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田豪

下级武士自然清苦,他们分两种,一种获得知行地,另一种则只领取禄米~~~~清兵卫一年的俸禄是五十石，即可以从年产五十石的知行地里获得年租,按四公六民算,就得再扣去二十石,只能领取三十石了~~~ 一般来说,一石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当然得掺其他东西,否则根本不够吃)~~~~ 五百石以上为旗本,万石以上为大名(诸侯),百万石就是大大名(国持大名)了~~~

真田豪

然,就象楼上的某虎说的那样,武士也得养家,有老婆孩子要养,大名还得负担更多的武士生计和幕府有意的刁难~~~所以越到后来日子越不好过~~~~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商人拥有大笔财富,搞到后来那些往日不可一世的潦倒武士甚至不惜自降身份去做商人的养子~~~~所以说,有钱才能真正NB啊,嘿嘿~~~

真田豪

嗯，笔误，应该是六公四民~~~

真田豪

有自己种的，也有不是自己种的~~~~下级武士嘛~~~

真田豪

[em04]那是电影啊，不能完全当成史实来看的~~~~一个武士自然是宁可卖妻儿，也不会卖配剑的~~~

真田豪

[em04]这不是留不留把刀的问题啊~~~~武士道的规则就是将荣誉看的比生命还要重要,配刀作为武士的特权与象征,是武士极为看重的~~~~上至大名,下至武士,没有不看重刀的,几乎是片刻也不离身的~~~不要说卖了,就是从其刀剑上跨过去或者说他的剑不好,那也非得跟你拼命不可,最不济也会对你心存愤恨~~~~德川家康够能忍了吧?就因为本阿弥当众指出他高价买来炫耀的足利尊氏的刀是已经重新铸造过的,结果家康此后就再也没召见过本阿弥~~~~家康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以想见了~~~

真田豪

某虎你到底有没有读过《日本武士道》这本书啊？~~~家康也不是象你说的那样，否则他能建立维持二百余年的江户幕府么~~~事实上，正是由于他困惑于名份、道义这类东西，才在关原之后拖拖拉拉的等了十四年，直到觉得自己命不久矣才下决心对付丰臣家~~~作为武家栋梁的人首先背弃武士道精神，家康正是顾虑这一点，才把自己弄成臭名远扬的老乌龟，要他真是个大流氓反倒好了，不会弄到自己为保权势而丑态百出，一早就篡位夺权鸟，后人说不定还得称赞他果断捏~~~

真田豪

武士道是武士所认同并遵守的一些规则,比如对恩主尽忠,同时视荣誉重于生命,在遭受侮辱时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反击,哪怕这侮辱来自自己的主子,家康就曾经因为无心嘲笑过自己的一个家臣,结果人家一把火烧掉了几乎半个江户城~~~尽忠如果没有回报,或回报不能令其满意,那么是很可能会背叛的,这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是利益相关,也关乎名誉在内~~~ 镰仓幕府的垮台很大一个因素是无力对抵抗元朝入侵的武士阶层加以恩赏~~~~从平安后期武士势力抬头开始,其实就存在这些潜规则了,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明确的文字(法令)规定罢了,.只到德川幕府发布那区区十三条(好象是吧,记不清了)武士御法度~~~ 源平争霸时武士道精神就已经很明显了,比如杀平敦盛那个故事,源义经与弁庆的故事等等~~~

真田豪

你个白痴大萝卜~~~甲阳？俺还平家物语捏~~~~首先，以清兵卫而言进行讨论，他就该遵守宁卖妻儿不卖刀剑的武士道精神，除非他是个异类~~~其次，俺说的很明白，在平安后期武家势力抬头后其实就有不成文的武士道规则（或说精神）逐步形成并完善~~~最后，提到武士道这个名词，自然是德川幕府才有的专用名词，但不能否认此前就没有武家认可并遵守的潜规则~~~

真田豪

俺不认得新渡户稻造~~~~俺35楼的意思看来楼上两位都没仔细看~~~另外,津田左右吉最主要的贡献是打破书纪的神话,而不是谈武家之道~~~

真田豪

津田左右吉的<武士道的渊源>,是1901年他28岁时发表的~~~~津田左右吉一生著作甚丰,但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此~~~~俺手头就有中华书居的<津田左右吉研究>~~~ 武士道是突然形成的吗?是天上掉下来的吗?自然是有个形成并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可能在几十年里形成吗?~~~自然,武士道作为专有名词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其内涵也肯定会随时代不同而变化,但肯定会有些比较本质的东西是继承下来的~~~

真田豪

去买套岩波书店的《津田左右吉全集》就OK了，《武士道的渊源》在第22卷~~~俺没有~~~ 转的内容： 以下是几个具体问题： 　　 一、概念与起源。1、定义。名不正则言不顺，总的看来，在研究者之间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缺点，缺乏对武士道一词的具体含义的准确剖析与把握，很容易使人把武士道的含义扩大到几乎与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相混淆的程度。有的文章在论述中就有意无意地把许多与武士道一致的道德要求当作武士道来处理了。李泉岳等的文章为了论证武士道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直接就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一些主张是武士道，而不再引证材料加以论证。虽然许多日本人也曾宽泛地使用这个概念，说武士道就是大和魂之类的话，但是有的日本学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而我国研究者对此显然缺乏分析。 　　 2、武士道一词的起源。王家骅认为最早出现于江户时代，其它作者也有几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武士道一词。武安隆认为是战国时代（P217），但是他并未引用文字材料加以证明。 　　 二、演化与分期。阶段的划分可以反映对于武士道的历史的把握，许多学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戴季陶是最早的分期者（P28），但是他并未标明每个阶段的起讫时间，只是一个政论家对武士道的演化的敏感的把握，同时也反映了学术研究的不足。且戴成书于1928年，未论及以后的变化。万峰划分为“中世纪的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现代武士道”以及战后的武士道。明确标定起讫时间，并分别论定其社会经济本质。李泉岳等的文章也划分为四个时期。他们把万峰的“中世纪的武士道”划分为更详细的三个时期：“起源”（平安时代），“旧型武士道”（镰仓～德川初期），“新型的士的伦理（德川时代）。他们的第四个时期又划分成两段，与万峰的第二、第三时期完全一致。未论及万峰的第四期，即战后阶段，只提到了战后武士道作为右翼思想的复活。比起万峰的划分，少了一些历史的连续性。但是对中世纪似的划分更为细致。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仅仅提到早期（平安时代）与后期（德川时代）两个阶段，强调早期尚未形成体系，后期才系统化并涵盖整个武士阶级（P148、P 229）划分较为粗糙。 　　 目前所见到的主要涉及一个时期的文章有刘毅的（镰仓时代）、王中田的（江户时代）、宋成有的（明治时代）。其它各个历史时期的武士道的专题论文还未出现，不要说更为细致的时间阶段的研究了。 　　 阶段的划分总的看来是趋于精细化，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但是仍有一些分析值得商讨。例如，李泉岳等认为14～16世纪初的战乱时代武士道没有理论上的重要发展。而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陶刚译，三联书店，1989年6月）则认为构成武士道的大部分道德准则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P 56）。铃木大拙的书实际上是在1981年出版的。李泉岳等人的文章则是在1987年发表的，却不对如此尖锐的矛盾加以解释。其原因可能是不能及时看到日本研究者的成果，或者缺乏有力的材料加以反驳，只好避而不谈。无论原因何在，都反映了中国研究者的困境。 　　 三、内容与德目。有些文章以日本人的忠孝、集团主义、节俭等为专题，但是作为武士道的德目来进行研究的文章却未见一篇。吴潜涛《论日本伦理思想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讲到三个特点，其中重视为整体献身的精神与重视节俭两点均和武士道有关。但仅仅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讲到这两个德目而已，并未对这两个德目本身进行分析。比如，节俭精神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表现，等等。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曾附带地反驳了一下日本偏忠、中国偏孝的观点，而有的文章则支持这一观点。究竟如何，绝非简单地引用几个人的话就能说清楚的。而应详细地分析、统计不同的论述，并且要考虑不同历史阶段可能会有的不同的情况。可惜没有看见这种专题文章。而有些文章仍然毫不在意相反观点的存在，自说自话地讲偏忠偏孝。不是说偏忠偏孝一定不对，但是既然存在相反的观点，就应该有文章加以解释。王家骅推测镰仓时代尚未达成共识（P 299），后来的情况没说清楚，因为他的重点不在这里。 　　 单就忠这一个德目而言，王家骅的书中讲到由交换式的忠向无条件的忠的转化，李泉岳等的文章则讲到君臣之情的忠向君臣之义的忠的转化，也都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写作目的而提到的。如果能够把两者串联起来，将有助于历史地把握这个德目。而且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强调感情的忠，在时人的理解中已经不再是忠。李泉岳等还提到德川初期大久保忠教、山本常朝的武士道理论重视君臣感情，而认为忠义会妨碍彻底的献身。这样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 　　 　　 四、思想渊源。关于禅的影响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关于儒家对武士道的影响，一旦更细致地考虑就会发生分歧。如武安隆认为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了用儒家思想改造和充实武士道的倾向（P217），而王家骅认为，儒家思想与武士道形成和变迁始终密不可分，影响的强弱因时代而异，总的趋势是与日俱增（P296）。武安隆的书为后出，似乎应该考虑在自己的书中对王的观点进行解释才好。还有，武士道由不言利到士魂商才的表现与影响，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讲得很清楚。但是，更深一步地探讨由轻商到重商的转变的历史条件、思想渊源的文章还没有。首先是西方的示范作用，但更早的，似乎日本已有这种基础。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三联书店，1995年6月）有非常明确的结论，认为经济的合理性在德川时代已经成为公理。但国内似乎无人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山本的论证主要以藩的经营为依据，并未周到论述。吴廷璆书中讲到德川后期的经世学派，指出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接受与重视，并且指出是受了兰学的影响。那么，我想可以断定，士魂商才的武士道在这一时期的确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且，对于武士道的思想来源，也应该加上兰学。但是还没有人对这一点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吴廷璆的书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 　　 五、人物研究。单纯看我国的有关著作，我们无法得到一个较为清晰的武士道思想家的谱系，这说明在人物方面还大有文章可作。除了山鹿素行、吉田松阴等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北条时宗、大久保忠教、山本常朝、中江滕树、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藤田东湖等等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都曾对武士道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有关研究极为薄弱。以人物为中心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弄清其思想谱系，而且也是搞清楚武士道与与各种流派的学说的关系所必不可少的。目前对于这一问题所能达成的共识仅仅是儒佛到三家均是其思想渊源，更详细的分析就很薄弱了。举个例子，山鹿素行作为武士道系统化的鼻祖，他曾经是朱子学家林罗山的信徒，后来一变而为反朱子学的古学家，这两种思想在他的武士道学说中分别有什么样的反映呢？宋成有《武士道的精神与明治时期的现代化》提到山鹿素行是发挥朱子学而成武士道，朱谦之则认为其武士道思想是其古学思想的一部分，孰是孰非呢？再举个例子，同样对武士道有重要论述的藤田东湖、山鹿素行与中江滕树分别属于水户学、古学、阳明学，他们的武士道思想有何异同、原因与影响又如何？ 　　 六、历史评价。对于武士道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可以第二次中日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评价基本上是褒扬为主，因为看到日本国势蒸蒸日上不免羡慕，而其自身的严重问题尚未充分暴露。甚至有的中国人是接受这种武士道精神所包含的强权原则的。如梁启超写到：“自兹三千余年间，东方大陆聚族而居者，盖亦百数，而莫武于我族，以故循优胜劣败之公理，我族遂为大陆主人。”（P 17）。这里就把古代民族的生存竞争与近代国际关系下的强权政治没有加以区别而简单地比附了。第二阶段的学者对武士道的评价大致能够作到二分式的评判，对其优劣之评价观点趋于一致。这与武士道已经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其全貌有关，也反映了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