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现在的社会中许多人有条件去国外学习。即便是坐在教室里，拿起手中的外语教材，或多或少都有学习外语会话的机会，至少还有个可供学习的环境，这真是一个令人感激的年代。但在江户时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所占领，这期间社会经济体系主要是学习与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将这些美国背景的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的风土文化加以融合，从而发展为日本现代特有的生产体系与社会运作方式。但随着近年来日本经济衰退，日本有关方面已经警觉到这些旧有模式在逐步走向老化，长此以往势必成为阻碍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在全球化趋势的今天，它已不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有人甚至将这过去的十多年称为“遗失掉的十年”。为此，一向善于自我检讨的日本人再度开始了他们努力向外求索、求知的漫漫历程，努力寻求新的学习对象，结果一些日本学者惊人地发现三、四百年前曾经作为日本近代开化启蒙导师的西方国家荷兰，在21世纪有可能再度成为日本学习的楷模。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荷兰与中国大陆是当时日本仅存的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鉴于在江户时代荷兰曾为日本带来了大量西方先进文化与军事技术，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奠定了坚固的基石。那么，让我们首先了回顾一下荷兰的近代发展史以及同日本进行接触的契机。公元1600年，一艘荷兰贸易公司的船舶慈爱号漂流到日本西部海岸，从而开启了日本与荷兰交流的新纪元。在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闭关锁国的政策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却依然得到幕府特许，获准与日本进行贸易，并于长崎等地设立荷兰商馆。透过荷兰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洋学术（兰学）开始被系统化的传播到日本，逐渐形成兰学东渐的繁荣景象。在日本文明的转型及其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兰学”的学习和研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来自荷兰的书籍与翻译，日本成功开辟了一条移植、研究西方科学技术的道路。因此，兰学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当时与世界隔绝的日本得以在明智维新时顺利完成转型，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
三浦按针（みうらあんじん）苦难的历程
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后，西洋各国中只荷兰被幕府容许通商，结果荷兰人将西洋学术通过荷兰语介绍到日本。由于当时荷兰被称作和兰，或阿兰陀，因而西洋学术也被称作兰学。
兰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众多方面，但在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的4个研究领域：
1．荷兰语的学会和语言学的研究
2．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
3．测量术、炮术、制铁等诸技术，
4．西洋史、世界地理、外国情况等人文科学
此外也有将医学列为自然科学中心的说法。到1840年后，由于世界形势发生变化，兰学的性质也随之改变。鸦片战争(1839—1842)以清朝战败告终，使得日本的当政者们开始感到军备改革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兰学的研究中心便从医学转移到了军事科学。
日兰关系的萌芽
日本与西方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足利室町幕府时代，1543年（天文12年）一艘葡萄牙船第一次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为日本带来了铁炮，史称“铁炮传来”；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前来日本传播天主教，在传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部分西方先进医术，并讲授天动说时代的天文、地理知识。只不过详细内容已不可考。1590年一批日本少年赴欧洲学习天主教，此时西方印刷术传到日本，日本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天主教书籍，有《教理问答书》、《伊索寓言》、《拉葡日对译词典》、《倭汉朗咏集》、《日本大文典》等宗教、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近100种书籍。
自1640年后，荷兰仍然是西方唯一的一个与日本保持联系的国家，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853年美国海军叩关。[1]自从第一艘荷兰贸易商船开始同日本进行直接性的接触，它就被视为两国交往的开端，这对后来围绕着日本与荷兰人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在16世纪的西欧尼德兰地区，1556年荷兰归属西班牙。从那天起，西班牙随即对尼德兰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残酷迫害新教徒。这激起了当地温和贵族和人民的强烈不满，从此荷兰人就展开了长达30年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1566年尼德兰各地爆发了反对天主教的圣像破坏运动，这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场要求宗教自由、废除修道院特权的人民起义。西班牙当局企图用怀柔政策平息起义，表面上答应起义者的条件。1567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1527—1598）却任命阿尔法为总督，派军队进驻尼德兰，设立特别法庭，血腥镇压起义者和异教徒。起义者逃入森林组织游击队继续斗争。
1567年尼德兰温和派贵族领袖威廉，流亡到德意志招募军队试图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终因财力耗尽而失败，无奈之下只得解散雇佣军。1569年，西班牙当局通过征收“什一税”疯狂敛财，导致尼德兰经济凋敝，人民纷纷破产，失业率大为增长。1572年著名的“海上乞丐”游击队在泽兰省布里尔登陆，成功夺取了荷兰和泽兰两省，并推举威廉为执政。1572年阿尔法派兵镇压革命，当地人民奋勇抵抗，最终1576年荷兰人民在荷兰来顿城击败进犯的西班牙军队。
在北方革命胜利鼓舞下，荷兰其余各地的起义如风起云涌般相继爆发。1576年布鲁塞尔爆发起义，起义军攻占了当地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机构总部。同年11月南北双方签定《根特协定》，旨在驱逐西班牙人并实现南北统一；但由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最终未能达成共识。1579年南方宣布承认西班牙统治，同年北方则单独成立了“乌得勒支同盟”。1581年北方7省成立联省共和国，又称荷兰共和国。1609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被迫与共和国签定《12年停战协定》，正式承认为荷兰独立国家，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尼德兰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后来欧洲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2]
1594年菲利浦二世企图对他的反对者实行关闭里斯本港的政策，以断绝他们的商路，从而单独从中获益。然而世事难料，这项禁令却意外的导致了荷兰船只开始驶向远东地区的爪哇与苏门答腊岛等地区。就在这时一位名为柯尼利厄斯•德•霍特曼（Cornelius de Houtman）的从葡萄牙监狱脱逃的逃亡者，被任命为远航的指挥者。当霍特曼返回荷兰时，他的船只满载着从印度交易得来的贵重商品，从而唤醒了荷兰人对于远航贸易的巨大狂热。
为了向东方诸国展开贸易，荷兰组建了6家不同的贸易公司。从1598年开始就有22艘船只开始分别驶往远东地区。这其中有一艘名为慈爱号（Liefde）的船只，它隶属于荷兰鹿特丹贸易公司，吨位达300吨。船长是Jacob Quaeckerneck，而领航员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我们知道威廉后来被家康招揽成为幕僚之一，并改了一个日本名字：三浦按针。此后授家康之命负责德川幕府的对外交涉工作。1600年4月19日，由于不幸遭遇一场台风，在船上的补给早已耗尽的情况下，威廉的船只被迫在日本九州岛丰后国的臼杵登陆。这艘船只在启航时载有110名船员，当漂流到日本时只剩下24名，登陆后不久又有6名船员陆续死亡。尽管当时的日本当局已经颁布了驱逐天主教和葡萄人的禁令，荷兰人却依然得到特许在日本落脚。这次事件在次年（1601）由另一名航海家Olivier van Noort在完成环球航行返回鹿特丹后将消息带回到荷兰。
三浦按针（ウィリアム・アダムス）
荷兰海员到达日本的消息很快就在荷兰国内流传开来了，并引发了荷兰试图打开与亚洲文明的贸易商路以及建立前哨站的可能性。而于此期间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件恰巧推动了日兰两国间的贸易关系。1602年，荷兰紧随葡萄牙人开拓东印度的岛屿直至南方，处于联合省共和国统治下的两家从事远东贸易的公司，起初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随后竟然意外的合并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设于阿姆斯特丹，分别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设立造船厂。合并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荷兰取得更大的商业利润和扩展殖民地。可以说它的组建开辟了17世纪荷兰与印度的贸易航线。 作为一个由官方资助发起的组织，它享有一系列特权，包括独家管理海外贸易的职权，拥用有军事力量，设立贸易商站和工厂，以及签订贸易协定等等。在随后的1605年春季，Quaeckerneck，即前面所提到的慈爱号（Liefde）的船长，被允许离开日本返回荷兰，同时得到了由德川家康颁发的官方贸易许可证，从此荷兰得以名正言顺的与日本开展官方贸易。
与此同时，舰队司令Pieter Willemsz Verhoeven 率领13艘舰队与1607年12月驶离了印度的太克斯（Texel），船上共有1900名船员和377门大炮。这位司令从奥兰治王室的Maurice王储处接到命令，要求至少派遣一艘船只去日本，目的在于向家康递送信函请求允许建造一座永久性的荷兰工厂。1609年7月6日，其中两艘船舰，带箭的红狮号（Red Lion with Arrows）和狮鹫号(Griffin)停泊在位于平户的一处平静渔村的码头。当两名贸易特使Abraham van den Broeck和Nicolaes Puyck走下船后，他们立刻被送往当地的大名处，表达他们的致意，并将他们的信函呈递给引退于骏府（现在的静岡县）的家康。不久后，荷兰人接到了喜报，他们收到了一封家康手书的特许，即德川家康授予荷兰东印度公司“朱印状”。允许荷兰人在平户建立永久性的贸易商站，这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荷兰商馆。
「和兰船图说」
林子平撰 天明２（1782）长崎版
紧随商人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也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葡萄牙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在日本成绩斐然。截止至1582年，日本的天主教徒已经达到15万人。那时，一些边远地区的大名为了获得贸易的利润和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武器，对传教活动采取鼓励态度。随着天主教的活动及其与地方大名的联系愈加密切，引起了幕府的重视和警觉，统治者认为这可能是对幕府中央政权的一个潜在威胁。于是在1587年，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关白丰臣秀吉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禁教令，下令传教士必须在20天内离开日本；但仍然同意天主教国家的国民只要不在日本传教，就可以来日本经商。因而，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完全禁止日本的海外贸易活动。1592年，他规定只要持有盖有丰臣秀吉朱红印章特许证的日本船只，就可以出海经商，这就是所谓的“朱印船制度”。很显然，从此时起，日本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加强对海外贸易活动的管制。1603年，德川家康通过大阪冬、夏之阵彻底打败以丰臣秀赖为首的丰臣政权，正式成为日本新的统治者，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开幕。德川家康延续了丰臣政权的贸易政策，继续发展同海外的贸易。1609年和1613年，荷兰和英国也先后来到日本，同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当时的日本人在一本名为《长崎逸事》的书中这样记叙道：“方今吾客商通外夷者殆三十国。自有我邦以来，未有如今日之多且盛也。”但是，传教士的活动仍然很活跃。当时家康曾一度默许基督教的传播，后来因感到基督教势力的迅速扩大很可能危及日本传统的封建统治，于是态度转为禁止传教。1612年，幕府在直辖地首先颁布禁教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翌年便把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1615年起，进而对朱印船贸易也严加限制，如果说之前的禁教令可以看作是德川幕府政治锁国的开始，那么限制朱印船贸易则是一种经济锁国措施，这两条政策为后来德川幕府的全面锁国埋下了伏笔。
1639年，幕府下令断绝同葡萄牙的贸易往来。而在这之前，除了荷兰以外，另一个被允许和日本建立贸易关系的西方国家是英国。将军家康在1613年曾经给予英国人特许，容许他们在平户保留有一所工厂。然而，自从他们意识到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对于他们出口贸易的商品市场来说是 “永远不可能成为其主要的目标”，而他们“唯一所需要的只是在他们国家所出产的富足铜矿，可以用于国家的消费和外贸出口。”因此英国人在日本居住地的行为开始变得愈加自由主义化。最终导致他们在同荷兰人的竞争中失败，于1623年自动撤出了日本。由于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他们只对于贸易往来感兴趣，并向幕府保证绝不进行传教活动，因而在17世纪上半期，荷兰成为了唯一获准航渡日本进行贸易的西方国家。此外，荷兰商人还曾经支持幕府对农民一揆的镇压，也博得了幕府一定的好感。因此，幕府才允许同荷兰进行官方贸易活动。此外，日本传统的对外贸易国家中国和朝鲜也仍然可以同日本通商。但是由于在1631—1636年间，作为西方文明传播者的荷兰人在平户也遭遇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冲击。在家康死后，当他们请求新幕府再度确定之前家康所授予他们的贸易权力时，他们却严重的估计错误了。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对于新出任的2代将军秀忠的不尊重，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侮辱：当他们向秀忠重申家康时代曾赋予他们的权力, 这等于是在暗指如果秀忠改变了父亲时代所制定的政策，那么他就是一个不孝子。因此，荷兰人为他们的猜疑付出了惨痛代价，他们之前所享有的特权受到限制。荷兰、中国与朝鲜在日本的贸易活动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严格的管制，并且只能在长崎一地进行贸易。
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同日本的贸易往来，《洪敏麟•台湾地名沿革》载：“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24年占据台湾鲲身（今安平），建城砦，初称奥伦治城，崇祯四年（1631）经重建，改称热兰遮城（又称台湾城、安平城、红毛城、王城、安平古堡等）。”；《云林文献》也记载：“荷兰人由云林县北港转口，筑城于安平。” 1650年又在台南建设赤嵌城（荷兰称普罗文查堡），企图长期盘踞。荷兰在台驻军最高达2800人。从此台湾成荷兰人把中国生丝等商品运往日本的基地。荷兰人殖民台湾后，大力鼓吹中国大陆人民移居台湾，进行水稻与甘蔗的种植，自澎湖、福建引进水牛，又自越南、爪哇输入拉车的黄牛（参见：《西螺七嵌与台湾开拓史》），其影响波及至今。据统计当时赤崁附近的中国移民已达一万人。荷兰人以台湾的稻米、糖和鹿皮与中国、日本交易，换得黄金与白银，到印度购买棉布，再以棉布与东南亚的原住民交换胡椒、丁香、荳蔻等香料。当时荷兰人一年自台湾输出的鹿皮，最高达十五万张，当时日本武士战袍的肩肘衬里，用的几乎都是来自台湾的鹿皮。[3]
出岛时代（1641—1853）
同期，在锁国政策的影响下，幕府为了加强对于荷兰人贸易活动的监管力度，于1614年命令荷兰人将原设于平户的荷兰商馆迁往至长崎的人工岛屿——出岛。每年荷兰商馆需支付幕府银两55贯作为租金，这样荷兰人便开始经由贸易途径积极地将西方文明源源不断的介绍到日本。在这座面积只有三千九百六十九坪的扇形孤岛上，荷兰人不禁感慨自己被关押在一座无形的“国家监狱”中。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幕府这种严格的管理体制，使得荷兰商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得以免受外界的干扰与战火的祸害。在1813年拿破仑帝国坍塌之前，荷兰曾沦为法兰西帝国(French Empire)的附庸国。1795年法国入侵阿姆斯特丹，与爱国者派结盟，成立新国会。联省以公元69年反抗罗马统治的巴达维族为名，改名为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 。1806年受路易•波那巴特统治直至1810年。1808年拿破仑撤销宪政改革，立其兄路易拿破仑为荷兰国王，定都阿姆斯特丹。而英国则成为世界殖民霸主，号称日不落帝国。此时日本的荷兰商馆成为全球唯一仍旧悬挂着荷兰国旗的地方。
荷兰贸易船舶于每年的夏季定期驶往长崎港。日本政府规定由欧亚各国航行至日本的船只在抵港时都必须出示下列四种证明文件：1。荷兰传闻书：通过荷兰传闻书幕府可以及时掌握世界局势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研究资料；2。船只搭乘者名册：幕府通过这类名册可以掌握居住在日本的欧洲各国商人与传教士的姓名以及人数；货品目录：这里面一目了然的记载着荷兰船只从世界各地运输到日本的商品货物，正是这些琳琅满目的舶来品对于日本近代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影响时至今日在长崎等地依然清晰可见；4。书信类信函：各国首脑与高官致日本天皇与幕府的信件。
作为在出岛重要存在的阿兰陀通词
「栏馆图(一部)」/石崎融思笔
(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藏)
其实早在德川幕府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之前，一部分西方的文化科技已经经由耶稣会的传教士传入日本，但那时由于比较零碎，还没能形成系统化，学术层次也还处于比较低的阶层。传教士们的活动又相对分散，在日本没有组成比较固定的教会组织，因此早期的传教活动所带来的文化未能形成主流，只是作为补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存在的另一种学术。那时中国文化在日本仍然居于主流地位，从日本人将西方人称为“南蛮人”，特别将荷兰人称为“红毛人”这点上就能认知一二，很明显这种称谓是受到中文的影响。兰学这个专有名词也并非一开始就如是称呼的，它最初被称为“阿兰陀流”或“红毛流”。随着在学习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人逐渐发现原来西方的学术与传统的东方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再后来他们更认识到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凌驾于东方古文明之上，从而对西方学术边的变的愈加重视起来，并且孜孜不倦的吸取其中精华，并把这种学术尊称为“兰学”（即通过荷兰传播到日本的西方学术）。由于在整个锁国时代荷兰垄断了日本对欧贸易。具体地说兰学是在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由荷兰人于17世纪初传到日本西方学问，但鉴于其内容还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家所创立的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知识的学说，因此在广义上也属于“洋学”范畴。可见，“兰学”并非仅指荷兰的学术，而是经由荷兰传入日本的近代西方学术的总称。
兰学系谱相关图
由于德川幕府认为天主教有颠覆现行政权的危险性，因此明令规定禁止在日本传播基督教，以此来推行以禁教为目的的锁国政策。当时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都是被严令禁止的，这包括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与人文科学等；由于传授自然科学不在此列，因而兰学在传播内容上以西方军事技术、天文历法、地理海洋以及医学（西医）为主。[4]传播上，荷兰方面以商馆的医师为主，还有商馆馆长、书记等人士也参与传播工作。日本方面除了获得幕府特许的一些学者与有识之士外，自然以幕府派驻商馆的翻译人员为中心。此外，由于继续保持着和清朝与荷兰的贸易关系，17世纪中期以后，一部分西方文明通也过中国间接地传入日本。其中地理知识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宣传主要以一些世界地图、地理著作为载体。譬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1802年）、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全图》）、《坤舆外纪》（1852）等。最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该书成书于1842年，1847年刻本扩大为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刊载于扬州。它是我国清末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的名著，分论西洋近代各国国情，兼说近代武备、产业、外交等富国强兵之道。作者宣称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海国图志》在嘉永6年（1853）以后才流传到日本，但对于当时如饥似渴地吸收外来知识的日本人来说无异于福音书，立即受到幕末维新志士的热烈欢迎。魏源的理论使当时日本的不少幕末维新志士如：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安井息轩、桥本左内、吉田松荫等人大为折服，该书曾多次被翻译成日本语、作为必修教材而备受重视。兰学就是通过上述直接或间接的传播渠道逐渐对日本社会产生影响。
以1774年在日本出版的《解体新书》（Ontleedkundige Tafeln）为例，原书是由德国医学者库鲁姆斯（Johann. Adam. Kulmus 1687.3.15—1745.5.29）编写出版的《解剖学图谱》「Anatomische Tabellen」一书的荷兰语译本。虽然《解体新书》的翻译在日本并不算最早的工作，但重要的是，以《解体新书》的出版为契机，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学术文化中心，形成了一个后来成为兰学核心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解体新书》的出版，就是日本人在学术上转向西方，并认真摄取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标志。本书在日本已不仅仅是医学界划时代的著作，它对当时医学界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以致在往后都对日本的医学的发展方向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解体新书序图
Johann Adam Kulmus(1689-1745)／
ヨハン アダム クルムス原著
Gerarrdus Dicten／
ヘラルドウズ ディクテン兰译
杉田玄白(1733-1817)和兰译
1774年刊 初版
1）卷之一 ◎解体的大意、解体方法、心机构造、用具、身体、器官的名称及说明
2）卷之二 ◎关于头部的各器官(脑，毛发，髓，眼，耳朵，鼻子，口等)
3）卷之三 ◎关于胸部(膈膜，心肺机能，血脉等)、腹部(肠胃等)的各器官
4）卷之四 ◎关于腹部内脏(脾脏，肝脏，泌尿器等)各器官，妊娠筹划，全身的肌肉
5）卷之五 ◎吉雄永章撰序、杉田自序、凡例、小田野直武解体图
阿兰陀通词的商馆员
在锁国政策（1639——1854）实施以前，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可以自由地在日本与一般的平民百姓进行接触，这也等于获得许多学习日本语的机会，从而能够更加便利地进行传教和贸易等各项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在日本的天主教信徒数量的增长，他们其中不少选择进入当地的神学院或者修道院学习葡萄牙语和拉丁语，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阿兰陀通词”。然而在秀忠颁布锁国政策后，幕府为了杜绝宗教活动和各类非法与地下贸易活动，规定荷兰商馆馆长人选必须每年更迭，馆内的工作人员也不得长期驻扎任职。商馆长，从第一代的（ヤックス・スペックス）起到最后的一名（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全部共163人。停留期间通常为1年，不过也有象（ヘンドリック・ドゥーフ）那样停留了14年的商館长。至于可供活动的范围更只限于九州的一块人工岛屿出岛内。因此荷兰人虽然身居日本，但要想与日本当地居民接触却成为了一种几率微乎其微的社交活动，至于学习日本语则更是一种奢望了。不仅是宗教传播被禁止，就连原本提供日本人学习西方语言的神学院等也被勒令关门大吉。在锁国体制下，幕府要想翻译西洋著作只得亲自出面招募精通荷兰语的日本人充当翻译，或者为一些值得信赖的人员进行荷兰语的培训，以便将来加以委任为翻译人员。
当时日本荷兰语翻译人员被称为“阿兰陀通词”，商馆开设的整个期间人数估计超过一万人。早期的阿兰陀通词，是从事荷兰语的翻译和贸易业务等重要的工作。从平户的商馆时代起就作为翻译存在了。不过，由于后来与荷兰商馆一起迁移至出岛，翻译人员就作为阿兰陀通词被世人所公认，编入长崎的地役人（地方官员）等组织，那时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认为阿兰陀通词的位阶和人数由上至下基本分为阿兰陀通词目付2名，大通词4名，小通词4名，稽古通词若干名，共分作三等级。此外还设有内通词近百名以及内通词小头12名。前四种位阶属于正规翻译官员，翻译官的下属有内通词小头与内通词，他们在翻译官的指挥下工作。在出岛还设置了通词的会所，当值的1～2名通词通常需要昼夜不停地工作。停留在出岛的荷兰人，18世纪时期主要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公司职员。在荷兰商船没来访问的期间，以商馆长、次席商馆员为首的约15名工作人员负责商馆的日常营运工作。
商馆翻译人员的基本工作为：
一、 学习西方语言：基本上除了荷兰以外，依具体情况而定是否需要学习其他语种，如拉丁语等。
二、 临检入境停靠的船只：主要检查入港船只是否为获得通商许可的荷兰船只。
三、 翻译荷兰语文书：这是处于闭关锁国政策下的幕府获取海外讯息的唯一重要渠道。翻译人员需将由荷兰传来的文书翻译成日文，迅速呈报幕府。
四、 翻译搭乘者名册：包括国籍、姓名和住址等个人资料。
五、 翻译由商船卸下的货品目录清单：主要目的是检查是否偷运了幕府明文规定的违禁品。
六、 管理贸易业务：负责处理从船只入港到离港期间的所有繁杂贸易业务。
七、 照顾荷兰人在日本期间的日常起居：负责荷兰商馆驻日本人员和停泊船只的船员相关日常生活上的照料，其中包括外出管制，种种联络手续等杂务。
八、 值班、守夜：工作人员需要在翻译官会馆和宿舍轮番当值，并且担负起记账、作帐、保管文件和相关用具等职责。
另外兼职的职务有：
一、 年度轮值翻译官：又大小通词各1人轮流担任。主要负责长崎市府与荷兰商馆之间的联络交涉事务，荷兰人觐见江户幕府时的有关手续安排，对荷兰人的各种管理与监视，以及日本人前往出岛考察或与荷兰人交往、下订单时安排的大小事务。当然还有纪录当天的工作内容，即所谓的《万记账》日志。
二、 江户轮值翻译官：荷兰商馆馆长等一行谒见江户幕府时的随行翻译官，也是由大小通词各1人轮流担任。负责期间一切大小事务的联络交涉以及晋谒时和访客到来时的所有翻译工作。
三、 御用翻译官：负责为幕府将军、大臣、长崎市府以及长崎长老们向商馆下订单、检视舶来品和评估价格等。
（注：本工作列表引自：阙文三，《日本江户时期的兰学》）
1633年（宽永10年）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禁止除奉书船以外的船只出国。在外居住5年以上的日本人禁止回国，对海外贸易进行限制和颁布取缔天主教的法令。同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荷兰商馆馆长动身前往江户参拜幕府。由于江户幕府允许荷兰对日贸易继续，出岛的荷兰商馆长出于对幕府表示感谢的目的，前往江户谒见将军，上书致谢，并奉上呈赠品。此次参拜也造就了上面提及的江户轮值翻译官的设置。
这次参拜对于荷兰商馆长来说是沿途接近日本人，了解日本的大好机会。这次行程也是颇为愉快的，因为意味着他们从常年被限制在出岛的生活从此得以开放。他们于1633年年末从长崎的出发，翌年正月到达江户。行程所走的路线是长崎～小仓，下关陆路；下关～室又兵库水路；大坂～京都，江户陆路。荷兰人经常投宿的旅馆位于江户日本桥本石町3丁目的长崎屋源右面卫门的家“长崎屋”，屋内放置的椅子，桌子全部是荷兰风格的装饰。来回所需要日数为平均90日，约3个月。出访的荷兰人包括荷兰商馆馆长，书记，医师等3人；长崎奉行所的正，副检事，通事，厨师等 56人，共计59人。献上的物品包括枝形吊灯，ジュータン，更级，地球仪，望远镜；各种珍禽野兽包括象，虎，骆驼，猩猩，ジャコウ猫，水牛，火食鸟等。晋谒期间有许多幕府人士或诸藩医师、天文学者经常访问荷兰馆长，向他听取有关西方情势的介绍，或会见商馆医师请教研习上的诸多问题。当时位居幕府将军顾问要职的朱子学者新井白石(任职时间1709至1716年)就经常在荷兰商馆晋谒幕府时向荷兰人询问许多问题，内容包括荷兰国情、地理和宗教等。正基于他对兰学有着直接深入而广泛的了解，在后来才留下了诸如《西洋记闻》、《采览异言》、《和兰记事》、《阿兰陀考》等名著，后世兰学学者尊称他为兰学的先驱者。[5]因此，此次行程是颇具历史意义的，不仅意味者日兰贸易在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依然得到了幕府的许可，它还使兰学逐渐扩展深入到幕府的所在地江户。
新井白石
１６５７－１７２５
明历３年－享保１０年
至于出岛，自从第一代的ヘッセリンフ以来，共有150人的商馆医生前往赴任。可是，对于那些打算学习医学而出访长崎的人们来说，如何进入出岛却成为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难事。后来他们是在吉雄私塾和楢林私塾等阿兰陀通词的家寄宿并接受指导之后才得到进入出岛的机会。一般认为他们在抵达出岛后，参观学习了外科商馆医生的治疗方法。
在文政6年(1823年)时来到日本的シーボルト，被幕府准许开设为传授医学教育而开办学校一事，也就是后来的鸣泷私塾。一方面给予从全国各地前来投宿来的私塾的学生们一定程度上的指导，以及对市民进行治疗；另一方面更注重进行有关日本的博物学，民族学的研究等工作，它在日本的兰学的发展里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兰学的翻译与普及
江户时代初期，荷兰语学会被限定为只能是阿兰陀通词。不过，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了除宗教关系以外的西洋书籍进口的禁令，允许通过阿兰陀通词来学习荷兰语。从那以后，荷兰语的学习变得逐渐繁盛起来。兰学是一种翻译的学问，幕府儒官青木昆阳（1698—1769）和医师野吕元丈（1693—1761）奉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命学习荷兰语，分别撰写和翻译了《和兰文译》、《和兰文字略考》和日本洋说本草学书《阿兰陀本草和解》等著作，为此后兰学的发展奠定了语言知识的基础。[6]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荷兰语，1783年大槻玄泽所著的《兰学阶梯》，深受读者欢迎。著者大槻玄泽，名茂质，字子焕，号盘水。曾进入杉田玄白的门下学习荷兰医学，以及前原野泽门下学习荷兰语。后出仕仙台伊达家，创办芝兰堂并且培育出了桥本宗吉、稻村三伯、山村才助等众多的门徒。 在文化年间(1804—1818)接受幕命从事天文方面的工作与Chomel的百科词典的翻译工作、这就是著名的《厚生新篇》。本书由乾坤2册共25章组成，乾卷简单说明兰学的理论和兴隆的情形；坤卷分为：文字、数量、配韵、比音、修学、训诂、转释、译辞、译章、释义、类语、成语、助语、点例、书籍、学训等分别进行略述。本书是针对入门者而编集的，尽管并不完备，但是由于将荷兰语法体系化，从而广泛地普及并大大地提高了世人对荷兰语的关注。[7]
1785年前野良泽作《荷兰語辞典》与《解体新书》，1798年稻村三伯与宇田川玄随、冈田甫说等合作《兰日对译辞书》（フランソワ＝ハルマの蘭仏辞書），为荷兰语书籍的翻译提供了更多语言学上的帮助和条件。
青木昆阳
野吕元丈
大槻玄泽著 《兰学阶梯》
天明8年 (1788年)
原来兰学书籍主要依靠江户的医生和翻译来进行研究，属于个人的业余爱好，学术水平低，而且缺乏系统性。直到日文译本《解体新书》的出版，此种状况才得以改善。在之前曾提及的《解体新書（かいたいしんしょ）》是日本最早的正式西洋医学的翻译书，共分为本文4卷，序及图1卷。1771年(明和8年)3月4日，前野良泽、杉田玄白、中川淳庵等人观摩了在江户骨ケ原(小冢原)的进行的一次解剖手术，在那里他们第一次阅览了荷兰语的解剖书“Ontleedkundige Tafelen”。 此书为德国人所著《ヨハン＝アダム＝クルムス》的《解剖学表》的荷兰语译本，他们称其为《ターヘル＝アナトミア》。书中对于解剖学的见解之正确令他们大为吃惊（特别是书中精细插图和实际人体内脏丝毫不差），于是从次日开始就决定着手此书的翻译工作。当时良泽只懂得若干的单词，因此他们翻译的苦心可想而知，这点在玄白晚年完成的回想录《兰学事始》中详细地披露了。他们前后共花了3年多的时间终于将译稿完成，并于1774年(安永3年)由江户的须原屋出版。实际上本书并不仅仅是翻译自クルムス的而成书稿，在翻译过程中还参考许多其他的解剖书。本书正式阐明了人体构造，造就了西洋医学知识普及的基础；通过本书的翻译工作，明确了直接根据原典的自觉进行西方学术移植和研究的方法。《解体新书》出版发行的巨大意义在于它说明了西洋医学作为实证科学的事实与其优越性；它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口授眼传模仿式的片段学习，而是一种经由荷兰文书籍、有组织系统的研究。从此以后，杉田氏也开始正式称这种西洋学术为“兰学”。
作为第一本西书译本，是由著名兰学大师本木良永（1735—1794）奉松平定信之命所译的《天地二球用法》(最初的地动说。稍后出版的《太阳穷理了解说》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行星、视差、近点、远点等译词)。它与《解体新书》同时出版于1774年，不仅通过医学论证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优越性，而且标志着兰学研究在日本的形成。
1793年（宽政5年）宇田川玄随的著作《西说内科撰要》出版。此书是日本最初的一部关于内科的荷兰医书，促进了内科研究领域的发展。另外医药学、植物学方面的译著也相继问世，这些译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日本近代医学的成立和发展。由于早期的兰学最主要侧重的学科是以医学为主，所以最初的译作也多是医学方面的书籍。[8]
宇田川玄随肖像
大槻玄泽笔
（冈山县立博物馆藏）
杉田玄白在晚年撰写了回想录《兰学事始》。此书分为上和下2卷。1815年(文化12年)，当时83岁高龄的杉田玄白，从对外文化交涉中的日兰谈判的发端为契机起笔，总结了兰学开创时期的情况和直到兰学发达期所走过的轨迹。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年他翻译荷兰解剖学著作时的情景，并总结出三大翻译方法论，即对译（相当于直译，就是使用汉字直接翻译）、直译（相当于音译）和义译（针对涵义的内在而言）。他与同志前野良泽、中川淳庵一起，从翻译荷兰的解剖书《ターヘル＝アナトミア》起，经常进行集体阅读讨论，以及从《解体约图》到《解体新书》出版的过程中都是煞费苦心。如脑、心、胃、血等无法用汉字直译或意译的就使用汉字或假名来记其读音，比如说klier，音译作机里尔，后来被玄白弟子大槻玄泽（1757—1827）意译作滤胞；kraak been则根据义译翻译为“软骨”。而玄白的亲笔草稿则交由其徒大槻玄泽负责修订和校正。玄泽根据玄白的草稿，加入自己的见闻，一边问玄白一边记录并予以整理，最终将题为《兰东事始》的书稿赠送给玄白。不过玄白为了使书名容易记忆而将其改成《兰学事始》。到幕末时期以《兰东事始》、《和兰事始》为书名的手抄本开始传播开来，福泽谕吉于1869年(明治2年)将原先的古写本重新编辑为上、下2卷的木刻版本出版之时，将书名《和兰事始》改为《兰学事始》，本书才逐渐得以普及。《解体新书》在翻译性质上，是属于“翻译”、“义译”与“直译”三种方法的混合体。当然，其水平与内容，不可与今日之翻译水准同日而语。
■杉田玄白肖像(部分）绢本着色。石川大浪画、杉田玄白自赞。原本。1812(文化9)年、1轴。69.5×28 cm .
再比如说“腺”字，笹原宏之著《国字的位相》（国语学163收）中记载它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兰学医生宇田川榛斋（玄真。1769－1834年）在翻译过程中所用的生造字，最早出现于《西［说（旧字体）］医范提纲释义》的「题言」部分，这个字一直使用至今。“义译”就是本来没有相应的汉语词汇，日本人使用汉字来译其意，比如神经、软骨等词汇。[9]此外，日本人还创出了很多类似的合成语，比如Periosteum（骨膜）Periost，可以分解为骨和膜，便由此造出了骨膜一词；Medulla ossium（骨髓）Bone marrow，可以分解为骨和髓；其他还有十二指肠（duodenum、フアラムサイレグ）等词语。在其他学科方面还有诸如重力=重+力；焦点=燃烧+点等词都一直沿用到今日。日本人在发明复合语、合成语以及汉语的造语能力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和製漢字の小辞典》
医范提纲
兰学的另一重要学科领域是天文学。本来日本以中国天文学为宗，一贯采用中国历法。虽然在江户时代前期曾经接触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蛮流天文学，但是随着幕府对切支丹（天主教徒）的迫害，其学说没有流传开来（幕府为了杜绝基督教教义入侵而颁布“禁书令”）。到了8代将军吉宗的时代，幕府一方面推行所谓的“享保改革”，放宽了对于汉译西洋书进口的管制，允许输入与宗教无关的汉译西欧科学书籍，如《历算全书》、《历象考成》等，使西欧天文历算知识得以顺利进入日本。为了发展振兴产业而积极推行西方科学文化，对西洋学术的关心主要表现为实用主义（即逐渐认识到兰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实用性），想通过荷兰以达到学习西洋的文化“兰学”的目的。吉宗本人就非常关心自然科学，他曾亲自进行天文气象的观测。为了制造浑天仪、测午仪改编历法，更于1736年要求荷兰商馆馆长从荷兰派遣历法专家渡航到日本。此外，早在1719年，吉宗就委托长崎天文学家西川如见询问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关于潮汐、日月食和天体运动等方面的问题，但是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直到1744年，经过天文学家们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筹备，一座新的天文台终于在江户建起来了。靠着先进的仪器，幕府的天文官们得以修正当时历法中的误差。遗憾的是吉宗本人却没能见到新历的施行。
但另一方面幕府又惧怕兰学作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会对现行政权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和批判，便企图把它限制在科学技术的范围内。1811年幕府设立“藩书和解御用”，即兰书编译馆，网罗了社会上的众多一流兰学学者和翻译官，命学者们进行西洋书籍的翻译，将西洋地理学、炮术和百科全书翻译成日文，例如《舆地志》、《海上炮术全书》；此外还翻译了一系列有关当时国际情势的译著，比如《厚生新编》就是根据法国切美尔编纂的百科全书的荷兰译本翻译而成。这标志着幕府对兰学的统制和垄断，把兰学当作巩固和加强国家政权的工具。
在这样的机遇下，阿兰陀通词为西洋诸科学的普及创下了大的伟大的业绩，天文学通过他们的翻译兰书逐渐被世人所接受。其中，尤其以本木良永和志筑忠雄这个荷兰通词为最，其显著的功绩为世人所认可。就这样，长崎成为天文学的发祥地，而“长崎天文学”这样的称谓也随之产生了。本木良永在《和兰地球图说》（安永元年(1772年)）、《天地二球用法》（安永３年(1774年)）等译著中，不仅最早向日本介绍了提出的地动说（太阳中心说）的科学家哥白尼，还介绍了西洋人观测天河（あまのがわ【天の川】、Milky way）的情形。1798年志筑忠雄编译了《历象新书》，正式将牛顿的力学体系介绍到日本。[10]
随着以医学为中心的兰学迅速的发展，作为医学的基础学科物理学和化学等也开始被日本人所注意。他们由此掀起了翻译西洋科学书籍的高潮，地理学方面有司马江汉著《天地理谈》（1816年）；物理学有青地林宗著《气海观澜》（1825年8月）；植物学有宇田川榕庵著《植学启原》（1835年6月）；化学有宇田川榕庵著《舍密开宗》（1837年8月）；数学有柳河春三著《洋算用法》（安政四年1857）等译著相继问世。[11]
兰学者的系谱
花之时代的终结——江户时代末期
兰学是日本与西方文明接触后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体系，它奠定了医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在日本的发展基础。兰学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跳出中世纪的思想藩篱，开始打破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把目光转向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他们开始逐渐重视西方的科技与军事文明，这与明治维新初期提出的口号是相吻合的。而这种思想也为后来在明治维新中正式提出“Learn from the West”奠定了思想基础。不少兰学学者在研究的道路上逐渐从传统上以道德实践为主的儒学者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随着十九世纪中叶江户幕府的改革，重新实行门户开放后，来日外国人日渐增多，荷兰语以外的外国语也开始传到日本；外交情势日益复杂，幕府再也已无法只透过兰学满足与外国交往，必须改为和各国进行个别直接的交涉，兰学的影响力因而逐渐薄弱。日本的国际语转变过程为「葡萄牙语」⇒「荷兰语」⇒「英语」。
19世纪后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荷兰丧失了海上霸主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后来居上，着手扩大各自的势力。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后，英国要求中国开放5个通商港作为国际贸易港，并且割让香港。当时在被追放到日本的过着研究生活的オランダ•シーボルト急忙向荷兰国王ウィレム二世进言，进谏其应该立刻告知幕府将军鸦片战争的结果，顺应潮流取消闭关自守。ウィレム二世听从シーボルト的进言于1844年起草了对日本的国书，经过正式的仪式后荷兰人依然得到了幕府授予的长崎奉行之职。然而，幕府虽然对于荷兰国王的关怀表示感谢，但却拒绝了荷兰国王的建议。后来荷兰方面作为出岛荷兰商馆的商馆长ドンケル・クルチウス，再次上书劝幕府将军实行开国，取消闭关；结果依然遭到否决。孤立自处的日本从等级观念出发，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一是中国、荷兰两个“通商”国家；二是朝鲜、琉球两个允许派遣使节的“通信”国家；三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不相往来的国家。19世纪上半期，围绕日本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日美展开了一场攻防战，孕育着这一双边关系的不平等化。美国为此对日奉行炮舰政策。1846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璧珥率舰2艘闯入江户湾，以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为样本，压日本与美国缔结不平等条约，受拒后返航，那时美国还是奉行低压政策。1853年7月和1854年2—3月，美国海军准将培理两度率舰闯入江户湾，日本方面称为黑船来航，这时的美国已经转为对日奉行高压政策了。
尽管在鸦片战争后，幕府的对美政策发生转变，以退让求和平，导致美国不战而胜，终于酿成日本的殖民地危机。但不可否认，在整个江户幕府时代阿兰陀通词作为担负起西洋和日本之间重要交流作用的媒介人，即使是在日本开国时期阿兰陀通词依然作为日美之间的交流中介。当时许多官员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了一生。但是如今他们的名字却永远刻在了历史的名册上，成功的身影印证了他们作为名副其实的兰学者那不平凡的一生。近世的兰学者在日本的学术发展里程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兰学者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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