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觉迷

支道林生平事蹟考 （一）永和九年（353），39岁 支道林离开山阴南下剡县，先后居□山、沃州山，着《座右铭》，养马放鹤。 【出处】〈本传〉︰俄又投□剡山，于沃州小岭立寺行道，增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堕者，遁乃着《座右铭》以勖之。......时论以遁才堪经济，而洁己拔俗，有违兼济之道。遁乃作《释蒙论》......人尝有遗遁马者，遁受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受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 【考证】永和九年，王羲之举办兰亭会。《嘉泰会稽志》卷 9〈山．山阴县〉引《天章寺碑》，记载了参加兰亭集会42人的姓名，其中有王羲之、谢安、孙绰，却无支道林。 如果支道林此时在山阴，不可能不参加这一盛会。最大可能，就是此时支已赴剡县。关于支道林去剡县后所居山寺，有以下两种记载︰ 一说为□山。《世说新语．排调》︰「支道林因人就深公灵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灵山而隐。」印山当作□山，竺道潜亦称竺法深、深公。《世说新语．德行》云︰「（竺法深）考室剡县东二百里□山中，同游十余人，高栖浩然。支道林宗其风范，与高丽道人书，称其德行。」宋《嘉泰会稽志》卷 9〈山．新昌县〉︰「东□山在县东四十里，晋僧法深支遁皆隐居此。」同卷〈寺院．新昌县〉︰ 大明寺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昔沙门法干、支道林、帛道猷下筑东□山，晋隆和元年，赐号东□寺。会昌废，后唐同光元年重建......至道三年改赐今额。 258 页 一说为沃州小岭。《高僧传》卷 4〈竺道潜传〉︰「支遁遣使求灵□山之侧沃州小岭，欲为幽栖之处。潜答云︰欲来辄给，岂闻巢，由灵山而隐。」《嘉泰会稽志》卷 9〈寺院．新昌县〉云︰ 沃州真觉院在县东四十里，方新昌未为县时，在剡县南三十里，居沃州之阳，天姥之阴，南对天台山之华顶、赤城，北对四明山之金庭、石鼓，而北有支遁养马坡，放鹤峰，......晋帛道猷、竺道潜、支道林......皆常居焉。会昌废......治平三年赐今额。 又宋高似孙《剡录》卷 5引白居易〈沃州山禅院记〉︰ 沃州山在剡县南三十里，禅院在沃州山之阳，天姥峰之阴，南对天台而华顶赤城列焉，北对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岭而养马坡放鹤峰次焉......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晋宋以来，因山洞开厥，初有罗汉僧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潜支道林居焉，次又有......凡十八僧居焉。 据笔者实地考察，□山与沃州山都位今浙江省新昌县县城东南约15公里处，两山连为一体，相距不过 1公里。东□寺（大明寺）宋之后不见著录。沃州山禅院毁于文化革命，其遗址已被长韶水库淹没。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01/08_08.htm ---------------------------- 支道林到底有没有可能参见兰亭聚会呢？[em05]

大意觉迷

关于刘惔的字的问题,再补充点资料. 【笺疏】 〔一〕　晋书刘惔传曰：“字真长，沛国相人也。”吴士鉴斠注曰：“世说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作沛国萧人。又赏誉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案本传云：迁丹阳尹。隋志亦云：‘ 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本传云：‘年三十六。’世说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刘恢皆为刘惔之讹。惟一字真长，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两字欤？”　嘉锡案：刘惔传云：“尚明帝女庐陵公主。”而本书排调篇“袁羊尝诣刘恢”条云：“刘尚晋明帝女。”注引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益可证其为一人。佚存丛书本蒙求“刘恢倾酿” 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说曰：“刘恢字真长，为丹阳尹，常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案此事见本篇，作“刘尹云见何次道”云云。 而蒙求以为真长名恢，亦可为古本世说恢、惔互出之证。然孝标注书，于一人仕履，例不重叙。真长始末已见德行篇“刘尹在郡”条下。而于此又别引文章志，则亦未悟其为一人也。本书言语篇云：“竺道潜在简文座，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作“沛国 刘恢嘲之”云云。刘惔传不云“为车骑司马，赠前将军。”此可以补史阙。　嘉锡又案：魏志管辂传引晋诸公赞曰：“刘邠位至太子仆。子粹，字纯嘏，侍中。次宏，字终嘏，太常。次汉，字仲嘏，光禄大夫。宏子耽，晋陵内史。耽子恢，字真长，尹丹阳，为中兴名士也。 ”所叙恢祖父名字，与本书赏誉上篇“ 洛中雅雅有三嘏”条及晋书刘惔传并合。惟仲嘏之名，赏誉上作“漠”，晋书作“潢”，为异耳。而真长之名，则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为丹阳尹。然则恢之与惔，即是一人，无疑也。 <何法盛晋中兴书卷七> 刘惔 刘恢当作惔下同。字真长。少清峻。与王濛为中书郎。时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初学记十一。　御览二百二十。　案刘恢字长升见王隐晋书。 《初学记》【百寮惮三台清】王隐《晋书》曰：郄弘始为尚书郎，转左丞，在朝为百寮所惮。后坐泄事免。又曰：刘恢，字长升，为尚书左丞，正色在朝。三台清肃，出兼中丞。 ----------------------------- 这里有道生（恢）、真长（惔）、长升（恢）三个字号。

江城梅花引

王涣之原来是羲之的儿子啊……《晋书》太不负责任了，只说有七子，五子知名，有两个不知道名字的房玄龄那帮人也不去查……果然甚是粗疏。
“杨模”是“羊模”的话，此公便是泰山羊氏啊，西晋一流的名门，过江以后大不如前，但如诸葛氏之类老牌士族还是承认他地位的。东晋末羊孚为桓玄所重，也可窥见其门户地位尚未衰微。
“邛丘旄”的名字据宋濂《兰亭觞咏图记》，人名皆据《兰亭觞咏图》，传该图是李公麟手笔，则也是后出之物，不一定便可信。若如《天章寺碑》所云是“丘髦”，那很可能是吴兴丘氏子弟。不好说啊。
桓伟绝不是桓温子，桓温当时才三十出头，儿子能有多大？桓伟还是第五子，只比桓玄大些。再说籍贯也不对，桓温是谯国龙亢人，这里的桓伟是荥阳人。而且桓氏学无根柢，不谙玄言，从这一条说也不合王谢诸名士口味。所以我认为此人与谯国桓氏无关。
支遁参加没参加兰亭会，确实是个问题，余嘉锡《笺疏》说《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主宾十一人名单中有支遁；看柳宗元的诗，也是认为兰亭会有支道林一份的。但石刻题名似乎更可信些，所以我倾向于支道林未参加兰亭会。谢尚永和七年正以豫州刺史、安西将军镇历阳（也可能在寿春），军旅事重，肯定是回不来了。李充官尚书郎，可能正在建康？许询就不知为何没参加了，按说就他最闲……或许正是还都葬母、刘惔三日十一诣之时吧……猜测而已。（补充：想想也不对，刘惔这时应该已经去世两年左右，晋人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十五月免丧，难道许询还都正在刘惔去世前不久？）
许迈是个道士，附见《晋书》王羲之传，传说后来成仙了。王氏世代奉道，和这些道门领袖关系很好。
关于刘惔的字，那个字长升的不太可能是刘尹，尚书左丞还则罢了，御史中丞是乌衣诸王座位，刘真长这样自恃门第的大名士绝对不会喜欢干这个活儿的。再说王隐《晋书》似乎比较偏重中朝诸事，书成又在庾亮镇武昌期间，当时刘惔估计二十上下，当尚书左丞也嫌太早。推测刘恢刘长升可能是西晋的某一位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众怨所归，一般干个三五年就得腾位置，所以晋宋时期当过这个职务的人相当多啊。
晋宋时期史料杂乱，时有误处，即使时人传闻都不一定可信。如军师所引《高逸沙门传》说支遁亡于洛阳，实际支遁过江以来未曾北行。
想起一件事，《临河序》王羲之统计成诗未成诗者共四十一人，《兰亭石刻》说四十二人，怀疑四十一人里面没计算逸少本人，不知此说可通否。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7-11-30 19:24 编辑 ]

大意觉迷

我提供的关于刘惔刘恢的资料，重行不如也加到正文去如何？ 另外，关于刘惔刘恢的问题我提点个人看法。 我认为，可能确实存在一个叫刘恢的人，而同时刘惔也被误写成刘恢，致使两人的信息受到混淆，可能还有加以分辨的空间。

江城梅花引

等年前集中精力改一次吧，现在找了份家教工作，每天下午两小时，3点到5点，小孩住在广安门，一去一回又4个小时，回来还要备课，实在没精力改了。本来还想趁最近有工夫写点儿东西呢，也只有等春节前了。

仁科幸甚哉

...在大城市赶路，我最怕了。想以前從朝阳区坐去中关村，每回都睡了过去...后来從北理工去中关村，便不必瞌睡。

仁科幸甚哉

承前某处所言，与会兰亭者，或有武官名，或有将军号。 其实将军号在秦汉以来发展出一支纯粹的寄禄散官号，养人而不必任事。既谓官以养人、职以任事也。 至于武官名，也多有名实不符。这种状况直到清代也普遍存在。譬如那位某公“似在馬曹、不知几马、焉知死马”...... 另外，东晋军队集中在荆扬二鎮且由少数侨姓大族族内栋梁所掌控，州郡兵受害于西晋政治及东晋州郡混乱亦是弱小。 可见，关于兰亭之会的军事密谋说，单从这个角度出发，是站不住脚的。[em10] 个人管见..........

江城梅花引

引用:

下面引用由仁科幸甚哉发表的内容： ...在大城市赶路，我最怕了。想以前從朝阳区坐去中关村，每回都睡了过去...后来從北理工去中关村，便不必瞌睡。

从北理工去中关村还敢瞌睡？非坐过站不可啊……话说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就是在车上睡着了，多坐了一站地，误了换乘，下车走了十几分钟才回家。

江城梅花引

引用:

下面引用由大意觉迷发表的内容： 其实也不必拘泥于"兰亭之会的军事密谋说",只是想看看是他们的所谓畅叙幽情是否有什么别的内涵。毕竟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只靠清谈是不行的吧？

我觉得，既然畅叙幽情，便是纯粹的寄心玄远，那种把清谈和国事掺杂在一起的事情，晋人是不做的，甚至可能还会鄙视这种做法，认为这样是“尘心不尽”。如王刘诣何充清谈，何充正在处理政务，没有及时接对，刘惔就表示了一定的不满。而且兰亭会与会者除了本地豪族和寄居东土的侨姓名士，就是王羲之右军府的属僚，还有些适逢其会的小人物，缺乏重量级的官员。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与会者的成分也决定了兰亭会上无法谈论军国大事。

仁科幸甚哉

其实觉迷sama大胆假设未必不可~~~ 然而小心求证来，即便是兰亭会上聊及军国政事，想必这些并不掌握实权的历史人物，或许跟今天的人们一样————酒喝高了东扯西拉而已。 子产不毁乡校，防人之口甚于防川。 再者，可以参见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以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兰亭会主要是那时上层人士的FB生活内容的反映。 可那时的“清谈”不能简单等同于“說无关紧要的白话”。玄学乃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时期，融合了道、儒、释，以及名家逻辑等很多当时的流行理论。 至于觉迷sama的假设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学既崇无，也崇有；既极力反对名教，也有向名教讨好迎合的。在不同的态度和举动下，依然掩藏着對现实社会的关切和注意。 所以兰亭会谈涉及现实的内容，亦是可能的。[em10]

仁科幸甚哉

引用:

下面引用由江城梅花引发表的内容： 从北理工去中关村还敢瞌睡？非坐过站不可啊……话说有一次从学校回家就是在车上睡着了，多坐了一站地，误了换乘，下车走了十几分钟才回家。

呵呵...前年在北京，從康家沟上车至中关村下，当然要瞌睡。 去年在北京改为寄寓魏公村，走去中关村，想瞌睡也不可能了。[em20]

真田豪

那得另写一文来专门探讨才行啊~~~~而且目前的通说认为日本主要是受隋唐两代的影响，倭五王时代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很有限，想来受到的影响不会太大，当时连汉字使用流利的人都不多哈~~~ 日本人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是建立在数十次遣唐使基础上的，倭五王时代靠几次礼节性的使者往来怕是很难了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不过，日本人一直是有选择的引进和吸收中国文化却是真的，比如不用太监，就是发现太监太容易专权乱政了，而且也不符合日本人的不喜阉割的天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连牛马都不阉），呵呵~~~

江城梅花引

会稽口岸……曹氏没人当过会稽太守吧？曹休的祖父倒是做过吴郡太守。 兰亭会与会者的命运，我想不是很好探讨，因为很多人都是无名之士，也许可以单探讨那些《晋书》有传的人？我想，兰亭会的题目进一步追下去可能会很吃力，主要是限于资料的缘故。

仁科幸甚哉

引用:

下面引用由大意觉迷发表的内容： 呵呵，我虽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但我所探讨的倭五王时代乃至邪马台时期正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而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似乎也与魏晋南...

觉迷sama若不吝惜，还请关于倭时古日本方面多多赐教。此乃鄙人涉猎很少之处。 如你所言，我也发现平安时期的日本社会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确实客观存在很多相通、相似之处。[em25]

仁科幸甚哉

引用:

下面引用由真田豪发表的内容： 目前的通说认为日本主要是受隋唐两代的影响，倭五王时代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很有限，想来受到的影响不会太大，当时连汉字使用流利的人都不多哈~~~ 日本人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是建立在数十次遣唐使基础上的，倭五王时代靠几次礼节性的使者往来怕是很难了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不过，日本人一直是有选择的引进和吸收中国文化却是真的，比如不用太监，就是发现太监太容易专权乱政了，而且也不符合日本人的不喜阉割的天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连牛马都不阉），呵呵~~~..

赞同豪兄的看法。 思想交流主要的有效的载体是文字书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说法也是修辞的结果。 语言交流即时性强，但对于理解和运用作用不大。所以...... 另外日本为何不存在阉宦制度，我觉得应该不是日本方面主观意志的决定。 近来关于此问题，有比较明确的思路。 目前手头只有提纲，待日后雏文之时，寻机会再广求针砭。[em10]

江城梅花引

这是年前就说要修改的那一稿，过年期间事情比预想的多，即使偶尔没事，也静不下心来修改，今天算是做完这项工作了。军师提出二刘各有其人而事迹混淆，我没有采用这种观点，因为刘恢事迹本就很少，如果再从中摘去可以认为是刘惔事迹的部分，即无可论述，更无法说明二人确实各自存在。即使二人的情况真如军师所说，我也不敢给自己找这麻烦；何况，在没有关于刘恢进一步资料的情况下，我还是倾向于二刘本是一人。

大意觉迷

其实只要稍微点一点就可以了,除了 《刘惔集》二卷 《刘恢集》五卷 的差别之外，确实没有多少关于另一个刘恢的差别。 ps：即使是两个文集，在《全晋文》中依然是混淆状。 http://www.gzchildren.com/liuchaoshuguan/jinwen/131.htm

江城梅花引

两个集子一个两卷一个五卷，是否可以考虑同一文集编次不同的情况呢？有很多书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卷数记载，有的是散佚后重编的结果，有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山名宗田

刘惔和刘恢是一人还是两人，徐震堮的意见是更有说服力的。徐震堮的书是在看到余嘉锡稿子之后做的，因此和余嘉锡立异的观点往往比余氏强，这个和两人学问大小无关。周祖谟在《世说新语笺疏》序言里面追溯自己整理余嘉锡的遗稿的过程说，自己整理好后，曾寄给徐震堮，请他校对整理讹误。谁知一去几年，迄无音讯。最后寄回来的，仅仅是别纸附上数页案语。非自己请求校对原意，因此一概削去，以免掠美之嫌云云。这个话是有微意的。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别集，有刘惔集二卷，刘恢集五卷。这是两人不同的最有力证据。因为旧唐书经籍志里面著录的本是开元年间的内府藏书，当日曾经组织人手整理缮写，编写目录的。这犹如清朝人编四库，怎么能想象有把同一人的别集作为两本书著录的情况呢。 吴仕鉴《斠注》曰：“《世说》《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作沛国萧人。又赏誉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案本传云：迁丹阳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本传云：‘年三十六。’《世说》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刘恢皆为刘惔之讹。惟一字真长，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两字欤？”　 这里所引为依据的“《隋志》亦云：‘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已经校作“刘惔”。

江城梅花引

关于这个问题，余先生辨证的主要问题在氏族卒年等方向，而我已经提出“仅以尚主、籍贯及《隋志》、《三国志》裴注记载便断定刘惔必与刘恢为一人，感觉说服力尚有不足”，所以加了对两人历官的考证。至于文集的问题，先前推测二者为一人的文集是我的臆断了，然而即使确为两人的集子，又何以知此刘恢即彼刘恢呢？所以还是本文最后那句话：“限于对资料的掌握，本文的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自信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