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
2007年第2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07
第34卷Journalofthe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Vol.34
(总第171期)(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GeneralNo.171
唐朝军事系统中的朝鲜半岛徙民
蒙 曼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081)
〔摘 要〕 唐朝前期,中央政府与高句丽、百济的战争带来了两次大规模的半岛人群入唐活动。半岛
降人具有骁勇善战的特性,他们依据身份的不同,分三个层次———官僚贵族、官奴与平民。这些徙民进入
唐朝的中央和地方军事系统,成为唐朝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身官僚贵族者在唐朝发展的巅
峰是高宗、武则天时代;出身官奴者的发展巅峰是玄宗一朝;出身普通降民者的发展巅峰则在安史之乱以
后,三者在时间上呈递进趋势。半岛徙民多进入唐朝各种军事组织中,再与整个系统一起,融入唐朝社
会中。
〔关键词〕 隋唐;高丽;徙民;军事系统;融合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7)02-0035-07
〔收稿日期〕2006-06-17
〔作者简介〕蒙曼(1975-),女(满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十五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隋唐时期,朝鲜半岛的政治势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学界瞩目。但学者的研究多关注的是隋唐与半岛政权之间的关系。本文则将关注点移至因半岛原有政权解体而流入唐的徙民群体,以及融入唐朝的特殊方式。
一、唐丽战争中几次大规模的徙民浪潮
唐丽战争中,大规模的徙民活动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唐朝与高句丽激战安市外围,高句丽将领高延寿举众降,“帝(唐太宗)料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同年,唐以安市久攻不下,下诏班师,“拔辽、盖二州之人以归”。[1](P.6194)这两州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按盖州本盖牟城,是唐军进入高丽后最先夺取的城市,唐于此得户2万。辽州本辽东城,唐于此得户4万,兵万人。合计则有6万户,兵万人。但事实上,真正进入唐境者并没有如此之多。《新唐书》卷二二○云:“辽降口万四千,当没为奴婢,前集幽州,将分赏士。帝以父子夫妇离析,诏有司以布帛赎之,原为民,列拜欢舞,三日不息。”所谓辽降口,应为辽东降口的简称,包括辽、盖二州民在内。这一数字,与前述六万户相距甚远,或许与辽东地形复杂、车骑难渡的现实有关。史载“帝至渤错水,阻淖,八十里车骑不通。长孙无忌、杨师道等率万人斩樵筑道,联车为梁,帝负薪马上助役。十月,兵毕度,雪甚,诏属燎以待济”。[1](P.6194)在这样的环境下驱民远徙无疑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故而真正到达唐境的高丽降民数量有限。这些降口大约就被安置在幽州及附近地区,成为唐朝百姓。
乾封(666-668)中,唐乘高丽泉氏兄弟内讧,再次涉足朝鲜半岛。三年九月,高丽王高藏“率首领百人树素幡降,且请入朝”。总章二年(669)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遗,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2](P.92)
这些百姓后来又经历了一番变故:“仪凤二35年(677),授藏辽东都督,封朝鲜郡王,还辽东以安馀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徙安东都护府于新城。藏与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1](P.6198)则这些被编入江淮、山南的百姓在仪凤二年时曾经一度回到辽东,旋即又被发配到河南、陇右。
除此之外,永徽六年(655),唐平百济,苏定方“执义慈、隆及小王孝演、酋长五十八人送京师”,[3]也使得一些百济贵族进入唐朝。
经过几次迁徙,高句丽和百济的上层人物进入唐朝都城,还有一部分降口沦为官奴,也进入统治中心;更多的降民则以百姓的身份散布于河东、河北、河南、江淮、山南,乃至河西、陇右等地区。面对家乡距离玄远、回归无望的现实,与本土唐人融合成为他们的必然取向。问题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实现融合。
二、从军人到唐人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证据之一便是勇于吸纳不同民族的成员进入军事系统,为唐政权服务。半岛徙民入唐,也经由这条道路,最后实现向唐人的转化。
1·中央军事系统
所谓中央军事系统,是指府兵十六卫与北衙禁军两部分。进入这一系统的半岛人群彼此之间的身份与地位截然不同。其中,原来高句丽与百济政权的贵族入唐之后保持着原来较为尊贵的身份,他们主要进入府兵十六卫以及北衙禁军的一支———羽林军系统,高句丽的泉氏家族、高氏家族和百济的黑齿家族可为代表。泉氏家族进入唐朝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泉男生。泉男生在高丽位莫离支,因与兄弟不和,被迫投唐,成为唐朝平
定高丽的关键。唐丽战争结束后,男生被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其家族在唐朝的活动可以做如下勾勒。(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泉氏家族的前两代人都曾任职于羽林军。以番兵番将充实禁军兼具四夷来朝、质子侍卫的意向以及孤立无党、忠诚皇帝的优点,符合唐朝的一贯传统。[4]在担任禁军将领的同时,泉氏家族的两代人也都曾参与军事征伐。其中,泉男生的活动主要在辽东半岛,乃是利用其本族人马负责本部事务,借重的是他原来作为高丽酋长的身份。而第二代泉献诚征战的范围非常宽广,在这些战斗中,泉献诚以骁勇善战的个人品质树立了他的威望,高丽酋长的身份已经不明显。但是,泉献诚在武则天称帝前夕被任命为检校天枢子来使,象征四夷对武则天的拥戴,考虑的仍然是其蕃酋身份。第三代泉隐仕宦经历不详,但其终官已属文官序列。第四代泉毖以荫补太庙斋郎,后授宣德郎,并终于此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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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汇编”是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的简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
的经历纯然是一个唐朝官宦子弟的缩影,民族身份已经了无痕迹。从泉氏家族的任官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身份逐渐淡化消亡的踪迹。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婚姻。在一个身份制社会,通婚范围往往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到泉氏家族来说,和什么样的人联姻与他们对唐朝的认同以及唐朝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有关。泉男生、泉献诚父子通婚对象不详,但他们入唐之前都已成年,应该在本邦已有妻室。泉隐的联姻对象是原高丽王高藏之女,双方同属半岛高层降民,仍然保持着内婚的原则。到了第四代泉毖,通婚对象已经改为太子詹事太原公王炜之女。[5]太原王氏乃中原高门,王、泉联姻,显示出双方已经彼此认同,对于泉氏家族而言,则意味着他们被认可为中央王朝的高级官僚,而不再是外来降番。此外,泉氏一族墓志铭中,对于籍贯的描述由辽东郡平壤城到京兆万年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出他们逐渐归心唐朝的历程。
情况类似的还有高丽王族高藏一族与高丽遗民高文一族。
高藏一族如下表所示:
高藏本高丽王族,在本番并不以武功见长,但入唐后,子孙也步入武将行列。第二代高连任右豹韬卫大将军;第三代高震则“力斗战以册勋”,从游击将军升至开府仪同三司、右金吾卫大将军。及至第四代高叔秀,则改任文职,官深泽(今河北深泽县)令。
与泉氏家族一样,高藏一族的婚姻也经历着从部族内婚到通婚中原大族的变化。第二代高连通婚对象不详,但其姐妹嫁给了泉氏家族第三代泉隐:第四代高震则娶真定侯氏,已经不再受民族身份的制约。
高丽的另一贵族高文,祖式,本番任二品莫离支;父量,本番任三品栅城都督位头大兄兼大相;高文本人曾任三品位头大兄兼将军,高丽灭亡前夕与兄弟一起投降唐朝。高文及其子孙都继续在唐朝担任武职,如下表所示:
高文一族在本番的身份不及高震家族及泉氏家族,因此投唐后反倒较少受原有身份的制约,而迅速以武将的才干在唐朝军事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高文父子建立功勋的幽州靠近其故乡辽东半岛,这主要是受唐朝当时边地实况的影响,未必与其高丽遗民的身份有关。
与高文情况类似的还有高足酉。高足酉在高丽内讧之后归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被任命为明威将军守右威卫真化府折冲都尉,仍长上。此后累迁至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武周证圣元年(695)因参与制造天枢,受封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同年南下征讨万州叛乱。天册万岁元年(695)病死于荆州官舍。[6]高足酉在
本国并无特别值得夸耀的官职,这使他在唐朝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顺利攀升至高位。高足酉与泉献诚都参与了为武周改制而制造天枢的活动,但泉献诚因此受诬而死,高足酉则加官进爵,二者截然不同的结局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不同出身的高丽遗民在唐朝的不同处境。[7]
出身百济的黑齿一族概况如下:
由上表可知,黑齿常之的军事活动前期还集中于辽东半岛,后期已经进入其他地区,反映出与高丽泉氏家族前两代类似的态势。其子黑齿俊则从入仕之初便远离辽东本土,迹近纯粹的唐朝将领。需要指出的是,由百济进入唐朝的还有百济王族扶余氏。其中,原百济国王扶余璋贞观中授开府仪同三司、柱国、带方郡王;其子义慈显庆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其孙扶余隆为光禄大夫、使持节熊津都督、带方郡王。扶余隆永淳元年卒于洛阳,葬邙山。[8]也是半岛遗民进入唐境并逐渐融合的典型。但是,这一家族进入唐朝后基本属于文职系统,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唐代的蕃将时认为:唐玄宗以前倾向于任用部落酋长为蕃将,以借助其部族之武力。[9]这一原则也可以适用于上述将领。如以泉男生为辽东大都督、以高连为安东都护、以黑齿常之为熊津都督府司马,都借助了他们在本族、本土的威望。但是,这种威望淡化得非常迅速。这些将领的下一代甚至本人很快融入唐朝军事系统,与中原人物一样凭借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军事才能立身扬名。在第三代或第四代之
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又完成由尚武向守文的转化,同时在婚宦两个途径得到中原人士的认可。
与上述人物形成对比的是半岛遗民中的下层。他们因为骁勇而被选拔到中央军事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北门禁军万骑序列。后来在玄宗发动的唐隆政变中地位得到凸显,并由此成为唐玄宗朝北门禁军之一———龙武军的中高级将领。[10]在这些人物中,玄宗的宠臣王毛仲以及龙武军将领高德家族颇具代表性。
王毛仲父求娄,本游击将军职事,后犯事没官,王毛仲因此沦为官奴,服侍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中宗景龙中,时局不稳,李隆基刻意结交北门禁军的一支———万骑,希望借助这支武装实现自己的政治企图。王毛仲性情黠慧,在沟通李隆基和万骑之间起到很大作用。景龙四年(710),中宗亡故,少帝改元唐隆,韦皇后掌握实权。李隆基利用万骑发动政变,一举消灭韦后势力,将睿宗一系推上历史舞台。政变后,王毛仲被擢为将军。先天二年(713),李隆基又发动针对太平公主的先天政变,彻底稳固了皇位。王毛仲又因功授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史称王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权贵,玄宗对他亦恩宠有加:“每入侍燕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塌而坐,玄宗时或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11](P.3253)至开元十九年(731),王毛仲已累加至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霍国公、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王毛仲对北门禁军中的万骑一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所谓“北门奴官”的核心。他和万骑将领相互联结的局面引起了玄宗的警惕,开元十九年正月,玄宗下制,贬王毛仲及其子弟党羽,后诏杀毛仲于永州。[11](P.3255)
王毛仲一系入唐时间不详,他的父亲求娄为游击将军,可知已经进入唐朝军事系统。但从求娄以及毛仲这两个名字看来,还带有典型的蕃部特色,或许一直生活在边州。王毛仲有二妻,其一姓李,为玄宗所赐,已是中原人士。王毛仲的女儿嫁给了万骑将领葛福顺之子,再次突破了民族的限制。王毛仲有四子:太子仆守贞、太子家
令守廉、率更令守庆、左监门长史守道,名字都已汉化。王氏四子都担任文职,显示出与高丽贵族发展道路的一致性。
与高丽贵族不同的是,王毛仲受到宠幸并未凭借任何部族身份,事实上,他是以官奴的身份出现在玄宗视野之中的。开元时代的王毛仲虽然权倾一时,但无论玄宗本人还是士大夫官僚,都并未改变对他卑贱出身的偏见。以此言之,良贱差异对他的影响远远大于民族差异。前述高丽贵族中,泉献诚、黑齿常之都横死于武则天时代。如果说他们被猜忌还有民族原因的话,那么王毛仲之死则完全基于其与禁军来往过密引起的猜疑和防范,体现了唐朝官僚体制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这种防范基于职务而不基于身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高德。高德本辽阳人,太宗平高丽后入唐,父祖并宿卫禁军。使用蕃人是唐代宿卫制度的一大特色。这固然与蕃人骁勇有关,但也是唐代统治者追求四夷来服的“天可汗”心理在仪卫上的外化反映。可以想像,太宗、高宗发动对百济、高丽战争后,必然有许多骁勇的降民被纳入禁军系统。
高德因为父祖身属禁军,所以隶籍京兆。作为万骑的一员,他参与了唐隆政变,并因此步入仕途,担任平州白杨镇将。后累迁州龙交府、祁州杜阳府果毅,陕州万岁、绛州长平、正平、怀州怀仁、同州洪泉等五府折冲,右武卫翊府郎将,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长上内带弓箭,最后终于右龙武军翊府中郎任上。[12](P.1536)墓志称其“虽官授外府,而身奉禁营”,可知从平州白杨镇将到右武卫翊府郎将都是寄禄之职,高德本人和他的父祖一样,终生服役于万骑及其演变而来的龙武军中。龙武军是唐玄宗时代崛起的一支特殊的军队。它具有官奴的背景,而以唐隆政变为契机迅速发展。龙武军将领由唐隆政变的功臣垄断,实行特殊的内部迁转机制,将领在内部产生。在此基础上,将士中内部通婚盛行,形成个人对于军队极大的依附性。[13](P.104-105)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以高德为代表的龙武军将士逐步摆脱了原来的部族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融入禁军之中。
2·地方军事系统
所谓地方军事系统,是指各地的藩镇武装。进入这一系统的高丽、百济降户以百姓的身份散布于幽州、营州、莱州、江淮、山南、河南、并州、凉州等地区。其中,江淮、山南在唐朝并不重点布防,且大部分降户都已在仪凤二年迁走,真正在唐境扎根并且有不凡表现的半岛遗民主要集中在靠近高丽本土的辽东半岛以及京西诸州。
总章二年(669),唐迁徙高句丽降户3万余,在唐东北的营州及山东半岛的莱州发遣。这两个地方因此有大量的高丽人淹留。[14](P.115)招纳降附的周边民族为兵是唐朝的一贯政策,这些高丽、百济遗民中也有很多应征入伍,进入唐朝的地方军防体系。[15](P.262)随着唐代节度使制度的发展,这一地区被纳入平卢军的统辖范围,勇武的高丽、百济遗民也随之进入平卢军,并在军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前文提到的幽州副节度知平卢军事高钦德,墓志称其为渤海人,但其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怀,建安州都督。建安州是唐朝平定高丽之后设置的羁縻州,则高氏必为高丽遗民。高钦德父高千为唐左玉钤卫中郎,已经进入唐朝中央军事系统。高钦德本人白果毅累迁至幽州副节度知平卢军事,开元二十一年(733)卒于柳城,
成为平卢军中较早升至高位的高句丽人。此后相继掌握平卢军政大权的高丽族将领还有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乾元二年(759)至永泰元年(765)在任;侯希逸的表兄弟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李正己,永泰元年至建中二年(781)在任;李正己子平卢军节度使李纳,建中三年至贞元八年(802)在任;李纳子平卢节度使李师古,贞元八年至元和元年(806)在任;以及师古的异母弟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四年在任。高句丽遗民对平卢军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显示出这一地区高句丽势力的强大。有学者干脆将其称为“高句丽武人集团”,认为这一集团对于平卢军不附安史叛乱,并且在其后的岁月中形成割据势力起了关键作用。[16](P.161-250)
作为职业兵,唐代藩镇兵的长养、进退俱系于军,一军之间上下相维、荣辱与共。军人不愿削籍为民、情废立主帅等等行径正反映出他们对于所属军队的认同与参与。这种具有强烈内部认同感的军事组织足以涵容次一级的部族群体。以上述高句丽裔将领为代表的高句丽遗民长期随平卢军一起,转战于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逐步认可了自己作为平卢军士的身份,部族身份退居次要地位。
高丽、百济遗民的另一个重要的聚居地是所谓京西诸州。《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黑齿俊入仕之初任游击将军行兰州广武镇将,或许正是为了便于统辖这些地区的高丽士兵。开元三年,突厥默啜部叛乱,王上疏说:“望至秋冬之际,令朔方军盛陈兵马,告其祸福,以缯帛之利,示以麇鹿之饶,说其鱼米之乡,陈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南宽乡安置,仍给程粮,送至配所。虽复一时劳弊,必得久长安稳。二十年外,渐染淳风,将以充兵,皆为劲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则高丽俘虏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视,务安疆埸,何独降胡,不可移徙。”[17](P.2987)也反映出高丽士兵在京西诸州的存在。
以王思礼和高仙芝为例。王思礼,本营州城旁高丽人。父虔威,为朔方军将。思礼少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累官关内节度使、河东节度使。[18](P.3312)高仙芝,本高丽人,父舍鸡,初从河西军。仙芝随父在军,累迁至河西节度使。[19](P.3203)王虔威、高舍鸡进入朔方、河西军中,也显示出高丽士兵进入京西诸州的传统。他们的子孙继续服役于西北藩镇,部族身份若隐若现。《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天宝六年(747)八月,时任安西都知兵马使的高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遣使告捷于朝廷。这一举动引起了节度使夫蒙灵察的不满,借仙芝的部族身份大骂仙芝。可见在当时,高仙芝的部族身份与特征还颇为鲜明,甚至成为别人詈骂的口实。但是,在以部族成分复杂著称的朔方、河西军中,高丽将士随所属军队战斗立功,直至成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中,他们都投入保卫唐王朝的战斗,其民族性也逐渐隐去,直至消融于唐代西北边军之中。
三、小 结
朝鲜半岛诸国以善于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著称。史称高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唐高祖时,命道士为进《老子》,“建武大悦,率国人共听之,日数千人”。[1](P.6186-6187)百济“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其王“义慈事亲孝,与兄弟友,时号‘海东曾子’”。[3](P.6199)但是,尚武仍然是他们立国的基本原则。高句丽亡国之后,其人口分三个层次———官僚贵族、官奴与平民进入唐朝,并分别被纳入不同的军事系统,且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出身官僚贵族者在唐朝发展的巅峰是高宗、武则天时代;出身官奴者的巅峰是玄宗一朝;出身普通降民者的巅峰则在安史之乱以后,三
者在时间上呈递进趋势。
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半岛移民最终都融入唐朝社会,在融合过程中,由尚武向守文的转化固然值得我们注意,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转化在社会上层实行起来相对容易,而在社会下层则不具有代表性。
在我们分析的三类群体中,原来的高丽、百济贵族大多在入唐之后的第三代到第四代,亦即唐玄宗时代实现了向守文的转化;而到了以王毛仲、高德为代表的官奴出身的禁军将领或大臣,向守文的转化就显得颇为艰难。我们看到,王毛仲四子都进入文官序列,但是与王毛仲具有大体相同背景、且为其亲家的葛福顺,情况就已大为不同。史载开元八年,葛福顺之子举明经及第,玄宗听说此事,特意专门对他进行考试,其子不知所对,考功员外郎李纳因此贬官。[20]这件事说明他们原本缺少文化积累,如果不靠弄虚作假,很难实现向守文的转变。
隶属于龙武禁军的高德更是如此,由于兵源出自本军子弟,而且实行将领的内部迁转制度,龙武军将士已经从制度上被纳入了世兵的序列。事实上,不仅高德之子继续担任武职,其他龙武军将领的子弟也概莫能外。到了文化积累贫乏,少数民族比例很大的河朔地区以及京西诸州,生活在本部族之中的高丽、百济遗民就更难有这样的转化了。史载高仙芝年少时,其父舍鸡“以仙芝为懦缓,恐其不能自存”,[19](P.3206)显示出在高
丽遗民的价值取向中,尚武为第一要义,舍此则难于立足的现实。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唐代朝鲜半岛移民的融合并不首先表现于文化的发展,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中。具体说来,在中央,民族问题转化为禁军问题;在地方,民族问题转化为军镇问题。正是在这些军事系统里,半岛遗民先是成为系统的成员,再与整个系统一起,融入唐朝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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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