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房守日(真田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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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百济——百济灭亡前后一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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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大意觉迷 于 2007-11-17 20:32 发表
首先“礼”在墓志铭中两见,“礼州”之“礼”看上去像是简体字,而另一个“礼”则是正宗的写法。
另外“芸”字,首先这个字我还没确认,看上去像是简体的“芸”。
唐朝“礼”、“芸”是否有如同现代写法的俗字,需 ...
“礼州”是“进礼州”的误读。查了网上的拓片,早在北魏时期就出现了和现在简化“礼”字一样的拓本字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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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间期(下)——未完成

与熊津改制同时,中原的泰山封禅大典也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麟德三(666)年正月初一,高宗至泰山顿,亲祀昊天。初二,高宗登上泰山行封禅之礼。初三,禅于社首,祭祀地祗,武后亚献。初五,高宗接受文武百官、万国来使朝觐,改元乾封,大赦天下,赐酺七日,并下诏“诸行从文武官及朝觐华戎岳牧、致仕老人朝朔望者,三品已上赐爵二等,四品已下、七品以上加阶,八品已下加一阶、勋一转”。如此盛大的封禅朝觐,刘仁轨及作为东夷使者的金仁问、扶余隆、高福男、耽罗使人、倭人一定都亲身参与了。讽刺的是,这次大赦的范围不包括“长流”之人,所以李义府仍不得返京,不久便忧郁而死。十九日,高宗一行下山前往曲阜。二十七日,高宗幸孔子庙,追赠孔夫子为太师,增修祠宇,并命司稼正卿、熊津都督、百济郡公扶余隆以少牢致祭,这无疑是扶余隆一生中最风光的场景。随后,高宗一行启程前往亳州,于二月二十二日祭祀了道教所崇奉的老子,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此,这次封禅大典基本结束,高宗及文武百官返回京师长安,至四月八日抵达;而各地方都督刺史等官返回任所,各国来使赏赐还国。

后来人们在泰山上发现了一方《刘仁愿等题名》,其内容如下:

“□□卫将军鲁城县开国公上柱国刘仁愿、颖川郡夫人陈大
□□□出身□□二男怀瓒任弘文馆学生、女一人、新妇窦二
新妇于
乾封元年二月十九日上记
盟陁排儿高益富、吕小陇奉母聂阿稔、笙博士沈小奴”

这显然是刘仁愿及其家人、仆从在泰山留下的,而其制作时间透露出重要信息。二月十九日时高宗一行即将到达亳州,参加封禅大典的绝大多数人员都离开了泰山。而刘仁愿在此时登山刻石,只能说明他没有赶上正月的泰山大典,而是在二月中旬才达到泰山与前来的家人相会。麟德元年虽然有诏让各地方官来会,但注明“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而熊津改制方面的事务又颇费时日,刘仁愿竟然一时无法抽身。面对不久前刚举行过盛大朝觐的泰山,刘仁愿及其家人一定别有感怀,他没有获准参加数十年难遇的大典,也没有被赐新爵。因为扶余隆较长时间内不会前往百济,所以刘仁愿完成题名后就与家人惜别,重新进驻泗沘城,为大唐守备东部边疆。

这年四月,新罗文武王向大唐请兵讨伐内乱中的高句丽。说来也巧,高句丽内乱已持续半年有余,据守国内城一带的泉男生连续两次请援不成,无奈之中又遣年仅16岁的儿子泉献诚向长安求救。而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可能担心遭到男建、男产兄弟的迫害,请求割地投降。看到献诚亲身前来,高宗终于可以确认泉男生归顺的诚意了。这对于大唐来说,无疑是最佳战机到来,可谓泰山封禅后之天赐。于是,高宗于六月七日壬寅命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主兵讨伐高句丽;任泉献诚从三品右武卫将军为向导,以从三品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正三品营州都督高侃为辽东道行军总管,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从三品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为后援。龙朔年中,契苾何力曾率军大破泉男生于鸭绿江上,如今却成为救将,此亦天算不如人算者也。八月,高句丽王高藏以泉男建为莫离支,兼知内外兵马事。九月,契苾何力大军突进,庞同善、高侃、薛仁贵等连破泉男建兵马于新城及金山等地,斩首5万余级,又连下木底、南苏、苍岩3城,很快与泉男生会合。男生率国内、哥勿等6城10余万户投降,于是依诏拜泉男生为正二品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命其与契苾何力相知经略。至此,大唐对高句丽的试探进攻获得胜利,明白地表明盖苏文死后高句丽内部分裂趋势明显,灭亡之时指日可待。

其间刘仁轨又蒙升任,七月六日庚午迁正三品右相(即中书令)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开国男,成为了辅机之臣。同年冬,倭国将百济遗民2000余人迁往荒凉的东国,这些人不论缁素僧俗,自龙朔三年癸亥起至今3年都一直由官府提供食粮,如今一并取消,由他们自行耕种生养。倭人此举是将百济遗老遗少编入本国户籍的预兆。

十二月十八日己酉,高宗命朝中头号元老李绩亲自挂帅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以正四品上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郝处俊副之,契苾何力、庞同善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诏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出积利道、刘仁愿出毕列道、金仁问出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受李绩节度;河北道下诸州租赋均直接转给辽东道给军用,运粮使窦义积等亦受李绩处分。一场旨在给予高句丽最后一击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此时,因为唐军行动有所停歇,泉净土可能受到了泉男建的讨伐。他便率领自己管辖下的南方12城、763户、3543口投奔邻近的新罗。泉净土及从官24人立刻得到新罗方面重视,赐给衣物、粮料、家舍,并安置在王都金城及州府。新罗很快派遣兵马接管了这12城,并驻军镇守。

乾封二(667)年一二月间,李绩主力再破高句丽军于西部重镇新城,唐军一举攻陷16城,李绩命契苾何力留守。同时,郭待封走水路进击,李绩使冯师本为其运粮。可冯师本船破失期,郭待封军中饥窘,想向李绩求粮,因担心书信为高句丽所得以知其虚实,在信中作离合诗。李绩得信后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此时,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识得郭待封之意,向李绩作了解释,李绩恍然大悟,又遣将运粮支援待封。元万顷也因此受到李绩重用,命其作《檄高丽文》。而元万顷得意忘形,在檄文中称高句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得此檄文回报“谨闻命矣”,便移兵据鸭绿江,于是唐军不得渡,军锋遭到扼制。高宗后来听闻此事,将元万顷流放岭南。

是年七月,早已得到大唐诏令却一直观望的新罗终于有所动作。文武王先大酺三日。因高宗敕以智镜、恺元为将军赴辽东之役,文武王即以智镜为波珍飨,恺元为大阿飨。又因高宗皇帝敕以大阿飨日原为从三品云麾将军,文武王命其于宫庭受命,并遣大奈麻汁恒世入唐朝贡。直到八月,文武王才带领大角干金庾信等30将军统兵自半岛东南的金城出发。直到九月,新罗大军进至北方的南汉山城又称汉城,一边派人出海打探唐军动向,一边装模作样慢慢吞吞地进攻高句丽南鄙七重城。

正是由于新罗及百济都护刘仁愿等一直没有积极配合高句丽北方战线开展有效的军事活动,李绩的主力也无法快速突破高句丽人的防线。八月,郝处俊率军进攻安市城。唐军还没来得及阵列,高句丽大军掩杀而来,唐军随即陷入恐慌。郝处俊镇静自若,一边吃干粮,一边悄悄地整备精锐之士组织反击,终将高句丽军击退。于是,李绩总结东征以来战况,写成战报飞驿入京,于九月十四日辛未送达。

十月二日,李绩终于进至平壤城北200里处,时已初冬。李绩遣新罗尔同兮村主大奈麻江深率契丹骑兵80余人突破高句丽封锁线,历阿珍含城至汉城,向文武王移书,督促兵期。书中称:“奉大总管处分,新罗兵马不须打城,早赴平壤,即给兵粮。”文武王这才满不情愿地率军北上,而其行至速度也实在很慢。至十一月十一日,新罗军进至水谷城、獐塞一带,听说唐军已经撤回鸭绿江以北过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逃回本国。此实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观“西线无战事”。文武王金法敏为安抚人心,授传令官江深位级飨,赐粟500石。大唐讨伐高句丽之事遇到了小小的挫折,李绩等大军退守鸭绿江以北,高宗即下诏泉男生入朝长安,赐以宅邸,等待来年开春之际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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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八大姓那部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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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贴出来的是“中间期(下)”,和改制无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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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间期(下)


与熊津改制同时,中原的泰山封禅大典也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麟德三(666)年正月初一,高宗至泰山顿,亲祀昊天。初二,高宗登上泰山行封禅之礼。初三,禅于社首,祭祀地祗,武后亚献。初五,高宗接受文武百官、万国来使朝觐,改元乾封,大赦天下,赐酺七日,并下诏“诸行从文武官及朝觐华戎岳牧、致仕老人朝朔望者,三品已上赐爵二等,四品已下、七品以上加阶,八品已下加一阶、勋一转”。如此盛大的封禅朝觐,刘仁轨及作为东夷使者的金仁问、扶余隆、高福男、耽罗使人、倭人一定都亲身参与了。讽刺的是,这次大赦的范围不包括“长流”之人,所以李义府仍不得返京,不久便忧郁而死。十九日,高宗一行下山前往曲阜。二十七日,高宗幸孔子庙,追赠孔夫子为太师,增修祠宇,并命司稼正卿、熊津都督、百济郡公扶余隆以少牢致祭,这无疑是扶余隆一生中最风光的场景。随后,高宗一行启程前往亳州,于二月二十二日祭祀了道教所崇奉的老子,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此,这次封禅大典基本结束,高宗及文武百官返回京师长安,至四月八日抵达;而各地方都督、刺史等官返回任所,各国来使赏赐还国。



后来人们在泰山上发现了一方《刘仁愿等题名》,其内容如下:



“□□卫将军鲁城县开国公上柱国刘仁愿、颖川郡夫人陈大

□□□出身□□二男怀瓒任弘文馆学生、女一人、新妇窦二

新妇于

乾封元年二月十九日上记

盟陁排儿高益富、吕小陇奉母聂阿稔、笙博士沈小奴”



这显然是刘仁愿及其家人、仆从在泰山留下的,而其制作时间透露出重要信息。二月十九日时高宗一行即将到达亳州,参加封禅大典的绝大多数人员都离开了泰山。而刘仁愿在此时登山刻石,只能说明他没有赶上正月的泰山大典,而是在二月中旬才达到泰山与前来的家人相会。麟德元年虽然有诏让各地方官来会,但注明“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而熊津改制方面的事务又颇费时日,刘仁愿竟然一时无法抽身。面对不久前刚举行过盛大朝觐的泰山,刘仁愿及其家人一定别有感怀,他没有获准参加数十年难遇的大典,也没有被赐新爵。因为扶余隆较长时间内不会前往百济,所以刘仁愿完成题名碑刻后就与家人惜别,重新进驻泗沘城,为大唐守备东疆飞地。



这年四月,新罗文武王向大唐请兵讨伐内乱中的高句丽。说来也巧,高句丽内乱已持续半年有余,据守国内城一带的泉男生连续两次请援不成,无奈之中又遣年仅16岁的儿子泉献诚向长安求救。而泉盖苏文的弟弟泉净土也可能担心遭到男建、男产兄弟的迫害,请求割地投降。看到献诚亲身前来,高宗终于可以确认泉男生归顺的诚意了。这对于大唐来说,无疑是最佳战机,可谓泰山封禅后之天赐良机。于是,高宗于六月七日壬寅命正三品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主兵讨伐高句丽;任泉献诚为从三品右武卫将军作向导,以从三品左金吾卫将军庞同善、正三品营州都督高侃为辽东道行军总管,从三品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从三品左监门卫将军李谨行为后援。龙朔年中,契苾何力曾率军大破泉男生于鸭绿江上,如今却成为救将,此亦天算不如人算者也。八月,高句丽王高藏以泉男建为莫离支,兼知内外兵马事。九月,契苾何力大军突进,庞同善、高侃、薛仁贵等连破泉男建兵马于新城及金山等地,斩首5万余级,又连下木底、南苏、苍岩3城,很快与泉男生会合。男生率国内、哥勿等6城10余万户投降,于是依诏拜泉男生为正二品特进、太大兄如故、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命其与契苾何力相知经略。至此,大唐对高句丽的试探进攻获得胜利,明白地表明盖苏文死后高句丽内部分裂趋势明显,灭亡之时指日可待。



其间刘仁轨又蒙升任,七月六日庚午迁正三品右相(即中书令)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开国男,成为了辅机之臣。同年冬,倭国将百济遗民2000余人迁往荒凉的东国,这些人不论缁素僧俗,自龙朔三年癸亥起至今3年都一直由官府提供食粮,如今一并取消,由他们自行耕种生养。倭人此举是将百济遗老遗少编入本国户籍的预兆。



十二月十八日己酉,高宗命朝中头号元老李绩亲自挂帅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以正四品上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郝处俊副之,契苾何力、庞同善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诏独孤卿云由鸭渌道、郭待封出积利道、刘仁愿出毕列道、金法敏出多谷道、金仁问出海谷道,并为行军总管,受李绩节度;河北道下诸州租赋均直接转给辽东道给军用,运粮使窦义积等亦受李绩处分。一场旨在给予高句丽最后一击的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里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原本高宗器重的苏定方并未参与其事。按照高宗之前数年对他的偏爱,凡是大型的东征西讨,挂帅者必有苏定方,这简直成了当时用兵的必选项。而此番东征,高宗完全放弃了对海东具有相当了解的苏定方,而选用已经73岁、长期不行兵事的李绩担当,恐怕别有缘由。高宗朝用兵频繁,高宗用将又有个不好的习惯,即不考虑将帅的年龄和身体承受能力,经常凭自己的喜好选用老将,如程知节、苏定方、李绩等。但这些老将都上了年岁,往往经不起频繁的戎旅颠簸,如龙朔年间征讨高句丽的老将任雅相、程名振都死于军中,而李绩在讨灭高句丽的次年也随即去世。苏定方则自永徽六年至龙朔三年的近10年间,几乎年年都行军出阵,一年之内甚至自西到东几度出师,须知当时他的年纪已在60上下了。《三国史记》还给我们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龙朔二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遣大将金庾信向围困平壤的唐军输送军粮时还特别“赠定方以银五千七百分、细布三十匹、头发三十两、牛黄十九两”,这里的头发即血余和牛黄都是上品的中药材。血余锻炭入药称血余炭,性苦、微温,可消瘀、止血、利小便;牛黄性苦平,有小毒,清心开窍,定惊解毒。老年人本来就容易发生便秘,而苏定方长期出征在外,解便时间不能自由调配,这更容易造成习惯性便秘,牛黄正对此下药;便秘也容易对肠道造成损伤,引起痢血,血余炭对此下药。从新罗方面私下赠送这两位中药,我们可以猜测苏定方当时很可能患有大小便不利的毛病,文武王侦知此事后有意讨好。由此也折射出苏定方晚年身体确实出了状况,除了排泄系统出了问题外恐怕还有其它老年人常见的疾病以及多年征战留下的遗症。乾封元年底,高宗之所以没让定方挂帅十有八九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起了,次年这位高宗前期数一数二的名将便离开了人世,享年67岁。苏定方去世时,高句丽战事正酣,高宗注意力多被东征吸引,他得知定方去世的消息时这位老将已经下葬了。“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庄。”如今已经发现了苏定方的墓葬,但尚未有墓志出土,因此更进一步的情况不得而已。但苏定方墓规格较高,与其死前身份、高宗对他的器重赏识相合。他自龙朔三年后事迹不见记载多半还是因为年迈有病退隐所致,与朝中党阀纷争关系应当不大。



是年,因为唐军行动有所停歇,泉净土可能受到了泉男建的讨伐。他便率领自己管辖下的南方12城、763户、3543口投奔邻近的新罗。泉净土及从官24人立刻得到新罗方面重视,赐给衣物、粮料、家舍,并安置在王都金城及州府。新罗很快派遣兵马接管了这12城,并驻军镇守。



乾封二(667)年一二月间,李绩主力再破高句丽军于西部重镇新城,唐军一举攻陷16城,李绩命契苾何力留守。同时,郭待封走水路进击,李绩使冯师本为其运粮。可冯师本船破失期,郭待封军中饥窘,想向李绩求粮,因担心书信为高句丽所得以知其虚实,在信中作离合诗。李绩得信后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此时,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识得郭待封之意,向李绩作了解释,李绩恍然大悟,又遣将运粮支援待封。元万顷也因此受到李绩重用,命其作《檄高丽文》。而元万顷得意忘形,在檄文中称高句丽“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得此檄文回报“谨闻命矣”,便移兵据鸭绿江,于是唐军不得渡,军锋遭到扼制。高宗后来听闻此事,将元万顷流放岭南。



是年七月,早已得到大唐诏令却一直观望的新罗终于有所动作。文武王先大酺三日。因高宗敕以智镜、恺元为将军赴辽东之役,文武王即以智镜为波珍飨,恺元为大阿飨。又因高宗皇帝敕以大阿飨日原为从三品云麾将军,文武王命其于宫庭受命,并遣大奈麻汁恒世入唐朝贡。直到八月,文武王才带领大角干金庾信等30将军统兵自半岛东南的金城出发。直到九月,新罗大军进至北方的南汉山城又称汉城,一边派人出海打探唐军动向,一边装模作样慢慢吞吞地进攻高句丽南鄙七重城。



正是由于新罗及百济都护刘仁愿等一直没有积极配合高句丽北方战线开展有效的军事活动,李绩的主力也无法快速突破高句丽人的防线。八月,郝处俊率军进攻安市城。唐军还没来得及阵列,高句丽大军掩杀而来,唐军随即陷入恐慌。郝处俊镇静自若,一边吃干粮,一边悄悄地整备精锐之士组织反击,终将高句丽军击退。于是,李绩总结东征以来战况,写成战报飞驿入京,于九月十四日辛未送达。



十月二日,李绩终于进至平壤城北200里处,时已初冬。李绩遣新罗尔同兮村主大奈麻江深率契丹骑兵80余人突破高句丽封锁线,历阿珍含城至汉城,向文武王移书,督促兵期。书中称:“奉大总管处分,新罗兵马不须打城,早赴平壤,即给兵粮。”文武王这才满不情愿地率军北上,而其行至速度也实在很慢。至十一月十一日,新罗军进至水谷城、獐塞一带,听说唐军已经撤回鸭绿江以北过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逃回本国。此实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奇观“西线无战事”。文武王金法敏为安抚人心,授传令官江深位级飨,赐粟500石。大唐讨伐高句丽之事遇到了小小的挫折,李绩等大军退守鸭绿江以北,高宗即下诏泉男生入朝长安,赐以宅邸,等待来年开春之际再举。



乾封二年讨伐遇阻主要是元万顷在檄文中愚蠢地提示了泉男建加强鸭绿江一线的防御,而本当开辟高句丽南线战场的刘仁愿、金法敏等没有配合也是其重要因素。如果说新罗方面的消极怠工令人厌恶的话,身在泗沘的刘仁愿则情有可原。



首先,刘仁愿身在泗沘,与高句丽并不直接相接。他率军北上无论走陆路或海路,都要经过新罗的领地或领海,不得到新罗方面的积极配合是不可能顺利成行的。



其次,百济都护府、熊津都督府管下虽然有上万唐军、汉官,但刘仁愿身边尚有新罗文武王亲弟金仁泰所率数千罗军,以及数量更多的百济遗臣。唐、罗、济三方人马齐集一地,人心相隔,各某其事,其间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百济都护府、熊津军之兵虽不在少数,却不能不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且身兼镇护飞地、防备百济复国军余孽及倭人、沟通新罗等多方面重任,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是不能启程的。



第三,刘仁愿的称号是“毕列道行军总管”,此中别有高宗的隐层意味在。“毕列”是半岛地名,即所谓的“比列”、“卑列”、“本烈”,在今朝鲜江原道北部的安边一带。此地本属秽人,曾属汉四郡之一的临屯郡,后并入大乐浪郡,受东部都尉管制。高句丽崛起后受其间接统治,在此地设立比列忽郡。但《三国史记》《新罗基临尼师今纪》三(300)年条称:“二月,巡幸比列忽,亲问高年及贫穷者,赐谷有差。”这暗示新罗昔氏王朝时就已经把领土扩张至此,但我认为基临王在位时间并非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而是4世纪下半叶,而且《三国史记》中基临王的事迹虚无缥缈,不足为据。新罗真兴王十七(556)年,正式设立了比列忽州,并以成宗为“军主”(相当于总管、都督一类的地方军政大员),这一般作为新罗扩张至此的起点。之后,该地长期处于新罗统治之下。到了公元7世纪前期,高句丽与百济连连夹击新罗,至30年代前后,比列忽地区又被高句丽夺回。也就是说,比列一带在新罗直接统治下长达七八十年之久,被新罗视为自己的本领。高宗任命刘仁愿为“毕列道行军总管”当然就是申明大唐对此地有领土要求,同时等于在此立下了日后大唐与新罗的界限。新罗方面自然对此怀有不满,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配合刘仁愿的军事行动,不但沿途不会提供多少帮助,就连与刘仁愿共守泗沘的金仁泰也会从中阻挠。



于是,作为大唐驻百济的军政大员,刘仁愿的处境越来越尴尬。一方面,高宗领导下的朝廷不断地发号施令,让他干这个干那个;而另一方面,他不得不依靠的“盟友”新罗对大唐的不满则逐步升级;同时,刘仁愿也没有能力在完全没有新罗帮助的情况下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更不用说这种军事行动有着与新罗争夺半岛战争胜利果实的色彩。因此,我们虽然还能看到这年里新罗文武王方面阴阳怪气地“配合”着北线李绩所率唐军主力的行动,但任何来自百济熊津的呼应。只能说,刘仁愿被完全捆住了手脚。



这年十一月九日,受刘仁愿之命,一直唐军将倭国使者送回了列岛。这是乾封二年关于刘仁愿的少数几条记载之一。唐军的首领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熊津都督府管下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而被送回的倭使是“大山下”境部连石积。境部石积就是两年前即麟德二年前往大唐的倭使之一,当时写作“坂合部连石积”,而冠阶是小山。境部石积一行往返相隔两年左右,可以推断他们确实到达了中土。境部石积等究竟完成了何种政治任务,史书没有留下更多的信息。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是发生在唐倭两国关系由战转和时期的一次外交访问,白江口之役发生后两国间反而出现的空前同时也是绝后的频繁交通可以理解为双方都试图对破损的关系进行快速修复。



还有一点引起我们关注,那就是司马法聪将境部石积等送达的位置——“筑紫都督府”。自古以来,九州对于整个列岛的意义非同一般,早先是列岛文明的中心,之后重心逐步东移,但九州的战略意义仍然举足轻重。早在邪马台时期,九州北部就设有“一大率”监管周围邦国的活动及对外交往;公元6世纪前期设立那津官家,6世纪末崇峻天皇时曾暂时设置“筑紫将军”。公元7世纪初,圣德太子推行改革,颁布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同时对全国上下的行政制度也作了部分改动,九州地区则于推古十七(609)年首次出现了“筑紫大宰”。“大宰”又称“总领”,是相对于“国宰”即国造、国司而言的,即比国宰地位更高负责监管数国国宰的地方官员。公元7世纪前期,倭国的地方行政还实行着世袭制,地方上的国造和县主犹如封君一般世袭任替;虽然“大化改新”以后推行了形式上由中央任命的国司制,但地方上国造、县主的特权并未彻底取消。“大宰”正是朝廷派下监查这些“封君”行动,指导国司政务,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除筑紫外,类似的机构还有吉备大宰(总领)、周防总领、伊予总领、东国总领等,大宝元(701)年律令颁布后筑紫以外的大宰或总领一并废除,并正式将“筑紫大宰”的名称固定了下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白江口之役”后出任筑紫大宰的阿倍比罗夫又称“镇西筑紫大将军”,这很可能表明当时的筑紫大宰(总领)府也曾一度称作“镇西筑紫大将军府”,简称“镇西府”或“筑紫将军府”。而此处,又称作“筑紫都督府”。“官家”、“将军”、“大宰”、“总领”、“都督”,在短短的1个世纪里名称发生了频繁的更替,说明该项制度还没有完全定型,处于草创期,而更关键的是其中“将军”、“太宰”、“镇西”、“都督”等名字都带有相当深刻的中国舶来烙印。公元7世纪中期,随着唐帝国势力的迅速扩张,大唐的地方行政制度也快速在东北亚地区传播开来。百济灭亡后其领土上建立了唐式的羁縻都督府、州、县制;新罗也逐步采用了类似中土都督(总管)府、州、县制的州、郡、县制,并在州设置总管,后亦改称都督,改称后与唐玄宗时的体制几乎完全相同;高句丽灭亡后也和百济一样,设立了9都督府42州100县。倭国也受此风吹拂,效法新罗自动改制,将之前的国(国造)、县(县主、稻置)、别的分封制改革为国(国司)、郡(郡司)制。由于倭国即日本郡的下级单位就是乡或者里,则倭郡其实与中土的县相当;列岛的国司一等官称“守(太守)”,各国后来又都简称某州,其国实与唐代的州(刺史)、郡(太守)相当;因之,凌驾于国之上的大宰、总领在形式上与唐代的都督(总管)相应,只是职权大小不同。而乾封二年出现的“筑紫都督府”则表明,列岛律令制国家形成过程中,地方行政体制中高于国一级的行政机构甚至连称谓都曾一度与大唐相一致,由此可见当时唐朝制度在东北亚影响力之大。



司马法聪等唐使在列岛未作长时间停留,十一月十三日便启程返回百济,在九州仅4天。倭方为表慎重,又遣小山下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诸石为送使,陪同司马法聪一行返回泗沘。前面提到,倭国方面委派唐使接待人员时一直试图维持一种位阶上的平衡,即依据唐朝正使的品阶来确定相当的倭国最高接待人员的位阶,此回也不例外。司马法聪身为熊山县令,以正七品上中县县令可能性最大;而伊吉博德冠位小山下是麟德元(664)年中大兄王子颁下冠位二十六阶中的第十八阶,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从六位下;笠诸石冠位大乙下是第二十一阶,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从七位。由此可见,唐使与送使的品位仍然相当。



就在司马法聪抵倭的当月,中大兄王子授意于大和国建造高安城,赞岐国山田郡建造屋岛城,前哨对马国建造金田城。这三城的修葺,尤其是高安、金田两城的完成显然是针对海外入侵的,扼守住通往倭国核心部的海路要道,而建造这些城池的工匠当然还是百济遗民。由此可见,唐倭两国关系虽然正在迅速修复,但倭人仍对大陆尤其是半岛深怀戒心。大唐方面也没有放弃对倭人的警戒,这点我们在后面的叙述中还会提到。



伊吉博德、笠诸石等于次乾封三(668)年正月二十三日回至列岛复命,此程往返共计99天。若使节自九州下海水行陆行至长安至少需要近50日,则99天内伊吉博德等倭使不可能前往中土,他们的目的地当是泗沘无疑。而自九州水行至泗沘仅需十余日至一月,往返不过两个月,伊吉博德等当于泗沘停留了一个多月,大致是乾封二年闰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间百济都护府、熊津都督府则需适当接待倭国送使。



乾封二年十二月,刘仁愿又向新罗文武王宣布了高宗新下达的敕命,令新罗务必协助唐军讨灭高句丽,并赐文武王金法敏大将军旌节。高宗于去乾封元年底仅任命金法敏为多谷道行军总管,受李绩节度,金法敏态度消极,新罗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高宗意识到此中存在的问题,便一面严令新罗配合征辽,另一面赐予金法敏更高的名分即“大将军”及旌节。金法敏获得的什么大将军称号史无明文,文武王其时本品为从二品,唐官制中较合适的有从二品武散官镇军大将军、正三品诸卫大将军、正三品武散官冠军大将军、专门授予初附首领的正三品怀化大将军。



乾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高宗命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兼辽东道安抚副使、熊津道安抚大使、浿江道行军总管。熟悉海东事务的刘仁轨此时出任征东副帅,标志着唐军的攻势又将展开。二月,薛仁贵率军奇袭高句丽扶余城,杀获万余人,扶余川流域40余城望风而降。泉男建发兵5万来救,结果在薛贺水上被李绩主力击破,斩首5千,俘获3万余人,唐军又接连攻破大行城。随着北路唐军的快速挺进,高句丽王高藏及泉男建、男产兄弟已经完全无暇顾他,举倾国之兵北向。



相比之下,南线的新罗表面上则较为安定,而百济都护刘仁愿更无动静。是年春,文武王遣本族元器和前番投诚的高句丽泉净土将美女馈送入唐,不久元器返国,而泉净土终老中土。不知是何原因,高宗下旨禁止新罗再献美女,或与武后有关。但这只是麻痹大唐朝廷的行为,而背地里新罗则进行着另外的勾当。《三国史记》《新罗文武王纪》八(668)年三月条载:“置比列忽州,仍命波珍餐龙文为总管。”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高句丽的比列即卑列是百济都护刘仁愿的攻击目标,这种限定的深层含义应当昭示给了新罗。如今,文武王趁高句丽应接不暇之际,居然窃据了比列忽州并设置总管,这是公然与大唐争夺领地。此事遂成日后唐罗两国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之一。



事实上,一年多前高宗命新罗主攻多谷、海谷道就是不希望新罗过多参与其它高句丽领土的争夺。海谷最初属于沃沮人(包括南沃沮和东沃沮)之地,相当于朝鲜咸镜南北道、两江道、罗先市及俄罗斯滨海区、中国吉林极东部的广阔地区,后来成为高句丽东部的大行政区,后来分出东海谷、南海谷等行政单元。多谷位置不明,可能也在海谷地区附近。多谷、海谷虽然面积较大,可位置均在比列忽以北,如比列成大唐之地,多谷、海谷就与新罗本土分离,也难以控制;且在公元7世纪时这里和大同江、礼成江、临津江诸流域相比要荒凉得多。新罗方面自然希望瓜分得高句丽更有优越的领地,他们知道高宗的真实目的,便抢先占领比列忽州,以在日后的大瓜分中谋求更多的实际利益。



《日本书纪》《天智纪》七(668)年条载:“夏四月乙卯朔庚申,百济遣末都师父等进调。庚午,末都师父等罢归。”去年三月,倭国已经迁都近江大津京,摄政中大兄王子以己子大友王为太政大臣,此乃“太政大臣”之始。是年正月,中大兄王子终于登基,名正言顺地成为倭国大王——天智大王。



百济及复国军政权灭亡以后,以百济之名行事的政治主体大致有3个:(1)大唐统治下的百济傀儡政权,即以百济郡公扶余隆为首的百济故臣,与百济都护府、熊津都督府以下百济裔官人势力基本重合;(2)高句丽的百济复国军流亡人员,他们的首领是百济王扶余丰璋,或许还有少数在“白江口之役”后一同乘船北逃的遗民;(3)列岛上的百济遗民集团,他们名义上仍以所谓“百济王”扶余善光或即扶余勇为领袖,包括扶余自进、鬼室集斯、沙宅绍明等大批流亡者,名字多见于日本侧史料中,但事实上扶余善光等根本没有自主性,百济遗民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被倭国及后来的日本朝廷吸收为编户。那么,此处出现的“百济”究竟指代哪一方呢?



百济灭亡后《日本书纪》百济使者“进调”事件有3次,都出现在《天智纪》中:一则在七年条即上引内容;另两则都在十(671)年条中,伴随着“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唐人李守真等、百济使人等并罢归”的叙述。由此,我更倾向于大唐制下的百济傀儡政权,即“进调”的百济使者其实是熊津都督府百济裔官人所为,应当也是百济都护刘仁愿授意的。



末都师父于四月六日抵达,十六日即罢归,只停留了10天。这说明熊津方面的使者并没有获准进入畿内,只在九州短暂活动,主要由筑紫都督府接待。末都师父前来携带有相当的礼品不假,但决不会是“进调”,这种说法是日本“小中华”思想萌发后横加在他国使团身上的。末都师父来访的真实原因恐怕还是和大唐征讨高句丽的行动有关。



去年司马法聪护送境部石积归国的状况还算良好,之后伊吉博德等又将司马法聪送回,两国关系表现出相对的友好状态。但是,倭国方面仍不停地在各地加筑防御工事,大唐恐怕也没有放松戒备。是年春季,征辽大军重新启动,泗沘守军也很快就要展开配合行动,为防熊津军北上后倭人或在倭百济复国军余孽趁虚而入,刘仁愿等急于探明倭国的动向。末都师父正是前往列岛观察军机的,所以他在短暂停留后觉得倭人并无异样,便赶快回到泗沘复命,大约在四月末或五月初到达,这也是他来访时间非常紧凑的最主要原因。刘仁愿等接到末都师父汇报后非常满意,便加紧着手率军北上开辟高句丽南线战场,不久便出发了。



总章元(668)年六月十二日,大唐征辽副帅刘仁轨奉高宗皇帝的敕旨,协同新罗入唐宿卫沙餐金三光抵达党项津。此时刘仁轨已经离开半岛约3年,早从当时的正四品上刺史升为正三品右相。而且,刘仁轨现又为熊津道安抚大使,百济故地事宜也由其节度,即刘仁愿不但在品阶上低于仁轨,而且真正出现了从属的关系。轨、愿二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反转过来,不知此刻仁愿作何感想。另一方面,文武王闻讯便使金仁问赶去迎以大礼,于是刘仁轨和他们做了必要的约定,然后发向泉冈,或即所谓“白水山”,在汉江下游北岸今韩国京畿道西北部交河。



六月二十一日,文武王以舅父金庾信为大幢大总管即行军主帅,金仁问、金钦纯等为大幢总管、京停总管、贵幢总管、誓幢总管、罽衿幢总管随行;以金仁泰为新罗的“卑列道总管”,名义上与大唐百济都护刘仁愿相当,又以崇信、文颖、福世等为“卑列城州行军总管”;朴都儒等为“汉城州行军总管”;宣光等为“河西州行军总管”。至此,新罗方面终于发动大军开辟南线战场。这些任命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卑列道总管”和“卑列城州行军总管”两项,因为卑列城即比列忽此时已经落入新罗手中,长期驻守泗沘的金仁泰等终于调离那里,之后开始驻守比列这一新罗新的北方领土。



二十二日,刘仁愿派遣贵干未肹告知新罗方面,高句丽大谷、汉城等2郡12城已向大唐归服。大谷即今朝鲜黄海北道南部的平山,此处的汉城是指高句丽末期的“南京”,即今黄海南道中部的载宁。这2郡都在高句丽南境,而且刘仁愿使者传信送达时间仅比文武王命三军出征晚1天,记上路途耗费,刘仁愿所部早在六月上旬就已经占据了大谷、汉城,而他们从泗沘出发则更当在五月中旬甚至更早。刘仁愿得到朝廷指示并探明倭人动向后迅速北上,高句丽方面则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故而轻松拿下“南京”,刘仁愿与刘仁轨也当已在此战区内会合。仁愿向新罗宣告战果其实是告诫文武王这些地区已成大唐领土,莫要觇觎。文武王忙遣真功称贺;另因金庾信突患风病不能挂帅,便改变之前的调配,传令金仁问、天存、朴都儒等将率领一善州等7郡及汉城州兵马速速赶赴前线,与唐军会合,以免胜利果实皆入盟友囊中。二十七日,文武王亲自从金城出发,开赴唐营,二十九日诸道总管亦发行。由此可见唐罗两国瓜分高句丽“遗产”之争已经激烈到何种程度。



时唐军主力已经突破高句丽层层防线,直逼平壤。高宗于总章元(668)年秋又命泉男生出征,与英国公李绩相知经略,而此前已授其为辽东大都督、上柱国,封玄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不久,六月下旬受命的金仁问等所率新罗军与唐军会师于平壤城北20里的婴留山下。但奇怪的是,早就进抵高句丽南部的刘仁愿及之前进入泉冈的刘仁轨都不见踪影。



七月十六日,文武王一行到达汉城,随后他自己暂留而让帐下诸总管往会唐军。后来,将军文颖等在途中与高句丽兵于蛇川之原发生激战,大败之。



同月,高句丽使者来到列岛,但他们走的不是往常的西海九州线路,而是“越之路”。此中原因极为明显:高句丽西部海域都是唐军,战船相连,舟舫相汇;而且半岛西南部海域则处于百济都护府管下,也保持着高度警戒。因之,高句丽求援使者只能走相对容易的东线,即横穿日本海至倭国北陆登岸。倭国没有马上做出反应,而日本海上又起大风浪,高句丽使者遂羁留列岛不得归国。



八月九日,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所部终于来到平壤城南,与李绩会合。此前,契苾何力所部已与李勣大军会于鸭绿江,拔辱夷城,并力合围平壤。老迈年高的李绩因刘仁愿失军期而大怒,奏入长安;高宗便下诏将刘仁愿召还,其罪当诛,后改赦流放偏远的姚州。这里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征辽副帅刘仁轨与刘仁愿理当同行,如仁愿失军期则仁轨亦同,但高宗和李绩只针对仁愿作出了处罚;二是,刘仁愿八月九日来会,李绩奏文即发,高宗得报之时当已在九月初头,即发诏敕传达平壤则更在九月下旬,其间刘仁愿尚能在军带罪从效;三是,刘仁愿遭到奏免之时平壤城尚未攻破,而高宗召还敕旨传来时平壤已破,大功已成,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再考虑到刘仁愿过去曾对副帅刘仁轨有恩,他在百济多年有苦劳,虽没能占据比列忽又失军期,但夺下大谷、汉城等地亦有功,高宗在接到高句丽灭亡的喜讯后很可能会大赦,于是刘仁愿最终没有真的被流放姚州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事实上,《日本书纪》之后的记载中仍有刘仁愿在百济活动的记录,这也在映证着我的猜测。



九月,境况窘迫的高藏王、泉男建遣太大兄泉男产率首领98人持白旗出降并请求入朝为质,唐军主帅李绩以礼相待,又将其留在军中监管。这只是泉男建的缓兵之计,他仍然固守平壤,甚至数次派兵出战企图突围,但都被唐罗联军击溃。九月七日,泉男建帐下大将“捉兵总管”僧信诚密遣心腹到唐军营中,答应在适当时机打开平壤城门为内应。五日后即九月十二日,僧信诚果然开城引唐罗联军入内,大军遂鼓噪而入,纵火焚烧各处门楼,郁焰四兴。泉男建见大势已去,便举剑自刺,居然伤而不死,遂被擒下。随后,联军又俘虏了高藏王以下群臣百姓数十万人。



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新罗军主力才自南赶来与大军汇合,而此刻新罗文武王还在从汉城前往平壤的路上。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注意,此前与李绩连兵攻破平壤城的新罗军只是先行到达的金仁问、朴都儒等所部,并非全部罗军。于是,李绩不等与新罗国王会面,便以高句丽宝藏王、王子福男、德男、泉氏兄弟及大臣等20余万口回唐,新罗金仁问、金仁泰等随行归唐。这说明德高望重的大唐英国公根本不把蕞小新罗放在眼里,对其消极作战行为更是鄙夷。而文武王金法敏半途闻讯,便只得又回到汉城。



就在平壤城破同日,新罗所遣使节金东严等人来到倭国都城,这是百济灭亡以来新罗第一次向倭国遣使。因为史料中没有提到金东严入京前的日程,故而我们只能仿照其它历次外使入朝的流程稍作推测。新罗使者自金城出发,一般会先沿海岸南行至今釜山一带,然后渡海至对马;此时应在倭国国门处停留,等候对马国司或防人向筑紫都督府汇报,筑紫都督府官人内部商议或向朝廷请示后再回复对马,允可新罗客进入;使者当经壹岐后在九州北部登陆,接着进入筑紫都督府驻地;若之前筑紫方面已经请示朝廷,则使者稍作停留便可进京,否则还要等待请示及批复的过程,最终新罗客走濑户内海路抵难波津并入大津京。即便筑紫府、朝廷审议均未耽搁时日,路途往返也需两三个月,由此金东严等至对马必在是年六七月间甚至更早,自金城发向倭国也不会晚于六月末。如前所述,文武王六月二十七日亲自从金城出发开赴唐营,二十九日诸道总管亦发行;则金东严等访倭之行恐怕也开始于此前不久。文武王在自己离开金城前夕派出使团,摆出主动改善长久以来一直敌对的罗倭关系的外交姿态,恐怕也有障眼法之意,即转移倭人的视线。



九月二十六日,内大臣中臣镰足使沙门法弁、秦笔二人赐新罗名将金庾信船一只,交付金东严等。二十九日,倭国朝廷又使布势耳麻吕赐新罗王输御条船一只,交付给金东严等。倭人因为长期生活在海岛上,其航海业相对发达,船只建造能力也略高新罗一筹。此番倭人赠文武王、金庾信船各一只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友好,另一方面也是向新罗炫耀自己的造船技术,隐隐地告诫新罗不要因为倭水军惨败白江口就轻视倭国的海战能力而萌生入侵列岛之意。这与之前倭国对待大唐及唐属百济使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待唐朝方面,倭国在表示友好的同时非常谨慎,谋求对等的国际地位并毫不放松警惕;对待新罗虽然仍不断示好,但也开始夸饰自身的国力,甚至试图在势头上压过新罗。这表明倭人对大唐更多的是畏惧,而对新罗较为坦然,这对倭人在海东不久之后发生的大混战中采取的立场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四月至九月间的半年内,半岛上的新罗、唐属百济、高句丽三方使者都先后来到列岛,天智大王、中臣镰足也当从中感觉到了海东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冬十月,大唐大将军英国公李绩打灭高句丽的消息传到列岛。该消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骚动,一是因为高句丽与倭国的关系不像倭济关系那样紧密,二是高句丽灭亡早在倭人预料之中,他们自“白江口之役”后便明白这是早晚都要发生的事。



约十月二十二日,北上作战的新罗军裹挟大量从高句丽抢掠而来的财物及7000高句丽俘虏觐见文武王。因李绩认为多数新罗军人在讨灭高句丽之战中无功不予赏赐,金法敏只得自行颁赏,随后启程回往金城。十一月五日文武王等入京,次六日率文武臣寮朝谒先祖庙,十八日又赉死事者。



而十一月一日,倭国赠新罗文武王绢50匹、绵500斤、韦100枚,交付金东严等;又赐金东严等物各有差。五日,遣小山下道守麻吕、吉士小鲔等送金东严等罢归新罗。道守麻吕的冠位小山下与司马法聪的送使伊吉博德相同,新罗大使金东严位级餐,属新罗冠位十七阶中第九等,两者对等关系待考。顺便提及,这年还发生了新罗籍沙门道行偷盗倭国国宝“草薙剑”企图逃向新罗的事件,但他半途中风雨大作,芒迷而归。



总章元年十二月七日,征辽主帅李绩等押送高句丽一役重要俘虏抵长安面圣,献俘于含元宫。高宗授向导功臣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进封卞国公,食邑三千户,正二品特进、勋官如故,兼检校右羽林军;其子泉献诚为从三品司卫(卫尉)卿;先降者泉男产授正三品金紫光禄大夫员外置同正员行司宰(光禄)少卿;开城功臣僧信诚为从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复念高藏王政不由己,诏授正三品司平太常伯(即工部尚书);本欲将罪魁泉男建斩首,后因其兄男生求情,改远流黔州。这里泉男生官爵又高于其主高藏,与百济灭后祢寔进地位高于其主扶余隆相类。更值得注意的是,泉男生的正二品本品高于从二品的新罗王金法敏,这也将加深新罗的不满。



《新唐书》在泉男建流放黔州之后接叙“(投)百济王扶余隆岭外”,我认为这里的“扶余隆”乃是“扶余丰”之误。其因有三:(1)扶余隆乃百济故太子,后来入唐为百济郡公,未尝为“百济王”;(2)乾封元年扶余隆以司稼正卿祭祀孔庙后至此并无更多记载,若干年后又加官晋爵,此处记其流放甚为无端;(3)“百济王”在高句丽灭后与高句丽降臣、俘虏一同受到处置,当与高句丽之战有关,极可能是在高句丽俘获,则之前流亡高句丽的伪“百济王”扶余丰璋与此颇为相合。扶余丰璋被俘并流放标志着列岛以外已经不存在百济复国势力,倭国成为报有百济复国幻想者的最后基地。



李绩等献俘同时,还进上缴获的高句丽簿籍,称凡收其5部,城176座、民69.7万户皆归降。高宗遂命剖其地为9都督府、42州、100县,又以安东都护府统辖之,擢高句丽酋豪有功者授予都督、刺史、县令,与华官参治,命薛仁贵为安东都护,总兵镇于平壤。然而,高句丽疆域较广,唐军实际控制的区域并不能覆盖其全部,尚有不少地方仍在高句丽遗臣制下,又新罗也从中占领了相当城乡并掠夺了大量人口和财物。李绩进簿籍及宣于高句丽建羁縻府州县诏还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不过说到底,从隋代开始就与中土交恶的高句丽国终于被“灭亡”了,高宗也了却了20多年来父子两代天子的夙愿。至此,半岛在形式上全部纳入大唐羁縻体制,大陆一统得以实现。



可惜的是,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大唐与新罗间最后一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了,两国关系也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点。一次看似伟大的胜利,却意味着一场规模绝不亚于前的战争悄悄拉开了帷幕,而“最后的百济”仍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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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大意觉迷 于 2007-12-20 19:56 发表
提醒一下,盖苏文家族本姓渊,其后归唐避高祖讳才改姓“泉”
知道,但是不想就此展开了。另,避讳未必要归唐以后,在两国没有开战时他们也会避讳以表示对大唐的敬服。
PS:卑列、比列、本烈为一请参见韩人论述。

[ 本帖最后由 满者伯夷 于 2007-12-21 00: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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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这些汉字都是中国人对三韩地名的音译,发音基本相同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当然,有些其它的旁证再好也不过。比如这里,他们也确实有别的证据。因为看不懂韩文,而且有篇关键的论文找不到,所以我没法和你细说。你有兴趣自己去查一下吧,根据少数几个汉字可以猜一下他们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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