前百济与南朝交涉史料中屡屡出现的“面中王”、“都汉王”、“迈卢王”、“迈罗王”、“阿错王”、“辟中王”、“八中侯”、“弗斯侯”、“弗中侯”、“面中侯”就是这些分封的“担鲁”。“担鲁制”很可能是由百济的前身马韩邦联国家的体制演变而来，马韩诸国通过会盟、朝贡等松散的形式组织起来，当百济逐步吞并马韩土地后很可能像中国的周、汉朝代那样把新获得的土地分封出去，从而形成原始的“担鲁制”。这种制度从何时开始目前尚无法考定，但从后面的记载看梁朝之后不久它便被真正的中央集权地方制度“方郡制”取代了。
《隋书》卷81《百济传》载：“其都曰居拔城。……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北史》卷94《百济传》所述与之类似而更为详细，载：“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人庶及余小城，咸分隶焉。”
《三国史记》《职官志下》《百济》也援引了《隋书》和《北史》的记载，但文字上与今本中国史籍略有差异，应当是引用时误写或误刻造成的。如《三国史记》将《隋书》的“五方各有方领一人”写作“五方各有方领二人”，将《北史》的“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写作“都下有方，各为五部”，“各有方领一人”写作“各有方镇一人”，“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写作“统兵一千一百人以下”。这些文字在做史料分析时都应当予以纠正，以免发生误解。
《北史》的这部分记载不见于《魏书》，而与《隋书》相对应，表明这些资料产生于《魏书》编撰完成之后，时间相当于隋朝，而《北史》、《隋书》援引的史料同源，只是各书引用的详略不同罢了。由此可以证明，百济在隋朝时已经改“担鲁制”为“方郡制”，同时在畿内实行“部巷制”。隋灭陈时有战船漂至百济的属国耽罗即今韩国济州道，百济威德王将其厚待送还“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隋文帝下诏赞誉。于是，隋济两国邦交正式开始，后来百济威德王、武康王又先后遣使王辩那、燕文进、王孝邻、国智牟等来朝。大业七（611）年，隋炀帝“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这是隋朝唯一一次遣使前往百济本土，当获得大量百济资料，这也是之后中土对百济状况大为了解的重要原因。而《北史》中关于百济“方郡制”、“部巷制”的记载也很可能就来源于席律一行的实录，其内容应当是切实可信的。
《隋书》、《北史》中称百济的都城为“居拔城”、“固麻城”，这与《梁书》的说法一致。百济圣王十六（538）年即梁武帝大同四年，由熊津即今忠清南道公州迁都至泗沘即今同道扶余，改国号为“南扶余”。3年后即大同七（541）年，圣王又遣使进献“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太清三（549）年，圣王又遣使贡献，时值梁朝侯景之乱，使者为侯景所囚，直至3年后侯景被平定才得以归国。由此，各书所称的百济都城“居拔城”或“固麻城”都是指“泗沘城”。而《钦定满洲源流考》认为“固麻”为双城之意，此称同时指泗沘、熊津两城即东、西二都，此亦备一说。
泗沘城又称“所夫里”城，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百济亡国后，当是百济语音异译。泗沘城约有人口“万家”，按照上、前、中、下、后分为5部，每部有兵马500人，看来是带有军事性质的。每部再分为5巷，巷没有单独的兵力配置，其功能或类于唐代的“坊”，应该属于民政建制。如此，整个都城不在作为地方机构的5方之内而独为一体，分成5部25巷，平均每巷约400家；京畿的卫戍部队总共2500人，民兵比约为4家对1兵，若以每家5口计，则为20比1。
5方大致以方位而名，其“方”即源于此。每方由1名百济第二位“达率”级的“方领”主管，若干名“方佐”助理。《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七月十八日条载：“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这说明“方郡制”一直实行至百济末年，且“方领”又称为“方领军”，带有很强的军事性，“方”又可以其治所命名，如“熊津方”。每方下管理约10郡，每郡有3名“郡将”，一般由百济第四位“德率”级官员担任，郡将手中也有兵权，依郡的大小、重要性不等而有多有少。方佐地位低于方领而高于一般郡将，很可能由第三位“恩率”级官员出任。
又，唐代著名的百济籍将领黑齿常之在百济未灭之时任职为“西部达率兼风达郡将”，这里提示了好几个信息：首先，黑齿常之出任风达郡将则不可能是留守京畿的京官而是地方官，他又为西部达率，如前所述达率是足以出任方领的高官，那么黑齿常之所谓的“西部”应当就是“西方”，则“方”也可称“部”，与京畿5部称谓相似。其次，身为达率的黑齿常之依其品位即便不是西部方领，地位也高于一般郡将，由此方领或方佐是可以兼任郡将的。第三，需要负责“西方”事务的黑齿常之兼任风达郡的郡将之职，则“风达郡”很可能就是“西方”的治所，由此方治于其下某郡，此与唐代都督府治于某州，都督常兼任该州刺史相类似。最后，朴文一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一书中经过对《三国史记》等资料的分析认为，新罗后来实行的“州郡县制”中的州、郡、县都有独立辖域，即不存在某州治于某郡、某郡治于某县的情况，而是对地理范围相近的区域依其重要性而设立不同等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并由等级较高的单位兼管周围等级较低的单位，此与中国的各级地方行政单位一元化体制有很大不同。而这里我们知道百济的“方郡制”更类似于中国的上下一元化体制，而与新罗“州郡县制”不同；又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可知百济的郡下还有县，类似地可以推断这些县也是覆盖了整个郡的范围，即和中国相同，郡应当治于其下辖某县。这就进一步暗示《三国史记》《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所录百济的县至少缺失了后来成为新罗州、小京、郡一级行政单位的那部分，其数量足有数十个之多。
《北史》中列举的5方治所可以根据《三国史记》所述百济地理及《大东地志》考定推知，今略述如下：
“中方曰古沙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古沙夫里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又有“古阜郡，本百济古沙夫里郡，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古阜即今全罗北道西部同名地。“夫里”在百济语中就是聚落、城池的意思，此“古沙夫里”就是“古沙城”。也就是说，百济中方治于今古阜。
“东方曰得安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德近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又有“德殷郡，本百济德近郡，景德王改名，今德恩郡”，此处的“德恩”即今忠清南道恩津。“得安”、“德殷”、“德恩”都是同音之转，而“德近”发音也与之接近，所谓东方的治所“得安城”就是今恩津的“德近郡”。
“南方曰久知下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仇知县”、“居知山县，一云安陵”、“仇知只山县”，《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分别有“金池县，本百济仇知县，景德王改名，今全义县”、“安波县，本百济居知山县，居一作屈，景德王改名，今长山县”、“金沟县，本百济仇知只山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全义在忠清南道东北，长山在全罗南道西南的长山岛，金沟在全罗北道西部、古阜东略偏北。全义的位置与南方不符；若金沟系南方治所，则南方与中方地界将犬牙交错、难以划定。因此，“久知下城”只能是位于长山岛的“居知山县”，这与“南方”的字面含义可以匹配。
“西方曰刀先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豆乃山县”、“大尸山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分别有“万顷县，本百济豆乃山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大山郡，本百济大尸山郡，景德王改名，今泰山郡”。万顷即今全罗北道西部同名地，在前述中方治所今古阜北面约20公里处。泰山即今全罗北道的泰仁，在古阜东偏南约16公里处。假定西方治于万顷，则西方就位于中方北面，与治于今恩津的东方相对。若西方治于泰仁，则其与中方、南方的地域划分将出现一定困难，具体位置不甚符合。另，前面已经由黑齿常之出任“西部达率兼风达郡将”一条得出西方治于风达郡，而泰仁所在地为百济大尸山郡，且没有其它资料能够证明风达、大尸山实为一郡。因此，刀先城即万顷豆乃山县的可能性更大，此地同时也是风达郡治所。
“北方曰熊津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熊川州，一云熊津”，《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有“熊州，本百济旧都。唐高宗遣苏定方平之，置熊津都督府。新罗文武王取其地有之，神文王改为熊川州，置都督，景德王十六（757）年，改名熊州。今公州”。结合这两条可以非常肯定地认定，北方的治所就在百济旧都熊津。前引百济义慈王、太子、熊津方领军等人投降一节及《新唐书》卷百四十五《百济传》“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也可证明《北史》所记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已经分析得出百济末期一直实行“方郡制”的结论，也就是说百济并没有“州”的建制。《百济地理志》中所谓的“熊川州”应当是“熊津方”、“熊津郡”或者“熊津部”，至于“州”这样的建制是唐朝及新罗才有的。那么，会不会百济的“方”也被称为“州”呢？答案是否定的。《百济地理志》中另外1个州是“武珍州”，其在《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对应的记载是“武州，本百济地，神文王六（686）年为武珍州，景德王改为武州，今光州”。这个位于今光州的武珍并不在前述五部治城之内，且其本来也只说成是“百济地”而已，是新罗的神文王将其设置为“武珍州”的，百济时代它充其量不过是个郡甚至县罢了。因此，《百济地理志》一定是误将“熊津郡”错写为了“熊川州”。此外，我对唐朝所设立的熊津都督府是否位于此熊津郡也有疑问，将在后文中另加阐述。
当然，百济的“方郡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旧唐书》卷199《百济传》载：“又外置六带方，管十郡。……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新唐书》卷220《百济传》载：“有六方，方统十郡。……平其国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户七十六万。乃析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比照下来，《旧唐书》所谓“六带方”显然应作“六方”，“带”字误衍。那么，唐代百济应当将“五方制”改为“六方制”，比之前多了1方。经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这多出来的1方当是义慈王时期侵略新罗西部所得，故而等到苏定方等击灭百济后，仍称其国为“五部”，想必是将原属于新罗的那1方土地物归原主了。依据两《唐书》，义慈王时期百济从新罗单独攻陷并占有的城池就多达60余座，又与高句丽、靺鞨一起攻陷了新罗北部30多城；《三国史记》中也有类似记载，百济单独攻陷的城池多在新罗西部，而与高句丽等联合攻陷的在新罗北部，前一种除去与新罗拉锯战的部分也将近60城。《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三（663）年二月条载：“钦纯、天存领兵攻取百济居列城，斩首七百余级。”居列城就是现在庆尚南道西北部的居昌，本是加耶联盟中“子他国”即“接涂国”之地，新罗真兴王二十三（562）年和其它小国一起被新罗吞并。而到了百济复国运动时该城居然成了百济军的重要据点，可知该地此前已被百济占有，当在60余城之内。由此，也可以印证义慈王从新罗夺去的大片土地多在今洛东江以西的古加耶地区，这大致就是新设的那1方的辖区。该方的治所今在何地已经无从考查，但可以推断应该在中方（古沙方）、南方（久知下方）乃至东方（得安方）的东面。
从两《唐书》的记载看，百济灭亡前夕其“五部”即固有的5方下辖有“三十七郡”，平均每方7至8郡，略少于“十郡”之数。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这37郡是否包括都城泗沘及5方治所的那些郡，需要仔细分析。依照《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的记载，新罗在百济故地上建立了3州、1小京、38郡、101县，共143个行政单元，其中州郡级的共42个。另，熊州下“西原小京”即今忠清北道清州虽未明言原属百济，但《百济地理志》中也有“西原，一云臂城，一云子谷”的记载。我在考查相关史料后认为，此处“臂城”、“子谷”前均脱“娘”字，此地也可考定为清州，《三国史记》将此城与位于今京畿道北部抱川的“臂城”相混淆，导致位置错乱，“西原小京”本属百济。这144个单元中也包括了都城泗沘所在的扶余郡（百济称所夫里郡）、中方治所古阜郡（古沙夫里郡）、东方治所德殷郡（德近郡）、南方治所安波县（居知山县）、西方治所万顷县（豆乃山县）、北方治所熊州（熊津）。这些州郡县的沿革中提到了百济时的建制，3州、1小京的前身是何级没有明确交待，另外1小京和32郡原本就是百济的33个郡，而有5郡系由百济的县升格而来（其中碧骨县、阿次山县在《百济地理志》中均写作郡，或百济时已由县设郡欤），任存郡建于百济“任存城”，99县沿袭了百济的县，另有2县系原百济的郡降格设置。如此，可完全确定的百济郡有35个，若熊津、完山、武珍、西原这3州1小京及任存城原本也都是郡则有40个。有趣的是，《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与《百济地理志》对郡、县书写有矛盾的碧骨、阿次山两郡，其辖县中分别有西方及风达郡治所豆乃山和南方治所居知山。也就是说，存在新罗吞并这些地方后将原来的郡治迁移到邻县的可能。
由此初步推断，百济灭亡前夕其本土即不包括由新罗夺取而来的土地上一共建立了42郡，除都城泗沘所在的所夫里郡外其余41郡分由5方管理。两《唐书》所说的“五部、三十七郡”是一种粗略的表述，不但没有指出5部治所本身也都有1郡未计入37郡之数，而且将都城所在的所夫里郡归入了一般化的37郡。这42郡及今日位置分别是：
今忠清南道内14郡：所夫里（扶余）、熊津（公州）、任存（大兴）、大木岳（木川）、加林（林川）、舌林（舒川）、马尸山（德山）、槥（沔川）、黄等也山（连山）、结已（结城）、基（瑞山）、汤井（温阳）、进乃（锦山）、德近（恩津）；
今忠清北道内2郡：一牟山（文义）、娘臂（后为新罗西原小京，清州）；
今大田市内1郡：雨述（怀德）；
图1、百济方郡1
今全罗北道内10郡：完山（全州）、古龙（南原）、屎山（临陂）、大尸山（泰仁）、古沙夫里（古阜）、风达（西方治所豆乃山，万顷）或碧骨（金堤）、道实（淳昌）、金马渚（益山）、伯海（长溪）、任实（任实）；
图2、百济方郡2
今光州市内1郡：武珍（光州）；
今全罗南道内14郡：分嵯（乐安）、伏忽（宝城）、波夫里（福内）、秋子兮（潭阳）、月奈（灵岩）、武尸伊（灵光）、歃平（顺天）、欲乃（谷城）、尔陵夫里（绫州）、发罗（罗州）、安陵（南方治所居知山，长山）或阿次山（押海）、道武（康津）、勿阿兮（务安）、因珍岛（珍岛）。
图3、百济方郡3
在这42郡中，除了所夫里郡属京畿为特殊情况外，其余各郡都有3名郡将驻守，每郡驻军700至1200人不等，或许5方治所会更多一些。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百济的郡和方、部一样，带有很强的军事性，郡的长官称“郡将”而不是“郡守”将这种军事色彩表现得尤为突出。若以每郡驻军的中位数950人计，这外置的41郡共有常备军38950人；若考虑百济灭亡前夕尚有强占新罗之地所设1方，在此兵数上多加两成，再与都城2500兵马相加，则有49240人，故5万之数大致就是百济末年的常备军数量。若其全国民兵比与都城泗沘相同即4家对1兵，则全国约有20万户；去掉原属新罗之地，当有165800户。实际上，都城是全国最为关要之地，驻军会比较多，民兵比就会比全国偏低一些。如此不谬，百济末年本土的户数应该比165800更高，但究竟高多少则需再作考证，后文中还将另做展开。
《三国史记》中保留了大量百济城池的记载，但目前无法知晓这些城的行政配置如何。据两《唐书》《百济传》记载知，百济灭亡前夕有“城二百”；但考虑到高句丽的176座城池在两《唐书》中有时也写作“城一百七十”，这所谓的百济“城二百”可能只是约数。《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中称其“遂复本国二百余城”，此虽为夸张之语，但可知百济的城池数目多于“二百”之数。现存扶余定林寺五层石塔《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称苏定方灭百济后在其故地“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这些县很可能都是百济原来的城，竟达250座之多。而且，唐朝与新罗联军灭亡百济，之后又联手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灭亡高句丽，其合作关系又维持了近10年，唐朝素以恢复海东秩序为己任，百济侵占的新罗故地理当在其灭亡后一律归还新罗，而不会由大唐设立府、州、县。因此，百济灭亡前夕实际上拥有250座本土城池加上60座左右新罗西部城池及从新罗北部攻得的城池若干，总数在300座以上。
《三国史记》《地理志》中认为百济设立过大量的县，则这“二百五十县”或许就是沿袭其本来的建制所设。之后，新罗又私自兼并了百济故地，沿袭了一部分百济的县设立了自己的州郡县体制。如前所述，百济的方、郡、县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中国而不同于统一新罗时期，这些县覆盖了整片百济的土地。事实上，如果这250县不包括5都督府、37州治所区域的话，以每府、州、县1城计，其本土城池总数达292，这恐怕已经不能用“城二百”、“二百余城”来作约数了。这则记录也可作为百济方、郡、县辖域上下覆盖的一条旁证。
由此，百济灭亡前夕全国分为1都（在郡之数，又分5部25巷）、6方（本土5方加新罗之地1方）、约50郡（本土42郡加新罗之地若干郡）、300余县（本土250县加新罗之地若干县）。这是可以基本确认的行政单位。
此外，县下还有“村”这样的自然聚落单位，这从建于公元5世纪初的高句丽《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中的记载就可知晓。该碑铭“六（396）年丙申”条称，高句丽广开土王率大军南征百济，攻破其汉水以北大片土地，“于是得五十八城，村七百”。由此可以推断，百济的村是比城规模更小的居民点，或者说村是处于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周围的聚落，是城的附属区域，一旦城被攻陷，其周围附属的村也就很可能随之沦陷。按此比例，公元4世纪末百济汉水以北地区“城”与“村”的比例大约是1城附着12村。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二》《新罗汉、朔、溟》，新罗在曾属于高句丽的今汉江至大同江之间区域内设立了49个州、郡、县，均属汉州管辖；而公元4世纪末，该区域正由高句丽和百济分治且其大部属百济。若按新罗于百济250城基础上设立144个州、小京、郡、县的比例计算，此区域在统一新罗建制时有85城上下。这“五十八城”与“85城上下”间的差异来源于不在广开土王“六年丙申”拓境范围内的城池及300年间新筑城池两部分：据《三国史记》《高句丽广开土王纪》载，“六年丙申”以前广开土王已经从百济手中夺取了11城并在南方修筑了7城；《广开土王碑铭》中称“十七（407）年丁未”又攻取百济6城，这些城也多在汉水以北。如此，广开土王年间汉水以北、大同江以南的城池至少有82座，与85之数相差无几。若将“1城附着12村”的比例推广至公元7世纪中期百济灭亡前夕，则百济本土将有约3000个村庄；再考虑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繁衍，人口有所增长，村庄数目也可能增多，百济本土村数应该超过3000之数。而包括强占新罗之地在内的话，百济全国的村庄数量足有近4000个之多。由此可见，当时处于朝鲜半岛西南一隅的百济已经如何的人丁兴旺、繁荣昌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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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时间
显庆五（660）年，大唐接受新罗方面的劝说，派遣苏定方统兵10余万出击百济，最终与新罗联军一同将其攻破，并俘虏其王室、大臣及百姓等，使得相当部分的百济领土纳入大唐版图。这无疑是公元7世纪东亚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各种史料关于该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却存在多多少少的矛盾和分歧，需要仔细梳理。拜根兴在《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分析研究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日程问题，很有启发性。下面我将结合史料尝试对整个日程给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条载：“（1）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军，以伐百济，敕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使将兵为之声援。（2）夏五月二十六日，王与庾信、真珠、天存等领兵出京。（3）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今京畿道东南部利川）。（4）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今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定方喜，还遣法敏征新罗兵马。（5）法敏至，言定方军势甚盛，王喜不自胜。又命太子与大将军庾信、将军品日、钦春（春或作纯）等率精兵五万应之，王次今突城（今忠清北道北部阴城）。（6）七月九日，庾信等进军于黄山（今忠清南道南部连山）之原，百济将军阶伯拥兵而至，先据崄设三营以待。……是日，定方与副总管金仁问等到伎伐浦，遇百济兵，逆击大败之。（7）庾信等至唐营，定方以庾信等后期，将斩新罗督军金文颖（或作永）于军门。……百济王子使佐平觉伽移书于唐将军，哀乞退兵。（8）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进于所夫里之原。……（9）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当为泰）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10）十八日，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11）王闻义慈降，二十九日自今突城至所夫里城，遣弟监天福露布于大唐。（12）八月二日，大置酒劳将士，王与定方及诸将坐于堂上，坐义慈及子隆于堂下，或使义慈行酒，百济佐平等群臣莫不鸣咽流涕。……（13）百济余贼据南岑、贞岘（今大田市西部镇岑）、□□□城；又佐平正武聚众屯豆尸原岳（今全罗北道东北富南），抄掠唐罗人。（14）二十六日，攻任存（今忠清南道中部大兴）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15）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金仁问与沙湌儒敦、大奈麻中知等偕行。（16）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17）唐皇帝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二十八日至三年山城（今忠清北道中部报恩）传诏。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锡命后，文度欲以宣物授王，忽疾作便死。从者摄位毕事。（18）十月九日，王率太子及诸军攻尔礼城（今全罗南道中部绫州）。（19）十八日，取其城置官守。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20）三十日，攻泗沘南岭军栅，斩首一千五百人。（21）十一月一日，高句丽侵攻七重城（今京畿道北部积城），军主匹夫死之。（22）五日，王行渡鸡滩，攻王兴寺（又称弥勒寺，今全罗北道北部益山附近）岑城。（23）七日，乃克，斩首七百人。（24）二十二日，王来自百济，论功。”
以上是关于这场战争最为详细的历史记载，时间从该年三月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致可分作24个时间节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以下11条：（1）三月是整个军事计划正式发动的时间；（4）六月二十一日是武烈王派金法敏于德物岛迎接苏定方大军的时间，之后定方与法敏约会军期为七月十日，法敏回去禀报武烈王并发动新罗军；（6）七月九日是“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时间；（7）罗军与唐军会师时定方认为新罗失军期，而后两军于七月十二日进军所夫里原，则会师的时间是七月十一日；（9）七月十三日是百济都城泗沘沦陷的时间；（10）七月十八日是义慈王向联军投降的时间；（11）七月二十九日是武烈王派人露布大唐的时间；（14）八月二十六日是“任存之役”的时间；（15）九月三日是苏定方一行起程返唐的时间；（17）九月二十八日是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至三年山城向武烈王传诏赐物并猝死的时间；（24）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武烈王率军回到新罗都城金城的时间。
《三国史记》其它篇目及《三国遗事》也都给出了与之符合但较为简略的时间表，可作参证。《日本书纪》及其引文也给出了比较吻合的记载。《齐明纪》六（660）年九月条载：“九月己亥朔癸卯，百济遣达率（阙名）、沙弥觉从等来奏曰（或本云，逃来告难）：‘今年七月，新罗恃力作势，不亲于邻，引构唐人，倾覆百济，君臣总俘，略无嚼类。（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船师军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月十三日，始破王城。怒受利山，百济之东界也。）于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发愤，据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叙利山），达率余自进据中部久麻怒利城（或本云，都都岐留山），各营一所，诱聚散卒。兵尽前役，故以棓战。新罗军破，百济夺其兵。继而百济兵蕃锐，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鸠集同国，共保王城。国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进。唯福信起神武之权，兴既亡之国。”
这条中“九月己亥朔”与陈垣所推《二十史朔闰表》相同，“癸卯”为九月五日。如此，唐罗联军与百济之战的消息传到大倭朝廷已是战争发生后数十天的事了，难怪和百济关系密切的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反应，唐罗联军的闪击战策略收到奇效。该条“或本云”中称唐军至“尾资之津”、罗军至“怒受力山”的时间为七月十日，比《武烈王纪》中“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发生时间七月九日晚一天。但百济都城沦陷的时间七月十三日与《武烈王纪》一致，由此两书日程应属相同，黄山、伎伐浦两役艰苦激烈，1天时间完全可以考虑在战斗延续期内。《齐明纪》中提到几个地名：“任射岐山”、“任叙利山”一般认为就是黑齿常之投奔的“任存山”，在大兴附近；“都都岐留山”或为“周留山”，此地后成为百济复国军大本营；“久麻怒利城”同《日本书纪》《雄略纪》中的“久麻那利”，意即“熊津”，但这里又称“中部”，非是，如前所述中部治所乃古沙夫里，熊津是北方治所，或有误传；“王城”一般指都城，但其它史料都没有提到泗沘城曾经被百济复国军夺回，则此“王城”或许就是百济故都即前述“久麻怒利城”。从百济前往大倭需要些时日，因此可以推测鬼室福信、扶余自进等起兵任存山、周留山并光复熊津城的活动都应该是在当年七八月内完成的。
《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高丽沙门道显《日本世记》载：“七月云云，春秋智借大将军苏定方之手，使击百济亡之。或曰，百济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无道擅夺国柄诛杀贤良，故召斯祸矣，可不慎欤，可不慎欤。其注云，新罗春秋智不得愿于内臣盖金故，亦使于唐，舍俗衣冠，请媚于天子，投祸于邻国，而构斯意行者也。”
道显是高句丽归化倭国的僧人，就生活在百济、高句丽相继灭亡的年代。他的记载应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即便是传闻也比一般晚出的记录要可信得多。道显认为百济灭亡于七月有根有据，又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正文各条的时间一致，应当是正确的。
《齐明纪》六年十月条内小字附记云：“百济王义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佐平千福、国弁成、孙登等凡五十余，秋于七月十三日为苏将军所捉，而送去于唐国。盖是无故持兵之征乎？”这是一条很特殊的记载，与前述日程不符。泗沘城破于七月十三日，义慈等降服于七月十八日，众人被送往大唐为九月三日；依此则苏定方不能于七月十三日将众人捉拿送去大唐。今疑此条将泗沘城破与义慈被俘、押送大唐三事混记于一处，不可盲目采信，当予纠正。
又《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伊吉连博德书》载：“（1）庚申（660）年八月，百济已平之后，（2）九月十二日，放客本国。（3）十九日，发自西京。（4）十月十六日，还到东京，始得相见阿利麻等五人。（5）十一月一日，为将军苏定方等所捉百济王以下太子隆等诸王子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国弁成以下卅七人，并五十许人奉进朝堂，急引趋向天子。天子恩敕，见前放着。（6）十九日，赐劳。（7）廿四日，发自东京。”
伊吉连博德是显庆四（659）年倭国派往大唐的使节之一，于年底被唐廷软禁于西京长安。他也是当时之人，所记乃亲身经历，应与实际情况符合。但他称百济平定于这年“八月”，此与同为当时人的道显所录有异；这些遣唐使在九月十二日得到释放之前一直被看押，应当无法随意获取外界消息，他们的信息渠道只能是唐朝官方。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丘、嵎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3）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及百济战，败之。……（3）十一月戊戌，苏定方俘百济王以献。”
两《唐书》所述虽有差异，但时间节点却完全相同。《旧唐书》“十一月戊戌朔”的记载与《二十史朔闰表》同，按此表则三月“辛亥”为三月十日，“八月庚辰”为八月十二日。如此精确到日干支的纪事极可能系依据《唐高宗实录》写成，其可信度相当之高。而且，两《唐书》的记载与倭国遣唐使伊吉连博德当时于大唐境内所记日期完全一致，这就构成了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日本世记》百济亡于“七月说”不同的“八月说”。
另，金石文资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为“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此标以大唐正朔的“八月己巳朔”亦与《二十史朔闰表》同，再证其可信性。而“十五日癸未”的立碑时间说明至少到唐历八月十五日止，泗沘已破，义慈已降，唐罗联军平灭百济的行动已告基本完成。
不论是“七月说”还是“八月说”，都有多方资料相互映证，而且也都有当时人的记录，均不可轻易废弃。我很赞同拜根兴试图同时接受两套日程记录并将其调和的观点，但是对于他调和的方式及基本方向则全都不能认同。
拜根兴发现“七月说”中泗沘城破在“七月十三日”，而“八月说”中大捷发生在“八月十二日”，两者基本相错1个月。于是，他从大唐、新罗、百济和倭国使用的历法可能存在差异及各国当时的天文观测、天象演算能力有限的角度分析，暗示两者很可能是同一天，只因各国所行正朔不同而在记述上出现差异。但是，这种推断是显然不能成立的。
首先，仔细考察《三国史记》等书中“七月十三日”的纪事及《旧唐书》中“八月十二日”纪事，两者并不完全吻合。前者只是说此日百济都城陷落，而义慈王及太子隆等投降要等到“七月十八日”即5天以后。而后者则说“八月十二日”苏定方等已经讨平百济，义慈王及其臣属已经“面缚”。也就是说，《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纪事实际上至少要到《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以后才能实现。而各种历法中对朔日的计算不会误差太大，一般都在前后一两日之内，因之《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也不可能是《旧唐书》“八月十二日”。双方记载时间上的差异不是使用历法不同造成的，或者不全是因为使用历法不同而造成的。
其次，我们注意到唐罗联军在德物岛约会军期后分水陆两路进兵，合围泗沘城。《三国史记》称约定的时间是“七月十日”，最后新罗方面因为“黄山之役”打得非常艰苦而延误了1天，因此还惹怒了身为唐军主将同时也是联军主帅的苏定方。约会军期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如果双方使用的历法不同将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此，假定唐罗双方使用的历法有差异，就必须先校对具体的正朔，然后以双方的历法分别给定具体日期，这是决不能少的。而如此重要的情节，很难想象会不被史官注意到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如果新罗方面因为双方历法差异而至误了军期（当然也只能是一两天），其主将金庾信等也一定会以此严词力争；但《三国史记》中金庾信争辩的理由只是“黄山之役”的惨烈而已。也就是说，因为所行历法不同而影响唐、罗两军作战日程安排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如此，与约定的军期同在七月而且只晚3天的泗沘城破事件也就不应当产生不同日期的记录。
最后，让我们来做一次反证法。假定“七月说”、“八月说”日期记载都是正确的，其差异来源于当时各国间主要是新罗、大唐间使用历法的不同，《三国史记》等书“七月十三日”即《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由此，唐历应比罗历推算靠后1个月。据《二十史朔闰表》，显庆五年内并无闰月，则苏定方一行回到洛阳的唐历“十一月戊戌朔”在“八月庚辰”大捷的78天后。而《三国史记》中称苏定方押送包括义慈王在内的大量百济俘人从泗沘城启航是在罗历“九月三日”，就算罗历七月与九月之间无闰月，这也是在泗沘城破后约50天。如此，苏定方率十余万大军并押解上万俘虏，泛舟越海千里，陆行两千余里，从泗沘到达东都洛阳，也只能花去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此大规模的队伍行进相当缓慢，在陆上“吉行”1日仅能前进50里上下，2000余里的陆路就要花去至少40天，更不用说还有水路了。
基于以上3点，我已经彻底否定了拜根兴以唐罗等国所行历法不同来调和各种史料时间记述差异的可能。那么，如何在同时肯定《三国史记》、两《唐书》、《日本书纪》、《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等各种文献或金石史料日程记载正确性的前提下，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呢？我认为这必须从两《唐书》“八月庚辰”纪事的性格说起。
按照以往学者们的认识，中国史料中的“八月庚辰”纪事都是作为战争发生时间被认定下来的，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拜根兴在内。可事实真的如此吗？下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两《唐书》的这则记载是如何产生的。
据两《唐书》《高宗本纪》等篇记载，唐高宗于显庆四（659）年闰十月从长安出发抵达东都洛阳。显庆五年正月初二癸卯，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接见。二十三日甲子，唐高宗从洛阳出发前往太原，苏定方随行，二月十日辛巳到达，路上用了17天。此后，唐高宗一直在太原活动，直到四月八日戊寅才出发返回洛阳，二十三日癸巳抵达，这次路上用了15天。而唐高宗在太原期间的“三月十日辛亥”正是苏定方受命出征百济的时间，《三国史记》也将此事记在三月。两《唐书》所记的这一日期必定采自《唐高宗起居注》或者当时留存下来的诏书公文之类的文献，所以该日期无疑是唐高宗下诏东征的时间，而不是确指苏定方等发兵的时间。随后，苏定方先要从太原返回洛阳，集结大军完毕后再誓师东行，从洛阳出发至莱州（今山东掖县），再自城山（今山东荣成）济海至德物岛。以上都是唐历的时间，并以日干支为准。
另一方面，唐高宗下诏后应当派遣飞驿赶往远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都城金城（今庆尚北道庆州）向武烈王金春秋传达旨意，因为作为盟友的武烈王被任命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他必须配合“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苏定方的行动。按照太原与金城之间的水陆距离来看，使者在路上至少要花掉1个多月的时间。武烈王接到飞驿消息后，做了一些动员工作，随后于罗历五月二十六日率军从金城出发，20多天后的六月十八日来到北部的南川停。六月二十一日，武烈王得闻苏定方大军已至南川西面海中的德物岛，便派遣王子金法敏也就是后来的文武王驾船前去会面，然后金法敏见到苏定方并约定七月十日为会师的军期，金法敏便返回南川向父王禀告。金法敏往返于南川停、德物岛之间，路上也要花去几天时间。随后，罗历七月九日至十三日就先后发生了罗济“黄山之役”、唐济“伎伐浦之役”、唐罗两军会师、进围泗沘城、百济义慈王等逃往熊津城、泗沘城沦陷等一系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事件。5天后的七月十八日，义慈王、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领军等人向唐军投降，至此苏定方“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的工作宣告完成。唐罗联军与百济激战之时，武烈王本人一直待在远离战场的今突城，七月十八日义慈投降的消息传到那里后，武烈王随后启程前往泗沘城会见苏定方，于罗历当月二十九日到达，随即派遣弟监金天福向大唐发送“露布”也就是报捷文书。
拜根兴认为，这则“露布”很可能是武烈王与苏定方的共同行动，也就很可能是唐罗联军向大唐朝廷发送的第一份战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义慈王投降于七月十八日，讨平百济已经获得大捷，苏定方等至少可以喘上一口气了。而武烈王在得知消息后从今突城赶来泗沘已经是11天后的事情，在此期间苏定方等唐军将领不能不急于将胜利的消息传回祖国。因之，以联军统帅苏定方署名的捷报一定在罗历七月十八日后不久便以飞驿形式发出，若干天后可以送达时在东都洛阳的唐高宗手中。
苏定方在战报中一定描绘了唐罗联军击败百济军的过程，列举了诸位将领及士兵的英雄行为和功绩，然后汇报了攻陷泗沘城、俘获义慈王等丰硕战果，又叙述了唐军在平灭百济后接收的土地、户口及对这些战利品的大致处置。唐高宗在接到苏定方捷报后一定万分欣喜，随即下诏“曲赦神丘、嵎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曲赦”是赦免制度中的一种，主要应用于对一定区域或编制范围内的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赦免。当时苏定方帐下约13万唐军当中可能有一些就是戴罪立功的，至此因为大捷而获得唐高宗的宽恕，后来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的刘仁轨就在此限。
整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唐高宗如此兴奋，身边的史官当然要立刻记录在案，《唐高宗起居注》中必然会留下相应的记载，而记录的时间就是捷报送达的时间。同时，苏定方等的战报上一定也有战斗发生的时间和战报写成的时间，如果此份“露布”被保存下来，这些时间也可为后世史家提供参考。唐高宗下达的曲赦、赐天下大酺的诏书也应当受到重视，这份诏书也很可能得到存档保留，其上所具时间无疑就是诏书下达时间即捷报送达时间。如此，两《唐书》“八月庚辰”条编撰时可以看到的时间就至少有3个，一是战斗发生的时间，二是捷报写作完成并发出的时间，三是捷报送达唐高宗手中及高宗下诏的时间。那么，两《唐书》所记究竟是哪个时间呢？
在肯定中日韩史料都正确并否定日程差异系由各国历法不同造成的前提下，第一种可能必须排除，因为义慈王被俘发生在罗历七月十八日，唐历就算与之有差异也不可能在朔日上相差6天之多。而第二种可能也可以排除，因为新罗武烈王派送的“露布”也是在罗历“七月二十九日”完成，在此之间由苏定方发出的捷报必定完成于罗历“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之间，唐历是不可能将此日的朔日误差到“十二日”的。于是，我们只剩下了第三种可能，即“八月庚辰”是捷报送达、高宗下诏欢庆的日子，其与七月十八日之间20多天的间隔正是飞驿在路途上耗费的时光。
那么，这段时间对于递送捷报的飞驿来说是否合理呢？经过我的推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当初苏定方的大军从洛阳一带出发至莱州城山出海，从这里到朝鲜半岛是横渡今黄海的最短线路，他们进抵德物岛后又沿半岛西海岸南下至熊津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口，然后溯流而上抵达泗沘城。那么，苏定方携大批俘虏回国时很可能也是原路返回，即先从泗沘乘船至熊津口再北上德物岛海域，然后渡海至城山后走陆路前往洛阳。假定大唐与新罗当时使用的历法完全相同，那么苏定方自九月三日下海，十一月一日到达洛阳，依《二十史朔闰表》他们这一路总计用去了57天。
如之，其中从城山陆行至洛阳的阶段需要多少时日呢？城山当时属莱州文登县（今山东文登），武则天如意元（692）年将文登、黄、牟平3县从莱州分出别立登州，治牟平（今山东牟平），中宗神龙三（707）年将州治迁至由黄县改名而来的蓬莱县（今山东蓬莱）。从地理位置上看，城山至洛阳起头的那段路程基本就是城山-牟平-黄（后为登州治所蓬莱）-莱州。《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河南府……在西京之东八百五十里。……青州……在京师东北二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五百七里。……莱州……在京师东北二千五百九十九里，去东都一千八百五十二里。……登州……在京师东三千一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七十一里。”比照前后距离及各州比定位置可知，登州距离东都洛阳2071里基本正确，而距京师长安3150里的记载有误。好在我们这里只需使用登州至洛阳的路程，此错误对我们下面的推算没有影响。今从蓬莱至成山的距离约为190公里，换算成唐制约为347里，则自洛阳至城山有2418里。苏定方等归途中人众辎多，不得快行，若按“吉行五十里”计需48至49天，若按“师行三十里”计需80余天，后者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取1日50里的速度。由此，还有8至9天的时间就是苏定方归途中花在水路上的。今从韩国扶余沿锦江入黄海，再自河口沿海岸北上至德积岛，此程有210余公里；从德积岛渡海至山东的成山角又有310多公里。于是，从泗沘水行至城山共计520多公里，正与8、9日的行程相吻合。
那么，如今换作飞驿自泗沘至洛阳又当如何？首先，飞驿自泗沘下海至城山，花费的时间与苏定方返途基本相同，也是8、9日。飞驿自城山登岸后快马驿道入洛阳，普通的马匹每日可行150里合82.1公里，奔跑能力较强的驿马可以达到日行190里合104公里，如之，飞驿陆程约花费13天。水陆两边相加，大约是21至22日，这正与“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十二日”之间23天的差额相吻合。因此我认为，苏定方于七月十八日缉捕了自首的义慈王后，于当日、次日或两日后完成捷报并送入洛阳，八月十二日庚辰捷报送达唐高宗手中，高宗下诏曲赦、赐酺三日，这个送达的时间正是两《唐书》所记的“八月庚辰”的原始依据。这也就是存在“七月说”、“八月说”两种“正确”说法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包括两《唐书》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史籍常因地域广阔、信息传递不便等原因，将事件的时间记为消息送达的时间，苏定方讨平百济的例子并非唯一的现象。
如然，后面的日程也就可以相应的推演清楚了。唐高宗下诏后捷报和诏文又会由飞驿送入京师长安，这些消息也同样会很快散布到全国各地。长安与洛阳相隔850里，飞驿递送需要5天，也就是说八月十七日或十八日，长安留守朝廷也知道了这则胜利的消息。之后数日，被软禁的伊吉连博德等倭国遣唐使也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得知百济已经灭亡的消息，但是他们被唐朝确定释放要等到约20多天后的九月十二日。7天后的九月十九日，倭使们自长安启程前往洛阳，十月十六日抵达，路上花费了26天。之后，倭使们在洛阳停留了半个月，直到十一月一日苏定方押送义慈王也来到洛阳，又过了23天倭使们才启程回国。
另一方面，唐高宗接到捷报后不久，任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故地安抚余众。王文度等轻装上阵，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可以骑马安心前行，按日行100里计自洛阳至城山走24至25日，因百济局势混乱而泛舟至新罗北部登岸用去6日上下，此行共计30至31天。就算王文度等人八月庚辰当日出发，登陆新罗也已是九月十二日以后，此前9天苏定方已从泗沘启程返回洛阳。由于当时泗沘城周围有不少百济残余势力活动，王文度等人只能在新罗境内直接走陆路至三年山城会见金春秋。自新罗北部口岸党项城（今京畿道西部南阳）至三年山城即今报恩的路程约近200公里合360唐里，王文度前往三年山城的目的是将宣物交付给新罗武烈王，携带了不少物品又不熟悉地形的他或许只能按照日行50里的吉行来运作，则大致要在路上花费8日左右，最早也是九月二十日抵达。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三年山城的仪式及王文度暴卒发生在九月二十八日，这也与前面关于日程的推断相吻合。
如果按照拜根兴在书中推测的那样即罗历七月十三日和唐历八月十二日是同一天的话，那么苏定方归国、王文度受命东渡的时间就都无法合理排定了。归根结底，拜根兴同时信任两《唐书》和《三国史记》的基本观点是完全可取的，但是他在著作和论文中多次笼统地认为从半岛到长安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从未给出过细致的推算，这表明他对当时消息传递及行军、旅行的速度和日程编排缺乏更深入的了解，这也就导致了他最终无法正确解释存在两种日程说法的矛盾。而只有对逐个细节问题都作特别的分析，才能较好地解决调和二说的困难，这是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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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三、苏定方与王文度

苏定方无疑是唐高宗前期最优秀的统帅之一，当时除资格更老的英公李绩外，恐怕就要数他了。据拜根兴推测，两《唐书》关于苏定方乾封二（667）年去世时76岁的记载是错误的，他应当生于隋开皇二十（600）年，享年68岁。其实，我觉得苏定方更可能生于仁寿元（601）年，两《唐书》“七十六”或为“六十七”颠倒所致。苏定方早年参加了隋朝平定张金称、杨公卿等反叛的战斗，之后加入了窦建德、刘黑闼的起义军，贞观初年又从军，在李靖袭击突厥颉利可汗的战斗中立下大功，贞观四（630）年授左武侯中郎将。这时苏定方才30岁，已经做到了正四品下的武职，也可算作年轻有为。
但是，之后的20多年里苏定方就变得无声无息，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六（655）年才又有了表现的机会，中间竟然毫无升迁，始终只是个中郎将而已。永徽六年二月，高宗命正三品营州都督、东夷都护程名振挂帅出讨高句丽，苏定方时以左卫勋一府中郎将为其属下将领。结果唐军大败高句丽于贵端水，又焚其西部重镇新城，苏定方因功拜为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这是从三品的武职，或许是连升了两级。程名振早年也侍奉过窦建德，但不久投诚唐朝，刘黑闼复起的时候杀了他的母、妻，遂有深仇大恨。程名振或许与苏定方早就认识，有些渊源，苏定方得以沉寂20多年后复出或与他的举荐有关。
同年，高宗命朝中元老正三品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出征反叛的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并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苏定方时在军中为前军总管，位在王文度之下。军中另有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从三品伊州都督苏海政及周智度等名将。一般认为，这是苏定方第一次与王文度共事。
关于王文度的资料最早出现在贞观十八（644）年。当时，唐太宗欲亲征高句丽，命正三品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或曰沧海道）行军大总管，从三品左领军将军常何、从三品泸州都督左难当为副大总管，统江、吴、京、洛募兵4万人驾吴艘500只渡海攻平壤。前面提到的程名振时为从三品右骁卫将军，是张亮手下一名行军总管，后率军攻打高句丽的卑沙城。程名振属下的副总管正是王文度，他在卑沙城战役中身先士卒，率先登上了敌人的城头。可知，早在苏定方跟随程名振讨伐高句丽之前11年，王文度已经是程名振的副将了。如此，贵端水一役中王文度是否在程名振军中并与苏定方共事亦未可知。
目前尚未发现西征阿史那贺鲁前王文度的官阶资料，只好进行推测。王文度以从三品右武卫将军为副大总管，其官位虽与舍利叱利、苏海政、苏定方等相同，但权力显然更大。史书上王文度的事迹很少，我们暂时无法知道他在卑沙城一役后还有哪些战功，或许就是因为在那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使他得到了太宗的青睐，被提升为从三品卫官。如然，苏定方虽然年岁上或比王文度稍长，但自贞观以后其官阶履历却不如后者，升至从三品比后者晚了约10年，葱山道行军时也只是后者的下属而已。
葱山道一干将帅的饯别仪式是在永徽七（656）年即显庆元年正月举行的，随后数万唐军挺进西域。唐军在是年八月间连战连捷，程知节本军破歌逻禄、处月两部于榆慕谷（今新疆西北部霍城县果子沟），周智度又大破突骑施、处木昆二部于咽城（今新疆西北部博尔塔拉州境内），苏海政率军与阿史那贺鲁西突厥本部2万兵马相持于鹰娑川（今新疆西北部和静县裕勒都斯河），当西突厥鼠尼施部2万人来援时又被苏定方奇兵击溃。但就在此时，身为副大总管的王文度指责程知节“恃勇轻敌”，“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随即又出现了一份所谓的密诏，声称高宗令其节度而剥夺了主帅程知节的指挥权。按照两《唐书》的说法，王文度涉嫌矫诏，之后战争形势也发生了逆转。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我们来看当时的战争形势。王文度认为唐军虽然取得胜利，但是本身也有不小的损失，这应当是事实。因为他提出这种主张后，可谓身经百战的主将程知节并没有提出反驳，而之前苏海政与贺鲁本部的战斗确实进入了胶着状态，人员伤亡显然不小。而纵观榆慕谷、咽城、鹰娑川3役的战绩，榆慕谷斩敌1000余，苏定方袭击鼠尼施营杀1500余，而周智度于咽城一战斩首最多，两《唐书》称“三万”，岑仲勉于《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以为3000人。也就是说，当时被唐军消灭的西突厥生力军仅5500余人，倒是俘获的牲畜、辎重数量较大。而西突厥地域辽阔，兵马众多，贺鲁仅在鹰娑川一役就投入了4万兵力，再从其国历来出动军力分析，其手中掌握的人马当有20万上下。由此，取得3次胜利的唐军不过伤到了西突厥的一点皮毛而已，王文度的考虑是有充分依据的。
其次，我们来看之后一段时间内战争的发展。王文度接管指挥权后指示兵将，“结为方阵，辎重并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作战方式，但切实有效地避免了损失。九月，程知节、王文度的大军又与贺鲁之子咥运激战，大破之，斩首数千人，随后西突厥重镇恒笃城中数千家胡人投降。实际上，此一役的战绩和之前3次战役获得的总和已相差无几，而唐军的损失应当远比之前的战斗小。于是很明显，两《唐书》中的说法是为了抬高苏定方而歪曲贬低了王文度的决策和成就。随后，王文度认为“比我兵回，彼（指恒笃城胡人）还作贼，不如尽杀，取其资财”，这虽然是十分残忍和恶劣的行径，在道义应当受到强烈谴责，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做出这种决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王文度。一方面，屠城、杀俘、劫掠平民财物在当时比比皆是，尤其是在对异族的战斗中更为普遍，已经在唐军中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苏定方在讨平百济后也干过同样的事，他没有资格批评王文度。另一方面，当时西突厥根基未动，唐军一旦离开恒笃城，该地胡人持两端甚至重新叛归贺鲁切断唐军后路的可能性颇大，王文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屠城之事也是主将程知节同意并由除苏定方以外其他所有将领参与的，最终获得的财物也是由参与的诸兵将瓜分的，并没有什么资料声称王文度独占其财或者多占有什么份额。因此，这一暴行的责任应由王文度、程知节等人共同承担，同时因为屠城而延误了追击阿史那贺鲁父子的战机致使他们得以逃脱并重振旗鼓的责任也应由众将共担。这点由战后三朝元老程知节也坐“减死免官”就可看出，就连盛怒下的高宗也没有将责任都归于王文度一人。
最后，我们来讨论王文度是否矫诏。程知节年轻时武艺超群，作战勇猛，所以算得上一员猛将。但是，他在战法战术上却并非所长，因此当他年老体衰后统兵的优势就变成了德高望重、威名远播的震慑作用。程知节麟德二（665）年去世时享年77岁，则他出生于隋开皇九（589）年，至葱山道行军时已经68岁，如此老迈之躯，恐已不能经起阵前催讨的辛劳，一般只能在营帐中筹谋或押领中军以张声势。高宗即位之时，程知节曾率飞骑护从左右，此番又委以西征重任，高宗对他的信任是毋庸置疑的。我推测，高宗知道程知节多勇少谋且年事已高，需要1名得力的副手加以扶持，便暗中授意他看好的副大总管王文度或另外的监军，让他们在出现特殊情况主要指程知节身体出现状况时代其行使大总管职权。而王文度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高宗的意思，在关键时刻以“恃勇轻敌”夺去了程知节的兵权。然而，“恃勇轻敌”确实是程知节的弊病，老将无以反驳，王文度便成为此次西征的实际指挥者。
程知节统兵时各路分进合击，苏定方因此获得了在鹰娑川一役中大败鼠尼施部的战功；而王文度采取了全军靠拢、统一部署的策略，偏将苏定方便失去了自主出兵取得战绩的机会，心中极为不满。苏定方曾劝说程知节囚禁王文度，重新夺回兵权，其言辞多有挑拨离间之意。而程知节历经世事，早已将这种私人恩怨抛诸脑后，自然不会接受苏定方的见解，而是继续放任王文度。恒笃屠城时，苏定方拒绝接受所获财物也并非他良心发现，因为他在百济的所作所为实在就是此事的翻版，我猜测是他因对王文度、程知节等的不满导致他做出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决定。
至于“王文度害其（苏定方）功”更是无稽之谈。苏定方等人是葱山行军道下总管，王文度是副大总管，其下属将领所立功勋自然也可计其名下，有何嫉妒可言？而且，王文度接管兵权后取得的战果比之前3役毫无逊色，其作战指挥能力也并不亚于苏定方。倒不如反过来认为，是苏定方因王文度的集中兵力策略而无法建立大功，因而对王文度产生了嫉妒之心。苏定方被雪藏了20多年，去年一复出便立功升官，此时被埋没20多年的怨念和对自己军事能力的执著交织在心头，试图早日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地位和荣耀的欲望正在快速膨胀，自然对王文度的所作所为格外厌恶。两《唐书》采用这种说法，不是因为班师后苏定方本人或其一党怨恨王文度之语被文书记录，就是两《唐书》的编纂者为了褒苏贬王而使用了曲笔。
显庆元年十二月，王文度遭到“坐处死，后得除名”的严厉惩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提出屠城掠货导致贻误战机，造成阿史那贺鲁得以远遁，使高宗一举平灭西突厥的计划破产，减罪前他与主将程知节量刑相同。而所谓的“矫诏”甚至连一个附带的借口都算不上，否则如此重罪是不可能免死的，依唐朝惯例“除名”只是战败军将受到的处分。而且，王文度显庆五年又以“左卫中郎将”被任命为熊津都督，恐怕他起复的时间更早一些，“除名”只维持了没几年。高宗终究对他还抱有期望，还是想给他一些将功赎罪的机会。
葱山道行军彻底改变了苏定方与王文度的人生。高宗或许因为赏识苏定方的军事指挥能力，或许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苏定方与朝中权贵许敬宗关系密切，并因为高宗对程知节、王文度等人的恼怒反而使他对西征中特立独行、不参与分赃的苏定方颇有好感，便于次显庆二（657）年正月以之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又以正三品燕然都护任雅相、从四品上副都护萧嗣业、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为副大总管，又以正三品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正三品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再度统兵讨伐西突厥。我们注意到，为首的这些将领中除萧嗣业外位阶都在苏定方之上，苏定方所管伊丽行军道中汉将副大总管任雅相官位也在他之上，由此也可见高宗对他的重用甚至违背了常规。苏定方等将不负重望，终于经过1年多的准备和征战，于显庆三（658）年二月灭亡了西突厥，俘虏了阿史那贺鲁父子。当这年十一月捉拿到贺鲁的副总管萧嗣业押解敌酋献于昭陵时，他已经升至从三品鸿胪卿；而主将苏定方进正三位左骁卫大将军，封邢国公。整整1年后，因为西突厥余孽阿悉结都曼叛乱侵边，苏定方为安抚大使前去讨伐，之后就是我们前文中提到过的显庆五年正月中苏定方俘都曼凯旋回京的场景了，他又被改任位更尊的左武卫大将军。葱山道行军后才3年时间，苏定方已从一名并不突出的右屯卫将军变为军中声望数一数二的左武卫大将军了。
苏定方凯旋才两个月，高宗便迫不及待地将他任命为“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简称“神丘道行军总管”，又作“熊津道大总管”，为他配置了近13万大军和众多骁将。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副大总管有正三品冠军大将军□□□卫将军刘伯英、正四品上陇州刺史董宝亮、新罗人从三品左领军将军金仁问，行军长史是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梁行仪，正五品上右屯卫郎将祝阿师、正四品上淄州刺史于元嗣分别出任左、右军总管；又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统本国兵5万与苏定方呼应，以正四品下右武卫中郎将曹继叔为嵎夷道副总管，正五品下岐州司马杜爽为行军长史，从四品上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刘仁愿、正四品上沂州刺史马延卿分别为右、左军总管，另有新罗人正四品下右武卫中郎将金良图为此道将领。《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中把副大总管董宝亮称为苏定方的“右将”。据《新唐书》，参战的还有从三品右武卫将军冯士贵、从三品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另据今韩国庆尚北道西部金泉市境内发现的《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碑，高宗的表兄正三品交州都督柴哲威也以“加林道行军总管”在苏定方军中。这3人位阶较高却不入碑铭，他们或许都是苏定方的偏师，分遣其它行军道，没有随主力一同行动。除了神丘、嵎夷、马韩、熊津和加林5道外，目前知道的还有“唐山道”，该字样出现在与《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碑一起发现的其它残碑上。《李绩奏状》鲁山州下有“唐山县，本仇知只山”，地在全罗北道西部的金沟，这里或许也有一路唐军的偏师，其行军总管地位也当不低，但具体人选尚未探明。因得罪李义府屡遭陷害的前青州刺史刘仁轨也以白衣从效，详说见后。
此番东征，苏定方帐下可谓人才济济。刘伯英、曹继叔都是当世名将，为人所称道；庞孝泰也是太宗时代就经常选用的出征将领；刘仁愿、杜爽、刘仁轨等在后来平定百济复国运动的战斗中有较优的表现；柴哲威是累任边地的皇室贵戚；金春秋、金仁问、金良图都是新罗英杰。自三月十日宣下敕命至八月十二日捷报抵京，前后才5个多月时间，割据海东达四五百年之久的古国百济就须弥间灰飞烟灭了。高宗闻讯自然欣喜不已，激动万分。此刻，在高宗的心中，苏定方有如天赐神将一般，是他拨乱宇宙的第一神兵利器。而且，苏定方手中又有众多强将和13万精兵，既然百济小国已灭，怎可再大材小用，让这支生力军去扫平余众呢？按照高宗的想法，必然是速速将苏定方等召回，然后再委以新的也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即讨灭宿敌高句丽，而安抚百济余众的事情只需要派1名干练忠诚的将领牵头就可大功告成了。所以，高宗在八月十二日传旨曲赦、大酺的同时，已经在心中酝酿去接替苏定方完成善后工作的人选了。
另一方面，七月十八日义慈王、太子隆等“自首”，之后百济各地的方领、郡将也纷纷送款，大局已定。二十九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一直在今突城观望的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来到泗沘与苏定方会面，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两大主力军神丘、嵎夷行军道的两位“主将”终于会晤，同日金春秋派遣弟监金天福露布大唐。金天福身份尊贵，而且之前已有唐军飞驿将捷报送往洛阳，所以他不会像一般信使那样日夜兼程，以骑马日行100里为宜，约33天后也就是九月三日前后可以抵达东都。而苏定方与金春秋会晤后2天即八月二日，唐罗联军犒赏三军，志得意满的新罗武烈王与苏定方及众将高坐大堂，使已成阶下囚的百济义慈王、扶余隆等坐于堂下，又让义慈王为胜利者倒酒，百济群臣莫不鸣咽流涕。不过此等场面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也没有太多可以诟病的。
至八月十五日，苏定方命属下从五品上陵州长史判兵曹贺遂亮书写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文已经由从军的洛州河南县人权怀素书写并由工匠篆刻完成，便于是日立于泗沘。碑中对唐东征将领的武功勋烈大加渲染，对主将苏定方的夸饰更是极尽其辞，可谓无以复加。这种行文风气固然不是此番独有，但唐罗联军内轻骄浮夸之情已大白于天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该碑立于八月十五日，文字的完成当更早，而3天前高宗才接到捷报，负责劳军的敕使根本来不及抵达泗沘。故而，此碑文的撰写和刻制都是未经高宗审阅的，是行军将领自作主张的行为。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该碑文是没有受到大唐朝廷文书干扰的原始资料，这点十分重要；大意觉迷在他的文章中将此碑的制作归于唐高宗，此疏误需要纠正。
随之，苏定方等人的贪欲和兽性渐渐滋长起来。他缉拿了义慈王等众多百济政要，又纵兵抄略，杀害百济壮丁，想必新罗军方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种暴行立刻激起民愤，从而演化为武装反抗。唐罗联军夹击百济是典型的剜心战术，对百济人心理震慑较为剧烈，却没有对百济国力造成特别大的损害。所以，百济复国运动一旦兴起，再度平定的难度并不亚于之前的灭国之战。然而，该事变发生初期显然没有引起唐罗联军的足够重视，无论是苏定方还是金春秋都没有及时扼制住这种势头。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载：“时定方絷老王及太子隆等，仍纵兵劫掠，丁壮者多被戮。常之恐惧，遂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黑齿常之本在西方治所风达郡豆乃山城，义慈王投降后他也率部向唐罗联军送款，其本人可能被迫前往泗沘。但是苏定方所部的暴行令他极为不满和恐惧，便与部下潜返本部也就是西方，然后暗中组织百济余部开始抵抗运动。从《三国史记》的记载看，百济复国运动最先开始于南岑、贞岘和任存3城以及豆尸原岳，而没有西方治所豆乃山城，所以常之应当很快又转入位于泗沘城北偏西的任存一带。巧的是百济复国运动的重要领袖鬼室福信也是在任存山起事的，那么他和黑齿常之就是同一波复国军，或许正是“左右十余人”中的一分子。鬼室福信本是西部恩率，和黑齿常之同属西方，而且位在常之之下；前面也已经提到过百济方郡制中的方佐很可能由第三位“恩率”担任，鬼室福信或许本是常之手下的方佐，两人曾为上下级关系。之后4年里，鬼室福信的领袖地位显然超过了黑齿常之，那么前往任存山起事的主意是福信提出而常之只是响应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他们在任存一带聚集后并没有立刻遭到唐罗联军的讨伐，竟然有“旬日”可以召集归附者。期间，苏定方等恐怕还在泗沘及周边地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而对泗沘北面步行也不过2天时间的叛乱据点无动于衷。按《三国史记》的说法，苏定方遣兵攻击任存大小栅在八月二十六日，那么任存起事至少发生在八月十六日以前，而十五日正是苏定方树立《大唐平百济国碑》的时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苏定方的属下在碑上刻着“邢国公仁同转扇，恩甚投醪，逆命者则肃之以秋霜，归顺者则润之以春露，一举而平九种，再捷而扫三韩，降刘弘之尺书，则千城仰德，发鲁连之飞箭，则万里衔恩”的时候，一场因为他的野蛮杀戮而兴起的规模庞大且波及东亚各国的变乱已经一触即发了。10天左右的拖延给了复国军充分的喘息机会，他们迅速集结了3万众，就算其中大有拖儿带老者，壮丁数量也当在7千至8千，已经有了相当的战斗力。苏定方派去的征讨军无法打破任存大栅，只能拔除其周围的小栅。这些百济人原本都被缴了械，结果在战斗中用木棒击破了新罗军，重新夺回了武器。唐罗联军在任存失利的同时，余自进领导的部分复国军控制了熊津城，与任存的鬼室福信、黑齿常之形成犄角之势，从而站稳了脚跟。
随后，沙弥觉从和一名达率前往列岛，向倭国通报截至此时发生的战事状况，他们于九月五日知会了倭人。八月二十六日“任存之役”至九月五日消息抵倭，中间隔了9天，与唐军在百济泗沘和莱州城山间的水路日程相当。而自任存一带至当时的倭人边境对马的水路与泗沘、城山间距离相差不大，则九月五日那名达率和觉从和尚的消息送达地点应当是对马而不是倭国的其它地方。这里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当时唐罗联军没能控制百济通往倭国的海路，相反百济西部和南部沿海甚至可能已经陷于复国军手中。另一是，虽然任存与对马间通信只要9天左右的时间，但身在大倭地方的倭国齐明女王并不能很快得到消息。因为按照常规，对马的“防人”接到消息后会先通知筑紫的太宰率，然后由太宰率遣飞驿奏入京畿，这中间还要12天上下。总之，大倭朝廷知道百济亡而复兴的消息肯定是九月中旬的事了，此刻苏定方早已押送上万百济遗民踏上归途，将百济的烂摊子留给了泗沘镇将刘仁愿、新罗武烈王金春秋和稍候赶来的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虽然算得上苏定方的“仇家”，两人在葱山道行军中结怨很深，但后者在酿成百济复国运动这颗苦果时却并不知道前者会到来为他善后。高宗于八月十二日下诏庆贺百济大捷后不久，便授命已经起复至左卫中郎将的王文度出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余众，锡命金春秋并给宣物以此嘉奖新罗在讨平百济之战中的功绩。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飞驿自洛阳至泗沘须用21至22天，即使王文度在八月十二日当天得到授命，该消息抵达泗沘必定不早于九月三日也就是苏定方启程回国的那天。即便九月三日苏定方刚好闻讯，他也一定在之前数日就已经准备携带俘虏回国，这种准备活动可能在“任存之役”以前就开始了。如果苏定方事先得知王文度将至，真不敢想象这对冤家又会闹出些什么乱子来。
关于王文度受命熊津都督前的官职，各种史料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三国史记》均记为“左卫中郎将”，《旧唐书》卷199《百济传》记为“右卫郎将”，《新唐书》《百济传》记为“左卫郎将”。文书中“左”、“右”常因形近致误，这种情况在唐代各卫武职的记录中非常普遍。今王文度似出“左卫”，“郎将”或为“中郎将”脱误所致，则仍以“左卫中郎将”为准，这是正四位下武职。
苏定方在百济设立的5都督府、37州、250县显然都是羁縻府州县，这些地方行政单元的主官都是百济原先的酋长、渠帅。如此设置应当是苏定方出征前高宗授意的，苏定方大功基本告成后便依样画葫芦虚授了这些官职并在捷报中做了一些必要的汇报。但是高宗授予王文度的熊津都督不可能是羁縻都督，而当视为正设都督府。换句话说，高宗接到苏定方捷报后对原定百济羁縻府州县设置作出了一定调整，改羁縻熊津都督府为正府，其职能为安抚百济故地残众，地位显然高于其它4府、37州、250县。按唐高宗时期的制度，都督府分大、中、下三等，其都督分别为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大都督由亲王担任，其政务由从三品长史主持，则王文度只能是中都督或下都督。此时他的位阶应当有所提升，至少恢复了葱山道行军时从三品的位阶。
至王文度受命东行止，大唐朝廷应当只收到过一封前方战报，苏定方为了邀功一定会在战报中将百济形势描绘得一片大好，而不可能强调还有残余抵抗力量的问题。因此，上至高宗下到中原百姓都处在消息不对称造成的片面喜悦当中，对于百济即将出现的艰巨状况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高宗任命王文度前去善后，不但是给他升官，而且是想给他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以便再度升迁。由此可见，高宗对王文度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正是这次东行断送了王文度的性命，这是多数人始料不及的。
高宗下诏赐天下大酺3日，欢庆活动至八月十五日结束，王文度受命后做些准备在次日前后启程。陆上马行24至25日，王文度及其随行人员于九月十一日前后抵达城山出海。而就在他东渡的当日或次日，从泗沘凯旋的大军便在苏定方的带领下于此登岸，迎接这支庞大船队的一定是当地官员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和喧嚣疯狂的人群，王文度出海时的待遇与之自然无法相比。不知二人擦肩而过时，心中都作何感想。也许此前王文度还壮志满胸，想象着自己轻易安抚完余众后就会再次受到高宗的眷顾从而升官发财，苏定方不就比自己高一阶吗，早晚能重新压过他。但出海后，不利的传闻渐渐使他担心起来，百济残余势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温和”，苏定方临走前的征讨也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留守唐军的处境也变得危险起来。
按理来说，如果水路顺畅，王文度应于九月二十日前后抵达本来的目的地泗沘城。但从《三国史记》上的记载看，九月二十三日百济复国军攻入泗沘城时唐罗联军中并没有他的身影，指挥击退复国军的仍是苏定方委派的镇将刘仁愿。复国军虽然没能光复首都，但他们也在泗沘周围建立起数处营栅，形成了围困孤城的态势，这无疑是苏定方率主力回国后复国军发起的最大攻势。这种围困一直到数月后刘仁轨到来才被解除，期间泗沘城内外基本隔绝。由此可见，王文度没能顺利到任，由于百济西部海域也被复国军控制，他很可能是在新罗北部口岸党项城登陆的，时间大致在九月十七日前后。此刻，王文度的心情已经十分糟糕，连任所都无法抵达又如何完成安抚的重任？他和随从人员与新罗接待官吏在党项城商议了下一步的对策，决定先完成高宗派给的另一项任务即向新罗王锡命再说。此时金春秋也正为风起云涌的百济复国运动头疼，新罗伺机侵占百济故地的计划无法顺利展开，他只好退到与百济邻近的西部边境重镇三年山城观望。王文度等人摸清了金春秋动向后大约休整了3天，便于九月二十日前后从党项城出发前去会晤。因为始终是在离百济边境不远的地方行进，这一路并不太平，路况恐怕也不能与中土相比，所以路上用去了约8日才抵达目的地，此时正是九月二十八日。
图4、显庆五年讨灭百济形势
新罗武烈王对于高宗派来的特使当然十分热情，举行了恭敬而隆重的接待仪式，王文度随即拿出高宗的诏书向金春秋锡命。这里我们注意一下仪式中两人的位置，《三国史记》载“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当时，东向也就是西方的位置尊于西向即东方的位置。鸿门宴时项羽便是“东乡坐”的，范增“南乡坐”，刘邦“北乡坐”，而“西乡”的张良只能“侍”。类似的，作为大唐朝廷特使的王文度手持代表唐高宗的诏书，当然尊于属国君主金春秋，这种方位是仪式进行时特别选定的，决不能出现差错。
但当王文度锡命后准备将宣物交给金春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文度“忽疾作便死”，其随从人员继续将仪式进行完毕。王文度的死十分突然，文献中没有记述具体状况，《三国史记》所说已经比较简单，而两《唐书》更是只有“文度济海卒”数字。因此，王文度之死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贞观十九（645）年程名振攻打高句丽卑沙城时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估计当时他年岁不会太大，应在40岁以下。如然，他去世时也不过50多岁，不属过于年迈而死。于是，王文度只能死于突发病或是“暗杀”。
哪些人和王文度有恩怨，如今已无法详细说明，但苏定方肯定能算一个，二人葱山道行军时结怨如此之深，动杀机可以理解。但如前所述，苏定方离开泗沘前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王文度将至；即便临走前夕知道了这则圣旨，他是否敢让随从下手、是否来得及布置也都是问题；即便苏定方确实曾向留守镇将刘仁愿等授意加害王文度，王文度到达新罗时刘仁愿等正困守泗沘，根本无法具体实施。而一直与王文度接触的新罗王金春秋等也万万不敢对上国特使不利，以免引起大唐的讨伐。更为重要的是，苏定方在离开百济时了解复国军猖獗的活动状况，他明白王文度的到来对于留守唐罗联军的重要性，如果轻易将其除掉，极可能使孤立无援的刘仁愿等陷入绝境，以苏定方的判断力还不至于做出如此失去理智的事情。所以，王文度被暗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我更倾向于他死于气急攻心。陆上3000里加水上700里的奔波使王文度非常劳累，整整40多天的旅程会使任何人的身体状况都有所下降。百济王义慈被押解入洛阳，苏定方未必会像对待死囚犯那样给他加上重铐铁索，可这位老王却在被高宗宽恕后数日便死，可见路途颠沛如何可怕。而且，王文度原本满心欢喜来百济接收胜利果实，可是事态的发展与他的预期相差太大，他在半岛看到的是如火如荼的百济复国运动和孤弱无助的留镇部队，自己连任所都无法顺利抵达，这如何不让他恼恨？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过分析得出结论，百济复国运动的兴起是苏定方疏忽大意所致，这并非他愿意看到的，他也希望动乱能够早日平息，自己昔日的部下刘仁愿等能够平安无事。但处于特别立场上的王文度能看清这些吗？他能够清醒认识到他到任时百济复国运动空前高涨只是一种巧合吗？我想这恐怕没那么容易。王文度极可能将这视作苏定方故意为他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副陷阱、一场阴谋……如此只能更加剧王文度的心理压力，使他胸中的怨气日甚一日，他每在半岛的土地上踏一步，这种怨念便会加一分。九月二十三日，百济复国军猛攻泗沘并将其包围起来；由于消息不能及时传递，王文度得知此事至少应在两三天后，这对其时正从党项城至前往三年山城的他来说无疑是极为糟糕的情报。也就是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王文度身体疲乏、精神忧郁、心中怨恨且刚接到唐军陷入险境的消息后不久，他在严肃的锡命仪式上又要中规中矩地应对，朗声宣读长长的诏文，至此精疲力竭，终于气急攻心而亡。
不管王文度是因何而死，大唐的第一任熊津都督就此离开人世，他得到任命才一个半月，甚至连治所都没有到达，他死亡的时间居然比苏定方凯旋洛阳、百济义慈王等受到高宗宽赦还要早2天。这对于大唐经略海东的策略无疑是一次大的打击，使留守军更陷入困境。不过，在消除苏定方的一名旧仇同时，老天却给了另一个人一次“再生”的机会——此人正是前青州刺史刘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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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四、大唐在百济故地上的初设建制

说完苏定方与王文度奇异的渊源，我们回过头来探讨大唐“讨平”百济后在其故地上初设的各种行政、军事建制。
按两《唐书》和《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苏定方刚俘虏了百济义慈王、宣告百济灭亡后，便依照百济国原先的5部（方）、37郡设立了5都督府、37州。《新唐书》称5都督府分别是熊津、东明、马韩、金涟、德安，两《唐书》都没有提到37州的设立；《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没有罗列5都督府的名称，却补充说明还设立了37州、250县。这些资料归纳起来很容易让我们想到，5都督府、37州应当与我在第一部分中详细叙述的5方37郡一一对应。这些显然都属于唐代惯用的羁縻政权类型，其都督、刺史、县令都由百济渠帅出任，而各府州县的某些重要职务由汉官担任，以起到对羁縻政权的监管作用。
可是经过仔细比对，我不禁发现5都督府与百济原来的5方并不完全对应。如前所述，百济5方各有治所，每方治于1郡1城，这5郡5城地位特殊。但百济地位特殊的并不止这5方城，还有更为重要的都城泗沘及其所在的所夫里郡，一共是6处。也就是说，除非5都督府都不在泗沘设立，否则至少有一个原来的方之后没有设置都督府。情况究竟如何，还需进一步讨论，对每个都督府的位置进行比对。
德安都督府的比定最为简单，显然就是东方治所“得安”，百济称“德近”，新罗为“德殷”，至王氏高丽改称“德恩”，也就是今天的恩津。
《大东地志》认为东明都督府在今扶余也就是原来的百济都城泗沘，但却没有给出如此判断的依据。今观《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李绩奏状》：“东明州，四县：熊津县，本熊津村；卤辛县，本阿老谷；久迟县，本仇知；富林县，本伐音村。”姜维公已通过精辟的论证，证明此所谓《李绩奏状》是伪作，其内容前半部分为咸亨元（670）年新罗军队支持高句丽叛党企图从大唐手中夺取高句丽全境时侵入鸭绿江以北地区的战报，后半部分则是熊津都督府及其下部分州县的设置情况。弄清楚了这些材料的性质，我们就可以正确利用它们了。这里的“东明州”应当就是由早期的东明都督府改制而来，其治所位置没有多大变化。从后面的分析我们会知道，东明州下4县中必有1县是东明州的治所，也就是之前东明都督府的治所。熊津县、熊津村显然就是百济北方、熊津郡治所故都熊津城，新罗后改为熊州，即今公州。久迟县、仇知为百济仇知县，新罗改为金池县，属大麓郡，即今忠清南道东北部全义，在公州北偏东26公里。富林县、伐音村为百济伐音支县，新罗改清音县，直属熊州，高丽改新丰县，在公州西偏北20多公里。由此，久迟、富林2县都分布在熊津县周围，而卤辛县位置不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东明都督府、东明州治于熊津，是在北方的基础上建立的。
如此一来，熊津都督府就不可能也设在熊津城，那么该百济最为重要的都督府又在何处呢？《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年条载：“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新罗文武王纪》十一（671）年条中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则云：“至显庆五年，……平定已后，先王遂共苏大总管平章，留汉兵一万，新罗亦遣弟仁泰领兵七千，同镇熊津。”下文中又反复提到“府城”、“熊津”和“熊津府城”，明是同一地。比较两边叙述，泗沘城当即熊津府城。大意觉迷以为刘仁愿等本在泗沘，后迁熊津，《文武王答薛仁贵书》误两地为一处。但文武王金法敏即当事人，对此事了如指掌，又无必要籍此混淆视听，《文武王答薛仁贵书》所叙似不误。两《唐书》一直称刘仁愿等留镇处为“百济府城”，且多处提到仅此1城，并未见迁移之说，但没有明确指出此“百济府城”是泗沘还是熊津。《三国史记》卷42《金庾信传中》龙朔元（661）年六月条载：“唐高宗皇帝遣将军苏定方等征高句丽。入唐宿卫金仁问受命来告兵期，兼谕出兵会伐。于是，文武大王率庾信、仁问、文训等发大兵向高句丽，行次南川州。镇守刘仁愿以所领兵自泗沘泛船，至鞋浦下陆，亦营于南川州。”这里明确指出刘仁愿的镇所确实在百济都城泗沘，这也是符合常理的。因此，熊津府城、百济府城就是泗沘城，这里既是留守刘仁愿、金仁泰的镇所，也是熊津都督府的治所。这个都督府设置在百济都城，当然最为重要，所以列在5都督府之首。至于大唐及苏定方为何要在泗沘城设立熊津都督府，而在熊津城设立东明都督府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因为熊津作为都城时百济与中原交流最为频繁，这导致中土人习惯性地将“熊津”视作百济的代名词了吧。
5都督府中剩下的还有马韩、金涟2个，比定较为困难。朝鲜韩国资料一般认为马韩都督府设在金马渚即新罗金马郡、今全罗北道北部的益山，但依我看来这纯粹来自于一个千百年来的误解。朝鲜韩国一直有这样的传说，西汉初年箕氏朝鲜为燕人卫满所夺后，其末代君主“武王”箕准率部南下马韩取地复立，自称“韩王”，直到新莽时才灭绝。《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援引了类似的故事，但没有明说箕准覆灭、马韩复国的时间。我在《关于正始七年魏韩战争》一文中已经指出，箕准的复辟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至迟公元前2世纪后期就已完结。百济金马渚地方很早就有传说，“武康王”曾至此建立王都，还和其妃善花公主来此巡游，至今仍有一些遗迹。自王氏高丽时代起，人们便认为这个“武康王”就是古朝鲜“武王”箕准，他当年来到金马建立了马韩，此事被记入《高丽史》。由此，古今学者多认为马韩的都城就是金马也就是马韩乾马国，而大唐设立的马韩都督府也在此地。《大东地志》经过考证，认为这纯属误会。此“武康王”实为百济武王扶余璋，也就是《三国遗事》中的“薯童”，其妃正是新罗真平王之女善花公主；该故事今已被韩国拍成电视剧《薯童谣》，当然情节并面目全非。百济武王在位期间立别都于金马渚，而后人误将其与朝鲜王准混为一谈，导致金马渚有了马韩之称。可惜的是，《大东地志》虽然纠正了《高丽史》以来的谬误，但仍旧把马韩都督府比定于金马。我认为，既然金马是马韩故都的证据已经不能成立，那么将马韩都督府治所定在金马的依据也就不复存在，马韩都督府当到别处寻求。在此也一并纠正我过去关于益山乾马国是继稽山目支国之后的马韩政治中心的观点，目支国被曹魏乐浪、带方2郡攻灭后马韩政治中心在何处或是否仍存在政治中心的问题需在今后再另做考查。
我们已经看到，5都督府中的3个即熊津、东明、德安分别设立于百济都城、北方治所和东方治所，那么其余两个都督府也很有可能设立于5方治所，而不是一般的郡县。则马韩、金涟都督府当首先从中方治所古沙夫里、西方治所豆乃山或碧骨、南方治所居知山或阿次山中寻找。而南方偏远，又在海上列岛，地位相对次要，地位重要的马韩都督府又当首先在中方和西方寻求。
《唐扶余隆墓志》云：“而马韩余烬，狼心不悛，鸱张辽海之滨，蚁结丸山之域。皇赫斯怒，天兵耀威，上将拥旄，中权奉律。吞噬之筭，虽禀庙谋，绥抚之方，且资人懿。以公为熊津都督，封百济郡公，仍为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公信勇早孚，威怀素洽，招携邑落，忽若拾遗，翦灭奸匈，有均沃雪。寻奉明诏，修好新罗，俄沐鸿恩，陪觐东岳。”由此可知，百济复国运动兴起之后、百济与新罗会盟结好、扶余隆参加高宗泰山封禅之前，扶余隆曾受命熊津都督，被册封为百济郡公，且出任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扶余隆与新罗文武王会盟熊津发生于麟德二年八月，而麟德元（664）年二月双方也可能有过一次初步的会盟。那么，扶余隆出任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只能在龙朔元年至麟德二年之间。龙朔二（662）年七月三十日丁巳，高宗诏从三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其时扶余隆也一并随行。可推断，扶余隆当时的职务正是墓志中提到的“熊津道总管兼马韩道安抚大使”，系孙仁师的部下。这里提到了“马韩道”并任命了安抚大使，则“马韩”当时似有特殊状况。安抚大使的职能在于招讨叛逆，怀柔归顺，扶余隆以百济故太子身份前去当收奇效。
《李绩奏状》中有“古四州，本古沙夫里，五县：平倭县，本古沙夫村；带山县，本大尸山；辟城县，本辟骨；佐赞县，本上社；淳牟县，本豆奈知”。其中平倭县、古沙夫村即中方治所古沙夫里，显然也是此古四州治所，在今古阜。辟城县、辟骨就是金堤，淳牟县、豆奈知就是万顷，此2县置于原西方治所一带；大尸山、带山即今泰仁。“平倭”的名字十分特殊，有特殊意义，或许唐罗联军曾在此地大败过倭军。由此，古沙夫里很可能是百济复国军及倭国援军的重要据点。而相比之下，“辟城”、“淳牟”字面含义并不明显。由此，古沙夫里是马韩都督府治所的可能性较高。
我在《马韩百济异史料》一文中早就指出，狗素国、古四邑原是马韩余孽据点之一，于公元4世纪中后期被百济夺取，从此成为百济向南开拓的重要基地。因之，用“马韩”来指称古沙夫里所在的中方一带比较合适。而《日本书纪》《天智纪》元（662）年十二月条载：“丙戌朔，百济王丰璋、其臣佐平福信等与狭井连（阙名）、朴市田来津议曰：‘此州柔者远隔田亩，土地硗确，非农商之地，是拒战之场。此焉久处，民可饥馑。今可迁于避城。避城者，西北带以古连旦泾之水，东南据深泥巨堰之防，缭以周田，决渠降雨。华实之毛，则三韩之上腴焉，衣食之源，则二仪之隩区矣。虽曰地卑，岂不迁欤？’于是，朴市田来津独进而谏曰：‘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相近兹甚！若有不虞，其悔难及者矣。夫饥者后也，亡者先也。今敌所以不妄来者，州柔设置山险，尽为防御，山峻高而溪隘，守易而攻难之故也。若处卑地，何以固居而不摇动及今日乎！’遂不听谏，而都避城。”扶余丰决定迁都避城即金堤的时间是龙朔二年十二月丙戌朔，因是年闰在七月，则据孙仁师等受命东征已有6个月合计149天之久。当年苏定方自三月十日受命至七月十八日俘获义慈王也只用去126天，则此时熊津行军道的兵马肯定已至百济，扶余隆安抚马韩道的行动已经展开。如果马韩都督府治所在金堤，早已成为唐军主攻目标，扶余丰便不可能提出迁都于此的想法。万顷与金堤间距仅8、9公里，情况大同小异，至此可将西方的碧骨、豆乃山均排除在马韩都督府治所之外。而古阜距金堤17至18公里，是步军大半天的行程，与“避城与敌所在之间一夜可行”之语相吻合，则古沙夫里或许就是倭将朴市田来津所说的敌军所在。如然，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比较完整的轨迹：扶余隆于是年七月受命“马韩道安抚大使”，后随孙仁师东征，至十二月前已经击败了马韩都督府治所即古沙夫里的倭军，从而完成了马韩道的安抚任务，并对西方辟城一带的百济复国军构成很大威胁。
至此，我推定5都督府中的第三个马韩都督府在中方治所古阜古沙夫里，而不是长期误定的益山金马渚。剩下最后一个金涟都督府因缺乏足够的判断依据，只能在西方、南方4个可能的治所中存疑了。因为唐代的州相当于过去的郡，故而百济其余的36个一般化郡及西方风达郡、南方安陵郡之一就被改为37州。每州立其酋帅为刺史，地位略低于5个都督，高于更小的250个羁縻县令。
依照唐朝制度，羁縻府州县长官的品阶是不确定的，只是依照其威望高下、与朝廷关系远近亲疏而授予都督、刺史之类的虚衔，浮动范围大致与正设府州县相当，但无俸禄方面的规定。而在羁縻府州县还有一些汉官任职，他们的品阶目前无法确定，其俸禄用当地土物发放。
关于都督：乾陵石人题名中有“左威卫将军兼鹰娑都督鼠尼施处半啜勤德”、“左领军将军兼千泉都督泥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故左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靳”、“故左卫将军兼颉利都督拔塞干蓝羡”、“故左威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斯”、“故左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靳”。这些昔日西突厥“十姓”头领所立的都督都是从三品将军衔，其地位相当于正设下都督。前面提及的回纥翰海都督兼有正三品大将军衔；永徽元（650）年，之前被俘的龟兹王白诃黎布失毕被任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放归其国为王、龟兹都督；万岁通天元（696）年拜康国王笃婆钵提为正三品左骁卫大将军、康居都督。这些羁縻都督均与正设的中都督地位相当。甚至有时候还会出现从二品“大都督”级羁縻都督，如高句丽降将辽东大都督泉男生、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金彦升、回纥瀚海大都督药罗葛承宗等，而正设的大都督则必须由亲王遥任。
关于刺史：《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录“父朏汗，贞观初率所部五千人入朝，诏置维州，即以朏汗为刺史，拜左武卫将军”。安朏汗为从三品左武卫将军、维州刺史，相当于正设上州刺史。《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载：“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侄薛尚悉曩、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于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于麟德殿。授立悉银青光禄大夫、归化州刺史；邓吉知试太府少卿兼丹州长史；薛尚悉曩试少府少监兼霸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三品文散官，则东女国所设归化州也和正设上州相当。逋租王弟邓吉知任试太府少卿，南水王侄薛尚悉曩任试少府少监，二人都被赐予了当时已经和散官、员外官无异的试官荣衔，实任太府少卿、少府少监分别为从四品上、从四品下；正设上州长史不过从五品上，则羁縻丹、霸两州地位也一定不低。同卷《东谢蛮传》中有“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正议大夫为正四品上文散官，也是蛮州刺史宋鼎的“本品”，其中不见“守”、“兼”、“行”等职事官与散位不等阶时所用之词，则蛮州刺史宋鼎相当于正设中州刺史。据两《唐书》记载，唐朝边境地区存在数量巨大、时存时废的羁縻州，其中相当一部分规模很小、人口极少又不重要，这种情况在南方蛮獠之地尤甚。像这样的羁縻单位不过空具州的名义而已，甚至连官府都没有，或仅有一块石碑标示此为大唐制下羁縻州，这种羁縻州刺史的品阶应当不会超过正设下州刺史。
因为羁縻府州县的长官通常是世袭的，而本品、军衔等却是由唐朝另外赐予，所以可能会出现继承者品阶与相应的都督、刺史、县令原品阶不等的情况。一般地，若继承者品阶更高，羁縻府州县就可能升级；若继承者品阶较低，在其获得朝廷提拔之前则暂以“检校”出任长官。附带说明，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以《智城碑》“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辨”认为廖州刺史地位很低是没有足够依据的。
从百济5都督府的重要性来看，应与西突厥“十姓”部落相当而低于回纥、西域各国，以从三品下都督为宜。而在百济建立的37州也都地域狭小，重要性又低于5都督府，一般都是正四品上中州刺史、正四品下下州刺史的品级。至于250县令，则各依其地大小授予品阶，最高从六品上，最低从七品下，互不相同。
虽然苏定方早早地将诸多羁縻行政单位的数字刻制在《大唐平百济国碑》上，但具体的颁授活动却未必及时完成。七月十二日百济都城泗沘沦陷，唐军才开始有机会获得百济地方建制及户口账簿等第一手资料。七月十八日义慈王被俘后，大规模的百济地方官员送款请降活动才逐渐开始，百济首领祢植、古鲁都、□奉武□、扶余生受、延尔普罗等都是在此后归顺的。至八月十五日纪功碑树立完毕，前后才一个多月。就算苏定方在大唐时已经准备好了相当的材料，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需要编制292个羁縻长官的名录，制作其所需的印信、告身等凭据，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更不说各羁縻府州县下的其他官吏了。而且，在如此多的羁縻单位中逐个安置汉官参理也是不可想象的，长史、司马、参军等用于监察羁縻单位并负责为其书写汉语文书的人员需要特别挑选，数百个参理汉官的名单也不是东征唐军一下子拿得出来的。因此，截至八月十五日止，羁縻府州县官员的颁授工作肯定还没有完成，《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旧唐书》《高宗本纪》上的记述名不副实。八月十六日左右，由于唐罗联军的野蛮暴行，百济复国运动兴起，羁縻府州县的建立工作更陷入瘫痪之中，或许部分先前已经接受羁縻官职的百济旧臣也加入到了复国军的行列里。随着复国运动日益高涨，羁縻单位大多名存实亡，至苏定方率大军押解犯人返唐后，讨平百济、设立大量羁縻府州的努力几乎前功尽弃。
九月三日苏定方正式启程前，他把这块土地上几乎不可收拾的残局交给了自己的部下“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泗沘镇将刘仁愿和他手下的1万唐军；同时，应苏定方的要求，新罗王金春秋命其子金仁泰率领7千罗军留守泗沘，与刘仁愿协同作战，听其调遣。唐朝留镇兵马一般都要有名分，即设立某种形式的军事或行政机构，这种机构一般可称为军府或军镇，刘仁愿等留镇百济也不例外。唐朝的军府或军镇种类繁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折冲府外还包括都护府、军、镇、城、守捉、营、特别驻军的府州郡，后来又有节度、经略、防御、观察等使之名。折冲府地位太低，可予以排除。那么，刘仁愿所部究竟属于哪一种军府、军镇的驻军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刘仁愿、金仁泰所镇泗沘城在《旧唐书》中一直称为“百济府城”或“府城”，《新唐书》则称之为“百济城”，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两《唐书》中凡是提到“府城”的，必定是某个都护府、五京中的“府”、都督府、节度等使所治，则“百济府城”也不外如是。《三国史记》中曾把泗沘称为“熊津府城”，而熊津是都督府的名字。但起初的熊津都督是王文度，刘仁愿应另有职衔。
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官北里扶苏山一带保存了一块名为《唐刘仁愿纪功碑》的残损碑石，该金石文资料对于理清刘仁愿的经历和事迹极有价值。该碑称刘仁愿的祖上历来是北朝重臣宿将，而其父刘大俱更曾任大唐使持节同、绥二州总管廿四州诸军事绥州刺史，一直当到右骁卫大将军、冠军大将军这样的正三品职事官、武散官，拥有上柱国的勋位和彭城郡开国公的爵位，可谓地位显赫。刘仁愿身为贵胄，年轻时起家弘文馆学生，但他后来还是从武，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征讨高句丽有功，获得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等勋爵，并成为右武卫凤鸣府左果毅都尉。上府果毅都尉从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从六品下，此时刘仁愿的品阶尚无法确定。贞观二十一（647）年，随李绩经略延陀、迎接突厥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安抚九姓铁勒，因功授正五品上右□卫郞将，以是观之，凤鸣府似为上府。但次年刘仁愿再度出征辽东，结果兵败除名，当年又授右武卫神通府左果毅都尉，比原先的郎将有所降低。永徽七年，刘仁愿又跟随程知节西征阿史那贺鲁，如前所述，此役结果很不令高宗满意，从军将领大多受到处分，但刘仁愿却于显庆元年由果毅都尉右迁左骁卫郎将，这似乎暗示了些什么。我们注意到，葱山道行军以前，刘仁愿基本出任右武卫的职务，而王文度在此前正是右武卫将军，即名义上刘仁愿是王文度的下属；而葱山道行军后他便改到左骁卫任职，接下来以苏定方为首成功的伊丽道行军中正有番将左骁卫大将军回纥婆闰，而之后苏定方也由右屯卫将军升至左骁卫大将军，也就是说葱山道行军后刘仁愿就多次跟随苏定方四处征战。他从王文度的下属转为苏定方的麾下，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吗？显庆二年，刘仁愿因为门第的缘故获得“超进三阶”的恩敕，按理来说应该达到了正四品下的本品，之后几年里他又安抚铁勒、宣劳吐谷浑及吐藩。直到显庆五年，他以从四品上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作为嵎夷道下一名行军总管跟随苏定方讨伐百济，再立军功。这里回溯他官阶上升过程，知显庆二年时升至从四品上，则葱山道行军后为正五品下“宁远将军守左骁卫郎将”，职事高于散位，比此前至少高出2阶，在葱山道行军诸将处置中实数罕见。碑文载，苏定方“合境遗黎安堵，如旧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即以君为都护，兼知留镇。”这里终于揭示了刘仁愿战后担任的职务，系大唐押领百济的“都护”。《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中也有：“都护刘仁愿，远镇孤城，四面皆贼，恒被百济侵围，常蒙新罗解救。”金石文资料和半岛史籍可相互照应，都护之任当无可疑。此都护虽为苏定方所署，但之前一定得到了高宗的授权，应属唐朝正式官职，只因存在时间较短，故湮没史籍中，遂成一失落的都护府。依《旧唐书》体例，此都护府似即名“百济都护府”，故有“百济府城”之称。熊义民在他的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中提到了唐代百济存在都护府的问题，但没有指出该都护府的名称。
百济都护府设立的作用和意义可以参考8年后安东都护府设立的情况，而唐灭高句丽后设安东都护府正可作为百济都护府设置的参考证据。《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安东都护府”条载：“总章元（668）年九月，司空李绩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卷44《职官志三》载：“都护之职，掌抚尉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新唐书》卷49《百官志四》载：“都护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总判府事。”由此可见，唐代都护府是专门为集中节制某区域内诸蕃羁縻政权而设立的带有较强军事性质的机构，这些都护府都有相当数量的唐军驻扎，并由名为都护或副都护的将领统辖，监视安抚管内诸羁縻政权，并负责该地区内的安防。高句丽灭亡后，唐朝在其故地设立9都督府、42州、100县，并专门在原高句丽都城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押领，以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兼检校安东都护，与刘仁轨一同镇守平壤。
但有学者根据《全唐文》卷194杨炯《唐右将军魏哲神道碑》指出，薛仁贵之前还有魏哲出任过此职，薛仁贵并非真正的首任安东都护。该碑文称魏哲“麟德元年诏迁左骁骑中郎将，寻检校右监门、左武卫将军，本官如故。……乾封元（666）年诏加明威将军，本官如故。……是岁也，诏公为辽东道行军总管。……二年诏加上柱国，仍检校安东都护。……总章二（669）年三月十六日，构疾薨于府第，春秋五十有四。呜乎哀哉！诏赠左监门将军，礼也。”由此可知，魏哲在乾封元年时本品为从四品下明威将军，和正四品下左骁骑中郎将这样的职事官相比是较低的。但是，同年魏哲随同出征辽东，这显然是唐朝接应被兄弟排挤的高句丽泉男生的军事行动，战斗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魏哲于次年获得上柱国勋号，同时出任“检校安东都护”。总的来说，魏哲的品阶较低，纵使以其职事官论也只是正四品下中郎将，因此不能担任级别较高的都护，而只能“检校”之。依碑文看，魏哲检校安东都护时高句丽尚未灭亡，唐朝只是接收了叛臣泉男生的领地，该安东都护所管地域狭小，所以其都护之任也没有获得唐朝的充分重视。而且当时辽东的形势尚不容乐观，高句丽实力仍较强，唐罗联军的侵攻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成功。魏哲上任时年已52岁，2年后即总章二年三月终于任上，死后追赠从三品左监门将军。魏哲去世了以后，薛仁贵才接任为“检校安东都护”。刘仁愿为百济都护时管内动荡，此与薛仁贵上任时高句丽已定是不同的，故而他与魏哲的境遇更为相似。
《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均仅记唐朝都护有从二品大都护、正三品上都护2等，但实际上唐代都护尚有从三品中都护、正四品上下都护2等。都督、都护本为2级，后细分至3级，官阶由从二品至从三品。大、上、中、下4级都督府制度形成于玄宗开元年间，都护府的等级设置长期和都督府的等级设置相似，4级都护的设置可能也出于此时。后来，唐朝废中都护、上都督，都护、都督皆改为3等，上都护与中都督同为正三品，下都护、下都督回升至从三品。据各种史料记载，安东都护府的等级多次变化，下都护、上都护、大都护均曾设置，是否有中都护情况不明。具体分析起来，安东都护府自高句丽灭后统管其全境，则为正三品上都护；后受到新罗侵逼，大片土地沦陷，龟缩在辽东一隅，可能降为正四品上下都护；但之后其又负责东北地区靺鞨等族安抚，并由幽、营大员兼任，地位得到提升，以至于玄宗时期升为从二品大都护，改由亲王遥领，由从三品副大都护执掌。
薛仁贵接替魏哲时本有从三品军职，若安东为下都护，则品阶相当，无须“检校”。故此可知，当时安东都护确为上都护，其职高薛仁贵1阶。而唐朝历来重高句丽轻百济，职责相近的安东都护只是上都护的话，百济都护不会超过这个品阶。考虑到百济复国运动平灭后刘仁愿以从三品右威卫将军的身份主持百济与新罗会盟，此前他应受到了高宗嘉奖，之前本品不会比从三品高，则百济都护只能是从三品下都护。大唐以刘仁愿出任百济下都护的本意是令其掌管百济的292个羁縻府州县，同时也是对他在讨平百济之役中杰出表现的赏识，但刘仁愿任内却长期与新罗王子金仁泰一起极为艰难地困守府城泗沘，没有几日安宁。这个都护府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百济的羁縻政权，唐朝在此陷入了完全的被动。这是高宗与苏定方当初制定1下都护府、5羁縻下都督府、37羁縻州、250羁縻县的管理体制时没有考虑到的，也就注定这种初设建制维持长久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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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五、熊津都督府与带方州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高宗于八月十二日接到苏定方传来的捷报后不久，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前往百济安抚余众。这一举措直接改变了熊津都督府的性质，将其由一个百济人领衔的羁縻都督府转变为一个由汉官执掌的正设都督府，也就把百济故地1都护府、292羁縻府州县的既定方案改为了1都护府、1都督府、291羁縻府州县。高宗此举是希望早日将苏定方及10余万精兵召回他用，而以王文度的熊津都督府加强唐在百济的押领力度，尽量保持稳定。可他没想到苏定方安抚无策而造成百济一片混乱，更没想到王文度济海而卒，根本就没有起到安抚余众的作用。于是，担子全压到了孤守泗沘的刘仁愿身上。
九月三日苏定方启程回国，大约九月二十五日此消息传至洛阳，高宗得知大军凯旋归来，心情一定不错。十月初，新罗王金春秋所遣露布使金天福来到东都，高宗对其隆重接待，并抚慰新罗，赞誉其君臣在讨平百济战争中所立功业，同时还可能约定半岛后续事宜，如安抚百济、夹击高句丽等。直到此时，高宗及百官文武还都比较乐观，但不久他们就不得不担忧起来。九月二十三日泗沘被围，该消息如由飞驿正常传递则在十月十六日前后可抵洛阳，但锦江和百济西部沿海已被复国军控制，飞驿很可能需要通过新罗方面转达急件，最终送达当在十月十八日左右。该告急文书应当已使朝中某些人感到震惊，不过在那些为东征张目的大臣伪饰之后，高宗凭借自己对苏定方、王文度的信任没有对此立刻作出决定。当约3天后王文度猝死于新罗的消息飞驿入阙时，高宗终于皱起了眉头，如果没有王文度的呼应，刘仁愿将得不到大唐的外援呼应，光依靠明显另有他图的新罗人是难以妥善解决百济那混乱局面的。此时，苏定方已经押解大量遗民进至离东都约500里的地方，估计10天后就能进京，高宗或许希望在处置百济俘虏之后才商议此事，暂时没有做出针对百济复国军问题的处置方案。十一月一日，苏定方等入阙，高宗斥责了义慈王及其他百济俘囚后将他们都当庭释放，以示天朝皇恩浩荡，在他们面前高宗是不会流露出对百济现状的担忧情绪的。同日，反应慢一拍的高句丽终于对新罗北部重镇七重城发起猛攻，新罗军主匹夫战死。这对百济的唐罗联军也是一大打击，但这个情况未必报入洛阳，即使飞驿送达也是在1个月以后了。
随后，高宗就百济复国运动的具体细节向苏定方做了质询。苏定方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对平民的杀戮和抢掠是复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而会反复强调百济人狼心不改、本性难移。高宗此时更希望能早日解决高句丽的问题，完成父亲的遗愿，而苏定方正是他器重的人选，故而不会对其过多苛责，加上之前已经曲赦东征将士，也就没有进一步追究百济国死灰复燃的责任。而苏定方得知熊津都督王文度暴卒后，一方面心中窃喜少了一个仇家，另一方面则为留镇刘仁愿和1万唐军的安危忧虑起来。高宗随后与众臣商议，决定再派人前往百济，接替王文度的未完工作，解刘仁愿之围。然而，众人已知百济山海之远隔、形势之严峻，又有王文度济海而卒这样大不祥的先例，难免有畏难情绪，互相推诿，根本无人自告奋勇前往戡乱。此时不知是谁想到了前不久获罪免官、白衣从效的青州刺史刘仁轨，大家也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高宗便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刘仁轨已成白衣，起复较高官阶一定受到与之结怨且横行朝野的李义府坚决反对，结果只给了从五品上下的位阶，根本不可能委以都督之任。而前见魏哲、薛仁贵分别以正四品下、从三品检校正三品的安东都护，相差也不能太多，则刘仁轨甚至连“检校都督”都不够格。争论一番，最后高宗只好决定另设带方州，以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之众，而把“熊津都督”这个职务交给了已经是百济都护的刘仁愿兼任。李义府千方百计想致刘仁轨于死地，苏定方则比较看好刘仁愿，中间又有许敬宗串连，他们几个人聚成一党，挺“愿”扼“轨”，遂有这种结果。至此，唐朝在百济的建制变为1都护府、1都督府、1州加上若干残存虚挂的羁縻府州县，而都护府、都督府基本上是一套班子。
前面已经提到，百济都护府是一个下都护府，那么由刘仁愿兼职的熊津都督府也应当是一个下都督府，此亦可倒推至王文度在任时。这个都督府的从属官员或许还有些兵丁此前已随王文度到了新罗，但新任都督刘仁愿被困孤城数月，连任命文书都未必及时接收，更不用说指挥王文度余部了。所以，高宗才让没有“熊津都督”名号的刘仁轨暂时代统王文度之众。而这些人在刘仁轨到来前群龙无首，基本没有展开什么有价值的活动。等到刘仁轨带领他们协同新罗军解泗沘之围与刘仁愿胜利汇合后，他们就转而接受刘仁愿的指示，包括刘仁轨本人在内都归于这位大唐驻百济最高军政长官的领导。
带方州的问题比较复杂。汉武帝时所设乐浪郡中有带方县，三国辽东公孙氏以来又立带方郡，晋代以后屡迁内地；百济一直自称建国于带方故地；仅高丽僧一然所撰《三国遗事》中就记有2个“带方”即所谓“南带方”、“北带方”；《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李绩奏状》中也有所谓“带方州”的设置。凡此种种，分别错乱，时代久远，考定颇难。
一般认为，公孙氏的带方郡就是在原来的带方县基础上建立的，关于其具体位置目前较占优势的是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说，该说以凤山邻近的瑞兴江为古“带水”，因为此地发现了“带方太守张抚夷墓”。但我的看法与之不同。首先，凤山、瑞兴江的比定与《汉书》卷28《地理志》含资县条“带水西至带方入海”的记载不符。瑞兴江是载宁江支流，而今载宁江是大同江支流。大同江已被普遍认可为古“列水”，乐浪郡有列口县，历来为溯江而上进取平壤的战略要地，当在列水入海口附近。而今黄海南道西北的殷栗曾名“栗口”，与列口音近，又正在大同江入海口南岸，目前学者普遍认为殷栗即古列口县所在。由此可知，入海口为列水所据，古时瑞兴江根本没有“入海”之说，而位于内陆的凤山也不能与字面上看来临海的带方县相匹配。其次，其最关键依据只是带方太守墓的考古发现，而不是带方城的遗址，以此比定带方位置未必牢靠。黄海南道安岳发现了“逸民含资王君砖”、“含资逸民王君砖”，我们也可以按照以“带方太守张抚夷墓”判定带方位置的思路认为含资在安岳，但该地已在载宁江以西，也可用来否定前述“凤山说”中带方、带水的位置。所以，除非发现了城址或者与县城、郡治密切相关的衙署、庙堂遗址，带方县、带方郡的位置比定问题就继续存在，还不能认为已有定说。由于两汉县域范围都较大，带水流经含资至带方入海似为较大河流，又知在大同江以南，则可搜寻该区域内有一定长度、自东向西流且有独立入海口的河流。大同江以南满足这些条件位置最靠北的河流乃是临津江，而今临近江是汉江支流，入海口在朝鲜开城南、韩国江华岛北。唐龙朔元年讨伐高句丽时曾有“含资道”，明确含资仍为高句丽所有，而此时汉江流域尚属新罗，则含资必在临津江流域或更北。由此，带水应指临津江及其支流，带方在临近江古“入海口”即今汉江入海口附近，含资则在临津江中上游范围内。有趣的是，今开城南有地名德水，此处高句丽时代名“德勿”，“勿”义即水，新罗改今名。“德水”、“带水”发音相近，开城一带或即带方所在。因之，大同江以南至临津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属带方郡故地，而公孙氏在新拓地上建立的南新县甚至可能在临津江与汉江之间。
百济立国于汉江以南的汉山城，即今韩国京畿道广州，距离汉魏时期的带方、南新不远。且公孙氏设立带方郡以后，南方韩倭民族朝贡事务均由带方处理，和百济接触最多的汉郡也肯定是带方。所谓立国于带方故地，或即以此虚言之。到了公元4世纪前期，高句丽大举侵略乐浪、带方，晋建兴元（313）年乐浪首领张统、王遵等率部投奔慕容氏，2郡就此内迁；当年及二（314）年高句丽就基本控制了大同江南北。而百济历来与带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当然不愿意高句丽独霸此地，于是出兵与之争夺，至公元4世纪中期获得了大同江以南即带方故地的绝大部分土地。之后，高句丽与百济两国对带方开始了长达200年的激烈争夺。公元4世纪末，后燕慕容宝曾封高句丽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将带方定为广开土王的封国，之后高句丽竟真的夺得了辽东的土地。此带方也有可能指内迁侨置于辽西的带方，但不管怎样高句丽得到了带方的名义。这时百济也急于获得占领带方的大义名分。北魏延兴二（472）年，百济盖卤王曾遣使孝文帝，表文中提到其私署“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此人作为使节来到北魏请求夹击高句丽，但遭到魏廷委婉拒绝。南齐永明八（490）年，百济东城王上齐武帝表文中有“臣所遣行建威将军、广阳太守、兼长史臣高达……达边效夙著，勤劳公务，今假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齐武帝便按照百济的要求下诏，赐予高达将军衔及太守之任。可见此时南朝已经无法控制带方等地，干脆承认了百济对带方的主权。到了北齐武平元（570）年，齐后主册封百济威德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带方”首次进入百济王的爵位中。隋开皇元（581）年，文帝再册威德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但是大业八（612）年炀帝征高句丽时右路“第十一军可带方道”，可见此时隋朝知道带方故地已并入高句丽疆土，实不属百济。唐武德七（624）年，高祖“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给予3国“辽东”、“带方”、“乐浪”的名号，希望他们和平共处。贞观十五（641）年，太宗又册新继位的百济王义慈为带方郡王。高宗仪凤二（677）年又封“司农卿扶余隆熊津州都督，封带方郡王，令往安辑百济余众”。扶余隆之孙扶余敬在武则天时也继承了“带方郡王”的封号，并授卫尉卿。开元十三（725）年，玄宗封禅仪式中还提到了“百济带方王”。也就是说，自北齐开始直至唐代中期，前后百余年间，中土一直将百济与“带方”挂钩，在中原人的概念中“带方”一度成为百济的代名词。
《三国遗事》卷1载：“北带方：北带方，本竹覃城。新罗弩礼王四年，带方人与乐浪人投于罗（此皆前汉所置二郡名，其后僭称国，今来降）。南带方：曹魏时始置南带方郡（今南原府）故云，带方之南海水千里曰瀚海（后汉建安中以马韩南荒地为带方郡，倭韩遂属，是也）。”一然的记述错误颇多。
首先，所谓“北带方”的“竹覃城”当为“竹军城”之误。《李绩奏状》中有“带方州，本竹军城，六县：至留县，本知留；军那县，本屈奈；徒山县，本抽山；半那县，本半奈夫里；竹军县，本豆肸；布贤县，本巴老弥”。这里的带方州治竹军县，本为百济豆肸县，新罗改为会津县，在今韩国全罗南道罗州西面数公里处。军那、屈奈即百济屈乃县，在竹军西9公里。徒山、抽山新罗改牢山，高丽称嘉兴，此地与竹军西南直线距离约60公里。半那、半奈夫里新罗改称潘南，今同名，在竹军南14公里。其余2县也都当在全罗南道西部，或在竹军、徒山之间。
其次，北带方不是汉朝所建。如前所述，汉代的带方县及东汉末曹魏以后的带方郡在临津江口开城一带，与全罗南道西部的这个带方全不相干。我认为，以竹军为治所的这个带方州是唐麟德二年后整合百济羁縻府州所设。
第三，“北带方”也与投奔新罗的所谓带方人无关。《三国遗事》中的“弩礼王”是指新罗第三代朴儒理尼师今。《三国史记》《新罗儒理王纪》四（27）年条并无乐浪、带方人投奔新罗的记载，十四（37）年条却称：“高句丽王无恤袭乐浪灭之。其国人五千来投，分居六部。”此条与一然所言相类，《三国遗事》“四年”或为“十四年”脱漏所致。儒理尼师今十四年相当于高句丽大武神王二十年，《三国史记》《高句丽大武神王纪》是年也有“王袭乐浪，灭之”的记载，之前的十五（32）年条则记叙了高句丽王子好童借助乐浪公主之力灭崔理乐浪国的故事。据《后汉书》，光武帝建武六（30）年平定了乐浪郡土人王调的叛乱并省东部都尉而弃乐浪单单大岭以东原东部都尉管下7县，八（32）年恢复了高句丽的王号；但《大武神王纪》却将东汉平乐浪记在二十七（44）年，误后了整整14年。我参考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一文中的观点并作修改认为：新莽动乱之际，乐浪本土为土人王调所据，而东部都尉领地为崔理所有；新莽天凤五（18）年至地皇四（23）年间高句丽大武神王逐步消灭了崔理的“乐浪国”，从而占有了沃沮、东濊之地；建武六年东汉讨平王调，因光武帝希望改善与高句丽关系便放弃了东部都尉领地，承认高句丽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若干年后，东汉又通过封各县渠帅的方式开始了对濊人的间接统治。如上所见，此时的带方只是乐浪郡下的一个县，而绝不是“北带方”所在的竹军城。另外，新罗年表有明显拉长的迹象，该国似成立于公元1、2世纪之交，直到公元4世纪才崛起。大武神王灭乐浪时新罗尚未建国，也就不可能有乐浪、带方5000遗民来投的事。《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之所以产生乐浪、带方人投奔新罗的传说，主要因为新罗后来获得“乐浪郡王”的头衔，又兼并了“带方”化的百济，控制了半岛大部，需要用这类传说证明其与2郡之间的传承关系及领有这些地区的正当性。
最后，南原不是曹魏时的带方郡，而是王氏高丽的带方郡。如前所述，公孙氏分乐浪郡屯有县以南7县为带方郡，其地主要在大同江以南及临津江流域，而与今韩国全罗北道东南的南原无干。南原在百济时代为古龙郡，新罗景德王十六（757）年置南原小京于此，从此改称“南原”。《大东地志》全罗道南原条载：“本百济古龙。唐灭百济，以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留镇熊州，又于此筑城，以刘仁轨镇之。唐灭百济，以罗州为带方州，而刘仁轨为刺史，始镇公州，次镇南原。故称南原为带方者，此也。后归其地于新罗。……井田：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时，邑内里廛，取法井田，划为九区，至今遗址尙存。”该记载表面上支持了“南原带方说”，但本身逻辑混乱。《大东地志》明言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镇于熊津州，又称大唐于南原筑城以刘仁轨镇守，再叙唐于罗州即竹军城设带方州并以刘仁轨为刺史，然又称仁轨先镇公州即熊津城后镇南原，中间未言及镇守罗州。其牵强附会亦明矣。南原位于百济与新罗之间，地处内陆，位置偏南，刘仁轨为刺史时唐罗关系密切，无须特别防范，仁轨又何必筑城移镇于此呢？而刘仁轨于此设“井田”则有可能，但当以检校熊津都督身份主持此事。《大东地志》也说“唐刘仁轨为刺史兼都督”，并未单言“刺史”制“井田”。《旧唐书》《刘仁轨传》载：“初，百济经福信之乱，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修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途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立皇家社稷。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于是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南原“井田”或为刘仁轨复兴的农田或经营屯田之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南原“井田”被遗存下来，王氏高丽时才将“南带方”与“南原”牵强附会到一起，公元13世纪80年代一然撰《三国遗事》时采此说，高丽忠宣王二（1309）年竟改南原府为带方郡，若干年后又改回南原郡，至近代《大东地志》又承此误说。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南原南带方”与“竹军北带方”对称，但南原却在竹军东北方向，两者的方位也是错乱的。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实际上只有4个：临津江口的古带方（开城）、百济王爵位中的“带方郡”、竹军的“带方州”（罗州）和王氏高丽“带方郡”（南原）。那么，刘仁轨出任的检校带方州刺史究竟是指哪个带方呢？截至显庆五年止，开城的古带方仍在高句丽控制之下，这个带方可以排除。竹军城地方相对偏远，刘仁轨入百济后多数时间在泗沘、熊津等核心地区，麟德元年以后他又以带方州刺史检校熊津都督，如果当时带方州的治所在竹军，他同时兼理熊津都督府、带方州的事务就显得很不方便。南原被排除的理由与竹军类似。于是，我们不得不认为显庆五年高宗临时决定设立并由刘仁轨检校刺史的带方州，是以百济王爵号命名的“带方”州，其治所应当也在泗沘，与熊津都督府重合。当时各正设都督府常以所治州命名，而其都督常检校所治州刺史职；但熊津都督府、带方州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设立的“正设府州”，熊津都督府治于带方州，都督也不兼任刺史，更为关键的是此时的都督府和刺史衙门都不能真正开展正设府州应有的日常工作，在百济复国运动平息前只停于形式、留于表面。
刘仁轨任命具体下达的时间史无明文，但应当在十一月一日至九日之间。因为十七日甲寅高宗已经到了许州，次日乙卯“狩于许、郑之郊”，许州距东都400里，路上约8天，则十一月九日高宗当自洛阳启程幸许州去了。刘仁轨当时很可能也随苏定方等至洛阳，诏令下达当天他便获悉自己得到了起复。刘仁轨生于隋仁寿二（602）年，时年59岁，正处于人生最不得意的阶段。他接到诏令后非常兴奋，竟忍不住对别人说：“天将富贵此翁耳！”又跑到州司衙门里请下历日一卷及七庙讳，放出豪言说：“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他的眼光是锐利的，此刻预见到的后来都成了事实。在此我们还要补充交待刘仁轨遭李义府陷害前后的一些问题。
刘仁轨早年虽然屡次获得唐太宗青睐，但也谈不上平步青云，显庆元（656）年也不过是个正五品上给事中。就在这年，李义府喜欢上一个关在牢里的美妇人，唆使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释放，准备纳她为妾。大理卿段宝玄发现了些蛛丝马迹禀报高宗，高宗便令刘仁轨出面审理此案。李义府担心事情败露，只好逼着毕正义在牢里上吊自杀。就这样，李义府与刘仁轨结下了怨，慢慢准备收拾他。3年后，刘仁轨外放为正四品上青州刺史，比给事中高了4阶，实是升职，而非李义府诟病外贬。
《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五年十二月壬午条载：“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旧唐书》《刘仁轨传》称：“五年，高宗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以后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新唐书》《刘仁轨传》则称：“显庆五年伐辽，义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没。坐免官，白衣随军。”依此叙述，似乎刘仁轨是在为这年征讨高句丽的战役中运粮翻船而被免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年征讨高句丽的人事任命在十二月下发，但并没有立刻实施，次龙朔元年四月还在进行人事调动，直到八月战事才渐入高潮。刘仁轨如果担任这次征讨的粮食督运，就不可能在显庆五年获罪，同样不可能在龙朔元年三月前解泗沘之围。因此，《资治通鉴》卷200记载有误，刘仁轨督漕就是在苏定方东征百济的战争中。
《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七月乙丑条载：“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勿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这里具体描述了李义府陷害刘仁轨的全过程，也证实了刘仁轨获罪于百济之役，应属神丘、嵎夷等道下一分子，免官白衣从效后便随在苏定方军中。八月十二日大赦时此罪全免，及十一月一日至东都，也在高宗嘉奖之列，至此终于起复为官。李义府仍想致他于死地，后来又遣人暗示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杀害刘仁轨。然而，此前刘仁轨刚救了仁愿，又正在用人之际，仁愿不但拒绝了李义府的要求，还十分重用仁轨。若非刘仁愿，刘仁轨日后恐怕也坐不上宰相之位了。
刘仁轨十一月受命，约十二月准备完毕后启程，次年一月初抵达新罗与王文度余众会合，随后向新罗请兵。此前数月内新罗王金春秋大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态势。九月二十三日泗沘被围，二十八日金春秋与王文度会晤于三年山城，十月九日至十八日他趁百济复国军与刘仁愿相持于泗沘之际猛攻百济南方的尔礼城即尔陵夫里郡，将其周边20多城兼并。按百济本土42郡250城计，金春秋此间取得的20余城大致相当于3到4个郡的范围，收获实在不小。直到十月三十日，金春秋才回师泗沘，时刘仁愿已被困1月有余。新罗军向围城的复国军发起进攻，毙敌1500人，但此时复国军之众早已数万，罗军没能解围。金春秋见复国军势头正盛，又率军南下避其锋芒，于十一月五日至七日进攻金马渚，破百济王兴寺岑城，毙敌700人。金马渚郡自百济武康王时起成为陪都，武康王在此兴建了很多规模宏大的建筑，至此为新罗所陷。金春秋拿下金马渚后也没有再回头救援泗沘，而是直接回归都城金城去了，当月二十二日归京后论功行赏，此时刘仁愿已困守2个月了。
刘仁轨到新罗后，武烈王金春秋拨给他一部分兵力。随后，仁轨率王文度余众与数量不多的新罗兵走百济西海岸至熊津江口准备溯流而上与刘仁愿等会合，遇上了道琛所率的数万复国军。道琛在江口两岸分别立栅，遭到刘仁轨和新罗兵的夹击后大溃，加上溺死河中的足有1万余人。道琛被迫解围退回根据地任存城，而新罗援军粮草接济不上先行撤回。刘仁轨因为兵力较少只能放弃追击，转而进入泗沘城与刘仁愿、金仁泰的唐罗联军主力会师，熊津都督府、带方州与百济都护府3套建制汇拢。至此，泗沘城终于解围，前后被困了整整4个月。
刘仁轨身为检校带方州刺史，自然是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的下属。而刘仁愿出身军旅，不擅长书写，刘仁轨便代为起草文书，显然起到了刘仁愿文职副官的作用。刘仁轨在百济复国运动平灭后得代刘仁愿为镇守，很快超6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检校熊津都督，获得了正州刺史的品阶，即从三品、正四品上或正四品下。后来刘仁轨又因治理百济故地有功而入京为从三品大司宪，按理来说这应当是升迁，则之前所任带方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检校带方州刺史为从五品上下。下都督府的长史从五品上，司马从五品下，这正与刘仁轨此时的本品相当，则刘仁轨当时是否以检校带方州刺史又兼署了熊津都督府长史或司马亦未可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刘仁愿将随父前来的刘仁轨之子刘濬署为熊津都督府参军，让这位青年成为了自己的僚属。
据《大唐故十学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河间县开国男赠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称其“年十七从文献公平百济，功授熊津都督府参军。……长流岭南，终于广州，春秋卌有七。延载元（694）年，权殡河南午桥东原。夫人陇西太君李氏……及公枉殁南荒，夫人携幼度岭，行哭徒跣，扶榇还乡。寒暑四年，江山万里，一朝至止，谁不嗟伏。”这里说刘濬去世于延载元（694）年之前4年即载初元（690）年，享年47岁，则其出生于贞观十八年，他17岁那年即显庆五年正是刘仁轨受命平定百济的时间。而依《旧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子濬，官至太子中舍人，垂拱二（686）年为酷吏所陷，被杀，妻子籍没”和《新唐书》《刘仁轨传》所载“子濬，官太子舍人，垂拱中为酷吏所杀”推算，他17岁时才显庆元年，大唐根本没有百济方面的战事，明显有误。应是刘濬垂拱二年遭诬陷流放广州，4年后的载初元年死于流放地，《旧唐书》将流放及死亡连书，《新唐书》因力求文字简约更至错误。今当以墓志铭更正两《唐书》所记不实。
依前所述，刘仁轨初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为从五品上下，依唐朝制度其子可得荫官。《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从八品下文散官称“承务郎”，武散官称“御侮副尉”。这正是刘濬当时可以获得的荫官本品。而有趣的是，“下都督府参军事”正是从八品下职事官。我认为刘濬担任的熊津都督府参军实际上是刘仁轨刚与当时的熊津都督刘仁愿会合时由仁愿依荫官制度所署的，而不是真的因功所授。试想他当时年纪如此幼少，能有功绩几何，且若真为凭借自身功劳进官恐怕就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参军了。同时也可以此证明熊津都督府确实是一个正设下都督府，其都督为从三品。
等到百济复国运动被平定，李义府一党倒台，新罗与百济的会盟完成后，刘仁轨才调入京中升任从三品大司宪，刘濬自然也随父进京。此时若不论其功绩，仅凭父亲荫官也已远超下都督府参军。《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载“从三品子从七品下”，从七品下散位称“宣议郎”，这是刘濬当时可以获得的最低本品。《大唐故十学士太子中舍人上柱国河间县开国男赠率更令刘府君（濬）墓志》中刘濬继熊津都督府参军之后的下一个官职是正七品下太子通事舍人，这应该是朝廷考虑到刘仁轨、刘濬父子在百济6年的辛劳后给予的恩待。
除刘仁轨、刘濬可能在熊津都督府、带方州这两个大唐在百济的正设地方行政单位效力外，我目前尚找不到该时期其他类似人物的相关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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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六、白江口补遗考证（上） 大意觉迷的文章中已在极为广阔的视野里十分详细地考证了白江口之战前后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分析了不少疑点，给出了很多新颖而有价值的结论，对我很有启发。但大意觉迷的文章由于侧重点的关系，也并非面面俱到，忽略了某些细节，或在论述上稍有偏差。下面，我就给出一点补遗性的考证，某些也与大意觉迷不同，以供方家甄别。阅读本节时也请先参考大意觉迷文章中的相关部分。 刘仁轨与刘仁愿会师后不久曾派遣1千唐军出城，对熊津江以东地区发动过一次反攻，但得到的却是全军覆没的惨败结局。于是，他们只能向新罗请兵，试图联合发起第二次反攻，《三国史记》对此记叙较详。《新罗武烈王纪》载：“八年春二月，百济残贼来攻泗沘城。王命伊湌品日为大幢将军，迊湌文王、大阿湌良图、阿湌忠常等副之。文忠为上州将军，阿湌真王副之。阿湌义服为下州将军，武欻、旭川等为南川大监，文品为誓幢将军，义光为郞幢将军，往救之。三月五日，至中路。品日分麾下军，先行往豆良尹（一作伊）城南，相营地。百济人望阵不整，猝出急击不意，我军惊骇溃北。十二日，大军来屯古沙比城外。进攻豆良尹城，一朔有六日，不克。夏四月十九日，班师，大幢、誓幢先行，下州军殿后。至宾骨壤，遇百济军，相斗败退，死者虽少，失亡兵械辎重甚多。上州、郞幢遇贼于角山，而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二千级。王闻军败大惊，遣将军金纯、真钦、天存、竹旨、济师救援。至加尸兮津，闻军退至加召川，乃还。王以诸将败绩，论罚有差。”《资治通鉴》卷载：“（刘仁轨）上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此可作其补充。 新罗王接到大唐的诏命后以将军品日挂帅，分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5军挺进，并在南川准备了预备队。三月五日，品日所部偏师先进至控制在百济复国军手中的豆良尹城南部，准备选择合适的地点扎营。豆良尹城本为百济悦己县，在今忠清南道定山，距泗沘城所在的扶余东北仅16公里；又在泗沘、熊津两城正中的熊津江段右岸，离江水仅5公里；定山西面3公里处又有海拔561米的七甲山，豆良尹城百济军显然也可退守山区。新罗军将豆良尹城作为首先攻击目标是因为该城扼住了泗沘城的咽喉，切断了泗沘向熊津江上游的通路，又是百济复国军重要据点熊津的门户，攻破了此城可以解除泗沘的近忧，同时在熊津江北岸建立一个己方的据点，反过来威胁熊津城叛军。但是，豆良尹城的百济复国军并没有给敌人任何机会，他们趁新罗军立足未稳便发动突袭，将还没开始围城的罗军瞬间击溃。 三月十二日，品日所率罗军主力来到古沙比城即古泗城下，随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古泗城就是原百济中方治所古沙城，即今全罗北道西部的古阜，《新罗武烈王纪》的“中路”指的就是“中方道”。此地远离泗沘，新罗军将主力布置在这里，他们此番出兵的主要目的不是解救刘仁愿等而是趁机兼并百济领土已十分明显了。《三国史记》接着称“进攻豆良尹城”当是“进攻古沙比城”之误，因为之后出现的地名都在古阜方向，而远离定山。古沙比城是百济重镇，守军抵抗得十分顽强，罗军攻打了1个月零6天都不能攻克。四月十九日，品日无奈之下决定撤军回国，以下州军义服等殿后。罗军离开古沙比向东才走了10多公里，就在宾骨壤遭到了百济复国军的追击。宾骨壤在百济宾屈县一带，即今全罗北道泰仁西4公里处。新罗军受到邀击，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大量辎重被敌军夺取，士气低落，败局已定。上州、郞幢两军在角山也遇到了百济复国军的阻击，但将其击溃，斩获2000级，取得了一定胜利。 图5、品日进攻古沙比城 金春秋并没有料到此次出征会遭遇失败，得到品日战败的消息后大惊，急忙派遣金钦纯（《三国史记》作“金纯”，《资治通鉴》作“金钦”）、真钦、天存、竹旨、济师等出兵救援。金钦纯火速自新罗都城金城出发，向西行至今庆尚北道西南部高灵南约10公里加尸兮县的加尸兮津。援军在此得知品日等已经败退至今庆尚南道西北居昌东数公里加召县的加召川，两地相距20多公里，不过一日之程。金钦纯等见品日已撤回本土，也就没有重新攻入百济，一同回归金城。这次反攻又以失败告终。 图6、品日败归及金钦纯的接应 值得注意的是，自三月五日至四月十九日的战斗中，一直只有新罗方面在活动，而泗沘城中的唐罗联军没有什么关键的配合行动。我们只能认为，此时虽然道琛已撤归任存，泗沘方面受到的压力仍然很大，刘仁愿等无力向离城较远处用兵。罗军豆良尹城作战失败，直接导致了刘仁愿与品日的联动被截断。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史料对新罗方主帅的记载与实际情况有偏差，很明显这是刘仁愿等消息闭塞所致。这都说明，此时百济复国军虽然不能继续围困唐罗联军，但唐罗联军也同样不能发起行之有效的反扑，双方就此进入了长达1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在此顺便指出，大意觉迷在文章中把刘仁轨借新罗兵解泗沘之围与新罗之后的西征合二为一，有失察之嫌。 品日、金钦纯等西征百济失利归国后不久，高句丽又慢一拍地做出了反应。五月九日或十一日，高句丽将领恼音信和靺鞨将领生偕率军攻击新罗北部的述川城。述川即今京畿道东南部的骊州，在汉江边，本属百济，后为高句丽所夺，再之后成为新罗领土。述川城就在前面多次提到的新罗北部重镇南川停东面不到20公里处，可见自去年十一月高句丽大破七重城后已把新罗从临津江南岸逼至汉江附近。或许是因为太过深入，恼音信、生偕没能很快攻陷述川，他们便转而进攻今京畿道北部杨州的北汉山城。北汉山城南距汉江25公里，在七重城东南20多公里处，七重城沦陷后便首当其冲，成为高句丽大举南下必须首先攻克的壁垒。可是新罗北汉山城主冬陁川率领城内男女2800人誓死抵抗，面对高句丽的强大攻势想尽一切办法保卫城池，一直坚守了20多天。最后，城中弹尽粮绝，眼看就要沦陷，可天降陨星坠入高句丽军大营，接着雷雨交加，恼音信、生偕等以为新罗有神人相助，只得狼狈撤军。新罗就这么十分侥幸地坚守住了北鄙，时为六月初。 图7、恼音信南侵 其实高句丽撤军还另有原因，那就是大唐在其西部的巨大压力。高宗早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就分别任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为浿江、辽东、平壤、镂方4道行军大总管，着手准备东征高句丽事宜，以成太宗遗愿。显庆六（661）年正月十九日，在河南、河北、淮南3道67州招募44646人前往平壤、镂方2道行营。是月二十二日，追加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兵进取平壤。二月三十日确定次三月一日改元龙朔。四月十六日对征辽人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程名振、庞孝泰分别为浿江、辽东、平壤、扶余、镂方、沃沮6道行军总管，率35军讨伐高句丽。这里我们注意到，原先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从主将名单去删除，而苏定方由辽东道改任平壤道，平壤是高句丽当时的都邑，平壤道无疑是唐军主攻路线。同时，庞孝泰出现在名单中，负责高句丽东部沃沮方面的攻略。《旧唐书》卷《许敬宗传》载：“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恐怕刘伯英和庞孝泰的一降一升，就是许敬宗为庞孝泰溢美的最直接反映。当时高宗欲效仿太宗亲征，左骁卫义全府折冲都尉李君球和皇后武则天苦谏乃止。五月二日，高宗重申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的诏令，以3人为主帅正式发动旨在灭亡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唐军侵入高句丽领土还需花费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大唐兴兵的风声早就东传，高句丽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所以，恼音信、生偕等将久攻北汉山城不下，他们一定急于撤回本土休整，以便不日迎战来势汹汹的唐军。 同时，高宗遣新罗入唐宿卫的金仁问、金儒敦等归国，向武烈王通报大唐兴兵东征之事，要求新罗出兵响应并约定兵期。不过，2人抵达金城时值六月，武烈王刚好于此前去世，享年59岁；其长子金法敏即位，是为文武王。这则新罗王位更替的消息很快由使节报入东都洛阳，约于八月送达。金仁问等回到新罗后还向于当地养病的东征百济时加林道行军总管柴哲威转达了圣意，高宗改命其为含资道行军总管从高句丽南境挺进，以配合唐军主力。同时可能接到诏令的还有泗沘城中的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等人，他们和柴哲威一样负有呼应主力的任务。刘仁愿得令后亲自率领部分唐罗守军自泗沘下水，沿江而下至熊津江口，再走海路北上至鞋浦（约在今京畿道西南海岸）登岸，陆路东行至南川停，等待文武王大军前来汇合。由于当时百济复国军力量还占优势，刘仁愿不可能抽调大量兵力北上，他此行实力不会很强，故而在新罗方面主力到达之前不敢轻易冒进。 由于武烈王在位期间武功卓越，又很注重树立太子金法敏的威信，新罗王权大大加强，从武烈王到文武王的过渡也较为平稳。不过，新罗朝野终归处于丧期，配合大唐的动作相对缓慢也可理解。七月十七日，文武王任命舅父金庾信为大将军，并分派了大幢、贵幢、上州、下州、南川州、首若州、河西州、誓幢、郞幢等多路兵将，做好了出征的人事安排。但之后，新罗的举动开始变得奇怪起来。 八月十一日，苏定方所率大唐水军为平壤行军道主力，在浿江（今大同江）苇岛大破高句丽守军，夺取马邑山建立营垒，不久便开始围困平壤城。而新罗文武王一直到了八月下旬才亲率大军离开金城，这显然是在探明唐军已经获胜后才发的兵，并没有与唐军配合行动的意图。当文武王一行进至金城西北约100公里的始饴谷（今庆尚北道西部洛东江沿岸）时，听说有大批百济复国军占据了西面约50公里处的瓮山城。瓮山城大致在今忠清北道南部沃川附近，由于新罗军北上一直是经忠清北道至京畿道南部，瓮山城控制在百济复国军手中对新罗军侧翼构成较大威胁。按理来说，新罗方面应当迅速出击将瓮山城拿下，随后尽快北上与刘仁愿会师，然后再进取高句丽南境。但是文武王却慢吞吞地遣使者前去劝降，遭到百济军严词拒绝后也没有马上采取行动，直到九月十九日才进至瓮山城东约17公里处今忠清北道南部青山一带的熊岘停，中间耽搁了半个月以上。熊岘停至瓮山城实际上只有1日之程，可新罗军二十五日才开始围城，又多等了5天。瓮山城中仅有数千百济军，才2天就陷落了，这个攻取的时间与之前文武王犹豫等待的时间显得极不相称。随后，新罗一面修筑熊岘城，一面发动上州军及一牟山、“沙尸山”2郡的兵马攻陷百济雨述城。一牟山郡即今忠清北道西部文义，本属百济，此时已为新罗所据；“沙尸山”当为“古尸山”之误，即今沃川，新罗名之为管山，或即瓮山，新罗方取此地设郡；雨述在今大田市怀德，本为百济东部要郡、熊津东面门户。至此，这3地都落入新罗手中，对于百济复国军来说是一大打击。同时，深入新罗本土的一支百济力量——达率助服、恩率波伽等投降，他们原本控制着今庆尚北道北部安东一带的古陁耶郡。古陁耶郡本为新罗之地，大略在武王、义慈王东征时为百济占领，如今因为一牟山、古尸山、雨述等地均被新罗征服，古陁耶与百济本土联系完全切断，他们只得归顺了文武王。文武王在对付百济复国军方面获得数次胜利后嘉奖属下兵将，为了缓和与在南川停苦等2月之久的刘仁愿之间的关系，也给他送去了丝绢，但却没有前往南川会师。刘仁愿苦于兵少，只得继续等待。 在新罗与百济复国军纠缠的这1个多月里，大唐陆军在北线又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之前，高句丽实权者泉盖苏文派其子泉男生率精兵数万人镇守鸭绿江一线，阻止唐军渡河。结果，唐军陆路主将辽东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趁天寒河面封冻之机抢渡鸭绿江，鼓噪喧哗壮大声势，高句丽军瞬时崩溃，仅被斩杀就达3万人，其余归降者不计其数，泉男生只身逃还。这是龙朔元年九月间的战况，新罗方面很可能是得到了契苾何力鸭绿江大捷的消息后才开始瓮山城攻略的，平定瓮山一带后新罗又开始按兵不动，他们拥兵观望试图渔翁得利的意图已十分清楚了。 图8、瓮山之战 然而，之后的形势开始对唐军不利起来。十月，大漠南北的铁勒发生叛乱。十一日高宗以前扶余道行军总管萧嗣业为仙崿道行军大总管，将其调离高句丽战场；同时传令给契苾何力军，命其撤回鸭绿江北，并调契苾何力为铁勒安抚大使。正巧高宗得知武烈王金春秋去世后派遣的吊唁使抵达金城，十月二十九日该消息送至文武王行营处，金法敏便下令收拾全军返回金城接受册名和赐物。新罗军回师后，刘仁愿在南川停留的这3个月显然毫无意义，此后不久他大约也尴尬地撤回了泗沘，以防止鬼室福信等乘虚而入。失去了其他各路兵马的呼应，苏定方等渐成孤军。时已入冬，天气又变得寒冷起来，围困平壤的唐军粮草也渐渐接济不上了。至十一月，苏定方觉得难以支撑，只得遣含资道行军总管刘德敏、新罗大监文泉前往金城督促援军、催讨粮草。文武王没有大举出兵，只是命金庾信于十二月十日启程押运军粮赴平壤，时泗沘守军也来求粮，新罗又遣老弱输送。此时，高句丽向倭人求援，齐明女王遣水师北上，虽停泊于百济加巴利滨时失火受到一定损失，但仍起到了声援的作用。 自十二月开始，平壤高句丽方面开始反扑，连破唐军两座营垒，还有两座唐军要塞一时不能攻下。次龙朔二年正月，泉盖苏文大破唐沃沮道行军总管庞孝泰于蛇水，庞孝泰所率岭南兵全军覆没，与其子13人全数阵亡。“蛇水大捷”鼓舞了高句丽军的士气，给围城唐军造成极大压力。更为糟糕的是，唐军主将之一的浿江道行军大总管任雅相年老体弱，正月下旬卒于军中，噩耗于二月十四日传入洛阳。 据《旧唐书》卷83《程务挺传》，其父程名振也死于龙朔二年，赠右卫大将军，谥曰“烈”。由此，程名振不是死于军中，便是于行军染疾受累而后致亡。《太平广记》卷249引《御史台记》载：“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继叔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据《资治通鉴》卷202，仪凤三（678）年正月曹怀舜已官至左金吾将军，开耀元（681）年征突厥时惨败而遭流放。怀舜受武则天赏识当在仪凤三年以前，若此时其20岁，则龙朔元年时3岁。其父曹继叔“死王事”时“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继叔很可能就死于龙朔元年、二年间。当时唐军大的战事无非高句丽、铁勒两起，曹继叔前番刚随苏定方平百济，此时在定方左右可能性较大，“死王事”很可能意指战死高句丽沙场；即便曹继叔“死王事”在铁勒，也当和萧嗣业、契苾何力一样由高句丽战场调去，从而使东征唐军实力又有所减弱。 庞孝泰、任雅相或者还有程名振、曹继叔的先后死去，围城营垒的失守，在唐军心中无疑都蒙上了重重的阴影，至此苏定方天时、地利、人和尽失。所以，二月六日刘德敏协同金庾信等艰难地将粮草送至平壤城下交到唐军手中后，苏定方立刻拔营回国。这虽然在道义上有所欠缺，但也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高句丽军见平壤城之围已解，便开始追击运粮的新罗兵，结果被金庾信打得大败，斩首万余级。三月二十四日，苏定方败军回归，这支败军的归程用去了47天。而金庾信等回到金城后，文武王却于三月命所司设大酺庆贺，其原因当然是新罗趁着大唐、高句丽相持于平壤，百济、倭人被其它事务吸引之机，从百济复国军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新罗才是此役的最大赢家。 至此，高宗的伐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也明白这不是东征将士的过错，并未对他们横加责罚。高宗此时有些心灰意冷，决定将打灭高句丽的计划暂且搁置；而当初灭亡百济的目的就是设立南线基地，为进攻高句丽作准备，如今留守百济也没有多大军事价值，便下诏给熊津都督刘仁愿称：“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撤军诏书约于是年四月送达。刘仁愿以下几经生死，斗志已丧，一心西归；只有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认为还有希望，坚持继续留镇百济。刘仁轨见识远大，但此间他是否有私心杂念也须注意。仁轨本戴罪白衣，因王文度暴卒方有机会起复；若无功而返，自然从此湮没，再无出头之日；如李义府仍欲加害，则朝不保夕，性命不全。所以，他对于立功百济有着特殊的执念，力排众议要继续坚守也就不足为奇了。好在刘仁愿很信任仁轨，众人也被这位长者的滔滔文词说服，他们上书朝廷请求继续驻扎百济得到许可，泗沘城镇兵得以保留。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大唐东征高句丽、新罗夺取瓮山等地、刘仁愿久待南川之时，百济复国军主力鬼室福信、道琛等并没有出彩的表现，甚至这场大战中根本不见他们的踪影。究其原因，此时百济复国军中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动。道琛兵败熊津江口之后退守任存城，与鬼室福信的周留城相呼应，之后又击退了唐罗联军的两次反扑。于是，百济复国军士气又振，道琛自封“领军将军”，鬼室福信则自称“霜岑将军”。二人还向唐罗联军扬言要抵抗到底，并拒绝接见刘仁愿、刘仁轨派去的使节。显庆五年十月、龙朔元年四月，鬼室福信等两度向倭国请求遣还故王子扶余丰璋为新王，倭国虽然口头同意，却没有马上实施。龙朔元年五月九日齐明女王、中大兄王子等到于今日本福冈县中部朝仓市的筑紫朝仓橘广庭宫，扶余丰璋也随同抵达那里。这年七月二十四日齐明女王死于疫病，直到九月倭国中大兄王子才将新娶了多臣蒋敷之妹的扶余丰璋遣还，并命狭井连槟榔、秦造田来津等率5000人护送，同时归还的还有丰璋的妻子及其弟忠胜、忠志等。扶余忠胜一说为丰璋叔父，又作塞城忠胜、塞上忠胜，此时被倭国扶植为百济大辅，相当于“亚王”。关于扶余丰璋归国的时间，《旧唐书》认为在龙朔元年三月以前，《新唐书》不载；今观《日本书纪》所记甚详，从之。扶余丰璋立为百济王正当新罗文武王率军攻略瓮山城前后，此时鬼室福信等的注意力都在与倭人交涉迎立新王上，没能顾及东面的局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鬼室福信特别在意扶余丰璋即位一事恐另有隐情。他与道琛虽共同起事，但两人貌合神离，都不愿从属于对方，内部分裂由来已久。从《日本书纪》看，与倭人交涉均由鬼室福信主导，根本不见道琛名字，鬼室福信很可能以此将倭人和新王扶余丰璋拉到了自己一边，从而压倒道琛。我推测，扶余丰璋及倭军至百济后不久，鬼室福信就通过精心的准备杀死了道琛，其中恐怕也有倭人的通谋。而扶余丰璋和倭人与鬼室福信之间也有很大隔阂，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在漫漫积聚，鬼室福信除掉道琛后竟然逐步把扶余丰璋傀儡化了。所以，当高宗要求泗沘镇兵撤离时，刘仁轨已经看出了这种端倪，并把扶余丰璋、鬼室福信之间存在矛盾作为劝说大家坚守的重要理由之一。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阴谋、内讧，使得百济复国军在这2年里没有什么进展，失去了与高句丽呼应击溃唐罗联军的机会。 龙朔二年正月及三月，倭国执政的中大兄王子先后下诏向鬼室福信和扶余丰璋输送大量军用物资、稻种及棉布衣料。前番高句丽曾向倭人请援，倭国也确实派兵北上。所以，是年三月大略是倭国朝廷听闻东征唐军撤退，高句丽之困已解，《日本书纪》《天智纪》上便出现了如下记载：“是月，唐人、新罗人伐高丽。高丽乞救国家。仍遣军将，据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垒。”“疏留城”即百济复国军巢穴周留城，在百济北部，确为险要之地。但在苏定方大军回国之前，倭军并没有和唐罗联军交过锋，则《日本书纪》“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罗不获输其西垒”之语不过是虚饰夸大的邀功之词罢了。是年五月，中大兄王子所遣大将军阿昙比逻夫等率舟师170艘抵达百济，正式册立扶余丰璋为百济王。这显然是倭人为了树立百济与倭国的从属关系而采取的举动，其政治象征意义更大于军事意义。大意觉迷结合《日本书纪》和《扶桑略记》认为阿昙比逻夫所部正是前面提到的输送物资的队伍，有兵士17000人，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既得军资又获援兵，扶余丰璋等自然欣喜异常，为表忠心，遂于六月遣达率万智等向倭国进调献物。 得到倭国支持后，百济复国军实力壮大了不少，鬼室福信等得意忘形，空虚无备，还用嘲讽的口吻致书熊津都督府，逼诱唐军回国。不料泗沘唐罗联军在刘仁轨的说服之下反客为主，一面向朝廷请派援兵，向新罗求送军粮，一面展开反攻。五、六月间，刘仁愿、金仁泰、刘仁轨等率军与鬼室福信部下大战于熊津之东，取得胜利，一举拿下去年新罗偏师攻取未遂的尹城，杀获甚众。在这次极为突然的反攻中，唐军还拔除了支罗、大山、沙井等城栅。支罗又作知留，后来成了大唐设于今全罗南道罗州附近“竹军”带方州辖下的至留县。大山本为百济加林郡辖县，即今忠清南道西南部的鸿山，在泗沘城西南约13公里处。沙井系百济古城，公元5世纪后期的东城王、公元6世纪上半叶的圣王都曾修筑过此城，具体位置不明，但可初步判定在熊津江附近，或处泗沘城东北方向。尹城、大山、沙井都在泗沘周围，唐罗联军拿下这3座城栅并分兵驻守，使自身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诸城互成犄角，形势已与此前刘仁愿所部困守孤城时不可同日而语。经此一役，百济复国军不敢再掉以轻心，鬼室福信等因瓮山、雨述、一牟山等城前被新罗伺隙夺取，为切断泗沘城与新罗间饷道，便在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岘城加派兵马固守。真岘即今大田市西部镇岑，本为百济黄也等山郡辖县，位置确实险要，又和任存、南岑等城一样属百济复国军初起之地。约七月初，刘仁轨出其不意，引新罗兵乘夜偷袭，军士们从城墙四面攀草而上，斩首800级，遂于比明入据其城。新罗饷道至此畅通无阻，这场战争的形势也就此发生转折。

满者伯夷

七、白江口补遗考证（下） 早先接到刘仁愿、仁轨求援表文时，朝廷还颇有顾虑，可之后镇兵捷报频传，这显然鼓舞了高宗的斗志。他便于龙朔二年七月三十日下诏，以从三品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发淄、青、莱、海4州兵7000人往伐百济，军中总管还有前百济太子扶余隆、前含资道总管刘德敏，又以刘仁轨为行军长史。同时，授扶余隆百济郡公、熊津都督、马韩道安抚大使，从而结束了百济都护刘仁愿对熊津都督一职历时近2年的兼任，这是希望借重拥有前太子身份的扶余隆在百济人民心中还保有的那些威望，起到怀顺伐叛的效果。大唐肯信任扶余隆并委之以兵还有另一层意思：扶余隆本为百济王储，义慈王死后他是君位的当然继承人；可如今鬼室福信等拥立扶余丰璋为王，百济君主宝座落入他人之手；高宗就是希望他们本族争位，同类相残，以“百济郡公”扶余隆与伪“百济王”扶余丰璋相抗衡。关于孙仁师熊津道行军，还有两个问题须在下面先予说明。 第一，高宗下诏的具体时间问题。《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将此事记在龙朔二年七月一日戊子，且于后叙七月十一日戊戌李义府罢免事；《旧唐书》卷199《百济传》、《新唐书》卷220《百济传》将刘仁愿、仁轨克真岘城叙于二年七月，接叙孙仁师东征；《资治通鉴》卷200龙朔二年七月三十日条载：“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随后详叙高宗下诏撤军、刘仁轨建议留守、镇兵克真岘城、请朝廷增兵及高宗下诏东征等事；《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将百济复国运动的兴衰始末总叙于龙朔三年五月条，其所引《答薛仁贵书》则称“至龙朔三年，总管孙仁师领兵来救府城，新罗兵马亦发同征，行至周留城下”。两《唐书》、《资治通鉴》与《三国史记》分歧十分明显。 《资治通鉴》卷201麟德元年十月六日条引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中提到，今在镇兵自发家之日起已经2年。我认为十月六日系刘仁轨奏疏送达高宗手中的时间，自泗沘至都城长安需26或27天，则这些镇兵大约是在龙朔二年九月前后离家的。考查各种史籍，大唐这些年里向百济派发援兵只有孙仁师挂帅这一次，龙朔二年九月很可能就是孙仁师率军出发的时间。由此，《三国史记》的“龙朔三年说”可以否定，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恐怕是新罗军本身的行动主要在龙朔三年展开，比孙仁师率军东征晚了相当一段时间。 那么，高宗下诏增援的时间究竟是七月一日还是七月三十日或其它时间呢？我认为当取七月三十日为宜。《资治通鉴》、《新唐书》都由司马光总编，其参撰人员有很大的共通性，使用的资料也多有重复，两者理当互相参照，内容上不应出现大的分歧。但《新唐书》编撰时力求文字简约，虽然比《旧唐书》增加了不少材料，却因为行文过简反而造成了一些脱谬。《新唐书》《高宗本纪》中孙仁师受命东征一条是《旧唐书》里没有的，属于新补史料，不过我们仍可推测《新唐书》从他书采集本条时也会简化文字，甚至因此产生差错。《新唐书》《高宗本纪》龙朔二年七月有一日、十一日两条纪事；《资治通鉴》则有七月一日、三十日两条，主要文字为：“秋七月戊子朔（一日），赦天下。丁巳（三十日），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新唐书》引用同源史料时将“丁巳”记日及克获真岘城漏去，以至将此事连书而误入七月一日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由此，我认为“七月一日说”应当予以否定。实际情况是，刘仁愿等得真岘城后书写战报，同时再度请求朝廷增援，此书信由飞驿于七月三十日送抵长安，高宗获悉大喜，遂下诏命孙仁师出兵熊津道，这才是正确的时间节点。他们准备了2个多月，约在是年九月中自莱州出发，当月底或十月初抵达新罗德物岛。自诏书下达至此经过约3个月（是年有闰七月），其间新罗文武王于七月派出的朝贡使金仁问也到达了长安。 第二，孙仁师所部的战斗力问题。两《唐书》等中国侧史料说得很清楚，孙仁师所部为淄、青、莱、海4州之兵7000人，或称“齐兵”7000人。但《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龙朔三年五月条却说“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府城”，大唐援军数量竟达“40万”，是中国侧数字的57倍，这明显是夸大其词。不论这种谣言系何人所造，其目的只有一个，即壮大援军声势，隐藏其真实实力。那么这支7000人的援军战斗力究竟如何呢？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张沛编《唐折冲府汇考》中记录了唐代各时期近700个折冲府，淄、青、莱、海并没有折冲府见于记载，所以孙仁师所部不是府兵。《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东莱守捉，莱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人。东牟守捉，登州刺史领之，管兵千人。”莱州、登州已分，这两个守捉也不是龙朔二年的编制。而后来设立监管这些地区的兖海、平卢军两节度使此时也不存在。 据《旧唐书》同卷，4州贞观十三（639）年在籍户数分别为海州户8999、口43693，青州户10658、口56317，淄州户6323、口34425，莱州户11568、口63396，总计户37548、口197831；全国在籍户3041871、口12351681，4州总计户口占全国分别为1.23%和1.60%。天宝十二（753）载东海郡（原海州）户28549、口184009，北海郡（原青州）户73148、口402704，淄川郡（原淄州）户42737、口203821，东莱郡（原莱州一部）户26998、口171516，东牟郡（原莱州一部）户20298、口108900，总计户191730、口1070950；全国在籍户9187548、口52881280（此为天宝十三载数字），5郡总计户口占全国2.09%和2.03%。永徽三（652）年全国在籍户约385万，以每户6口计2310万口。从贞观十三年至永徽三年，户数年增长率1.8%，口数年增长率5.1%，这是因为唐朝疆域不断扩大，逃户、隐户大量检出的缘故。从永徽三年至神龙元（705）年户数年增长率仍有0.94%，口数年增长率为0.95%，这还是很高的。若永徽三年至龙朔二年这10年内口数增长率仍有1%，龙朔二年全国在籍约2552万口。以龙朔二年4州在籍人口占全国1.8%计，约有45.94万口。再按照3.5口出1丁计，4州当时共13.13万丁。天宝十三（754）载，全国课丁约占在籍丁数的51%，按规定这些课丁每年需承担20天的劳役。如龙朔二年4州课丁比例与天宝十三载全国比率相当，其时当役的壮丁不过约3670人，才及孙仁师所部人数的一半多。由此判断，孙仁师所率4州兵只能来自强行征募。 唐代募兵中不乏精勇善战的豪杰，薛仁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我们仍须承认，绝大多数募兵的战斗力并不如日夜操练的府兵。前面提到，龙朔元年征讨高句丽时也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募兵，当时在河南、河北、淮南3道67州招募了44646人从军；而这次在4州之内便招募7000人从军，其比例之高实在惊人，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而《旧唐书》《刘仁轨传》引其后仁轨所上表文则更明确反映了这些募兵的状况：“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百姓不愿征行。”这些募兵“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他们到了百济之后，“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唯望西归，无心展效”。这正是孙仁师、扶余隆、刘德敏等所率援军的真实面貌，正是为了掩饰外强中干的实情，“四十万”之说才应运而生。包括行军长史刘仁轨在内，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百济、新罗更无从探察。鬼室福信等必定如临大敌，遣水陆大军从中阻击，企图将援军与泗沘守军隔绝开来，各个击破。 自五月至七月间刘仁愿、刘仁轨等连续取得百济5座城栅后，新罗方面也于八月展开行动，文武王遣金钦纯等19将军统兵拿下了内斯只城。内斯只城本是百济奴叱只县，属雨述郡，在今大田市西部儒城一带。雨述、真岘两地分别为新罗、泗沘方面夺取后，正在二者之间的内斯只城已腹背受敌，不能独存，其沦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至此，新罗与泗沘之间通过真岘、内斯只、瓮山、熊岘等堡垒连接，已畅通无阻；相反，百济南北两部却因此变得联系困难起来。 一般来说，孙仁师要与刘仁愿汇合，应当选择老路，走熊津江口逆流而上。但此处江海交汇，易守难攻，孙仁师所部兵力不足，行此策略有些困难。从后面的情况，他们也确实没有很快进至泗沘，中间还有些波折。《旧唐书》《百济传》载“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这句话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上节中我已经指出，新罗品日西征百济的所谓“中路”指的是“中方道”，也就是百济中部以古沙夫里为中心的“古沙方”，我认为《旧唐书》孙仁师率军进击的“中路”也是指的“古沙方”。孙仁师等人在德物岛休整并商议对策，决定首先从百济中方突破。因为那里不是倭济联军的防御重点，而且行军总管扶余隆原本就担有马韩道安抚大使的头衔，于理也合。这股唐军出其不意，跳过熊津江口直下古沙夫里城，于当地大破倭军，立稳脚跟，故该地后改名“平倭”。孙仁师等人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在充分估计了敌我实力对比的情况下才制定出作战方案，终于获得成功。 该年十二月一日，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不顾倭军将领朴市田来津的反对把政治中心从周留城迁到了避城。该段史料我之前已经引用，此不赘述。但我们现在也可想象，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迁都”的意图恐怕也不全是周留土地狭隘的缘故，其中也许还有以此加强对南部领土控制并重点对付古沙夫里大唐援军的目的。但次龙朔三年二月，新罗金钦纯、金天存等领兵攻取百济居列城，斩首700余级，又攻降居勿、沙平2城，随后攻破德安并斩首1070级。位于今庆尚南道居昌的居列也许是百济复国军在新罗故土上最后一个据点了，东方治所德安及今全罗北道东南部居宁的居勿、全罗南道东部升州的沙平3地都失落了，这对刚迁都的百济产生很大压力，他们只得很快迁回周留。同月，百济遣达率金受向倭国进调，显然附带了求援之意。 龙朔三年四月，大唐以新罗为鸡林州大都督府，以文武王为从二品鸡林州大都督，正式将新罗也纳入天朝羁縻统治体系。五月一日，援百济倭将犬上君向高句丽通告完百济事态后回到周留城，面见其王扶余丰璋。扶余丰璋随即向犬上君抱怨鬼室福信专权独断，希望倭人帮助他除掉福信。犬上君等早已觉得福信势大难制，于是和丰璋议定谋杀计划。六月，中大兄王子于三月所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概、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逻夫、大宅臣镰柄等2万7千人攻打新罗本土，意在围魏救赵，这支大军攻取沙鼻岐、奴江2城，却没能扭转整场战争的局势。同月，丰璋、福信互相算计谋害，扶余丰璋终于在倭人和达率德执得等人协力下将福信斩杀，摆脱了傀儡地位。 百济复国军的第二次内讧给了唐罗联军极佳的进攻机会，孙仁师所部顺利与刘仁愿等会师，新罗文武王及金庾信等28名将领率军于七月十七日离开金城前往泗沘，约于七月末八月初与大唐百济都护府、熊津都督府、熊津行军道兵力会合，共商军国大计。刘仁愿、孙仁师、刘仁轨和新罗方面商量决战步骤，否定了先攻水陆要冲加林城的意见，确定先取此前得而复失的豆良尹城，然后水陆并进直取周留城的战略计划。扶余丰璋夺权后虽然立刻向倭国、高句丽求援，倭国一批足有1万人的救兵也在庐原君臣的带领下越海赶来，但胜利的天平已明显倒向唐罗联军一边了。 泗沘守军原有唐军1万及罗军7千，刘仁轨统王文度之众少量加势，孙仁师又有兵7千；除去4年间战斗及非战斗减员，此时约有2万人；分出一部分守备古沙夫里、支罗、大山、沙井、真岘等城，还余1万5千人上下。文武王此次几乎倾全国之力，除去南线与上毛野君稚子所部倭军2万7千人胶着对抗及北线防守高句丽的人马，恐仍有三四万之多。于是，唐罗联军泗沘会师后可调配的主力就有5万以上，刘仁轨、扶余隆、杜爽率170艘船2万人并粮草行水路，刘仁愿、孙仁师及文武王主力3万余人走陆路，作战计划在八月十三日议定。 百济复国军本有数万，其数似不超过原来通国兵力5万之数；倭人援军方面则当除去上毛野君稚子等直接从对马岛攻击新罗本土的2万7千人，八月十三日之前到达了两批，合计2万2千人。倭济联军在这些年里或死或降足有二三万人，且须分散镇守已被割成数块的领内上百座城池，则周留城一带可以集结的兵力恐怕只有不到3万人，相比之下处于劣势。八月十三日扶余丰璋及倭将军议之时已得庐原君臣所部健儿1万余即将到来的消息，预计八月二十八日前后将进抵白江口附近海域。会师以后，倭军兵船数量将达1000艘，可集中调配的总兵力也达4万人上下。于是，为了抓紧战机，倭济联军决定孤注一掷，由扶余丰璋、朴市秦造田来津在适当时候亲率见在倭济水军主力约两万进于白江口，与庐原君臣所部水军会师，另以部分百济陆军在岸上与水军呼应，余部坚守周留城。 在具体描绘白江口决战前，我们还需对周留城和白江口的位置、地形等情况做一考证。 《李绩奏状》支浔州下9县中有“平夷县，本知留”，而《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有“地育县，本百济知六县，景德王改名，今北谷县”。“知留”、“知六”、“周留”、“州柔”一音之转，又有“平夷”明义，则此即周留所在无疑。据《大东地志》，今忠清南道西北瑞山“北三十里”有地谷古邑，并有古城周1027尺，这应当就是《三国史记》中提到的地育、北谷，考其位置大略在今花川里一带。花川里扼大山半岛入口，周围多海湾良港，这一带又分布着一些山丘，是适合陆军驻守、水军隐藏的良好基地。 《三国史记》《百济义慈王纪》中的一段记述有助于我们了解白江的位置情况：“兴首曰：‘白江（或云伎伐浦）、炭岘（或云沈岘），我国之要路也，一夫单枪，万人莫当。宜简勇士往守之，使唐兵不得入白江，罗人未得过炭岘。……’于时，大臣等不信曰：‘……莫若使唐兵入白江，沿流而不得方舟，罗军升炭岘，由径而不得并马。当此之时，纵兵击之，譬如杀在笼之鸡、离网之鱼也。’王然之。又闻唐、罗兵已过白江、炭岘……于是，合兵御熊津口，濒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阵。与之战，我军大败。王师乘潮，舳舻衔尾进，鼓而噪。定方将步骑，直趋其都城。”沈岘就是真岘，其位置的重要性我已在前文中提及。而从文义看，白江为大唐水军通往泗沘城必经之地，水域狭窄，又在熊津江口以下。熊津口一战“定方出左涯”一句《旧唐书》《苏定方传》作“定方升东岸”，这表明熊津口一段江水系自北向南流淌。今锦江扶余以下自石城至江景段、自笠浦至熊浦段为南北流，而包括熊浦至锦江口段的其余河段都呈东西流向。由此，“熊津口”不当是今锦江口，“熊浦”之名或与之有关，我认为熊浦以下至锦江口河段就是所谓的“白江”。也就是说，今锦江当时各段名称不同，有熊津江、白江等称呼，或者白江是熊津江末段之名；这与长江名通天河、金沙江、荆江、扬子江等相类，在江河命名中颇为常见。于是，所谓“白江口”就是锦江入海口，此无所疑，这部分江段自东向西流入大海。 图9、“白江口之役”前后 我们注意到，周留城与白江口相隔较远，过去把两地绑定起来比对是不能得到正确答案的。判明周留、白江位置后，这场战役的形势就明朗多了。刘仁愿、孙仁师、文武王领唐罗陆军主力在作战计划议定当天率先出发，先下豆良尹城，再趋周留城，于八月十七日抵达，路上用去4天。花川里在扶余西北方直线距离80公里处，此段路程与陆路行军时间相合。刘仁愿等随即围城，但这个包围圈似乎并不很严密。倭济联军不愿困守孤城，在陆上被包围约8天后，其水军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按计划从周留城附近出发荡海南下，部分船只或由百济其它水域调集过来，一些百济骑兵则沿海岸行进为水军护卫。扶余丰璋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与庐原君臣会师后趁唐罗陆军停在周留之机，集中优势兵力逆流而上击破府城。碰巧的是，刘仁轨等在府城进行充分准备之后，也于八月二十六日率水军及粮船自泗沘出发，顺熊津江而下转入白江河段，试图沿海岸北上与围攻周留城的陆军会合。结果，敌对双方于八月二十七日晚些时候在白江口遭遇，著名的“白江口之役”就此爆发。 唐罗水军170艘2万人，平均每艘118人，还要去掉一些载人相对较少的粮船，可以判断基本都属150人上下的楼船巨舰。因为携带着粮草，我认为刘仁轨等原本没想用这支水军与敌决战，他们在战略上有些被动。而倭济水军完成会师前实力不明，会师后总有1000艘二三万人，平均每艘才20至30人，可见多数是小船，即便有一些120人上下的大船，其数量也不超过100艘，大船基本为庐原君臣所部携来。倭人的众多小船在江中作战行动方便，他们又擅长水战，补充了一些大船后实力提升，此番浩荡而来，目的就是找与唐罗军队决战。不过，扶余丰璋等所率倭济水师自海上开阔水域前来，船只数量巨大，故而队形松散，有先有后；庐原君臣所部到次二十八日才进入该水域，二十七日会师尚未达成。恐怕倭济方面也没有料到此时在白江入海口会遇到唐罗水军，其战略上虽属主动，但战术上也是被动的。二十七日当天，倭济水军先头部队遇见刘仁轨所率水军，可能是担心唐罗水军出江入海后水域明显开阔，己方小船灵活的优势即将丧失，便抢先发起进攻。唐罗水军以大船布列江口，坚阵而守，倭济先头失利而退。次二十八日，扶余丰璋、庐原君臣两部初合，倭济方面主力集结白江口完毕，众倭将与百济王扶余丰璋没有观察天时气象便盲目乐观地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率互相欠缺配合、队形混乱的大小船只从中军冲击唐罗坚阵，意图将敌军逼入白江窄段，发挥已方所长。刘仁轨等看出了对方的意图，故意使中面的大船缓慢后退，而保持两侧巨舰相对位置靠前，引诱冲动的倭济小船窜入包围圈。这时唐罗水军在江内属上游，倭济乱伍在下游或海中，水流优势在唐罗一方；当时似行东风，唐罗水军又占天时。刘仁轨等待时机成熟便命两翼楼船自左右夹击敌军，同时纵火焚烧，火借风势很快在对方船只间蔓延开来。倭济水军本就乱布江海，此时更为不堪，众多水手、军士弃船逃生，这又造成附近其它船只舻舳不得回旋，根本动弹不得。须臾之间，倭济水军连续3次败绩，被焚400余艘，水面上火光冲天，江海皆赤。同时，其陆上策应部队也被配合刘仁轨行动的新罗陆军击溃。扶余丰璋与身边数人乘船窜往高句丽，唐军缴获其宝剑；倭军重要将领朴市田来津等力战而死。这位朴市秦造田来津也算得上是悲情人物，18年前的大化元（645）年他所侍奉的主人古人大兄王子被中大兄王子冠以谋反罪处死，田来津苟且地存活了下来，如今终于为自己的新主子战死沙场，也算是用自己的生命抵偿了“忠诚”一词吧。就这样，庐原君臣带来的1万健儿赶上了最后的丧礼，倭济联军主力在一两天内即告覆灭，这是百济复国运动全面失败的标志。 大意觉迷在文章中认为“刘仁轨是否懂得水战，现有史料无法证明这一点”，此话恐不确。显庆五年苏定方打平百济时，刘仁轨主要负责漕运辎粮，但也兼统水军，后因李义府残害蒙罪；至是年底、次年初，仁轨引王文度之众与新罗兵破道琛于江口，此又逢水战。总章元年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熊津道安抚大使，上元二（675）年为鸡林道大总管，皆获大胜。海东兵事，水战常见，刘仁轨频经渡海，总在军旅，以“白江口之役”前后仁轨的经历看，可以推测他是能够指挥水战的。大意觉迷接着认为军中的刘德敏“是个精通水陆各种战法的老手”，此乃事实。但遗憾的是，我们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刘德敏当时的确和刘仁轨一道统帅着水军。 大意觉迷凭其过人的洞察力发现董诰编千卷《全唐文》卷185王勃作《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一文的传主就是刘德敏，这为我们考察他的事迹提供了一部较为详细的资料。我结合两《唐书》、《册府元龟》、《元和姓纂》、《全唐文》其他篇目及一方重要的金石文资料《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大致勾勒出了这位唐代三朝元老的生平，现补充插叙于下： 刘德敏祖上自称出自汉朝皇室，为楚元王刘交之后，其祖刘轸出任北齐高平太守、谏议大夫，其父刘子将任隋朝毗陵太守、和州刺史。刘德敏是子将次子，其长兄就是更为著名的太宗时刑部尚书、睿宗刘皇后的祖父刘德威，还有一个三弟滁州剌史刘德智。刘德威在两《唐书》中均有传，史载其出生于隋开皇二（582）年，则刘德敏也当生于开皇前期或中期。刘德威本为隋将，后归李密，武德元（618）年又随李密投降李渊，被任为从三品左武候将军，封滕县公；其弟刘德敏很可能也在此前后归顺大唐，武德三（620）年任为正四品下中郎将，《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称其“俄迁大将军”位阶过高，恐与事实不符。之后刘德敏跟随秦王李世民东征西讨立下战功，武德五（622）年加勋位上柱国，九（626）年封爵望都县男，贞观元（627）年又进爵为侯。贞观八（634）年，太宗命正三品兵部尚书侯君集出积石道、正三品刑部尚书李道宗出鄯善道、正三品凉州都督李大亮出且末道、从三品岷州都督李道彦出赤水道、正四品下利州刺史高甑生出盐泽道，并突厥、契苾之众5路进击吐谷浑，时刘德敏为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即高甑生的副将。次九（635）年，高甑生、刘德敏先后与依附于吐谷浑的羌人激战，大败之。不久，刘德敏转为左卫中郎，很快因功迁任正四品上右虞侯率，右虞侯率府是东宫十率府之一。其后，刘德敏出任沙州刺史，镇守陇西，至贞观十四（640）年侯君集拜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出征高昌时，刘德敏任高昌道行军总管为其下属，结果马到功成，西域开通。约次年，他的三女儿嫁给了后来高宗朝的重臣裴炎，此女生于贞观元年。贞观十七（643）年，刘德敏的母亲去世，他丁忧去职。此后，刘德敏起复到江南某地担任刺史，接着出任睦州刺史，均政绩卓著，声名远播，遂转升从三品松州都督。高宗即位后又将刘德敏调回沙州任刺史，显庆年间他改任正三品潭州都督，爵位也进至望都县开国公，显庆五年裴炎妻刘氏去世时他正在此任上。 龙朔元年高宗大举征辽，以皇表兄交州都督柴哲威为含资道行军总管，刘德敏出含资道总管，为柴哲威副官或后任。这年底，刘德敏受命主要负责唐军与新罗方面的联络，为苏定方催讨军粮，又与新罗文武王商议为泗沘守军提供后勤援助，至次年二月押粮归营，三月随苏定方回国。龙朔二年七月，孙仁师受命发起大唐第二次百济征讨，刘德敏又参其军。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位老将的品阶实在主将孙仁师、百济都护刘仁愿、熊津都督扶余隆等人之上，为军中最高者。刘德敏在这场最后大战中的表现可参《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公昔从幕府，早厕戎行，览兵法於轩辕，受阴阳於吕望，三门五垒，得破敌之奇谋，火舰云梯，总行军之妙法。故得战无全阵，野靡坚城。摐金将跃马暂临，衔璧与牵羊相继。岂惟秋方息乱，遥闻定远之名，春谷投心，遐想度辽之策。若斯而已矣。”此时刘德敏恐已70岁上下，从武德三年任中郎将以来为大唐奔走40余年，作战经验丰富，故其一出马敌军便望风溃散，闻讯而降。但文中仅“火舰”一词与水战有关，“故得”之后的实绩中“坚城”、“跃马”却都是陆战描述，且刘德敏此前征战亦屡在西偏。“白江口之役”的具体细节仍然待考。麟德元年初凯旋后，刘德敏因功授正三品广州都督，封爵平原郡开国公。刘德敏到广州上任了一段时间，朝廷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便于当年改授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行常州刺史。若干日月后刘德敏逝于任上，享年近80岁，又赠梁州都督。刘德敏最后爵至郡公，位尊上柱国带三品职事，开府立国，彰显宗族，其荣何其之盛！ 接着，我们回过头来继叙“白江口之役”紧后的情形。龙朔三年九月七日，在唐罗联军围困下，得闻8日前白江口惨败的周留城守军没有了斗志，“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开城投降。这座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闻名半岛的坚城只支持了19天。此时，部分百济国人决定逃往倭国，他们知会了在枕服岐城的妻子等，告知意图及流亡计划。枕服岐城本为百济所非兮县，在今全罗南道西北部社仓，此地当是百济复国军的后方基地。九月十一日，众人自牟弖出发前往弖礼城。牟弖或即百济武尸伊郡下辖毛良夫里县，即今全罗北道西南部高敞，距枕服岐城北20公里。弖礼城本为百济伏忽郡下辖乌次县，在今全罗南道南部长兴一带，系当时自百济往倭国较近处。十三日，他们到达弖礼。自牟弖下海至弖礼城约有200公里海路，在那个时代大约是3天多的航程，而此番仅用2日（或十一日晨发、十三日晚至），由此可见百济遗民们逃往心切。11天后的二十四日，倭军残部、百济复国军首脑佐平余自信、达率木素贵子、谷那晋首、忆礼福留等及随行国民也至弖礼城。次二十五日，大队人马一齐出发前往列岛。时值秋末，寒风初起，万物萧瑟，一片苍茫，在此季节，携家带口，泛舟离乡，永驻异土；这些百济遗民回望故地，心中必定无限酸楚，嚎啕窃泣，海水传音。此情此景，不免令后人怅惘感伤。 这段时间里，唐罗联军正忙于收复其它上百座百济城池，无暇顾及这批流亡者。直至十月中旬，百济故土基本降伏，仅剩百济复国军的发源地——北部的任存城未下。十月二十一日，唐罗联军数万合攻任存。但该城由百济骁将迟受信镇守，抵抗得十分顽强，强攻10余日也不见效果。 此时，唐军中的杜爽向新罗方面提出先与前百济太子、现任熊津都督、百济郡公扶余隆会盟的要求。这是孙仁师东征前高宗特别交待的，也是让扶余隆从军东来的另一重要意图。百济、新罗本为仇敌，百济与高句丽联合，这阻碍了大唐打灭高句丽的进程，新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利用唐的强大军力灭亡了百济。但高宗考虑到百济与中土远隔，难以驾驭，又不希望百济故地尽入新罗版图，决定重新扶植一个亲唐的百济傀儡政权，在百济实行羁縻统治。此为高宗一贯作风，所谓“兴亡继绝”者也。因此，高宗希望百济和新罗能够重归于好，和平共处，熊津、鸡林两都督府都为大唐效力，一同出兵夹击高句丽，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但新罗文武王与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之间仇怨过深，在半岛驻民眼里两国不可并存，新罗岂能与破亡的百济会盟？杜爽本是苏定方平百济时的嵎夷道行军长史，后来可能随定方归京复命，高宗因其熟悉百济情况，又于孙仁师东征时命其随行。杜爽本是文职，高宗很可能将调和罗济关系、促使双方同盟的任务交给了这位善于文词的官员，故而杜爽急于完成敕命，在任存城未下之时便指出：“准敕‘既平已后，共相盟会’。任存一城，虽未降下，即可共相盟誓。”新罗方面立刻反驳说：“准敕‘既平已后，共相盟会’。任存未降，不可以为‘既平’。又且百济，奸诈百端，反复不恤，今虽共相盟会，于后恐有噬脐之患，奏请停盟。”唐、罗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终于不欢而散。十一月四日，新罗文武王先行撤军班师，与唐军分道扬镳。 随后，文武王一行南下至舌利停论功行赏。舌利停本是百济舌林郡，即今忠清南道西南角的舒川，在任存城南偏西直线约60公里处，陆程约3日可达，即新罗军或在十一月七日抵此。但我们注意到，舌利停并非新罗军自任存回金城的陆路必经之地，文武王等率军至此若非想走水路，便是试图趁唐军主力强攻任存时擅取舌林。事实上，前一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新罗此番出动的兵力以陆军为主，短时间内寻找大量船只输送他们回京并不方便；而且走海路其实绕了半岛南部半圈，不但要经过倭人活动频繁的济州海峡、朝鲜海峡水域，比起走陆路来也节省不了多少时日，可谓得不偿失。故而，我认为文武王的真正目的正是与唐军争夺胜利果实。金城大致在舌利停的东偏南，直线距离230多公里；《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称文武王等于十一月二十日回到金城，正比十一月七日晚了13天，时间与路程匹配得很好。这进一步使我坚信了之前的猜测，新罗方面先行撤兵的真实原因和企图绝不仅仅是在会盟问题上与大唐产生了分歧。回到金城后，文武王又犒赏三军，赐主将金庾信田500结，“其余将卒赏赐有差”。 至此，唐军不得不独自面对固若金汤的任存城，刘仁愿、孙仁师开始犯难了。幸而行军长史刘仁轨又出奇谋，他建议让新近归降的原复国军领袖沙宅相如、黑齿常之2人各率子弟本部攻城。刘仁轨的建议起初遭到孙仁师的强烈反对，仁师认为沙宅相如、黑齿常之等狼心未泯，如果发给他们兵械和粮饷就等于接济了敌人，他们随时可能重新回到“叛军”阵营当中，那时唐军将陷入险境。刘仁轨指出“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因机立效，在于兹日”，断定他们不会重新反叛。刘仁轨的建议和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前面提到，黑齿常之起先也在任存起事，对任存城的工事状况颇为了解，如果他愿意率军先登，一举拿下任存的希望就变得很大。而此刻唐军营中有已授从三品熊津都督、百济郡公的前太子扶余隆，刘仁愿、孙仁师所部也不似3年前苏定方所领兵将那么贪婪凶暴。百济经过3年多的战乱已民不聊生，无力继续抵抗，沙宅相如、黑齿常之即便企图复国也没多大希望，更何况人和方面已失去再度反叛的理由。刘仁愿一向听从刘仁轨的建议，在此关键时刻又一次拍板，决定采纳刘仁轨的策略，起用沙宅相如、黑齿常之。果如仁轨所料，相如、常之的子弟兵很快拿下了任存，迟受信抛妻弃子，逃往高句丽追寻主人扶余丰璋去了。至此，百济复国运动从任存开始，也在任存结束，时值龙朔三年十一月下旬，历时3年零3个月。 总的来说，苏定方并没有真正灭亡百济，所谓“百济复国运动”的爆发与义慈王被俘只相隔1个多月，这场延续了3年多的战争和苏定方“讨平百济”的战斗是难以分割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苏定方在与不在时，半岛形势确实不可同日而语。自显庆五年八月至龙朔三年十一月的漫长战乱，对大唐来说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1）显庆五年八月至龙朔元年正月为战略防御阶段；（2）龙朔元年二月至龙朔二年五月为战略相持阶段；（3）龙朔二年六月至龙朔三年六月为战略反攻阶段；（4）龙朔三年七月至十一月为决战及扫尾阶段。这场前后持续了41个月的战争，结束了拥有约500年历史的古国百济的“生命”，使海东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大踏步迈进；而为期不到两天的“白江口之役”也以“第一次中日战争”的名义被永久地载入史册。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不仅仅是灭亡了一个叫作“百济”的国家而已，其产生的连锁效应复杂而多样。 拿下复国军的最后堡垒任存后，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孙仁师、百济都护刘仁愿便写成战报飞驿送入长安，其中也写明新罗拒绝与前百济太子扶余隆会盟一事。此程约有27至28日，大略于十二月下旬送达高宗手中。百济叛军与倭人都被歼灭，高宗自然快慰，然新罗文武王拒绝会盟则颇出人意料，这无疑打破了高宗的既定方针。如果鸡林州都督府的新罗与熊津都督府的百济不能握手言和，那么半岛南部的局势就不能说已经稳定，则大唐再次东征高句丽时南部战线就仍无法保障，到时候说不定又会发生新的变故。于是，高宗怒下严敕，责令刘仁愿等迫使新罗与百济尽快盟誓，该敕文约于次麟德元年正月下旬送达泗沘城，刘仁愿接着派专使赴新罗首都金城与文武王交涉。可能是高宗敕文的言词比较激烈，态度比较坚决，文武王与众臣商议后觉得现在还不是与大唐闹僵的时候，虚与委蛇地和百济傀儡君主扶余隆盟誓一下也无伤大雅，便勉强接受了唐人的要求。 麟德元年二月，百济与新罗在刘仁愿的主持下筑坛盟会，这是大唐主持下的第一次罗济之盟。《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正文认为会盟地点在“熊津”，引《答薛仁贵书》认为在“熊岭”并于会盟地立界碑。我认为当以《答薛仁贵书》中所述为准，理由如下：熊岭即熊岘，本来就是新罗与百济的边界，后因百济武王、义慈王两代与高句丽、靺鞨、倭人合谋侵害新罗，将疆境向东推进了一大段。在熊岭盟会立界，带有百济归还新罗疆土，从此双方各不侵犯、互为与国的意思，合情合理。而熊津乃百济重镇，于此会盟虽无不可，但于会盟处勘立界碑就说不通了，大唐不会公开允许新罗将百济故地东部广阔地区蚕食掉，这不符合高宗“兴亡继绝”的外交宗旨。所以，《新罗文武王纪》正文“熊津”为“熊岭”误书。不过，熊岭所在的今忠清北道青山地方西8公里处便是锦江上游河段，如果当时该河段也称“熊津江”便可调和分歧，但应明确会盟地点“熊津”系指此河段而非指彼“熊津”城。 达成罗济盟会之后，孙仁师、刘仁愿、扶余隆、刘德敏等便整备兵马，于当年二三月间启程回国。之前，我提到过的《刘仁愿纪功碑》书写并刻制完毕，遂立于泗沘城下。按照高宗的旨意，刘仁愿离开后，百济唐军的镇守事宜暂由刘仁轨代理。刘仁愿临走时特意把孙仁师带来的募兵多留了一些下来，以加强百济唐军实力。这是否又是因为听取了刘仁轨建议目前无法确知，但可能性实在不小。孙仁师、刘仁愿等回唐的路线与以往不同，他们没有先北上德物岛再西至莱州城山，而是出了江口后直接西渡大海至海州上岸。在今连云港市地域内曾发现过一方金石文资料，名为《孙仁师百济班师碑》。北宋欧阳棐编《集古录目》卷5收录了该碑的情况，称：“高宗平百济，已而其国人复叛。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伐而平之。师还至都洲，刻石纪功，以麟德元年立。”“前随州光化尉马大斌撰，不著书人名氏。”由此可见孙仁师等回到海州外岛都洲时已是麟德元年，光化尉马大斌是个刚入流的从九品下小官，或为孙仁师属下随军文员。从泗沘到海州水路约900公里需花费半个多月，海州距长安2570里，按吉行计又需50余日，再加上于都洲暂停立碑的时间，刘仁愿、孙仁师等凯旋长安已是五月中下旬。孙仁师自龙朔二年七月受命至此归京，已隔1年10个月；而刘仁愿自显庆五年三月受命随苏定方东征，至此已隔4年零2个月。在兵荒马乱、满目疮痍的百济留驻多时，不知两人重归繁华都市后作何感想。 麟德元年三月，百济复国军残部曾趁部分唐军已经归国之机袭击泗沘城。当时大雾，不辨人形，代理镇兵统帅刘仁轨当机立断，发兵攻破之，事后又遣使者伯山知会了新罗。同月，百济义慈王之子扶余善光（又作禅广）定居难波即今日本大阪，此人即日本“百济王”氏姓的始迁祖。这说明，去龙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启航的那批百济遗民已被倭国接收，其王室、重臣等首要成员也被允许进入近畿生活。后来刘仁轨在表文中曾提到“余丰在北，余勇在南”，《旧唐书》《刘仁轨传》后面解释道：“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故仁轨表言之。”我认为作为在倭百济人最高领袖的扶余善光或即中国文献中的“扶余勇”，这样比大意觉密将佐平扶余自进（又作“自信”）比定为“扶余勇”更为合适。 胜者凯旋，败者流窜，存者庆幸，亡者消魂。随着持续4年、涉及5国的唐济战争完结，扶余氏统治下的百济王国正式宣告灭亡。可是，这并非“最后的百济”，“唐属百济”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满者伯夷

主要参考文献 （一）史籍、辑录 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 2、[高丽]一然《三国遗事》 3、二十五史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5、[宋]王钦若《册府元龟》 6、[清]董诰《全唐文》 7、吴钢《全唐文补遗》1-7辑 8、[日]舍人亲王《日本书纪》 9、[朝鲜]古山子《大东地志》 （二）书籍类著作、表 10、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11、陈垣《二十史朔闰表》 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13、中国地图出版社《朝鲜韩国地图册》 14、薛宗正《突厥史》 15、张沛《唐折冲府汇考》 16、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17、朴文一《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三）论文 18、拜根兴《苏定方事迹考疑试论稿》 19、拜根兴《刘仁愿事迹考述试论稿——以与新罗关系为中心》 20、姜维公《三国史记李绩奏报的真伪问题》 21、姜维公《“李绩奏报”的史料价值》 22、束有春、焦正安《唐代百济黑齿常之、黑齿俊父子墓志文解读》 23、李之龙《跋唐扶余隆墓志文》 24、刘子敏《“崔氏乐浪”考辨》 25、杨军《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 26、熊义民《公元四至七世纪东北亚政治关系史研究》 27、姜清波《入唐三韩人研究》 （四）网文 28、大意觉迷《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 29、山名宗纲《关于正始七年魏韩战争》 30、山名宗纲《马韩百济异史料》

真田豪

这篇该有十万字以上了吧？老妖乃纯粹是在增加大藏的工作负担啊~~~~~ORZ~~~~[em15][em29]

满者伯夷

目前7万而已。。。。。。你们家才是增加马师负担呢，每次都一大堆！[em12]

满者伯夷

八、百济的军力与人口 以上我们较为详细地回顾了百济灭亡的过程，下面我们终于可以利用前面的资料对百济灭亡前夕的军力和人口进行具体分析了。 如前所述，显庆五年的唐罗联军讨灭百济之战和龙朔年间百济复国运动这两场战争实际前后连贯，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而且两者时间跨度总共不过四五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兵源如果发生较大损伤也是来不及恢复的。所以，我们在考察百济灭亡前夕军力时，必须将唐罗联军讨灭百济之战与百济复国运动综合起来分析。下面整理其间见于记载的历次战斗及其兵力损失情况： （1）显庆五年七月九日至十日，黄山之役，百济将军阶伯以兵5千敌新罗5万之众，百济军大败，阶伯死之； （2）七月十日，伎伐浦之役，大唐苏定方率军大破百济，死者数千人； （3）七月十三日，泗沘原之役，唐罗联军大破百济军，杀虏万余人； （4）七月十五日义慈王降，其后唐罗联军屠杀百济丁壮，劫掠百姓，至八月十六日百济复国运动兴起，旬日于任存聚众3万余人； （5）八月二十六日，唐罗联军发动第一次任存之役，未能将该复国军据点拔除，伤亡不明； （6）九月三日，苏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93人、百姓12807人自泗沘乘船回唐，《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称俘虏中有2万百济士卒； （7）九月二十三日，复国军围攻泗沘城，城中唐罗守军达1万7千人，围城之军当胜此数； （8）十月九日至十八日，尔礼之役，新罗军主力夺取百济尔礼城及周围20余城，伤亡不明； （9）十月三十日，新罗军攻击围困泗沘之敌，杀伤1500人； （10）十一月五日至七日，王兴寺岑城之役，新罗斩百济军700人； （11）龙朔元年正月，熊津口之役，刘仁轨所部及新罗大破百济道琛之兵，堕水及战死万余人； （12）四月十九日，角山之役，新罗品日西征百济古沙城不成，其麾下上州、郞幢两军遇敌于角山，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2000级； （13）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瓮山之役，新罗文武王亲征百济瓮山城，斩杀数千人，遂降之； （14）其后，雨述之役，新罗军破城，斩首1000级； （15）百济助服、波伽率众降，人数不明； （16）龙朔二年五、六月间，泗沘城守军与鬼室福信所部大战熊津之东获胜，拿下尹城、支罗、大山、沙井等城，杀获甚众，其数不明； （17）约七月初，真岘之役，刘仁轨引新罗兵乘夜袭破真岘，斩首800级，新罗饷道通； （18）八月，内斯只之役，新罗金钦纯等19将军统兵下内斯只城，罗军人数众多，该城百济之兵恐亦不在少数； （19）下半年，古沙之役，孙仁师所部7千唐军大破倭济联军于古沙城，伤亡不明； （20）龙朔三年二月，新罗金钦纯、金天存等取百济居列城，斩首700余级，又攻降居勿、沙平2城，攻破德安并斩首1070级； （21）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白江口之役，唐罗水军2万人170艘大破倭济水军若干人1000艘，焚毁400艘，之前倭济水军似在数量上占据一定优势； （22）九月七日，周留之役结束，在唐罗联军围困下，百济“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开城投降，城中兵力不明； （23）九月间，倭济联军余部泛舟前往列岛； （24）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第二次任存之役，百济迟受信坚守任存，唐军用百济降将沙宅相如、黑齿常之子弟兵为先锋破城，伤亡不明。 至此，唐罗同盟与倭济同盟之间历时4年的战争基本结束。 现将以上第（1）-（3）、（9）-（14）、（17）、（20）共11条大致可用来判断百济军伤亡人数的资料统合，可知百济军在这10多次战斗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万余人。第（8）条中尔礼及周围20余城相当于四五个郡的范围，郡兵总计也在四五千人，可认为这部兵力也被新罗方面歼灭。第（15）条中向新罗投降的百济军首领是1名第二品达率和1名第三品恩率，他们本来可能是百济设立在新罗故地上1个“方”的军政长官，所部也当在1千人以上。第（16）条百济4城重要，尤其是战略要地豆良尹城更为关键，其总兵力大约也有3千人，此部也被歼灭。第（18）条中新罗出动了19名将军，该部足有数万人，则内斯只城中百济守军也必有数千人，此战中被歼灭。第（19）条中孙仁师所部突破古沙城时遇到的主要敌人是倭军，故而此后古沙改称“平倭”；对于中方治所倭济联军也一定派了重兵防守，想必此战也有数千人的损失。至白江口决战前，倭济联军已经累计损失了5万5千人左右。白江口一役中，倭济联军本来对2万唐军略占优势，我估计数量约在3万人1000艘，后来仅被焚毁船只就达400艘，岸上百济精骑又被击破，兵员损失也在1万2千人以上，后来残部万余人大多逃往列岛。周留降卒、任存顽敌又各有数千人，再加上被唐罗联军杀戮的百济丁壮及第一次任存之役、泗沘之围等其它战役中伤亡的人数，4年内倭济方面损失及残余人数总和有9万人以上。我们前面提到，倭国派往半岛的援军共计5万9千人，其中2万7千人直接用于攻击新罗本土，其余3万2千人与百济复国军汇拢作战，则百济军方面减员及余部达6万人之多。《金庾信传》所叙苏定方携百济士卒2万回国之说不见其它资料，而且此数过于庞大，恐非事实；但有部分精锐部队被唐军俘虏并押送回国并非没有可能，这是之后百济复国军总体上缺乏精兵强将的最主要原因。 百济复国运动平定之后，本国再也没有组织起什么有声势的复兴活动，不但在唐朝的统治下显得比较安分，就连日后新罗企图吞灭百济故地时，站在大唐一方的百济人也显得不堪一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过4年的战争，百济军伤亡及投降共计损失达五六万人，实力几乎消耗殆尽，其后10多年都无法恢复。也就是说，百济灭亡前夕的军力就在6万之数或略多，这比我在第一节中所作的“5万”推测多了1万。这个数字是通过4年间历次战斗累计起来的，依据更为充分，我认为是可信的。如以“4家对1兵”的比例计算，当时百济通国上下户数在24万以上，其本土则在20万户以上。 中韩两国各类古籍文献中，关于百济国人口的记载主要有3种，它们分歧颇为明显：（1）《三国遗事》卷1《纪异》“百济”条载：“百济全盛之时，十五万二千三百户。”（2）两《唐书》屡屡提到百济“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3）《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载：“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各齐编户，咸变夷风。”从15万2300户到76万户，各种说法相差十分悬殊。 《三国遗事》中的说法数值最小且有效数字最多，其来源不明，很可能出自半岛本土的资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是该数值描绘的是百济“全盛”时的状况，而“全盛”究竟是指哪个时期却晦涩难辨。《三国遗事》同卷“高句丽”条载：“高丽全盛之日，二十一万五百八户。”而两《唐书》称高句丽有“六十九万七千户”，此数字已得到当代学者们的分析认可，秦升阳在《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中作了总结定论。由此可知，所谓“高丽全盛之日”并非高句丽人口最多的时候，此“全盛”或仅指其国力最盛而言，约为公元5世纪广开土王、长寿王时代，到了公元7世纪下半叶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人口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 类似的，《三国遗事》“百济全盛之时”恐怕也不是针对人口多寡而言的，也当以国力为准。公元4世纪中叶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时期，百济南联倭人破败马韩，北依前燕袭击高句丽，将领土自汉江中下游向南北分别扩张了上百公里，北抵大同江，南至荣山江，这是百济的第一繁荣期。但公元4世纪末开始，高句丽迅速崛起，广开土王、长寿王将国境一直推到汉江下游，甚至越过汉江深入百济腹地，至公元475年盖卤王也被高句丽杀害，百济只得迁都熊津，这是百济最为衰落的时期。之后，百济东城王励精图治，渐渐收复汉江流域，又在辽西飞地多次击退北魏进攻，加强与南朝的联系，国力有所恢复。公元6世纪前期的武宁王又进一步延伸了东城王的策略，逐步恢复了汉江、大同江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巩固国防，并采用贿赂的手段从倭人手中取得所谓“任那四县”的下韩之地，彻底吞并了马韩余孽，辽西飞地也继续维持，这可以认为是百济的鼎盛时期。随后，武宁王之子圣王继续联合新罗与高句丽抗衡，但他在位前期辽西飞地已经被北魏夺回，到了公元6世纪中期罗济同盟破裂，新罗夺取汉江流域并最终杀死了圣王，不久又将夹在罗济之间的伽倻各小国兼并。随着新罗的快速崛起，百济又陷入困境，进入第二衰落期。公元7世纪前期百济开始与高句丽、倭人逐步靠拢，夹击新罗，占据一定优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百济被大唐灭亡为止。综上所述，“百济全盛之时”所叙以武宁王时期最为合适，退一步则以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时期为宜，而百济灭亡之前连汉江下游这一百济立国之地也没能收复，与《三国遗事》“全盛”之语不能匹配。 于是，百济灭亡前夕的户口数量当以两《唐书》或《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所载为基点进行考察。比较（2）、（3）两种说法可以发现，两者都强调了百济灭亡时分为5部（都督府）、37郡（州），并有城池约200座或县250个，互相照应，似乎同源。《大唐平百济国碑》是苏定方等于显庆五年八月十五日树立的，碑铭书写也当在此前不久完成；而两《唐书》的记录根本上源于苏定方等人的捷报，其百济户数也很可能依托苏定方七月十八日后不久命人书写的战报。两说都出于苏定方，发生的时间也都在显庆五年七八月间；但一说76万户，一说24万户、620万口，相较差距竟达3倍之多。为何两说相差如此悬殊？究竟哪组数据才更符合实际呢？ 我倾向于《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的“户廿四万”，此数与前面通过军力推算的户数最为相近，但我对“口六百廿万”的说法有疑义。依照中国数千年人口发展的规律，在籍口数与户数之比一般为3口/户至7口/户，其中位数5口/户常被用来从户、口两数据中的一个推算另一个。而《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户数24万，口数620万，比例达到25.8口/户，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相应数值。部分学者对这个比例提出了疑问，怀疑其数值偏大，但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实际上，日本平安时代的户数与口数比例也达到20口/户左右，日本古代家庭的组成与规模和中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户口比例偏高而随意否定其真实性。 不过，我还是认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口数是有问题的，理由来自于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容量。百济灭亡前夕本土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今韩国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光州市、忠清南道、大田市全境及忠清北道西部地区，其余的领地归属于新罗故地的范围。如今相当于百济本土的范围内生活着约930万韩国居民，相当于朝鲜半岛总人口的2/15。而当时都包括在高句丽领土内的平安北道、平安南道、新义州市、平壤市、慈江道、黄海北道、黄海南道、开城市、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两江道、罗先市地区，如今总人口约2000万，占半岛的2/7。考虑到平安、黄海地区曾是乐浪、带方2郡发展的地区，开发较早，而如今韩国的发达程度远超朝鲜，则公元7世纪时两个地区的人口比重不会更偏向于百济本土一边太多。而经当代学者推测，上述高句丽领土范围内的当时人口约为200至250万，则依现代比重，百济本土内人口数为93至117万，这远小于“620万口”之数。也就是说，如果《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描绘的口数是真实的，百济灭亡前夕的人口密度就高得惊人，这完全超出了当时物质生产及人口生产能力所允许的地域人口容量的。试想百济本土仅有3万3千多平方公里，面积与之相比还略大些的中国京兆府、华州、同州及凤翔府4地盛唐天宝十二载人口总计才296万9881口，不到“620万口”的一半，可见《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上的百济口数是不可信的。 我认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口六百廿万”一句可能是文字上误写误刻误读的问题，其修正后仍可加以利用。因为《大唐平百济国碑》是当时立于当地的，当事人唐罗联军、百济君臣民众都在场，数字不便过于夸大，还是应当以收缴的百济账簿为依据。我特意看过《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拓片，“口六百廿万”一句字迹清晰，后人释读准确无误，那么只有误写误刻的可能。我认为最可能出错的是“六”字，似以“共”字为宜。如果此句改为“口共百廿万”就与“户廿四万”十分匹配了，正好每户5口，不多不少。《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有“新安、渑池、河南、寿安、巩县等庐舍荡尽，共九百六十一户，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卷13《德宗本纪》有“应京城内外诸军县镇职员官，见共五万八千二百七十一人”，这些记录一般都出自相应的《起居注》，可见用“共”字来表达人户总数也是唐代书写的习惯用语之一。 相比之下，同样出自苏定方之手的两《唐书》“户七十六万”之说可信度较低。如果每户5口，这“户七十六万”也达到380万口，虽少于《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口数，但以上用于否定“620万口”说的理由也同样可以用于否定“380万口”一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户七十六万”与“户廿四万”相加正好100万户，两个数字是互补的，这又暗示了什么呢？我认为，“户七十六万”之数乃东征军或者苏定方本人虚报夸饰所为，因为战报送达地洛阳与战场百济相隔数千里，数字映证困难，容易造假，这和唐军经常夸大杀敌数量是一个道理。史官在得到苏定方最初的捷报时，便将该数字记录在起居注中，成为后世史家引用的本源。唐高宗后来可能知晓“户七十六万”的数字有问题，但是当时虚报战功比比皆是，蔚然成风，朝廷又正在用人之际，不可能为了夸大所收百济民口之事便惩处苏定方、刘伯英、庞孝泰等重要将领，便隐忍下来，就连档案中的百济户数都没有进行纠正。由此也可见，高宗朝浮夸风气甚盛，朝廷对得力将领的这类行径颇姑息纵容。 我们还可以反证百济灭亡前夕有“户七十六万”是不可能的。百济本土有42个方郡、250县，如有76万户，则平均每郡1.8万户、每县3040户。后来大唐将百济方郡县整编为熊津都督府及下属若干州县，整编时常将原来的数郡合为一州，某些郡降为县，多个县合而为一。《李绩奏状》中列举了1都督府、7州、51县，这份资料可能不完整，但它已经覆盖了百济本土大半部，且最为重要的泗沘、熊津、任存、周留、古沙夫里、竹军等地区都已包括在内。由此推测，如果按照大唐整编的府州县规模，即使覆盖百济本土，充其量不会超过15府州、100县。如然，整编后至少平均每府州5.07万户、每县7600户，纵因多年战事人口衰减，州县平均户数仍然较高。《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开元二十八（740）年户部计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盛唐时中国平均每正设府郡（州）2.56万户、每正设县5348户，则大唐整编百济府州平均户数将近盛唐全国正设府郡均值的2倍，县平均户数也达到盛唐正设县均值的近1.5倍。显然，这种情况在战祸连连、国家奢靡的百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据李氏朝鲜后期古山子（金正浩）所编的《大东地志》记载，直到公元19世纪中期，忠清道仅有217400户868100口，全罗道有247700户910900口，两道合计46.51万户177.9万口，除去忠清道东部不在百济本土范围内的5.23万户24.1万口，为41.28万户153.8万口。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此前约1200年的百济末期，这块土地上竟然能有76万户约300万口，此数实为李氏朝鲜时期的1.8倍以上。 综上所述，我认为百济灭亡前夕本土即不含唐罗约定返还新罗的领地上共有24万户120万口，连带所夺新罗故地则有近30万户150万口，在此基础上共出兵6万有余，民兵比为22至25比1。这个户数不但有《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作为基本依据，而且也与第一节及本节所做的分析相一致。如此，百济末期本土人口约为李氏朝鲜后期同地域人口的78%，这也符合古代人口缓慢波浪式上升的规律。大唐在百济本土初设羁縻府州县时平均每州仅0.57万户、每县仅960户，这比大唐的正设州县户数小得多，但却又比两《唐书》所记羁縻州县的规模大一些，这无疑是延续百济原本建制的结果。大唐整编百济羁縻行政单元后，州县平均户数都明显上升，每州多于1.6万户，每县达到2400户以上，这已经和较小的正设州县相当了。 此外，如果将《三国遗事》“百济全盛之时，十五万二千三百户”定在公元6世纪前期武宁王时代，到末期衍生为24万户，这样的人口发展状况也比“76万户”之说更有连续性。《大东地志》中京畿道、黄海道合计约28万户，这两道大部在武宁王时代也归百济所有，后来其人口与相当于百济本土的全罗道全部及忠清道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例为68：100。朝鲜半岛上各道户口比重是会随着历史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着的，但我们也应考虑到人口发展史的延续性，因此以某时段情况为基础推演前后时代情况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若以《大东地志》所载比例不变，武宁王时代相当于百济末期本土的地区内约有9.07万户。如然，自武宁王时代以来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百济末期本土范围的人口增加了165%。其迅速增长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武宁王时期百济从倭人手中取得“任那四县”即马韩余孽的领土，之后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全罗南道地区经济日渐繁荣，人口增长提速，重要性也随之增加。《日本书纪》《继体纪》三（509）年条载：“春二月，遣使于百济。（《百济本记》云：‘久罗麻致支弥从日本来。’未详。）括出在任那日本县邑百济百姓浮逃绝贯三四世者并迁百济附贯也。”倭人迫于武宁王的压力，归还了收纳于任那领内的百济逃户，这只是前奏而已。同纪六（512）年条载：“夏四月辛酉朔丙寅，遣穗积臣押山使于百济，仍赐筑紫国马四十匹。冬十二月，百济遣使贡调，别表请任那国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娄四县。哆唎国守穗积臣押山奏曰：‘此四县近连百济，远隔日本，旦暮易通，鸡犬难别。今赐百济，合为同国，固存之策，无以过此。然纵赐合国，后世犹危，况为异埸，几年能守？’大伴大连金村具得是言，同谟而奏。乃以物部大连粗鹿火宛宣敕使。……由是改使而宣敕，付赐物并制旨，依表赐任郡四县。……于是，或有流言曰：‘大伴大连与哆唎国守穗积臣押山,受百济之赂矣。’”倭国承认“任那四县”归属于百济也是无奈之举，继体大王刚崛起不久，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并没有多少精力顾及海外的霸权。相对的，百济武宁王屡屡击退高句丽的进攻，梁普通二（521）年遣使南朝时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同年，梁武帝诏曰：“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守籓海外，远修贡职，乃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百济和倭国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后，倭人再也无法保留其在全罗南道扶植的马韩余孽傀儡，半岛西南部终于实现了统一。百济圣王在位时向该地区派遣了“郡令、城主”，即便倭国钦明大王提出“下韩”百济官员归属任那倭府管辖后方可协同抵制新罗并吞伽倻各国，圣王也毫不退让，仍坚持对全罗南道实行“方郡制”统治。至百济灭亡前夕，全罗南道境内已经设立了14个郡，这个数字和百济的核心地带即忠清南道相当，“久知下方”即“南方”也设立在全罗南道西部海岛上。由此可见，在百济的最后一个半世纪里，全罗南道彻底结束了傀儡小国林立的局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政治地位都大大提升，其人口也相应增加到5至7万户。 另一是，因为大同江以南及汉江流域遭到高句丽、新罗的侵略，相当部分的当地居民因躲避战祸迁往相对安定的忠清道、全罗道地区，这也使这些百济最后的领地人口密度攀升。这种人民为逃避战祸饥荒的流动在任何时期都很普遍，甚至有时候是跨越国境的，如武宁王二十一（521）年“夏五月，大水；秋八月，蝗害榖；民饥，亡入新罗者九百户”。可想而知，在国内的人口逃难逃荒更为方便，发生的频率也更高。新罗“统合九州”之一的汉州曾经都属于百济，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二》《新罗汉、朔、溟》载，汉州共有79个州、小京、郡、县，按新罗设置州郡县的习惯，该区域之前存在的城很可能超过130座，其中汉江以北80多座，汉江以南50余座。从地域交通上说，汉江以南汉州平原地带与忠清南道连为一体，往来便利，当忠清南道的生活条件远比汉江南岸安定时，自发的人口迁徙就会产生；而汉江以北地区民众经常受到百济贵族的征发以修筑工事或直接参加到三国混战当中，流动性受到限制，新罗趁百济、高句丽鏖战不可开交时窃据汉江流域十分突然，百济政府根本来不及组织汉北百姓南迁。我们知道，朝鲜三国向来互相攻掠，往往一战陷城数座甚至数十座，领地犬牙交互，确切的边境一直难以划定。这不但对各国军事防御界线的建立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同时也使得敏感区域的人民常易其主，国家观念极为淡薄。如《隋书》卷81《新罗传》载“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新罗），遂致强盛”，这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所以，汉江以北地区的百济人绝大多数成为高句丽和新罗的子民，而汉江以南的很多百济人则被有组织地安排或自发地逃生到南部。因之，迁入忠清、全罗两道的移民主要来自汉南地区的约4万户百济人当中，其具体数字恐也在一两万户以上。 仅以上两项因素相互配合，在百济盛极而衰之后就使其末期本土范围内的人口基数激增了4万户以上，再加上一个半世纪内约4‰的年自然增长率，实现了接近6.6‰的高年均增长率。葛剑雄在他的著作中分析同时代中国南朝人口发展的情况时提到，南朝中后期存在几段比较稳定的时期，农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他在计算人口增长时使用了4-5‰的年平均增长率。公元6世纪前期至7世纪中期的百济人口增长率与这个数字较为接近，但当期百济却处于不断与邻国发生战争的多事之秋，人民生存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据《三国史记》相关记载称，自武宁王元（501）年至义慈王二十（660）年的160年里发生战事的就有38个年头，平均不到4年多就会发生一次。这些都是规模较大的战斗，出动兵力动则数千上万人，伤亡也成百上千，如果考虑到局部性的或较小的边境战斗以及一些史料漏记的战斗，百济动兵的频率就更高了。战争一方面会造成人员伤亡，减少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各国的统治者努力增加人口尤其是壮丁的数量，这种状况与中国的战国时代相类似。事实上，由于半岛三国实行的鼓励生育等政策得力，火拼愈演愈烈的三国后期，不但百济人口在逆境中激增，高句丽、新罗的人口也都呈现出成倍增长的态势，这点从各国能够动用的士兵数也可看出：高句丽从广开土王时期的5万兵马暴增至末年的30万众，百济也由近肖古王鼎盛时期的3万人增加到灭亡前夕的6万人。综上所述，百济自圣王末年以后，虽土地日益局促，但经济建设却取得一定成效，人口也有较快增长，以至于最后其本土达到了24万户120万口的中等规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里再对百济人的民族情况作一简单补充。三国中，高句丽主要源于貊人，是扶余人的旁支；新罗多为韩人，又以辰韩人和弁韩人为主，如金春秋、金法敏等王族金氏源自辰韩，而金庾信、金钦纯等为南加罗金氏即弁韩人。百济则介于两者之一，其王室和一些高等贵族出自扶余，种族上和高句丽接近，而另一些贵族和广大民众大多为马韩人及融入马韩的古朝鲜人，与新罗接近。高句丽在对外扩张中又把很多沃沮人、秽人、靺鞨人、鲜卑人、契丹人划为了自己的属民，民族性格更为彪悍。南方两国尤其是百济，则因为靠近列岛，有不少倭人移民或者倭韩混血儿，这些异族的存在更促使百济、新罗与倭国长期保持频繁的联系。三国中又有大量由中原迁入的汉人，有些到了当地仍保持强族地位，如乐浪王氏、广陵高氏及南迁日本列岛前的秦氏联合体、带方东汉氏联合体等，更多的则很快没落了。这些汉人为包括百济在内的半岛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技术，使得三国在追求向中土学习的过程中也不约而同地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总的来说，百济人和新罗人在种族上十分接近，几乎无法分辨，高句丽经过与半岛南部两国300多年的密切接触，也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共通性，至少在作为外人的中原人看来三国土俗基本相同，这就为半岛日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甚至一个统一的民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正是由于三国高度的民族共通性，使得该区域内“间谍战”极为普遍，这算得上民族融合的副产品。

满者伯夷

九、中间期（上）
历时4年的国际战争无疑使古国百济千疮百孔，战火烧遍了百济大半国土，几乎每座曾经繁荣的城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较为重要的经济军事设施都发生过激战，中心平原地带的农田和沟渠大多遭到践踏、焚烧而颗粒无收，几乎每个大郡都有数百甚至数千人战死。这种破坏来自于大唐、新罗联军，也来自于百济复国军和他们搬来的救兵倭人，无论是驻泗沘的唐军还是以周留城为核心据点的复国军，都必须借助于百济国外的补给援助才能维持生计，可见战时百济本国的生产已经基本停滞。而更为严重的是，其士兵伤亡就有约5万人，而壮丁又曾遭到苏定方部下的肆意屠杀，这对于一个仅拥有120万人口中等国家来说影响惊人，其男性劳动力损失了20%。战争期间又有上万百济人被强迁入中土，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原来居住于泗沘城的贵族和平民；倭济同盟白江口失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又有数千百济人分批归化列岛，其中不乏百济的精英人士。虽然战后熊津都督府可能采取了积极的鼓励生育、恢复生产的措施，但这些政策产生实际效果仍需要较长时间。因此，自麟德年间开始，百济在大唐的控制下进入了一个旨在回复实力的休养生息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正介于两个纷乱动荡时期之间，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称为“中间期”。
“中间期”与之前时代的分水岭可以定为麟德元年二三月间刘仁愿、孙仁师等率军返回大唐这一事件，自此刻起百济形势由紧转缓。而与百济隔海相望的倭国的统治者们却神经高度紧张起来。
如前所述，这年三月日本“百济王”氏姓的始迁祖扶余善光定居难波。《续日本纪》卷27天平神护二（766）年六月壬子条所载更为详细：“刑部卿从三位百济王敬福（698-766）薨。其先者出自百济国义慈王。高市冈本宫驭宇天皇御世，义慈王遣其子丰璋王及禅广王入侍。■于后冈本朝廷，义慈王兵败降唐，其臣佐平福信克复社稷，远迎丰璋，绍兴绝统。丰璋纂基之后，以谮横杀福信。唐兵闻之复攻州柔，丰璋与我救兵拒之，救军不利，丰璋驾船遁于高丽。禅广因不归国。藤原朝廷赐号曰百济王，卒赠正广参。子百济王昌成，幼年随父归朝，先父而卒，飞鸟净御原御世赠小紫。子郎虞，奈良朝廷从四位下摄津亮。敬福者即其第三子也，……薨时年六十九。”
这里需要注意，虽然《续日本纪》叙述较为详细，但终究是追述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且与《日本书纪》有所矛盾。《续日本纪》称扶余禅广（即善光）是高市冈本宫驭宇即舒明天皇时代与扶余丰璋一道被百济义慈王以王子身份派来列岛作人质的，《日本书纪》《舒明纪》三（631）年三月庚申朔条也称“百济王义慈入王子丰章为质”。大意觉迷在《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中否定了舒明三年丰璋入质的时间，并认为丰璋来到列岛在齐明二（656）年。我赞同他的否定态度，但与其不同地认为丰璋到来于皇极二（643）年，皇极元年百济王子翘岐到来及高句丽来使纪事为二年所误，具体理由此不赘述。也就是说，我认为《续日本纪》所记扶余善光渡来时间是有疑问的。根据《日本书纪》、两《唐书》的记载，翘岐即扶余丰璋并非义慈王之子，而是他的侄子，与丰璋同来的还有其弟塞城忠胜也就是后来被倭人立为百济国辅并最终投降大唐的扶余忠胜，但没有提到扶余善光同来。扶余善光正式出现在日本史料中就是麟德元年三月的这条，我认为他是在“白江口之役”之后才与其他很多百济复国军成员一起逃往列岛的，正与流亡高句丽的扶余丰璋南北呼应，也就是刘仁轨奏表中提到的扶余隆之弟即义慈王之子“余勇”。善光初到列岛时只称扶余氏或余氏，“百济王”的称号或氏姓一直到几十年后的持统女皇时才得以确立，这点从上引《续日本纪》记载及《日本书纪》中还以“余禅广”称呼善光就可以看出。
扶余善光的具体年龄目前无从确知，但从《日本书纪》及《续日本纪》的文意来看，他初到列岛时已经成年，随行而来的其子扶余昌成尚且年幼。考虑到百济王敬福是扶余良虞的第三子，而良虞是昌成的次子，以每代间隔25至30年逆推善光的出生时间可得公元608至623年。而据《唐扶余隆墓志》，扶余勇之兄扶余隆出生于隋大业十一（615）年，则可能与扶余勇是同一人物的善光王大致出生于公元7世纪10年代后期至20年代前期，其子扶余昌成约出生于公元7世纪40年代中期。也就是说，昌成跟随父亲到达列岛时是个未成年的少年，他的3个儿子也就是善光的孙子还都没有出生。而日后昌成之子远宝、良虞、南典所衍3支正是“百济王”家族的主干，百济文周、武宁、惠等王后人虽同为余氏，但却低其一等，只能以百济朝臣、和朝臣、百济公等氏姓拱卫在其周围。奈良及平安前期，这个庞大而华丽的“百济集团”一直被日本公卿乃至皇室视作大陆风雅的代表而追捧，上起天皇下至一般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寻求与之联姻。然而，我们想到该家族实际在公元7世纪后期以降就再也没有踏上过故土，几百年后他们身上究竟还能保有多少大陆文化必须打上一个大问号，恐怕“百济王”也只能是个符号化的历史概念了吧。
显然，扶余善光渡来时十分狼狈，他原本寄希望于倭国朝廷，能够尽早觅得时机帮助百济再度复国。但是此时倭国上下沉浸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恐慌当中，上至执政的中大兄王子，下至街头巷尾流传童谣的庶民，都担忧唐罗联军会一举跨过对马海峡而攻入倭国本土。所以，倭国当局花了极大的力气构筑陆上防御工事，如《日本书纪》《天智纪》有“是岁，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贮水名曰‘水城’”，而不是加紧建造大小战船以重建倭国水师，曾以指挥水军征讨越国虾夷、“肃慎”并出兵新罗而闻名的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被任命为“筑紫大宰”，帮助百济流亡者反攻大陆的计划已完全被本土防御的战略意图所淹没。
就在扶余善光定居难波的当月，百济余党曾企图占据熊津都督府城泗沘，但很快被留守的刘仁轨平定。也在这个月，新罗文武王派遣星川、丘日等38人前往府城，目的是学习唐乐。星川曾于龙朔二年出任贵幢弟监，率军跟随金庾信为征讨高句丽的苏定方大军送粮，途中击溃过高句丽军，显然他并非一般艺人，而是拥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子弟。几百年来，半岛三国及隔海的倭人都饥渴地学习中土文化，其上层社会学习中国士人文化的欲望更为强烈，百济局势刚刚稳定新罗就派遣贵族子弟前去学习唐乐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扶余善光渡来的次月，倭国国门对马岛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善邻国宝记》引《海外国记》载：“天智天皇三（664）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卅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遣大山中采女造信侣、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于是智弁问曰：‘有表书并献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将军牒书一函并献物。’乃授牒书一函于智弁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这是大唐与倭国在百济交锋后第一次向列岛派遣使者。
作为大唐正使郭务悰的官职是朝散大夫，此为从五品下文散官，同时他还享有上柱国的勋位，这在勋官中是最高的。依据大唐“勋官预文武选”制度，“上柱国正六品上叙”，如果郭务悰在仕途中是先获得勋位上柱国的，那么这就是他的起始官阶。而现在他的本品是从五品下，正比正六品上高一阶，或许是他自勋选散已有一段时日获得了一次升迁。与郭务悰同来的还有百济人祢军，他拥有百济第一等“佐平”官位却不带大唐官勋，可见是前百济方面的官员，此次可能担任送使。郭务悰、祢军等130余人的到来令倭国不知所措，他们先派遣了采女造信侣、僧人智弁前往询问。采女造信侣的冠位是大山中，是这年二月中大兄王子刚颁布的“冠位二十六阶”中的第14等，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从五位下官位，可谓与大唐正使郭务悰品阶相当，由此可见倭国朝廷指派接待人员时是如何地中规中矩、小心翼翼了。僧智弁从郭务悰处得知，这批使者代表的并非大唐皇帝高宗，所携只有“将军”的牒书一函和献物，便取牒书转呈大和朝廷，而对于献物只作验看而没有受取。倭人的态度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实在不能猜透郭务悰的真实来意，也一时决定不了该如何应对唐使。
采女造信侣、僧智弁随后将牒书送入都城，由于路上往返需要时间，所以《天智纪》三年条留下了“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的记载，甲子日已是五月十七了。这里明确点出了郭务悰所代表的“将军”是谁，他自然就是大唐百济都护、前百济镇将刘仁愿。从后面的资料可知，郭务悰实际上还代表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刘仁愿与孙仁师都是从三品武官、此前大唐在百济的高级官人，所以他们在离开百济回国前联名致书倭国大王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郭务悰、祢军等到达对马岛已在四月，而自泗沘下海至对马仅需10余日，故而这个使节团正式出发时刘仁愿、孙仁师已经离去。由此，真正为郭务悰等筹备献物、船只并交待具体细节的应当是刘仁愿的临时接替者、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他在幕后一定做了不少工作。
那么，郭务悰等那么快出使列岛的目的究竟为何呢？我猜测大致有以下四点。第一，郭务悰、祢军前往列岛的首要目的无疑是打探列岛政治军事动向。作为驻百济唐军的领导人，刘仁愿、孙仁师、刘仁轨等当然知道“白江口之役”后有大批百济复国军残余骨干力量随倭军逃往列岛，他们也能预见到这些流亡者在短时间内一定狼心不改，时刻寻找机会与潜伏在百济本土内的同谋者们联合起来反扑。因而，镇守将领们派遣具有相当地位和工作经验的唐人郭务悰以及在前百济地位较高的祢军一道出使列岛，是希望倭人能够以较高规格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入倭国，从而方便更多地了解百济复国军流亡分子的动向以及倭国内部的状况、对外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军事举措。第二，刘仁愿等以自己的名义向敌对的倭国遣使无疑带有挑衅性，甚至是有意降低倭国的外交地位。之前，倭国已经派出过几批遣唐使，至此时仍有不少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土生活着，而隋唐两朝也都由皇帝亲自下旨出使过倭国，早就建立了一种国与国间宗主与藩属的不平等外交关系。而刘仁愿等人不过是大唐在百济的军政长官，充其量只是地方官员或派出的军事统帅，并不能代表中央政府，更不能代表皇帝。他们向倭国下达牒书显然是想建立一种大唐地方政府与倭国间的准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国与国之间应该存在的，如果倭国接受了这种规格就等于承认本国将接受大唐百济都护府的节制，从而失去了直接与大唐皇帝交涉的资格。这对刚刚战败的倭国上下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第三，郭务悰等人的来访也具有一定的安抚作用。虽然刘仁愿等通过这次遣使试图降低倭国外交地位，但同时献物并致牒书也是一种尝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双方问题的表示。刘仁愿牒书中的言辞应当是比较适中的，否则必然会激怒倭国而留下某些相应的记载，牒书的内容大致也应当是对倭国摆明大义并希望其不要一意孤行下去，具体的可能经过了刘仁轨创作并润色。终究此时百济本土的经济民生还需要复兴，而控制百济更为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高句丽作战时减少来自南方的困扰并开辟南线战场，征服大海远隔的倭国并没有被放到大唐的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对倭国进行必要的安抚，主要是为了杜绝倭国取代百济而成为大唐讨伐高句丽的绊脚石，都是很有战略价值的。最后，郭务悰、祢军等访日带有试探性，也想为日后建立由大唐一家主导的新的东北亚世界格局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开始培养一些熟悉东北亚外交工作的官员，以便进一步展开纷繁的外事活动。
郭务悰、祢军等来使的具体情况报入大和，然而以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为首的倭国朝廷上下一时半会儿竟然拿不出应对的办法来，只好将此事暂时搁置，而郭务悰等130余使人也就在西海道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正当郭务悰呈递牒书之时，刘仁愿、孙仁师、扶余隆等也回到了长安。唐高宗见到这些从百济凯旋而来的将士自然十分高兴，免不了好生嘉奖。尤其是刘仁愿，他被任为右威卫将军，赐爵鲁城县开国公。右威卫将军与百济下都护虽然都是从三品，但是班次却在其上，所以这也可算作晋升。高宗素知刘仁愿出身武官，对于文书应答不甚擅长，但其在百济4年间递送战报军情所行表章无比文辞得体，便问：“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刘仁愿也毫不隐瞒，将此中缘由如实禀奏，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唐高宗听闻大悦，此时李义府已遭流放，高宗本就有重新起用刘仁轨之意，于是下诏“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并遣使赍玺书前往百济劳勉。刘仁轨遭贬前为青州刺史，正四品上官，此时因功重用，至少应恢复之前官位，即说带方州刺史也是正四品上，带方州是正设中州；而此前的检校带方州刺史为从五品上职事官，刘仁轨只比大唐正使郭务悰高一阶。劳勉使到达百济向刘仁轨宣旨大约已在麟德元年六七月中，圣旨中除了褒奖刘仁轨等人外，还任命他为“检校熊津都督”即第四任熊津都督。也就是说，唐高宗此间免去了扶余隆兼任的熊津都督一职。扶余隆自龙朔二年七月以司稼正卿兼任熊津都督至此卸任，前后将近两年，他安抚百济、平定复国运动的任务也圆满完成，大唐朝廷或许仍对前百济王室不放心，不愿意轻易让扶余氏执掌故土。
或许是为了彰显大唐的宽仁，或许是为了褒扬第二次“任存之役”中的英勇表现，又或许是因为有知遇恩人刘仁愿的举荐，曾经参加过百济复国军而后又归顺大唐的原百济西部达率、风达郡将黑齿常之也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重用。《黑齿常之墓志铭》称：“与其主扶余隆俱入朝，隶为万年县人也。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大为士众所悦。”由此可知，黑齿常之也和主公百济郡公扶余隆一样，随刘仁愿、孙仁师等来到长安城，并被编为西京二县之一的万年县属民。同年，高宗授予黑齿常之折冲都尉之职，命其重新返回百济镇守“熊津城”，此“熊津城”是指熊津都督府城泗沘还是百济故都熊津城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我更倾向于前者。据当时的大唐官制，折冲府尚未区分上、中、下，折冲都尉一律正四品下，咸亨三（672）年即8年后黑齿常之“以功加忠武将军”，忠武将军是正四品上武散官，即常之该正四品下的官位维持了那么久。都尉是一折冲府的最高指挥官，下有左右果毅各一人、别将一人等等，健全的军府一般有1500名卫士。黑齿常之担任的折冲府不知设立于何地，但以设于百济本土尤其是熊津府城为宜，否则钱粮补给方面将有诸多不便。黑齿常之回到百济上任，很可能与劳勉使同行，在六七月间到达。进入泗沘城后，常之与新任长官刘仁轨重逢，去年如果不是仁轨力保，恐怕常之和沙宅相如就没有立功自效的机会，如今以折冲都尉的身份镇守熊津的希望就变得十分渺茫，故而常之对仁轨相当地尊敬，悉心辅助他振兴百济。这年黑齿常之35岁，从此成为了大唐的一员蕃将。
刘仁轨“转正”刺史并检校都督，终于从李义府的迫害阴云中摆脱出来，暂时成为大唐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而此时他已63岁，垂垂老矣，对于仕途是否还抱有更高的期望只有自己知道。但不管怎样，刘仁轨在都督任上还是十分用心的，两《唐书》及《资治通鉴》都有相关记载。总结起来，刘仁轨在百济采取的措施大致有以下几条：
第一，“收敛骸骨，瘗埋吊祭”。百济经历4年的动乱，死于战火和饥荒的人民数不胜数，而且战争期间多方势力在其领土上激烈角逐，根本没有将这些尸骨妥善安置，以至于“僵尸如莽”、骸骨“满野”。刘仁轨下令管下军民收集敛藏死者尸体，并公开凭吊祭祀。这样既理清了百济的山野，也稳定了人心，为后续振兴活动做好准备。
第二，“修录户口”，“整理村落”。如前所述，百济本土原有24万户120万口，这些户口统计资料表明百济灭亡前已具有一定的赋税制度。但经过4年的战乱，人口伤亡巨多，而更多的百姓流离失所，或为躲避战祸背井离乡，隐匿山林。刘仁轨招引他们回到居住地，并重建户版，统计丁民口数，以便经济管理。同时结合百济村社聚落势力较强的实际情况，对其村落建设进行治理，经营了一些重要据点，于是民始有所安居。
第三，“署置官长”，选任干吏。百济灭亡后，其原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统被全部破坏，当然也包括苏定方离开前署置的那些羁縻都督、刺史、县令及其属官，因而百济的许多地方一度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刘仁轨检校熊津都督后，大致按照百济原有的方、郡、县体制重编了府、州、县，并指派了官吏进行管理。新任命的那些长官大多是百济人，仍带有羁縻统治的性质，但也有不少汉人真真正正地进入这些羁縻单位任职，这些参理汉官才是百济政务的实际掌控人。
《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府君墓志铭》载：“君讳勖，字大廉，汾州西河人也。……麟德元年，释褐补带方州录事，俄转进礼州司马。途分韩俗，境接燕垂，隐隐兔城，烟烽昼警，滔滔狼水，火舰霄浮，盛简贤才，寄深戎旅。君以雄略来齐妙，选授熊津军子总管。加朝议郎、上柱国行建州邵武县令。……及仪凤二（677）年五月廿七日构疾殡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二。”志主靳勖正是刘仁轨选用的汉官之一，麟德元年时已39岁。靳勖的曾祖父靳遵为北齐中书舍人，祖父靳长仁是大隋上柱国、大将军、蓨武县开国子，家族显赫；但到了靳勖的父亲靳义全时由于改朝换代而家道中落，只当到唐朝龙门县令，袭封蓨武县开国子；所以，靳勖直到39岁才“释褐”出仕。靳勖初到百济便被选任为从九品上带方州录事，作为刺史刘仁轨的录事，他一定克尽职守且显露了才能而受到刘仁轨的赏识。附带说明，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提到了靳勖的这方墓志，他认为靳勖担任录事的带方州属安东都护府，但麟德元年时安东都护府根本没有建立，所以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靳勖担任录事不久就转任实授需要正六品下的进礼州司马，竟然一举升了13阶，这极为罕见的升任充分显现了刘仁轨对他的器重，同时也反映出大唐在百济的汉官人才储备偏弱，如此异常晋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处的进礼州应当是在百济进乃郡或曰进仍乙郡的基础上建立的大唐建制，后来新罗景德王将其改名为“进礼郡”，“进乃”、“进仍乙”、“进礼”一音之转，位置在今忠清南道东南部的锦山。姜维公在《“李绩奏报”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错将其错解为“礼州”并认为是安东都护府下42州之一，这是因为他对百济地理并未作细致的考证。进礼州位于百济本土东部，紧邻新罗，刘仁轨派曾在他身边工作的直属从事到此担任司马当别有用意。早在苏定方讨平百济之时，新罗就出兵占领了部分百济本土，之后多数占领区都未归还，“第二次任存之役”时新罗拒绝与扶余隆盟会、擅自撤兵、窃据舌利停等行为还历历在目，其与大唐争夺百济胜利果实的目的已昭然若揭。老谋深算的刘仁轨在百济用事已3年有余，对此当然了如指掌，他觉得唐罗联盟虽仍成立，但也不能因此对新罗放松警惕，还需略加提防。于是，靳勖便同时担有安抚百济地方和监视新罗动向的双重任务，至于他后来又改任“熊津军子总管”之事容后再续。
第四，“开通途路，建立桥梁”。百济历年苦战，交通设施作为辅助军用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这给和平时期的正常流通带来极大不便。道路和桥梁的维修和改建对于恢复生产至关重要，同时也是为驻百济唐军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更好地解决突发事件做准备。
第五，“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堤堰、陂塘都是重要的农业设施，对于有大量水田的百济来说简直就是其农业的命脉。修补这些水利设施，不但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值，同时也可以防范一些自然灾害。在此基础上，以农业为主的百济经济才有复苏的可能。
第六，“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在做了以上诸多准备工作之后，刘仁轨积极地劝课农桑，鼓励农业发展。百济因连年战争人民流亡，田地荒芜，至此在刘仁轨的指导下，再造家园。对于贫民，官府还进行赈济；对于孤老，由公家按照标准赡养；对于暂时缺乏再生产资料的家庭，则发放官贷，给予一定的扶持。前面提到过的所谓南原井田，也应当是同期建设完成的。
第七，“立唐社稷”，颁示正朔。刘仁轨采取的另一件重要措施是在百济设立了不少官社，供奉大唐社稷，并颁示大唐正朔和庙讳。当年刘仁轨接到检校带方州刺史的任命还没渡海前往百济时，便跑到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有人觉得他的举动古怪而询问原因，他回答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如今这些都成为现实，可见其高瞻远瞩。建立官社，颁行历法和天朝庙讳，这都实实在在地表现出刘仁轨是在努力把百济汉化，他要让这个曾经的异邦尽快转变成大唐的“本土”。这充分说明，此刻大唐对百济本土进行的是直接管辖，而不是如许多学者认为的是羁縻统治，两者有着本质区别。
第八，“渐营屯田，积粮抚士”。经过以上这些措施，百济余众慢慢安定下来，事业也逐步兴隆起来，一改之前“合境凋残”的惨淡局面。于是，刘仁轨按照大唐“先取百济，后灭高丽”的既定方针，试图经营一个南线基地。他在各地建造营盘，分驻兵勇；又设立屯田，储备粮草，保证军队的补给，试图改变多年来军用物资全靠领外支援的局面；还安抚训练士卒，为接下来的实战做准备。这些军事举措针对的主要对象当然是敌对的高句丽，可同时也在努力摆脱对盟友新罗的过度依赖，其用意可谓深远之至。
刘仁轨在推行以上8项政策同时，也和新罗一道对高句丽采取了军事行动。《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四（664）年载：“秋七月，王命将军仁问、品日、军官、文颖等率一善、汉山二州兵与府城兵马攻高句丽突沙城，灭之。”一善州即今庆尚北道西部的善山，是新罗军事要地，一直驻有重兵；汉山州即百济故都南汉山城，此时也是新罗北方重镇，汉江下游的地区中心。突沙城具体位置不明，依当时形势应在新罗北、高句丽南，或在临津江一线。金仁问、金品日等都是新罗名将，由他们挂帅岭2州重兵攻击突沙城，可见此城之关键。刘仁轨也不失时机地派出援军，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与新罗的同盟之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勘查高句丽南境的地形以便日后正式开辟南线战场。在联军面前，突沙城守军显得不堪一击，当月攻破后唐罗联军进行了屠城，这又是人间的一幕惨剧。
现在回过头来交待出使倭国的郭务悰、祢军等人的情况。大和朝廷自五月十七日以后了解到唐使、百济使前来的情况一直捉摸了整整4个月才想出了办法，于是年九月做出表示。《海外国记》载：“九月，大山中津守连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弁等，称筑紫太宰辞，实是敕旨。告客等：‘今见客等来状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济镇将私使。亦复所赉文牒，送上执事私辞。是以使人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辞奏上耳。’”给予郭务悰正式答复的主管是津守连吉祥，之所以由他负责显然是因为他5年前担任过遣唐副使，觐见过唐高宗，与唐人交涉经验丰富，可以算得上一名外交家，而官位和先前的采女造信侣一样为大山中。伊岐史博德就是之前与津守连吉祥一同赴唐并为后世留下重要史料《伊吉连博德书》的伊吉博德，此次又作为津守连吉祥的副手，也是当世著名的外交官。前番接待过郭务悰的沙门智弁同在接待人员之列，带有引导者的意思。3位接待使向郭务悰、祢军等宣布了大和朝廷的旨意，但是却谎称此乃筑紫太宰的答辞，这是的筑紫大宰正是闻名海东的水军大将阿倍比罗夫。旨意称，郭务悰等并非唐高宗所命，而是百济镇将刘仁愿等私自委派，因此不能构成国事外交规格，倭人拒收牒书物品，也拒绝唐使进入国门，只能口头传递文辞并由筑紫大宰做出相应的私人答复。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想出如此应对策略可谓煞费苦心，实是一举三得：第一，不使唐使进入，防止其借机窥探倭国内情；第二，不以朝廷名义与百济镇将私使交涉，而以地方官僚筑紫大宰出面，识破了刘仁愿意欲降低倭国国际地位的阴谋；第三，未将唐倭交往之路堵死，其实是暗示如果高宗下诏来访便会得到相应待遇，也是为两国关系和解打了个伏笔。如此一来，刘仁愿等带有恶意的两个意图都没有达成，而安抚及改善外交关系这两项有利于双方的目的得到了满足。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等高明的政治策略实在令人叹服，竟然让郭务悰、祢军陷入了被动，唐使和百济送使居然不知所措起来。
十月初一，大和朝廷下敕发遣郭务悰等，这就是说倭人下达了逐客令。当日，中臣镰足遣沙门智祥赐物给郭务悰；四日，又设宴飨赐了唐使和百济使。这些都是为了欢送唐使归国，希望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改善。可是郭务悰等仍不死心，竟然无视倭国的发遣状，滞留在西海道迟迟不肯离去。这一拖又是两个多月，暂且不提。
日月流逝，季节轮转，夏秋迭历，时已至冬。这是刘仁轨作为大唐驻百济最高军政长官所经历的第一个冬天，担忧现状的他便在此时上奏朝廷，表陈镇兵之事，此表内容我们前面已多有所引用。刘仁轨指出大唐在百济镇兵疲弱者多，勇健者少，且衣服单薄，口粮匮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唐对于镇兵的优待大不如前，致使百姓积极性明显下降，富贵多力者皆不愿从军，而官府征发时又缺乏统筹，使得从征军士自办衣粮不足。刘仁轨希望朝廷能够改善镇兵及其家属待遇，重视勋官功转，同时对于见在镇兵进行番代，以便顺利戍守屯田。按《资治通鉴》卷201，刘仁轨的这则表文是在十月六日庚辰递上的，这究竟是表文书写完成并发送的时间还是高宗接到奏章的时间目前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建议一定在麟德元年十月底以前就送到了高宗的手中。按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高宗随即“深纳其言”，派刘仁愿率军渡海以代旧镇之兵；然而，我认为这是诸史籍为刘仁轨溢美之笔，大唐朝廷针对其建议而采取措施要完得多，甚至可能是附带于其它事务一同办理的。理由很简单，《资治通鉴》中引用刘仁愿到百济后与刘仁轨争论是否要马上放还旧有镇兵军将的对话，其中刘仁轨称：“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也就是说，刘仁愿到百济时即将进入收获季节。我们知道，收获农忙基本在中秋以前，也就是八月中旬的事，而刘仁轨上表已在元年十月，刘仁愿东来必在其后。由此可知，刘仁愿等前往百济必已在麟德二年秋，而朝廷对仁轨上表做出回应也不会提前太多时日。也就是说，刘仁轨于麟德元年初冬进表后，朝廷最多只是口头应允其请求，但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没有给予行动答复，想必仁轨胸中也有所不快吧。
同时感到不快的还有郭务悰、祢军等遣倭使节和倭国朝廷。郭务悰等人又苦等两月，不见倭人理睬；中大兄王子、中臣镰足下达逐客令后也发现唐使迟疑不行，陷入僵持。是年十二月，倭国朝廷再次下达逐客令，要求使人速速离去。《海外国记》载：“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这则牒书的大意与九月津守连吉祥等告唐使辞相近，并无新意，但言辞更为坚决。倭人效法中国，于筑紫设“镇西大将军”主理，当仍由筑紫大宰出任，该地方机构遂成为倭人应对大唐边地军政交涉的挡箭牌。而牒书中直指“大唐行军总管”、“总管”，与之前提到的“镇将刘仁愿”存在一定差异，我认为此处应将孙仁师、刘仁愿并举，《海外国记》、《日本书纪》前后都存在省文。郭务悰、祢军等接到牒书，终于觉得已无通融余地，只得于十二月十二日冒着凛冽的寒风扬帆北归。
郭务悰一行约于十二月下旬或次年正月回到泗沘，遂向检校都督刘仁轨汇报了情况，上呈“镇西筑紫大将军”牒书。此行前后时间跨度达到9个月，一直在百济等候消息的刘仁轨期间即便没有得到相关信息，恐怕也早就猜出其中诸多不顺了，结果已在意料之中。刘仁轨了解完情况之后必定又上表朝廷，陈述大唐在百济以及应对新罗、倭国之策略，麟德二年春报入长安。至此，一个重大的外交难题又摆在了大唐君臣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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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者伯夷

十一、熊津改制

麟德二年前后的百济还发生了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大唐对百济本土的行政改制。因为内容不再以叙事为主，故辟专节详述。这次大改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百济各都督府、州、县的合并；另一是合并后的熊津都督府羁縻化。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载：“初，显庆五年平百济，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并置带方州。麟德后废。”这是中国典籍中关于这次改制的最明确记载，其时间节点正是麟德年间或之后，我认为正是以扶余隆二度出任熊津都督为契机的。6年前，苏定方讨平百济，按照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设立了羁縻性质的5都督府、37州、250县；高宗随后将熊津都督府改为正设下都督府，并增置正设带方州，包括残存的羁縻府州县统一由百济都护府管领。依照大唐羁縻制度，羁縻府州县下一般都要有汉官参理，诸如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之类的职务总有汉官出任其中。百济复国军平灭后，刘仁轨实施八大策，其中就有分派官吏一项，如靳勖就被任为进礼州司马。然而，百济本土上当时有上百个羁縻单元，就算每个单元仅委派一名汉官，也会对大唐在百济的军政机构造成巨大的人力压迫。而且这些羁縻府州县所管地域狭小，经历多年战乱后领户愈寡，根本无法与中土州县相比，又多分布于平野广泽之地，不像岭南、剑南存在山水阻断、交通困难的问题。更为主要的是，当初分割百济为5都督府是希望不使百济遗民串联复国，而如今复国军叛乱3年多被削平，小国百济无力再战，相反合并之后更有利于他们合作复兴。所以，大唐朝廷便决定以原正设熊津都督府为核心重新整合百济本土行政建制。

目前尚没有发现这次改制的完整记录，仅能从《三国史记》《地理志四》附伪《李绩奏状》中所载“都督府”以下文字进行分析。应当注意，这部分史料所录府州县未必是改制后熊津都督府的全貌。前面我已经多次引用这则史料，下面再作全面阐述。

伪《李绩奏状》“都督府”以下原文为：“都督府一十三县：嵎夷县；神丘县；尹城县，本悦已；麟德县，本古良夫里；散昆县，本新村；安远县，本仇尸波知；宾汶县，本比勿；归化县，本麻斯良；迈罗县；甘盖县，本古莫夫里；奈西县，本奈西兮；得安县，本德近支；龙山县，本古麻山。东明州四县：熊津县，本熊津村；卤辛县，本阿老谷；久迟县，本仇知；富林县，本伐音村。支浔州九县：己汶县，本今勿；支浔县，本只彡村；马津县，本孤山；子来县，本夫首只；解礼县，本皆利伊；古鲁县，本古麻只；平夷县，本知留；珊瑚县，本沙好萨；隆化县，本居斯勿。鲁山州六县：鲁山县，本甘勿阿；唐山县，本仇知只山；淳迟县，本豆尸；支牟县，本只马马只；乌蚕县，本马知沙；阿错县，本源村。古四州，本古沙夫里，五县：平倭县，本古沙夫村；带山县，本大尸山；辟城县，本辟骨；佐赞县，本上社；淳牟县，本豆奈只。沙泮州，本号尸伊城，四县：牟支县，本号尸伊村；无割县，本毛良夫里；佐鲁县，本上老；多支县，本夫只。带方州，本竹军城，六县：至留县，本知留；军那县，本屈奈；徒山县，本抽山；半那县，本半奈夫里；竹军县，本豆肸；布贤县，本巴老弥。分嵯州，本波知城，四县：贵旦县，本仇斯珍兮；首原县，本买省坪；皋西县，本秋子兮；军支县。”

这里一共罗列了熊津都督府以及管下东明、支浔、鲁山、古四、沙泮、带方、分嵯7州、51县。我之前已经分析过东明、古四、带方3州及管下各县的位置比定：东明州卤辛县无考，余下3县包括原百济熊津郡全部、大木岳郡南部。古四州5县均可考，其地域包括原古沙夫里、风达或碧骨、大尸山3郡之地。新带方州至留、布贤2县无考，余下4县包括原发罗、安陵或阿次山、因珍岛3郡及勿阿兮郡南部。接下来，我们讨论其它各州县的位置比定。

（一）由于百济故都熊津城已经建立了东明州，故而新的熊津都督府及所治熊津州就只能设于别处，以百济府城泗沘为首选。“都督府一十三县”中首列嵎夷、神丘2县，这正是当初苏定方等14道讨平百济时最主要的两个行军道的名字，苏定方主神丘道，新罗武烈王主嵎夷道。唐罗联军主力当然是以直插百济都城泗沘为首要战略目标的，作为行军目的地的这两个行军道名号指的自然就是百济都城泗沘。在唐罗两国眼中，嵎夷、神丘便是泗沘城的代名词。泗沘充当百济首都百余年，城中足有万家，百济高层及中层贵族充斥其间，官府仓廪布满内外，虽经战祸且有上万民口被强迁中土，但仍具有较大规模。对于这样的军政战略要地，大唐很可能觉得1个县的管理力量不够，就将泗沘5部25巷划分为嵎夷、神丘2县，这恰如当时京师分作长安、万年，东都分作洛阳、河南。嵎夷列于神丘之前，或即熊津州府所治，2县都在今忠清南道扶余一带。因新罗方面自东向西进击为嵎夷道，大唐方面自西向东进击为神丘道，暂以嵎夷在东、神丘在西。

悦已、尹城县就是我们熟悉的豆良尹城。本为百济所夫里郡属县，后新罗改悦城，即今忠清南道定山。

古良夫里本为百济任存郡属县，今改麟德县当与大唐麟德年号有关，这也再次表明改制确实发生在麟德年间。新罗占领后改为青正，即今忠清南道青阳。

新村本为百济结已郡属县，今改散昆县，后新罗改新邑，即今忠清南道保宁周浦一带。

比勿本为百济舌林郡比众县，今改宾汶县，后新罗改庇仁，即今忠清南道同名地。

德近支、得安即原德安都督府，今降为得安县，后新罗改德殷，即今忠清南道恩津。

迈罗是屡屡出现在中国典籍上的百济地名，马韩中有万卢国，百济有迈罗王。当今有学者认为其地在忠清南道蓝浦，本为百济舌林郡寺浦县。

古麻山中的“古麻”是“熊”之意，即古麻山可译作“熊山”。泗沘又称“固麻城”，当与古麻山、“熊山”有关。泗沘城所在的扶余西北方有一片山地，山口处即恩山，或即古麻山、熊山、龙山县。

今忠清南道洪城郡洪北面曾有“大甘介面”，“甘介”与“甘盖”音近。洪城郡东有金马面，“金马”与“古莫”音近。故推测古莫夫里、甘盖县在今洪城东北。

麻斯良本为百济屎山郡马西良县，今改归化县，后新罗改沃沟，即今全罗北道同名地。

奈西兮本为百济雨述郡奴叱只县，龙朔二年新罗曾攻占此地，名为内斯只城。今改奈西县，后新罗改儒城，即今大田市同名地。

熊津都督府13县中仅安远县无考，余下12县大致分布在今忠清南道南部，包括了原百济所夫里郡全部、德近郡北部、任存郡南部、结已郡南部、雨述郡西部、屎山郡西部地区。另，原舌林郡中北部设立了2县，但原郡治舌林未有建制；加林、黄等也山2郡被考定的12县包围，但也不见建制。德安、奴叱只、舌林、黄山等地都曾被新罗占据，得安、奈西2县的建立说明新罗归还了部分地区，故舌林、黄山等地包括在熊津州范围内的可能性较大。

（二）熊津州西北部区域整合为支浔州，治于支浔县。一般认为支浔县的前身只彡村就是原任存城，即今忠清南道大兴。

今勿本为百济马尸山郡属县，今改己汶县，新罗后改今武，在今忠清南道德山北。

孤山本百济任存郡乌山县，今改马津县，后新罗改回孤山，即今忠清南道礼山。

夫首只即百济槥郡伐首只县，今改子来县，新罗后改唐津，即今忠清南道同名地。

知留即百济复国军都城周留城、基郡知六县，今改平夷县，后新罗改地育，即今忠清南道北谷花川里一带。

《大东地志》载大兴古迹有“居边所，古称居物所，在郡东二十一里”，该居物当即支浔州隆化县前身居斯勿，在今忠清南道大兴东。

皆利伊本百济结已郡，今改解礼县，新罗改结城，即今忠清南道同名地。

古麻只本百济大木岳郡甘买县，今改古鲁县，新罗后改驯雉，即今忠清南道丰岁。此地当与百济地方豪族古鲁氏或古尔氏有关，该家族又可能与百济历史上著名的古尔王有关联。苏定方初平百济时，有大酋古鲁都□前来归顺，其名被记入《刘仁愿纪功碑》。

支浔州9县除珊瑚县外其余8县均可考，大致分布在今忠清南道北部。以可考8县来看，支浔州管辖了原百济马尸山、基、槥3郡全部及任存郡北部、结已郡北部、大木岳郡西部地区。而原汤井郡被8县半包围，目前虽不见该地区有建制，但也属支浔州辖域的可能性较大。


图10、改制后的熊津都督府1

（三）鲁山州位于熊津州南面。州府治于鲁山县，本百济屎山郡甘勿阿县，后新罗改咸悦，即今全罗北道同名地。

仇知只山本百济完山郡属县。苏定方讨平百济时以唐山道偏师直指此地，今改唐山县正与此合。新罗后改金沟，即今全罗北道同名地。

豆尸本为百济进仍郡豆尸伊县，百济复国运动时佐平正武曾在此起事。今改淳迟县，后新罗改伊城，即今全罗北道富利富南一带。

只马马只本为百济德近郡只夫只县，今改支牟县，新罗后改云梯县，即今全罗北道云洲一带。

阿错和迈罗、辟城一样都曾在中国典籍中出现，南齐时百济东城王所上表彰中就有“阿错王”。源村或即百济金马渚郡于召渚县，今改阿错县，后新罗改污州，即今全罗北道纡州。

鲁山州除乌蚕县外的其余5县可考，它们大致包括原屎山郡东部、完山郡全部、德近郡南部、金马渚郡东部和进仍郡南部。百济重要的陪都金马渚包围在鲁山州地域内，但却没有建制，这很不正常。考察前后形势变化，我们可以肯定，金马渚自显庆五年被新罗武烈王攻破后就一直处于新罗控制之下，即使罗济两度会盟并勘界，金马渚仍未归还。

（四）古四州南面为沙泮州。治于号尸伊，本为百济武尸伊郡，今改牟支县，新罗后改武灵，即今全罗南道灵光。

毛良夫里本为武尸伊郡属县，今改无割县，后新罗改高敞，即今全罗北道同名地。

上老也是武尸伊郡属县，今改佐鲁县，新罗后改长沙，即今全罗北道茂长。

夫只本百济勿阿兮郡多只县，今改多支县，新罗后改多岐，即今全罗南道咸平之牟平。

由此可见，沙泮州4县均可考，其领域包括原百济武尸伊郡全部及勿阿兮郡北部。


图11、改制后的熊津都督府2

（五）分嵯州在治于竹军城的带方州东面，本为百济分嵯郡，今为熊津都督府辖州，后新罗改为分岭郡，即今全罗南道乐安。

仇斯珍兮本为百济丘斯珍兮县，今改贵旦县，新罗后改珍原，即今全罗南道同名地。

秋子兮本为百济属郡，今改皋西县，新罗后改秋成，即今全罗南道潭阳。

《大东地志》载乐安郡有古迹“军知部曲，在郡南二十五里”，正是军支县，即今全罗南道乐安南约10公里处。

该州余下首原县，本为百济买省坪，位置无考。但以上各府州均治于下属某县，分嵯州不应例外，首原县或为州治即乐安。

由此，分嵯州地跨百济分嵯、秋子兮2郡，但不包括中间的尔陵夫里、武珍、波夫里、伏忽等郡地域，疏为奇特。究其原因，当与显庆五年新罗武烈王取尔陵夫里周边20余城有关。中间区域在改制时仍处于新罗掌控之下，改制州县未包括该地域显示大唐默认新罗对尔陵夫里等地占领的合法性。


图12、改制后的熊津都督府3

综上所述，伪《李绩奏状》所举“都督府”以下8州（7州及隐含的熊津州）合51县可考出45县。改制后每州覆盖原百济数郡之地，少则一郡半，多则五六郡，辖域无疑大于改制前的羁縻州。然而，金马渚王兴寺岑城、尔陵夫里周边4郡等原百济重要地区被新罗强占，未有大唐州县建制。

另外，娘臂、一牟山、雨述、伯海、任实、道实、古龙、欲乃、歃平、月奈、道武等11郡基本没有被8州覆盖到，对它们应当区别看待。一牟山、雨述、歃平3郡早在龙朔年间就被新罗攻占，这些地方很可能与金马渚、尔陵夫里的情况一样，被大唐默许给了新罗，突出于百济本土最东北的娘臂的形势也和3郡类似。而古龙郡有刘仁轨所建“井田”遗迹，并有仁轨于此筑城之说，当属大唐管下。古龙及其周围的伯海、任实、道实、欲乃4郡位置相对集中，此前大多没有被新罗攻破的记录，很可能另外建有整合的羁縻州县。月奈、道武2郡夹在带方州、尔陵夫里新罗占领区之间，或许是带方州比定位置尚不明确的至留、布贤2县辖域，或许和尔陵夫里一样处于新罗占据之下，但其领域作为一个整合后的羁縻州也是合适的，具体状况待考。总之，伪《李绩奏状》录文未必完整，保守估计百济本土改制后当有9州、约60县。羁縻单元数量精简到原先的四分之一，每个羁縻县辖域扩大为原来的三四倍，所管户口也增长为原先的两三倍，这都更接近于中土的情形。

此间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依据唐代设立都督府的一般规律，都督府通常治于管下某州，于是该都督府即命名为“某州都督府”，中土府州盖如此。但改制前的熊津都督府内并不存在所谓“熊津州”，都督府治于带方州。因此，之前不能称之为“熊津州都督府”，而只能称为“熊津都督府”。这种特例有唐一代也不止熊津一个，如：东突厥灭后建立的“云中都督府”管舍利、思璧、阿史那、绰部、白登5州，“定襄都督府”管阿史德、执失、苏农、拔延4州。这两个边地的羁縻都督府之下都没有同名的羁縻州，故而两都督府都不称为“某州都督府”。熊津都督府、带方州改制前虽为正设府州，但也一样于边地建制，与中土通例存在差异。改制后，百济本土核心地带划分为13县，统一归于熊津州管辖，而都督府仍治泗沘城；带方州名称虽然保留，但其辖域已南迁至百济西南沿海，不再是都督府的中心。熊津都督府与所治州同名，百济本土建制的命名情况遂由特例转入通例。

随着百济本土5都督府合并为统一的熊津州都督府，其性质也由正设转变为羁縻。如前所述，前百济太子、从三品司稼正卿、百济郡公扶余隆受命为第五任熊津都督，这是熊津州都督府羁縻化的标志，但并非全部。事实上，扶余隆与新罗就利山会盟之后便随刘仁轨前往中土，参加次年封禅大典后也没有回到百济任职的迹象。由于都督扶余隆长期滞留中原而不到任，熊津州都督府的实权只能掌握在地位仅次于都督的长史、司马手中。依照大唐羁縻制度惯例，羁縻府州的长史、司马中一般要有一人为汉官参理，如唐灭薛延陀后于铁勒置6府、7州并于“府州皆置长史、司马已下官主之”，开元中于黑水靺鞨开设府州而“中国置长史，就其部落监领之”。这些汉官担任的长史、司马有的负责当地的实际政务，有的则负责羁縻府州县首领与朝廷的交通往来，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换言之，他们与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经常出现的汉族副职首长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然而，有证据表明，改制后的熊津州都督府长史、司马都来自于百济系官人而非汉人。

《唐故宣威将军难元庆墓志》载：“高祖珇，仕辽任达率官，亦犹今宗正卿焉。祖汗，入唐为熊津州都督府长史。父武，中大夫、使持节支浔州诸军事、守支浔州刺史，迁忠武将军行右卫翊府中郎将。并仁明识远，在政□闻，德□词宏，邦家共达。”达率为百济第二等官，所谓难珇“仕辽”实际就是在百济任官，由此难氏为百济末期大族之一。难元庆生于唐咸亨元（670）年，则他的祖父难汗当出生于公元7世纪初期，至麟德二年时约四五十岁。难汗出任的“熊津州都督府长史”正与改制后的熊津州都督府职务相合，他很可能就是改制后的第一任都督府长史。当时下都督府长史为正五品上官，难汗一出任便是如此高的官阶当与其先在百济国中的影响力有关，达率难珇正是他的祖父。

《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十一（671）年条引文武王《答薛仁贵书》中提到：“至咸亨元年六月，高句丽谋叛，总杀汉官。新罗即欲发兵，先报熊津云：‘高句丽既叛，不可不伐。彼此俱是帝臣，理须同讨凶贼，发兵之事，须有平章。请遣官人来此，共相计会。’百济司马祢军来此，遂共平章云：‘发兵已后，既恐彼此相疑，宜令两处官人，互相交质。’”十二（672）年九月条新罗谢罪并放归唐济被俘人员中又提到“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这两条资料都表明，之前两度出使倭国的正五品上右戎卫郎将百济人祢军担任了熊津州都督府的司马，时间应当是他随刘德高、郭务悰自列岛返回后，约在乾封元（666）年初。

祢军与难汗官阶相同，一为司马，一为长史，在扶余隆长期“缺席”的情况下，两人便理所应当地主持着熊津州都督府的日常政务。然而，难氏和祢氏却都不在《隋书》所举百济八大族之内，而属于百济新崛起的中上层贵族。分析他们的兴起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百济贵族的变迁。

百济自公元2世纪立国于汉江下游起，直到唐龙朔三年灭亡，500年间其王室一直出自扶余氏。因此，扶余氏或简称余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百济国内最强大的贵族。在中国历代典籍《百济传》中可以看到大量余氏宗亲担任军政要职，这种情况在公元6世纪以前更为普遍。武宁王以后，余氏锋芒有所收敛，让出了更多空间给其他大贵族发展，这缓和了王室与大贵族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因而也缔造出一个百济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但6世纪后期开始，王室屡屡征发劳力，大兴土木，变相地剥夺了大贵族们的部分既得利益，从而摩擦出现加剧趋势。百济灭亡前夕的义慈王十七（657）年，“拜王庶子四十一人为佐平，各赐食邑”，这使得本来作为大贵族地位象征的第一等官“佐平”泛滥，明显侵害了异姓大贵族们的利益，削弱了他们的权势，使他们不再愿与王室同甘共苦。这也可被归结为百济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百济国内异姓大族，《隋书》卷81《百济传》载：“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贞（或作真）氏、国氏、木氏、苩氏。”《北史》卷94《百济传》也有类似记录。正史中八族并强的说法以《隋书》为源头，这应是大业七（611）年隋炀帝“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后得到的信息，当时正值百济武康王十二年。

其中，解氏也和王族余氏一样出自古扶余国。其首位知名人物乃是第一代百济王温祚时的北部人“右辅”解娄，之后便长盛不衰。

真氏也出自百济北部，很可能也是扶余族人。其首位知名人物是第二代多娄王时的右辅真会。魏晋之际的百济明主古尔王曾“拜真忠为左将，委以内外兵马事”。后又任真忠为右辅，以其同族真勿为左将，真可出任“六佐平”之一的内头佐平。真氏一度又是百济外戚，其成员多任要职，与余氏、解氏长期把持朝政。但公元475年盖卤王大难之后真氏势力明显消退。

木氏又作木素氏、木劦氏、木州氏，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已经崛起，并有部分成员投靠侵入半岛的倭人。后该家族成为连结百济与倭国的重要纽带，频繁地担任使者往返于半岛与列岛之间。

苩氏出自百济西部，相传其祖先苩会在肖古王时进献了一头白鹿，被视为祥瑞。但是苩氏最有名的人物却是几百年后的苩加，他在东城王时出任卫士佐平，后来竟杀害了东城王。

燕氏第一个知名人物是三斤王时代的恩率燕信，当时兵官佐平解仇作乱，燕信是其帮凶。东城王时燕突担任了仅次于一等官佐平的达率。随着燕氏的影响力日渐强大，紧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燕氏接替真氏，成为足以与解氏分庭抗礼的大族。

沙宅氏简称沙氏的起源虽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后期，但其崛起却和苩氏、燕氏一样在东城王在位前后。其首领内法佐平沙若思、迈罗王沙法名等都是当世文武之才。

国氏首领国虽多在圣王时位居第四等德率，这虽然只是一般郡将级的中等官位，却是国氏兴起之初。隋大业七年，百济武王遣国智牟出使中土联络讨伐高句丽事宜。至百济灭亡时，与义慈王、太子隆等一同被押送中土的佐平中就有沙宅千福、国弁成、沙宅孙登等人。实际上，自公元7世纪初武康王即位后，历来的强族解氏受到排挤，取而代之的正是沙宅氏和国氏以及汉姓大族乐浪王氏，且沙宅氏实力更胜一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百济灭亡为止。

劦氏或作姐氏、姬氏，又作姐弥氏、祖弥氏。该家族活动于公元5世纪以降，与前述7族相比地位略次。

除了中国典籍列举的这八大族外，在百济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作为王室旁支的鬼室、黑齿、东城、汶休或作汶斯、古尔或作古鲁等族，以及答本、忆礼、谷那、仇或作久、再曾、延尔、殷、迟、己州或作己知等。其他见于东北亚文献的百济姓氏还有许、吉、荆、赞、慕或作莫、会、豆、优、奚、州利、四比、嫡、鼻利、阿乇、掠、皮、礼、首弥、台久、淳武、末士等数十种之多。另有高、杨、张、王、陈、于、段、马、潘、丁等氏显系汉姓，其先盖为中原移民。此外，某些带有列岛血统的百济人也保留了倭人氏姓，如斯我君即苏我君、纪臣、物部连、许势臣、科野、河内部、调、曰佐等家族。

在百济这样的中小型王国中，王室及其支系和八大族占有了大多数资源，几乎垄断了政界要职，他们历经上百年的发展，在百济根深蒂固，号召力很大。大唐一方面希望百济集合到一个核心周围尽快复兴起来，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百济本土豪强重新崛起，从而对中央皇朝的遥控产生威胁。于是，高宗便选择了让前太子扶余隆摇任都督，而以地位略低于王室和八大族的中上层百济贵族难氏、祢氏出任长史、司马主持日常事务的理想方式。

祢氏在百济的代表祢军被大唐选择为熊津州都督府司马还有另一个原因。《旧唐书》卷86《苏定方传》载：“其（百济）大将祢植又将义慈来降，太子隆并与诸城主皆同送款。百济悉平，分其地为六州。俘义慈及隆、泰等献于东都。”《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载：“其（百济）将祢植与义慈降，隆及诸城送款，百济平。俘义慈、隆、泰等献东都。”《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载：“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两《唐书》和《三国史记》都提到，穷途末路的义慈王向苏定方投降时并非孤身一人，或曰身边有将领祢植，或曰有熊津方领军等。《新唐书》、《三国史记》的说法是义慈王自愿来降；而《旧唐书》却说是祢植“将义慈来降”，此处的“将”当是遣送或携带之意，也就是暗示了义慈王来降带有一定的胁迫性质，至少说祢植在义慈投降一事中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新唐书》、《三国史记》或者是简略书写，或者是为百济王有所隐讳，故而闭口不提祢植对义慈王的挟持，而《旧唐书》的记载才更接近于真实。之前，义慈王窘迫之际逃出都城泗沘，投奔北方治所熊津城，于是陷入熊津方领军的掌控之中。祢植能够在此情况下对义慈降唐起到主导作用，只能说明《三国史记》中的“熊津方领军”指的就是祢植。于是，身为百济北方首长的祢植又积极促成百济末代义慈王降唐，实可谓位重功高，自然要受到大唐朝廷的重视。苏定方携百济王室、大臣及万余百姓西还时，祢植很可能也在其中，只不过他与旁人的处境不同，他人为阶下囚，祢植为座上客。高宗于洛阳接见众人后对他们有所宽赦，数日后义慈病故，赠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行卫尉卿；太子扶余隆先任为从三品司稼正卿，后进爵百济郡公，为熊津都督。有功之臣祢植当然也要受到赏赐并加官进爵。

2006年，洛阳坊肆间出现了一方西安出土的墓志，题为《大唐故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墓志之铭》。董延寿、赵振华在2007年发表的《洛阳、鲁山、西安出土的唐代百济人墓志探索》一文中给出了该墓志铭录文并作了适当分析，现将其拓片附图及志文释读转录如下：


图13、大唐故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墓志之铭

“大唐故左威卫大将军来远县开国子柱国祢公墓志铭并序
公讳寔进，百济熊川人也。
祖左平誉多，父左平思善，并蕃官正一品。雄毅为姿，忠厚成性，驰声沧海，效节青丘。公器宇深沉，干略宏远；虚弦落雁，挺剑飞猨。夙禀贞规，早标义节。占风异域，就日长安。式奉文棍，爰陪武帐。腰鞬玤鹖，纡紫怀黄。驱十影于香街，翊九旗于绮禁。岂与夫日磾之辈，由余之俦，议其诚绩，较其优劣者矣。方承休宠，荷日用于百年；遽促浮生，奄尘飘于一瞬。以咸亨三年五月廿五日因行薨于来州黄县，春秋五十有八。
恩加[][][]诏葬，礼洽饰终。以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于高阳原。爰命典司，为其铭曰：
溟海之东，远截[][]皇风；飧和饮化，抱义志承。荣簪紎，接采鹓鸿；星摇宝剑，月满雕弓。
恩光屡洽，宠服方隆；逝川遽远，悲谷俄穷。烟含古树，霜落寒丛；唯天地兮长久，与兰菊兮无终。”

从墓志铭可知，祢寔进是“百济熊川”即熊津人，生于隋大业十一（615）年，与百济前太子扶余隆同年，和熊津州都督府长史难汗年纪相仿。苏定方讨平百济时，祢寔进46岁，已过不惑之年。他的祖父祢誉多、父亲祢思善都官居“左平”即百济第一等佐平，地位显赫，主要活动在百济威德王后期至义慈王时代。祢寔进的家族应当是百济末期熊津方的统治者。祢寔进是文武全才，早在百济没有灭亡时就已经颇有功名，入唐后更是受到皇帝赏识，以至“纡紫怀黄”。“纡紫怀黄”的意思是戴紫绶、佩金印，按唐礼制，“二品、三品紫绶，三彩，紫、黄、赤，纯紫质，长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广八寸”，金印是蕃王级别的人方可有资格赐予之物。唐代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文散官，正与“纡紫怀黄”之语相合。而墓志上称祢寔进为“左威卫大将军”，这是正三品武职事官，与金紫光禄大夫同阶。墓志中没有说明该职务是祢寔进生前实任官还是死后赠官，但有“恩加诏葬”之语，死后如有赠官似应一并注明，“左威卫大将军”是其生前职务的可能性较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祢寔进去世时百济第一号人物扶余隆还只是从三品司稼正卿，直到5年后的仪凤二（677）年才“拜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熊津都督、带方郡王”，即祢寔进生前唐官品阶高于百济郡公、熊津州都督扶余隆。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祢寔进地位超过扶余隆的呢？据我判断，一定是他立有巨大的功劳，以至于“功高盖主”。而熊津祢氏对大唐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当年祢植促成义慈王降唐一事，这个祢寔进必定与祢植有着莫大的关联。目前为止，已发现熊津祢氏的成员有祢植、祢军和祢寔进3人次。从文武王《答薛仁贵书》来看祢军至咸亨三年九月仍生存且继续担任着熊津州都督府司马一职，与祢寔进定为两人，且地位不如祢寔进。而熊津方领军祢植之名在苏定方讨平百济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植”、“寔”发音相近，“祢寔进”就是“祢植”入唐后名字汉化或由高宗赐名亦未可知。如然，祢寔进当时超出其他百济同胞而官至左威卫大将军的原因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也正是由于当年祢植投效的行为，使得祢氏一举成为百济被大唐灭亡后的“栋梁”，其地位更在百济八族中的沙宅氏、国氏等大贵族之上；出任都督府司马的前佐平祢军只是以祢寔进为首的熊津祢氏在本土的代表而已。

再说难氏。《唐故宣威将军难元庆墓志》载：“君讳元庆，其先即黄帝之宗也，扶余之尔类焉。昔伯仲枝分，位居东表，兄弟同政，爰国臣韩。”所谓“黄帝之宗”自然是附会之语。而“扶余之尔类”则暗示难氏祖先也出自古扶余国，与百济王家扶余氏关系较为接近，可能和鬼室、黑齿等氏的情况相近。虽为王室远支，但和祢氏相比，难氏地位仍偏低。难汗的祖父难珇是百济第二等达率，位在祢寔进祖父祢誉多之下。《唐故宣威将军难元庆墓志》中无难汗之父的相关记载，由此断定其位阶不高，并不值得炫耀；而祢寔进之父祢思善仍是百济第一等的佐平。难汗在百济灭亡以前的位阶不明，而祢氏中地位不如祢寔进的祢军仍为佐平，难汗充其量与祢军同阶。另外，从目前发现的资料来分析，也很难像判断祢氏出自熊津那样分析出难氏在百济的具体地望。后来，难汗之子难武终官支浔州刺史，这或许表明难氏的根基在任存、周留一带。

与熊津州都督府的情况相类似，改制后的百济各羁縻州县也必定相应地任命了百济裔的官人进行管理，但也有由汉人出任长官的。比如，《日本书纪》《天智纪》六（667）年条中曾出现“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司马法聪受镇将刘仁愿之命护送倭使回国。“司马”是典型的中土姓氏，之前史料中也没有发现百济有这个司马氏人存在。因而，司马法聪极可能是跟随刘仁愿东渡的汉人，后来留在百济成为参理汉官；否则，至少也是在百济生活的中原移民。

事实上，熊津都督府改制的同时，百济都护府这一由唐朝直接管辖的军政机构可能也进行了人员配置甚至是机构设置上的调整。刘仁轨时代的进礼州司马靳勖由于改制过程中进礼州被撤销或降级为鲁山州淳迟县的缘故，离开进礼并回到熊津府城。随后，靳勖弃文从伍，被选拔授为“熊津军子总管”。这些在《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府君墓志铭》中有所反映。

唐代前期边防之兵大者为“军”，小者为“守捉”、“城”、“镇”，总管地方边戍的称为“道”。一般“军”屯兵数千至数万人，而“城”、“镇”都在数千人，“守捉”数百人至数千人。百济都护府最初留镇唐军1万人，均在泗沘城内，若论其规模已经是“军”一级的了。之后虽有损失，而刘仁轨统王文度之众加势，其后孙仁师熊津行军道兵马又有被留百济，泗沘守军只多不少，规模更大。这些镇兵初创时未必有明确的编制，但等到时局相对稳定之后就会完善体制，这大致就是“熊津军”的确立过程。《大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载：“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每军皆有仓曹、兵曹、胄曹参军务一人。……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人置总管一人。……副使、总管取折冲已上官充，子将已上取果毅已上充。”依此，驻于百济都护府城内的“熊津军”军官基本配置为：军使1人、副使1人、营田副使1人、总管2至3人，这5至6人由正四品下折冲都尉以上级的官员充任，也就是地位不低于黑齿常之者；子总管10余人，系“子将已上”职，当由正五品上果毅都尉以上级的官员充任，即地位不低于难汗、祢军者；余下尚有仓曹参军1人、兵曹参军1人、胄曹参军1人及二三十名押官由其他官员充任。

按照惯例，军使是由驻地军政首长兼任的，而百济都护刘仁愿正是熊津军使的不二人选。其他副使、总管之类的职务，身为折冲都尉并镇守熊津城的黑齿常之就十分合适；而龙朔年间与他地位相当、功效相当且事迹相仿的沙宅相如很可能也被高宗派回百济授予折冲都尉，则沙宅相如也是副使、总管等职的上佳人选。难汗、祢军2人虽然位阶与参军、子总管相符，但他们平日需要处理大量繁琐的都督府常务，恐怕不能兼任；故而，这些10余个空缺应当由大唐派遣的果毅们充任。可是我们发现，之前没有当过武官且官阶较低的靳勖竟然被选授为子总管，这是超出常规的。靳勖在出任熊津军子总管前仅是正六品下的下州司马，离开子总管任后才“加朝议郎”，朝议郎是正六品上文散官。可见，靳勖是以正六品下的本品选任子总管的，这比当时的规定低了5阶之多。这只能说明一点，当时自大唐本土派往百济的军官人力不足，且朝廷又不愿大量授予百济人唐军职务，不得已让一些品位不够甚至未参军务的汉官超阶检校“熊津军”军职。这也是后来驻百济唐军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这样的任命对于靳勖这类汉官来说仍不失为重用之举。像这样因为百济府州县精简、都护府机构健全而发生官职调动的原参理汉官恐怕还有不少，他们的具体情况要等待相关资料得到进一步发掘后才能了解了。

大意觉迷

另，“司马法聪”当属于不规范的省称，类似的例子还有“史博德”。说明“司马”当为官名。法聪是否姓“法”另当别论。

满者伯夷

祢寔进官阶比扶余隆高的主要依据还是左威卫大将军一职。

大意觉迷

但是扶余隆的百济郡公已经算是正二品的官阶了，扶余隆死后赠辅国大将军也是正二品。司稼正卿充其量只相当于兼职啊。

大意觉迷

《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府君墓志铭》我查看了一下拓本的原文，发现了令人感到诡异的现象：“俄转进礼州司马”一句的“礼”从拓本上看竟然是简体字！！此外我看到另一个简体字“芸”，原字所在句是“既芸册所详”，不知道是拓本模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从墓志铭的行文内容到字体风格来看，不象是伪造的东西，那么这个所谓的“简体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江城梅花引

俗写？很多简体最初都是俗体字，后来民间因袭成了习惯，于是开国之初正式简化了。

满者伯夷

引用:

原帖由 大意觉迷 于 2007-11-17 12:42 发表
但是扶余隆的百济郡公已经算是正二品的官阶了，扶余隆死后赠辅国大将军也是正二品。司稼正卿充其量只相当于兼职啊。

百济郡公是爵位，和官职、官位是两回事，郡公的品是爵品，两码事。

满者伯夷

扶余隆后来又有过一次加封，但要晚几年。祢死的时候扶余隆还是小角色，我现在怀疑这里和泉男生、高宝藏有相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