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师陈巨来 (许培鑫)
前言
刻了多年的图章，不求闻达。其实呢！求闻达亦难。又画了多年的画，也不能象张大千那样，笔在手成了正宗的“印钞机”，印出来的钞票张张真。我的“印钞机”印出来的是伪钞，人一见就不要，只能自娱了。
近来也算上了年纪，但刚才五十几毛病却已六、七十了。没有收益，妻子又下岗生病，女儿要读书，怎么办？最好的办法还是写些什么：一、不论什么时候愿写则写，而随时又可停。自由得很。二、无论天好下雨，刮风落雪都不要紧。在自己的书房里，暗了可开灯，热了可开扇。
写什么好呢？当然写名人的事才好。忽然想到老师说过：我陈巨来的学生个个有名喽！于是先写我与老师的一段缘吧。虽无可歌可泣之处，但家庭琐事也能写出出色的好文章，君不见《红楼梦》不也是写了大批的家庭琐事吗！
不过我写的是回忆，是回忆就会有回忆不起的事情。回忆不起的事情是否要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或者查一查呢？不要了，因为如果是这样，谁都可以去写任何事情了，就不叫回忆了。所以回忆不起的事就注一笔记不清了，或记不起来了完事。
另外，生活中在特定的地方，常常带有方言。甚至某词在某处某时的含义会与一般有所不同，那么书要写给大家看的就要用较规范的文字了。比如：“才吉”要写成蟋蟀，先生要写成老师（作老师用时）。
我写回忆只能写我听到的、看到的、碰到的、想到的。我只是如实道来，若老师的友好、亲戚见了能提起对老师的怀念或寄托哀思则最好；若不相识，不相识的人作为一篇小说看看，也是我的心意；若有人不满意里面的说法，要与我打官司，则大可不必。因为我可保证我写的都是有根有据，我可不能保证老师或其他人说的都有根有据，更何况老师有些事也是听来的。
人总有优点缺点的，老师也一样，我要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老师，那只有如实道来。是真是假，看过了各人是能体味，决不强求你说一句“事事是真”。
喜也好，怒也好！只是不要诉讼闹事，因为我对一些明星不如实的东西已经剔除了。一定有人要打官司的话，我只能说：你赢了，只是我没有钱赔偿你的名誉损失，有限的钱是要生活用的。
半壁斋主许培鑫
二０００年五月九日
一 相遇
那是七二年初秋的事了，我被判了七年刑后，由市监所谓的“新生监”——六号监学习结束，被送入清一色关押反革命的三号监。
所有反革命犯都背着自己的被褥，拎着脸盆、毛巾、牙刷、牙膏和替换衣服，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三号监，爬上一层层楼梯，转过一道道铁门。
我走上了五楼，才算到了我要被分配的楼面。走过一间关三人的监房便能增加一个新来的犯人，作一下记录，写一张名片插在监房的铁门上。
初秋的天气是热的，但监狱中特殊的设计，使人还是感到了丝丝凉意。
整幢大楼分南北二半，中间是背靠背的两排监房，一排朝南，一排朝北。从监房到外墙的距离约有五公尺，两面各一公尺左右的走道，中间是一个大洞，从底楼直通六楼。除了东西两头有一小方楼面外，只有沿大洞一周的一圈铁栏，大约是怕人掉下去。初见时好象大部分面积被浪费了，但被关过的人会感到真还有些挺人道主义的味道，因为这种“浪费”使犯人在大热天还不至于中暑。我记得当时象我这样三十尚不足的人，只有到了最低温度摄氏28度时，才可以赤膊一晚睡到天明，否则还会感觉太凉。
大家知道这是解放前英国殖民主义者造的监狱。虽然没有人会赞同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造监狱来关中国人，但今天中国人用这监狱来关中国人时却感到亏得英国人造了这样的监狱，因为我从“文攻武卫”的关押处及看守所的监房都关过，没有一处能与这里的监房相比，能象这里的监房一样舒适。如果每一个一点八平方米的小间不关四个人就更好些，而这一点八平方米的小间也常常有关三个人的。
我跟着前面的人一面分配进监房，一面朝前走，将到终点的时候，算轮到我了。
我被分配在西端，离最后大约还有五、六间的地方。我一走进监房，一个热情而急切的声音从一个老人的嘴里发出：“来，来！坐在这里，坐在我旁边。你外面是做什么的？你外面是做什么……”
我看着另二位犯人不动声色的表情，这是怎么一回事！此老人怎么把我当亲人一般地接待，他不知道这里是监狱吗，坐在他旁边！这一共才一点八平方米的地方，哪里不是旁边呢！不过，那招呼我的声音热情而亲切，使我实在感动。自从我被批斗至今时已二年了，谁会用这样热情而亲切的语气来和我说话；谁能用这样的情感来与我亲近！不过，我最不解的还是老人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象要与我交朋友一样？我只是冷冷地说：“别急，让我把东西都拿进来后再坐。”
当我把网线袋拎进来后，老人已经把我的被子放在他旁边了，招手嘱我坐下。一年多的狱中生活，使我懂得了不用客气，请你坐牢就是要你坐嘛！我便坐在自己的被褥上了。
老人又急切地问：“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是做什么的……”
我装得平淡得很，没急于回答。看了看另外二位同监人，他们的态度很“正常”，这“正常”是因为看不出他们是欢迎还是讨厌，这是监狱中特有的“正常”——看见象没看见一样。他们没有权利因为太挤而拒绝我进来，也不能象老人那样热情欢迎。对面的那位五十多岁的人，已戴上了老花镜，低着头，认真地拆着纱头，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靠门开处是一个跷脚，他让我进来后，没有马上拆纱头，而是拿起毛巾揩了揩嘴，又向外张望了一下，大概是想看看分配完了吗。
老人迫不及待地用手推了推我：“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是做什么的？”
这时我才回答了四个字：“做木匠的。”
我真没想到老人一听我是做木匠的，立刻变了神情，俯下了头叹了一口气：“唉！”无精打采地拆起纱头来。
二 沈园柳老“不飞絮”
监房特殊的构造使初秋的天气不冷不热，外面的阳光也显得象春天一样娇柔无力。新来犯人入监已经结束，周围静得可听见拆纱头的“唰唰”声。
老人的叹气既引起我的思索也引起我的叹息……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她漫步在西郊农田的路边。啊！如今你怎样了，到我出来时你又会怎样呢！……
在想念她的一刹那，又象见到了陆游在沈园的一幕……突然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想知道老人为什么一听见木匠就叹气，他是知识份子吗？他看不起木匠……唔！有了，我口中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沈园柳老不飞絮。”我特地把“不吹棉”换成了“不飞絮”想看看这位看不起木匠的老人反应如何！果然，老人活跃了，他转过脸，睁大眼说：“不是不飞絮，是不吹棉！”他马上又问：“你做木匠怎么会知道陆游的诗的？”
我没回答老人的提问，而是与他顶牛。“怎么不是不飞絮！杨柳开花称飞絮，你没听说过‘飞絮飘零泪数行’吗？”
老人“哎！”了一声说：“是不吹棉，就是不吹棉！我问你，你在外面读书读到什么程度？”
我这才回答老人：“我是技校出来的。”
“你是知识份子！你技校出来是知识份子，为什么要说木匠！”老人的口气带有责备。
“我是木匠嘛！这知识份子与木匠有什么矛盾呢？难道知识份子就不能做木匠吗？”我一面看着老人。
“你，知识份子就是知识份子！不要说什么木匠！木匠怎会知道陆游的诗呢!”接着老人带着关照的口气说：“以后不管谁问你，不要再说是木匠，知道吗！”
我心中有些好笑，老人为什么这样讨厌木匠呢！“我外面是做木匠，读书是过去的事，后来也亻弋过课，进来前是做木匠。”我算是详细地回答了老人。
可是，老人并不罢休说：“叫你以后不要说是木匠就不要说木匠！”
我心中想：木匠也没什么好，我也不一定要称木匠！省得老人发火多事。又想：这老人倒主观，竟象教训人一样起来了。
老人可能以为我不敢说自己是知识份子。因为当时文革的分类：知识份子是臭老九。所以老人又说：“你放心说好了，他们二人都是好人，不会汇报队长（狱吏）的。”用手还指了指另二人。
老人说这话，我觉得是够大胆的了，心想也许这里与“新生监”两样些。“新生监”说这话岂不要被批斗！你想，你把不向队长汇报的人看作好人，那么队长岂不成了坏人。“新生监”里的流氓是很会上纲上线的。而队长又是要你们相互斗才好管呢！
老人既然说话这样随便，我想这里清一色“撇字头”（反革命）也许汇报的人少些，也松些。
于是两人聊起了《沈园》二首来了。我奇怪的是我对《沈园》二首已记不全了，而老人却很熟，他能把《沈园》二首一字不错背诵出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棉。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城头夕阳画角哀，
沈园非复旧亭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
曾是惊鸿照影来。
他难道是搞古典诗词的吗？或者是搞古典文学的？我心中想。
这时牢狱犯（帮助监狱中干活的犯人）来了，向新来的犯人都发了纱头，还一人发了一只啤酒瓶盖（拆纱头工具），于是我也拆起了纱头。少不得我介绍了我的姓名。老人也介绍自己叫陈巨来，并帮着介绍了另二位同监——跷脚叫张佩隧、戴老光眼镜拆纱头的叫王继生。老人这样介绍不同于拘留所，并不违反监规，因铁门上都插着监房中人员的名字，开封学习时都能见到。
晚上，睡觉前张佩隧帮着把大家用不着的东西都从铁门空隙中塞出去，以让出尽可能多的面积来睡觉。
没有去住过市监的人，大约见了小监房不会想到一间能睡四个人。住过了，也就知道是能睡的。
这睡法监房中称它为套裁，也就是象裁缝师傅裁布做衣服那样。例如：二米布做不了一件衣，而四米也许能做二件还多些。睡觉的套裁就是二个人，二头睡，必须都朝左或都朝右，侧睡，脚曲成角度与屁股相适应。四个人成二对，不能平卧，这就是套裁的方法。半夜有一个人醒来小便或什么的，四人会都闹醒。马桶是放在最里面角上的，真是够受。
三 学习
第二天早餐时，张佩隧开口说：“陈巨来用餐是与隔壁某某某蹩苗头。”（犯人不拆纱头每月定粮吃二十五斤。拆纱头就能吃三十斤。狱中几乎无人不拆纱头，陈巨来与某某某也拆纱头，故他俩若小月每人每天能吃一斤，大月后十天吃九两。但他俩吃不了，陈巨来三餐吃二两、二两、二两；某某某三餐吃一两、二两、三两。犯人中此现象很少，而我们一小组却有两人。故说他俩是蹩苗头）当然，也就笑笑而过。
早餐后启封，也就是要学习了。陈巨来在出监房前就叮嘱我学习时坐在他旁边。走出监房时他拉着我的手，走道较狭，不能并排走。我象是他牵着手的孩子一样。
他一面走一面进一步叮嘱说：“较归有趣（即非常有趣）。你听，不要说，什么事情都听得到，外面听不到的事情都会听到，像听书一样。”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组，所以西端的一块方的楼面成了我们小组学习的好地方。除了东端的一组象我们组一样外，其余小组都在走廊中学习，所以他们学习都象排队一样成条状。
陈巨来一手抱着坐垫，一手牵着我的手走过端点铁栏杆，到对面墙脚坐下，我也就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这个老绍兴叫孙义文，是蒋金国的表弟，人最好。那个胡子，山东人叫徐曙，是国民党炮兵团团长，淮海战争中被俘虏的。这个小鬼，不要看他人小，可挺坏！什么事情都会添油加酱地汇报队长，弄些事情出来……”陈巨来向我介绍起小组成员来。
我听着陈巨来的介绍，没注意是谁说了一句：“学习开始，先读毛选。”
于是就在我旁边一些，窗下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开始读了起来。他普通话中略带些苏北口音。
陈巨来立即为我介绍起读毛选的来：“他叫黄显忠，是六二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的派遣特务，他们登陆后即被包围，一直打到死剩俩个人，因为队长也打死了，所以才投降。还有一个关在下面。他判了十五年，作孽！一点接济也没有，冬天脱了棉的就是单的，垫被也没有。队长规定有人如有多余衣物，给别人不可以，给他可以……”
“这次我接济，哥哥会给我送一条丝棉被头来，我现在的被头要做垫被了，可以分一半给他。”
我打断陈巨来的话说：“这好！慢慢地接济好了，你在小组中提出来好了。”陈巨来听说我有多余垫被肯送人，表现得很高兴。
陈巨来又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地说：“诺！这个高个子叫王恩富，也是个坏蛋，批判人起来要人的命。”一面用手暗暗地指了指，象是有些见他怕……
读完毛选，组长——监役中叫做值星犯，出典我至今还未去研究过。说了一句：“根据队长的指示，今天仍然批判陆光跃的大毒草，现在开始发言。”
大约过了数秒钟，没见有人发言。陆光跃自己发言说：“还是我自己先来批判自己吧！”我一眼看过去，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年龄倒不太大，不过六十多点，看来精力还很充沛。他说：“由于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后，写了《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正如队长教育的那样：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所以一开始我就站在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立场上，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我偏偏去写《人的错误思想从哪里来》……”
接着陆光跃的发言是：横一个二万字的大毒草，竖一个二万字的大毒草……，好象是在说自己能干，因为一篇学习心得写了二万字，而且是大毒草。须知有毒容易，要成大毒则不易。就象坏人多得很，要成一个遗臭万年的坏人也很不容易一样。我也不觉什么有趣、好听。所以我侧过头对旁边的老人讲：“昨天，你听我讲是木匠，为什么就叹气了呢？”
陈巨来轻轻地说：“你不知道，那跷脚张佩隧很凶，外面是做皮匠的，几次他都要打我，我很怕他。那王继生又什么事都不管，只管拆自己的纱头，不帮我说一句也不劝一句。昨天，我看见来了个白面书生，心想这下来了个知识份子，年纪又轻，知识份子嘛总归帮知识份子的。跷脚便不敢打我了。没想到你说是木匠，我想：皮匠要打我，木匠就更要打我了。所以叹了气。”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但只能低头忍着。一面想：这跷脚还那么凶，能打人，真有点不可思议……。从后来的生活中我知道有些误会，张佩隧只不过是要吓吓陈巨来罢了。
陆光跃这时的发言大约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低头交头接耳的人开始多了起来。陈巨来也打开了话匣继续介绍起小组里的人员来。“你不要看那个哑巴，非常坏，搞嘛搞不清楚的，老是在纸上不知写些什么，交给队长。”
我也没搞清楚怎么会有个哑巴在小组里的。陈巨来又说：“那高个子的王恩富上次与徐曙吵，要想把徐曙压下去，哼！要是在淮海战役前，让他去替徐曙拎包还不知道徐曙要不要呢！……”
一下子我发现交头接耳的人少了起来，都听起陆光跃的发言来了。原来陆光跃的发言开始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仔细一听，果然是外面听不到，他借批判自己二万字的大毒草，引经举典讲起了制造原子笔那个外国人的发家史来了。生动详细，果然好听，来龙去脉好象自己参与的一样。怪不得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那里去了。
陆光跃发言完毕，旁边又一与陆光跃差不多年龄的人，一举手说：“我来补充。”于是，第二档书又开始了……
用不着第三个人发言，他二人你来我往，没二个回合，学习时间便到了，一天的学习时间也就结束了。
进监房，等开饭。陈巨来讲：“听黄显忠讲现在台湾生活很好。他有个兄弟吃公交饭，母亲是个职员。”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台湾生活很好。
四 从师
正是一日生二日熟，下午不学习，只是拆纱头，便谈开了。陈巨来因为我的到来大约是不怕跷脚打他了。显得很高兴。我也不象刚进来时那样生疏，步步为营。
我问陈巨来：“你在外面是做什么的？”一面想在外面他可能是个古典文学的工作者吧！
陈巨来什么都不顾忌，告诉我他在外面是搞篆刻的。
说起篆刻，我好象在外面也注意过——父亲的图章是寿山石的。父亲还曾说起民国时有个石农拿了一对名为刘、关、张的鸡血石到蒋福钿家（父亲是当时蒋福钿家的佣人，专事养鸟养蟋蟀，亦有半个学生的味道，称蒋福钿为先生）要买一千元银洋钿。蒋福钿没要。后来给某某某买去了（老师能述其名）。哥哥要刻图章时想用水晶，问父亲怎样的水晶好，父亲告诉他要挑净的，里面不可有垃圾。我上朵云轩去看字画（从小喜爱）见到过单晓天挂牌。
我听陈巨来说他是搞篆刻的，便很有兴趣说：“好，很好！”又问，“你刻得怎么样？”
陈巨来告诉我说：“我篆刻是赫赫有名的，你听说过陈巨来吗？”陈巨来说此话时神情很得意。
“陈巨来！听说过。我昨天听说的。”我只认为陈巨来在自拉自唱，自认为是大好佬，所以打趣他。“除此以外还知道有个叫单晓天的在朵云轩挂过牌。”
“哎！单晓天算什么，他小啦！他怎能和我比呢！”听了老人的话我倒一惊，单晓天在我读书时已挂牌篆刻，刻一个字要几元钱哩！你比他还有名！我心中想……
陈巨来又说：“他是邓粪翁的学生。三十年亻弋开始，印坛上三个大亨：第一就是我陈巨来；第二才是邓粪翁；第三是王福庵。我是专门为张大千、吴湖帆刻图章的。帮张大千刻了三、四百方；帮吴湖帆也刻了三、四百方。你听说过张大千吗？”
我说：“我父亲解放前是蒋福钿家里的养师，专门养鸟养蟋蟀的，也就是个佣人，只不过不扫地干活罢了。你听说过蒋福钿吗？”说到此我顺便问了一声。
陈巨来答：“听说过，听说过！名气很响！”
“父亲至所以会到蒋福钿家去当养师，因为我家祖上都喜欢养鸟养蟋蟀，我也喜欢养蟋蟀。在解放前父亲可说是这方面的高手，拿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权威。当时养鸟养蟋蟀有名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毛娚的，毛娚就是我父亲的小名。他们养蟋蟀也有一帮弟兄，内中有一个叫根六的，他养蟋蟀还收徒弟不说，还要徒弟铺红地毯，点红蜡烛磕头。他收了一个徒弟叫徐某。因此事根六还被我父亲数落了一顿，而徐某也就和我父亲熟悉了。这徐某由于点红蜡烛、铺红地毯拜师傅养蟋蟀便出名了一个外号——徐寿头。徐寿头倒是名门之后，他是徐光启的后裔，他不但上的是新式学校（父亲是读书塾的），还懂字画，解放后他还养蟋蟀，经常来讨教我生病在家的父亲，后来由于他老婆反对，他把蟋蟀养到了我家中，于是我家就有了这位常客。父亲只叫他‘徐啊！’，我们孩子则叫他爷叔。记得他当时是在陕北中学教书的。不但毛笔字写得好，而且还能教英语，我们孩子都把他看作大学问家。他和父亲除谈蟋蟀事之外什么都谈。我特别喜欢他来，听他谈这谈那。张大千就是听他谈起的。那时有“北傅南张”之称的“张”就是张大千。听说他哥是画老虎的。有一次张大千也画了一只老虎，没想到大家都想要他画的老虎了，他怕再画要夺了哥哥的名气便再也不肯画了。”说到此我问陈巨来：“你说象这样的兄弟多好啊！”
“好，当然好！我陈巨来没有他就成不了我今天的陈巨来。”陈巨来略一停顿，“嗯……我篆刻出名，没有二个人不行。第一，没有吴湖帆就没有我陈巨来；第二，没有张大千就没有我陈巨来。”陈巨来看我带着疑问的神色，继续说：“吴湖帆第一次与我见面时，看了我刻的图章，说我将来一定成名，以后他要用的图章都要我刻。作为回报，他答应家中的收藏全让我看，还可以借回去，（当时老师讲此话时思想上想到的可能只是书）我借了一本印谱，刻了二年，他家中的收藏多啦！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很多东西原来都是他家的，他家的收藏是从明朝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天。后来认识了张大千，张大千也说我的图章刻得好。说以后图章都由我刻，作为回报：他说我到他那里见他哪张画好，喜欢哪张，就拿哪张。许培鑫！你跟我学图章，我什么都教你。”
我说：“跟你学，好是好，可是，没有印石，又没有刀能学吗？”
陈巨来斩钉截铁地说：“能，肯定能！我还在里面教过一学生。用牙刷柄磨成刻刀，刻风干的肥皂，肥皂要干得硬，愈硬愈好！”他略停了一停，“学图章还得先写篆文。你先准备好纸订成小本子，我来写样子给你临摹。”
“那我就拜你做老师，跟你学了。”
陈巨来终于象找到了知己一样说：“我说你有点象张大千一样，张大千明明是大画家，谁都说他画第一。可是他偏说自己烧小菜第一，绘画第二。你明明是知识份子却偏偏要说自己是个木匠。真是……”
现在我不与他争了，是木匠也好，是知识份子也好，都无关紧要，而既然跟他学，拜他为师也就只能由老师去定了。
老师忽然又象想起了什么说：“张大千还说自己发明了一只小菜——叫清蒸鲥鱼。他这清蒸鲥鱼要用二只大的青蟹，把蟹掰开来，把蟹驼盖在上面清蒸。你说怪不怪——说是他的发明。”
与老师相处虽然一个月不到几天，现在老师也已过世十多年了。可是每当我想起与老师一起改造的日子，一是觉得就在眼前；二是觉得甜蜜。这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要是老师现在还在监狱里，我一定要再进去与老师盘恒盘恒，甚至到老。
五 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
我把五十开四眼活页芯纸划了线给老师写篆文的样子，来临摹。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姓氏，把监中犯人的姓氏一一写来。当老师把他写好的第一张给我临摹时说：“许培鑫，你要记住，齐白石曾经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你学我不能似我，你要似我就没有前途了。因为你只是学我，象我最多也只有八分，算你学得与我一模一样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又是一个陈巨来！有我在前面，你也就被我压死了。你一定要学我，出我，高于我才行。”说完老师把写好的第一张样张递给我：“诺！拿去，好好地临摹去。”
我接过老师写的篆文一看，只觉得有一股秀气从纸面微微升起，每个字都象是一个亸肩的美女，用笔圆滑清秀。我心想，老师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不能临摹成美女，我要与老师“对着干”。这“对着干”是当时常用的三个字，所以一想到不能似老师就想到了“对着干”。老师写字贵圆，我要贵方；老师写成了美女，我要写成身材魁梧的男性。忽然又想，这不是名目张胆的与老师对着干吗！行吗？然而，再一想若写得不对，由老师指点后再重写不就完了。于是，我写得见方不见圆，果然没有了一点秀气，而成了个男性。
起先写不好，因为它不如楷书心中有底，常常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要象楷书那样一字一格很困难，几遍写下来也就成了。
我把临摹的纸递给老师看，老师拿在手中，看了又看。我心想不好，准要受批评了。没想到老师好象发现了什么，又对我人看看。最后才说：“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
听了老师的话，我意识到老师讲一一五十年后不要又出个‘小木匠’是指我。但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是不是指齐白石呢？齐白石是木匠出身我是早就知道的，是不是五十年前出的名，那我可吃不准。于是我便问老师：“你说五十年前出了个‘小木匠’是齐白石吗？他出名到现在是五十年吗？”
“是齐白石。”老师抬起头来想了想，“他出名到现在五十年差不多。”接着又问，“你知道不知道齐白石取润资是如何有趣吗？”
“不知道！你讲讲。”我当然想听。
老师说：“齐白石取润资是明码标价的：一张荷叶几钿、一只蝴蝶几钿……有人请他画张画，去取时发现旁边需加二只蝴蝶更好。就问他，旁边可不可以加二只蝴蝶。他马上可以，可以。动手就加。加好后拿起旁边放着的算盘滴滴答答一拨，好钱也加上去了。”
“有趣，有趣。他卖画不讲尺寸，讲画了多少东西倒也按质论价。买菜也这样，青菜几钿，萝卜几钿……加起来一篮几钿，就是画的价钱。”我听完笑着说。
我们认了师徒，说说笑笑，无事不谈，非常愉快。拆纱头也来了劲。我把拆好的纱头塞了二把给老师，老师很乐意地接受了。
与老师一起拆纱头也有文章可写。我把拆好的纱头给老师是因为我一、不想减刑，二、不想提前释放。心中想的是“平反”。我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在社会上可说是人还未做，就成了反革命！我为什么要反对革命，革命有什么不好，无论工业革命也好，政治革命也好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为什么要反对？完全是瞎搞。再说外面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他们被监督的生活我没看见过吗？这种低头弯腰的日子我不要过。若不平反，我不把牢底坐穿，也愿把屁股坐烂。减刑、提前释放本不是美丽的字眼，给我我也不要。不要说要我去争取了。我在里面的态度是：不破坏、不捣乱、要活下去，等平反。外面还有年老的母亲与亲人……。
老师呢？老师其实不拆纱头，粮食也吃不完，六两一天，三十一天也吃不了二十五斤粮。那末老师为什么要拆纱头呢？老师不但拆，而且还想多拆些，那是为了能给队长一个好印象，不过老师也不想提前释放与减刑；也不再想能再来一个沈钧儒救他出去。他不过是希望队长对他有个好的印象而在狱中能有些小自由。
王继生拆纱头恐怕有二点：一、在里面没办法，只能相信队长的，能减刑提前释放最好，明知不能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在他看来也许外面的监督改造要比里面好，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二、刑期被判了十五年，想想冤枉、想想可怕，不如借拆纱头麻醉麻醉……。
张佩隧呢！他恐怕是无所谓了，刑期一大半过去了，狱中事也看得多了，什么减刑、提前释放全是假的，轮不到自己。他知道不拆纱头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公开对抗改造了。监规虽规定的是不许乱说乱动，可也不许你白天睡觉，做什么呢？还是拆纱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可以每月多吃五斤粮，日子过得快一些，这在监狱中可说是何乐而不为的事了。
老师为我写篆文，很认真，写得较慢，势必影响拆纱头。我把拆好的纱头塞了二把给老师，发现老师很乐于接受，我干脆把拆好的纱头多给他一些，一半给他，一半留给自己。没想到老师第二天就不要了。我塞过去，他马上又塞了过来。我先是懵了！想了想终于想到了原因：原来我拆了把一半给他，他这个月不要增加得太多，要是问他这个月你能拆这么多，你以前是怎么拆的；再说你以后与我分开了，拆不了这么多时怎么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只是补足他写篆文时少拆的也就罢了，而老师也只要这些就够了。
一天，学习时广播响了，我亦没在意，后来好象广播中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便转身问同犯：“什么事，什么事！好象提到了我的名字？”
只听到一个温和而关切的声音说：“不要紧，不要紧！你是新来的，一天拆不了一斤不要紧的，拆拆以后会快起来的。”原来是老绍兴孙义文，他对着我的脸朴质而实在，我从内心感到这正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你肯定是好人，为什么也被抓来改造呢！唉……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要点一点我的名。”我有些不屑一顾地，“我还以为是表扬我拆纱头卖力呢！想不到还嫌我拆得慢。”周围听到的人一定不少，可谁都没有理会我。
六 老师的犯罪
几天下来，师徒也认了，我与老师真可谓无话不说，我少不得要问老师：“你是怎么进来的？”
老师有些气愤地说：“文化大革命了，说我是历史反革命，说我为汪精卫刻图章。汪精卫杀星星红布团盖的图章都是我刻的，只要我刻的图章盖下去就有星星红布团被杀了！”老师叹了一口气：“我哪能服气，他们就批斗我。我与他们辩论——汪精卫杀星星红布团与我刻图章有什么关系，汪精卫要杀星星红布团我不帮他刻图章他也要杀的。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第一看守所。”老师又插了一句：“暧！我真佩服丰子恺，他与我一起被批斗，斗好后象没事一样，整整衣服就走回家去了。”
“到了第一看守所，我与一个海军大校关在一起，起先我们很要好，我们什么都谈。后来他要吃我早餐的粥与乳腐，要与我调来吃，我调给他吃了几次。因为我没牙不能咬他的酱菜，他又经常要调，我便不调了，他怀恨在心。检举揭发我，说我那天在听林副主席报告后叹气，是诬蔑攻击林副主席。结果被判了五年刑。”
老师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似的：“那大校知道的事情可多啦！我们好的时候他什么都讲给我听的……”接着便谈开了。
“毛主席有个女儿叫毛皎皎，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暑假毛主席都嘱她到上海来看望她的母亲。她是贺子珍生的。那时的上海市市长是曹荻秋。只要毛皎皎一到上海，曹荻秋便把什么工作都放下，第一要紧的工作就是陪毛皎皎，不管她要到哪里都陪着，不敢有半点差错……
D.X.P除了喜欢打桥牌外就是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从不离身……
陈云爱听书；陈毅爱打猎；聂荣臻喜欢钓鱼……”
“你是怎么回事？”老师说了这么多，问起我的案情也是必然的事了。
“我嘛！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说我污蔑攻击，我说我没有攻击过，要我交亻弋，我交亻弋不出。我要他们摊出来，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又说是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扩散，对我本人怎么能说防扩散呢！他们说我不老实。最后我被他们以抗拒交亻弋，还什么依法从严惩处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我单是现行倒判了七年。你历史加现行倒只有五年。部分大于了整体……”少不得苦中作乐地笑了起来。
“张佩隧也是现行反革命，也判了七年。最冤枉的是王继生了，”老师介绍起另二位同窗来了，“他看到一个女艺徒违反操作规程操作，要给电触死了。赶紧去关开关，哪里知道因为紧急用力过大，把开关关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开关，说是二万元进口来的。这样就调查起王继生是否存心破坏，结果调查出王继生解放前曾当过义务警察，那不好了！救人反说是蓄意破坏，判了十五年刑，他真是想想哭，想想哭……”
我回转头看看王继生见他眼圈又红了。心想，他一定是上了——承认破坏就从宽，放你回去；若不承认，就决不会有好结果……之类的当了。
罪刑相互都有所了解了，与老师的关系也建立了。老师在监房象有了儿子一样。晚上尚未喊睡觉，老师却差遣起我来了：“许培鑫，帮我推铺我要睡觉了……”
我有点奇怪，还没到时间怎么能睡觉呢？不要说差遣我了。我说：“还没喊睡觉呢，怎么能铺被？”
“不要紧，别人不可以早睡，我可以比别人早睡一个小时，那是队长特别照顾同意的。”
老师这么一说，想来是不会骗我的。于是铺被就铺被吧！也不过是一举手之劳的事。把老师白天坐着的被子打开也就行了：一条毯子铺下面；上面是一条小被头；还有一包不知是什么，一般是替换衣服，做了枕头。
铺好后老师便仰天靠着，我透过外面反射过来的极微弱的光线，见老师的眼珠在转动。
我与张佩隧都不拆纱头了，王继生还在麻醉着自己，手上嚓嚓作响——还在拆纱头。
大约也确实是过了一小时许，队长照例在睡前检查一通，走过我们监门时，看了看问：“是谁在睡觉？”
老师一面作起身动作一面说：“是我，队长！陈巨来。”
“你睡，你睡！是你，我知道了。”看来队长也确实对陈巨来挺客气。说着便走过去了。
当大家都睡了的时候，我没有睡着，心中想着的问题又多了几个……不是总说首长工作忙吗！他们在忙什么？
听书、打猎、垂钓、看武侠小说……这都是忙人的事吗！我不认为他们不应该有这些生活，问题是不能把这些休闲生活称作工作，有这样的生活内容也决不算工作忙。堂堂市长整天陪着一个女大学生，还惟恐有什么不周！这不是这个女大学生的官做得比市长更大吗！似乎觉得中国亦不大公无私。
又想想老师的犯罪情况——无非是有些历史问题而被批斗，这是文化革命中的惯例，老师亦象自己一样不服气，可能是口中开花，成了诬蔑攻击，于是被送入第一看守所，判了五年刑。什么大校检举揭发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心想：老师啊！你的阶级斗争知识还很不够。
耳畔还不住地听到“嚓嚓”的拆纱头声，不知谁还在争取提前释放呢，还是想减刑……。
七 吃乳腐
现在监房中俨然是有了一对父子了。早餐时老师问我：“乳腐要吃吗？”老师身体矮小，体重不过七、八十斤。吃官司被判刑的原因还没搞清搞懂。但因为年龄比我大，又成了我的老师，所以就象关心孩子那样关心起我来。
“不要！”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吃老师的乳腐，“不要吃！”我回答老师。
“粥是否要吃？你老师早上只报二两，嘱他明天多报一两，与你换一只格子就行了（我报二、四、四两）年纪轻轻不要饿坏了身子！”张佩隧开口也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
“不，不！”我确实不想多吃，“我早上二两也就够了，不觉得饿。”
王继生平时最少说话也开了口：“你要吃就吃好了，身体最要紧，我们不会汇报队长的。”
老师说：“今天我晚饭后多报一两，不过你一定要吃掉的，你吃不掉我也吃不下去，那就糟了！”
监狱中粮食是唯一的食品，对饭量大的人来说是最贵重的东西了。监房中很少有吃不完定粮的犯人，除非是生病了。看着老师放弃人人都会觉得可惜。监中连我四个人，三个人都劝我吃，就我自己要吃不要吃了。
当时的我考虑了二个问题：一、吃，被队长知道了要批斗、要扣还。二、不吃，人情是小，好象我许培鑫一点监规都不敢违背，连老师给你吃一两粥都不敢！吃！于是决定吃。
当天报用粮时，老师对过来的劳役犯报了三、二、二两时，劳役犯说：“怎么！陈巨来你胃口大起来了。”
老师回答：“我吃吃觉得早上的粥很好吃，想多吃一两试试看。”
第二天早餐时老师一格放着乳腐的粥最多。劳役犯一走，张佩隧一看铁门外没人了，就嘱快调！
于是我拿起三两的，把乳腐还给老师。然而老师又把乳腐一夹二，趁没人分了些给我。天啊！我们二人象做贼一样，担心被外人察觉。
吃了二天，我说：“不行了，我每天早上吃三两太多，要吃不下了，我明天不要吃了。”张佩隧和王继生都不要吃。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晚饭后老师用粮又改成了二、二、二两了。
不过从那以后，老师常常会夹一些乳腐给我吃。经我再三“请求”，老师总算放弃了对“孩子”的关怀。
在这二天中，老师讲述了他虚报年龄的事：“那是我初到这里的时候。一次登记年龄，我就说七十岁了。其实我今年才七十岁呢！”老师继续说，“队长看我年龄大了，又牙齿全脱落了，所以对我特别照顾。”
“还有一次，我与同监一人讲了清朝读书人等级一事，即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等等。结果被人汇报给了队长，说我放毒。那时管我们的陆队长找我去谈话，我便对队长说，谈的是：什么是秀才；什么是举人；怎样才算进士、翰林……等等。没想到陆队长是个小青年，他也想知道这些，叫我再讲一边给他听听。我便又讲了一边。陆队长听了很满意。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去与他们多讲，这事我知道了，今后有什么问题或要求可向我提出……
后来，陆队长到小组里说：‘关于陈巨来放毒之事我已了解过了。没什么，不要批判了，到此结束。’陆队长真好，待我特别好，能提前一小时睡觉也是他同意的……”
我想革命与反革命是糊涂的划分，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倒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八 老师谈老师、师兄弟及其它
认了老师，当然也就要问起老师的老师来。
“老师，你的老师是谁，他有名吗？”我问老师。
“我的老师叫赵叔儒，当然有名喽！”老师接着说，“许培鑫，篆刻非常奇怪，它不象绘画。绘画分南派北派，北傅南张即是，始终是二个头，一南一北，各领风骚。这篆刻是只一人称霸印坛的。吴昌硕在印坛做霸主就只是吴昌硕，没有这派是吴昌硕，那派是李昌硕的。吴昌硕死后就只有赵叔儒，我老师赵叔儒死后就是我陈巨来。”
“那么你师兄弟又有几个呢？”我当了徒弟，老师的什么都想问个明白。
“我师兄弟共四人：我是老大；老二叶露圆，在上海中国画院；老三方介堪，在浙江；老四陶寿伯。”
老师介绍叶露圆和方介堪都介绍了在什么地方，而老四陶寿伯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然要问了：“老师这陶寿伯现在什么地方？”
“陶寿伯嘛！”老师抬起头，眼睛往上看了看，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陶寿伯因为姓陶，所以他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那时我年纪小，未听说过把解放前夕跟蒋介石一起去台湾的人，称作逃走了。后来才知道陶寿伯去了台湾，听说还当上了台北博物馆馆长。当时只是怀疑，心想有名的人是不会下落不明的，莫非陶寿伯没什么名气，无论如何想不到老师是在告诉我他去了台湾。
后来——九十年亻弋初在东台路古玩市场碰上秦伯远，他听人说我是陈巨来的学生，便要我叫他师叔。他告诉我：赵叔儒不是收四个弟子，他恐怕收了四十个还不止。他是靠收学生生活的，一般的讲，他收的弟子都是富家子弟。老师说四个可能只是指熟悉或比较有名的吧！
当我问起老师收了多少学生时，老师想了想说：“有一个姓罗的，是崇明农场里的，他刻得不错。有人问他什么时，他还会象擦鼻子的酸秀才那样，称小弟嘛，怎么怎么……”老师一面用手在自己面前比划着。出狱后我知道老师得意的学生有好几个。他说的小罗是否存在直到今天还不知究竟，老师之所以不讲，大约怕连累他们。真象不讲陶寿伯去了台湾可能会连累自己一样。
不过有一个学生到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老师在当时就讲了——他是安徽白茅岭农场一个狱吏的儿子。
“我五十年亻弋被领导送去白茅岭农场劳教时收过一个学生。”老师说。
“什么！老师还劳教过？”我初听说时问。
“是的。”老师一点也不违避，“那是因为我与领导吵，看不惯他们结帮行私，被他们送去劳教了二年！”
“唉！”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好人，实性子人，为什么总是不幸！心想自己难道碰得还少吗。
“那时那个队长知道我是篆刻家，就叫他儿子跟我学。我在里面总算没有吃什么苦，重活可不做。身边还可以长带一把篆刻用的小刀。”老师把脸转向我，无不得意地说：“那是任何犯人都做不到的事喽！”
“后来，沈钧儒把我救了出来。嗳！沈钧儒到底名气大，星星红布团不敢碰他，还要用他。他救我回画院，还加了一级工资。”
老师又与我谈起了沈钧儒。说：“他是‘七君子’之一，名气大极了，初解放时星星红布团专门派了二个解放军保护他。其实既是保护他又是看住他，怕他有什么对星星红布团不利的言行。日日夜夜都盯着他，有朋友来，有亲戚来连话都不敢讲，沈钧儒被盯得怨煞。后来好了，星星红布团还是用了他。”
说起加一极工资，我不由得问：“你在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生活怎么办？”
“呦！那是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一听说我被劳教了，每月为我寄钱来，从不脱日子。”老师带着感激而赞美的口气说。
“哦！”我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个人我只为他刻了一只图章，而且是由朋友转过来的，面也未见过，待我特好！”老师补充着。
“有这样的人！”我先是不以为然，现在有些奇怪了。
老师接着说：“他在香港大有钞票，只要帐房间叮嘱一下每月汇钱好了，就每月不会脱日子。”
九老师谈陈璧君
几天生活下来，因为老师是有名的人，所以我问老师这楼面上还有什么名人关着。
老师首先说的是我们楼面的背面——也就是朝北的那面，还关着个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当时老师知他姓名，今天我记不起来了。
老师可能比较熟悉陈璧君。所以话一转就谈起了她。老师说：“陈璧君一个人住三个这样的监房。”说着用手指指我们的监房。又继续说，“一个是给她放东西的；一个是给她写东西的；另一个就是她起居用的——这就是外面传说的陈璧君在提篮桥一个人住三个房间的由来。”
这时我想，我们这些反革命太小，太没有名了。老师的有名也太小了。你看人家陈璧君一人要三间。而我们却一间关四人。正是神有大小，鬼也有高低。我不求一人关三间，我只想二、三人关一间，不要挤得睡觉须套裁就好了。
老师说：“外面人传她还有人服侍，其实就是牢狱犯，大家都有人服侍。我们吃饭也都有人送来，吃完不用洗格子……”
“这陈璧君要一间专门给她写东西的，她有这么多的东西写吗？”我不解地问老师。
“她写的东西多啦！不过也不是天天要写，这汪伪时期的一段历史，她知道得最多，最清楚。星星红布团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要来问她，请她写。常常有外调人员来找她问事的……”老师回答着。
老师又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继续说：“有一次队长要陈璧君参加学习，陈璧君很坦率，参加就参加。由于陈璧君是众所周知的汪精卫夫人，又是第一次参加学习。所以队长也参加在里面压阵。大家的发言也必然围绕起汪精卫来了，说汪精卫是日本人的大汉奸……几个人发言下来，都是这样。于是陈璧君发言了，她一开口说：‘你们大家说我汪先生是汉奸，我不反对，他是日本人的汉奸。可是蒋介石也是汉奸，他是美国人的汉奸。中国也是……他是苏联的……’”
老师学陈璧君的发言漏掉了几个字，这非常要紧，在当时这已经是擦边球了，倘不漏字只要这几句就足以构成七年反革命的罪行。你在监狱里那是罪上加罪了，不是玩的。但是，漏了几个字就不同了，因为没有说出来，你听的人当然也听懂了，但若出事（若有人汇报了队长）也问题不大。讲的人说我没讲出来；听的人说我没听懂。谁要说是诬蔑攻击，那是淫者思之为淫。什么语法、句法，都不懂的！
“在旁边压阵的队长慌了，一听陈璧君的发言立即宣布学习到此结束。以后再也不要陈璧君参加学习了。”
老师接着说：“又不能枪毙她，又不能加她的刑，她到底是陈璧君嘛！”
讲到加刑，老师又说：“宋庆龄曾请她出去她也不出去，加刑有什么用！”
“听说宋庆龄曾专程到上海监狱看望过陈璧君，要她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可她终因丈夫已经死了而不愿再出来工作了。陈璧君真了不起。”老师说话的神情可以看出，他非常佩服陈璧君的从一而终。我忽然想到了龚品梅，便问老师：“龚品梅关在哪里知道吗？”
老师答：“龚品梅本来关在这里，文化大革命前他吃的、用的都是从国外教会寄来的，连喝的水也是寄来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了，不能寄了，他人关在哪里也不知道。”
十 谈天说地
在与老师“同窗”的一段日子里，除了学习篆刻的时候之外，可说是无话不谈。张佩隧和王继生本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也从不向队长汇报。现在拆拆纱头，听听轶闻，后来轶闻讲不出什么了，干脆说起珍珠塔、玉蜻蜓来又有什么不乐呢！文化革命外面还有谁在说珍珠塔、玉蜻蜓之类，在里面四个犯人相安无事。说的是头头是道！听的是津津有味。倘若长期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打申请报告或买票进来的。
在那段日子里老师说起过沈大雨和夏梦等的轶事尚有记忆。因为沈大雨的婚姻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夏梦成明星是被母亲“害”成的。我在这里要请讲到的人不管过世或健在，千万原谅一下：我许培鑫讲这些无非是我说与老师的一段狱中相处，决没有说好谁说坏谁的目的。况且老师所讲也不一定对。看过听过一笑了之，则最好！
老师说：“沈大雨的对象原是沈的同学，当时还是南京大学的校花。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天生的一对竟然走了运。也许是因为被称作校花的她太漂亮了，竟被当时的一个军阀看中，一定要取她做小妾。她与沈大雨一讲，二人岂不抱头痛哭。沈大雨提出二个人一起逃到美国去，可女的一、害怕到异国他乡，一出门竟跨了半个地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二、丢不下父母。大雨也没有办法，军阀娶她的日子到了，她只能被军阀娶去了。
如此，沈大雨心中始终想念着她，没有另找对象。而她呢！真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时刻想念着沈大雨。幸好这个军阀是后来醒悟了还不知是什么原因，二年后军阀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走了。她回到大雨身边。沈大雨见了正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感情更胜当年；恨的是军阀霸占我心上人二年。她是已哭成了泪人，只要你沈大雨仍然爱她，她什么都愿意听大雨的了。
沈大雨到底是有知识的人，看到了这是社会造成的，他的痛苦也是她的痛苦，她一个弱女子怎抗得了一个军阀。终于他们又抱头痛哭成了眷属。不过，他们比梁山伯祝英台幸运，因为他她都经受住了刺激没有死。要不，岂不只能成二只蝴蝶了。”
老师讲夏梦的事是出于对夏梦母亲美丽的赞美和对夏梦青年时亻弋不幸的同情而讲的。
老师说夏梦的娘比夏梦更漂亮、更风流，风流得怎样呢？老师说：“有一天有四个老板在夏梦母亲处搓麻将，是四个男人。夏梦娘不过是倒些茶，与他们谈笑伺候罢了。这时来了一只电话，原来是要夏梦娘去。于是夏梦娘放下电话，打开大橱换起衣服来。没想到她竟把衣服脱个精光，连衬衣一起换。三个看得见她的男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那位背对她的老板当然要回过头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料夏梦的娘竟开口说：‘某老板，你如何这样不规矩，人家女人换衣服也要看的，有什么好看。’四个搓麻将牌的男人岂不厥倒！”
我听着老师的讲述，象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一位裸体仙女似乎从窗外飞来……
“夏梦是夏梦娘的前夫所生。当时夏梦娘的丈夫常在外找别的女人玩，甚至找妓女。夏梦娘当时年岁已高，管不住她的丈夫。心想大概是自己年龄大了，他喜欢年轻的。那时夏梦正是亭亭玉立之时，她想要是把自己的女儿也给了丈夫，那他就不会到外面去找女人了。所以一日她要夏梦陪自己的丈夫睡觉，夏梦当然不肯喽！哪里知道她竟跪在自己的女儿面前苦苦哀求。夏梦是个好小囡，如何忍心母亲这样的哀求，终于答应了。可是她丈夫的病到底还是没治好。”老师说：“真作孽，夏梦就这样被糟蹋了。不过，不这样，也许夏梦还成不了今日的夏梦。”
夏梦是个大明星，她之所以成为大明星，唯物地讲是由她自己走过来的。唯心地讲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总之，人的一生都是出之分毫，差之千里。年轻时对任何一件小事的取舍，都会改变一生的道路。夏梦成了今日的夏梦，不虚度此一生。
近来听说夏梦还生活在香港，身体很好，我祝愿她健康长寿！
老师讲自己曾为张大千介绍一女弟子，也是趣事一桩。
一日老师对大千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学生可好？”
大千说：“是男的呢女的？”
老师答：“是女的。”
大千说：“是女的不行，你是知道的，我好女色，女学生画图我在旁看着，看看觉得她好看，便会情不自禁的把嘴凑上去，亲个脸。你我老朋友了，有什么不好说。”
老师哈哈大笑说：“不妨事，不妨事！我介绍的女学生保证你不要亲嘴、亲脸。难看得你看到后决不会喜欢。”
“是这样吗？”大千说。
“你见了就知道。”老师笑着说。
“那好！你就介绍给我吧！”大千终于接受了这个女学生。
珍珠塔、玉蜻蜓我想大家一定知道。
记得老师还因现在不重视文化教育而说过二则笑话：
一则是讲王福庵，王福厂（同庵）也是个篆刻家，有一次，有邮差送信到他家门口，可能是要盖印的信件。邮差在门口高声地喊：“五福厰，五福厰！……”一连喊了数十声，谁也不知道这五福厰是谁，都不敢接嘴。后来有人也许是可怜邮差喊得口干了，或者是嫌烦说：“哪一个五福？让我看看。”他接过信一看原来是王福厂的。这全是把厰字简写成了厂，而厂原本此字是庵的一种写法。
另一则是师母去看病，挂了号，排队等着。曾听护士多次叫：“沈锦初，沈锦初！……沈锦初有吗，沈锦初！”师母听着想：会不会是自己？然而又不敢答应，因为与況绵初三字相差太远，怕护士说她瞎搞。一直到诊疗都结束了，还未叫到她。一个护士见她怎么不走就问：“你怎么还不走，好回去吃饭了！”
师母见问便答：“我毛病还未看过呢！”
“你还未看过？你叫什么名字？”护士问。
“我叫況绵初。”师母答。
护士见桌上还剩一本病历卡便拿起来一看说：“啊呀！你不是沈锦初吗，叫到现在你怎么没听见啊！”
师母听了真是有苦说不出。
十一 刻了一方肥皂印
一日我看肥皂干得差不多了，其实肥皂早就干得象腊肉一样了。正确些说是写了几天篆文，手有些痒了想刻一个印试试。
我用线硬是把一连体肥皂分为二块，分开后不平，于是放在地上又是揿，又是磨地硬把它弄平了。又拿一把新的牙刷替换下用着的牙刷，把装毛的一端断掉，在地上磨了起来。我问老师：“老师，这刻刀是二面开口的，还是一面开口——只磨一面的？”
老师本来就在指导我弄平肥皂说：“是二面开口的，二面都要磨！”
“噢！是二面开口的，我知道了。”我一面嫌地上太光，寻找着毛一点的地方，以便磨得快些。
不一会儿磨好了递给老师看。“这塑料刀可以了吗？”
老师接过塑料刀，还挺仔细地看了又看说：“你这刀磨得还不错！”
“是吗！”我口中虽如此答应着，可心中想一个做了多年木匠的人，这样一把刀会磨不好吗？
老师又说：“我在外面用的刀自己不磨，只有一个朋友会磨，磨得好。他住在杭州。所以每次磨刀都要送到杭州，他磨好后再为我送上来。”
我被老师吓了一跳，这样一把小小的刻字刀，上海竟找不到磨的人，要送到杭州，真有点不可思议！
“磨一把小小的刻字刀要送到杭州！我出去后我来帮你磨！”
“你能磨？磨得好？”
“什么刀磨不来，磨不好啊？我磨刀可说是第一了，你想我木匠用的斧头、凿子、刨子哪一样不要磨，哪一样不是自己磨的。磨刀的要点：一是手关节要放松，保持一定的角度。二是刀砖一定要平。这样磨出来的刀一定煞平、锋利。在外面人家都说磨不来、没磨过的、剃头师傅用的轧刀，我也磨过！什么刀磨不来？”我边说边想，这磨刀可不是吹的，我可不要再拜师傅了，我可当个祖师爷了。
“好，那好！以后我磨刀方便了，用不着送到杭州去了。”老师完全信得过我地说。
肥皂弄平了，刀也磨好了。刻什么好呢？我想：在外面刻什么不存在问题，可在里面就有些两样：一、打下的印要保证保存到能带出去。二、有一天给队长发现了要不因为文字 而坐“文字狱”，又不能没收。
当时我身边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就决定刻这几个字。刻好后打在书的第一页空白处。想这第一个印，也是在狱中刻的，一定要带出去，这样也就能带出去了。
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只有一个“马”是姓，是学过的，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不知道老师是不是都能写，若要查字典就没处查了。
我问老师：“老师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除了这‘马’是姓，其余七个字都不是姓，你能为我把篆文的写法都写出来吗？”
“来，我来写给你看。”老师说着为我写了起来。写好后交给我时老师又说：“我不但什么字的篆文都会写，而且每一个字都可以至少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
我在老师写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八个篆文后便觉得老师真有一手，老师说他每个字还至少能写出十种不同的写法，这使初学篆文的我简直有些傻了！
“不信，你说要写哪个字，我就写哪个字给你看！”老师补充说。
“那好，你就把我的许字写十种篆体给我看看。”我考起老师来了。
老师一个一个几乎不加思索地写了起来。
我看着：“哦！差别不多大。”我又一想，差别能大吗？你可瞎造一气吗？毕竟是同一个字嘛。
老师十个许字写完了问：“还要写吗，还可以写！”
我这下算是服了老师了，想恐怕你的篆文比楷书还要熟吧！我一面回答：“不用写了，不用写了！”
我沿肥皂的四周在纸上绘了一圈，然后把它分成八格，竖二格，横四格。再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用篆文填写进去，描粗、描浓。再把纸翻过来贴在肥皂上，随后轻轻地揿压后，把纸掀开。肥皂上出现了篆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痕迹，再把掀下的纸背朝上放在旁边参考，刻了起来。
不一会，刻好了。便急急递给老师看。
老师又象第一次看我的篆文一样认真，随后又是一句：“五十年后又要出个小木匠了。”
这句比看篆文时说的少了“不要”二字，没有了“不要”二字，好象是肯定了的。这大概是人在困难时往往会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或同好亲人、学生身上吧！
我受称赞总是高兴的，一面又觉得这篆刻也太方便了——换块石头换把刀，不就成了吗！
老师又说：“你将来一定成名，不过成名不一定好了就能成名，还要有一定的方法。”
好了还不一定成名，成名还要有方法。这在我的思想中通不过，我也完全忘记了我是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想好了怎么还不一定成名？
“一个人要成名不但要刻得好，而且还要有人捧你，你的名字才能被人记住。”老师说。
这倒也是！我心想。
老师说：“我说给你听邓粪翁求成名的方法。”
这又是听故事了。“怎么样？快说说。”我催老师快说不在于求方法，正确地说是听故事。
“邓粪翁没名时求出名的方法很有趣。”老师说了起来，“他为了要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故自己取名为粪翁。你说，你听说某人名叫粪翁，你还会忘记他吗？不但如此，而且他还在报上刊登邓粪翁死了的讣告。而过二天又登邓粪翁死后复活的启事。你想这死后复活的人，人们还会忘记吗？特别是叫粪翁易记，少不得要打探这邓粪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活的。于是他的名字就不胫而走了。”
我听了老师的叙述觉得可笑，但又觉得作为一种方法亦有可取的一面。不过我不会要成名而给自己取粪翁之类的名字的。也不会登报说自己死了……又说自己死后复活。
十二 送礼
在监狱中老师收我做学生，可以肯定地说：不论老师过去有过如何得意的学生，从感情上来说谁都不会比我更深。老师不止一次地嘱我出去后一定到他家去，还说地址忘了也不要紧，只要到富民路近延安路的一头，见到一公用电话处一问就知道。马路边戴着红袖章的人也可问，只要问起陈巨来他们都会指点给你我住在哪儿的。
一天老师从毛选中翻到一条印鉴，说要送给我一件最好的礼物。我初一听要送我最好的礼物，心想什么礼物？
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还能有什么最好的礼物。不过立刻又想吃官司改造，人在里面，不管送什么都是最好的礼物。哪会是什么礼物呢？我想。
老师边说要送我最好的礼物，边慢慢地拿起毛选，从毛选中取出一张宣纸条，递到我面前说：“喏，这是最高的礼物了，送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打着五个印鉴的宣纸条。这纸条不说印鉴的好歹已是够好看了——一条雪白的纸条上盖着一个个鲜红的印。
老师侧身过来指着其中的一颗印说：“这枚‘韶发’印你看刻得多好啊！一边大一些，一边小一些。安排得是那样得体、稳重。这是一只名贵的秦印，而且是秦始皇时期的秦印，特别名贵。这只图章在我家里，你出来后送给你。”
我被这纸条中的一枚印鉴吸引住了，来不及去回答要不要，也来不及为这礼物道谢就急急地问：“这是什么，是什么图章，好象刻的是燕子和鱼嘛！不象文字，难道是最早的象形文？”
“噢！这图章！这图章刻的确实不是文字，是燕子和鱼。你看！”说着老师用他那象女人一般瘦小的手指指着印面，“这是一只燕子，这是二条鱼。这枚图章叫做鱼燕相通，一般用在互通的书信上，表达写信人希望经常通信的愿望。鱼的回游，燕子的去来都表示往来不绝，表示写信人美好的意愿。”
“哦！”我真想不到，图章还有这一种用法。
“你以后也可以刻一只，与要好的朋友通信的时候，写完信盖上一个印，表示希望多通信，往来不绝。”
“是！”我点了点头。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会，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夹进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
老师好象又想到了什么说：“我家中还有一只印床，红木做的，是×××送给我的，你出去后也送给你。”
我不由得心中叹了口气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出去是什么时候。中间还有五年多，以后的路谁都说不准！不要说五年后的事，先过好眼前的日子再说吧！
老师稍息了口气又说：“这印床是×××送给我的，我也没用过，其实篆刻家是不用印床的，图章稿印好后就拿在手上刻了，最快的急就章，连印稿也不需要，把章面用墨一涂黑动手就刻。只有刻字匠才用印床。”
我想：奇怪！既然篆刻家不用印床，还说送给我做什么！不过又想：这是老师喜欢我说给我，我且答应着再说，到时候还不止怎样呢！
老师又说：“我过去送东西最多的就是图章，不管人家结婚还是做寿，我也都送图章。我总是到广东路文物商店买印石的，那是只要一元钱一方的明青田。我挑二方，磨掉章面从新刻了送人。”
“你是不是把石头再磨磨新，好看些？”我问老师。
老师象要磨他的印石那样，急急的答：“哎！不能磨，不能磨！一磨就不成明朝的青田了，新青田不名贵。”
“唔！要明朝的青田才值钱？”我问。
“当然！新的青田要多少！明朝的青田才值钱呢！”老师又说，“文物商店卖石头的人也认得我，我送得最多的就是图章。”
我打趣老师说：“哦！你送礼倒便宜，只送二元钱！”
“什么！二元钱！”老师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我送的是我的篆刻，什么二元钱！人家还特别喜欢我刻的图章呢，人家结婚我只送二方图章全家去吃喜酒还欢迎得不得了。”
“那么你的图章有什么好？有什么特点呢？”我又问。
老师说：“我的图章特别的地方就是左右对称的篆文或篆文中对称的部分，你若中间一折它必然会重合。”老师又说，“说到好，我的图章在方圆变化中方方显得隽永匀称。有人说我的篆刻象美女一样，若再长一些会觉得太长；再短一些会觉得太短。再胖一些会觉得太胖；再瘦一些便会觉得太瘦。总之是恰倒好处。”
“哦！是这样。”我忽然又想到了艺名，我便说，“老师，你给我起个艺名吧！”
“好，好！嗯……”老师思索着，显然想给我取一个好名字。
我自作聪明地抢了出来：“老师，你名叫巨来，我就叫后来吧！跟在你的后面慢慢来，怎么样？”
“哎！不好，不好！这不象名字了……”老师象是还要说些什么似的，但未说出口。
我看着老师的神情，听了老师的回答，觉得自己说错了口。你想：我叫后来，那老师不就是先来，岂不成了死人了吗！于是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老师呢！好象还在思索一个好名字，但他结果还是没有想出个好名字来。
十三 洗澡和看电影
监狱中说起人道主义来，那什么都不会少的。不过，实在说也只是市监。而市监中也许只是反革命的三号监，或许还有八号监——病号监和医院。因为在我关过的六号监——新生监，打人是普遍现象，不过不是队长打人，是犯人打犯人——是一部分犯人听队长的话，批判帮助一个或几个犯人。说起来队长是不打人的，但在打人的事件上背后都有队长的影子，他只要暗示一下便什么都有了，用不到自己动手。
不过，我在三号监虽然时间不长也有一个月，这一个月中既未见打人的事，也未听说打人的事。
三号监每个月还有看一次电影和洗一次澡。在新生监是初收期，好象真正的改造还未开始，故还没有这种待遇，只是发些水擦擦而已。看电影和洗澡之类的事都不事先通知，说看电影便看电影；说洗澡了就洗澡。
监狱中的任何一幢大楼，只要是一个统的楼面，放起电影来就决不会比外面一般的电影院小。故看电影的时候人很多，可能是一个楼面一个楼面地看。
洗澡的地方就小得多，也许只四、五十平方，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去洗。
总之，和老师二人手携手一起去看过一次电影和洗过一次澡。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突然变得年轻了许多，他拉着我的手，脚步也不再似平时那样缓慢，心情也显得兴奋得很。先是一次洗澡：我和老师手携手，走过某一楼面的拐弯处，老师告诉我说这里关着个“河马”。
“什么？关着个河马？”我有些搞不清，轻声地问。
老师轻轻地告诉我：“河马也是个反革命犯，只是头长得比常人大得多，又要叫。所以，大家叫他河马。他要叫，叫他不要叫他不听，老是要叫。所以队长没办法，做了一只马桶样的帽子把他套起来，手当然也绑着。”
我吓了一跳，这不要闷死吗！猜想大概是此人被批斗、判刑吓出了精神病，要不为什么要叫呢？与谁过不去呢？当走过他门口时，老师叫我看，果然我看到了“河马”。原来他闷不死，有出气洞，旁边还有二个犯人关在一起，不用说是犯人看着犯人了。
洗澡时都带了面盆毛巾，肥皂及替换衬衫衬裤。到了浴室先在外间脱掉衣裤，带着洗澡用品一批人一起进去。
监狱的浴室与外面的不同，它是一个房间上面排着热水管，这管子上有孔，象喷水池的管子一样，只是都朝下。边上是一个开关，管开关的人不象是队长，不穿制服，可能是劳役犯或刑满的留用人员。人都进入浴室后，只听他叫：“都站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开喽——”一面拨动一个圆形的开关。
这时象下阵头雨那样，整个房间越下越大。这水冷暖适中，人们都用力用带来的毛巾擦着身体；用手搔着“和尚头”。稍待一会，水龙头关掉了。嘱道：“擦肥皂，擦肥皂……”
于是大家拿起肥皂擦起身体来。这洗澡还得要有些小窍门——先把身体擦上肥皂，擦好，最后洗头。要不然象外面一样先洗头的话，不小心肥皂弄到眼睛里，眼睛睁不开，那是没有水冲的，一定会搞得手忙脚乱，洗不好澡的。
“好了吗？差不多了吗？……”这是管开关的人在问。回答是不一致的：有说好了的，有说稍等一会的……。
当几乎听不见等一会的声音时，水龙头也就开大了，整个房间又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次比前一次时间要长，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是够你把身体乃至头面的肥皂都冲清爽的。而且还够让你积一盆水——最后擦干身体时搓毛巾用。
我市监关了有半年了，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热水澡，只觉得舒服极了。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享受，因为之后还未轮上第二次洗澡，我就被送往一队——板头厂劳改了。
回来的路上老师问我：“舒服吗？”
“舒服，舒服！”我一面回答着，一面想：外面好象从未洗过这样舒服的澡。另外，外面的浴室好象设计得没有里面的先进——省时、省水。
看电影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尽管觉得有些事摄得不现实或不客观，但还是喜欢看的。并且每次看电影还不把自己放到反面人物一面。这我后来也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坏人，也没干过坏事。二、精神生活也象吃饭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既然老师的步子是迈得那样轻松，也那样爱看。我想：不管他是否也象我一样想，总之，客观上总是这么一回事。我决不相信老师会偷、会抢、会放火、会杀人……
十四 接济
这是每个犯人每月最盼的一天了，早晨就能看出这是个好天气，我想上天知道我们这些人与判我们的人或看管我们的人是一样的人，我们并不犯罪，它并不剥夺我们应该有的好天气。今天轮到我们接济了。
每个犯人盼接济倒不如说是盼与家人见见面，说说话，聊聊家事。早餐后，通知了今日接济便不学习了，象一般的下午拆纱头一样，叫到谁的名字，谁就去。
老师听说今天接济精神看上去就特别好，他问我：“你今天有人来吗？”
我答：“有的，我哥哥来！不是与你说过，要送一条被头来吗。”
“怎么是你哥哥来！”老师问，“你父母呢？”
“我父亲已去世了，母亲身体不好。”我答。
“你哥哥没结婚！你们都住在一起！”老师说。
“是的。”
“你有一个兄弟，也判了刑！”老师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你哥哥是一个月接济兄弟一个月接济你。”
“是的，你怎么会知道的？”我问老师。
“啊！多好的哥哥呵！”老师赞美着。“楼中传说的，你弟弟这里也关过，现在他解到外地去了。”
“噢！原来他也关过这楼面。”我继续说，“我哥哥十六岁进法商电车公司，解放后父亲年迈，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他挑着，到现在四十多岁了还未娶妻。兄弟三人二个被判了反革命，母亲年龄大了还要他照顾，生活在一起，要工作，要做家务，还要接济兄弟……”我一直想帮哥哥分挑些担子。没想到工作没分配给我，却判了我反革命，心中着实不甘。社会主义是应该这样吗！自己干些活，挣些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工作安排不出把失业人赶到农村，不去的全判刑，以此向全世界声明中国已没有了失业工人，好个伟大的创举。然而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唉！我只能叹气。
“啊！世上真有这样的好哥哥！”老师听我说哥哥，也说起了自己，“我也挑过家庭的重担，养过兄弟……我的兄弟很好，我妻子不会生孩子，我现在的女儿本是兄弟的孩子，是兄弟从小给我的。我女儿好，我现在全靠女儿，家中靠她，接济也是她来的。”老师介绍起自己来了。
“她叫啥？”我问老师。
“她叫陈玉嫦，女婿叫孙一麟。都好！”老师很得意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她比我大呢比我小？”我又问。
“她大概比你大些。”
“那我来时就叫他玉嫦姐了。”
“好，好！不过……”老师又补充说，“不过我的女儿性格很活泼，说话也随便。你到我家来时，要是她开口叫你小木匠，一只凳子帮我修一修，你是否会生气？”
我答：“不会，不会。我是木匠嘛！年龄又比她小，她叫我小木匠我不会生气。”
说说笑笑一会儿叫到老师的名字了，老师立刻站起来，走了出去。他轻快的动作，怎么也不能和平时生活在一起的陈巨来合拍。这不是上次洗澡看电影他拉着我的手，这次是他一个人要跨过走廊中拆着纱头的人群。这是什么力量使他有这样轻快的步子——这是对亲人的眷恋；对自由的憧憬；对外界的向往。即使是已经习惯了狱中生活的人；即使是平时看似对外界已忘却了的人；都会有此异常反应，这就是自由的力量。
老师接济回来，女儿为他送来了一些好象是纸笔之类的小东西，我见老师象孩子翻弄着玩具那样的爱不释手。
一面对我说：“我就知道我的接济不是第一批就是第二批，我的女儿一定会早来的。”
我想起了老师接济前说的话问：“怎么！你的妻子不会生孩子？”
“许培鑫，我来讲给你听，我的婚事非常有趣，象天上掉下来一样。”老师说着收起了接济送来的物品继续说，“一天我到丈人家去有事，当然那时还不是我的丈人。”老师半带纠正地说，“事情办完，我要走时，他忽然叫住我，要我等一会。说：‘我把女儿叫下来给你看一看，给你做妻室，你一定要当场回答我要不要？’说着他就在楼梯口唤起女儿来，并叫她下楼，站在楼梯口让我看。我说我回去想想。他不允许。与父母商量也不允许！一定要我立即回答，不能与任何人商量。我一时难出口，他就嘱他女儿上楼去了。我见他女儿生得倩，实在喜欢。可没有过这种事，难为情得很，但没办法，丈人逼着要当场回答，我只好低着头回答要的。就这样以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了。”
“真有你这样的丈人！”说着又问了一句，“你丈人叫什么名字？”
“我丈人況蕙风，是清末有名的词家。”
“噢！”我点着头，好象认识的那样，其实呢，我根本没听说过，可能是有名但决不会如李白、杜甫、苏东坡吧！
“后来才知道她不会生孩子。”老师补充着说。
“怎么不会生孩子呢？”我当时只知道有一种称作石女的女孩，是发育不完全造成的不会生孩子，只因为我们邻居家曾有过一个这样的女子，好象是不能嫁人的。听老师说她不会生孩子，便联想到了此。
“她是生疬子经生坏的。所以不会生小孩。”
“哦！”我象什么都懂似的答了一声，其实生疬子经怎么会生不出孩子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后来我丈人与妻子都要我再讨一个小老婆，帮着生个孩子。我不要，我们夫妻很要好，也就没讨。所以我兄弟有了孩子后给了我一个女儿，就是现在的女儿——陈玉嫦。”老师讲时态度随意得很，看来他家是个开明的家庭，女儿不是亲生也不避人。
不一会，我也轮到接济了，哥哥为我送来了很大的丝绵被，他知道我体弱怕冷，还用兰格子布做了一只袋，这样洗后只要一袋就可以了。哥哥对我的支持和关心，使我想起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想他们都是了解我的，都不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新被头送来了，我原有的老棉花毯被头可做垫被了。接济后我在学习时提了出来——分一半给黄显忠。可是不能马上给，要到星期天，借来剪刀才能一分二。此事小组中当然没人反对，也没人说好！可我在我们的小监中却受到了“全体组员”的表扬！不但老师说我好，张佩隧和王继生也表扬了我，他们说在监狱中象我这样派头大的人极少，没见过。当然他们要是见过的话黄显忠今天也就不会没有垫被了。
我愿送垫被，黄显忠愿要，队长也同意。那么就等星期天借来剪刀一分二就可以了。黄显忠多年来没垫被的事就能解决了。不！没有，没有解决！这就是监狱。说变就变，因为你是没有人权的，没有自由的。它比军队更集中——军队还要宣扬服从命令。这监狱用不到宣扬服从命令，没有不同意的选择权利，要你怎样就怎样，只有服从……。
十五 老师病了
家事、趣事、伤心事；案情、狱情、儿女情。近一个月下来谈得也差不多了。我与老师是师徒，也可说是狱中遇上的知己，以至老师后来送我印谱时题字称“培鑫仁兄大雅正之”。在碰上谭金时老师说我是同窗同学。又碰上了二个不知汇报队长的好人。当然，不谈天说地是太可惜了，实在没什么话说了老师说书给我们听。老师的说书只下真迹一等，应另取一个名称——叫做背书吧！因为老师讲书中的人物、事情、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只是不能与艺人们声情并貌媲美。
我在五十年亻弋也受父亲的影响爱听书，但听得不多。现在一听老师背书就知道他是个书迷，在外面一定听得很多很多。
老师说他小时侯，还不愿走路的时候，大人就背着他去看戏，听书。所以大了以后也一直喜欢看戏听书。
“你从小喜看什么戏，听什么书？”我问老师。
“当然是京戏昆曲了。”老师说，“听书嘛！不管什么书只要说的人好，都好听。”
我也要表现一下自己也自幼看过京戏说：“我小时侯也看过京戏，那是父亲带我去看的。记得我第一次看京戏是在黄金大戏院，演的是：官兵打不过强盗，这强盗还有一个既好看又有本领的妹子。有一个人帮官兵打败了强盗，结果做官的反诬那人放走了强盗，把那人捉起来要杀。强盗知道了反而到刑场上来救他。救出后，后来还把妹子嫁给了那人。”
“噢！那是《白水滩》戏！”老师马上就说出了那场戏的名称。
“书我也听，起先听的是《珍珠塔》。那是五十年亻弋的时候，父亲书票是一月一买的，记得是靠近我家的蓬莱书场，父亲没空去听，就让我去听了。听出味道来了，第二天我也买张书票去听。说书中途换档时，还有点心买来吃。父亲不喜欢书场里的点心。有一次，听完书父亲与我一起到对面（那是正宗的蓬莱市场小吃）吃点心。父亲喜欢吃牛眼睛，我见牛眼睛有点怕，吃了牛尾汤。”说完又加了一句，“与父亲一起去听书、吃点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那你还听过些什么书？”老师问。
“后来我只听《四杰传》了，不管谁说都爱听，听得最多的要算张文倩、徐文萍的搭档了。因他们在西园书场说，离我家近。”我略一停顿说，“珍珠塔等书都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犹如换几个人名就是换一部书。只有《四杰传》一书虽写的也是才子佳人，可从头笑到底不落窠臼独有特色。”
老师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书只要说的人好就好！开篇只要唱的人嗓子好便好。”忽然老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哎！你知道徐丽仙吗？”
我答：“知道，不是那唱得出名也难看得可以的评弹演员吗！人称小老太婆是吗！”
“呵！我真佩服她。”老师赞叹地说，“你知道她是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吗？”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我瞪大了双眼。心想，我听她说过书，象是对文学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文盲呢？
老师没等我开口：“她是穷人家出身，从小家境很苦，没有读过书。学评弹正是不容易，全靠背在肚皮里唷！”
在与老师同监的最后几天里，老师既讲《珍珠塔》又讲《玉蜻蜓》；既讲何文秀又讲金贵生……总之这是监中的幸福生活。
我除了拆纱头、听老师讲故事外，还有一件事是习篆文，并且想起什么特别是姓氏来就请老师写。
一天下午，天好象不太好，象往常一样老师在为我写些样子。忽然王继生对我说：“许培鑫，你不要叫他写了，他大概身体不大好，在打瞌睡了……”
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老师在打盹，手中虽拿着笔和纸但没有写。
“老师，你怎么了？快不要写了，快不要写了！你要睡，我为你铺被。”我一面拿去老师手中的笔和纸。
老师没说要睡说：“肚皮难过。”
“要不你靠着，闭目养养神。”我嘱老师。
老师听我的话，闭着眼睛瞌睡起来。我说：“老师你不舒服，尽管靠着休息。纱头我会替你拆的。”说完我总算努力拆起了纱头来。
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ZF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