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廷自仁明承和元年（公元八三四年）派遣第十八次遣唐使之后，隔六十年之久，才于宇多宽平六年（公元八九四年）八月派遣以菅原道真为大使、纪长谷雄为副使的第十九次遣唐使。然而这次遣唐使没有成行。自此之后，遣唐使之举终告废止，而第十八次遣唐使事实上是最后的一次遣唐使。日本文学界对遣唐使废止的原因有各种说法，议论纷纭。这里选择几个比较中肯且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论点，介绍于下。
最为普遍的说法，认为经过十多次派遣规模宏伟的遣唐使团，努力地吸收了盛唐文化，日本文化逐步提高，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反之，唐在安禄山之乱后，内乱频繁，文运衰颓，唐日两国文化水平的差异，几近消失，所以再也不必冒着海渡的危险和付出人命的牺牲，劳民伤财，遣使赴唐。对于次种说法，森克已在其所著《遣唐使》中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尽管唐以玄宗时代为其昌盛顶峰。其后内乱外患纷至沓来，国力为之衰落；尽管经过十多次的遣唐使的派遣，日本文化有显著的提高，但究竟一则根基深厚，另一则本源浅薄，唐日文化仍有悬殊差距。特别是自平安时代（公元七九四～一一九二年）以来因袭已久的日本贵族社会憧憬大陆文明的思潮，正以澎湃的趋势，广泛流行。摄取大陆文明，首先是贵族得到好处，因为这样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而生活水平越高，他们希求海外珍货的欲望就越强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顽固的“远物崇拜”心理。据《朝野群载》所载，式部大辅大江维时在其《日观集》（原文系汉文）的序言中就指出当时的日本贵族的这种心理，其文曰:“夫贵远贱近是俗人之常情，闭聪掩明非贤哲之雅操。望青山而对白浪，何异风流。闻丝竹以赏烟霞，既同声色。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之文章。草藁滋生，尘埃空积。实心重而可咨叹者也。”事实上，甚至在盛唐文化由遣唐使移植并几已日本化的平安时代末期，日本贵族形容华美风流时也必用“唐国亦犹是也”的言词。（《荣华物语》）谈及容姿秀丽之人，必拟之于唐人 ，遇见美人则立即以从未谋面之唐女的美丽相比拟。不仅以服饰、容貌之美拟至于唐，即赞誉学殖之深造也以中国学者为其衡量标准。例如藤原通宪夸赞宇治左府藤原赖长之学识时，亦云：“阁下之才无愧千古，虽觅诸汉朝，亦少比类。既超越我朝中古之先达，其才亦为我国冠。”可以说他们憧憬唐风已达到沉醉的程度。日本贵族社会对中国的文化的景仰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最后的第十八次遣唐使在承和六年（公元八三九年）闰正月与五国的使节同时获准谒见唐文宗时，宫廷席次由南诏占居第一位，而日本次之。南诏使臣头不戴冠，身体前屈而貌丑，身着皮毡，服装不文明。但日本遣唐使未敢与之争席次，甘受唐的安排，无非自卑心理使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此次随行入唐之留学僧圆仁在呈请准许到五台山巡礼的上表内还自称“外藩庸僧”。从这些例子可见日本人在第十八次遣唐使时仍尊称唐为大唐国而自视卑下，谈不上什么文化相近而停止遣使。直至平安朝末期日僧成寻入宋时才敢对中国以大日本自称。即使在遣唐使废止以后，遇见唐之商人来航，贵族们还是宁肯违反禁令，甚至越关，竞相购买唐的珍物、特产，其对唐物的仰慕何尝减少？这正足以说明两国文明差距依然存在，遣唐使废止理由，显然不在此。作为直接原因，既第十九次遣唐使之议突然中止者，乃在唐留学僧中灌托唐之商人王钠带给太政官的表文。而被任命为大使的菅原道真据以上奏天皇的奏文里面，也未见有唐文运衰颓的字样。请看奏文（原文系汉文）便知：“臣某谨案，在唐僧中灌去年三月附唐商王钠等所上之录记，大唐之凋弊具载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中灌虽是区区之旅僧，而为圣朝尽其忠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耶？臣等伏检旧记，屡次遣使，或有渡海而不堪命者，或有遭贼而遂亡者。唯未见至唐而便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灌所申报。未测之事可推而知也。臣等伏愿以中灌记录表文，遍下公卿博士，详定其可否。是乃国家大使，非只是一身计业。且陈款诚，伏请裁决。谨言。”（菅道原真《菅家文章》）奏文所云大唐凋弊，与其谓文化凋落，无宁意味这由内乱所带来的治安方面的紊乱，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认为唐日文化已经十分接近，没有必要再派遣唐使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佐伯有清在其所著《最后的遣唐使》中，对末期遣唐使虽屡遭惨重牺牲而仍继续派遣，直至第十九次任命而又中止的原因，持有颇为独特的见解。原来自“大化改新”（公元六四五年）后，日本移植了中国的法令制度，以班田收授制为基础，国家财源出自租、庸、调，于是日本逐渐成为中央集权的律令国家。但这种体制却自八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动摇，到约一世纪以后的天长、承和时期，甚至在京都周围的畿内地方，班田收授制也难以实行。班田制不能顺利实施，则从民众处征收的租、庸、调亦多落空。当时官方文书里常有:“邦国颠瘁”、“府库耗竭”、“仓库尽空”等字句，律令国家濒于危殆。于是应运而起的便是天台、真言的新佛教宗派，它们高举“镇护国家”的旗帜，以迎合统治阶层的需要。统治阶层则也要把希望寄托与这两个宗派，想靠他们来“镇护国家”。在国库空虚财源枯竭的情况下，而犹不惜耗费巨资和多数人命牺牲所派遣的第十八次遣唐使，其背后隐藏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获得空海在唐学而未足的教义和求而未得的经典，以此来加强宗派势力；后者摄于国势衰颓，急于借助宗教力量来“镇护国家”。此次遣唐使唯一最大所得者，即是遣唐请益僧常晓从唐栖霞寺的文祭和华林寺的元照处学来的秘法。他不是求京城外和民众间的信仰，而是以“镇护国家为宗旨的教派。太元帅法的经典《太元义轧》内云：”若国王皈依元帅，则会率领一切将士，守护该王的国境，消伏邻国怨敌之事。摧天逆臣，自会降伏，并得国内无诸疾和疫苦。”又云：“若将次咒镇护国土，则四方一切的邻敌及大臣不会起逆心。若在国土，大臣诵持此咒，则在其王的境内既无恶人、恶贼及诸鬼等。”这对祈求“镇护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实是难能可贵、求之不得的秘法。因此承和七年（公元八四零年）六月，仁明天皇勒许常晓在山城国宇治法琳寺之内设置修法院，安立从唐携归的太元帅法像，以求保护国家；并规定每年正月八日至十七日间为“国典”，在宫内修诵该秘法。据称正因为太元帅法是降伏内外敌人并保护国家的咒法，所以日本贞观十一年（公元八九六年）在发生新罗的“海贼”船二艘袭击博多，夺取丰前国家年贡之绢、绵事件时，为降伏新罗“贼难”而修诵了这个秘法。又当元庆二年（公元八七八年）在出羽国发生虾夷叛乱之际，太元帅法就被作为降贼法。还有就是在平将门、藤原纯友等承平天庆之乱时，也曾活用过这个咒法。据上举佐伯有清的见解，末期遣唐使之所以派遣，是为着日本内政治不稳而求出路与唐之天台、真言二宗派的秘法既太元帅法。在古代，愚昧未开，宗教盛行，会采用这种措施本无足怪。所举降伏外贼及内乱的例子，或许有些是偶然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将其作为废止遣唐使的原因之一。既然上层统治者已经得到了这“镇护国家”的咒法，满足了他们的需要，那么也就不必再派遣遣唐使了。不过，我总觉得如果将这视为废止遣唐使的主要原因，还是让人觉得有些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
最后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解释，首推森克己的日本对遣唐使派遣费用负担能力的减退和唐商船渡日频繁这两个论点。
先就前一论点来说，遣唐使是以当时日本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律令国家为背景的，所以其规模之庞大为前所未曾有。使团人数，初期为二百四五十人，中期为五百九十余人，遇风遭难死亡一百四十人后，依然组织整然。所乘船舶，初为两艘，后则扩充为四艘。造船支出，自属可观。船上备用物品，为数犹多。例如为防御海贼和蛮人袭击，每船备用甲胃各一百领。（《续日本后纪》）及医疗器具等。（《延喜式》）再则航海中食物，主食为干粮，每人每日一升，以第十八次的六百五十人计算，每日需要六石无斗，往返航程以二个月计，则需要储备三百九十石的干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又一般惯例，赐与大使沙金二百两，副使一百两至一百五十两。遣唐使出发之际，对大使以下至水手等全体员役支给多额之迤、绵、布等。赠与唐廷之贡品（事实上既是国际贸易品），数量巨大，每回随带十多名至二十多名的留学生、僧，且多为长期留学，多半是带沙金作为留学费用。另外，个别奉命入唐进修的僧侣，日朝廷亦需给以必要的费用。例如日本贞观十六年（公元八七四年）在求法僧以船入唐之际，日朝廷勒令大宰府赐以九州的正税稻千束。（日本《三代实录》）元庆元年（公元八七七年），在济安、安然、玄昭、观溪等僧人入唐时又特赐以御府的黄金。（日本《明匠略传》）不少僧侣在长期留学时，学费时有不足，往往托人或遣从僧回国向朝廷申请学费。例如延历十五年（公元七九六年）依留学僧永忠的申请，日朝廷托来访之渤海国使吕定琳带去沙金小三百两。（《日本记略》） 天长二年（公元八二无年）渤海国使高承祖带来了留唐僧灵仙申请学费的书信，日本朝廷先后两次各给与沙金百两，留学僧圆载、好真及曾经致书太政官之僧中灌也都先后申请学费，各得到衣粮和沙金一百五十两。（《菅家文章》）由上述可见，留学僧费用已达相当数额。此外遣唐使返航之际，有时唐派送使随行答访，接待费用也不会少。从大宰府常备储米三千八百四十石的规定，就可窥知其一端。（《廷喜式》）总之，合计派遣一次遣唐使所需之一切费用，在当时财政上是一笔莫大的支出。遣唐使从任命迄出发是所需要的时日，初期不详，中期大体两年，末期三年，之所以这样，应当是准备不易所致。特别是遣唐使驻唐期间使用的货币都是沙金，其准备也需要相当的时日。又如遣唐使的派遣，初期每隔约七年半一次，中期十二年一次，末期二十年一次等情况来看，越到后期，相隔时间越长，无非是因为派遣费用成为国库的巨大负担，国家财政逐渐拮据而已。第十九次遣唐使既已任命，旋因大使菅道原真据在唐僧中灌致太政官之表文，上奏天皇，终至废止的最大原因因该是当时国家财政的短绌。森克已从国库负担能力减退角度说明遣唐使废止的根源，应当是较为符合实际情况的见解。
其次，将唐商船频繁渡日作为遣唐使废止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有说服力的。原来公元六、七世纪时，阿拉伯商人由波斯湾南下印度洋，经马来半岛海岸、印度支那半岛，而至广州建立居留地。经唐朝皇帝准许，他们实行自治，进行繁盛的贸易活动。于是广州亦日趋发达。特别是在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的战乱中，伊斯兰教徒以及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被杀甚众，使居留广州的阿拉伯人、波斯兰人为避战乱，只得放弃广州这一商业基地，撤退到马来半岛。此后，唐商人便乘机改变历来的被动贸易，积极主动地向南洋发展。于是，香料之类的南洋特产陆续入唐，并以其一部分转向日本、新罗输出。唐之商船自然也逐渐航渡日本，以开拓销路。首先，抵达日本的商船，是弘仁十年（公元八一九年）因遇风而漂流到日本出羽国的张觉济等人的商船。其后纯粹抱着贸易的目的而航日之唐船是承和九年（公元八四二年）春入唐僧蕙萼所乘以返日的唐人李邻德的商船。（《入唐求法巡礼记》）唐商船频繁航日，不仅使日本贵族社会所切望的珍货、特产源源而来，而且希望留学的僧侣们也用不着等待十多年乃至二十多年才得一遇的唐和新罗的便船，很简单地往来于唐日之间。唐末六十多年间，日本僧侣及其从者首先后利用唐和新罗船二十多只往返于唐日之间，他们之中名见于史册者，就有顺昌、仁济、惠萼、惠运、圆珍、闲静（圆珍从僧）、丰智（圆珍从僧）、真如法亲王、贤真（真如法亲王从僧）、宗睿（同）、忠全（同）、安展（同）、禅念（同）、惠池（同）、善寂（同）、原懿（同）、猷继（同）、壹兵、中灌、以船、济诠、三慧、好真、弘举等二十七名。这个时期留学的僧侣均是短期进修，极少长期留学，并有如惠萼那样一人往返两三次者。唐船航日，导致日本与中国之间交通日益方便与频繁，特别是宽平六年（公元八九四年）九月三十日朝廷宣布废止遣唐使前后，唐船渡日犹多，甚至多到日朝廷加以限制的程度。这样一来，投以莫大的财力，牺牲众多人命，已经动脉硬化的遣唐使制度，便失去了存在价值，遂为之解体，这也是自然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佐伯有清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遣唐使末期，日朝廷允许唐、新罗、日本三国之间自由通航贸易以后，日本上至官吏、下及民众，都可获得他们所希求的、不以文化艺术为限的实用品，例如茶、人参、药品、香料、陶瓷、纤维、毛皮等，唐的文物亦可坐而得之；同时不必派遣遣唐使，也可以通过渡航来日的新罗人和唐人处收集到东亚的情报，例如唐发生李师道叛乱的情报，立即传到日本。这样一来，遣唐使制度的意义就更加淡薄了。这就是第十八次遣唐使成为最后遣唐使的原因所在。两位日本学者在这一点上有一致看法，确实因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见解。
最后附带提出两点题外言。日本虽然废止遣唐使，但对于遣唐使到室町时代（公元一三九二～一五七三年）依然不衰。市町时代相国寺的景徐周麟送遣明正使子璞和尚寺，仍然以《送遣唐使子璞和尚正史》为题，诗云：“闻奏皇华已淑装，君游南海我东方。遥思船上举杯喜，一发云山是大唐。”即其一例。既至唐亡而宋、元、明代兴，但日本明间甚至史籍仍称中国为唐、唐土、唐山，呼中国人为唐人。此其一。遣唐使废止后，除少数特定的僧侣外，日朝廷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甚至对中国船的渡日亦加限制，这无异是在限制唐文化的输入，实行拉消极的、广义的锁国主义。这也意味着日本进入对前此输入的盛唐文化进行消化的时期，结果产生了藤原文化（指平安初期弘仁时代以后的二百七十年间的文化）和镰仓文化（指公元一一九二～一三三三的一百五十年间的文化），输日的盛唐文明同化于日本文化之中而且一般化了，这一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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