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森宗信

第一章 日本早期社会[/COLOR] 第一节 日本列岛的黎明

一、日本列岛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第四纪洪积世，由于冰川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烈，随后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遂成为今日与大陆脱离的岛屿。但大陆居民仍可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渡海赴日，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一些为追逐动物而至的大陆人逐渐定居下来，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并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文明的种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增加，因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母体文化。 [/SIZE] 地近寒流暖流、气候温暖潮湿的日本列岛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群居洞穴，打制石器，并进一步发明了陶器（即先土器），迈开了由蒙昧走向文明的新起点。人们根据陶器表面的绳纹式样，将弥生粗陶出现以前的约6000年间，通称为“绳纹时代”，长期以来以此作为日本历史的源头。然而，1946年相泽忠洋于今群马县新田郡岩宿发现的一些粗制的黑曜石打制石器，它们被鉴定为早于绳纹时代。此次偶然的发现把日本历史的源头提前到 “旧石器时代”。岩宿遗址的发现，使人们掌握了一把通向远古迷宫的钥匙。至今日本列岛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存总数已达约4000处。 [/SIZE]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学术界曾经根据发现的人骨，提出从距今80万年前后至1万8千年前后，日本列岛上曾居住着“明石原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港川人”、“滨北人”及“圣岳洞人”等。但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近年来深入研究的结果，考古学界已明确否定了除冲绳县港川以外的人类遗骨的定性。产生定性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考古发掘技术的局限；二是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崇敬，故意拔高，妄目推前年代；三是极个别人对考古遗物的伪造。尽管大多数原有的定性被推翻，但是从发掘的石器、陶器和居住遗迹表明，日本民族很早就劳动、生息在列岛上了。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1] [/SIZE] 二、绳纹时代的日本 元1万年至公元前3世纪稍后，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绳纹遗址最早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但以东日本分布密度最高，最主要的为贝丘遗迹。在绳纹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前期器形为尖底深钵，花纹有繎丝纹、押型纹、贝壳纹等。中期以后，器形主要以平底钵形、瓮形、圆筒形等，花纹除绳纹以外，还有贝壳纹、爪形纹、涡纹。后期的器形呈现多样化，深钵、瓮形外，还有瓶形陶器和碗等，花纹以磨消绳纹为主。关于绳纹陶器制作技术，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说法，一种为“渡来说”，即来自南太平洋诸岛的移民或来自北亚的移民带来了陶器的制作技术，这种技术逐渐为土著人所掌握，创造出绳纹陶器。另一种为“本土说”，即陶器技术是自发产生的。根据考古学界对爱媛县久万川石灰岩断崖处遗址发掘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相当于1万2千年前的第九层中发现细隆纹陶器；在相当于1万年前的第六层发现了无纹陶器；在相当于8千年前的第四层发现了押线纹陶器。据此可知，该遗址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绳纹时代初期的遗址。[2]因此，可以认为，绳纹陶器的制作技术可上溯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及绳纹时代，中间未出现明显的断层。事实上，陶器的使用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日本的陶器制作技术是石器时代最早的移居者们带来的，陶器工艺以后的变化发展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的刺激，这已为日本考古界所认同。 [/SIZE] 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SIZE][3][/SIZE]拔牙习俗甚为风行。拔牙的涵义，或为结婚标记，或为近亲服丧，或为护身御敌的咒术，更是一种成年式的习俗。 [/SIZE] 陶俑最早出现于绳纹早期遗址，中期以后大量出现。根据地域的不同，陶俑的形状和制作也相异。表现突出的是乳房和膨隆的腹部，普遍认为这是从女性的形体抽象制成的。有学者认为，绳纹时代日本曾盛行女神崇拜信仰，女性陶俑都是与生殖繁荣相关的女神像。绳纹中期遗址发现的大型龟头形石棒则是一种性器，是作为崇拜对象而出现的。它与注口陶器的注口部分看作性器是相对存在的。[/SIZE][4][/SIZE]除陶俑外，还出土了熊俑、猪俑和猴俑等动物俑。一般认为它们是一种具有护符性质的物品。绳纹后期作为咒物的女性陶俑制作风行，可能是显示了集团性宗教信仰的强盛。绳纹时代一般死者都是呈屈肢状埋葬的，此还有蹲葬、伸展葬，随葬品很少。关于为什么采用屈肢葬的葬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所需面积小，节省劳力；手足缩屈乃睡觉或休息姿态；屈肢为母腹胎儿的姿态，以此祈求再生；为了防止死者再度还生。 [/SIZE] 绳纹时代的日本社会，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一个个母系家庭构成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单位。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定的区域，住的是简陋的竖穴。从千叶县姥山贝丘竖穴遗迹来看，在直径为6米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平面内，其中央有用石块或陶片围成的圆形灶炉，聚落附近形成的贝塚也很有规则。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聚落是在一定统率者的支配下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的生活原则是以聚落为单位实行自给自足，彼此在相当范围内互相进行交易。如用于制造石镞的黑曜石就存在许多交易圈。其中以长野县的和田峠、九州的阿苏和北海道的十胜等黑曜石的产地为中心的交易圈的半径约200公里。[/SIZE][5][/SIZE] 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绳纹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耕。绳纹人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渐渐悟识到植物的生长规律，为了确保季节性植物食品的稳定收获，植物的种植栽培便诞生了。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IZE][6][/SIZE] 与原始农耕相适应使用的陶器，无论从绳纹陶器的形态还是纹饰来看，都有相当进步。但从烧制陶器和制造陶器的技术来看，可以说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绳纹陶器中残留有许多黑斑，这种黑斑显然不是绳纹人想制造黑色陶器的结果，而是因为不了解造窑技术和其效应，满足于低火候、低温烧制的陶器。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SIZE][7][/SIZE] 如此畸形发展的文化，势必要被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所代替，于是伴随着水稻耕作技术及金属工具的传入，弥生文化便应运而生。 [/SIZE] 三、水稻的传入与弥生文化的诞生 约在公元前2、3世纪，日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以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向冈贝塚发掘的比绳纹陶器先进的球形陶壶为契机渐受世人瞩目，该陶器被定名为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的时代被称为弥生文化时代。经过考古学者的论证，人们逐渐明白，弥生陶器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绳纹晚期来自大陆的新文化要素促使日本列岛发生了“农业革命”。这种新文化要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农耕遗迹和金属工具。[8]据考古发掘，绳纹后期九州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稻作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关于稻作的传入路线，主要有四种见解：华北迂回传播说；朝鲜间接传播说；南方迂回传播说；江南直接传播说。迄今，朝鲜间接传播说仍为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学者所倡导，也即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传到九州北部，而后传播开来的。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近日遗传学专家经过对近畿地区弥生时代的池上曾根和唐古·键两处古代人居住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进行脱氧核酸（DNA）鉴定，进一步证实水稻是从中国大陆直接传到日本。[9] [/SIZE] 水稻的种植和铁器的开始应用，是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水稻传入不久，农耕技术迅速地从九州地区传布到近畿地区，并波及全国。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陶器的器形和用途发生变化；纺织技术突飞猛进；原始宗教信仰出现。这些变化与考古发现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等史料所载可相互印证。 [/SIZE] 弥生初期，农耕工具虽然主要还是木器、石器，但是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和铁器制作的风行，日本列岛进入铁器时代。金属文化传入日本，或由大陆移民携来，或为中国朝廷赐予，或经交易获得。由于弥生时代直接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因此与铁器主要生产工具不同，青铜器主要是作为武器和礼器盛行于世。特别是在弥生时代后期，铜鉾、铜剑和铜戈等完全失去作为实用武器的性格，铜铎也丧失本来作为乐器的机能，它们演进成共同体的神圣礼器。从考古发掘分析，弥生时代的青铜器可划分为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1984年岛根县荒神谷遗迹发现358年铜剑，距该处7米处还发现畿内制的铜铎6件、北九州制的铜鉾16件。由此可见，两大文化圈并非孤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和影响。[/SIZE][/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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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森宗信

第二节 日本古代国家的成立 一、邪马台国与古代国家的起源 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与此相应，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集团渐趋消亡，以地缘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迅速产生并日益壮大，至弥生中期部落国家初现端倪。公元1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载，当时的日本“分为百余国”，这些部落小国定期向汉朝（乐浪郡）朝贡。至后汉时发展成“三十许国”，从安帝永初元年帅升等复数国王参加朝贡来看，日本当时尚未出现统一王朝。至桓灵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山地斜坡、高地等处的高地住宅遗址，普遍发现筑有壕沟，并拥有石制、铁制武器。佐贺县吉野里遗迹除出土了铜剑和管玉外，还发现大量折损的武器和残缺不全的人体骨骸，在其四周存在长达2500米的壕沟。由此可知，当时日本已进入阶级社会，分立的小国之间斗争尖锐残酷，正朝着更广阔范围的政治上的统一发展。在相当于魏晋时期，在九州北部诞生了国家联盟“邪马台国”。 [/SIZE] 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存《魏志·倭人传》各版本所载邪马壹国之“壹”为“台”之误，邪马壹国应为邪马台国。然古田武彦指出，原文本作“邪马壹国”，“邪马台国”则为后人擅改。[/SIZE][10][/SIZE]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见解，即“九州说”和“近畿说”。[/SIZE][11][/SIZE]从考古资料以及九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九州地区是易接受、吸收大陆先进文化的自然合理地带，最早与大陆通交，且扼守通往半岛的要道，该地区的国家政权最有可能与曹魏结盟，曹魏也不可能避开必经之路九州而通交近畿地区的国家政权。 [/SIZE] 诞生于北九州的邪马台国统治着二十余个小国，其国内“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以婢千人自侍”。可以想象，这种存在着“大人”、“下户”和奴婢等级、严格上下贵贱差别的邪马台国，阶级制度和身份制度已经确立。邪马台国还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其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SIZE][12][/SIZE] [PP]《魏志·倭人传》载：“女王国以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说明与邪马台国同时在近畿地区已有国家兴起。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的对立，表明了近畿地区也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国家政权（或国家联盟）。大量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该地区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布局集中且有规则的铜铎和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前大和地区的国家已建立了政治统治制度。邪马台国和前大和地区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各自地域的经济和文化。[/SIZE][13][/SIZE]这说明了邪马台国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至少北九州和畿内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相近的，即在九州存在着邪马台国的时候，在畿内地区同时存在着另一个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在这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争夺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统一日本列岛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大和国”。 [/SIZE] 二、卑弥呼的“鬼道”与早期神道教 [PP] 古代人的生活与现代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侯或地形等自然条件左右，人们既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泽，又对频生的自然灾害感到无限恐惧，因而常把自然的威力归结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古代日本也不例外，而且围绕祭祀、祈祷神的“神事”相当发达。原始神道的图腾信仰的主要表现为对生殖器的崇拜，至今袒露象征生殖器的石偶或石棒仍残存于日本各地。至弥生时代，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大约于弥生时代前期，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日本的原始神道教。先是以崇拜谷神、土地神为主，后来受到大陆传来的儒、佛、道及萨满教的影响，原始神道的天神、地祗、人灵逐渐完整和系统化起来。原始神道的祭祀出现了“神篱”及“盘境”等。至古坟时代，祭祀仪式逐渐复杂，祭祀期间临时性的房屋被永久性殿社代替，神社神道逐渐诞生。5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后，演变成为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御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祗系列和礼仪，这种所谓的皇室神道是神社神道的核心。 [/SIZE] [PP] 原始神道的中核是巫术和祭祀活动。《魏志·倭人传》中，倭人死后“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及重大决定时“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等记载的巫术活动，是日本神道教的原始形态，弥生时代以后的原始宗教，本质上是农耕仪式。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祈求丰收和感谢神灵赐予的丰收。“其俗不知正岁四时，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当起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仪式。[/SIZE][14][/SIZE] [PP] 《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对于卑弥呼的“鬼道”，学界的见解主要有三种，即原始巫术说、道教说、原始神道说。 [/SIZE] 卑弥呼深居宫室楼观不是道教中的清静无为的修炼，其为王之前仍可示人，“为王之后，少有见者”是为了维持“鬼道”的神秘性、“惑众”性，“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也是为此目的。“宫室楼观”并不是道教的“楼观”，而是倭女王卑弥呼的祭祀场所——殿社。日本原始神道的祭祀，先是选择一定的洁净地划为“圣域”，种植常青树作神灵的依止场所，称为“神篱”；或选一定的岩石叫“盘座”，周围用石头围砌起来，称为“盘境”。至3世纪，日本的神道祭祀场所肯定比“神篱”、“盘境”豪华，作为倭女王卑弥呼保持神秘性的祭祀场所也肯定会建造巨大的殿社并四周“城栅严设”。 [/SIZE] 《魏志·倭人传》记为“鬼道”，正反映了魏使对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和礼仪——日本神道教的见解。或许当时像《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样，称神道教为“本教”、“神习”、“德教”、“古道”或“神道”等，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固定下来。对于3世纪来往于中日两国的使者来说，未必能以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称呼当时的神道教，他们拿当时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结合东汉末年诞生的符水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称倭女王的祭祀场所为“楼观”、其所事的神道为“鬼道”。我们认为，从祭祀场所为固定的“宫室楼观”来看，卑弥呼所事的“鬼道”已隐约表现出神社神道的性质。[15] [/SIZE] 三、倭人的习俗与对外交往 据考古发现，绳纹时代倭人已佩带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和纹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三国志·倭人传》载，男子“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可见列岛的纺织技术进步，这与倭人以农业为主、“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棉”等是分不开的。邪马台国向曹魏贡献的“斑布”、“倭锦”、“绛青缣”、“绵衣”、“皂布”及“异文杂锦”大概供统治者专用，这充分说明当时手工业已较发达。此外，从女王壹与上献的“白珠”、“青大句珠”等装饰物来看，倭国还出现了专门制作供统治者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倭锦”和“异文杂锦”上也肯定与弥生陶器一样绘有图案，虽然不能确定其图案是否为花草、禽兽或人物。至隋代时，倭王开始着冠且“以金银镂花为饰”，很有可能受中国的影响。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则说明了倭人以文身用来装饰，而且“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断发文身乃是古代中国江南吴越地区的习俗之一，倭人文身习俗当来自中国江南地区，《晋书·倭人传》载倭人自谓吴泰伯之后，应是有凭可据的。 [/SIZE] 如上文所述，绳纹时代后期日本列岛上存在许多交易圈，至弥生时代倭国交易更为活跃。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魏志·倭人传》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一支国“耕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随着倭人走出海岛，通交汉魏及三韩，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据考古发掘，九州和本州等西日本各地出土了大量王莽时期的货币——“货泉”。[/SIZE][16][/SIZE]《后汉书·韩传》载：“（辰韩）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与曹魏之间主要是朝贡贸易，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可知，倭国贡品的数量远不如中国朝廷的赠赐品多，赐予的“好物”中有黄幢、铜镜、大刀等有效传达出曹魏支持卑弥呼的政治信息。这些赠赐品大大地满足了朝贡国统治者在生活“奢侈品”上的需要和经济贸易的获利，但朝贡主要目的仍然是以政治上的利益为中心的，特别是在动乱时期。 [/SIZE] [PP] 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2千多年。公元前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海内北经）上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成立的《三国志》开始为日本列传，详细记述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通交的史实。明确记载倭使至国都的史籍为《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57（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还赐以“汉委奴国王”金印。[/SIZE][17][/SIZE]107（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说明倭国王帅升是当时该地区军事力量最强、生产力最发达且能代表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国王。[/SIZE][18][/SIZE]景初二年（238年，今人多据《梁书·倭国传》等史籍改为景初三年即239年）六月曹魏授予倭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授予倭使难升米“亲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亲善校尉”等爵号。据《魏志·倭人传》所载，倭女王国朝贡曹魏共有四次，分别为238（景初二）年六月；240（正始元）年正月；243（正始四）年；247（正始八）年。 [/SIZE] 据《晋书》记载，晋“文帝作相”（258年）后，邪马台国又遣使数至。266（泰始二）年又遣使重译入贡。可见邪马台国与中国保持通交直到3世纪后期。至413（义熙九）年，倭国才同高句丽、西南夷并献方物。可以认为3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日本列岛内部发生了巨大变革，这就是日本列岛的统一进程。从《宋书·倭国传》载倭王武致宋顺帝的上表文表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大和国的统一与倭五王时代的日本 一、古坟与埴轮 3世纪中叶后，日本列岛的地域国家加快了兼并步伐，不断扩大规模和开拓疆域。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北九州的倭女王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以推知统治者生前的权势和威望。根据对全长200米以上的大型坟墓数量和地点的统计可知，迄今发现的大型坟墓有36个，大多建造于4至5世纪。4世纪的大型古坟主要集中在奈良，5世纪移向大阪，6世纪风光不再，这与大和朝廷的发祥、扩张、衰落的历史正相吻合。位于大和地区的箸墓古坟全长达276米，充分证明3世纪后期的大和地区已逐渐成为日本列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和地区的前方后圆墓制最早出现在4世纪，以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并成为定式，说明了大和联盟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波及到广阔的区域。关于前方后圆坟的起源，学界有多种见解，但“中国祭坛起源说”，也即前方后圆坟吸纳了祭坛的“天圆地方”要素，前方部是地上统治者举行祭祀的场所，后圆部则为供奉化升天神的祖灵之地说较为确切。[/SIZE][19][/SIZE] 巨大的古坟埋藏着丰富的随葬品。其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超过弥生时代的出土文物。在琳琅满目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埴轮（明器）和铜镜。埴轮是一种素烧粗陶，表面呈灰红色，分园筒器和象形器两种，盛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用途、器形等与弥生陶器判然有别。其中象形埴轮千姿百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面貌。千叶县姬冢古坟发现45件排成队列的埴轮群，其规模虽不能与西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同日而语，但其用意应当是一样的。据《日本书纪》（垂仁天皇纪）记载，烧制成人马、器皿形状的埴轮是用来代替活人殉葬的。大阪府堺市的大山古坟（即仁德天皇陵）出土的埴轮约2万件，绝大多数属于园筒埴轮，围绕坟丘周沿紧密配列，大半埋入土中，上部露出地面。这使人想起中国的祭天圆丘四周的围墙。规模巨大的古坟和数目众多的埴轮已隐隐显示了大和王权的强大和日本列岛统一进程的加快。 [/SIZE] 二、“三角缘铜镜” 古坟的随葬品中，除千姿百态的埴轮外，还有各类木器、贝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等，其中代表性的宝器，非三角缘神兽镜莫属。1950年10月，大阪和泉市的黄金冢古坟（前期）发现铸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年代与《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所载景初三年魏帝赐给倭女王“铜镜百枚”相吻合，许多学者以此视作“邪马台国大和说”的根据，并将三角缘神兽镜纳入弥生时代进行论述。然而，据1998年统计，目前已知三角缘神兽镜出土地点明确的有485枚，主要集中在畿内一带，均出土于古坟遗存。由于三角缘神兽镜迄今尚未在弥生遗址发现一枚，故此，对于“三角缘神兽镜”的讨论只能在古坟文化的范围内对此进行讨论，与“邪马台国论争”没有干系。[20] [/SIZE] [PP] 在日本出土如此之多的“三角缘神兽镜” 引起了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其中对于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更深受关注。日本的考古学界和古代史学界长期以来基本上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魏帝赐予的铜镜，属于舶来的中国北方镜。但由于此类镜的数量早已远远超过巍帝赐予的“铜镜百枚”，使一些学者不得不对此重新审视，遂有人提出，这些三角缘神兽镜系仿造魏帝的赐镜制作的。后有中国学者指出，三角缘神兽镜的花纹样式接近于中国吴地的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画像镜，是参造吴镜制作的；它不是在中国制作的，而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主要是吴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SIZE][21][/SIZE]这一结论引起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界的轰动。 [/SIZE] 三角缘铜镜中，除“神兽镜”外，尚有“佛像镜”。[/SIZE][22][/SIZE]佛像镜的年代均在3世纪至4世纪初。迄今，中国和朝鲜半岛均未发现有上述这类铜镜，因此难以认为它们是中国或朝鲜半岛制作的铜镜，从而无法断定是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输入到日本的。此外用佛像作图纹的还有“画文带佛像镜”和“佛像夔凤镜”。这两类佛像镜在中国都有出土，据湖北鄂城一带发现的画文带佛像镜证明，其制作年代约在3世纪中期，不晚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属于吴镜，[23]而日本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神兽镜，实际上应是从中国输入的吴镜。 [/SIZE] 以上考察表明，早在3世纪中期至4世纪初，中国的佛像已经传入日本。由于朝鲜半岛至今尚未发现三角缘神兽镜，而且，如画纹带佛像镜的事例所示，佛像雕塑显然是从中国的江南直接传入日本的。同时，若关于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江南工匠到日本制作的推测成立的话，则表明佛像是通过移民传入的。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千叶县大冢山古坟出土了一枚画纹带佛像镜，经鉴定判明是日本的仿制镜，说明日本不单从中国输入佛像镜，而且还进行仿制；不仅对佛教有所接触，而且还有所认识。[24]佛像镜依稀透露出佛教东渐日本的“南传”途径。 [/SIZE] 三、“大和国”的诞生与日本统一 [PP] 《古事记》、《日本书纪》及《日本风土记》记录了大量古代传说，从侧面反映了日本人的社会习俗和国家的统一过程。传说最早的创世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兄妹，创造了大倭丰秋岛、佐渡岛等“大八州国”和岛国的山川草木，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她治理着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天原，并分遣五子去开发高天原以外的国土。其弟素盏鸣尊胡作非为引起众怒，被切除胡须拔去指甲，逐出高天原。这一段传说生动地寓意着当时母系氏族社会女子处于的主导地位和谁违反了集体利益就要受到惩罚的社会状况。被逐出的素盏鸣尊降临到出云地方，斩杀八歧大蛇后领有苇原中国，势力不断扩大。然而统治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却派自己的子孙来统治，最后素盏鸣尊的儿子大国主神顺从地把领地奉献给了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这段传说说明部落与部落之间，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斗争。琼琼杵尊死后，由彦火火出见尊治理国土，这位传说中的彦火火出见尊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之王，为其立传，称为“神武天皇”。传说他自北九州东征，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国号“秋津州”。琼琼杵尊从大国主神夺取苇原中国及彦火火出见尊的东征，似乎说明了日本列岛的统一不是原来大和地区国家的胜利，而是来自九州地区的国家政权东征，占领了大和地区，成为大和地区的统治者。[/SIZE][25][/SIZE]然后逐渐“东征西服”统一了日本列岛。 [/SIZE] [PP] 关于统一日本的主体和中心，有多种学术见解，传统的观点是大和地区的政治势力统一了全国；与此相对，有学者认为是九州地区的邪马台国东迁，征服了大和地区，进而统一了日本列岛。我们认为，统一日本列岛后的“大和国”，是北部九州的邪马台国东迁后建立的国家，由于居处大和地区而被称为“大和国”。九州邪马台国东迁说的主要依据，除上述古代传说外，大量的考古发现也可证明了这一推论。第一、九州文化中的镜、玉、剑后来发展为三种神器，而畿内文化圈的铜铎文化却消失、废弃了；第二、邪马台国在3世纪20年代从历史上消失，不久畿内的铜铎也突然绝迹。随之古坟兴盛。[/SIZE][26][/SIZE]邪马台国东迁说似较有说服力。 [/SIZE] “大和国”在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先进的武器逐渐地向周围大小国家发动武装兼并。关于当时四方出征、威震列岛的情景，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很多生动的记载。如崇神天皇派遣大彦命征北陆，武涥川别征东海，吉备津彦征西道，丹波道主命征丹波的故事等。在记载武力统一的故事中，尤以大和武尊的故事，最能说明统一日本。是经过长期的奋战，克服了重重障碍和困难，牺牲了无数英雄人物和大批的部民所得的。另据《宋书·倭国传》所载倭王武的上表文：“自昔祖弥，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可知，大和国在4世纪末5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事业。日本列岛的主要地区，“王道融泰，廓土遐畿”，在统一的大和政权下，更迅速地向前发展。 [/SIZE] 四、大和国的国家机构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不断输入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就是部民制，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有公部民和私部民之分。手工业部民称品部民，从事农业的称田部民，分别冠以主人名、职业名、地名等。关于部民的阶级属性，中国学者有不同观点，主要有奴隶说和隶农说。也有学者认为部民呈多样性，即部民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奴、奴婢、虾夷人、隼人、罪犯、战俘等构成的奴隶型部民；二是身份介于奴隶与农奴之间，具有封建主义萌芽因素的隶农型部民；三是部民中的封民和私部民中租佃领主土地的农奴，属农奴型部民。此三种部民并存，其数量以隶农型部民占大多数。[27] [/SIZE] 与部民制这种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有力族长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冠有居住地名（如葛城氏）、职业名（如忌部氏）、祖先名（如久米氏）。氏的首领为氏上，对内主持氏神的祭祀，裁决氏内的争论，对外代表本氏与他氏和朝廷交涉。有势力的氏上担任朝廷的官职，参与国政。他们拥有田庄和部曲、奴婢。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势力的发展，天皇作为统治贵族的手段，掌握赐予或剥夺姓繁荣权利，从此姓成为氏上身份尊卑的象征。天皇赐姓的标准是根据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臣姓、连姓的贵族地位最高，最有权势者称大臣、大连，辅佐天皇处理朝政。[/SIZE][28][/SIZE] 关于大和国时期的国家机构与官吏设置的资料并不多，从已知的史籍记载和铭文中出现的官职名，显示出大和国的国家机构和官吏的设置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如府官制和典曹官制就是显例，所设“舍人”、“史”、“藏”、“司马”等职就源于中国。[/SIZE][29][/SIZE] [/SIZE]

金森宗信

第四节 [/SIZE]倭五王时代的对外通交与大陆先进文化的吸收 一、倭五王时代的对外通交 据中国史籍记载，5世纪至6世纪初有五位国王相继统治日本列岛，史称“倭五王时代”。学者多将五位大王讃、珍、济、兴、武分别比作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据载，倭王讃首先于413（晋义熙九）年遣使南朝献方物。[30]421（刘宋永初元）年又遣使朝贡，高祖下诏：“倭讃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31]425年、430年倭王讃再次遣使朝贡，其中425年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司马曹达显然是一位汉族移民，被日本朝廷任命为使节派往南朝，无疑是由于其具有熟悉中国事务的优势（包括语言、军事和风俗习惯上的）。使者携带倭王的“表”，说明大和朝廷的“文首”、“史部”开始用汉文撰写外交文书。此后，倭国王珍、济、兴、武先后遣使朝贡。 [/SIZE] 大和朝廷的遣使通聘中国南朝与涉足朝鲜半岛是同步进行的。4世纪中叶，大和国向朝鲜南部拓展，开始涉足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半岛。4世纪60年代大和朝廷与百济结盟，出兵新罗，掠夺国土及财物。至4世纪末随着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紧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但同时也遭到了高句丽与新罗联军的猛烈反击，战争愈演愈烈。据《好太王碑》记载，倭国于391年渡海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96年高句丽好太王亲自率领军队征伐百济，攻陷诸城，百济被迫供奉财物，并发誓永为高句丽的奴客。399年百济违约与倭勾结，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高句丽于400年派兵五万，支援新罗，将倭军击退至任那、加罗。404年倭军侵入带方，又被高句丽打败。 [/SIZE] 大和朝廷涉足半岛，最初目的是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由于侵略朝鲜遭到失败，大和朝廷转而朝贡中国南朝，试图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438年倭国王珍和478年倭国王武朝贡时要求册封表明了这一点。倭国王珍上表要求除正“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未能如愿。478年倭国王武也上表要求除正，结果宋顺帝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除了都督百济的要求未准外其他都得到了满足。倭王每次上表要求除正的官爵中都未包括高句丽，是因此高句丽势力强大，与刘宋、倭国对抗。刘宋结交百济、倭国，目的是为了通过百济、倭国牵制高句丽的力量。“互利”是当时国与国通交的准则。 [/SIZE] 当然，大和朝廷在朝鲜半岛上的几番进退，切身感受到彼此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大大有助于统治者们通过吸收大陆的高度物质文化而提高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并保持对被统治者的压倒优势。出于对内和对外的双重需要，于是从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开始，通过结盟的百济招请大量技术人才，积极引进大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32]从而推动大量携带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外来移民的涌入，大陆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SIZE] 二、大陆移民的涌入 从先史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外来移民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人”、“唐人”、“今来才伎”等，今人常称“归化人”、“渡来人”和“华侨”、“侨人”。《古事记》常用“渡来”、“参度来”，而《日本书纪》多用“投化”、“来归”、“归化”。《续日本纪》用语均为“归化”，明显是当时律令和正史的用语，反映了日本朝廷的政治意识。战后日本学术界及教科书开始改称为“渡来人”。无论是“渡来人”还是“归化人”，这两个名词都是仅是从接受移民的一方而言，内含着日本本土居民优越和外来移民卑贱的错误意识。不仅不利于研究复杂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化的创新，而且也不符合史实。将他们称为“大陆移民”，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内涵上都更为恰当。从“归化人”到“渡来人”、从“华侨”到“大陆移民”的称谓变迁过程，可谓是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定向历程。大陆移民移居日本列岛的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秦汉时代——发轫期；魏晋南北朝时代——高潮期；隋唐时代——持续期。朝鲜半岛战争的“驱使”与百济国的主动“奉送”等因素以及日本国内的“拉力”因素，亦即日本朝廷为吸收先进文化，引进技术人才，多次遣使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寻觅、劝诱汉人来日等，从而推动了大陆移民的赴日高潮。[/SIZE][33][/SIZE] [PP] 东渡日本的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深受日本朝廷重用。无数事实证明，大和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如下方面：（1）从事教育、文书编写及修史工作；（2）掌握财政，参与政治机要；（3）受命担任外交使节；（4）引进技术，发展生产；（5）宣扬佛教，广兴寺院等。[/SIZE][34][/SIZE]645年大化改新的实施，更是直接得益于大陆移民及其的帮忙策划，大化改新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表明，经过大陆移民及其后裔的努力，大陆的文化制度已在日本生根、发芽。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是通过移民传入的，保存于大陆移民社会之中对佛教的思想认识，成为日后佛教兴隆的重要基础。[/SIZE] 三、大陆先进技术的引进 [PP] 据《后汉书·倭传》与《三国志·倭人传》记载可知，日本列岛种植禾稻、纻麻、蚕桑，知织绩为缣锦，且人性嗜酒。曹魏时曾多次献生口、斑布、倭锦、绛青缣、皂布、异文杂锦等，魏帝也回赐绛地交龙锦、绛地绉栗炎、倩绛、绀青、绀地句文锦、细班华、白绢。这表明中国与日本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绳纹后期水稻耕作的文化要素源于中国。以水稻耕作为代表的农耕技术，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中日之间也存在着一条“稻作之路”。 [/SIZE] 稻作的传入，农耕的发展，最需要的是生产工具的供应，需要量的增加，必然要求采用新的技术和制作方法。弥生时代初期日本列岛的劳动工具还是以木器和石器为主，但中期以后，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由于当时中国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都是铁文化发达的地区，铁器与农耕文化相伴而存在，随着农耕文化的传入，铁器和制铁技术也必然随之东传，大量的铁制工具很可能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冶炼而成的。弥生时代的铁器文化（包括铁器和制铁技术）的传入途径，早期可能直接从中国沿海地区渡海传入，后期则可能是经海路和陆路（即经朝鲜半岛）传入的，但以海路为主。日本的铁器文化与中国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吴、越、楚、齐、赵、燕等地的铁器文化具有更多的共性。奈良県大冢山古坟出土的大刀，据考证制作年代为后汉中平年间，且为中国制作，上书“百炼”铭文。熊本県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刻有中国人“张安”和“八十炼”的铭文，说明中国用百炼钢制作的刀和百炼技术，很早就传入日本。从考古发现的大和国军事武器及骑兵装备来看，大和国的引进了大陆先进军事性手工业技术，如弩镞制作技术、甲胄鉚接技术等。弥生时代的日本以北九州为中心还盛行青铜利器文化，其内涵的主要内容包括青铜剑、铜戈、铜矛和铜镜。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分析，青铜利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舶载品，即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入品；一类是在日本制造的仿制品。早期的舶载品是作为实用工具输入的，日本山口县向津具、佐贺县吉野里等地出土的“把头饰有柄铜剑”的祖源是中国东北的曲刃青铜剑；日本出土的细形铜矛的构造是直接受中国铜矛的影响。弥生人逐渐从铜镜利器成品的输入转向输入原料，乃是技术发展的一次飞跃。 [/SIZE] 有学者提出，与“丝绸之路”“稻作之路”相倂，中日之间还存在一条“书籍之路”[/SIZE][35][/SIZE]如果说在奈良平安时代及其以后的中日文化交流以精神文化为主，通过书籍流动即书籍之路进行的话，那么在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则主要表现在物质技术层面，通过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政府使节的往来而进行，中日两国事实上存在一条“技术之路”。 [/SIZE] [PP][HR][/SIZE][PP][1] 参见樋口隆康著：《日本人来自何方》及《新选 日本史图表》（坂本赏三、福田丰彦监修，第一学习社，1995年改订22版，第5页）所绘图表。 [PP][2]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PP][3]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二》，《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6期。 [PP][4]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三》，《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PP][5] 参见坂本赏三、福田丰彦监修：《新选 日本史图表》（改订22版）第8页。 [PP][6]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16页。 [PP][7]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岩波书店，1996年第29刷，第13页。 [PP][8] 水稻农耕遗迹有静冈登吕遗迹、福冈立屋敷遗迹、青森田舍馆遗迹、奈良唐古池遗迹和神奈川大塚遗迹等。铁制工具遗迹有熊本县斋藤山遗迹、福冈立岩遗迹、大阪府古曾部遗迹、兵库县会下山遗迹和佐贺县吉野里遗迹等。 [PP][9] 参见田原本町教育委员会编：《唐古·键遗址の考古学》，学生社，2001年版。另参考毛昭晰：《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载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金健人：《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PP][10] 参见古田武彦：《邪马壹国》，载《史学杂志》第78卷9期。 [PP][11] 关于邪马台（壹）国的争论参见汪向荣著《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PP][12] 详细请参见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31—38页。关于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除此观点外，还有三种观点：（一）认为是部落国家，或部落联盟国家；（二）认为已孕育着身份差别和阶级的隶属关系，表现出专制君主制的萌芽；（三）认为其处于向奴隶制转化的过程中。 [PP][13] 参见王金林著《邪马台国と古代中国》，学生社，1992年版，第127—144页。 [PP][14]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PP][15] 参见葛继勇：《卑弥呼的“鬼道”》，载《中日关系史研究》2002年第1期。 [PP][16] 出土的地点为：长崎县原之辻遗址、福冈县御床松原遗址、京都府函石滨遗址、大阪市爪破遗址、京都府函石滨遗址、熊本县上长田遗址等西日本地区。此外在乐浪郡遗址、庆尚南道金海贝冢和济州岛山第港等朝鲜半岛地区也还有出土。 [PP][17] 该金印于1784年在福冈县佐贺岛发掘出，重108.73克，印面呈正方形，金质蛇纽，阴文。三行五字，文曰“汉委奴国王”，同《后汉书·倭传》等文献记载相符。 [PP][18]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PP][19] 王勇：《日本文化》第114页。 [PP][20] 同上，第116—117页。 [PP][21] 参见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载《考古》1941年第5期和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载《考古》1984年第6期。 [PP][22] 出土的地址为：奈良县新山古坟、京都府寺户大冢古坟、京都府园部垣内古坟、京都市百百池古坟、冈山市天神山一号古坟、群马县赤城冢古坟（各1枚）。 [PP][23] 参见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4期。 [PP][24] 韩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334页。 [PP][25] 参见梅原猛：《诸神流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6] 参见沈仁安：《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PP][27] 王金林：《日本古代部民制性质——兼论日本未经过奴隶社会》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PP][28]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7页。 [PP][29] 参见铃木靖民：《武（雄略）の王权と东アジァ》，载佐伯有清编《雄略天皇とその时代》，吉川弘文馆，1995年第四刷；王金林：《从大和国的 “司马”、“典曹”、“舍人”、“史”、“藏”职看中国官职的影响》，载王金林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PP][30] 《晋书·安帝纪》、《义熙起居注》[/COLOR] [PP][31] 《南史·倭国传》 [PP][32] 王勇：《日本文化》第131页。 [PP][33] 参见葛继勇：《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研究管见》，载《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 [PP][34] 参见吴杰：《从〈日本书纪〉看中国侨人的记载》，载《日本史论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5—154页。 [PP][35] 参见王勇、久保木秀夫编：《奈良平安期的日中文化交流——书籍之路的视角》，载日本农文协出版，2001年第1刷；葛继勇：《中日书籍之路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日关系史研究》2000年第4期。

金森宗信

第二章 [/SIZE][/COLOR]飞鸟时代 第一节 推古朝改革 一、推古朝改革 6世纪初，武烈天皇去世后，缺乏皇位继承人，大伴金村从越前迎来男大迹王继承皇位，他就是继体天皇。当时，在朝鲜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日本在朝鲜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SIZE] 在国内，皇室在统一国土后，不断霸占地方贵族的领地，扩大自己的屯仓，并将侵略朝鲜的军事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皇室和地方贵族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侵朝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引发了人民的反抗。6世纪中叶以后，部民制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开始瓦解，部民纷纷逃亡。朝廷内部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在6世纪初，在朝廷中握有实权的大伴氏曾因主张把任那四县割让给百济而受到攻击，从而失去政治势力，物部氏和苏我氏取而代之。物部氏是朝廷掌握军事的贵族，是维护原有统治方式的守旧势力。苏我氏从5世纪后半叶起，在朝廷中掌管财政，势力逐步扩大。苏我氏与大陆移民的关系密切。当时，苏我氏是积极吸收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势力。当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朝廷佛像和经论时，苏我稻目积极主张崇佛，力图通过崇拜佛教来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的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主张信仰原来的氏神，以维护氏姓制和部民制，坚决反对崇佛，于是两派间围绕崇佛与排佛展开了激烈斗争。 [/SIZE] 587年，用明天皇（585—587在位）死后，以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马子讨灭守屋取得胜利，物部氏灭亡。打败物部氏之后，苏我马子立泊漱部皇子为天皇，即崇峻天皇（587—592在位）。崇峻天皇不甘心成为苏我马子的傀儡，曾指着献上来的野猪说：“何时如断此猪头，断朕所嫌之人。”苏我马子闻言大惊。592年，苏我马子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同年12月，马子推举外甥女饮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SIZE] 圣德太子系用明天皇嫡子，《日本书纪》称他“生而能言，及壮有圣智，一闻十人诉，以勿失能辩”，具有能吏的素质。他师从高丽僧惠慈学佛教、百济博士觉哿习儒学，自幼受到大陆思想文化的熏陶。 [/SIZE] [PP]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外患，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在朝鲜半岛，渐趋强大的新罗，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鲜的据点）之后，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所谓内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受中国的尊王大一统思想影响，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SIZE] [PP][B] [/SIZE][/B] [PP][B]圣德太子的改革内容主要如下： [/SIZE][/B] 1）制定冠位12阶 12阶冠位制定于604年，次年开始实施。冠位是授与贵族的荣爵，只按才干和功绩授与个人，不能世袭。实际上，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它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 [/SIZE] 2）制定宪法17条 宪法17条也制定于604年。《宪法》力图从思想理论上规定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同时通过吏治达到民治，规定了君权的崇高性。《宪法》的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宪法》的核心思想。《宪法》提出“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其用意在于提高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中国式的君主专制王朝。《宪法》提出要给百姓以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如“勿敛百姓”；“农桑之节，不可使民”等，以消弭人民的反抗。 [/SIZE] 3）提倡佛教 佛教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槃等教义，要求民众安于现状，追求来世。推古王朝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594年朝廷曾下诏“兴隆三宝”，宪法17条中也规定了“笃敬三宝”。圣德太子带头建立斑鸠寺（法隆寺的前身），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又撰写《三经义疏》。国内出现了竞造佛寺的局面。624年，全国建立寺院46所，僧尼人数达到1300余人，其中僧816人，尼569人。 [/SIZE] 4）编纂史书 620年开始撰写《天皇记》、《国记》及《臣、连、伴造、国造180部并公民等本记》等历史书。编撰这些史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皇室的尊严，加强国家观念。这些书后来大部分散佚。 [/SIZE] 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宪法17条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1][B] [/B][/SIZE] 二、中日通交的频繁化 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面重要内容是恢复了中日邦交。 [/SIZE] 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隋朝对亚的外交是结交百济、新罗，征伐高句丽。隋炀帝继位后，从612年起，陆续发动3次对高句丽的战争。 [/SIZE] 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王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大陆文化，充实国力。 [/SIZE]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0年推古朝首次遣使通隋，又据《日本书纪》记载，607年圣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这一时期日本改变过去向中国朝廷请封、朝贡的态度，采取对等的立场。使者小野妹子第一次使隋时递交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虽引起隋炀帝的不悦，但608年小野归国时，隋朝还是遣裴世清出使日本。当年9月，裴世清回国时，日本又遣小野妹子第二次赴隋。这次带来的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既反映了外交上追求对等，也反映了太子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强烈愿望。随使团赴中国的还有8名留学生，其中4名留学生是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4名学问僧是新汉人旻、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中有些人在中国长期滞留，直至充分掌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后才回国，他们在大化改新及律令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14年又派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隋，翌年回国。 [/SIZE] 圣德太子遣使隋朝的目的，学界历来有各种不同看法，日本研究者大多认为，倭对隋的交往目的在于求佛法和输入大陆文化，甚至认为“遣隋（唐）使几乎未见在国际政治上的活动”。[/SIZE][2][/SIZE]也有的主张遣使入隋是为了“兴隆国内佛教”，607年以后的遣使“不单是为求佛法，而是为了广泛地输入大陆文化”。[3]近年，有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倭国遣使入隋是其“政教合一”理念的具体反映，与制定冠位、颁布宪法等一系列内政改革具有内在关联。佛教作为“万国之极宗”，不仅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同时还是臣民“笃敬”的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对推古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其直接目的还是在于“买求书籍”，中日之间为大海阻隔，舟楫往来颇为不便，故通过书籍吸纳中国文化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这一模式也为其后的遣唐使所继承。[4][/SIZE]

金森宗信

第二节 大化革新 一、革新前的社会政治背景及革新政府的诞生 圣德太子的改革，随着他的逝世而消声匿跡，它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国内阶级矛盾依然日渐激化。7世纪前半叶，土地兼并盛行，租佃制广泛兴起。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或者兼并数万顷田，或者全无容针少（之）地。”[5]部民制因此衰落。 [/SIZE]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朝廷地位受到严重影响。臣、连、伴造等向朝廷上缴调赋时“先自收敛，然后分进。”朝廷内部外戚权贵和皇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被天皇拒绝。626年苏我马子病死，其子虾夷继承大臣。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虾夷独断朝政，排斥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拥立田村皇子即位，是为舒明天皇（629—641在位）。至皇极朝（642—645）时期，虾夷之子入鹿更加专擅朝政，甚至征调人夫修建其父子陵墓，势倾朝野。入鹿为了扼杀改革事业，打击新兴势力，于643年消灭了山背大兄王及其一族。 [/SIZE] [PP]当时，氏姓贵族“各置己民，恣情驱使”，加上征伐新罗的战争和营造宫苑、陵墓、寺院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广大部民苦不堪言。不堪忍受痛苦的部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他们或逃亡，或聚集山泽，同贵族进行武装斗争。部民起义打击了氏姓贵族，动摇了部民制的基础。 正当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推古朝时期派到中国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僧旻于632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640年回到日本。他们在中国留学二、三十年，经历了隋唐两代，吸收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统治经验，归国后积极进行传佈，在部分贵族中发生强烈影响。在归国留学生传授隋唐封建制的影响下，皇室和贵族阶层内出现了主张改新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 [/SIZE] 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祀官的家庭，幼年好学，博览群书，曾就学于僧旻，又同中大兄皇子一起受教于南渊请安。中大兄和中臣镰足都憎恶专横的苏我虾夷、入鹿父子，所以两人共谋打倒苏我入鹿，推翻苏我氏，夺取朝廷大权。中大兄接受中臣镰足的建议，首先争取与入鹿素有矛盾、又有声望的大夫苏我石川麻吕，分化苏我氏的势力，然后联合反苏贵族，组成了革新派。645年6月12日，革新派乘皇极天皇在宫中接见三韩使者的机会，以“鞍作（苏我入鹿）尽灭天宗，将倾日位”为理由，[6]杀死了苏我入鹿。 [/SIZE] [PP] 皇族和多数贵族站在中大兄一边，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便在入鹿被杀的第二天，焚宅自尽。消灭虾夷、入鹿父子后，革新派成立新的政权，轻皇子即位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两位回国的留学僧灵云[7]和惠云[/SIZE][8][/SIZE]于大化元年（645）跻身佛教界最高权威的“十师”之列。革新政权建立后，建年号为大化，仿“法式备定”的唐制，有步骤地实行改革。645年8月，分别向东国和倭（大和）六县（高市、葛木、十市、志贵、山边、曾布）派遣国司和使者，造田籍，校田亩。9月，下诏：“从今以后不得卖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9]这些措施为下一步变革打下基础。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646年元旦，发布《改新之诏》，接着陆续颁布了革新措施。 [/SIZE] 二、“改新之诏”的主要内容 第一，在经济方面，废除部民制，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罢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班田六年一班，即政府每隔6年，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2/3，私奴婢为公民的1/3，公奴婢同公民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归公。班田农民担负租庸调。租，即实物地租，受田每段交纳租稻2束2把。庸，是力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1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征收的地方特产，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征收。田1町征收绢1丈、絁2丈、布4丈。户调按户征收，其数量为“1户赀布1丈2尺”。付调随各乡土特产征收。 [/SIZE] [PP] 第二，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为树立了中央集权的指导思想，天皇在大槻树下召集群臣盟誓，“天覆地载，帝道唯一”。649年下诏，令国博士高向玄理与僧旻“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 “八省百官”制和国郡里制均受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的影响。两者虽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647年，制定7色13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19阶冠位。对于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封，以下的给予布帛，作为俸禄。 [/SIZE] 三、“大化革新”性质的评价 关于大化改新后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主张不一。日本学者大都认为改新后的律令社会是奴隶社会的继续。因为大化改新后阶级关系没有没生变化，公民的沉重徭役负担，其性质与部民的负担并无不同。中国学者除少数人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者外，大多认为大化改新是确立封建制度的改革。[/SIZE][10][/SIZE]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是参照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而制定的。性质基本一致，都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下的土地分配制度和租税制度。改新后国家对农民的关系是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并以租庸调的形式向公民征收国税和课以徭役，公民被束缚在口分田上，以臣属关系依附于国家。这种生产者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有别于奴隶制的关键所在。班田农民除了有终身使用权的口分田外，还拥有对山林池沼的使用权，每年除了交纳固定的租税和徭役外，交租后剩余的产品可以占为己有。由此及见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SIZE] 大化改新后，虽然奴婢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占当时人口的1/10左右，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奴婢在社会生产中已不起主导作用，多数从事非生产性的家庭杂务。当时社会生产者的主要担当者是班田农民。 [/SIZE] 大化改新是在日本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变革运动。它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它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它维护了主权，防止了社会的分裂；它使日本从东亚的后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SIZE][11][/SIZE] 四、白村江之战与迁都近江 在大化改新过程中，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尖锐复杂。645年9月，古人大兄皇子谋反。中大兄立即派兵镇压。 [/SIZE] 653年，为控制守旧势力，中大兄奏请孝德天皇将都城从难波（今大阪市）迁回飞鸟，天皇不答应，中大兄不顾天皇的反对，率领皇族和群臣回到飞鸟。第二年孝德天皇饮恨死去。 [/SIZE] 孝德天皇死后，中大兄之母前皇极天皇重又登位，称齐明天皇（655—661在位）。齐明天皇期间，朝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楼阁，给人民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引起民怨。朝廷的作为，给守旧势力提供了反对的口实。658年11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去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首都留守官、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苏我赤兄乘机鼓动有间皇子叛乱。赤兄列举女皇有三大失政，即大修仓库，积聚民财；穿凿水渠，耗费公粮；以舟运石，累积为丘。在赤兄的鼓动下，有间皇子开始策划谋反。可是当有间皇子准备举兵时，苏我赤兄却见事难成功，转而派人逮捕有间皇子，并派人将有间皇子谋反之事报告中大兄。中大兄将有间皇子处以绞刑。 [/SIZE] 为了转移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朝廷大举征伐北方少数民族并出兵朝鲜。政府于647年、648年，在越后分别造渟足栅和盘舟栅。 658年，派阿倍比罗夫付伐秋田、津轻地区的虾夷族。660年派遣比罗夫征讨肃慎国。 [/SIZE] 660年，百济受到新罗和唐朝军队的进攻，王城陷落，国王被俘，濒于灭亡。百济遗臣鬼室福信，求援于大和朝廷。朝廷决定出兵朝鲜。661年，齐明天皇亲赴筑紫指挥。当年7月，齐明天皇因病死于筑紫朝仓宫。662年5月，派阿昙比逻夫率船师170艘送在日本作人质的百济丰璋王子归国继承王位，以图复兴百济。663年3月派遣23000名官兵攻打新罗。同年8月，日军与新罗、唐朝联军在白村江交战，遭到惨败，百济灭亡。战后，日本为防新罗和唐军的进攻，于664年在对马、壹岐、筑紫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在筑紫修建了水城。次年修筑长门、筑紫的大野、椽城。667年又建造了大和的高安城，赞岐的屋岛城，对马的金田城等。白村江的战败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进攻面前，中大兄不得不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664年宣布肯定氏上，允许他们私有部民的诏书。[/SIZE][12][/SIZE] 就在白村江败战后，朝廷内外笼罩不安全感的情况下，667年迁都近江（今滋贺县）。翌年，中大兄即位，称天智天皇（668—671在位）。668，天皇命中臣镰足制定《近江令》22卷，这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据日本学者研究，《近江令》大体参考了唐代的《贞观令》，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SIZE] 670年为防止人民逃亡，命令全国编制户籍，因制定于庚午年，故称“庚午年籍”。这是日本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户籍。[/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天武之治 一、“壬申之乱”与天武朝的政治革新 天智天皇在白村江败战后的许多政事，引起了皇族内部的不和，天智天皇同其弟大海人皇子之同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大海人皇子是在大化改新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享有较高的威望。天智天皇即位时大海人被立为皇太子，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大海人对天智天皇的一些倒退政策曾表示不满。668年，在一次宴会“酒酣极欢”时，大海人“以长枪贯敷板（地板）”，引起天智天皇大怒，险些被杀。671年，天皇任命自己的宠儿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为立大友皇子为皇储，剥夺大海人皇子的皇位继承权。以天智天皇和大友皇子为中心，吸收守旧的大贵族组成了政权。大海人地位和生命都失去保障。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在天智天皇病危时，大海人以出家为名避居吉野。天智天皇病死后，大友皇子篡位，称弘文天皇，政权落到守旧的大贵族手中。 [/SIZE] 为了消灭在吉野的大海人皇子，弘文天皇积极备战。大海人闻讯后决定举兵反击。672年，大海人离开吉野，经伊贺、伊势，到达美浓，并以此为根据地，联络东国各地军队。东国与皇室有密切的关系，自6世纪以来朝廷一直关注东国，在那里设置了不少屯仓。大化革新时朝廷首先在东国造户籍，校田亩，实行改革。因此，那里封建官僚贵族的力量比较强大，而守旧势力相对比较薄弱。东国的国司、郡司积极支持大海人举兵，纷纷加入大海人的队伍。大海人军首先抢先占领不破关和铃鹿关军事要道，截断了近江朝廷与东国的联系。672年7月初，大海人的两路大军分别向近江、大和进发。7月22日，大海人军与朝廷的军队在濑田川决战，大海人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天弘文天皇自缢而死。这次内战发生在壬申年，所以被称为“壬申之乱”。这是事件虽然是大海人皇子和大友皇子争夺皇权之争，但实质是革新派与守旧势力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 [/SIZE] 673年，大海人皇子在飞鸟净御原宫即位，称天武天皇（673—686在位）。天武天皇即位后，积极推进大化革新未了的事业。经济方面，676年下诏废除664年天智天皇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的制度，并废除朝廷先前赐与亲王、诸王、诸臣及各寺院的山林池泽岛浦，收归国有。683年革新俸禄制，将赐与亲王以下诸臣的食封归还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676年下诏：“自今以后，明察百姓，先知富贫，简定三等，仍中户以下，应与贷”。[/SIZE][13][/SIZE]在鼓励生产和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的同时，朝廷把班田农民紧索束缚在土地上，加强封建剥削和压迫。 [/SIZE] 在政治方面则加强皇权和军事力量。废除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和御史大夫四职，在天皇之下只设太政官和大弁官。太政官和大弁官直接听命于天皇，无实权，只起上下联络作用。682年规定姓氏的序列作为考选文武官的先决条件。685年更改诸氏族姓，制定八色之姓：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681年开始修改《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未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681年为提高皇威，命川岛皇子等记“帝纪及上古诸事”，即编撰国史。 [/SIZE] 用人政策方面，天武天皇重视人才，注意起用中小官吏。677年下诏：“凡任国司者，除畿内及陆奥、长门国以外，皆任大山位以下人。”[/SIZE][14][/SIZE]将冠位增至48阶，使中小官吏有更多的仕途机会，以此削弱大贵族的势力。 [/SIZE]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凡政要者军事也”，676年下令：“诸王以下，初位以上，每人备兵。”[/SIZE][15][/SIZE]677年遣王卿于京、畿内“校人别兵”。[/SIZE][16][/SIZE]684年诏诸国“习阵法”，要求文武官“务习用兵及乘马”。 11月下诏收缴私家兵器。 [/SIZE] 宗教方面，采取兴隆佛教和敬神的政策。提倡造寺、写经、念经；崇敬伊势神宫，创始祈年祭等，借以提高天皇的地位。[/SIZE][17][/SIZE] 二、律令的制定与律令制度的成立 从日本古籍记载可知，日本存在过原始刑罚。原始时代有天津罪和国津罪。天津罪包括8种罪行，即畔放、沟埋、樋放、频莳、串刺、生刺、逆剥、屎户。国津罪包括14种罪行，如生杀、断尸、奸母、奸子、母子通奸、犯畜、虫灾、鸟灾等等。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刑律也应运而生了。但因为当时尚无文字，所以还没有成文法。 [/SIZE] 关于日本不成文的法律，在中国和日本史籍中都可以找到。把《魏志·倭人传》、《北史·倭国传》，以及《日本书纪》中有关刑罚的记载加以整理，可以得知日本不成文法时期的刑罚种类：死刑有诛、狱死、火、族诛；肉刑有鲸、杖、神祇探汤；赎刑有赎田、赎身（贬为奴隶）、赎姓（贬姓）；流刑。这些刑罚中有一些与中国汉代刑罚相似，因此并不能排除受汉代刑罚的影响。 [/SIZE]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以唐律令为范本，开始着手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大化改新之初，新政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制定了许多单项法令，如班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钟匮制、男女奴隶之法、丧葬制、二官八省一台制、国郡里制等，668年制定《近江令》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日本学者推测，它大体参考唐代《贞观令》而编纂的，成为日本以后《令》的基础。 [/SIZE] 天武天皇即位后，681年开始修订《近江令》，在此基础上制定《飞鸟净御原令》（亦称《天武令》），此令共22卷，现已全部失传。当时未制定“律”，据后来的日本学者分析，可能准用《唐律》。 [/SIZE] 700年，天皇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参与编撰律令的19人中有伊岐连博德，唐人萨弘恪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皆是当时一流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大宝律令》基本修成于701年。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该法典因制定于大宝年间，故称《大宝律令》。从天武天皇之子刑部亲王和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领导制定《大宝律令》分析，它与《净御原令》不无关系，事实上，依据日本史籍记载，它确是以增删《净御原令》而成的。《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相当于刑法，大抵模仿唐律，但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它是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参照唐令制定的。律和令已散失，但从《令集解》和《续日本纪》的引文中可略见其逸文。制定《大宝律令》的17年后的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715—724在位）之命，依据《大宝律令》和唐朝的《永嶶律令》为基础，制定了《养老律令》。《养老律令》有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从现存的《令义解》和《令集解》中可见令的大部分，律则留下一部分。《养老律令》修成后没有立即施行，而放置39年后，直到757年才实施。《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制定，是大化改新以来，各朝法制建设的必然归结，也是对吸收和消化唐制的结果，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此，日本已成为一个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SIZE] 大化政府对官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改去旧职，新设百官，及著位阶，以官位叙”。建立的新的封建官僚体制，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位阶制；二是官阶制。 [/SIZE] 以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开始，位阶一直是官僚制度的主要内容，大化年间实行19阶制，天智年间增至26阶，但自天武年间开始，亲王、诸王的位阶与诸臣的位阶分设，前者设12阶，后者设48阶。《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中所载的位阶制，是天武朝制定的位阶制的继承和延续。从日本冠位制的具体设置可知，它实际上是与唐朝的品阶制的结合体。亲王称品，诸王、诸臣称位。亲王实行四品制，诸王、诸臣及百官，实行九位制。即亲王设一品、二品、三品、四品4等；诸王、诸臣及百官，从正一位至初位，共分9等，每等又分为正、从两等。从正四位起，正位和从位又各分上下两级。因此诸王、诸臣及百官共30阶。唐朝的品阶制也分为30阶，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 [/SIZE] 关于官阶制，朝廷按位阶贵贱任官。当时，朝廷官制结构基本上依照唐朝制度。天皇之下，朝中权力最大的官职是太政官。太政官的职责与唐朝的宰相相似。太政官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组成。在太政官下设八省、一台、五卫府。八省系指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省；一台为弹正台；五卫府为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中务省主管朝廷礼仪、诏书文案的起草和审理等，它综合了唐朝中书、尚书、殿中等省的职责。式部省似唐朝吏部，掌管全国官吏名籍及官吏的选拔、考课等，治部省的职责与唐礼部相同。民部省相当于唐朝的户部。兵部省与唐兵部相似。宫内省是仿唐殿中省、光禄寺、宗正寺等机构而设置的，主管宫内庶务。 [/SIZE] 地方行政官僚机构也是仿照唐制建立的。仿唐王畿十道制，建立了畿内七道。道之下实行国、郡、里制。[/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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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飞鸟文化 一、飞鸟文化的国际性 推古朝至大化改新的历史时期，称为飞鸟时代。相应时期的文化称为飞鸟文化。飞鸟文化带有明显的国际性。大陆移民在飞鸟文化的发展中的作用不能忽视。由于与东亚大陆诸国联系的加强，先进的汉文化也随之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在输入汉文化的过程中，汉族移民起着重要作用。据《新撰姓氏录》记载，畿内地区，共有1182氏，其中外国移民有324氏，占全体总数的1/3。有名的汉族移民有山城的秦氏、河内的文氏，大和的汉氏等。 [/SIZE] [PP]大陆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因而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根据史籍记载，大陆移民中有掌管国库内藏、大藏的，有担任使节，到朝鲜半岛诸国和中国开展外交事务的。大陆移民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他们将先进生产技术引进日本，如绢、缣、锦等丝纺、土木、水利工程技术。在文教方面，最早将中国典籍带入日本的是一个名叫王仁的学者。他从朝鲜半岛的百济，携带《论语》10卷赴日。王仁之后，不断有学者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538年，百济圣明王遣使向大和国钦明天皇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经论若干卷，佛教自此传入日本。554年，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历博士王保孙、医博士王有祾陀、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僧侣昙惠、乐人三斤等自百济抵日，卜书、历本、药物等随之携入。588年从百济东渡的僧侣有聆照、令威、惠众、惠宿、道严、令开、惠聪、道欣、惠弥等人。从高句丽赴日的僧侣有慧慈、昙徵、惠灌、僧隆、云聪、法定等人。建筑寺院的工匠、画工等也陆续自大陆东渡日本。崇峻天皇时，日本首次派遣学问尼善信赴百济考察佛学，并筹建法兴寺。602年，百济僧观勒携历、天文、地理、遁甲方术等书籍移居日本，朝廷选派学生随观勒学习。飞鸟文化正是在大量输入汉文化的前提下应运而生了。 [/SIZE] 二、佛教中心的文化 飞鸟文化是围绕佛教而展开的。随着佛教的传入，对佛典的研究也日渐开展，其中圣德太子最典型。他身体力行，是笃信佛教的信徒，对佛典进行了研究、讲授和注释，曾主讲和注释过《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总称《三经义疏》。 [/SIZE] 圣德太子摄政后，在生驹山脉南端，建造了斑鸩宫。斑鸩地区成为飞鸟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周围地区建造了许多寺院，著名的如飞鸟寺（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斑鸩寺）、中宫寺、法起寺、法轮寺等。这些寺院，大多仿造中国六朝寺院建筑式样。法隆寺金堂中的释迦三尊像、药师像，以及该寺梦殿中的观音像，明显地吸收了北魏的技法。中宫寺的弥勒菩萨木雕像则具有南梁风格。飞鸟寺的丈六铜佛像，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中宫寺的天寿国刺帐，法隆寺的三重塔等，表明了飞鸟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渊源关系。 [/SIZE] 飞鸟时代的绘画大多与佛教、佛寺有关，多出自大陆画工之手，包括移居朝鲜半岛的中国画工。587年百济献佛舍利及造寺工匠，其中包括“画工白加”。他们直接参与营建飞鸟寺。603年6月“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等。609年高句丽僧昙征的到来，是飞鸟绘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仅首传造纸术，而且还将调制彩色的先进技术带入日本，对飞鸟时代的彩绘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在法隆寺金堂的净土世界壁画等绘画作品就是这一技术结出硕果。 [/SIZE] 部分保存完好的飞鸟时代的墨书作品，其代表作品有《法华义疏》稿本、造像铭文如《法隆寺药师佛像造像记》、《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光背铭》、《宇治桥断碑》等等，总体上都保存了六朝遗风，高雅典古、气运厚重，但已渐露和化气象。 [/SIZE] 在佛教传入的同时，作为法会仪式的乐舞也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提出“供养三宝，用诸蕃乐”，即把表演传自中国、朝鲜的乐舞，定为佛教法会的仪式。 [/SIZE] [PP][/SIZE] [HR][/SIZE] [PP][PP][1] 参见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5～46页。 [PP][2] 参见井上秀雄：《〈日本书纪〉所见的古代日本的外交》（载《〈古事记〉、〈日本书纪〉总揽》，新人物往来社，1990年），转引于韩升《论隋倭交往的形式及其实质》，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117页。 [PP][3] 森克己著：《遣唐使》，（日）至文堂，1990年8月，第6页。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53页。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70页。 [PP][4] 王勇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58页。 [PP][5] 《日本书纪》大化元年九月诏书。 [PP][6] 《日本书纪》卷24皇极天皇四年六月甲辰条。 [PP][7] 《日本书纪》（古典文学大系本）舒明天皇四年（632）八月条载： “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对马。是时，学问僧灵云、僧旻及胜鸟养、新罗送使等从之。”另，上册第229注二六：“灵云，渡海年时不详。大化元年（645）八月被任命为‘十师’之一”。 [PP][8] 《日本书纪》（古典文学大系本）舒明天皇十一年（639 ）九月条载： “大唐学问僧惠隐、惠云，从新罗送使之京。”另，上册第234注六：“灵云，渡中国年时不明。大化元年（645）八月八日被任命为‘十师’之一”。 [PP][9] 《日本书纪》卷25大化元年九月甲申条。 [PP][10] 参见李玉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4页。 [PP][11] 王金林：《奈良文化と唐文化》，（日）六兴出版，1988年第86～92页。 [PP][12] 《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三年条。 [PP][13] 《日本书纪》卷29天武天皇四年壬午条。 [PP][14] 《日本书纪》卷29天武天皇五年正月甲子条。 [PP][15] 《日本书纪》卷29天武天皇四年十月庚寅条。[B] [/B] [PP][16] 《日本书纪》卷29天武天皇五年九月乙亥条。 [PP][17] 参考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2-62页。

金森宗信

第三章[/SIZE] [/COLOR]奈良时代 第一节 律令政治的展开 一、奈良迁都 [PP] 710年，元明天皇将都城从奈良盆地南部的藤原京(今橿原市)迁往北部的平城京(今奈良市)，日本进入奈良时代。 [/SIZE] [PP] 奈良迁都的主要原因是随着701年《大宝律令》制定，日本律令制国家成立，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都城。当时的都城藤原京面积狭隘，已经不能满足要求。新建的平城京的面积约为藤原京的3倍，水陆交通亦比藤原京便捷。 [/SIZE] 另外，从中国的奠都理论来看，地处奈良盆地北部的平城京堪称帝王奠基的风水宝地。按照中国的皇城择地标准，“四神相应之地”便属理想的帝宅。所谓“四神”，即东有河川（青龙）、南有沼泽（朱雀）、西有大道（白虎）、北有高山（玄武）。平城京正是“四神相应”的灵地。元明天皇于708（和铜元）年下《迁都诏》：“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1]平城京不仅有四神呵护，还有三山（东春山、北奈良山、西生驹山）为之镇关，是理想的建都宝地。[2] [/SIZE] 平城京的格局模仿唐都长安，其主要特点都是：城廓呈方形结构；棋盘式街道划分出方形的条坊；城中干道都直对一个城门；宫城位于城中轴线北首，宫城内分成若干个以围墙和回廊环绕的长方形庭院，每一庭院都沿中轴线前后配置若干座主要殿堂，左右以次要殿堂对称排列。 [/SIZE] [PP] 平城京的方形城廓，东西约4.3公里，南北约4.8公里，由大路、小路划分为棋盘状。大路东西为十条，南北为九条。每条大路之间相隔约530米，其间又各有三条小路。 [/SIZE] [PP] 位于平城京北端的平城宫占地约1.2平方公里，中央设有“内里”，为天皇的住居，此外还设有执行政务的朝堂和各官厅。直达平城宫正门的干道称朱雀大路，并以此为中轴线东西两侧分成左京和右京。 [/SIZE] [PP] 当时日本的全国人口约五、六百万，在平城京中大约有10～15万人。 [/SIZE] 二、藤原氏势力的扩大和朝廷内部的矛盾 [PP] 进入奈良时代以后，藤原氏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日渐强盛，并随着其势力的扩大，朝廷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复杂、尖锐。 [/SIZE] [PP] 藤原氏的历史开始于中臣镰足，镰足死之前，因其政绩卓著，天智天皇赐姓藤原。其后，文武天皇时，天皇下诏只允许镰足次子不比等继承藤原之姓。 [/SIZE] [PP] 藤原氏势力在朝中的伸张，主要是通过与天皇的联姻实现的。天武天皇曾以中臣镰足的两个女儿冰上和五百重娘为夫人。697年，文武天皇即位，以藤原不比等长女宫子为夫人。 [/SIZE] [PP] 707年，体弱多病的文武天皇驾崩，其母阿闭皇女即位，称元明天皇。元明天皇是天智天皇之女，草壁皇太子妃。而藤原不比等与草壁皇太子之间的交谊又很深，因此，元明天皇即位之后，自然寄重藤原氏势力。不久，天皇进行了人事大变动，藤原不比等由大纳言升为右大臣，石上麻吕为左大臣，穗积亲王为知太政官事。 [/SIZE] [PP] 714年6月，文武天皇之子、藤原不比等的外孙首皇子立为太子。在立首皇太子的典礼上，朝廷为内外文武官分别叙位。在叙位者名单中，就有藤原不比等的长子武智麻吕（升为从四位上）、次子房前（升为从四位下），藤原氏势力在朝廷内进一步巩固。 [/SIZE] [PP] 715年9月，元明天皇让位给女儿冰高内亲王，称元正天皇。元正天皇是草壁皇太子与元明天皇所生，是文武天皇的姐姐。元正天皇即位时36岁，时首皇太子15岁。元明女帝为什么让位元正天皇，而不让位给首皇太子？这是藤原不比等的谋略。他为了使首皇太子日后执政稳定，决定先拥立元正天皇，并在日渐削弱旧氏族势力的基础上，再伺机扶首皇太子继位。716年，藤原不比等将自己与后室橘三千代所生的女儿安宿媛（后来的光明皇后）许配给首皇太子，从而在政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SIZE] [PP] 717年3月，78岁的左大臣石上麻吕去世，藤原不比等成为政界第一人。同年秋天，其年仅37岁的次子藤原房前成为议政官。父子二人在当时五名议政官中占了两席之地，进一步加固了藤原不比等的地位。720年8月，藤原不比等去世。 [/SIZE] [PP] 藤原不比等死后翌年，长屋王充任右大臣。长屋王是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之子，母为天智天皇之女御名部皇女。724年，元正天皇让位于首皇太子，是为圣武天皇，这是第一位流有藤原氏血液的天皇。长屋王由右大臣升任左大臣。 [/SIZE] [PP] 由于长屋王具备继承皇位的血统，受到圣武天皇和藤原氏的猜忌。尤其是他反对立安宿媛为皇后（光明立后）更是违背了圣武天皇和藤原氏的意愿。729年2月10日，长屋王被人密告“私学左道，欲倾国家”[3]。当晚，式部卿藤原宇合率兵将其宅邸围住。11日舍人亲王、藤原武智麻吕等人对长屋王进行拷问，12日天皇“令王自尽”，长屋王偕同妻儿被迫自杀。历史上称为“长屋王之变”，一般认为是藤原氏阴谋策划。 [/SIZE] [PP] 长屋王之变后过了六个月，即8月10日，光明子成为皇后。731 年8月，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在朝中分别担任了要职。长子藤原武智麻吕位居大纳言兼大宰帅，次子藤原房前任参议、中务卿、中卫大将，掌握实权，藤原宇合任参议式部卿、藤原麻吕任参议兵部卿，掌管文武官吏的人事关系。兄弟四人在议政官中占了半数，确立了藤原四子体制，掌握了政权。 [/SIZE] [PP] 735年夏，九州开始流行天花，到了737年春，京畿地区也开始流行，藤原四兄弟相继传染去世。当时的议政官几乎全军覆没，只留下铃鹿王、葛城王（即橘诸兄）、大伴道足三人。 [/SIZE] [PP] 橘诸兄是橘三千代和前夫美努王之长子，与光明皇后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原名葛城王，736年改籍臣下，遂从母姓。藤原四兄弟病死后，橘诸兄由参议晋升为大纳言，翌年正月又晋升为右大臣。 [/SIZE] [PP] 橘诸兄执政时期，从唐朝回来的玄昉和吉备真备受到圣武天皇的重用。740年8月，任大宰少贰的藤原宇合之子藤原广嗣为恢复藤原氏势力，上书弹劾，论难时政，要求罢黜玄昉和吉备真备。9月，广嗣在九州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叛乱，不满朝廷的豪族及农民亦卷入叛乱。朝廷任大野东人为大将军，征发东海、东山等五道军卒征讨。经两月，叛乱平息，广嗣在值嘉岛被捕处死。 [/SIZE] [PP] 藤原广嗣之乱发生后，政局动荡，首都相继从平城京迁至山城的恭仁宫、近江的紫香乐宫、摄津的难波宫，745年又迁回平城京。橘诸兄的势力逐渐衰退，代之而起的是藤原武智麻吕的次子藤原仲麻吕。 [/SIZE] [PP] 藤原仲麻吕在藤原广嗣之乱后进入政界。743年任参议，由于得到光明皇后的信任而日渐得势。749年7月，圣武天皇让位给他与光明皇后的女儿阿倍内亲王，即孝谦天皇。孝谦女帝即位当天，藤原仲麻吕晋升为大纳言。同年又兼紫薇令、中卫大将。757年，藤原仲麻吕排斥了与自己没有关系的皇太子道祖王，立大炊王（淳仁天皇）为皇太子，并将自己去世儿子真从的媳妇许配给他，令其居住在自己的宅邸“田村第”。同年，藤原仲麻吕又镇压了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的叛乱，将自己的反对势力一举歼灭，从而确立了自己在政界的专制地位。 [/SIZE] [PP] 758年，淳仁天皇即位，藤原仲麻吕获赐名惠美押胜，任大保（相当于右大臣）。760年又升任大师（相当于太政大臣）。此后，由于孝谦上皇宠幸僧侣道镜，藤原仲麻吕的势力急剧下降。为了夺回失去的势力，仲麻吕于764年起兵，兵败后被捕于近江高岛郡，与妻子同时被斩。[B] [/B][/SIZE] [PP] 藤原仲麻吕被杀后不到一个月，淳仁天皇被废，流放到淡路岛。孝谦上皇再次即位为称德天皇。倍受称德女帝宠幸的道镜受到了重用。僧侣道镜俗姓弓削氏，河内国人。开始时从义渊学法相宗，后来住东大寺。752年被孝谦女帝招入宫中道场。后以看病禅师身份为女帝治病，受到宠幸。764年受任大臣禅师，参与政事。765年又升任太政大臣禅师。766年受赐法王位。道镜的掌权令当时的贵族们极为不满，由于他们的反对，称德女帝传位于道镜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770年8月，53岁的女帝驾崩，道镜被贬下野国药师寺，两年后死去。 [/SIZE] [PP] 称德女帝驾崩当天，左大臣藤原永手和藤原百川、良继等重臣拥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为皇太子。10月，白壁王即位为光仁天皇。光仁天皇即位后，注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否定称德女帝时期的佛教政治，建树颇多。[B] [/B][/SIZE] 三、国土的开拓 [PP]国土的开拓，一直是朝廷的重大政事之一。奈良时代国土版图进一步扩大。 [/SIZE] [PP]709年在东北地区的日本海沿岸设立了出羽栅，712年设立了出羽国，后来又在太平洋沿岸建造了多贺城。多贺城的始置年代说法不一，据多贺城铭文记载，建城约在724年。多贺城开始称镇所或陆奥国镇所，后改组为正规的军政府，称镇守府，并置陆奥国府和陆奥出羽安察使，是征服虾夷、开发边疆的重要基地之一。 [/SIZE] [PP]此后，随着对虾夷的征服，东北地区不断得以开拓。759年9月，在出羽国设雄胜、平鹿二郡。767年于陆奥国设栗原郡。奈良时代对对东北地区的开拓，东侧至宫城县，西侧至秋田县中部。 [/SIZE] [PP] 从天武朝（672~686）开始，日本政府就试图向南九州、南岛（九州南面的西南群岛）扩大势力，要求南九州的住民隼人和南岛的岛民前来朝贡。698年4月更是派遣使者进行实地视察、试图扩大版图。由于隼人不服中央政府，便以武力加以征服。日本政府先是征服了萨摩、多褹地区的隼人，大约在702年设立了萨摩国、多褹国。此后又于713年设立了大隅国，并于721年彻底镇压了大隅地区隼人的叛乱。 [/SIZE] [PP] 同时，九州南部的西南群岛相继遣使前来朝贡，为属朝廷的统治。[/SIZE]

金森宗信

第二节 奈良朝的经济发展 一、班田制 [PP] 646年正月，孝德天皇宣布大化改新诏书，正式宣布实行“班田收授法”即班田制。班田制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班田制从它颁布到消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颁布至742年，第二阶段从743年垦田永世令颁布至800年，第三阶段从801年一纪一班令颁布至902年。 [/SIZE] [PP] 班田制实行班田收授，首先须编定全国的户籍。正仓院所存8世纪初的户籍详细地记述了姓名、年龄、受田额、家属关系、人口数、疾病、贫富等级、租税的课与不课等。户籍每六年编制一次。班田的具体作法是：凡六岁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给口分田，男子二段（一段约1983.4平方米），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户奴婢与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则给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职、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给相应的位田、职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还相应给以若干宅地和园田，为世业田，若绝户还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准买卖，若受田者死亡，由国家收回。 [/SIZE] [PP] 班田制在实施之初还算顺利，从646年至713年，共班田十二次。但此后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是因为：首先，沉重的租庸调和徭役负担，使大多数公民无法承受而抛弃户籍和口分田逃亡；其次，由于土地不能私有，因此无人垦田，而人口却不断增加，致使无田可班；另外，贵族和官吏营私舞弊，利用掌管班田之权，大量侵占公田，并使自己获得的位田、职田、赐田等变成私有土地。 [/SIZE] [PP] 为了鼓励荒地的开垦，增加收入，723年，政府制定了《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允许开垦者三代占有；凡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田地，只准一代占有。由于农民倦怠，收效不大。但此法的实施却成为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契机。 [/SIZE] [PP] 743年，政府又颁布了《垦田永世私财法》。规定按位阶限定开垦土地面积。一品及一位准垦500町，二品及二位准垦400町，三品、四品及三位准垦300町，四位准垦200町，五位准垦100町，六位至八位准垦50町，初位至庶人准垦10町，郡司大领、小领准垦30町，主政、主帐准垦10町。申请获准后，三年内必须结束开垦。在以上规定下的垦田，永世归开发者私有。有势力的寺社、贵族、地方豪族均利用此令，大肆垦殖扩大领土，促进了庄园的发展。 [/SIZE] 二、租庸调和徭役 [PP] 与班田制相适应，奈良朝的租税实行租庸调制。租按田地面积征收，一段口分田征稻谷二束二把，约占收获量的3%。庸是代替劳役而交纳的实物。正丁（21～60岁）每年去京城服劳役十天，相应的庸则纳布二丈六尺；次丁（61～65岁）二人的庸布相当于正丁一人。除布外，还可按当地所产交纳米、盐、棉等，并运往中央，脚夫由纳庸户负担。调只限男丁负担，按照正丁、次丁、中男（17～20岁）等不同等级交纳绢、絁、布、绵、染料、油等土特产品。调和庸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收，近国于10月末、中国于11月末、远国于12月末以前上交大藏省，充作中央的费用。 [/SIZE] [PP] 除了交纳租庸调之外，百姓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 [/SIZE] [PP] 兵役是一种很重的徭役。根据大宝令的规定，有四分之一的正丁被指名服兵役。到军团当士兵的被分为十班，每十天轮流值勤，粮食、武器自备，免除其它徭役。若是去京城当卫士则须一年，去九州当防人则长至三年，免除调庸和其它徭役。[/SIZE][4][/SIZE] [PP] 还有一种徭役是出“仕丁”，每五十户出二人，到京城为朝廷服役三年，免除调庸和其它徭役。至平安时代允许出钱代役。 [/SIZE] [PP] 在赋役令中未作出具体规定的徭役称为“杂徭”。正丁每年限六十天，次丁三十天，中男十五天。一般由国司征调，从事官衙、道路、堤坝的修建等，原则上不供饮食。 [/SIZE] [PP] 此外还有雇役，即雇佣公民修建都城或耕种官田。虽名为“雇”，但报酬甚少，实际上也是一种徭役。[/SIZE][5][/SIZE] 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PP] 奈良时代农业有了显著发展。首先表现在生产工具的进步上，铁制农具如铁锨、镬、锄、镰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同时开始使用牲畜，出现了带铁刃的犁和耙。畜力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SIZE] [PP]此外，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还表现在生产技术的改进上。如当时的水稻栽培，已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程序，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插秧技术和割茎法。 [PP] 奈良时代的农作物种类丰富。水稻品种可分为糯与粳、早稻与晚稻。除水田外，当时还经营旱作，杂粮作物有大麦、小麦、粟、大豆、小豆、荞麦等，蔬菜有芋、姜、葱、蒜、韭菜等，经济作物有桑、纻、麻、漆、梨、栗等。此外，养蚕也相当盛行。出羽、相模、常陆、上野、下野、武藏等地，都是蚕丝的主要产地。[B] [/B] [/SIZE] [PP] 奈良时代手工业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手工业有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两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由中央各寮、司以及国衙、郡衙设置，生产高级手工产品。这些产品专供宫中消费和朝廷使用。家庭手工业作坊则生产较简单的产品。 [/SIZE] [PP] 手工业发展中最突出的是纺织业。家庭纺织业以农家妇女为主，一般生产布、絁、绢之类，主要供家庭自用和缴纳庸调。中央设有官营作坊织部司，由挑文师、挑文生负责技术，下属数百户织人，分别生产锦、绫、罗、绮等高级纺织物。为了推广丝、绵织业，朝廷经常派挑文师、挑文生深入全国各地，传授技术。 [/SIZE] [PP] 日本的造纸术是从中国传去的。到了奈良时代，日本的造纸技术已相当发达。纸的品种有“谷纸”、“麻纸”、“檀纸”、“宿纸”等。780年遣唐使来唐时，其使者兴能即大使布势清直带来的纸“似茧而泽，人莫识”[/SIZE][6][/SIZE]。他带来的两幅纸，后来被五代文人陶谷看到，陶谷在《清异录》中描绘道：“一云女儿清，微绀；一云卵日光，白滑如镜面，笔至上多褪，非善书者不敢用，意惟鸡林纸似可比肩。” [/SIZE] 四、商业的发展 [PP] 708年，由于武藏国秩父郡发现一种含杂质极少的自然铜“和铜”，日本政府为了纪念“和铜”的出现，改年号为“和铜”，同时以唐朝开元通宝为模式，铸造了一种名为“和同开珎”的货币。这是日本政府发行货币的嚆矢。 [/SIZE] [PP] 和同开珎为圆形方廓，表面刻有“和同开珎”四字，直径约为2.4厘米。材料有银、铜两种。由于银的产量太少，709年废止银钱。银币于唐代时有传入中国，在东北地区及西安等地有出土。 [/SIZE] [PP] 由于人们已适应了原来的物物交换，所以“和同开珎”在铸造后，使用率极低。为了促进货币的流通，政府于711年颁布了蓄钱叙位令，规定凡是储蓄货币并将货币捐给政府者根据货币数量晋升位阶，如无官位者捐钱五贯即五千枚铜钱，就可获得最低官位少初位下。此后，政府又采取了用钱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一系列措施，鼓励用钱。但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城和畿内等地以外，钱币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物交换为主。 [/SIZE] [PP] 奈良时代畿内的难波、泉、宇治、势多等流通经济上的要地，通过淀川水系和陆路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流通经济圈——“中央交易圈”[/SIZE][7][/SIZE]。对于当时主要以实物来运作的律令中央财政而言，这个交易圈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和官员将分配到的实物通过这个交易圈换成自己所需物品。 [/SIZE] [PP] 当时平城京设有东西市，进行物品的交易。但是仅靠平城京的东西两市还不足以满足朝廷和官员对物品的需求，所以中央交易圈扩大到畿内各要地。政府和官员或在各要地设置庄、所，或派使者前往交易，以获得所需物资。如为建造东大寺专门设置的造东大寺司，在泉津设置了泉木屋所、在宇治设置了宇治司所、在势多设置了势多庄，又派交易使去难波。 [/SIZE] [PP] 商品的流通离不开商人。奈良时代平城京的东西两市和畿内各要地的市，都有很多商人活动其间。市中设有市司，专门管理市场的秩序，检查商品质量和价格，商人都在市司注册。 [/SIZE] [PP] 除了在中央交易圈内从事贸易的商人外，当时还有一些商人从事畿内和地方的远距离贸易，如漆部伊波。他是相模国的豪族，往来于相模和中央之间，从事贸易，从而积敛了大量的财富。748年，他捐重资建造东大寺大佛，被朝廷授予外从五位下的官位。 [/SIZE] [PP] 商人们的贸易活动使各地土特产品得以交流。[/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奈良朝的对外交流 一、8世纪的东亚形势 [PP] 8世纪前后是东亚各国相对统一的时代，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由它脱胎而来的班田制、丁田制，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至8世纪中叶达到发展的顶峰。 [/SIZE] [PP] 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它与阿拉伯帝国东西相峙，成为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与唐朝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通过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是奈良朝和前期平安朝外交政策的核心。 [/SIZE] [PP] 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统一的新罗在唐帝国律令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体制；在土地制度上模仿唐的均田制实行丁田制；在文化上向唐派出大批留学生，自觉地吸收唐文化。8世纪日本与新罗曾多次交换使节，但由于日本对新罗采取大国主义姿态，将其当作属国看待，所以双方关系恶化。 [/SIZE] [PP] 7世纪末靺鞨族首领在今中国吉林敦化县附近的敖东城建震国。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此震国改称渤海国。渤海国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节。从日本史书留下的大量的渤日通聘资料来看，双方的态度是友好的，而渤海国方面尤为积极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日政治关系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矛盾，即日本以“上国”自居，要求渤海臣服，而渤海国则坚持对等外交。 [/SIZE] 二、与唐王朝的交流 [PP][B] [/B]奈良朝与唐王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 [/SIZE] [PP] 在日本史料中，遣唐使早期称为“遣大唐大使”[/SIZE][8][/SIZE]、“西海使”[/SIZE][9][/SIZE]、“入唐使”[/SIZE][10][/SIZE]，后来才正式称作“遣唐使”[/SIZE][11][/SIZE]。与一切其他国家的使节一样，唐朝称之为“朝贡使”。 [/SIZE] [PP]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SIZE][12][/SIZE]、19次[/SIZE][13][/SIZE]、20次[/SIZE][14][/SIZE]等诸说。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人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 [/SIZE] [PP] 遣唐使团成员包括：（1）官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他们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任甚为谨慎。除具有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2）随行人员。有留学生、留学僧、还学僧、请益生、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卜部、音声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柁师、挟杪、傔人、杂使、水手长、水手等。 [/SIZE] [PP] 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SIZE] [PP] 遣唐使赴唐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则改走南岛路或南路。（1）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线。从难波、北部九州的筑紫起航，经壹歧、对马岛至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南沿岸北行，自汉江口、瓮津半岛起，折而向西，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之登州或莱州登陆。或自汉江口继续北行，越过鸭绿江口，西航，到辽东半岛之南端，通过庙岛列岛，到登州。此路航期长，但多沿海岸航行，较为安全。（2）南岛路。由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岛西海岸南下，经奄美岛、琉球，越东海直达长江口岸。（3）南路。由北部九州的筑紫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岸。南岛路和南路航期虽比北路短，但海难事故较多。 [/SIZE] [PP] 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某种高超技艺的人才，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得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回日本，对日本的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SIZE] [PP] 遣唐使除了带回先进的文化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许多珍货宝物，有些现在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他们的贸易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日物质交流。[B] [/B][/SIZE] 三、与渤海国的往来 [PP] 渤海国的创立者大祚荣在世期间，曾努力加强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但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大武艺却滋生了摆脱唐朝中央政府的倾向。大武艺之弟大门艺，因为力主与唐朝中央政府合作而受到大武艺的迫害，不得已出奔长安。为了对抗唐朝中央政府和从背后牵制与唐和好的新罗，大武艺便试图争取与新罗交恶的日本结盟。727年，大武艺派遣高仁义使日，希望与日本结援。 [/SIZE] [PP] 735年大武艺又与唐朝修复了关系。但是，渤海国与新罗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为了牵制新罗，渤海国又多次遣使赴日。 [/SIZE] [PP] 762年，唐朝册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为“国王”，同时渤海王被授予同新罗王同等的官职检校太尉。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的日益好转以及东亚国际形势的趋缓，使得渤海国的对日本外交出现了转机，由政治目的转为经济目的。[/SIZE][15][/SIZE]与前期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相比，后期出于经济目的的遣使规模有所增大。渤海国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 [/SIZE] [PP] 在奈良时代，渤海国先后派遣使节赴日，共有13次。人数最多的1次是746年，使团成员1100余人，船只最多的1次是771年，325人乘17艘船抵日。[/SIZE][16][/SIZE] 四、与新罗的关系 [PP] 奈良时代，新罗遣使日本22次，日本遣使新罗16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 [/SIZE] [PP] 722年，新罗在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以截断“日本贼路”[/SIZE][17][/SIZE]。731年4月，日本兵船三百艘，越海侵入新罗东部边境，两国在海上交战[/SIZE][18][/SIZE]。738年、742年、743年新罗的三次遣日使均在大宰府被阻。 [/SIZE] [PP] 759年，大权在握的藤原仲麻吕开始计划征讨新罗，企图重温侵略朝鲜半岛的迷梦。6月，他命令大宰府制定征讨新罗的作战书，9月又命令各道在三年内制造500艘战船。761年，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节度使，积极为征讨新罗做准备。后来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下降、民意不从等原因，最终征讨新罗计划废止。 [/SIZE] [PP] 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关系的不断恶化，进入平安时代不久的799年后，日本与新罗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民间往来。[/SIZE]

金森宗信

第四节 奈良文化 一、佛教的兴盛 [PP] 在迁都奈良之际，有些原来的大寺被迁往新都，如元兴寺、兴福寺、大安寺、药师寺等。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求，他们大肆兴办佛教事业。奈良时代由国家兴办的佛教事业中，最著名的当推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兴建。 [/SIZE] [PP] 东大寺及其卢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发愿，于743年开始兴建的。圣武天皇建东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为了依赖“三宝之威灵”，祈求天下太平，国家富饶繁盛。在兴建东大寺和巨大铜佛像的过程中，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动用了举国的财力，又号召民众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举行盛大的大佛开眼供养法会。 [/SIZE] [PP] 所谓国分寺即是设在各国国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国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国分尼寺。它的兴建实际上是效仿中国的。修建国分寺的步骤，大致分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诏令每国造丈六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和左右配置的菩萨两躯。当时虽然还没有国分寺的名称，但因这个释迦像可以认为是国分寺的主佛，所以此举当是修建国分寺的先驱。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国抄写《法华经》十部，修建七重塔。这是以《法华经》第四《法师》第十为依据的，实际上就是国分尼寺的前驱。第三步是741年2月，诏令各国设置僧尼两寺，僧寺置僧20人，名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尼寺置尼10人，名为“法华灭罪寺”。前者是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 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所说，为的是消除国家的灾祸，祈求四天王保护；后者主要是为了比丘尼灭罪行善使诵《法华经》而修建的。[19]国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顺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饥谨、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770年，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结束。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国分寺并非新建，只是旧寺的利用或改造。 [/SIZE] [PP] 都城奈良的东大寺与地方上的国分寺之间，在组织上并无上下所属的关系，但因为东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组织修建，而国分寺在地方，由国司监造和监管，所以不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东大寺也称“总国分寺”。 [/SIZE] [PP] 奈良时代的寺院分为国家的大寺、国分寺及属于私人寺院的“定额寺”、普通的私寺等。国家的大寺，是据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敕愿”建造的，也称为“御愿寺”，如称为“南都七大寺”的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额寺”是为定额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认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贵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维修需由国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负责。 [/SIZE] [PP] 寺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如749年，东大寺兴建接近完成时，天皇施给东大寺垦田100町，不久又诏定垦田限额可达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户，另施给奴婢达400多人。 [/SIZE] [PP] 奈良时代，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僧侣常兼数宗之学。 [/SIZE] [PP] 三论宗以主要研习龙树《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百论》三部佛经而得名。起源于印度，后由鸠摩罗什传入中国。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丽僧人慧灌将三论宗传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发展成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SIZE] [PP] 成实宗研习印度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依附于三论宗传入日本，在日本未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 [/SIZE] [PP] 法相宗亦称唯识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主要继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学说，所依经典据称为六经十一论。653年，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此宗，归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传法，为法相宗第一传。658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也师从玄奘学法相宗，回国后亦在元兴寺传法，为法相宗第二传。第一、二传又称南寺传。703年，在日本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奉敕入唐，从智周学法相宗，归国后弘传此宗，为法相宗第三传。716年玄昉入唐亦从智周学法相宗，为法相宗第四传。第三、四传又称北寺传。 [/SIZE] [PP] 俱舍宗主要研习印度世亲著《阿毗达摩俱舍论》，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将法相宗传入日本时同时传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SIZE] [PP] 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因唐时创始人法藏受武则天赐号“贤首”，故又称贤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将华严宗章疏传到日本。740年新罗僧审祥到日本宣讲宗义，传法于日僧良辨，以东大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了日本的华严宗。 [/SIZE] [PP] 律宗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以《四分律》、《梵网经》为宗义。天武天皇时道光归国首传，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讲戒律。754年鉴真抵日，于东大寺设坛传戒，继而又创设戒坛院。鉴真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创建唐招提寺，为该宗的总本山。 [/SIZE] [PP] 综观奈良时代的佛教，有如下特点：在国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为镇护国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僧侣染指政治，朝廷对僧侣待遇优厚。寺庙均建于城市中，被称为“都市佛教”。追溯此时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传人几乎均为留学僧或渡来僧，因此各宗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教相判释、教义戒法几乎是原原本本从中国引进，并无多大发展。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SIZE][20][/SIZE] 二、儒学的影响 [PP] 奈良时代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SIZE] [PP] （一）治政理念。日本早期儒学曾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各领域，而其最主要的影响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SIZE][21][/SIZE] [PP] 奈良朝虽然积极地推崇和信仰佛教，但从总体上看，其治政的指导思想，是以儒家政治贯彻始终的。儒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其一是“政在养民”。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奈良时代“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简人任能”。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俭约”。儒家认为，帝王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奈良时代虽然大造佛像，用尽国库，但从全面来看，历代天皇均比较注意俭约。[/SIZE][22][/SIZE] [PP] （二）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奈良时代官吏的录用考试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六科。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大学寮是中央学校，国学是地方学校，它们既是培养官僚的教育机构，又是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其教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学经典。如大学寮设有明经道（儒学科），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孝经》和《论语》，这些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本。 [/SIZE] [PP] 奈良朝和唐朝一样，特别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的成绩，进行升降、褒贬。官吏的考核，由各级管理的长官进行，考核内容包括德行的考核以及工作的考核。考核德行时依据的是儒家的德义、清慎、廉洁、恪勤。 [/SIZE] [PP] （三）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影响。奈良时代儒学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治政理念，儒学道德“孝”道还渗透到了民间，影响了人们的道德生活。 [/SIZE] [PP] 在中国，儒家把“孝”提高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学者看来，“孝”不仅指在生活上赡养父母，还要无条件地顺从父母。在日本，儒家经典传入之前，并不存在上述意义上的“孝”的道德观念。日本统治者倡导“孝”道，主要是在进入奈良时代之后。中央和地方统治者通过制定法令和采取行政措施对“孝”道予以宣扬，使其逐渐渗透于统治阶级与民众之间，“孝”道成为公认的道德规范。 [/SIZE] 三、文学 [PP] 奈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和歌《万叶集》和汉诗《怀风藻》。和歌与汉诗相对，和歌指日本的民族歌谣，汉诗指从中国传入的诗体。 [/SIZE] [PP] 完成于奈良末期的《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共20集，收录了4~8世纪间的长歌、短歌、旋头歌4516首，据说其编者是大伴家持。《万叶集》中的文字均用汉字标音，即“万叶假名”，标志着日本假名文字的草创。集中收录和歌的作者既有天皇、贵族、僧侣和文人，也有农民、士兵和民间歌人等。内容主要吟咏爱情、劳动、自然景物，也有神话传说等。 [/SIZE] [PP] 751年编成的《怀风藻》是日本人创作的第一部汉诗集，一卷，编纂者不详。共收录了天智朝至圣武朝64位诗人的120首汉文诗。诗风受中国六朝诗及唐初王勃、骆宾王等的影响颇深。全集除7首七言诗外，其余100多首均为五言诗。作者有皇族、朝臣和僧侣等，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文武天皇、长屋王、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广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其内容主要表现宫廷的饮宴、仪礼等公事性活动，为天皇歌功颂德。 [/SIZE] [PP] 在奈良文学中，还有一些值得鉴赏的传记与小说。传记如淡海三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思托的《延历僧录》，小说如无名氏的《蒲岛子传》等，在日本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SIZE][23][/SIZE] [PP] 《唐大和上东征传》又称《鉴真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上东征传》，淡海三船所著，于779（宝龟十）年成书。记述了鉴真应日僧容睿、普照等邀请东渡，几经挫折到达日本，传布律宗，于东大寺设戒坛，建唐招提寺等经过。 [/SIZE] [PP] 《延历僧录》为鉴真的弟子思托所著，于788（延历七）年成书，其立传不限于僧侣，涉及帝王、皇后、官吏、居士等。 [/SIZE] [PP] 《蒲岛子传》成书早于《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它用和式古汉语写成，其题材与文体样式，皆类似于中国唐代的“传奇”。[/SIZE][24][/SIZE][B] [/SIZE][/B] 四、建筑 [PP] 奈良时代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主要表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寺的建造上。 [/SIZE] [PP] 平城京的面积虽然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如前所述，其结构与长安城极为相似。 [/SIZE] [PP] 佛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也非常接近唐朝寺院，如正殿都在寺院的中心位置，正殿前有中门，中门前有对称的一对塔。在鉴真的设计下修建的唐招提寺，尤其受到了唐式建筑的影响，明显体现出唐朝风格。 [/SIZE] [PP] 此外，住宅建筑也有向唐学习的趋势。如724（神龟元）年太政官上奏，为了显示京城的壮丽，凡五位以上官员的府邸和殷实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来的板屋草舍翻改成瓦舍，并涂以赤白之色。[/SIZE][25][/SIZE] 五、绘画与雕刻 [PP] 奈良时代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佛画、反映世俗的风俗画、山水画，都受到唐绘画的极大影响。 [/SIZE] [PP] 佛画强烈地体现着唐代的画风。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内的壁画，在四个最大的壁画上画着四个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围则画有众菩萨及四天王，上面画有宝盖，宝盖左右各有一个飞天。这样的题材和构图与敦煌壁画如出一辙。 [/SIZE] 世俗题材的风俗画和山水画也很有水平，其中与贵族阶层生活相关的屏风画尤为突出。764（天平宝字八）年捐入东大寺的圣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风画，这些屏风画中有风俗画《舞风屏风》、《子女画屏风》、《素画夜游屏风》、《鸟毛立女屏风》、《大唐勤城楼前观乐图屏风》、《古人宫殿屏风》等，山水画《山水屏风》、《古样山水画屏风》、《国图屏风》等。 [/SIZE] 奈良时代的最出色的美术作品是佛像的制造，即所谓天平雕刻。当时的雕刻种类甚多，有泥塑、干漆、铜、银、金、石、砖、木等。前期以金铜造、脱干漆造为主，后期以木心干漆造和泥塑造为最胜。泥塑、干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艺。[/SIZE][26][/SIZE] [PP]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东大寺的卢舍那佛，该佛像高1.6丈，背后雕刻有864个小佛，雕刻技艺高超，是现存世界最高的铜铸佛像。 [/SIZE] [PP]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杰出作品。 [/SIZE] 六、乐舞 [B] [/B]奈良时代，外来的乐舞和日本民族的传统乐舞并存，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宝年间，朝廷设立雅乐寮，掌管“文武雅曲正舞”。雅乐寮下设和乐、唐乐、三韩乐和伎乐，和乐占绝对优势。随着遣唐使的往返，唐代盛行的乐舞大举东传，到了天平年间，唐乐跃居首位。 [/SIZE] 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有壹越调、平调、双调、黄钟调和般涉调等。曲目有《秦王破阵乐》、《太平乐》、《万岁乐》、《兰陵王》、《柳花苑》、《喜春乐》等一百多种。 [/SIZE] 大批乐器亦在此时传入日本，主要有琴、瑟、筝、五弦琵琶、尺八、笙、排箫、竽、鼓等。其中一部分至今还保存在正仓院。[/SIZE] 唐代的音乐理论随着《乐书要录》等著作的东传和音乐家的交流，也传入日本。 [/SIZE] [PP] [PP][HR] [/SIZE][PP][1] 《续日本纪》卷四和铜元年二月戊寅条。 [PP][2] 王勇:《中日关系史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1月，第4页。 [PP][3] 《续日本纪》卷四天平元年二月辛未条。 [PP][4] 虎尾俊哉:《奈良の都》，讲谈社，1975年2月，第95页。 [PP][5] 武安隆编:《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22页。 [PP][6] 《新唐书·日本传》。 [PP][7]荣原永远男:《日本の歴史４•天平の時代》，集英社，1991年9月，第94页。 [PP][8] 《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PP][9] 《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PP][10] 《万叶集》八、九、十卷。 [PP][11] 《续日本纪》养老元年二月壬申条。 [PP][12] 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72年，第25~28页。 [PP][13]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62~72页。 [PP][14]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92~198页。 [PP][15] 李成市：《東アジアの王権と交易》，青木书店，1997年7月，第138～139页。 [PP][16] 酒寄雅志：《渤海国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3月，第240页。 [PP][17]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圣德王二十一年条。 [PP][18][18] 《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圣德王三十年四月条。 [PP]19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70页。 [PP]20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第22页。 [PP]21 严绍璗、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1页。 [PP]22 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251页。 [PP]23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233~234页。 [PP]24 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20页。 [PP]25《续日本纪》神龟元年十一月甲子条。 [PP]26 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345页。

金森宗信

第四章[/SIZE] [/COLOR]平安时代 第一节 [/COLOR]皇权旁落 一、平安朝的迁都 [/COLOR]781年，光仁天皇让位于山部皇太子，即桓武天皇。784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794年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从而开始了平安时代。 [/SIZE][/COLOR] [PP]桓武天皇以平安为都，是由于平安京处于淀川水域，地处交通要冲，避免以平城京三面环山，远离大江大河的不利局面；除外尚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因素，“佛教在奈良时代达到兴盛的顶点，因之产生各种弊端，乃至很难说清是政治从属于佛教，还是佛教为政治服务。”[/COLOR][1][/COLOR]由于奈良朝佛教迅速发展，谙熟汉学的高僧往往直接参预政治，与守旧贵族集团在利益上产生了激烈冲突。摆脱僧团势力及贵族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迁都便成为桓武之治的第一件大事。 [/SIZE][/COLOR] [PP] 平安京东西1508丈，约4.5公里，南北1753丈，约5.3公里，规模略大于平城京。9世纪时平安京人口约十万到十五万左右，最盛时有百万人口。 [/SIZE][/COLOR] [PP] 平安京整体结构与平城京基本相似，规模却比平城京大，呈方形棋盘状，皇宫位于城的中央北部，占地东西8町，南北10町，周围筑有高墙。城中央有一条南北向大道，称朱雀大道，道宽约84米，以朱雀大道为中心，分为左右两京，结构左右对称。由东西向大路将左右京各划分为9条；由南北向大路，将左右两京各划分为4坊。条坊相交，将全城划分成72坊。每坊内又由东西三条小路交叉，构成16町，左右京各有608町。在规划原则上看，可以说类似长安城，虽然城市的大小，比例各有不同。[/SIZE][/COLOR][2][/COLOR]从中可以看出唐长安城和宫殿对于日本的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的显著影响， [/SIZE][/COLOR] 二、桓武之治 [/COLOR][PP] 桓武天皇继位后，为重振中央集权，确立天皇绝对权威，打击豪强寺院势力，尤其是扫除僧侣参政的宿弊，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撤消不必要的机构和裁减冗官，三关边要以外的人员，实行定编。凡赢弱兵士，一律解甲归田，以保证农业生产。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实行“健儿制”；整束纲纪。为防止官员腐化，制订国郡司褒贬条例16条，奖励治政清廉，政绩显著者，惩罚和贬斥腐化和庸碌无为者。鉴于班田制实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规定将班田时间由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还实行贷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国郡司必须以精良的庸调进贡朝廷，违者一律严惩，有效地保障了国库收入；规定国郡司在公廨田以外，不允许再经营水田和兼并百姓的农田及垦荒土地；禁止寺院兼并国有山林，未经许可不可以滥造寺院。 [/SIZE][/COLOR] 三、摄关政治的形成 [/COLOR][PP] 桓武之治使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从9世纪中叶起，皇权逐渐落入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之手。藤原氏通过一系列打击异已，扶植亲信的手段，牢牢地控制了中央大权，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专政时代。藤原不比等死后，他的四个儿子武智麻吕(南家)、房前(北家)、宇合(式家)、麻吕(京家)受天皇所器重，成为朝廷重臣。后来藤原氏北家的势力发展最快，藤原良房、藤原基经都属北家。 [/SIZE][/COLOR] [PP] 9世纪中叶，藤原氏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地位，开始窃取中央大权，842年发动的“承和之变”就是藤原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迈了出的第一步。 [/SIZE][/COLOR] [PP] 藤原良房为拥立有血缘关系的皇太子，以便日后可操纵皇权，于7月17日，以“谋反”罪为借口，逮捕了春宫坊带刀伴健岑及但马权守橘逸势，后又包围了皇太子恒贞亲王住处，解除了春宫坊带刀舍人的武装，接着又迫使朝廷宣布废除恒贞亲王为皇太子，立藤原良房的亲外甥道康亲王为皇太子。850年，道康亲王继位，称文德天皇。不久藤原良房又胁迫文德天皇册封藤原良房的亲外孙出生才9个月的惟仁亲王为皇太子。857年，藤原良房被任命为太政大臣。次年8月，文德天皇突然死亡，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惟仁亲王即位，称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和外戚的双重身份独揽朝政。 [/SIZE][/COLOR] [PP] 为进一步打击异已势力，实现一人政治，藤原氏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866年，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朝堂院正门---应天门突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因大纳言伴善男与左大臣源信长期不和，就诬陷应天门大火为源信所放，伴善男的诬告正合藤原氏的需要。右大臣藤原良相据此派兵包围了源信宅邸。藤原良房考虑冒然逮捕源信会引起诸多麻烦，阻止了良相的行动。源信遭此恶陷，一直郁郁不平，最终含冤而死。源信死后，伴善男与藤原良相分列左右大臣。正当伴善男得意之时，藤原氏的屠刀早已架在伴善男的脖子上了，有人向藤原良房告密应天门大火为伴善男父子所为。藤原氏立刻采取行动，乘机逮捕大伴氏一族。藤原氏正是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假借他人之手诛杀政治对手，彻底剪除朝廷中异已势力，为自己独揽朝政扫清障碍。 [/SIZE][/COLOR] 872年，藤原良房因病去世。23的清和天皇决定亲临朝政，但天皇的这一举动却遭到藤原良房之子藤原基经的激烈反对。877年，藤原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拥立年仅9岁的皇太子继位，称为阳成天皇，藤原基经以外舅身份摄政。八年后藤原基经又废了阳成天皇，拥立年已55岁的时康亲王，称为光孝天皇。光孝天皇渐至老年之际登基，自然对藤原基经感恩戴德，甘当傀儡，下诏让基经摄行万政：“自今日就坐官厅，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应奏之事，应下之事，必先咨禀，朕将垂拱而仰。”[/COLOR][3][/COLOR]887年，光孝天皇病亡，由21岁的皇太子定省继位，称宇多天皇。慑于藤原氏的威势，宇多天皇即位之始便发布诏书：“万事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一如旧事。”[/COLOR][4][/COLOR]自此开始至11世纪末，“摄政”、“关白”独揽朝政。至此，藤原氏在天皇年幼时，辅政者称为摄政，天皇年长时，摄政者称关白，窃取了朝廷最高权力，史称 “摄关政治”。藤原氏势力最盛时期是藤原道长掌握朝政时期，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一条天皇、三条天皇、后一条天皇的皇后，这在日本历史上绝无先例。摄关政治并非为进步的政治体制，他与中国的外戚和宦官制度一样，是盘距在中央集权体制上的两个毒瘤，也标志着大化改新以来所确立的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削弱，日本经过一个世纪所建立起来的律令制度的彻底瓦解。 [/SIZE][/COLOR] 四、院政 [/COLOR]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政权建立后，他们并不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活疾苦，政治黑暗，生活腐化。同时，藤原氏外戚政权的专横跋扈也遭到皇室的日益不满。1068年，后三条天皇继位，他是日本自10世纪以来唯一与藤原氏无任何联姻的天皇，他不甘充当藤原氏的傀儡，试图重新加强天皇的权威。因此各种反对藤原氏的势力都团结在后三条天皇周围，拉开了反对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序幕。 [/SIZE][/COLOR] 后三条天皇首先在政治上提拔了反对藤原氏的源师房，东宫侍读大江匡房，东宫学士藤原实政等人，以削弱了藤原氏在朝廷中的权力。在经济上，进行庄园整顿，通过庄园整理令规定，凡没有契约文书的庄园一律没收。在庄园整理过程中，属于藤原氏或寄进在藤原氏名下的庄园大量被没收，藤原氏遭到重大打击。 [/SIZE][/COLOR] 后三条天皇采取打击藤原氏势力,巩固皇权的措施，虽使天皇的威信日渐提高，皇权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但藤原氏势力尚存，天皇仍不能随心所欲地贯彻自己的意旨。1072年白河天皇继位后，为了彻底排斥摄政、关白体制，1086年他把皇位让位于年仅14岁的皇子，即崛河天皇，自已称上皇(出家后称为法皇)，在自己居住的宫殿内设立院厅，亲自操纵朝政，日本历史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法王执天下政”的院政时代。 [/SIZE][/COLOR] 院厅内设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藏人等官员，负责处理院厅事务。院厅可直接发布“院宣”或“院厅下文”，其权威性要高于天皇的诏敕。院厅建立后，朝廷日常事务仍由太政官为首的官吏处理，重大事情交由公卿会议决定，但最后的决择权乃至官员任免则掌握在上皇手中。 [/SIZE][/COLOR] 院政与摄关政治都是保守的大贵族政权。它们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地方贵族势力与藤原氏之间的斗争，因此，院政建立后矛盾更趋尖锐化。在尖锐复杂的政争中，夹杂着院政与摄关斗争、天皇与上皇的矛盾、藤原氏内部的争斗、守旧势力与新兴武士间的矛盾。矛盾无法调和，最终于12世纪中期触发了“保元、平治之乱”。 [/SIZE][/COLOR] 1155年，近卫天皇病死，因天皇的继承权问题，鸟羽法皇与崇德上皇之间发生了严重对立。近卫天皇死后的第二天，鸟羽法皇扶立后白河天皇，引起崇德上皇极度不满。1156年7月，鸟羽法皇病死，崇德上皇乘机勾结藤原赖长、源义为起兵夺权，后白河天皇则利用武士平清盛、源义朝予以反击，双方经过殊死战斗，终以崇德上皇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发生在保元元年，史称“保元之乱”。 [/SIZE][/COLOR] “保元之乱”为后白河天皇亲政创造了条件。亲政后天皇重用藤原信西(即藤原通宪)。后白河天皇亲政的第三年，把皇位让给二条天皇，开后白河院政，自为上皇，操纵大政。后白河上皇的专权引起藤原氏的嫉恨，院厅别当藤原信赖和二条天皇的外戚藤原经宗、藤原惟方以及在“保元之乱”中立有大功却并未得到重用的源义朝，和以藤原信西、平清盛为首的院政集团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159年12月，在平清盛前往熊野参拜神宫之时，源义朝和藤原信赖乘机发动政变，大举进兵，拘禁了后白河天皇和二条天皇，杀死了藤原信西。平清盛闻讯后，匆忙返回，举兵声讨源义朝。经过激战，源义朝大败，全家遭诛，年仅13岁的儿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岛。这一场发生在平治年间的朝廷内乱，史称“平治之乱”。 [/SIZE][/COLOR] “保元、平治之乱”最后虽都平息，但它并不能解决长期困扰朝廷内部的各种争斗，这两场斗争表面上看都有赢家，但在战争中不经意地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为武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日本历史终于迎来了武士时代。[/COLOR]

金森宗信

第二节 [/COLOR]班田制的瓦解与庄园经济的发展 一、班田制的瓦解与庄园的出现 [/COLOR]到8世纪中叶，班田制下的农民不堪繁重的租税徭役，纷纷逃亡他乡，以至户口不实。再加上豪族贵族的大肆兼并土地，使口分田日趋缺乏，终致每六年一班的制度难以实施。以畿内地区为例， 800年，朝廷进行了一次班田，理应在806年重新班行，然一直到810年才进行班田，接下去一次是在19年以后的828年才实行。834年朝廷将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即使如此，也难以实行，所以861年宣布不再向畿内地区派遣班田使，自此畿内地区的的班田就基本上停止了。 [/SIZE][/COLOR] 在班田制渐趋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庄园。日本的封建领主庄园制形式非常具有典型性。日本的庄园，最早出现在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似可肯定的是庄园源于日本的土地私有。从这一视角考虑，私有土地早在班田制施行期间就已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公贵族、神社、佛寺等特权阶级占有的职田、位田、功田、赐田、神田、寺田等，表面上是属于国家，实际上这些田除职田外，基本上可以世袭，而且在剥削方式上比班田更为灵活，采取直接租赁给班田农民，收取实物地租。以私有土地为基础，全国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庄园。进入9世纪后，以权门势家、寺社为中心，通过购买、兼并、寄进等形式，庄园进一步获得了发展。 [/SIZE][/COLOR] 一般庄园每年都要向朝廷输纳年贡。起初只有寺田、神田等拥有不纳租税的特权，后来王公贵族利用他们手中的地位和权力，以种种借口要求朝廷给予他们不纳租的特权。除不纳租的特权外，特权阶层还要求拥有“不入权”，即拒绝国家派遣的检田使等官吏进入其庄园，排除国家行政机关对庄园事务的干涉。这种既不纳租又拥有“不入权”的庄园，统称为“不输不入庄园”。“不输不入庄园”的大量出现，不但使朝廷财政发生空前危机，政府赋税大量流失，而且“不输不入庄园”逐渐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国家无法对全国土地进行有效的管理。“不输不入庄园”的出现标志着庄园制度的彻底形成。 [/SIZE][/COLOR] “不输不入庄园”严重地冲击了国家秩序，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因此自10世纪开始，朝廷针对庄园进行了整顿，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四次。 [/SIZE][/COLOR] 二、庄园整理令 [/COLOR]902年，醍醐天皇发布“延喜庄园整理令”。禁止权势占据山川、河泽和公私田地；禁止百姓田地卖给权贵；禁止购买百姓田宅及闲荒地建立庄园。1045(宽德元)年，宣布禁止国司任期以后建立的新庄园。1055(天喜三)[/SIZE]年，进行了第三次整顿，凡1044年以后新立庄园一律禁止。1069(延久元)年，进行了第四次整顿，宣布1046年以后新庄园一律停止；1046年以前的庄园必须交出建立的券契，无券契者一律停止。庄园整顿取得一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庄园迅速发展的势头，如石清水八幡宫领有的庄园有34处，经过记录所的勘查，券契合法，允许继续存在的有21处，其它13处皆因手续不全，券契不明，被命令废除。庄园整理令的颁布，表明了国家对庄园整治的着眼点在于禁止非法建立起来的庄园，而对于券契齐全的庄园，无形中起到了保护作用。因此，仍然阻止不了庄园的发展，以伊贺国为例，所辖4郡17乡，在1053年时，庄园已占全部土地的2/3。有的地区公田已所剩无几。所剩公田日益被庄园化，地方国司利用手中特权，往往控制着国郡内的大量土地，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庄园主。到12世纪时，中央权贵也不甘落后，把手伸向各国郡，他们往往通过兼任地方国司，却不赴任，将具体事务交由代理人处理的“知行国制”，在京都摇控指挥，国衙控制的公田蜕变为私有领地。 [/COLOR] [PP] 日本庄园的经营方式以11世纪为界分为两种类型，前期以开垦土地为基础建立的，称为“垦地型庄园”；后期主要以地方豪强寄进的土地建立的称“寄进型庄园”。垦地型庄园，一般都直接过问庄园的经营管理，但具体事务多由庄官去处理，庄官基本上由地方富豪担任。庄园里的主要劳动力是班田农民、浮浪和领主私有的奴婢，由他们替庄园主开垦荒地，再向领主租借，交纳田租。由于权贵们的庄园拥有不输不入的特权，依附庄园可以免去繁杂的劳役，因此，班田农民纷纷投向庄园。地方豪强为确保自己的利益，也纷纷将自己所拥有的庄园寄入权门势家，借以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上的保障，地方豪强作为领主委任的庄官，具体管理庄园事务，庄官每年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年贡。[/SIZE][/COLOR]

金森宗信

第三节 [/COLOR]武士力量的兴起 一、武士与武士团的形成 [/COLOR]随着班田制瓦解，庄园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庄园领主为不断扩大庄园，经常派本庄的庄民强行到他人的领土上去开垦、种田，建立新的庄园。为了抵御外来的侵占和干扰，于是各庄园都将本庄庄民武装起来。各个大的寺院和神社的庄园内也都建有自己的“僧兵”。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庄民起初以农为主，以兵为辅，随着冲突的不断加深，逐渐以兵为主，以农为辅，最后成为脱离农业生产的武装力量。各个庄园凭借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巧取豪夺，不断侵吞和霸占他人领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针对各个庄园武装力量的壮大，各地国司和郡司为维护地方利益，保护自身生命财产，也大批组织武装力量。11世纪以后，出现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分散的武士聚集在这一地区势力最强的豪强门下，形成集团。武士团内部是按宗族关系和主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从者绝对服从主人，主人则保护他们的财产。这种关系成为维系武士集团的重要思想支柱，也影响着日本以后的社会思潮。在众多的武士团中，以源氏和平氏两大势力最强。 [/SIZE][/COLOR]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武士阶层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武士应有如下特点，即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标准。[/COLOR][5][/COLOR] 二、源平两氏的崛起 [/COLOR]源氏是嵯峨天皇赐与诸皇子源的氏姓，始于814年。此后的14代天皇都相继给自己的皇子赐源氏之姓。源姓皇子一般都不住在京都而住在自己的领地。在这些源氏子孙中，以清和源氏最为著名。 [/SIZE][/COLOR] 清和源氏的壮大发展始于清和源氏的曾孙源满仲，他是藤原氏家的侍从，其子源赖光和源赖信也先后担任藤原家的侍从，因在“安和之变”中立有军功而升为藤原家的武将，因与摄关家的这一层关系，源氏被任命为国司，不断积累财富，实力也日渐壮大。从源赖信起，经源赖义、源义家三代，势力发展最快，1028-1031年，源赖义平定了安房国之乱，1062年赖义及子义家平定了陆奥地区的安培氏之乱(“前9年之役”)，1087年又镇压了出羽田地区的清源氏之乱(“后3年之役”)，使得源氏名声大振，各地武士纷纷慕名投其帐下，源氏迅速成为雄霸一方的大氏姓。 [/SIZE][/COLOR] 平氏是桓武、仁明、文德、光孝四天皇赐给部分皇子的氏姓，其中以桓武天皇赐姓的桓武平氏势力最大。经过各自不同的发展，平氏在关东的上总、下总、陆奥势力都非常强大，被称为“关东八平氏”。平氏内部的相互争斗和矛盾，导致了935-940年间的“平将门之乱”。经过不断兼并，伊势的平氏开始一枝独秀。到平正盛时代，将伊贺的私领庄园寄进给隶属于白河法皇的六条院，从而赢得了白河法皇的青睐，先后担任隐岐、若峡、因幡等地的国司，不断积聚武装。“保元、平治之乱”后，平氏势力进入中央，平清盛顺利的当上了太政大臣，成为朝廷重臣，权倾一时。 [/SIZE][/COLOR] 三、平氏政权 [/COLOR]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平清盛不择手段，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排：除异已，控制皇权。首先通过联姻的方法，与天皇、法皇和藤原摄关家结成亲密关系。他的妻妹嫁后白河上皇，一个女儿为高仓天皇的中宫，三个女儿嫁给藤原氏世家；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和党羽，控制全国，维护平氏政权。据《平氏物语》载，当时平氏一族身为公卿贵族的有16人，殿上人有30余人，担任地方官的有60余人。平清盛的长子平重盛、次子宗盛、弟经盛、赖盛等，在职中央担任内大臣、左大将、权大纳言、中纳言等要职。全国66国中，平氏亲信控制30余国；第三，为扩大经济利益，巩固经济基础，到处侵占庄园。据统计，平清盛拥有庄园500余处。他还直接控制大宰府，把住日宋贸易的门户，独享日宋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 [/SIZE][/COLOR] 平氏独裁和腐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尤其引起朝廷权贵的不满，渐渐地以后白河上皇为中心，结成了反平联盟。1177年，后白河上皇的近臣权大纳言藤原成亲、僧西光等，在京都东山的鹿谷秘密商议讨伐平氏，遭到平清盛的野蛮镇压，史称“鹿谷事件”。1179年，平清盛进而率兵攻入京都，幽禁了后白河上皇，废除了院厅，建立了平氏独裁政权。 [/SIZE][/COLOR] 平清盛独裁政权的专制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平清盛最终陷入了全国的反平浪潮中。 [/SIZE][/COLOR] 四、源平两氏的争斗与平氏的灭亡 [/COLOR]1180年，后白河上皇的第二皇子以仁王发布令旨，宣布起兵征讨平氏。但因势弱兵少，被平清盛镇压。之后，平清盛将都城迁往他的住地福原，更激起了朝野忿恨。各地掀起武装声讨平氏之举。在声讨势力中尤以源氏最为积极。因平治之乱中被流放到伊豆岛的源赖朝，同年8月，在其岳父伊豆豪强北条时政的帮助下，和兄弟源义仲在信浓木曾正式起兵反对平氏政权。 [/SIZE][/COLOR] 源赖朝的起兵，使平清盛感到万分震惊，急忙挟持安德天皇发布“讨伐赖朝及同党”的宣旨，任命平维盛为讨伐使，发兵征讨，并命令甲斐国武田信义，常陆国佐竹义政，陆奥国藤原秀衡协助平维盛夹攻源赖朝，但武田信义倒戈，与源氏结成联盟。 [/SIZE][/COLOR] 10月20日，平维盛的讨伐军到达富士川西岸，此时的源赖朝前有平维盛的讨伐军，后有常陆国佐竹义政军，处境十分危险。源赖朝派武田信义偷袭平维盛后路，在经过富士沼泽地时，不经意惊动了大片水鸟，水鸟击翅惊飞的声音，使平维盛军队以为大军袭来，纷纷弃械而逃，平维盛大败而归。 [/SIZE][/COLOR] 平维盛军队的溃败，使源赖朝部队士气大振，各地反对平氏专权的势力也纷纷崛起。富士川之战是源平两氏的争斗的关健一仗，源赖朝的胜利，不但稳固关东根据地，而且为最后战胜平清盛奠定了基础。[/SIZE][/COLOR]

金森宗信

第四节 [/COLOR]平安时代的中日关系 一、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交往 [/COLOR][PP] 894年8月，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9月，菅原道真上书天皇，建议中止派遣遣唐使团，其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衰，长期陷于内乱之中，僖宗、昭宗时代，相继有王仙芝、黄巢起义等；旅途安全也是重要因素。宇多天皇采纳了菅原道真的建议，最终停止派遣遣唐使团。至此长达260年之久的“遣唐使”制度完全废止，在此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日两国国交处于真空状态。 “遣唐使”制的废止后，民间的交流并未中止，相反唐日两国僧侣、商人的相互往来却更加频繁密切。在“遣唐使”废止后至唐灭亡短短七十年里，民间相互往来就有37次之多，进入五代和北宋时期，由于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中日之间通常直接走南路，即由博多出海，横渡东海至明州（今宁波）。地处江南的吴越国占据扬、明二州，得天独厚的条件，推动民间贸易的开展。据考证，自唐亡至宋成立的50年间，吴越船往返有15次之多。吴越国历代君主力图通过商人为渠道与日本建立正式友好国交，吴越王王钱缪、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等都通过商人与日本天皇、朝廷大臣等有过书信交往。 [/SIZE][/COLOR] 二、与渤海国的往来 [/COLOR][PP] 据史料记载，从727年至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的近二百年间，渤海使赴日有36次之多，其中平安时期有23次。日本使至渤海国有13次。与奈良时期相比，渤海国使的规模已比较稳定，人数一般基本上在100-105人之间。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前期以政治为目的，以争取军事联盟为内容，但随着东亚国防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贸易逐渐成了交往的主要内容。[/SIZE][/COLOR][6][/COLOR]当时日本朝中官吏也曾明白地说过，渤海国使“实是商旅”。[/COLOR][7][/COLOR]从渤海国携往日本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蜂蜜、玳瑁酒杯等等；从日本携回渤海国的主要是丝棉为原料的纺织品和原料，如绢、丝、绵等等。由于渤海国深受大唐文化影响，因此渤海国也是日本吸收大唐文化的重要一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补充。[/SIZE][/COLOR]

金森宗信

第五节 [/SIZE]平安文化 [/COLOR]一、佛教的兴盛 [/COLOR]奈良佛教是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曾为移植中国文化做出过积极的贡献。然进入8世纪后，由于班田制的瓦解，寺院的迅速扩张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加之奈良后期僧侣上层又参预政治和腐化堕落，对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扫除僧侣参政的宿弊，重新确立绝对权威，桓武天皇在在784年迁都平安京后，刻意扶植新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与奈良旧佛教势力相抗衡。 [/SIZE][/COLOR] 天台宗的教义，最早由唐朝僧人道睿传入日本。但正式将天台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则是传教大师最澄（767-822）。最澄12岁出家在奈良大安寺，学习唯识宗章疏。20岁在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804年，最澄与空海随遣唐使入唐，在浙江台州龙兴寺从道邃学止观法门，还到天台山从行满受天台教义，又在天台山禅林寺受牛头禅。805年在越州龙兴寺顺晓处受教胎藏界、金刚界之法。这样，最澄在唐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的丰硕成果，同时带回天台、密教等经疏典籍230部460卷及密教法器等。归国后，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正式创立天台宗，以比叡山为中心，在各地积极展开传教活动。 [/SIZE][/COLOR] 空海（774-835），24岁出家为僧，803年受具足戒，后与最澄一起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拜密教名僧惠果门下，其才能受到惠果的赏识，先后受胎藏界、金刚界的灌顶，以及密教典籍和修行仪轨。806年回国，在平成天皇、，嵯峨天皇的支持下，创立了真言宗，以高野山为传教道场。 [/SIZE][/COLOR] 二、史学成就 [/COLOR]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平安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平安时期共编修了5部正史，加上奈良朝完成的《日本书纪》，日本史学史上合称“六国史”，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8] [/SIZE][/COLOR] 纵观奈良时期“六国史”， 与中国正史相比，虽有局部某些差别，但在总体上，编修体例、编纂目的、主导思想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二十四正史”有相似之处。 [/SIZE][/COLOR] 三、假名文学的诞生 [/COLOR]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改造，至平安时代中后期，逐渐产生“国风文化”。就日本的文字而言，在平安时期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并无本民族的文字。随着与大陆交流的推进，汉字作为两国交流的载体，无疑克服了在语言上的障碍。 [/SIZE][/COLOR] 在汉字影响下出现了假名。早期，假名完全借用汉字，以汉字的音、训表记日本的语音，《万叶集》就是借用汉字音、训写成的，故史称“万叶假名”。至9世纪中叶，遂出现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取正楷汉字偏旁、部首的叫片假名，汉字草体化的叫平假名。关于假名的发明者，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据传，奈良朝入唐僧吉备真备是片假名的首创者，平安朝的空海是平假名的首创者。然传说毕竟不能代表信史，假名文学的诞生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SIZE][/COLOR] 假名文字诞生后，逐步摆脱汉文学的影响，日本也开始了本民族文学的创作。9世纪中叶后，日本文坛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和歌作家，在他们的推动下，吟咏和歌渐成为日本社会的风尚，893年，菅原道真编撰了《新撰万叶集》，905年，《古今和歌集》的问世，标志着和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SIZE][/COLOR] 物语小说是平安文学的最高峰，《伊势物语》、《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相继问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日本社会的贵族生活、政治纠葛凝固成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示在世人眼前，对日本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SIZE][/COLOR] 四、艺术的发展 [/COLOR]平安时期，艺术领域在吸收外来，特别是汉唐艺术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族艺术发展阶段，在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和音乐上都有一个长足进步。 [/SIZE][/COLOR] 在建筑艺术方面，10世纪时，贵族的住宅普遍采用“寝殿式”建筑式样，即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廊、中门廊、中门、东屋等组成。 [/SIZE][/COLOR] 雕刻艺术方面，平安后期出现了“和式”雕刻形式。 [/SIZE][/COLOR] 书法艺术方面，在平安初期，出现以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为代表的“三笔”，尤其是空海，对王羲之书法心仪甚深。据传空海在唐时，唐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王羲之书法的缺字。如果说“三笔”的书法艺术在很大层面上还受到唐代书法的影响的话，那么平安中期，以小野道风、藤原传理和藤原行成为代表“三迹”的崛起，标志着日本和风书法的开创和勃兴。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为丰润优美的日本书风。 [/SIZE][/COLOR] 绘画艺术方面，平安中期开始，反映佛像和寺院为中心的唐绘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出现了大和绘。大和绘萌芽于延喜年间，至11世纪渐渐成熟，它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多以四季景致、名胜风景为绘画题材，并与物语、和歌结合，更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著名的《源氏物语绘画》、《信贵山缘起绘卷》均是其中优秀作品。 [/SIZE][/COLOR] 五、平安文化的特点 [/COLOR]人们通常把奈良时代的文化称为“唐风文化”，平安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国风文化”。文化的演变和进步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奈良朝的“唐风文化”全面移植唐朝制度，唐文化对奈良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甚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日本自身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平安时期的文化，尽管称之为“国风文化”，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国风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日本人民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的过程。这里体现了日本人民的创造力。 [/SIZE][/COLOR] 平安中后期出现的独创“寝殿式”的建筑风格，具有浓厚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大和绘画，假名文学的诞生和用假名文字创作的和歌、物语等等都标志着外来因素，特别是唐文化因素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SIZE][/COLOR] [PP][HR][/COLOR][PP][1] [/COLOR]迁善之助著《日本文化史2 平安时代》，（日）春秋社1950年5月版，第1页 [PP][2] [/COLOR]梁思成《唐招提寺金堂和中国唐代的建筑》，《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82页。 [PP][3] [/COLOR]《日本三代实录》，元庆八年六月五日。 [PP][4] [/COLOR]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179页。 [PP][5] [/COLOR]沈仁安：《武士阶级形成史论》载《日本学》第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PP][6] [/COLOR]王承礼：《中国东北亚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 [PP][7] [/COLOR]《类聚国史》卷194《渤海》下。 [PP][8] [/COLOR]《日本书纪》：编成于720年，是日本第一部官修国史，由安万侣等编撰。全书共30卷，1、2卷为“神代卷”，3至30卷讲述自神武天皇至持统天皇的历史。 《续日本纪》：由菅原道真、藤原继绳主持编修，全书共40[/COLOR]卷，记述文武天皇即位(697年)至桓武天皇延历十年(791年)的历史。 《日本后纪》：由藤原继嗣主持编修，全书共40[/COLOR]卷，紧接《续日本纪》，从天皇延历十一年(792年)至天长十年(833年)的历史。 《续日本后纪》：由藤原良房主持编修，全书共20[/COLOR]卷，记载天长十年(833年)至嘉祥三年(850年)，仁明天皇一朝18年的历史。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由藤原基经主持编修，全书共10[/COLOR]卷，记载嘉祥三年(850年)至天安二年(858年)，文德天皇一代9年的历史，以“实录”的形式，史料价值较高。 [PP]《日本三代实录》：由藤原时平、菅原道真主持编修，全书共50[/COLOR]卷，记载天安二年(858年)至仁和三年(887年)，清和、阳成、光孝三代天皇历史。

金森宗信

第五章[/SIZE] [/COLOR]镰仓时代 第一节 [/SIZE]镰仓幕府的建立与发展 一、镰仓幕府的建立 富士川之战后，源赖朝并没有一举进入京都，而是巩固经营自己东国一带的地盘。之后，赖朝回兵讨伐常陆的佐竹氏，并对诸豪族论功行赏，承认他们对旧有领地的支配权，并恩赏新的所领。在政权交替的内乱之时，这一政策对集结各地豪族和武士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源赖朝凭借此策在关东确立了支配地位，并得到院厅的承认和重用。 [/SIZE] 1181年初，平清盛在战乱中郁郁而终。趁此机会，一直被平氏压制的后白河法皇，希望联合赖朝复兴院厅势力。赖朝也为了策应京都而向院厅表达了讨伐平氏的意图。但院厅并不想灭亡平氏，而是想令源平两氏并存，都对朝廷尽忠，相互牵制。但赖朝拒不接受这种主张。 [/SIZE] 在源赖朝专心巩固东国根据地之时，源义仲的势力发展很快，1182年7月进驻京都。由于后白河法皇倚重赖朝，引起了义仲的不满，遂与赖朝产生矛盾，相互对立。此时，义仲、平氏、赖朝形成了以京都为中心的三足鼎立局面。赖朝派其弟范赖、义经去讨伐义仲。1184年正月，义仲在近江的粟津战死，赖朝进入京都。继而，义经在长门坛浦一战中，将平氏一族大部分人消灭于濑户内海。平氏政权从此灭亡。 [/SIZE] 平氏灭亡后，源赖朝声名大振的同胞兄弟源义经代表赖朝，在京都与朝廷交涉，并与院厅的关系更加亲近。后白河法皇为了抑制赖朝的势力，任命义经为检非违使，打乱了赖朝统领御家人的原则。如若允其发展，义经必将成为对抗赖朝的一大势力，因此赖朝决定将其消灭。1185年10月，后白河法皇秘令义经与行家追讨赖朝，却被赖朝事先查知，义经败逃至奥州藤原氏处，赖朝反而乘机取得了追讨义经、行家的院宣。同年11月末，赖朝以追讨义经、行家和整治治安为名，在得到院厅的同意后，宣布将原来在一部分地区私设的守护、地头制度，扩展到全国。每一国设置守护以保障治安，设置地头以检查租税的缴纳，庄园、公领可另征收五升兵粮米。守护、地头的设置，是镰仓幕府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从此，赖朝掌握了全国的军事、警察权力。 [/SIZE] 奥州藤原氏是平安末期藤原清衡在奥州六郡树立的势力，从战力量地理上考虑一直是镰仓的腹背之患。赖朝要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必须消灭藤原氏。义经音乐家入奥州，便成为源赖朝消灭奥州藤原氏良机。因此，1188年，赖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命奥州的藤原氏追讨义经。屈于赖朝的压力，1189年藤原泰衡杀死了义经。赖朝又以杀害义经的罪名，动员全国的地头和御家人，率大军征灭了奥州藤原氏，控制了奥州。1191（建久二）年，赖朝任命伊泽家景为陆奥留守。 [/SIZE] 通过这次征伐，赖朝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至此全国已无可与赖朝抗衡的武装势力，守护、地头制也更加确定。镰仓幕府已初具规模。 [/SIZE] 随着奥州征伐的结束，院厅和幕府的关系日益尖锐，随时有可能再次爆发内乱。因此，以前从未谋面的后白河法皇和源赖朝，都迫切希望有一次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涉。1190年11月，赖朝在统一全国后，率领主要御家人上京，以臣子的身份拜见了后白河法皇。这次会面，双方在守护、地头的权限和其他行政权力等问题上达成妥协。但赖朝对后白河法皇未能授予其“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极为不满，很快愤然回到镰仓。 [/SIZE] 1192年3月，后白河法皇去世，以院厅为首的公家势力急剧衰落，亲赖朝派九条兼实控制了朝廷。同年7月，后鸟羽天皇授予赖朝“征夷大将军”。这标志着镰仓幕府的最终建立。 [/SIZE] 镰仓幕府的确立，使日本政坛出现了双重政权体制，即在京都仍保存皇室政权的同时，在镰仓出现了独立于王朝之外的武士政权。双重政权体制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不可忽略，即建立镰仓幕府的源赖朝本人就是皇族后代，他本能的具有亲近皇室的血统意识；其次，幕府初建，除武功之外，并无一统天下的意识形态权威，皇室仍是日本一面精神上的旗帜。因此，利用天皇的传统权威号令天下，对幕府政权而言，乃是最简便有效的途径。双重政权虽然并存，但权力的天平并不平衡，镰仓幕府以武力为支柱，左右国政，天皇仅是听命于将军的“治天之君”。[/SIZE][1][/SIZE] 二、镰仓幕府的政治与经济 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原来作为赖朝私家机关的各种机构也转变为公立机关，幕府的制度也进行了整顿。赖朝最初的家政机关是1140年设立的侍所。侍所原是御家人宿值警卫之处，镰仓幕府建立后，职责扩大为负责赖朝御所的警卫和镰仓市的安全、统治御家人等，侍所别当的政治权力也相应变大。1184年10月，又设公文所，聘京都的大江广元任别当。公文所主要处理以财政事务为主的一般政务。1185年，赖朝又将公文所改为政所。与公文所一起设置的还有问注所，主要负责裁决，京都法学家出身的三善康信为第一任执事（长官）。 [/SIZE] 在地方上，赖朝延续了战时的守护、地头制。在全国各地的庄园内，以一国一人为原则，任命有力御家人为守护。守护最初也称为总追捕使、奉行人，后来才逐渐统一为守护。守护的职责称为“大犯三条”，主要是率领管下的御家人警固皇居（京都大番役）、检查和搜捕犯有谋反、杀人等重罪之人。此外，守护还要处理管内社寺、驿路的事务，指挥和监督大番役以外的御家人平日的勤务，传达幕府的法规、任命御家人等。 [/SIZE] 地头由御家人担任，是幕府派驻在庄园的代表，任务主要是检察、征税、管理土地等。地头分为本领安堵地头和新恩地头。本领安堵大多是原来的大庄园主，赖朝承认他们对旧有所领的支配。本领安堵对所领具有名主、地头两重支配权，庄园农民与他们有更强的隶属关系。新恩地头是立战功的御家人，赖朝将没收的平氏土地赐予他们，成为一方的地头。新恩地头为了巩固自己的在地权力，以地头职和给田为根本，以幕府权力为依靠，加强了对农民的支配。 [/SIZE] 镰仓幕府的阶级基础是御家人制度。所谓“御家人”就是与源赖朝有主从关系的地方上的土豪、武士。平氏时代，武士们在各自的土地上已经具有了开发领主、地主、名主三重身份。为了维持自己在庄园内的地位，他们将所领寄进于中央贵族名下，并从寄进的庄园领家那里获得管理原属自己所领的实权。赖朝起兵后，支持赖朝的武士成为了赖朝的御家人，被授予守护、地头职。 [/SIZE] 镰仓幕府建立后，将军给予御家人以本领安堵、新恩地头的职务和其它政治、经济上的权力，称为“御恩”；御家人为将军服役、对将军尽忠，称为“奉公”。奉公的内容主要是担任镰仓和京都的警卫、战时为将军效命等。元朝忽必烈二次侵日时，又增加了“异国警固”的义务。御家人平时的费用由幕府和总领分担，总领负责统辖庶子一族。 [/SIZE] 这种以土地为媒介而结成的将军和武士主从关系的御家人制度，构成了镰仓武家社会。 [/SIZE] 镰仓时代初期，仍旧延续了平安时代的古代庄园制。一个庄园由数个“名田”组成，名主从庄园领主处获得名田的私有权，进行自主经营。名主向庄园领主交纳租税，农民向名主交纳“加地子”。这种体制称为“名田经营”。 [/SIZE] 镰仓中期后，开始有了显著变化。庄园内的大名主、土豪，成为了幕府的地头。他们倚仗幕府的势力，居住在庄园内，代表庄园领主管理庄园。庄园领主把庄园的一切经营全部托于地头，地头每年向领主缴纳一定的年贡和租税，这种形式称为“地头请所”。由于庄园领主们经常会为了“请所”而产生激烈纷争，因此镰仓中期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称为“下地中分”的经营方式，即把庄园耕地和庄内农民分为“地头分”和“领家分”，地头断绝与领家的一切关系，完全独立于领家。通过“地头清所”和“下地中分”这两种方式，地头逐渐转化为在地领主。这种转化，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支配和管理的基础上的。 [/SIZE] 总之，镰仓时代的庄园比之古代的贵族领主制，更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庄园制度，成为镰仓幕府的经济基础。 [/SIZE] 在镰仓时代，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明显的发展 [/SIZE] 农业 镰仓时代，农业成为了各种产业的中心。关东和九州的边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新田开垦。当时的农民已经掌握了扬谷、脱壳的技术，水稻已有了早稻、晚稻和中稻等几个品种。镰仓中期后，生产力发达的地区已经普遍施行了“二毛作”，即每年种两茬庄稼，并大量施用草木灰、人粪尿等肥料，用水车灌溉。在各地的大庄园内，开始用牛、马来耕地及搬运。 [/SIZE] 商业 农业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也带动了商业的发达。平安末期出现的定期市，到了镰仓时代已经非常普遍。社寺、政所的附近，都是定期市的主要地点。市民和商人开始通过货币进行商品交换。奈良、平安时代曾经发行过“皇朝钱”，随着律令制度的衰微被废止。到了12世纪中叶，出现了大量中国宋朝的铜钱，大都是通过与宋朝的贸易输入日本的。宋钱使用极广，以至后来日本朝廷不得不以“动摇物价、衰败朝廷”为由，一度禁止使用。 [/SIZE]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京都、奈良等地区，除了定期市外，还出现了很多固定集市和小卖店，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于此。他们还结成“座”，希望得到庄园地头的庇护，以保证他们在商业上的利益。同时，一种被称为“问丸”的行业也在河流、港口出现。他们主要是从事中介业务，用“为替”代替钱，替边远城市运输和贩卖货物。“问丸”已经脱离了与庄园主的隶属关系，成为了独立的货物中介业者和运输业者。 [/SIZE] 手工业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庄园已普遍栽培桑、麻等作物，农民们掌握了纺布织绢的技术。阿波绢、美浓八丈等各种地方特产，在市场上都非常受欢迎。在镰仓时代，纸张除了书写，还要用来黏糊拉门，需要量很大。还有檀木制的“檀纸”、雁皮制的“鸟子”都流行一时,极受武士阶层的喜爱. [/SIZE] 镰仓时代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职业。手工业者自己生产商品，拿到市场上交换生活必需品。他们也结成“座”，从属于庄园领主，并直接参与工商业者的经济活动，为室町时代手工业者向商人的转化作了准备。 [/SIZE] 三、镰仓幕府的巩固与发展 1199年正月，源赖朝去世，其子赖家继承将军位。赖家缺乏统治御家人的能力，又偏倚妻子的娘家比企氏，轻视幕府的元老们，引起了以北条氏为首的有力御家人的不满。北条氏是赖朝妻子政子的娘家，也是镰仓幕府的重臣。为了巩固幕府的统治，同年4月，北条政子罢免了赖家的诉讼裁判权，重新制定了由北条时政、北条义时、大江广元等十三人共同裁决的集体合议制度，使政局暂时获得稳定，但仍没有消除潜伏着的御家人之间争权的危机，各地反赖家幕府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幕府的统治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1023年8月，北条政子与北条时政合谋，废黜了赖家，将关西38国的地头职让与其弟千幡，关东28国总守护职让与其子一幡。赖家不甘心失败，勾结比企能员，企图打倒北条氏，结果反被北条氏所败。之后，北条氏拥立千幡（实朝）为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北条时政担任政所别当（当时称执权）。但不久，时政因反实朝失败，引退于伊豆，北条义时继任执权。北条氏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杀死了当时的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北条义时集政所、侍所别当于一身，确立了北条氏的霸权。1219年正月，北条义时唆使源赖朝遗子公晓暗杀了实朝，然后北条义时又借此杀害了公晓，从此源赖朝的血统完全断绝。北条氏掌握了幕府的最高权力，北条政子成为幕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 [/SIZE] 北条氏专权后，面临将军无人继任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将军实朝无子，所以北条政子欲选拔一名皇族为将军，但院厅方面对此时而应允，时而反对，最终，拒绝了幕府的要求。幕府的态度十分强硬，义时率千骑人马入京，要求皇族将军东下，不料朝廷的态度也很强硬，再次拒绝了幕府的请求。北条氏只得放弃原案，改迎与源氏有血源关系的左大臣藤原道家之子、两岁的藤原赖经为将军。虽然将军问题解决了，但朝廷与幕府的关系紧张依旧。院厅方面以后鸟羽上皇和顺德上皇为中心，开始秘密筹倒幕。 [/SIZE] 1221年5月，朝廷集合了北面、西面武士和畿内寺院僧兵的力量，正式发出征讨北条义时的旨令，史称“承久之乱”。面对这种紧急状况，北条政子集合了东国的有力御家人，痛陈源赖朝的恩德和武士阶级的利益，最终统一了御家人们的思想，甚至连准备内应京都的三浦氏也宣誓效忠幕府。6月15日，北条义时之子泰时、弟时房一举攻占京都，粉碎了院厅的阴谋。后鸟羽上皇见事态不好，不得不撤回追讨义时的命令。北条泰时、时房率军进驻京都的六波罗府，处理战后事务。“承久之乱”宣告失败。 [/SIZE] “承久之乱”后，幕府废止了后鸟羽上皇的院政，流放了后鸟羽、土御门、顺德三位上皇，拥立与后鸟羽上皇关系疏远的后堀河天皇，并推举西园寺公经为内大臣，掌握朝廷的实权。北条氏没收了原属朝廷的3000余处所领，作为恩赏赐给有功地头。为监督朝廷，维持京都安全及畿内等地区的行政和诉讼，京都的六波罗馆被改为六波罗府，任命北条泰时为六波罗探题，权力仅次于执权。 [/SIZE] “承久之乱”使公武双方的力量关系逆转，公家政权开始衰落，以镰仓幕府为中心的武士阶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SIZE] “承久之变”后，北条义时成功的巩固了北条氏的执权政治。1224年6月，义时去世，时任六波罗探题的北条泰时继任幕府执权。为了确固北条氏的地位，泰时将北条氏一族提升为“家督”，有别于其它的有力御家人。随着北条政子等一些幕府元老的相继去世，政权逐渐集中到泰时一人之手。 [/SIZE] 为取得武士阶层的信任，泰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将执权一职由一人增至二人，另一人称“连署”，第一任为由北条时房担任。然后，他又废除了执权的独裁统治，设立由11人组成的“评定众”，与执权、连署一同议政。评定众的地位仅次于执权、连署，由北条氏及其它有力御家人世袭。1249年又设“引付众”，由评定众的长官兼任，管理御家人的诉讼。 [/SIZE] 执权体制是作为将军独裁制的对立面出现的，体现了武士阶层的意志。泰时的集体合议制受到御家人们的欢迎，提高了北条氏在武士中的威望。 [/SIZE] 承久之乱后，御家人之间对土地的争夺日益激烈，裁判稍有不公，即会招致御家人们的反对。为了平息纷争，巩固幕府统治，1232年，北条泰时制定了一部武士的重要法规《御成败式目》，又称《贞永式目》。这部法规是基于赖朝以来的武士习惯法制定的，共51条，内容涉及到社寺关系、守护和地头的权限、所领关系、诉讼手续等一系列问题，是武士裁判的重要准则。 [/SIZE] 《御成败式目》是镰仓幕府武家社会的根本法典，也是第一部武士阶级自己的法典。它标志着武士不再从属于公家，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御成败式目》再次否定了将军的独裁制度，确立了幕府“法治”的政治方针。[/SIZE]

金森宗信

第二节 [/SIZE]镰仓幕府的衰落和灭亡 一、御家人制度的瓦解 13世纪之初，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不仅统一了中国大陆，征服了中亚和南亚，而且远征欧洲，所向披靡，而征服近邻日本自然也是其中的目标之一。 [/SIZE] 1268年，忽必烈通过高丽国寻求与日本的国交，试图迫使日本屈从。此时幕府的执权是北条时宗，他果断的拒绝了蒙古的要求，并对蒙古入侵作了准备。翌年9月，蒙古使者赵良弼奉命出使日本，遭到日本幕府的驱逐，两国状态一触即发。 [/SIZE] 1247（文永十一）年10月，忽必烈派忻都、洪茶丘率领蒙古、高丽联合军队3．3万余人，战船900余艘，由朝鲜半岛的合浦出发，进攻日本。他们首先在对马岛登陆，接着又打败壹歧守军，侵入肥前的松浦郡沿岸。尽管松浦氏顽强抵抗，仍未能抵挡蒙军的进攻。10月20日，蒙古军侵入博多湾。以大友氏为首的九州御家人们集结在博多顽强抵抗，但面对蒙古军的集团战法和铁炮等新式武器，日本军队仍处于不利形势，不得不退至水城。蒙古军占领了博多和箱崎，但伤亡不小，因此暂时退回船上休整。不料，一夜忽遭暴风雨，蒙古军舰船大都破损沉没，军队死伤惨重，不得不罢兵回国。这就是“文永之役”。此役之后，幕府为了防范蒙古军再次入侵，加强了博多的警卫，新设“异国警固番役”。 [/SIZE] 忽必烈并不甘心第一次的失败，加紧准备二次征日。1271年11月，蒙古国改元为元朝。1275年到1279年，元朝先后派使者杜世忠、周福到达日本，却都被北条时宗斩首，幕府的态度十分强硬。1281（弘安四）年，忽必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此次元军分成东路军和江南军。从合浦出发的东路军首先攻下了对马和壹歧，逼近博多湾，但由于日本守军的顽强抵抗，登陆未能成功，因此暂退至鹰岛，等待与江南军会合。江南军从宁波出发，不久即达九州沿岸，两军汇集在鹰岛，准备一举攻入博多湾。不料又遭到大风雨的袭击，舰船大部分沉没，元军大败而归，史称“弘安之役”。 [/SIZE] 其后，由于军费过重及江南人民的反元起义，忽必烈对于第三次侵日已是有心无力，因此停止了对日本的进攻。关于两次侵日的失败的原因，中日学者大多认为，暴风雨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还是因为日本军民的英勇抵抗和不屈斗争；元军不习海战；被征的高丽兵、宋兵士气不振等。 [/SIZE] 对蒙古的侵略战争的抵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对镰仓幕府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其中之最是恶党问题。 [/SIZE] 镰仓幕府虽在文永、弘安之役中取胜，却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无力再给有功的御家人以土地和金钱上的赏赐，使御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逐渐丧失，幕府与武士间的主从关系也开始松懈。对幕府不满的下层武士和庄民联合起来组成“恶党”，反抗幕府的统治。有时，御家人还与非御家人联合，表现出了地域上集结的倾向。“恶党”的存在，给幕府以极大威胁。从文永、弘安时期开始，幕府就曾多次发出过“恶党镇压令”。 [/SIZE] 在“恶党”问题日趋严重的同时，幕府御家人，特别是中下层御家人的日益贫困，导致幕府与御家人关系紧张。为了缓解矛盾，维持双方的主从关系，确保御家人的经济利益，1297年，幕府颁布了“德政令”：御家人因贫困而转卖的土地可由原主无偿收回；御家人所欠债务一概取消，不用偿还；御家人的债主不得就债务问题向幕府申诉。“德政令”的目的是为保证御家人的所领，救济御家人的经济，但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障碍，迫使幕府不得不在第二年就将其废除，幕府的权威愈加丧失。 [/SIZE] 在内外的双重威胁下，幕府感到只有强化专制制度才能巩固统治，解除危机。北条时赖任执权时，经常弃集体合议制于不顾，在私邸召开秘密会议。蒙古入侵后，最高决议机关“评定众”已形同虚设，形成以北条氏家督（得宗）为中心的专制体制，称为“得宗专制”。北条氏一门占据了评定众、引付众等幕府要职和各地方的守护职，使幕府地方机关完全处于得宗的支配下。得宗的家臣、被称为“御内人”的北条氏嫡系御家人们依仗得宗的权势，极度扩张自己的势力，引起了被称为“外样”的一般御家人的强烈不满。时宗去世后，御内人代表平赖纲和外样代表安达泰盛发生冲突，结果安达泰盛一族被全歼，史称“霜月骚动”。此后，作为镰仓幕府阶级基础的御家人制度开始瓦解，镰仓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SIZE] 二、镰仓幕府的灭亡 13世纪中叶后，皇室分成后深草上皇的持明院统和龟山天皇的大觉寺统两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皇室内部争斗。 [/SIZE] 1318年，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即位，决心恢复皇室权威。他废除了多年的院政，实施亲政。后醍醐天皇认识到要夺回实权，必须清除幕府这一障碍。为改变长期皇权旁落的局面，后醍醐天皇以诗会、游艺为名，在日野资朝等大臣的协助下，秘密筹划倒幕，并决定在北野祭这天起兵。但计划却被幕府得知，事先逮捕了日野资朝等几名主要大臣，并将他们流放，第一次倒幕运动失败。此事发生于1324（正中一）年，史称“正中之变”。 [/SIZE] 后醍醐天皇并未因此放弃他的计划，他集结了各大社寺僧兵和近畿的武士，准备再次倒幕。1331年，大臣吉田定房向幕府告密，计划败露。大臣日野俊基被捕，天皇仓皇出逃，在赤坂城起兵的楠木正成也被幕府军打败，史称“元弘之乱”。幕府废除后醍醐天皇，立光严天皇，后醍醐天皇被流放于隐歧。第二次倒幕又告失败。 [/SIZE] 虽然“元弘之乱”失败，但以近畿、东国为首的各地武士和农民的反幕府运动此起彼伏。流放于隐歧的后醍醐天皇仍在筹备第三次倒幕。1332年，护良亲王首先在吉野起兵，楠木正成于河内呼应。1333年，各地豪族都举起了反幕大旗。幕府派当时最有力的御家人足利高氏去京都平乱，但早已不满北条氏专制的足利高氏中途反戈，一举击溃了京都六波罗府。接着，新田义贞又攻下镰仓，最后一代执权北条高时自杀，镰仓幕府宣告灭亡。[/SIZE]

金森宗信

第三节 镰仓时期的中日交往 一、贸易往来 [PP] 平安末期，日本政府规定除了得到许可的入宋巡礼僧外，国人一概不得出海。针对中国商船的频繁来航有违日本紧缩方针的现象，制定了“每三年一航”的规定。但从11世纪开始，庄园制进一步成熟，贸易管理逐渐懈怠，宋商船的来航限制已有名无实。庄园领主和大宰府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的贸易，开始秘密地向宋派出商船。到了平清盛掌权的平家时代，对外贸易的态度更加积极。 [/SIZE] 镰仓初期，幕府沿用平氏方针，承认民间的自由贸易，日本商船赴宋更盛。到了中期，幕府也开始派自己的商船入宋。《宋史·日本传》中，有宋朝1176年、1183年、1183年、1200年、1202年日本商船漂至宋朝的记录。“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2]，由此可推测到当时渡宋的盛况。 [/SIZE] [PP]日本的贸易最初由大宰府管理，指定鸿胪馆前的海岸为贸易港．宋船入港后，朝廷优先挑选购买宫中所需之物，然后再与民间交易，价格也由政府规定。到了镰仓时代，有力贵族、寺院的庄园扩展到全国，而且拥有“不输不入权”。宋商趁此机会，将船泊于庄园管辖的港口，避开大宰府，直接与庄园主进行密贸易。这样，在九州的博多湾等海岸，出现了很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而鸿胪馆则渐被荒废。博多、箱崎等贸易港交易繁盛，赴日的宋商也多有长期居留于此者。 [/SIZE] 当时，从宋朝输入日本的商品种类很多，有铜钱、织绢、香料、药品、砂糖、茶叶、珍禽异兽等等，其中铜钱的输入尤其值得注意。从北宋起，宋朝铜钱就开始大量外流，朝廷虽屡下禁令仍难以抑制，到了南宋一度出现了“钱荒”。宋钱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 [/SIZE] 日本也有很多商品通过宋日贸易输入宋朝，其中以工艺品居多。日本的时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精美的工艺品，都极受宋人的喜爱。宋朝的著名诗人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一诗，赞美日本刀之精。宋日僧侣之间也常互赠工艺品。此外，建造寺院用的杉板、罗木和黄金也是主要的输入品。 [/SIZE] [PP] 日本与元朝的关系并不好，由于忽必烈发动了两次侵日战争，致使两国交恶数十年。元日间虽无国交，但民间的商船往来却相当频繁，尤胜宋朝。 [/SIZE] [PP] 与宋日贸易不同的是，元朝时期两国民间贸易的商船几乎都是由日本驶往元朝的。元朝仿照宋制，在广州、泉州、庆元设提举市舶司，作为对日的贸易港。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日本商船都泊在庆元。日本的贸易港仍是博多，所以元日间的商船大都往来于此两港之间。 [/SIZE] [PP] 日本船开到元朝后，由当地市舶司发给证明身份的文件——公凭和公验，然后经过市舶司的抽分，方可进行货物交易。 [/SIZE] [PP] 元朝输入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铜钱、经卷、书籍、佛教用具、茶具、绘画等等，其中铜钱仍是主要的输入品之一。据载，“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SIZE][3][/SIZE],说明中国铜钱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很受欢迎的。虽然元朝政府曾一再禁止铜钱外流，但大量的铜钱还是通过民间贸易输入了日本。元朝的经卷、书籍输入日本的量也很大。元弘年间输入日本的宋版《一切经》，就是日本商船带回的。镰仓时代社会上流传的中国儒家、道家的经典，如《论语》、《老子》等都是从元朝传入的。佛教用具和茶具在禅僧和上流社会中极为流行。自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并大力提倡以来，喝茶之风在僧侣中已相当普遍。至于从日本输入元朝的商品，虽无确切资料可考，但估计大体与宋代相同，主要是黄金、刀剑和螺钿、扇子等工艺美术品。 [/SIZE] 二、僧侣的交流 在镰仓时代，中日僧侣间的交往非常频繁，出现了很多名留史册的入宋僧。他们乘商船入宋，学习南宋的佛教和文化，再将其带回日本。 [/SIZE] [PP] 镰仓前期的入宋僧，继承北宋时的入宋僧的传统，即巡礼圣地，瞻仰佛迹。江南著名的禅宗五山十刹，尤其是径山、天童山、育王山都是入宋僧必去之处。当时入宋僧主要进修律宗和禅宗。律宗传入日本已久，但到平安中叶以后，日趋势微。镰仓正治年间，俊艿率弟子二人入宋，先后师从南宋五山十刹的高僧学习律宗，留学十三年方回。回国后，在京都开创泉涌寺，弘扬律宗。俊艿是入宋学习律宗的代表人物，其后，他的很多弟子也陆续入宋，进一步传习戒律。禅宗虽然早已传入日本，却一直未能兴盛。因此，禅宗的再次传入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荣西入宋后，师事黄龙派虚庵怀敞，学习临济禅，回国后开寿福寺、建仁寺，大力倡导禅风，日本禅宗从此开始兴盛，荣西也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开山之祖。荣西之后，其弟子明全、道元也相偕入宋，道元在宋朝习得正统曹洞宗，成为日本曹洞宗之祖。其后又有圆尔辨圆、无关普门、约翁德俭等日本禅僧相继入宋，宋末时达到入宋僧的高潮。 [/SIZE] 入宋僧除了学习佛教以外，还搜集了很多经书、教义和其它方面的典籍，带回日本，最重要的是宋版《大藏经》。《大藏经》的传入，直接和间接的刺激了日本印刷业的发展。除《大藏经》外，入宋僧还带回了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宗派经卷上千册。南宋儒学发达，儒家经典也是入宋僧的必携品。俊艿就曾带回儒家书籍200余册，圆尔辨圆也带回典籍上千卷。这些典籍对于日后五山文学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SIZE] 除经卷和典籍外，入宋僧们还带回了很多宋朝的佛具、艺术品和特产。据记载，曾三次入宋的俊艿，带了佛舍利、普贤舍利、如庵舍利、释迦碑文、水墨罗汉画等物品回日本，其中水墨罗汉像对日本后世的罗汉像有很大影响。在入宋僧的随携品中，特别应该记述的是茶种。荣西将茶种和喝茶的风气从宋朝带到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使吃茶之风在禅僧中流行和兴盛，以至后世有“茶禅一味”之说。 [/SIZE] 随着宋日交流的频繁和日本禅宗的兴起，除了日僧的大量入宋外，也有不少南宋僧人前往日本。据学者研究，镰仓时代前往日本的宋僧共有14人[4]。最早的是1246年赴日的兰溪道隆和他的弟子义翁绍仁。道隆先到京都，后受北条时赖之邀，去镰仓开创了日本第一个禅宗道场。1253年，时赖在镰仓造建长寺，请道隆任住持。 [/SIZE] 道隆之后，南宋名僧兀庵普宁也于1260年抵达日本博多，后到京都，又受北条时赖之请到镰仓，继道隆之后住持建长寺。虽然普宁在日本只住了五年，却很受北条时赖的尊敬和推崇，他所信仰的禅宗也很快在武士间流行，对后来禅宗与武士的结合起了很大作用。 [/SIZE] 普宁之后，又陆续有无相静照、大休正念、西涧士昙、诠藏主、英典座和无学祖元等宋僧赴日。他们到日本后，在镰仓武士间大力宣传禅风，使很多武士都开始信仰禅宗。当时幕府的执权北条时赖甚至亲自研习禅理，参禅悟道。禅宗“立处皆真、随处为主”的宗旨，使武士们能看透生死，对日本武士道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SIZE] 元朝建立以后，特别是文永、弘安之役后，入元的日僧日渐增多，可以查到姓名的有220余人之多。与入宋僧不同的是，入元僧除了研习佛教、体验禅宗生活之外，游览江南的山川风物、体验江南的情趣之美，也是目的之一。江南的名寺古刹就是他们参谒的对象。 [/SIZE] 在入元僧回日的随携品中，有大量元朝禅僧的语录。这些语录，在日本作为范本翻刻重印，被日僧奉为经典，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元代广泛流传的书，在日本也非常流行。这些禅宗语录的翻印，促进了日本雕版印刷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入元僧还带回了大量汉文书籍。受中国禅僧用文字表现禅法的风习，日本禅僧也开始用汉文作佛偈、写法语，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有不小的影响。 [/SIZE] 除了入元僧外，元朝僧侣赴日者也是络绎不绝，但相对于入元僧来说，数量则要少的多。一些著名的元朝僧人，受镰仓幕府之邀，赴日主持寺院，发扬中国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 [/SIZE] 最早赴日的元僧是一山一宁。1299年，一山一宁受元朝政府派遣，搭乘日本商船到达日本。他到日本后，幕府执权北条贞时认为他是元朝奸细，将他流放到伊豆，数年后才请他到镰仓，主持建长寺。一山一宁先后在镰仓、京都广开法席，宣讲佛法，历时20余年，极受日本臣民的尊崇。他在日本圆寂后，当时的上皇赐予国师的封号，并赞他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一山一宁本身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通晓历史和文学，擅长书法，对日本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SIZE] 一山一宁之后，北条氏屡屡派人入元，聘请元朝的高僧。清拙正澄、竺仙梵仙、明极楚俊都是受邀而赴日的。清拙正澄于1326年到达日本，先达京都，后到镰仓，也曾主持过建长寺，是渡日元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他还在信浓建开善寺，并与信浓和其他地方的有力武士关系密切，对武士们的禅宗信仰影响很大。他著有《大鉴略清规》等著作，对日本当时禅林的规矩和日后日本的礼法有相当的影响，武家礼法就是按照他制定的禅林规矩而制定的。明极楚俊和竺仙梵仙于1329年到达日本。他们到达时，已是镰仓末期，战乱不断，但他们还是受到了幕府的优待，受聘为各地名寺的主持。他们积极宣扬禅法，感化了很多公卿武士。他们还擅长宋元诗文，对日本五山文学的发展有不小的作用。[/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