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科幸甚哉

囫囵言之，东晋南朝受侨姓士族之累，偏安自保有余。偶有寒族人物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始终难改大局。地主家事太重，朝廷国事太轻。 北朝明鉴十六诸国之胡弊，虽仍以胡入主，但一时间也带入激扬清简之风气。其汉化，有得亦有失，至少台省复隆于家门。北廷仿汉制礼仪，爲南朝梁所剽窃（按阎步克先生研究），足证南朝虽坚持以正统自恃，岛夷实际处于索虏之下风了。 历百年之趋势，又岂能凭数子而改？ 以上仅做一家言。

仁科幸甚哉

引用:

下面引用由江城梅花引发表的内容： 在南北朝研究里，阎步克先生是比较偏向北朝中心论的一方，认为北朝代表了历史潮流，我觉得他在《品位与职位》里对梁武帝的批评稍嫌激烈了。所谓达者为师，北朝好的制度南朝为什么不能学习？最多不过是因为南北士人皆以江左为文化正统，南朝放不下架子明说仿照北朝改制罢了。事实上南朝的很多东西（主要是经济方面）在唐代中后期又出现了，从这一点说，我觉得还是南朝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只不过历史包袱太重而已。不过阎先生有一点说对了，就是北朝的诸多良法南朝都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而无法实施，这也是南朝最终败亡的一个原因。

的确。阎先生在立论方面未能免俗...... 个人愚见，所谓中心论、潮流论，与“正闰论”一样糊涂，片面地、简单地认识问题。 不过，江城认为“南朝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我沒能理解......你是否用反证法？如果是用后来历史的成败得失來反证，我无法认同你的这个意见。你是如何推论的？不妨赐教。 我个人管见，南北双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存在，应该是互相交流、影响、渗透的，是同一矛盾体的两个对立方。不能以成败论是否合理。 准确地说，双方對中国历史后续的发展都产生几百年的深远影响。[em10]

仁科幸甚哉

囬江城： 北朝是东汉末以来动乱的主战场，因此文化落后、经济凋敝，这个我承认。 但是南朝的立国基础亦是薄弱，南方真正崛起并取代北方应该在两宋肇始。 我看，南朝的经济发展环境的确比北方要好了很多，套用今天的话就是“稳定求发展”，但不是说因此南方的经济发展就比北方中原地区已有质的超越。 甄琛说“伪弊相承，仍收市廛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此在陳寅恪书中见过。 但我认为（很大胆地......）陈寅恪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道行不深。 從东汉末以来，币制混乱，政府在通货问题上已经放任自流、无力管理，听民间自便。铸币政策失效，谷帛的通货作用马上显现，甚至很快代替了金属货币。特别是大战过后，商业活动几乎消失，物物交换流行，更刺激了谷帛的通货转化。 童谣唱“虽有千黄金，无如伐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因此币材广泛，金属与谷帛并行，适应当时整体的经济状态，焉能一以齐之？ 又，东汉之旧贯，豪强势力大，政府只得允许私人自由经营、扩展商业阵地，政府商品专卖制度在多数时间很难推行。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豪强势力特大，中央集权甚弱，官营商业尤难施行，无法保障政府正常利入，而只好在增加税收上大翻花样。 特别是因为很大部分人口被豪族世家所分割，农业税（直接稅）来源减少，所以统治者就加倍地向商业方面——主要是商税上打主意。 但在北方，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的人口较多，来自农业的租调较多，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斤斤于商税之征，而且北方官办商业較南方为多，由此带来的利润确也不少。后来，北方政权的内政渐趋腐化，商税亦随之加重起来。 大凡从南到北，当内政越腐败、政局越动荡的时候，统治者向商业方面的榨取就越重。 虽然北方私人商业由于战火阻隔及坞堡林立而几乎消失，南方长江中下游水运异常繁荣，但是南方政权的對商业活动的政策性关注，并非“重商”、“扶商”，而是盘剥，對商业的正常发展有愈加严重的消极作用。 引陈先生所言，南方财政制度优于北方，后爲唐代继承发展。我看不尽然。东晋南朝时，收税是肥缺，形成了以恶劣程度而著名的“包税制”，导致上下分利，给法外横取大开方便之门。此恶政，便是肇始于这一时期。 我个人坚持一个观点，东晋南朝政府大征商税是不得已之举。因为农业人口多被世家大族控制。其目的并非为了发展经济，而是另辟财源，好维持朝廷日常开支以及消费。 当然，唐刘晏的财政改革的确從表象上观察，类似东晋南朝。不过我个人以为，中国古代传统工商政策真正发生转变，就是從唐代安史之乱后，因为南方已经具备了超越北方的经济力量，商品农业开始爲真正展现其历史地位显露了趋势——日后從“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到“湖南熟、天下足”，全国仰赖，地产分工。 而陈先生所云“唐代中央财政制度的南方化”，我不敢妄言‘是非’，毕竟陈先生著作相当深厚，又是竖行排版......不假以时日很难准确把握。 但我还是认为，东晋南朝工商货币政策本质是东汉的延续。后来的隋唐才出现真正的转型、变革，不是對东晋南朝的继承。形似，而神非。[em10]

仁科幸甚哉

再回江城： 北魏内部胡汉矛盾一直存在，因为是时，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界线已由阴山、河套一线南移至华北平原中部一线南北，自然汉人农业文明不可能吞噬掉游牧民族本身的文化。地之所宜，便是民之所便。就当时自然条件而言，强求“全盘汉化”恐怕不合适。 再者，南方自刘宋以后就一路衰弱，面对这样不堪的敌手，恐怕扩大轻视的范围在所难免。而且高欢乃是胡化的汉人，代表六镇鲜卑等北方胡人、胡化汉人之利益，其东魏政权從社会心理上出现“反汉化”的倾向，亦是难免的。 至于北魏孝文改革，据陈寅恪先生在著作中言，不全是模仿梁陈，还有凉州爲代表的河西文化的重要影响。 PS：言语粗陋多失于偏颇，望江城包涵。[em10]

仁科幸甚哉

这样吧，我只谈我个人认为最为关键的地方。 陈寅恪在其书中“财政”一章，详细考证唐代中央财政制度“南朝（江南地方）化”。 我觉得，他混淆了不同时期不同的“田租”制度。 他举唐朝“江淮租布”（即回造纳布）之“租布”一词，与南朝齐之史籍中的“...户租布二分、一分取钱”、“折租布”，认为各处出现之“租布”就是一回事，借此来证明先头说的————唐代中央财政制度“南朝（江南地方）化”。 我认为他理解错误。东晋南朝的“租布”乃是与田亩无关的人头税，谓为“口租”，合全户所有人口，皆强制纳税。 唐时“江淮租布”之折租纳布，乃是“丁租”，虽然也是人头税，但是基于均田制保障。 我认为，两者虽然都出现“折租纳布”的情况，但缘起不同，基础不同，应该不算作同一政策的历史延续。 ————仔细思索两天，简单总结出上述的观点。有些过于简略之处，日后补充。 此即我反对陈寅恪观点的基本点。只要能证明他理解错误，自然可顺利向后证明我的正确性。商业因素的问题，倒是可以暂且搁置。因为陈先生在这方面的考证过于武断。 相反，从农业税方面入手比较成熟，陈先生进行一番明确的推理和立论，利于分析和辩驳。[em10]

东乡

嗯........ 若说“租”“调”“稅”，即可统称“调”又可统称“稅”，而“租”亦可泛指“稅”，感觉十分混乱。 然而不管如何，陈寅恪书中的逻辑的确不清晰............. 但有一点还请江城留意： 东晋度田被废除后，就不立田租。所以... 东晋南朝宋、齐的“租布”乃是与田亩无关的人头税，谓为“口租”，合全户所有人口，皆强制纳税。换言之“田调”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em10]

东乡

啊 是的 是这样 东晋太元元年之后就没有田租了。 但是孫恩、卢循大起义，导致许多大族被灭，其所辖依附农和奴婢就流散出来，南朝宋因之得以编户齐民、再兴屯田、劝课农桑。遂有所谓“元嘉之治”。 南朝国家依附民比东晋是要有所增加，然而以上情况只是少部分情况。 东晋以来的地主大族经济仍然蓬勃发展，士族与寒族在这一点没有区别。 两种经济形态并行。在动乱的作用下，经常互相渗透、转化。 根据上述内容，再回到国家赋税来谈：税目的设置，必须有相应的税基，否则无法征收。 我个人认为，这样就已明了了。[em10] 我大胆推论，唐先生也有不明了的地方。 地主庄园的田亩，政府是绝对不能检地的。这是從东汉光武以来的、不可逆的趋势。 在这种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政府想對地主庄园征收“亩税”是不可能的。 南朝宋文帝所减的“田租”，我认为只是對当时国家直接掌握的依附农而言的。只有这些户籍丁口和资产情况，国家是能够掌握的，因此可以征收“亩税”——即“田租”。也就可以存在“蠲免”的可能。[em11] 江城意下如何？

东乡

回江城： 东晋太元以后废除“度田”制度不立田租，南朝宋齊基本承之未改，這并非我个人臆造，的确见诸于各大院校不同版本的教材。 应该说，田租.............（留坑，稍候补齊，抱歉）

东乡

我在查阅复旦的《中国人口史》...如果从中能有所悟，再作答复...[em19]

东乡

“南朝化”值得深挖大做反驳的文章~~~ 唐长孺的问题，借助傅筑夫可解套~~~ 现在缺条件，时间为首要......[em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