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森宗信

第二节 明治文化 明治时代是日本不断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时代，而其近代化实质上无异于全方位的西化。在幕末，政府吸收西方文化的范围仅限于满足军事等领域的部分需要；而在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则试图通过全方位地学习西方近代的政法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知识，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因此，明治时代的文化是在继承江户时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力输入和消化吸收欧美近代文化，使之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产物。在明治初期，有机会接触西洋文化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西化风潮尚未及普通民众阶层，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具有启蒙色彩。但是，随着近代教育的普及，交通、通讯的发达，出版、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普及，西方文化迅速在日本各阶层普及，最终在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和批评反思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即近代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启蒙、普及和创造三个阶段。 [/SIZE] 一、学术 幕末乃至明治时代前期（1853~1885），日本改变江户锁国时代以来主要通过荷兰语汲取西方近代科技的狭隘方式，通过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西洋各国语言及地区汲取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从而使日本科技发展从兰学时代进入到洋学时代。[6]明治维新后，日本更从幕末的被动开国转向积极主动开国，为洋学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洋学时代的到来成为日本近代科技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为日本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SIZE] 在天文学方面，明治政府废除了千余年来一直使用的阴历，宣布自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即1873年1月1日始，采用阳历。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时，创设天文科，并于1878年建立天象台。1888年文部省接管东京大学附属东京天文台，成立东京天文台，负责编历、报时和时钟检定。1908年，成立日本天文学会。 [/SIZE] 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等自然科学领域，明治时代最早的“理学五博士”的成果可以说代表了同时期的最高成就。菊池大麓作为明治时代数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担任过东京和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文部大臣、帝国学士院长等要职，他所编的《初等几何教科书》，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数学教科书，不仅对日本的数学普及起到巨大作用，还多次被翻译成中文等，对亚洲其他国家数学教育的发展也功不可抹。山川健次郎为日本最早的物理学教授，也曾历任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总长。曾留学柏林大学的长井长义，归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发现并究明了麻黄素的构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伊藤圭介、矢田部良吉作为知名植物学家，对日本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SIZE] 在工学方面，由于明治维新时期，英国在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正在进行第二次产业革命，德、法、美等国也被卷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因此，日本工业近代化一方面吸收英国以轻工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还引进以蒸汽动力的普及、重化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发展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两次产业革命同时进行是日本近代化，也是日本工学发展的特点。幕末引进的洋学知识和明治时代移植的西方近代科技对日本工学的发展作用巨大。[/SIZE][7][/SIZE] 在农学方面，明治政府通过向欧美各国派遣考察团和聘请外籍专家学者的方式，汲取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学校，创办农事试验场，成立农学会等多种途径，培养专门人才，研究和普及农业新法。 [/SIZE] 在医学方面，由于明治政府规定医生开业须接受西医学考试，传统的中医急剧衰落，西方医学发展迅猛。在日本西医发展过程中，由于聘请了为数不少的德国专家，加之大批成绩优秀的医学生也纷纷选择德国留学，德国的医学对日本医学近代化影响甚大。日本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43～1910）在德国留学期间，成功培养破伤风菌，并发现破伤风的血清疗法。归国后创立传染病研究所，后发展成著名的北里研究所。 [/SIZE] 在哲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日本在“文明开化”口号的引导下，举国上下掀起了模仿西方的高潮。明治初期，主要受英、美、法等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哲学流行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史学则以英法的文明史学为盛，经济学也以英国的自由主义学派为启蒙。明治中后期，日本制定以德国君主制宪法为模式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思潮抬头，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成为主流。在哲学界，实证主义哲学走向衰落，最早由西周引进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三宅雪岭等人组织“政教社”，出版杂志《日本人》，领导国粹主义运动。在史学界，德国人利斯创设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并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介绍到日本，强调通过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面貌。德国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作风，与明治国家主义复古思潮相吻合，自然成了官方史学的目标。此后，德国实证史学压倒英法文明史学。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先后编成了《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等资料性巨著。在经济学界，也由英国的自由主义学派，转向德国的贸易保护论和社会政策学说占优势。[/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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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艺术 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化的时代。 [/SIZE] 明治初期的“戏作文学”，其实质是江户时代俗文学“戏作”的延续，虽一度流行，但它不能表达新的时代现实和主流而未能发展成为近代文学。代表作家有仮名垣鲁文、高畠蓝泉等。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流行的政治小说，虽然其目的在于宣传自由民权运动，但它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代表了文学革新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近代新文学的前奏。代表作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 [/SIZE] 1885年出版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是作者吸收西方文学理论，阐述写实主义文学创作主张的一部重要文学理论著作。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小说《浮云》，对坪内的写实主义创作理论进行了重要实践。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会，作为近代日本最早的文学结社，在明治中期的文坛举足轻重。其主要成员有山田美妙、石桥思案、泉镜花等。重要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闇》和《金色夜叉》等。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求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渐次兴起，代表人物有森鸥外、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等。日俄战争前后，受社会环境以及法国及俄国等欧洲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掀起以客观描写充满问题和矛盾的社会民众生活为主题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蒲团》等重要作家和作品。明治末年，自然主义文学渐趋衰落，以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标榜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白桦派逐渐取而代之。 [/SIZE] 明治时代日本音乐发展的主要成就在于近代西洋音乐的普及。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小学需设唱歌科目以学唱西洋歌曲，中学需设奏乐科目以学习西洋奏乐；1887年，正式设立东京音乐学校，由伊泽修二任校长，专门从事介绍西洋音乐，编撰音乐教科书，培养音乐教员等事业。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音乐开始走向大众化，并出现了许多大众喜爱的歌曲，其中以泷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最为著名。 [/SIZE] 在戏剧方面，歌舞伎在江户时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全盛时代，涌现出市井团十郎、尾上菊五郎等著名演员；80年代，出现了与歌舞伎相对抗的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新派剧；进入20世纪后，受欧洲近代剧的影响，产生了与歌舞剧和新派剧对抗的新剧。在新剧产生初期，坪内逍遥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大量剧本翻译介绍到日本，并与岛村抱月等人组织文艺研究会，对新剧的发展贡献巨大。 [/SIZE] 在绘画方面，以东京美术学校首任校长、日本绘画协会会长冈仓天心为代表的改革派对日本画的创作进行了革新；以留法归国的黑田清辉为代表，一大批留学归国的洋画家通过举办画展、创立美术会等活动，对西洋画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雕刻方面，将西洋技法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杰出作品。在工艺方面，海外及日本国内举行的各种博览会对工艺品的发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合乎时代时尚的工艺品深受民众的喜爱。在建筑方面，随着社会的西洋化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官府、学校、银行乃至民宅，西洋建筑样式被大量采用，并出现了大批和洋结合的建筑。[/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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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 明治时代，日本旧教育体制崩溃，确立了“四民平等”的国民教育体制，奠定了整个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日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政府将教育作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国家全力发展教育，可谓是这一时代日本教育的首要特征；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育与振兴国家和产业相结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实业教育；第三个特点是学校教育成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学生升学被认为是立身处世的阶梯，形成一种学校教育万能的思想，妨碍了社会教育体制的发展。[/SIZE][8][/SIZE] 明治政府成立后，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作为政府工作的三大纲领。而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是以教育改革为中心进行的。1872年，文部省主持制定第一部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学制》，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划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划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这样，全国就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校体制。《学制》强调教育要面向全体国民，国民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教育内容以实用为主，反对不切实际、虚妄空谈的学说。《学制》的颁布和实施，对迅速废除教育领域的封建制度，促进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至1875年，全国设立小学多达24225所。1879年，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学制》本身所反映出的弊端，政府重新制定了以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为蓝本的《教育令》以取代《学制》。同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大旨》，决定了此后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翌年，政府颁布了以保守派主张为依据的《修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预教育，修正自由主义教育，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并将修身课列为各教科首位，加强尊皇爱国教育。这标志着1878年以来的，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道德教育论争，保守派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自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及以此为中心的“文明开化”政策开始走向保守。 [/SIZE] 1885年，森有礼任第一任内阁文部大臣，翌年主持颁布了《学校令》，以废除自由化的《教育令》，加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以《学校令》为基础，日本逐渐确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三大教育系统。1890年天皇发布了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的纲领，是神儒思想和近代国家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妥协的产物，它的发布使日本的教育方针最终得以确立，为明治初期以来的教育改革画上了句号。以后到二战结束的50余年间，日本的教育方针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明治后期，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以《教育敕语》为指针，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如整顿学校体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加强国家对教科书的控制等。《教育敕语》为巩固近代天皇制和建立军国体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SIZE] 总之，明治中期后的日本教育，尤其是德育教育，是以维护天皇政体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它通过“家族社会教育、教养修炼，同时依靠学校注入式的知识强化形成战前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不仅造成日本国民人格发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于家族观念基础之上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SIZE][9][/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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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 明治政府采取以神道教为中心的宗教政策，将神道教视为国教，神道不仅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支柱，也成了其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使天皇神权政治思想复活的最重要人物是复古神道派的集大成者平田笃胤（1776～1843），他认为日本是“万国之本国”，日本人是天照大神之后裔，理当统治世界。天皇是“现人神”，天皇之尊严，君臣之差别，是“万世一系”的。明治政府成立初期，通过恢复古代的“神衹官”，天皇举办亲祭，创建神社，推行“神佛分离”政策，确立“纪元节”等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强化了神道作为天皇制统治的思想，并确立了其作为国教的地位。明治时代，国家神道占统治地位，但也产生了许多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新的神道教派，这些神道统称“教派神道”。如神理教、天理教、金光教、黑柱教等。教派神道各教派多有教祖，主张民众的现世救济，并往往与山岳信仰、佛教等相结合。 [/SIZE] 明治时代的佛教，因政府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而经历了毁灭、复苏、重振三各阶段。明治元年，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命神社所属的僧侣还俗，神职人员及其家属的葬礼必须按照神道仪式，禁止公卿子弟为僧，废止宫廷内的佛教仪式，并一度发生了“废佛毁释”运动，各地寺院、佛像、经卷遭受严重破坏。但这一排佛风潮持续时间并不久，至1875年，由于民众反对排佛运动，主张信教自由的呼声不断高涨，政府宣布各宗教派别可以自由传教。1898年，明治宪法颁布，规定了民众信教自由的权利。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井上圆了等学者尝试将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运用到佛教理论中，影响巨大。由于佛教各派多采取与政府合作的姿势，日本佛教自明治中期开始迎来复兴的机会，各宗派竞相创办学校等社会事业，并积极向海外，特别是朝鲜、中国等开展宗教事业。改革后的佛教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政府对外扩张的需要。 [/SIZE] 明治初年，政府对基督教仍按旧制加以禁止。1873年，政府鉴于国内外日益高涨的信教自由呼声，撤消了江户初期形成的对基督教的禁令。此后，基督教在日本发展迅速。至1886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10]明治中期，由于受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基督教曾一度遭到排斥。在此情况下，基督教开始走向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和神道教、佛教一起，成了日本三大宗教。1909年，日本基督教会在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有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师生总数达9万人。[11][/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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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治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明治日本率先在亚洲成功地移植了近代西方文化，自然引起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重视。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促进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主流；而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确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是因为通过日本汲取近代西方文明，具有路近省费、语言相近、风俗相似，“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等优点，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SIZE][12][/SIZE] 近代中国学习日本主要有派遣留日学生，赴日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途径。以留日学生为例，从甲午战争后至明治末年的十余年间，赴日学生总人数达2万人左右，[13]留日高潮期的1905～1906年，在日学生总人数近1万。如此规模的留学运动，在当时世界各国留学史上均极为罕见。 [/SIZE]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文化”，多以“西方文化代言人”的形式展现于文化交流的舞台。近代中国不仅从日本学到了西方近代理工农医等科学知识，而且也学到了西方的有关政治、社会、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和学说，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但另一方面，如以成千上万的留日学生为例，他们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乃至数十年旅居日本，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固有成分，诸如小则卫生等生活习俗，大则日本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以及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开放意识等等，无形中会给留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带来重要影响。 [/SIZE] 近代中日文化间的相互交流，虽主流发生逆转，但其相互间的作用力仍会保持一定的惯性。而且，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也决不是单向的，就像以吸收中国文化为主流的古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曾起到过推动作用一样，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SIZE] 在近代，一方面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东渡日本。另一方面，从1871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14] [/SIZE] 从清末开始，中国从日本聘请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史称“日本教习”。在明治初期，日本为加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曾不惜重金雇佣外籍专家学者作技术指导和培养科技文化人才，这些人员虽然主要来自欧美，但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如明治八年，北海道函馆雇请了两名中国的毛皮加工技术人员，有的地方还聘请了中国的技术农民指导农业生产。据记载，山东许世泰自光绪元年被日本开拓使黑田清隆招至北海道后，在向日本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的同时，开发经营官有土地，尤其是为北海道的洋葱种植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事迹甚至被奏报到日本天皇。[/SIZE][15][/SIZE]在制茶业方面也曾聘请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技术人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物产志》中记载：“明治七年，日本劝业寮创编《红茶制法》一书，颁布诸府县，民间始有学制者。次年，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特聘我国人二名，于肥后之山鹿、丰后之木浦等处学制，而未能得法。又遣委员多田元吉往湖北、江西、安徽等处，学习栽培、制造诸法，并购觅良种赍归。其后日本三井银行与一西商，又延聘华人四十余名，于近江大津郡制造。”明治初期赴日者中，文人画家或从事书籍以及文化用品经营者也非常引人注目。广东南海人冯镜如最初因太平天国革命而东渡日本，后在横滨创立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国文具和印刷事业；[/SIZE][16][/SIZE]浙江慈溪人冯澐，号雪卿，以工书客居日本；江宁人王冶梅，嘉兴人陈曼寿也以工书善画客游日本；胡小蘋，名震，浙江宁波人，工书善医，诗也清逸，长年旅居日本；[/SIZE][17][/SIZE]叶炜，字松石，浙江嘉兴人，擅长诗文书画，明治七年被聘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汉文教员，任期满后曾一度归国，明治十三年再度赴日，以为日人作书画为生；罗雪谷，明治五年前后赴日，明治八年开始居住于筑地居留地外，专门传习书画；[/SIZE][18][/SIZE]等等，不胜枚举。他们的活动也属于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范畴。 [/SIZE] [PP][HR][/SIZE][PP][1] 小西四朗、远山茂树编：《明治国家的权力和思想》，吉川弘文馆，1979年，第158～159页。 [PP][2] 《时事新报》1985年3月16日。 [PP][3] 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190－191页，吉川弘文馆，1965年。 [PP][4]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页，三联书店，1957年9月。 [PP][5].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45页，岩波书店，1974年。 [PP][6]廖正衡：《关于日本科技发展分期的新尝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一期。 [PP][7]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307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 [PP][8]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58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 [PP][9]王建平：《日本明治时期的道德教育观对国民“他律”人格形成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PP][10]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59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 [PP][11] 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第六卷，第413页，原书房，1979年。 [PP][12]张之洞：《劝学篇》（下），游学第二，第6页，《张文襄公全集》第20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 [PP][13] 拙著《清末浙江与日本》，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 [PP][14] 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PP][15].张謇：《癸卯东游日记》，拙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下），552页。 [PP][16] 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转引自《华侨与辛亥革命》，第3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PP][17] 李筱圃：《日本纪游》第6页，南京图书馆藏。 [PP][18] 《都市纪要（4）：筑地居留地》，附表A“自明治四年至明治九年末居留地外居住外人表”，东京都情报联络室发行，1957年；实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涉史话》122页，春秋社，1973年。

金森宗信

卡卡～～～～本来想发个懒～～～被抓了现形～～～～补完了～～～[em01][em01]

金森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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