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八、百济的军力与人口以上我们较为...
八、百济的军力与人口
以上我们较为详细地回顾了百济灭亡的过程,下面我们终于可以利用前面的资料对百济灭亡前夕的军力和人口进行具体分析了。
如前所述,显庆五年的唐罗联军讨灭百济之战和龙朔年间百济复国运动这两场战争实际前后连贯,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阶段。而且两者时间跨度总共不过四五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兵源如果发生较大损伤也是来不及恢复的。所以,我们在考察百济灭亡前夕军力时,必须将唐罗联军讨灭百济之战与百济复国运动综合起来分析。下面整理其间见于记载的历次战斗及其兵力损失情况:
(1)显庆五年七月九日至十日,黄山之役,百济将军阶伯以兵5千敌新罗5万之众,百济军大败,阶伯死之;
(2)七月十日,伎伐浦之役,大唐苏定方率军大破百济,死者数千人;
(3)七月十三日,泗沘原之役,唐罗联军大破百济军,杀虏万余人;
(4)七月十五日义慈王降,其后唐罗联军屠杀百济丁壮,劫掠百姓,至八月十六日百济复国运动兴起,旬日于任存聚众3万余人;
(5)八月二十六日,唐罗联军发动第一次任存之役,未能将该复国军据点拔除,伤亡不明;
(6)九月三日,苏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寮93人、百姓12807人自泗沘乘船回唐,《三国史记》《金庾信传》称俘虏中有2万百济士卒;
(7)九月二十三日,复国军围攻泗沘城,城中唐罗守军达1万7千人,围城之军当胜此数;
(8)十月九日至十八日,尔礼之役,新罗军主力夺取百济尔礼城及周围20余城,伤亡不明;
(9)十月三十日,新罗军攻击围困泗沘之敌,杀伤1500人;
(10)十一月五日至七日,王兴寺岑城之役,新罗斩百济军700人;
(11)龙朔元年正月,熊津口之役,刘仁轨所部及新罗大破百济道琛之兵,堕水及战死万余人;
(12)四月十九日,角山之役,新罗品日西征百济古沙城不成,其麾下上州、郞幢两军遇敌于角山,进击克之,遂入百济屯堡,斩获2000级;
(13)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瓮山之役,新罗文武王亲征百济瓮山城,斩杀数千人,遂降之;
(14)其后,雨述之役,新罗军破城,斩首1000级;
(15)百济助服、波伽率众降,人数不明;
(16)龙朔二年五、六月间,泗沘城守军与鬼室福信所部大战熊津之东获胜,拿下尹城、支罗、大山、沙井等城,杀获甚众,其数不明;
(17)约七月初,真岘之役,刘仁轨引新罗兵乘夜袭破真岘,斩首800级,新罗饷道通;
(18)八月,内斯只之役,新罗金钦纯等19将军统兵下内斯只城,罗军人数众多,该城百济之兵恐亦不在少数;
(19)下半年,古沙之役,孙仁师所部7千唐军大破倭济联军于古沙城,伤亡不明;
(20)龙朔三年二月,新罗金钦纯、金天存等取百济居列城,斩首700余级,又攻降居勿、沙平2城,攻破德安并斩首1070级;
(21)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白江口之役,唐罗水军2万人170艘大破倭济水军若干人1000艘,焚毁400艘,之前倭济水军似在数量上占据一定优势;
(22)九月七日,周留之役结束,在唐罗联军围困下,百济“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开城投降,城中兵力不明;
(23)九月间,倭济联军余部泛舟前往列岛;
(24)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第二次任存之役,百济迟受信坚守任存,唐军用百济降将沙宅相如、黑齿常之子弟兵为先锋破城,伤亡不明。
至此,唐罗同盟与倭济同盟之间历时4年的战争基本结束。
现将以上第(1)-(3)、(9)-(14)、(17)、(20)共11条大致可用来判断百济军伤亡人数的资料统合,可知百济军在这10多次战斗中已经损失了至少4万余人。第(8)条中尔礼及周围20余城相当于四五个郡的范围,郡兵总计也在四五千人,可认为这部兵力也被新罗方面歼灭。第(15)条中向新罗投降的百济军首领是1名第二品达率和1名第三品恩率,他们本来可能是百济设立在新罗故地上1个“方”的军政长官,所部也当在1千人以上。第(16)条百济4城重要,尤其是战略要地豆良尹城更为关键,其总兵力大约也有3千人,此部也被歼灭。第(18)条中新罗出动了19名将军,该部足有数万人,则内斯只城中百济守军也必有数千人,此战中被歼灭。第(19)条中孙仁师所部突破古沙城时遇到的主要敌人是倭军,故而此后古沙改称“平倭”;对于中方治所倭济联军也一定派了重兵防守,想必此战也有数千人的损失。至白江口决战前,倭济联军已经累计损失了5万5千人左右。白江口一役中,倭济联军本来对2万唐军略占优势,我估计数量约在3万人1000艘,后来仅被焚毁船只就达400艘,岸上百济精骑又被击破,兵员损失也在1万2千人以上,后来残部万余人大多逃往列岛。周留降卒、任存顽敌又各有数千人,再加上被唐罗联军杀戮的百济丁壮及第一次任存之役、泗沘之围等其它战役中伤亡的人数,4年内倭济方面损失及残余人数总和有9万人以上。我们前面提到,倭国派往半岛的援军共计5万9千人,其中2万7千人直接用于攻击新罗本土,其余3万2千人与百济复国军汇拢作战,则百济军方面减员及余部达6万人之多。《金庾信传》所叙苏定方携百济士卒2万回国之说不见其它资料,而且此数过于庞大,恐非事实;但有部分精锐部队被唐军俘虏并押送回国并非没有可能,这是之后百济复国军总体上缺乏精兵强将的最主要原因。
百济复国运动平定之后,本国再也没有组织起什么有声势的复兴活动,不但在唐朝的统治下显得比较安分,就连日后新罗企图吞灭百济故地时,站在大唐一方的百济人也显得不堪一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过4年的战争,百济军伤亡及投降共计损失达五六万人,实力几乎消耗殆尽,其后10多年都无法恢复。也就是说,百济灭亡前夕的军力就在6万之数或略多,这比我在第一节中所作的“5万”推测多了1万。这个数字是通过4年间历次战斗累计起来的,依据更为充分,我认为是可信的。如以“4家对1兵”的比例计算,当时百济通国上下户数在24万以上,其本土则在20万户以上。
中韩两国各类古籍文献中,关于百济国人口的记载主要有3种,它们分歧颇为明显:(1)《三国遗事》卷1《纪异》“百济”条载:“百济全盛之时,十五万二千三百户。”(2)两《唐书》屡屡提到百济“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3)《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载:“凡置五都督,卅七州,二百五十县。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各齐编户,咸变夷风。”从15万2300户到76万户,各种说法相差十分悬殊。
《三国遗事》中的说法数值最小且有效数字最多,其来源不明,很可能出自半岛本土的资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是该数值描绘的是百济“全盛”时的状况,而“全盛”究竟是指哪个时期却晦涩难辨。《三国遗事》同卷“高句丽”条载:“高丽全盛之日,二十一万五百八户。”而两《唐书》称高句丽有“六十九万七千户”,此数字已得到当代学者们的分析认可,秦升阳在《高句丽人口问题研究》中作了总结定论。由此可知,所谓“高丽全盛之日”并非高句丽人口最多的时候,此“全盛”或仅指其国力最盛而言,约为公元5世纪广开土王、长寿王时代,到了公元7世纪下半叶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人口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
类似的,《三国遗事》“百济全盛之时”恐怕也不是针对人口多寡而言的,也当以国力为准。公元4世纪中叶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时期,百济南联倭人破败马韩,北依前燕袭击高句丽,将领土自汉江中下游向南北分别扩张了上百公里,北抵大同江,南至荣山江,这是百济的第一繁荣期。但公元4世纪末开始,高句丽迅速崛起,广开土王、长寿王将国境一直推到汉江下游,甚至越过汉江深入百济腹地,至公元475年盖卤王也被高句丽杀害,百济只得迁都熊津,这是百济最为衰落的时期。之后,百济东城王励精图治,渐渐收复汉江流域,又在辽西飞地多次击退北魏进攻,加强与南朝的联系,国力有所恢复。公元6世纪前期的武宁王又进一步延伸了东城王的策略,逐步恢复了汉江、大同江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巩固国防,并采用贿赂的手段从倭人手中取得所谓“任那四县”的下韩之地,彻底吞并了马韩余孽,辽西飞地也继续维持,这可以认为是百济的鼎盛时期。随后,武宁王之子圣王继续联合新罗与高句丽抗衡,但他在位前期辽西飞地已经被北魏夺回,到了公元6世纪中期罗济同盟破裂,新罗夺取汉江流域并最终杀死了圣王,不久又将夹在罗济之间的伽倻各小国兼并。随着新罗的快速崛起,百济又陷入困境,进入第二衰落期。公元7世纪前期百济开始与高句丽、倭人逐步靠拢,夹击新罗,占据一定优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百济被大唐灭亡为止。综上所述,“百济全盛之时”所叙以武宁王时期最为合适,退一步则以近肖古王、近仇首王时期为宜,而百济灭亡之前连汉江下游这一百济立国之地也没能收复,与《三国遗事》“全盛”之语不能匹配。
于是,百济灭亡前夕的户口数量当以两《唐书》或《大唐平百济国碑铭》所载为基点进行考察。比较(2)、(3)两种说法可以发现,两者都强调了百济灭亡时分为5部(都督府)、37郡(州),并有城池约200座或县250个,互相照应,似乎同源。《大唐平百济国碑》是苏定方等于显庆五年八月十五日树立的,碑铭书写也当在此前不久完成;而两《唐书》的记录根本上源于苏定方等人的捷报,其百济户数也很可能依托苏定方七月十八日后不久命人书写的战报。两说都出于苏定方,发生的时间也都在显庆五年七八月间;但一说76万户,一说24万户、620万口,相较差距竟达3倍之多。为何两说相差如此悬殊?究竟哪组数据才更符合实际呢?
我倾向于《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的“户廿四万”,此数与前面通过军力推算的户数最为相近,但我对“口六百廿万”的说法有疑义。依照中国数千年人口发展的规律,在籍口数与户数之比一般为3口/户至7口/户,其中位数5口/户常被用来从户、口两数据中的一个推算另一个。而《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户数24万,口数620万,比例达到25.8口/户,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相应数值。部分学者对这个比例提出了疑问,怀疑其数值偏大,但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实际上,日本平安时代的户数与口数比例也达到20口/户左右,日本古代家庭的组成与规模和中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户口比例偏高而随意否定其真实性。
不过,我还是认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口数是有问题的,理由来自于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容量。百济灭亡前夕本土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今韩国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光州市、忠清南道、大田市全境及忠清北道西部地区,其余的领地归属于新罗故地的范围。如今相当于百济本土的范围内生活着约930万韩国居民,相当于朝鲜半岛总人口的2/15。而当时都包括在高句丽领土内的平安北道、平安南道、新义州市、平壤市、慈江道、黄海北道、黄海南道、开城市、咸镜南道、咸镜北道、两江道、罗先市地区,如今总人口约2000万,占半岛的2/7。考虑到平安、黄海地区曾是乐浪、带方2郡发展的地区,开发较早,而如今韩国的发达程度远超朝鲜,则公元7世纪时两个地区的人口比重不会更偏向于百济本土一边太多。而经当代学者推测,上述高句丽领土范围内的当时人口约为200至250万,则依现代比重,百济本土内人口数为93至117万,这远小于“620万口”之数。也就是说,如果《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中描绘的口数是真实的,百济灭亡前夕的人口密度就高得惊人,这完全超出了当时物质生产及人口生产能力所允许的地域人口容量的。试想百济本土仅有3万3千多平方公里,面积与之相比还略大些的中国京兆府、华州、同州及凤翔府4地盛唐天宝十二载人口总计才296万9881口,不到“620万口”的一半,可见《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上的百济口数是不可信的。
我认为《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口六百廿万”一句可能是文字上误写误刻误读的问题,其修正后仍可加以利用。因为《大唐平百济国碑》是当时立于当地的,当事人唐罗联军、百济君臣民众都在场,数字不便过于夸大,还是应当以收缴的百济账簿为依据。我特意看过《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拓片,“口六百廿万”一句字迹清晰,后人释读准确无误,那么只有误写误刻的可能。我认为最可能出错的是“六”字,似以“共”字为宜。如果此句改为“口共百廿万”就与“户廿四万”十分匹配了,正好每户5口,不多不少。《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有“新安、渑池、河南、寿安、巩县等庐舍荡尽,共九百六十一户,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卷13《德宗本纪》有“应京城内外诸军县镇职员官,见共五万八千二百七十一人”,这些记录一般都出自相应的《起居注》,可见用“共”字来表达人户总数也是唐代书写的习惯用语之一。
相比之下,同样出自苏定方之手的两《唐书》“户七十六万”之说可信度较低。如果每户5口,这“户七十六万”也达到380万口,虽少于《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口数,但以上用于否定“620万口”说的理由也同样可以用于否定“380万口”一说。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户七十六万”与“户廿四万”相加正好100万户,两个数字是互补的,这又暗示了什么呢?我认为,“户七十六万”之数乃东征军或者苏定方本人虚报夸饰所为,因为战报送达地洛阳与战场百济相隔数千里,数字映证困难,容易造假,这和唐军经常夸大杀敌数量是一个道理。史官在得到苏定方最初的捷报时,便将该数字记录在起居注中,成为后世史家引用的本源。唐高宗后来可能知晓“户七十六万”的数字有问题,但是当时虚报战功比比皆是,蔚然成风,朝廷又正在用人之际,不可能为了夸大所收百济民口之事便惩处苏定方、刘伯英、庞孝泰等重要将领,便隐忍下来,就连档案中的百济户数都没有进行纠正。由此也可见,高宗朝浮夸风气甚盛,朝廷对得力将领的这类行径颇姑息纵容。
我们还可以反证百济灭亡前夕有“户七十六万”是不可能的。百济本土有42个方郡、250县,如有76万户,则平均每郡1.8万户、每县3040户。后来大唐将百济方郡县整编为熊津都督府及下属若干州县,整编时常将原来的数郡合为一州,某些郡降为县,多个县合而为一。《李绩奏状》中列举了1都督府、7州、51县,这份资料可能不完整,但它已经覆盖了百济本土大半部,且最为重要的泗沘、熊津、任存、周留、古沙夫里、竹军等地区都已包括在内。由此推测,如果按照大唐整编的府州县规模,即使覆盖百济本土,充其量不会超过15府州、100县。如然,整编后至少平均每府州5.07万户、每县7600户,纵因多年战事人口衰减,州县平均户数仍然较高。《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载:“开元二十八(740)年户部计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盛唐时中国平均每正设府郡(州)2.56万户、每正设县5348户,则大唐整编百济府州平均户数将近盛唐全国正设府郡均值的2倍,县平均户数也达到盛唐正设县均值的近1.5倍。显然,这种情况在战祸连连、国家奢靡的百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据李氏朝鲜后期古山子(金正浩)所编的《大东地志》记载,直到公元19世纪中期,忠清道仅有217400户868100口,全罗道有247700户910900口,两道合计46.51万户177.9万口,除去忠清道东部不在百济本土范围内的5.23万户24.1万口,为41.28万户153.8万口。我们实在无法想象此前约1200年的百济末期,这块土地上竟然能有76万户约300万口,此数实为李氏朝鲜时期的1.8倍以上。
综上所述,我认为百济灭亡前夕本土即不含唐罗约定返还新罗的领地上共有24万户120万口,连带所夺新罗故地则有近30万户150万口,在此基础上共出兵6万有余,民兵比为22至25比1。这个户数不但有《大唐平百济国碑铭》作为基本依据,而且也与第一节及本节所做的分析相一致。如此,百济末期本土人口约为李氏朝鲜后期同地域人口的78%,这也符合古代人口缓慢波浪式上升的规律。大唐在百济本土初设羁縻府州县时平均每州仅0.57万户、每县仅960户,这比大唐的正设州县户数小得多,但却又比两《唐书》所记羁縻州县的规模大一些,这无疑是延续百济原本建制的结果。大唐整编百济羁縻行政单元后,州县平均户数都明显上升,每州多于1.6万户,每县达到2400户以上,这已经和较小的正设州县相当了。
此外,如果将《三国遗事》“百济全盛之时,十五万二千三百户”定在公元6世纪前期武宁王时代,到末期衍生为24万户,这样的人口发展状况也比“76万户”之说更有连续性。《大东地志》中京畿道、黄海道合计约28万户,这两道大部在武宁王时代也归百济所有,后来其人口与相当于百济本土的全罗道全部及忠清道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例为68:100。朝鲜半岛上各道户口比重是会随着历史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着的,但我们也应考虑到人口发展史的延续性,因此以某时段情况为基础推演前后时代情况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若以《大东地志》所载比例不变,武宁王时代相当于百济末期本土的地区内约有9.07万户。如然,自武宁王时代以来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百济末期本土范围的人口增加了165%。其迅速增长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武宁王时期百济从倭人手中取得“任那四县”即马韩余孽的领土,之后进行了大规模开发,全罗南道地区经济日渐繁荣,人口增长提速,重要性也随之增加。《日本书纪》《继体纪》三(509)年条载:“春二月,遣使于百济。(《百济本记》云:‘久罗麻致支弥从日本来。’未详。)括出在任那日本县邑百济百姓浮逃绝贯三四世者并迁百济附贯也。”倭人迫于武宁王的压力,归还了收纳于任那领内的百济逃户,这只是前奏而已。同纪六(512)年条载:“夏四月辛酉朔丙寅,遣穗积臣押山使于百济,仍赐筑紫国马四十匹。冬十二月,百济遣使贡调,别表请任那国上哆唎、下哆唎、娑陀、牟娄四县。哆唎国守穗积臣押山奏曰:‘此四县近连百济,远隔日本,旦暮易通,鸡犬难别。今赐百济,合为同国,固存之策,无以过此。然纵赐合国,后世犹危,况为异埸,几年能守?’大伴大连金村具得是言,同谟而奏。乃以物部大连粗鹿火宛宣敕使。……由是改使而宣敕,付赐物并制旨,依表赐任郡四县。……于是,或有流言曰:‘大伴大连与哆唎国守穗积臣押山,受百济之赂矣。’”倭国承认“任那四县”归属于百济也是无奈之举,继体大王刚崛起不久,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够稳固,并没有多少精力顾及海外的霸权。相对的,百济武宁王屡屡击退高句丽的进攻,梁普通二(521)年遣使南朝时奉表称“累破句骊,今始与通好,而百济更为强国”。同年,梁武帝诏曰:“行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守籓海外,远修贡职,乃诚款到,朕有嘉焉。宜率旧章,授兹荣命。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百济和倭国国力对比发生逆转后,倭人再也无法保留其在全罗南道扶植的马韩余孽傀儡,半岛西南部终于实现了统一。百济圣王在位时向该地区派遣了“郡令、城主”,即便倭国钦明大王提出“下韩”百济官员归属任那倭府管辖后方可协同抵制新罗并吞伽倻各国,圣王也毫不退让,仍坚持对全罗南道实行“方郡制”统治。至百济灭亡前夕,全罗南道境内已经设立了14个郡,这个数字和百济的核心地带即忠清南道相当,“久知下方”即“南方”也设立在全罗南道西部海岛上。由此可见,在百济的最后一个半世纪里,全罗南道彻底结束了傀儡小国林立的局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政治地位都大大提升,其人口也相应增加到5至7万户。
另一是,因为大同江以南及汉江流域遭到高句丽、新罗的侵略,相当部分的当地居民因躲避战祸迁往相对安定的忠清道、全罗道地区,这也使这些百济最后的领地人口密度攀升。这种人民为逃避战祸饥荒的流动在任何时期都很普遍,甚至有时候是跨越国境的,如武宁王二十一(521)年“夏五月,大水;秋八月,蝗害榖;民饥,亡入新罗者九百户”。可想而知,在国内的人口逃难逃荒更为方便,发生的频率也更高。新罗“统合九州”之一的汉州曾经都属于百济,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二》《新罗汉、朔、溟》载,汉州共有79个州、小京、郡、县,按新罗设置州郡县的习惯,该区域之前存在的城很可能超过130座,其中汉江以北80多座,汉江以南50余座。从地域交通上说,汉江以南汉州平原地带与忠清南道连为一体,往来便利,当忠清南道的生活条件远比汉江南岸安定时,自发的人口迁徙就会产生;而汉江以北地区民众经常受到百济贵族的征发以修筑工事或直接参加到三国混战当中,流动性受到限制,新罗趁百济、高句丽鏖战不可开交时窃据汉江流域十分突然,百济政府根本来不及组织汉北百姓南迁。我们知道,朝鲜三国向来互相攻掠,往往一战陷城数座甚至数十座,领地犬牙交互,确切的边境一直难以划定。这不但对各国军事防御界线的建立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同时也使得敏感区域的人民常易其主,国家观念极为淡薄。如《隋书》卷81《新罗传》载“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新罗),遂致强盛”,这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所以,汉江以北地区的百济人绝大多数成为高句丽和新罗的子民,而汉江以南的很多百济人则被有组织地安排或自发地逃生到南部。因之,迁入忠清、全罗两道的移民主要来自汉南地区的约4万户百济人当中,其具体数字恐也在一两万户以上。
仅以上两项因素相互配合,在百济盛极而衰之后就使其末期本土范围内的人口基数激增了4万户以上,再加上一个半世纪内约4‰的年自然增长率,实现了接近6.6‰的高年均增长率。葛剑雄在他的著作中分析同时代中国南朝人口发展的情况时提到,南朝中后期存在几段比较稳定的时期,农业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他在计算人口增长时使用了4-5‰的年平均增长率。公元6世纪前期至7世纪中期的百济人口增长率与这个数字较为接近,但当期百济却处于不断与邻国发生战争的多事之秋,人民生存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据《三国史记》相关记载称,自武宁王元(501)年至义慈王二十(660)年的160年里发生战事的就有38个年头,平均不到4年多就会发生一次。这些都是规模较大的战斗,出动兵力动则数千上万人,伤亡也成百上千,如果考虑到局部性的或较小的边境战斗以及一些史料漏记的战斗,百济动兵的频率就更高了。战争一方面会造成人员伤亡,减少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各国的统治者努力增加人口尤其是壮丁的数量,这种状况与中国的战国时代相类似。事实上,由于半岛三国实行的鼓励生育等政策得力,火拼愈演愈烈的三国后期,不但百济人口在逆境中激增,高句丽、新罗的人口也都呈现出成倍增长的态势,这点从各国能够动用的士兵数也可看出:高句丽从广开土王时期的5万兵马暴增至末年的30万众,百济也由近肖古王鼎盛时期的3万人增加到灭亡前夕的6万人。综上所述,百济自圣王末年以后,虽土地日益局促,但经济建设却取得一定成效,人口也有较快增长,以至于最后其本土达到了24万户120万口的中等规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这里再对百济人的民族情况作一简单补充。三国中,高句丽主要源于貊人,是扶余人的旁支;新罗多为韩人,又以辰韩人和弁韩人为主,如金春秋、金法敏等王族金氏源自辰韩,而金庾信、金钦纯等为南加罗金氏即弁韩人。百济则介于两者之一,其王室和一些高等贵族出自扶余,种族上和高句丽接近,而另一些贵族和广大民众大多为马韩人及融入马韩的古朝鲜人,与新罗接近。高句丽在对外扩张中又把很多沃沮人、秽人、靺鞨人、鲜卑人、契丹人划为了自己的属民,民族性格更为彪悍。南方两国尤其是百济,则因为靠近列岛,有不少倭人移民或者倭韩混血儿,这些异族的存在更促使百济、新罗与倭国长期保持频繁的联系。三国中又有大量由中原迁入的汉人,有些到了当地仍保持强族地位,如乐浪王氏、广陵高氏及南迁日本列岛前的秦氏联合体、带方东汉氏联合体等,更多的则很快没落了。这些汉人为包括百济在内的半岛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技术,使得三国在追求向中土学习的过程中也不约而同地拉近了相互间的距离。总的来说,百济人和新罗人在种族上十分接近,几乎无法分辨,高句丽经过与半岛南部两国300多年的密切接触,也大大增加了相互间的共通性,至少在作为外人的中原人看来三国土俗基本相同,这就为半岛日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甚至一个统一的民族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正是由于三国高度的民族共通性,使得该区域内“间谍战”极为普遍,这算得上民族融合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