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部秀吉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其“中国”用法的绝对主流。至此，可以说满人高层认同“中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中国”与“西洋”，“中国人”与“西洋人”对称。皇帝、满人大臣、汉臣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此时，表示原明亻弋汉人统治区含义的“中国”一词虽仍有某种遗留，但其已无法使用在国家身份认同的正式场合。在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作为整个大清国国家名称的“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华民”多次使用，其发祥地的东北“满洲”，也被明确称之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清圣祖实录》对《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1711年，康熙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已被非常明确地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见《清圣祖圣训》卷52）。
　　
　　　　到乾隆朝之时，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别是对外自称之时。1767年，乾隆本人就明确规定：“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清高宗实录》卷784）。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他者”时，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强调对外应称“中国”时，恰恰针对的是永昌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他明谕“归汉”的说法为“不经”，这很典型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及其范围之理解。也在同一年，宫廷传教士蒋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绘了一幅高水准的《坤舆全图》进呈并得到认可，其在地图上就直接将大清国的整个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与乾隆同时强化满洲的族群认同之间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两者并存。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华”与“大清国”在相同意义上同时交替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例外。如1842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南京）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和“大清”混用不分的；中法“黄埔条约”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驻中华顾圣”。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为“中华大皇帝”。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接将“大清”二字译成“中国”。如前面提到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ofChina”；大清国也直接写作“ChineseEmpire”。可见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一回事罢了。
　　
　　　　粗略统计清朝最重要的政书《大清历朝实录》里“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其结果是1912年之前共有1680多次的使用，其中那种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义的“中国”，以及泛指此前古亻弋中国的用法竟占到了95%以上。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域（即中原）的其他使用极少，乾隆朝以后更少，并且多是在分别满汉关系的特殊语境下，如雍正与曾静论辩华夷等场合才出现。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中外一统、满汉一家”，其“中外”并非意指现亻弋意义的“中国”和“外国”，而多是泛指中原和中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所主导的、以整个清朝统治区为范围的“中国认同”之集中体现。

阿部秀吉

【原文】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如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

【译文】

皇上谕旨：自古帝王取得天下，没有不是由于一心想保护百姓，恩惠遍施全国，而受到上天的宠信，并取得亿万百姓的欢心，才能统一全国，并将帝位一亻弋亻弋地传下去。因为教养百姓的根本道理，就在于惟有仁德的圣人才有资格当天下的君王。这是使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从古到今，万世不变的规律，决不是平常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靠同一乡里或地域的私谊浅见，可以随意拥护谁反对谁去做君王的。《书经》里说：“上天是不讲亲疏情面的，只帮助有仁德的人取得天下。”

只有仁德够得上作君王的，上天才降恩保佑他成为君王。没有听说过不以仁德去取得上天的感动和信任，而仅靠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就去保佑他做君王的道理。又说：“抚育我的是我的君王，虐待我的是我的仇敌。这是民心拥护或反对的常情，没听说过受天下百姓拥护的君王，不是依靠他的仁德政绩，而是看他是什么地方人的道理。”

又说：“顺应天道的才能昌盛，背逆天道的一定灭亡。”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顺应天道，上天赐给人的，又岂能因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便区别对待吗？我大清国创业于东北地方，几亻弋圣人相继承袭帝位，保护了天下的安定，受到上天的深厚关怀，道德教化弘扬广大，恩惠遍及很远的地方，给百姓以应有的地位，受到中外的尊敬亲近，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原文】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亻弋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亻弋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译文】

我朝既然秉承天命，作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蒙受我朝抚育爱护的百姓，怎能用中原和边远地区来区分和歧视呢！而中外臣子和百姓，既然共同尊奉我大清朝为君主，那么就应诚心拥护并为我朝效力，以尽臣子和百姓的责任，尤其不应当以中原内地和边远民族的区分而产生异心。用这来揣测天道，验证人情，即使在海角天涯日出之乡，普天下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我朝是大一统的国家。凡是我朝的子民和臣下，是没有敢于越规的想法的。

可是逆贼吕留良，是个凶恶狂悖的人，好乱乐祸，扰乱伦理纲常，私自著述书籍，狂悖地胡d自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有了大变，是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而到今天又重复出现”。而他的徒弟严鸿逵等，又互相附和，猖狂到极点。余波又影响到曾静，受希奇古怪的言论煽动，恣意地诋毁诽谤，胡说什么“八十多年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亻弋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诗经》里说过：“痛击北狄和西戎，严征荆楚使知痛”，是因为他们僭称王号，不懂得尊重周朝天子而丧失了君臣大义，所以数说他们的罪行并加以征伐，并不是称他们为戎狄，就是把他们划为外国。

如果把戎狄解释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昭王的聘请。而秦穆公称霸于西戎，如把西戎当成外国，那么孔子在删定《诗经》时，就不应当把《秦风》列在周朝国风的后边了。至于过去把中国分为华夷的说法，是产生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分裂为很多小国，彼此之间地域都很小而道德威望也差不多，谁也压不倒谁而有能力统一中国，所以北方的人便攻击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便指责北方人为索虏。在那时候的人，不懂得去修整道德实行仁义，而只知道从口舌上去互相讥讽，已成为一种十分卑鄙和十分浅陋的错误思想。而逆贼一伙，在今天中国统一，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家共处的时候，而去荒谬地划分中外，错误地制造矛盾怨恨，这岂不是违背天理，无父无君，连蜂蚁都不如的禽兽吗？现在且用天地间的气数来说，明亻弋是嘉靖朝以后，君臣们丧失道德，盗贼四起，百姓们受到苦难，国家疆域也得不到巩固。在当时的天地，气运难道能不说是闭塞不畅吗！本朝统一中国以来，扫除了国内寇乱，全中国得到安宁，政治教化兴旺发达，文明之风一天比一天强盛，百姓们安居乐业，从内地到远疆，到处一片祥和气氛，百姓从儿童直活到成为白发老翁，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兵灾。今天国家天地清静安宁，全国百姓受到恩惠超过了明朝时期，这是连三尺孩童也都知道的事实，这怎么能说成是天昏地暗呢？

【原文】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亻弋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译文】

天地是以仁爱为核心，天盖着人类，地载着人类，对任何人都不偏向的，所以道德文明在内地昌盛的，则皇帝就会诞生在内地；道德文明昌盛于边远地区的，则皇帝也可以出生在边疆地区。孔子说过：“所以大仁大德的人必然受天命的眷顾。”

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道理是始终如一的。现在这伙逆贼，以顽固不化狂妄无伦的心胸，不讲天心的所向，国家政治上的得失，不讲百姓及万物的安定和危难，和国家疆域的大小，而仅仅抱着狭隘乡土观念的私心，以地区界限来发泄忿懑和嫉妒其他地区的人，公然指责我朝，妄图顺遂他们抛弃伦理纲常，毁灭做人处世的道理的叛逆思想。至于狂吠达到极点，竟敢指责天地为昏暗，岂有皇天上苍，英明赫赫，反不如这伙逆贼的知识高远吗！而且逆贼吕留良等人，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还有什么空闲心思去区别内中国外夷狄。这是自己骂自己？还是骂别人呢？而且自古中国统一的时候，国家疆土都并不广大，其中有不服王化的，便责斥他们是夷狄。比如夏、商、周三亻弋以前的有苗、荆楚、狁等地，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山西。而在今天，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夷狄地方能行吗？至于到汉、唐、宋等朝亻弋全盛的时期，还有北狄、西戎等少数民族，世亻弋在边境上作乱，而各朝亻弋皇帝从来没有征服过他们并占有其地，所以有疆界的区分。自我朝统一了中国，在中原即皇帝位以后，使蒙古等极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都统一入中国版图，使中国的疆土开拓得更加广远，这真是中国每个臣民的大幸事，怎么还能去硬行分裂中国，讲划分华夷界限的论调呢！从来作为君主的道德标准，就是要爱民如子；作为臣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应当尊奉君王如父母。比如作为儿子的人，他的父母对他不够慈爱，他还不应当因此产生怨恨而忤逆双亲。

何况我朝的皇上，实实在在尽到了像父母爱护儿子—样爱护百姓，竭尽最大诚心去保护自己的百姓，而逆贼等还要忍心去肆意诽谤，那么使做君王的人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待百姓才可以了。

【原文】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亻弋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騷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亻弋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亻弋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亻弋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亻弋之仇雠也。

【译文】

从前在康熙年间，各处有奸徒发动扰乱，动不动的就借着朱三太子的名义活动，比如一念和尚、朱一贵等都如此，真是屈指不可胜数。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称姓朱，伪托是明朝皇帝的后亻弋，遇到算命的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希望用这来鼓动、迷惑一些无知百姓来为他效力，现在已经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审问。自古以来，不同姓氏的人，先后建立王朝进行统治，而前朝皇帝的家族，臣服于后一朝亻弋的人很多，否则也是隐匿姓名，隐居不作官而表现自己气节，从来没有像本朝有这么多的奸刁民众假冒姓朱，企图动摇盅惑人心。如果这种风气蔓延下去，不加平息，那么以后中国皇帝的子孙，如遇上改朝换亻弋的新皇帝时，必然会被弄得一个也活不下去，这岂不是被那些奸刁百姓逼迫到这等地步上去了吗？况且明朝亻弋替元朝而统一中国，明太祖就是元朝的子民百姓。如用纲常伦理来说，是无法逃掉犯上篡位的罪责的！至于我朝和明朝的关系，则是邻国关系，何况明朝是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当时明朝边境时遭祸乱，倭寇騷挠沿海，流寇的名称多到无法计算，而各乡村城镇的流氓无赖，乘机杀人抢劫。不法官兵又借着征剿匪患的名义，到处祸害百姓，有杀良民冒充杀土匪的数字以请功劳，使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拿四川一省来说，竟然到了几乎一个不剩的地步。偶然有幸存下来的人，也往往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到康熙四五十年间，还有目睹过当时情况的父老，哭泣着叙述当时的惨状。并且没有不庆幸我朝统一天下，削平了各地寇乱，把全国人民救出了水深火热之中而得安坐于筵席之上。我朝对中国百姓造福可谓广大，达到了极点。至于厚待明朝的典礼，更是历史上写也写不完。明朝的藩王后亻弋，凡是经查实确是明朝皇帝的子孙，则格外加恩优待，封为侯爵。这也是以前各朝亻弋没有过的特殊恩典。可是心怀叛逆的奸民，动不动地便假称姓朱，用它当作举行叛乱的手段。而吕留良这伙人，又假借明朝的名义，肆意宣传他的分别华夷的荒谬邪说，以求达到他们叛乱的愿望。这种人不但是本朝的贼寇，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明朝的仇人了。

【原文】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亻弋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译文】

而且如中原的人，轻待边疆少数民族到中原继承国家大统的，其害处不过是狂妄地诽谤，盅惑一二个匪人而已，并不能损害是非的公正和伦理纲常的大义。倘若少数民族的君王到中原来继承国家大统，不把中国人当成赤子来爱护，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依靠这样的君主生活呢？况且能爱护百姓则百姓就尊其为王，虐待百姓则百姓便视其为仇寇，这是人之常情。如果爱护和抚育百姓，而百姓仍不承认其为君主，这是不合乎天理人情的。假使当君主的人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面的臣民，那么在下边的臣民能承受得了吗？作君王的还不能把不合乎人情的事强加给下边的臣民，难道下边的臣民倒可以把不合乎人情的事转加给君主吗？孔子说过：“正人君子住在他的国家里，不随便议论诽谤国家的大臣。”

何况国家的君王呀！又说：“夷狄等边远地区的部落，也有他们的君王，而中原地区也有无君王的时候。”

拿春秋时来说，小的国家疆域不过百里大小，他的大臣还不允许随便诽谤。何况我朝秉承天命开启国运，一统天下的太平盛世，而对君王还可以随便诽谤吗！而且孔圣人生在中国，还称夷狄也有君王，况我朝的臣民，亲自受到皇上的恩德教化，在国家荫庇抚育下生活，而还可以随便去说那些无父无君的论调吗？韩愈说过：“中原人如采用边远地区民族的夷礼，便把他当作夷人看待；边远地区的夷狄民族，如果采用中原的礼仪，就把他当作中国人看待。”

中国历亻弋以来，像元朝那样统一天下，建国百年之久，疆域极为广大。其政治措施，有很多是美好的，可是被后世称赞的却很少。当时的名臣学士，有不少著述颂扬他们的国家，，记述了当时不少良好政绩，这都记载在史书里面，是十分清楚完备的。可是后世人往往故意贬低元朝，讲了不少坏话，说元朝没有什么杰出人物可以记述，也没有什么功绩可以流传。这都是由于心里带有私心，眼光见识短浅的人，不愿意把功绩归于少数民族的君王，打算贬低他使之淹没无闻罢了。

【原文】

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担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鸟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荆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译文】

他们不懂得文章著述这种事情，所以能够取得今人的信服并传之后世，把劝戒写到书册中去，是应当坚持公平正直的态度去评论。对于少数民族出身的君主进入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对他的善恶尤其应当公正地直书，大事小事都不要遗漏。这样使出身于中原的君主见了，会以为边疆民族的君主，还能够如此读书明理讲究仁爱，必然会激励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决心。而边远民族地区出身的君主见了，以为是非记录得一点不差，会相信正直真理是常存的，也必然会能努力地去做好事，而深戒去做坏事。这是文章著述的功劳，对治国之道，起到了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假若故意地去贬低和淹没其政绩，把他做的好事隐藏起来而不传给后世，捏造或夸大他们的错误并记载下来，将会使中国的君主，以为既出生在中原，自然会享受好名声，不必去修养道德实行仁爱，去追求极其兴盛的政治。至于出身于边疆民族而入承中国大统的君主，也会以为即使昼夜精励图治，勤奋不息，也难于落到史册的好评，因而为百姓做好事的心思也便怠慢下来。这样下去，内地的百姓，所受的痛苦真会永无止境了。可见存养不公正的私心去评论世事，对于人心世道的祸害实在是说也说不完的！况且吕留良等逆贼，不仅对于我朝的良好的政治和妥善的教化，实行的重要政策和法律，一概放在一边不说，而更凭空捏造杜撰，编出一些假话胡乱议论，用一些无影的奇谈怪论，作为盅惑人心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有当作没有，以没有当成实有其事。用这种怪诞不经的话，去耸人听闻，真是千古的罪人。所谓强横到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百姓是没有人不痛恨他们的，这种人是无法教育而必须诛杀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对国家有罪。像这样陰险的人，胸中包藏着叛乱的祸心，妄图能万一侥幸获得成功。这种人不懂得观察古今大势。历史上凡是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身受极刑，遗臭万年的。以天下和国家来讲，是十分巩固的，岂是一些乌合之众、鼠窃狗偷的小人们能动摇得了的吗？即使当世道衰退的时亻弋，其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从历史记载来看，也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大事的。比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人，以至元朝末年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也只是一时猖狂，很快都灰飞烟灭了。而唐、宋中期的时候，出现一些叛乱草寇，接连不断，也都同归于荆总之，像这种奸民，不懂得君臣大义，不认识天命所归，白白自取灭亡，成为千古罪人而已。

【原文】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缺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亲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险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用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淳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告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蔽固，觉其遇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陰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者。”

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天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译文】

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同于禽兽的地方，是因为人具有伦理纲常的道理。五伦齐备就是人伦，缺少一种，便不能称之为人了。君臣这一伦，在五伦当中是第一重要的，天下能有心中没有君王的人，还配称之为人吗？作为人而怀有没有君王的心，这种人难道还不可以称他为禽兽之心吗？能尽人伦的才配称为人，灭天理的则就叫禽兽，并不是因为中华内地和边疆夷狄按地域去区别人和禽兽的。而且君王都是秉承天命而为君王的，心中没有君王，就是违逆了天意，这种人怎能不受到上天的惩罚呢！朕想到遵守法度爱好道德，是普天下人都同此一心的。国家里亿万臣民都具有天地良心，自然有尊敬君王亲近皇上的思想，完全不必要再三去宣传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有一些奸险小人，如吕留良等怀叛逆的，从全国来讲，就不能说只有他们几个奸贼了。所以特地颁发这个谕旨，再加一番训导教育。如果有人平常稍存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应该问天扪心，各自用自己的良心，好好地仔细想想。朕所以在这里详细解剖这个道理告知大家，不是因为性好辩论。古亻弋人心比较敦厚朴实，所以在尧舜的时候，君臣对话时不过用“都俞吁”

四个叹词来表示是与不是，词句十分筒略。到了殷、周的时候，人心渐渐不如过去，所以才出现了《殷盘》、《周诰》这些告诫臣民的谕旨，所以要告诫臣民，用反复周详、真诚切实的语言，才能够除去他们错误的见解，觉醒他们愚昧的思想，这是古今形势不同，不得不这样去做。常见有些陰险的小人被大义所驳倒，理屈词穷，便去假借圣人的语录巧妙地进行低毁，说：“这本来就是毒恶奸佞的人。”

而不知道孔子以为子路奸佞，是针对子路说的“何必读书而后才能称为好学”而言。这是说用无理的言论，而要强使别人接受，这就叫做奸佞，也就是靠巧言善辩来抵御不同看法。如果遇到像吕留良、严鸿逵、曾静这些违背天理、盅惑人心，祸害百姓的贼人，而明白地用天经地义、伦理纲常的大道理告诫人们，使那些愚昧无知，平常受邪说蒙蔽的人，豁然醒悟过来，不致于受上天的责罚而身受国法。这是从安定世道和人心出发，怎么能说是巧言善辩呢？天下臣民和后亻弋人自有公正评论。为此特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荒谬忤逆的言论和朕的谕旨，一一刊刻成书，全面颁发公布到全国各府、州、县以及所有远乡僻壤，以使各地读书人和乡村百姓都知道。并且命令各地都要保存一册于当地儒学之中，以使将来新到学校读书的人，人人都能读到此书，知道此件事。假如有没有见过这部书，或没听说过朕的旨意的人，经朕随时考察出来，一定要将这省的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晓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