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早期内,当曼谷还只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阿瑜陀耶便坐落在湄南河中一小岛上这样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成为繁荣的商品集散地。阿瑜陀耶积极地参与国际商业活动,主要地贸易伙伴是葡萄牙,西班牙,吕宋,中国和日本。 虽然城郭总是在缅甸军队的攻击威胁之下,阿瑜陀耶的商业还是从15世纪后半叶起就在该地区占有优势。当时阿瑜陀耶变得十分富有,以致於一些葡萄牙人将其列入亚洲中最有力的王国之一。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 (c.1509- 1583))估计阿瑜陀耶在16世纪40年代有 400,000楝房屋,2,600,000名居民。虽然这些数字毫无疑问是非常夸大的,但它说明阿瑜陀耶当时的壮观景象给外国来客造成怎样地震撼。
进入首都的不独新贸易,还有新外交与新思想。而且,武器的进口 (主要来自葡萄牙)给予阿瑜陀耶强大的军事力。在16世纪最后几年,暹逻人由于快速的发展而变的十分大胆。以至于当纳黎萱大帝(r.1590-1605) 听说丰臣秀吉(1537-1598) 侵略朝鲜 (1592) 的消息时,他居然表示要派遣军队协助明军逐退日本人。这个请求在1593 年被拒绝;但也许正是中国的拒绝正维护了暹逻与未来的日本——1598 年丰臣秀吉死后由德川家康(1543-1616)统治——之间的关系。
在十七世纪早期开启日本和暹逻之间外交关系的两国统治者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暹罗的厄加陀沙律王(r. 1605-1610) 为了要通过商业富国强民,经常出国考察。 他对贸易如此热衷, 以致於暹罗国王的年代记描述他 “他比任何一位前人还要贪婪” ,显然地,“他只关心如何富足他的国库”, 而且他也“非常倾向于陌生人和外国”。他的成功的兄长,伟大的暹逻人纳黎萱大帝,完成了自1569年以来数十年遭受缅甸人破坏的暹罗王国的巩固之业。在日本,家康,德川第一代将军,为了使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间增进商贸关系,缔结友好邦交,以及建立崭新的联合,而寻求外交的解决方法。他向东南亚各国发送私人信件, 表示商业合作的意图; 而且对造访东南亚的日本商人颁发御朱印状,予以保护和支持。与欧洲国家不同,德川在日本并没有和商人组成合资公司,它的贸易活动仍然基於豪商与幕府的从属关系。家康1606 年写信请求厄加陀沙律提供木材,大炮和火药,说明至迟此时他已与阿瑜陀耶的暹罗政府建立起联系。在 1610 年的另外的一个公文中,家康对暹逻国王舶来大炮和火药表示感谢。暹逻人也曾要求日本的马和刀剑。 两国政府间的军事贸易具有独特的象征作用,因为它似乎暗示着双方缔结着军事同盟。 因此,德川维护与阿瑜陀耶中的王室的官方关系并且交换象征性的赠品,而他们放手由商家掌管大宗交易。暹逻人这一方并不介意任用日本商人作为仲裁来处理对日贸易事务。例如,京都商人茶屋四郎次郎(Chaya Shirojiro)可以与暹罗朝廷的一位官员Okphra Chula 直接书信沟通,而长崎代官长谷川藤广(Hasegawa Gonroku)则有另一条同样优先的渠道。津田又左卫门大约从17世纪头十年起就居住在阿瑜陀耶,他于1622(或1624)回到长崎后成为名翻译官。长崎的伊势久左卫门(Kii Kyûzaemon)或许是第一个在暹罗朝廷获得官位的日本人。1616年,他又成为第一任暹逻遣日使节。
早在14世纪,日本就出现了出海冒险的传统。他们绝大多数以倭寇的身份出现,游弋于日本列岛西南方向的海域。室町期(1336-1569) 形成的这些海洋漫游者在16世纪里对 '南海' 开展了长距离的远航。他们或受指挥为勇敢的雇佣兵,或被驱使为给明帝国造成严重困扰的残忍海盗。华人不得不在他们的海岸前修筑堡垒,并与足利将军携手尽心竭力以减少海盗的劫掠活动。最后,到十六世纪末,一部分强盗开始迁入东南亚各个商业中心定居,开展比较合法的活动。他们成为热心于到东南亚交易的日本商人前来的第一批媒介,而在可见的事实内,此时明朝还不曾解除对“倭寇”的贸易禁令。
中日间走私贸易自然无法避免,但是到最后,一些日本的商人还是更喜欢通过官方渠道做正经生意。阿瑜陀耶在德川时代早期成为朱印船的主要目的地。1604 至1635年间将军为前赴暹逻的航船先后发行了56张朱印状。商家乘木帆船于一二月间离开了日本并在六七月间从暹罗各港返航。从长崎直航到阿瑜陀耶平均要花47 天。从阿瑜陀耶输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苏木( 用以提取染布的红颜料) ,糖,胡椒粉,熏香,珊瑚;以及鹿,牛,鲨鱼和海鳐的皮。最后,一些从印度运来阿瑜陀耶的商品,如布料,也被运回日本。当日交易货物量的数据几乎毫无保留,只在一份某荷兰商人书写的文件中提到这条记录:1608年阿瑜陀耶准备好送 500,000 张鹿皮到长崎。(见永积洋子《从日本到阿拉伯: 阿瑜陀耶与亚洲的海上关系》(曼谷: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印书馆,1999,89-90页,“阿瑜陀耶和日本:17世纪的遣使与贸易”)日本人主要用银支款。在德川时代,银的提炼技术非常高效,因此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荷兰商人的信函清楚的告诉我们日本人如何独占高利润的鹿皮市场。直到1640年,当日本人町由于将在稍后解释的原因衰落的时候,荷兰人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掌了贸易权,并牢牢控制。
同样,直到1630年,在阿瑜陀耶中最有力的外国商人也是一个日本人: 那就是先前提到的山田长政。他无疑是暹罗国内最具日本历史性格的人,因而应予以更多的思考。西方的日本研究专家几乎不知道,他在日本是一位备受珍爱与尊敬的历史人物,有二十多本书物小说及一部电影描述他在暹逻立下的功绩。在20 世纪上半叶,他被描绘为一个悲剧英雄,作为样板角色出现的钦定宣传教科书中,并在爱国歌曲里广为赞颂。四十年代,他被设计成日本人扩大在东南亚区域影响的合法化解释。仅仅在1941到1943之间,就出现了有关他的冒险的三本全传。长政是如此的一个受欢迎的人,现存大量关于他驻留暹罗生涯的传奇故事与记录,让历史学家难于将其区分,以至无法辩明事实的真相。他大约生于1585年[按:长政生年未详,岩生成一推断在16世纪80年代],很可能是出身于一个骏河(今天的静冈) 商人家庭。 据说在他的早年内他被派去寺庙学习,但是他为了要成为一名剑道家而逃脱。那时正是的德川时代前夜,下克上(gekokujo)依旧风行,人们仍期望凭借自己的本领超越自己所出身的阶级出世成名。长政是时正担任沼津城的一个驾笼夫,便在1611(或1612)年搭乘了一艘前往台湾的船只, 然后从这里继续航行到暹罗寻找财富。我们不知道什么环境使长政决定离开日本,但是从他生平显露的可信动机的解释之一,是考虑人生的价值。类似原因可能诱惑了一代年轻的日本人在德川时代早期离开他们的国家。
“和平已笼罩日本各地,大量无依无靠的浪人……正向列藩各不相同的大名寻求雇佣,以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长政并不与之相从, 因为他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在自己国家中达到任何重要的地位已无可能。……一旦上天给予机会,自当前去(他不知道在何处,但决不是日本) 赚取名誉,赢得独立的地位。”(见斋藤《日本亚洲社会论集》(1879),第七卷193页之“近代日本冒险家旅外小记”)
山田长政象
而且他的确争得了荣誉。他的荣光大多集中于作为战士所立下的赫赫功勋,不过那将在稍后介绍。他的商贸活动上的成功也应予以查考。至迟1621年,长政成为日本人町领袖。他被颂昙王(r.1611-1628)聘任为军事顾问并且受封暹逻人Okun 的政府官职。 或许是他与国王的亲近关系给予了他和日本人在商业上的有利地位。荷兰人在一些情况下也给予他们帮助。事实上,荷兰人不但被迫将通往长崎商路的垄断权交给长政,在一些情况下还要为他的船提供领航员,或为他搬运货物。1628年,长政正在阿瑜陀耶照顾生意,而他的船正自由地进入巴达维亚并交易。船只返回暹逻时还携带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占·彼得逊·昆(Jan Pieterszoon Coen)亲自赠送给长政的一封信和一件礼物。长政和荷兰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令人惊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竞争者,但是荷兰人有强烈的兴趣去维持与日本及其代表之间良好的友谊。从17世纪20年代起,欧洲人获准前往长崎贸易越来越困难,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也不再受日本欢迎。因为连同贵重的货物,他们还带来了一种已成为将军敌人的东西:基督教。
[
本帖最后由 大内义虎 于 2007-10-11 14:4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