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田家史料补益
真田家史料补益
——“检地、知行、军役”述略
绪论
战国武士的薪资制度究竟如何？——直到今天，国内国外，鲜有定评。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知行制”。狭义地讲，知行，即指领主给予家臣一定的土地支配权。获封知行的武士，有权从“知行地”里索取工资，也有义务维持“知行地”的运作发展，并与领主建立主从式的社会关系。太阁检地以降，土地的生产额被统一以“石高制”表示，知行量为一千石的武士，按规定，就只能从年产一千石的谷地里征收地租。加之租率为“五公五民”，亦即一半充公，一半归己。最后，再将余下的五百石脱壳、碾成糙米，体积又减四成，大约只剩三百石。对于贩夫走卒一类的下级武士，则是取消知行，改发“扶持米”。一般说来，收入百石扶持米的武士的工资，相当于知行千石者的三分之一。
学者对武士薪资制度的概念性质意见不一，但众说纷纭之中，有一个共同观点，即战国时代的武士阶层，不仅作为地方集团的军事力量，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躬行农业，服田力穑，发挥地主和农民的职能作用。
但上述单纯的计算方法亦非通例，蛎崎氏统治下的蝦夷地区松前，就根本无法种植水稻，长年累月的颗粒无收，使其必须通过与“北前船”建立贸易关系，着力开展渔业建设，才有可能保证每年获取相当于十万石的经济收入；上衫谦信在支配越后漫长的海岸线时，也曾向入港停泊的海船索取高额课税。由此可见，知行的高低，非但不能表示农业生产力的高低，更不能用以衡量财力。在“士农工商”尚未被区分的战国时代，既有知行寡少，但家累千金的大地主，也有知行丰厚，却纳履决踵的穷武士。
相对于全国统一的石高制，还有一种主要施行于东日本的贯高制。但因各地农作物的价值换算率无法被固定，没人能说清一贯钱究竟可换得多少稻谷，因而对贯高制的准确性、实用性就更不敢恭维。战国武士的工资结构，也就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万幸的是，在真田町教育委员会（位于长野县小县郡）编纂《真田町志》时所用文献中，存见一部分真田昌幸在天正六、七年的检地记录，但标题失佚，后人遂以《真田氏给人知行检地帐》（下称《检地帐》）通称。帐面上盖印真田重臣、矢泽赖纲的割印一枚，说明这正是战国时代的原本，并非后世抄本。《检地帐》所载检地，是发生在上田筑城之前的真田根据地——信浓国内。帐中也记有寺社、职人等非武士阶层的组织和个人，也有真田信纲的遗孀的情况。但十有八九，还是关于武士或者军役的。例如，其中记有按知行高低、分发枪和铁炮作武器之事；记载出兵作战时的随军仆人、杂兵的知行量，等等。可见，《检地帐》也大概反映出真田家的动员力。
《检地帐》所述地点，大体与现今行政区分中、长野县小县郡真田町的本原地区重合，这是一块经由千曲川的支流冲积而成的复合扇形地区，被誉为真田氏根生之地。一般认为，地区中心地带遗留的大规模屋敷基址，正是真田家曾经的居馆。第一代当主真田幸隆，就曾在此运筹帷幄、刚柔并济，逐步控制统一了真田乡绝大部分的土地。此后，幸隆智取户石城郭群，真田家的势力范围、支配领域、家威声望，更是得以空前扩张。
水源支配者——真田氏
考究真田家三处根据点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共同之处——就是无一例外地贯彻“水源为重”的战略思想：松尾古城控制着周边的泉水；信纲寺院内有汩汩复流；海禅吉祥寺里，置备了通向上田城的供水设施。“水源为重”，亦即控制水源，才可能种植水稻，发展农业；垄断了当地的用水资源，才可能控制当地的农民农村，乃至农业生产。
水源，始终是真田一门的战略中心，要害之地。
时代背景
在介绍《检地帐》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其时代背景。天文十四年，真田三代之初——真田幸隆受邀出仕了武田家，从一介浪人跃升到受封上田、小县地方安堵的大人物。借信玄之力，他不仅逐步复归了先祖的土地，重振真田家威，并在此后六出奇计，伐谋户石城，殊勋异绩，作为恩赏而获封真田乡全域以及上田地方。天正二年，幸隆在户石城病殁，嫡子信纲继任家督，荫封安堵。一年后，信纲也殒命长筱设乐原，其弟昌辉于同月战死。幸隆的第三个儿子——表里比兴者——真田昌幸嗣位。说到昌幸，他七岁时就作为人质被送进甲斐武田。凭借沉稳作风，精明能干的昌幸深得信玄宠赖，不仅做到近身侍卫，还受命继承望族武藤氏之家名，享受直臣待遇。但是，昌幸的幼名虽为武藤，最终却还是复归了真田本姓。身为真田三代的中流砥柱，他的大智大谋，奠定下日后家族独立的基础。
天正三年，受到织田、德川联军重创的武田氏仍保有相当的实力，周遭强势大名也无法趁虚而入。即便是不久后就攻灭武田家的织田信长，在此时也没有轻举妄动。回顾天正六、七年，武田当主胜赖面对新仇旧恨，依然不甘落后，一面强化自家军备，一面试图建立更有效的动员制度。与此同时，真田家进行了检地。
大增税
《检地帐》中，记载了当时的税额情况。这里的税额，是指在特定面积的田地里能依法征收的税的多少。税，并非单指货币，收税也可以是收取等价实物。这即是所谓的贯高制。另外，据考其武家屋敷里用于种植果树、开垦菜园的田地也是需要征税的。
《检地帐》中，既有支配田地的给人名册，也有耕作田地的农民名册。同时，还存有不少特例。比如：
河井新兵衛 知行
塚田三升五合まき
中 六百文 見出 百七十文 手作
这里的“冢田”是地名；稻种的分量，大概是“三升五合”，土地肥沃程度是“中”等；“六百文”是基础的税额，“百七十文”是增税；而“手作”，是指耕种者为“河井新兵卫”本人。令人意外的是，这份记录中并没有关于土地面积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记下了稻种的分量。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检地的主旨在于调查农作物的收获情况，所以与其用土地面积来计算，毋宁以播下的稻种分量、田地肥沃度等等，来推测枯耘成果，才更现实。
此例中，在原本的六百文之上还有增税的一百七十文，总税额被提高了三分之一。不宁唯是，《检地帐》里有九成的土地，都存有20、30%的增税记录，可谓横征暴敛。但有趣的是，对新兵卫而言，无论税额提高了多少，也只是增高着他的知行上限。也就是说，如此增税，于真田家本身而言恐怕是没法增加一分半厘的好处的。但是，笔者以为，新兵卫的知行在得到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他身负的军役也被加重。联系时代背景，则就更容易理解其增税的意义——这是一种名义上提高知行量，本质上提高军事动员力的迷魂阵。不过，原本的六百文税钱是何时定下的，已无从考之。但如果在此次检地之前、新兵卫的水田产量就已经增加了三成以上，上述关于增税的论断即是成立。
在幸隆时代，真田乡陷入战区，成为了武田、村上两家兵戎相见的最前线，连年频仍的烽烟倥偬，将大量田地置于荒废，水路几尽断绝。小规模的纷争既是家常便饭，农业生产力也因此崩溃。
最终，村上家不敌强大的敌人，而逃至越后；幸隆也趁机夺下了上野国吾妻郡；住在真田乡的武士们亦然慕其威名，投奔而来。此时，没有了繁重的军役，田地也亟待恢复重建，一切事物百废俱兴。
天正二年，幸隆殁，继位者信纲也在不久后战死沙场。短短一年间，兵荒马乱的真田家恐怕也没什么功夫检地了。笔者以为，这六百文，也应该就是奉昌幸之命检地的矢泽赖纲，对幸隆时代定下的知行高进行改定的结果。毕竟，以赤地千里时的土地为基准所进行的检地，和充分整备、连畴接陇时候的，固然会大不相同。大量的增税，也就不言而喻了。
存续幕末的课税基准
《检地帐》中有一点极其引人注目，就是昌幸所定下的课税基准，竟被延续到了幕末。
时值关原大战方息，各家干戈载戢，身为败军之将的昌幸被流放到了纪伊九度山，嗣位人信幸改名信之，封至松代。但在此后，无论是藩主之位的继继承承，还是松平氏、仙石氏的后浪催前浪，昌幸时代拟定的课税基准却依然稳若泰山，百折不移。即便是在全国性的税制改革、石高制的日渐深化中，含括真田乡在内的上田地方，也仍以贯高制为基础来征收地租。
江户时代的二百七十年间，藩主们无数次尝试税制的转换，也都没有一次实质性的成功。
但是，不同于因昌幸时代定下的课税基准、而形成的高税制度，被重新制定的检地基准，导致了大幅度减税的情形。所以，于松代藩而言，如果和周边地区的税率太过于迥然不同甚至格格不入，就极可能因此导致租种土地的佃农们逃往税率较低的地方去。
事实上，因为昌幸的政治手腕异常高明，即一面制定定下高税制度，但同时也施行各式各样的减税措施。可当昌幸突然被发配至纪伊，而信之又初出茅庐的时候，一时间恐怕也无法饱谙人间世故。于是，在信之入住上田城，着手政治之时，农民逃散的事件也就接二连三了。
在江户时代，历代藩主并没有深刻实行贯高制到石高制的税制改革，但也采取了减税措施，试图以此填补和缩短与周边地区的税制差异，避免逆行倒施而不得人心。
在转向以石高制为基准的彻底税改之时，减去了相当的地租，也使得地区内部的生产力高低，在以面积比的检地中无法被测算。或言之，这也暗示着出现了农业以外的生产力。江户时代，松代藩因袭陈规，规定部分区域须缴纳年贡之外、名义上作为城池建设费的“运上金”。与此同时，身负高税的领民们竟也自发地缴纳运上金，可谓怪哉。
笔者认为，以石高制为标的的检地无法实施，恐怕也正是因为领民的反对意见，这听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值得注意是，确实存在着领民持续不断地缴纳高额地租的事实——他们已经接受甚至习惯了昌幸定下的课税制度。
困难的税率换算
诚如上述，真田氏的课税基准可谓是相当之高的。但要具体地探求它和同时代各地区之间存有多少差距，亦须进行相当之困难的税率换算。这也正是因《检地帐》所采用的课税基准，并非是利用土地面积来计算：与真田家势力范围接壤的后北条家，是以水田一反征五百文为标准；较远的安艺国岩岛平均也是按一反水田征收五百文。基于此，笔者认为，一反五百文应是全国的平均值。由此可知，当时的知行一贯，就是指支配水田二反，这很好理解。
然而真田家却是以稻种的分量来制定课税基准的，所以，必须先确定一反水田中播撒下多少的稻种，才能反向推算，得出结论。问题是，计算稻种重量的“升”的大小，各地也有较大区别。在真田乡通用的“升”，换算成相传至今的“京升”，体积又是多大？此为换算的难点之一。
据真田町教育委员会所编纂的《真田町志•历史编上》的推定，检地区域内一反的水田，大约播撒了三至四升的稻种。这里的“升”，是 “上田升”，上田升一升换算成京升的话，大概就是京升二升三合。笔者以为，在平原地区受到充分日照的水田，以播撒京升“一斗”的稻种就等于播撒上田升的四升。但是，由于真田乡地处山间的扇形区域，日照不足，水源也多为冷冽的山泉，进而会存在大量生产率较低的田地。如此自然条件下，四升的稻种，也就只能发挥三升的作用。
这个结论并非定论，但基本上已得出一个以换算为目的的基准，即暂定一反水田播撒上田升三升的稻种为基础。那么《检地帐》中税额的平均值，就成了一反水田征六百二十七文钱。果然，比一反五百文高出不少。如果再以一反播撒四升稻种计算，同样面积的一反水田里，就要征收不止八百文的高税。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样承受如此高税的。
再就是，须进行和石高制的换算。太阁检地之后，定下的标准是“上田一反收获一石五斗，中田一反收获一石三斗，下田一反收获一石一斗”。战国时所谓的一反，是指三百六十坪，太阁检地后变成三百坪，所以，亦须上增二成再来换算，即可假定战国时代一反中田的收获量是一石五斗六升。加之“五公五民”，一反水田又有七斗八升的糙米作了年贡上缴。另外，真田乡直到江户时代初期，都是把一贯文换算成糙米七俵。一般认为，一俵为二斗，七俵也就是一石四斗。把这个数值转换到一反水田之上，如同上述，因为真田家制定下的平均值是一反六百二十七文，则以一石四斗的六成二分七厘来探求地租量，就可以得出结果，大概是八斗八升。如果将上田升作基准，这个结果又会再上增二倍。因税额比水田的增收要高，即使换作京升，这也肯定是一笔高税。如若再以一反播撒四升稻种为准，一反水田的税额就超过一石。这就是说，农民们茹苦含辛、秋收冬藏的粮食，也就被征收得一干二净了。
如同上述的河井新兵卫的例子，播撒下三升五合的稻种、原定税额为六百文、增税一百七十文。税额总计七百七十文，大概可换算为糙米一石，这样一来，税率也就超越“六公四民”。
为了比较税率，做了如上艰深复杂的换算，但事实上也存在简明的算法：上田藩几次易主，家臣武士团从他处迁来上田之后，领取知行的基准从原本的石高制变成了贯高制。为了方便换算，在上田领内形成一贯文换二石四斗七升的风习。即将贯高制知行量乘以2.5倍，就是大概的石高制知行量。
真田家的动员力
横征箕赋的真田氏的动员力又是如何？——一般认为，第一次上田合战时，昌幸从上田城动员了两千至三千的兵力。据旧陆军参谋本部的推算，战国大名的动员力平均是每一万石动员二百五十至三百人。那么，昌幸这次动员的二、三千兵力，在通常情况下须投入十万石。但是，在真田信之被转封松代以前，江户幕府的统计表示上田领内仅仅是六万八千石。
这次上田合战，是昌幸向主家德川掀起反旗，被迫迎击大久保忠邻等人率领的七千讨伐军，兵力悬殊，生死攸关，背城一战。所以，真田家臣团的领地也无法避免地沦入战局，这两三千人不啻也可以看作是真田势力的总动员力。
第二次上田合战，也是本土决战。昌幸利用仅有的两千兵力，挑衅奔赴关原前线的德川秀忠，将其率领的三万六千谱代家臣军团，牵制在上田城下。
此时上野国沼田领的信之已归附德川一方，昌幸动员的两千兵力全部是来自上田领内的。上述所示，如果上田领内只是六万八千石，石高与贯高大约的换算率为二石四斗七升，上田领内的贯高即可折算成二万七千五百三十贯。联系昌幸在第一次上田合战时所动员的两千至三千人的实例，粗疏地看，可知每十贯可动员一人。
这个数值说明，真田家的动员力，和其主家武田家的是大体相同，即使是在兵农分离尚未完全实行之时，他们也能合理调遣资源，充分发挥出动员力的优势。
兵农未分离的实态
《检地帐》用“手作”来表示给人自营的田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一如河井新兵卫，一方面，其家族和佣人安家落户，拽耙扶犁，负担农业。他的知行地也就成了无税地，这很好理解。与此同时，他承担与知行相应的军役。在名义上，除稻田外他也获封合计三贯一百四十文的贯高制知行。从知行量上看，河井新兵卫在武士阶级中的身份并不算高，甚至可以推定，他只是一介足轻。但如果把他的贯高知行换算成石高知行，结果大约就是八石多，同时，他也是拥有无税地的自耕农，养家糊口，不是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适逢兵祸突起，新兵卫一类的自耕农，通常是从主家处领取一杆长枪、一套具足盔甲，就奔赴战场，夺取功名——兵农未分离时的地侍形象，应作如是观。
真田氏等等、没有实行兵农分离制度的大名，也就犹如现代社会的大型公司，特许旗下的分店开张一样。这一制度促进形成了既保持着向心力、又相对独立化的分权式家臣团。
而织田信长所推行的兵农分离政策，是旨在轻徭薄赋，减轻农村经济负担，使农民的收入常年稳定的同时，从城市区域吸纳剩余人口，编入军力。这一政策下的家臣团，明显迥异于真田家特许分权制度，而更趋于现代超市经营模式下的兼职人员、零时工人。
信长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兵农分离，是因为他支配了浓尾平原，控制着能够有效利用伊势湾的海运、木曾三川的水运的城市区域。并将各地方武士不断提拔为家臣，切断了其相连的地缘血缘关系。这是因为，一些原本是自耕农的家臣团，就都只能先卖掉故乡的所有地，才移居至本据点的，这样一来，信长家臣团的工资主体转化为纯粹的工资领取者，进而能够心无二用地执行本职权力，获取单纯的利益。
在另一方面，武田家与真田家的领地，都多处于山地狭隘，人口密度较低，局限于地理因素而无法雇用庞大的常备军，所以只好以培养少数精锐部队为目标。武田家便是选择了更多的骑马战士。
那么真田家呢？
昌幸所面对的真正强敌，无一例外的，都出现本土决战之上。两次跟德川家的战斗是如此，和北条家的也一样。第一次上田合战，北条家在德川攻袭上田时，曾向沼田城发动协同进攻。矢泽赖纲固守沼田，并成功交涉、迎来上杉援军，击退北条。
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本土决战、面临强大来犯之时，如果己方地侍遭敌买通，背叛倾仄，面对数倍敌军和叛军的昌幸即可能顷刻一败如水。但事实上，昌幸在击搏他人的时候，倒曾经有寝返敌方地侍的情况，但遭他人攻略时，却都还没遭遇自家人的倒戈。就象人人都称羡昌幸的智谋如何如何，的确，如此高深的统治手腕，不正是其家族傲立于乱世的有力保证吗？——横征暴敛之下，秉持着极高的动员力，使其家臣武士葵藿倾阳，矢忠不二。
这也正是因昌幸其人，平素就十分注重统治艺术的结果。
使重税成为可能
真田家的统治使重税成为可能，进而实现并保持了极高的动员力。但领民为何能够忍耐如此的重税，直到幕末呢？
真田家离开上田后，领民们继续支付贯高制下的重税。也有研究声称，这正是因为领民反对新的石高制的引进。
但在此，如果仅以昌幸的统治能力较高，来说明实行重税的可能性，是不够的。笔者认为，特别是地处山区之间、土地资源相对贫瘠的真田乡里，也须缴纳非常之高的税款，实在不可思议。因此，笔者试图叙述一个主观推论，即使没有坚实的史料支持，也应是无妨的。要揭开这个谜团，必须先深入到山岭之中——真田乡邻接着菅平。现在的菅平，是夏季的避暑世界，冬季的滑雪天堂，每年获取着相当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这里自古就是收益颇丰的高原。远溯奈良，菅平就已经是向信浓国供给军马的马产地了。一般认为，这一国营牧马机构的经营者，是真田氏的祖先。真田乡与菅平之间的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开始。
在平安时代，公地公民制度宣告崩溃，真田乡是最后一个向信浓国府上税的公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作为寺社或贵族的庄园，税负一定会相对有所减轻。但尽管如此，真田乡还是宁作公地，领民也选择了公民身份。笔者推测，领民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在于，他们依然能从菅平这个寸土尺金之地获取相当大的收益。所以，既然不愿意被新任领主察觉到自己巨额收入的来源，还不若假痴不癫地承受重税。
还有另一个的答案，即是藏匿在修验道的圣地、与真田乡一箭之遥的四阿山山麓之中。试想当地的领民，私下为全国各地的修行者、参拜者做导游，并售卖土产等商品的话，也不能不说这是一笔不少的外快。
虽然这样的外快对于重税而言，仍然是入不敷出。但另一方面，即便田地里的固定收成在检地中无法隐瞒，但谁要调查饲马数量，则是难于上天。再者，作为修验道修行者的向导，而获取的收益，就更加无法被施以课税了。
诸如此列，有不少人认为真田乡的领民在耕作的同时，还手握其他的收益。
不过，也只是一种逻辑演绎罢了。
被保持的真田家动员体制
兵农未分离时代的真田氏，实现了极高的动员率。但是，从上田移封松代之时，不可避免地执行了兵农分离。这意味着，地侍中的一些人，放弃了武士身份，专事农耕；而另一些则是卖掉田地，投身家臣团。如此一来，小县郡的地侍们变得同舟共济，成为命运共同体，但真田家臣团的基盘却面临日渐瓦解之灾。
鉴于此，有人说“真田的动员体制变得和其它大名一样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真田氏之所以能维系大约三千人的动员力直到幕末。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藩内体制和政治传统。首先，在被称作“分限帐”的家臣名单上，记录着真田家即使是身处财政危机之中，也没有解雇一个足轻的事迹。
另外，松代藩的石高约为十万，按参谋本部的推算，即每万石动员二百五十至三百人的程度，当是江户初期平均的动员数，但关键在于，唯独真田氏能把这一动员体制和动员力维系到幕末，堪称不易。
比如，赤穗浅野家在松之廊下事件后被改易，紧急情况下，他们集中了赤穗城内的五百家臣团。另外，据说也有在江户藩邸聚集的藩士。大约算来，其五万五千的石高，动员出五百五十人左右，即每万石动员一百人。这和御家存亡时的紧急状态下的动员能力，别无二致。明治维新的戊辰战争时，各藩的平均动员力也差不多是万石动员一百人。由此可知松代藩动员力之高。
但也须知，此时的藩主之位早不是由真田家系的人担任，其间亦有过数次由养子来继嗣。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传承下令人惊奇的真田家门第。
这三千兵力，在幕末时被编制成为使用洋枪、大炮的近代式部队，在北越战线协同萨摩武士，破坚摧刚，击溃难敌，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精锐之旅。
然而，能维系住如此的动员力及其兵力的素质，正赖于这二百七十年间，松代藩对“分限帐”等等日常事务的绝不怠慢，尽心力行。
毋容置疑的还有，他们的的确确继承下真田优秀的门第，继承下真田昌幸以优秀统治力组建强干部队的光荣传统，并且发扬光大。
原文资料请参见：
http://www3.ocn.ne.jp/~zeon/sengoku/kenchi.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