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二、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时间[/B]
显庆五(660)年,大唐接受新罗方面的劝说,派遣苏定方统兵十余万出击百济,最终与新罗联军一同将其攻破,并俘虏其王室、大臣及百姓等,使得相当部分的百济领土纳入大唐版图。这无疑是公元7世纪东亚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各种史料关于该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却存在多多少少的矛盾和模糊,需要仔细梳理。拜根兴在《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中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分析研究唐罗联军灭亡百济的具体日程问题,很有启发性。下面结合史料试对整个日程给出自己的看法:
《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条载:“(1)三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金仁问为副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三万军,以伐百济,敕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使将兵为之声援。(2)夏五月二十六日,王与庾信、真珠、天存等领兵出京。(3)六月十八日,次南川停(今京畿道东南部利川)。(4)定方发自莱州,舳舻千里,随流东下。二十一日,王遣太子法敏领兵船一百艘,迎定方于德物岛(今京畿道西海中德积岛)。定方谓法敏曰:‘吾欲以七月十日至百济南,与大王兵会,屠破义慈都城。’……定方喜,还遣法敏征新罗兵马。(5)法敏至,言定方军势甚盛,王喜不自胜。又命太子与大将军庾信、将军品日、钦春(春或作纯)等率精兵五万应之,王次今突城(今忠清北道北部阴城)。(6)七月九日,庾信等进军于黄山(今忠清南道南部连山)之原,百济将军阶伯拥兵而至,先据崄设三营以待。……是日,定方与副总管金仁问等到伎伐浦,遇百济兵,逆击大败之。(7)庾信等至唐营,定方以庾信等后期,将斩新罗督军金文颖(或作永)于军门。……百济王子使佐平觉伽移书于唐将军,哀乞退兵。(8)十二日,唐罗军□□□围义慈都城,进于所夫里之原。……(9)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当为泰)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10)十八日,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11)王闻义慈降,二十九日自今突城至所夫里城,遣弟监天福露布于大唐。(12)八月二日,大置酒劳将士,王与定方及诸将坐于堂上,坐义慈及子隆于堂下,或使义慈行酒,百济佐平等群臣莫不鸣咽流涕。……(13)百济余贼据南岑、贞岘(今大田市西部镇岑)、□□□城;又佐平正武聚众屯豆尸原岳(今全罗北道东北富南),抄掠唐罗人。(14)二十六日,攻任存(今忠清南道中部大兴)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15)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金仁问与沙湌儒敦、大奈麻中知等偕行。(16)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17)唐皇帝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二十八日至三年山城(今忠清北道中部报恩)传诏。文度面东立,大王面西立。锡命后,文度欲以宣物授王,忽疾作便死。从者摄位毕事。(18)十月九日,王率太子及诸军攻尔礼城(今全罗南道中部绫州)。(19)十八日,取其城置官守。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20)三十日,攻泗沘南岭军栅,斩首一千五百人。(21)十一月一日,高句丽侵攻七重城(今京畿道北部积城),军主匹夫死之。(22)五日,王行渡鸡滩,攻王兴寺(今忠清南道南部扶余附近)、岑城。(23)七日乃克,斩首七百人。(24)二十二日,王来自百济,论功。”
以上是关于这场战争最为详细的历史记载,时间从该年三月直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大致可分作24个时间节点。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以下11条:(1)三月是整个军事计划正式发动的时间;(4)六月二十一日是武烈王派金法敏于德物岛迎接苏定方大军的时间,之后定方与法敏约会军期为七月十日,法敏回去禀报武烈王并发动新罗军;(6)七月九日是“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时间;(7)罗军与唐军会师时定方认为新罗失军期,而后两军于七月十二日进军所夫里原,则会师的时间是七月十一日;(9)七月十三日是百济都城泗沘沦陷的时间;(10)七月十八日是义慈王向联军投降的时间;(11)七月二十九日是武烈王派人露布大唐的时间;(14)八月二十六日是“任存之役”的时间;(15)九月三日是苏定方一行起程返唐的时间;(17)九月二十八日是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至三年山城向武烈王传诏赐物并猝死的时间;(24)十一月二十二日是武烈王率军回到新罗都城金城的时间。
《三国史记》其它篇目及《三国遗事》也都给出了与之符合但较为简略的时间,可作参证。《日本书纪》及其引文也给出了比较吻合的记载。《齐明纪》六(660)年九月条载:“九月己亥朔癸卯,百济遣达率(阙名)、沙弥觉从等来奏曰(或本云,逃来告难):‘今年七月,新罗恃力作势,不亲于邻,引构唐人,倾覆百济,君臣总俘,略无嚼类。(或本云,今年七月十日,大唐苏定方率船师军尾资之津,新罗王春秋智率兵马军于怒受利之山,夹击百济。相战三日,陷我王城。同月十三日,始破王城。怒受利山,百济之东界也。)于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发愤,据任射岐山(或本云,北任叙利山),达率余自进据中部久麻怒利城(或本云,都都岐留山),各营一所,诱聚散卒。兵尽前役,故以棓战。新罗军破,百济夺其兵。继而百济兵蕃锐,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鸠集同国,共保王城。国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进。唯福信起神武之权,兴既亡之国。”
这条中“九月己亥朔”与陈垣所推《二十史朔闰表》相同,“癸卯”为九月五日。如此,唐罗联军与百济之战的消息传到大倭朝廷已是战争发生后数十天的事了,难怪和百济关系密切的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反应,唐罗联军的闪击战策略收到奇效。该条“或本云”中称唐军至“尾资之津”、罗军至“怒受力山”的时间为七月十日,比《武烈王纪》中“黄山之役”和“伎伐浦之役”的发生时间七月九日晚一天。但百济都城沦陷的时间七月十三日与《武烈王纪》一致,由此两书日程应属相同,黄山、伎伐浦两役艰苦激烈,1天时间完全可以考虑在战斗延续期内。《齐明纪》中提到几个地名:“任射岐山”、“任叙利山”一般认为就是黑齿常之投奔的“任存山”;“都都岐留山”的首字也当是“任”字之误,此地同为任存山,在大兴附近;“久麻怒利城”同《日本书纪》《雄略纪》中的“久麻那利”,意即“熊津”,但这里又称“中部”,似非,因为如前所述中部治所乃古沙夫里,熊津是北方治所,或有误传;“王城”一般指都城,但其它史料都没有提到泗沘城曾经被百济复国军夺回,则此“王城”或许就是百济故都即前述“久麻怒利城”。从百济前往大倭需要些时日,因此可以推测鬼室福信、扶余自进等起兵任存山并光复熊津城的活动都应该是当年七八月内完成的。
《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高丽沙门道显《日本世记》载:“七月云云,春秋智借大将军苏定方之手,使击百济亡之。或曰,百济自亡,由君大夫人妖女之无道擅夺国柄诛杀贤良,故召斯祸矣,可不慎欤,可不慎欤。其注云,新罗春秋智不得愿于内臣盖金故,亦使于唐,舍俗衣冠,请媚于天子,投祸于邻国,而构斯意行者也。”
道显是高句丽归化倭国的僧人,就生活在百济、高句丽相继灭亡的年代里。他的记载应当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即便是传闻也比一般晚出的记录要可信得多。道显认为百济灭亡于七月有根有据,又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正文各条的时间一致,应当是正确的。
《齐明纪》六年十月条内小字附记云:“百济王义慈、其妻恩古、其子隆等、其臣佐平千福、国弁成、孙登等凡五十余,秋于七月十三日为苏将军所捉,而送去于唐国。盖是无故持兵之征乎?”这是一条很特殊的记载,与前述日程不符。泗沘城破于七月十三日,义慈等降服于七月十八日,众人被送往大唐为九月三日;依此则苏定方不能于七月十三日将众人捉拿送去大唐。今疑此条将泗沘城破与义慈被俘、押送大唐三事混记于一处,不可盲目采信,当予纠正。
又《齐明纪》六年七月条引《伊吉连博德书》载:“(1)庚申(660)年八月,百济已平之后,(2)九月十二日,放客本国。(3)十九日,发自西京。(4)十月十六日,还到东京,始得相见阿利麻等五人。(5)十一月一日,为将军苏定方等所捉百济王以下太子隆等诸王子十三人、大佐平沙宅千福、国弁成以下卅七人,并五十许人奉进朝堂,急引趋向天子。天子恩敕,见前放着。(6)十九日,赐劳。(7)廿四日,发自东京。”
伊吉连博德是显庆四(659)年倭国派往大唐的使节之一,于年底被唐廷软禁于西京长安。他也是当时之人,所记乃亲身经历,应与实际情况符合。但他称百济平定于这年“八月”,此与同为当时人的道显所录有异;这些遣唐使在九月十二日得到释放之前一直被看押,应当无法随意获取外界消息,他们的信息渠道只能是唐朝官方。
《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曲赦神丘、昆夷道总管已下,赐天下大酺三日。……(3)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载:“(1)三月……辛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兵道行军总管,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三将军及新罗兵以伐百济。……(2)八月庚辰,苏定方及百济战,败之。……(3)十一月戊戌,苏定方俘百济王以献。”
两《唐书》所述虽有差异,但时间节点却完全相同。《旧唐书》“十一月戊戌朔”的记载与《二十史朔闰表》同,按此表则三月“辛亥”为三月十日,“八月庚辰”为八月十二日。如此精确到日干支的纪事极有可能依据《唐高宗实录》写成,其可信度相当高。而且,两《唐书》的记载与倭国遣唐使伊吉连博德当时于大唐境内所记日期完全一致,这就构成了与《三国史记》、《日本书纪》、《日本世记》百济亡于“七月说”不同的“八月说”。
另,金石文资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为“显庆五年岁在庚申八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权怀素书”。此标以大唐正朔的“八月己巳朔”亦与《二十史朔闰表》同,再证其可信性。而“十五日癸未”的立碑时间说明至少到唐历八月十五日止,泗沘已破,义慈已降,唐罗联军平灭百济的行动已告基本完成。
不论是“七月说”还是“八月说”,都有多方资料相互映证,而且也都有当时人的记录,均不可轻易废弃。我很赞同拜根兴试图同时接受两套日程记录并将其调和的观点,但是对于他调和的方式及基本方向则全都不能认同。
拜根兴发现“七月说”中泗沘城破在“七月十三日”,而“八月说”中大捷发生在“八月十二日”,两者基本相错1个月。于是,他从大唐、新罗、百济和倭国使用的历法可能存在差异及各国当时的天文观测、天象演算能力有限的角度分析,暗示两者很可能是同一天,只因各国所行正朔不同而在记述上出现差异。但是,这种推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仔细考察《三国史记》等书中“七月十三日”的纪事及《旧唐书》中“八月十二日”纪事,两者并不完全吻合。前者只是说是日百济都城陷落,而义慈王及太子隆等投降要等到“七月十八日”即五天以后。而后者则说“八月十二日”苏定方等已经讨平百济,义慈王及其臣属已经“面缚”。也就是说,《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纪事实际上至少要到《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以后才能实现。而各种历法中对朔日的计算不会误差太大,一般都在前后一两日之内,因之《三国史记》“七月十八日”也不可能是《旧唐书》“八月十二日”。双方记载时间上的差异不是使用历法不同造成的,或者不全是因为使用历法不同而造成的。
其次,我们注意到唐罗联军在德物岛约会军期后分水陆两路进兵,合围泗沘城。《三国史记》称约定的时间是“七月十日”,最后新罗方面因为“黄山之役”打得非常艰苦而延误了一天,因此还惹怒了身为唐军主将同时也是联军主帅的苏定方。约会军期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如果双方使用的历法不同将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此,假定唐罗双方使用的历法有差异,就必须先校对具体的正朔,然后以双方的历法分别给定具体日期,这是决不能少。而如此重要的情节,很难想象会不被史官注意到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如果新罗方面因为双方历法差异而至误了军期(当然也只能是一两天),其主将金庾信等也一定会以此严词力争;但《三国史记》中金庾信争辩的理由只是“黄山之役”的惨烈而已。也就是说,因为所行历法不同而影响唐、罗两军作战日程安排的可能也可以排除。如此,比约定的军期同在七月而且只晚三天的泗沘城破事件也就不应当产生不同日期的记录。
最后,让我们来做一次反证法。假定“七月说”、“八月说”日期记载都是正确的,其差异来源于当时各国间主要是新罗、大唐间使用历法的不同,《三国史记》等书“七月十三日”即《旧唐书》“八月十二日”。由此,唐历应比罗历推算靠后1个月。据《二十史朔闰表》,显庆五年内并无闰月,则苏定方一行回到洛阳的唐历“十一月戊戌朔”在“八月庚辰”大捷后78天后。而《三国史记》中称苏定方押送包括义慈王在内的大量百济俘人从泗沘城启航是在罗历“九月三日”,就算罗历七月与九月之间无闰月,这也是在泗沘城破后约50天。如此,苏定方率十余万大军并押解上万俘虏,泛舟越海千里,陆行两千余里,从泗沘到达东都洛阳,也只能花去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此大规模的队伍行进相当缓慢,在陆上1日仅能行50里上下,两千余里的陆路就要花去至少40天以上,更不用说还有水路了。
基于以上三点,我已经彻底否定了拜根兴以唐罗等国所行历法不同来调和各种史料时间记述差异的可能。那么,如何在同时肯定《三国史记》、两《唐书》、《日本书纪》、《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等各种文献或金石史料日程记载正确性的前提下,对于它们之间的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呢?我认为这必须从两《唐书》“八月庚辰”纪事的性格说起。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