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者伯夷

是不是忽略了中国基督徒在日本活动对基督教传播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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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年方济各-沙勿略抵达日本乘坐的就是中国人的船舶，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王直的船。1551年、1552年，方济各离开日本后两度来到广东上川岛，但受到明朝官吏阻挠，不得进入内地传教，不久死于该岛。1557年葡萄牙占领澳门后，为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后，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人于16世纪后期在中国开展活动，至80年代入会中国人渐多，不少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入会，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在中国施洗者已有2500人左右。后来南明皇太后也受洗入会，教名烈纳。至1638年，中国耶稣会徒达3.8万，1650年为15万。更为关键的是，包括两广和海南在内的华南区归澳门管辖，属日本省区，而航海者较多的东南沿海又是教徒非常集中的地方，后来上海有4.2万、常熟1.09万等。 自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耶稣会首先在与日本朝鲜交往较多的东南沿海地带传播开来，而当初方济各正是抱着欲使中国人信教而东传日本的心态，从日本回到中国传教的。这样的大背景应当有所把握。在如此背景之下，我们可以考察中国基督徒甚至朝鲜基督徒对日本基督教事业发展施加影响的个案，比如一些中国航海者是否基督徒，比如在中国有名的学者而东渡日本者等等。具体的工作我还没有去做过，但是这样一个思路是有的，云间兄有兴趣可以去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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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方济各初到日本的船是中国海商的船无疑，是不是王直的不清楚，但是同船人中确实有王直。若船长有教名Avan，那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中国基督徒，只是不知道这个“avan”是教名还是一般的音译。 刚刚想到，最典型的基督教中国海商就是郑芝龙，1621年他在澳门入教，教名“尼古拉”。之后，他还长期在中日间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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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基督教世纪正是中国倭寇横行及明清交替的世纪。倭寇中大部分是中国人已成为共识，随后海商活动也非常频繁。从王直、徐海、林国显到林道乾、林凤、黄程、李旦、颜思齐到郑氏父子，这些人都活跃于海上，中、日、朝及东南亚都有他们的身影，应当逐个排查，看他们本身或者其相关人物有无基督教倾向。另外，明朝灭亡后，南明有大规模的信教活动，南明也败亡后更有大量国人东渡日本避难，当然这个时代要偏晚一些，可是也可以发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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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可以从澳门历史入手。因为范礼安划分省区时即将华南区由澳门管辖，与日本各教区同等对待。而且很多海商海盗也都借助澳门的力量。 然而，有日本血统的是郑成功，郑芝龙应当是标准的中国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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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翻查郑芝龙资料时发现，郑芝龙所依附的李旦被西方称为“中国甲必旦（China Captain）”，有教名为“Andrea Dittis”，当为基督徒无疑，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的婚姻正是他促成的。李旦的活动时间比郑芝龙早一些，则将中国基督徒在日本的活动进一步提前。另，李旦之子李国助也是基督徒，教名“Augu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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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颜思齐教名“Pedro China”，他也是在葡萄牙人影响下信奉基督教的。 http://www.riccibase.com/docfile/eth-tw17.htm 这篇文章开头就这么说。当时中国海商接受西方任命为Captain，或者与西方人合作，尤其是在澳门活动，首先就是要接受西方的宗教——基督教。他们拥有的西文名字就是教名，都是入教后起的。此无可疑。遇到中国人西文写法的称谓时难点在于区分这是音译还是真的教名，而判断为教名后就不用怀疑其是否入教了。如林凤被称为“Limahong”，这就是音译，且西方人对其了解不多，此人应当没有入教。 又岩生成一曾有《明末日本侨寓支那人中国甲必丹李旦考》等文，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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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篇文章也是翁佳音写的，可以一起看一下： http://www.riccibase.com/docfile_gb/0203-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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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 年，遠東教區巡視員范禮安在長崎召開了第一次遠東地區副主教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認為有必要為日本和日本以外的耶穌會教士建立一所修院，而澳門地處遠東之中心，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理想的地方。1594 年11月，范禮安正式提出在澳門建立一個像果阿聖保祿學院一樣的遠東傳教中心的提案，果阿聖保祿學院已成為對印度乃至馬六甲、摩洛哥、衣索比亞及東非的傳教中心。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在葡王菲利普二世的支持下，命令葡印總督及果阿副主教批准了這一方案。即在澳門初級學校和聖瑪爾定經言學校合併的基礎上擴建為澳門聖保祿學院（又稱澳門修道院）。 圣保罗学院建成后，必定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同时这些基督教中应当有很多是当时海商海盗的子弟，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必然会进入日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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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基督徒李旦长期在日本居住。 一则，基督徒郑芝龙又与田川氏女婚配。 此二人都长期在中日及东南亚间进行贸易，已足以写入日本基督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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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川氏女之父为中国人翁氏，其母为田川氏，所以田川氏亦称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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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觉得李旦父子、颜思齐、郑芝龙都信奉天主教对日本影响不大，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 17世纪前期，日本开始扼杀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同时渐渐地将国家封闭起来。但是，李旦、颜思齐、郑芝龙所属的这个集团，成为日本与中国、东南亚贸易的最大中间商，据统计，17世纪30年代时郑芝龙已经占到日本对外贸易量的80%。而奇特的是，这个活跃在东亚、东南亚海域的海商海盗集团几乎所有的领军人物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郑芝龙部下有数百人的黑人火枪队，有资料说这支火枪队的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幕府禁教锁国前后却一直主要依靠一支中国天主教徒领导的贸易集团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殖民者及中国进行交流，这是十分奇特的。在那些外国人当中，李旦父子、颜思齐、郑芝龙的信仰是尽人皆知的，而他们频繁活动的平户地区也一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一点，甚至通商口岸的官员中也会有人知道。但是他们的贸易活动仍然得到幕府支持，也从未见到把他们牵扯到教案中去。尽管西方船只及传教士也遭到幕府镇压，但后来的郑氏却和日本当局有着不错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这个集团能够给日本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这点无庸置疑。其次，他们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大，这不但是对于那些日本孤弱无助的基督徒而言，资料表明当时该集团在日本的船只量是西方人的近10倍，甚至必要时他们可以从西方人手中将台湾也夺过来。再次，该集团后来与南明融为一体，而南明虽然一直被清军大的节节败退，但他们终究是一支比日本更大的力量，日后南明覆灭后还有很多遗民成为“海贼”或者流亡日本。正是这三点原因，使得幕府对该集团的信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底线是他们不能在日本传教。 另外考虑，该集团麾下的船只众多，和日本往来频繁，让个把日本人上船将他们带到外国去十分容易，其中也包括在本国受到逼迫的基督徒。而只要这种活动规模较小、足够隐蔽就完全能够从幕府眼皮底下逃过去，其中说不定还得到了某些人的默许。终究，将基督徒带离日本比把基督徒带来容易接受得多。 我的意见是，即便没有更多证据，也足以把他们写入《十字沉浮录》，至于是事件还是状态并不重要，那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的真实。 现在关于这部分内容我们还可以做的主要工作： 1、考察那些被迫离开日本的混血儿、基督徒乘坐的是谁的船只？是否是这个集团的呢？ 2、西方文字记录中有无传教士搭乘该集团船只在日本与其它地点中往来的？甚至有没有传教士在该集团船只上工作的？ 3、澳门建有多所基督教学校，培养神职人员，而起先这些神职人员中大部分是被派往日本的。他们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在日本的活动如何？与该集团有否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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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下面引用由云间舞鹤发表的内容： 是的。殉教者里也有中国人。不过，他们的作用很有限。１５８７年秀吉就已下达了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禁教令，基督徒在日本的处境从此每况愈下。从１６世纪末到１７世纪初，没有出现中国籍的基督教名人。有看了一下当年...

实际上中国除早期基督教外的新传教运动开展得比日本晚，罗明坚、利玛窦等在中国大规模传教时，已在秀吉禁教之后了。所以，我们要观察的并非前段，而是禁教后中国基督徒在日本的活动，这里说的中国基督徒并非日本本土的中国籍人，而是那些海商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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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４年，日本长崎发现一艘郑芝龙的商船，船中有《玫瑰经》、念珠及宗教书，持有者自称圣名“安多尼”。 这条证据不错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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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又开始关心郑成功的宗教信仰了，有他杀死荷兰基督徒范无如邱的事件。这究竟是一次迫害基督教事件，还是一次打击国际势力的事件？郑成功是信妈祖的，那么他是否同时也信基督教？或者，他的父亲以及李旦等人在信基督教时是否也仍信奉妈祖呢？在当时东亚海商心目中，妈祖又是否与圣母融为一体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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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问一下，郑芝龙拜见德川家康的事真的假的？最早出现在什么史料上？如果是真的那就只能接受他1595年出生并于18岁即见家康的说法，似乎很荒谬。个人觉得他是生于1604年的，至于是否拜见过幕府将军很难说，就算见过也肯定不是家康。有没有更详细的考证？ 另，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等因不满日本德州幕府的统治，密谋起事造反，参与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农历六月十五日，颜思齐与杨天生、陈衷纪（海澄人）、郑一官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众推颜思齐为盟主。不幸事泄，幕府遣兵搜捕，颜思齐率众仓惶分乘十三艘船出逃。 这个时间正是宽永元年平户大殉教的时候，可以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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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中国关系不大的，1592年范礼安在平户召开的那次副主教大会为什么没有列在年表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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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下面引用由云间舞鹤发表的内容： 另外，澳门培养的神职人员，只效忠于罗马教廷。通过包括海商/海盗集团在内的途径流入日本后有以下几种结局： 1 在某次殉教中被虐杀。那么我应该可以在殉教者名单中查到他们。 2 驱逐出境。可能性较低的情况。我们可以在被流放者名单中查到他们——只是此类名单一般只列够分量的人物。 3 神不知鬼不觉地持续潜伏，成为某个日本地下宗教集团的精神支柱。禁教之后，神父修士之类的人物在日本都是稀罕货，如果混入隐居的基督教团体，肯定会被重点保护。那除非这个团体行踪暴露，否则就永远查不到这些神职人员的下落了。

呼，终于不用担心芯片过热老是重启了，于是开始说话。 你这里的分类很正确，但是所取的材料局限性很大。澳门当时建立了很多天主教会所、学校，他们的不少成员都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这也是今天我们研究东洋基督教宣布史及当时东洋海商海盗历史的基础史料。尤其是圣保禄神学院，自1594年12月正式开班后，它培养了为数众多的传教士，这些人物是肯定留在了他们的记录中的。这些资料的量应该很大，在澳门史研究的论文书籍后面可以找到编辑成册的出版物，至于如何得到这些资料，则是写作者的事了，可以尝试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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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下面引用由云间舞鹤发表的内容： 颜思齐的“倒幕”确实是我比较关心的问题。但是一则颜氏本人身世扑朔迷离，另外查到有记载这一事件本身的资料都不附带细节。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可以推测颜氏是以反对幕府锁国为动机。“参与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在...

“参与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这句话很有意思。当时日本人民在反抗什么呢？尤其是颜思齐活动的平户地区。这无疑就是平户大殉教前后的事件，而颜思齐并非什么主谋，他是在华人中发起起义的倡议者和组织者，归根结底他不可能只依靠华人，而是带领这部分华人加入日本人的反抗斗争中。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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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下面引用由云间舞鹤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郑芝龙拜见家康还是可信的。毕竟他当时是中国国使级人物，幕府怠慢不得。1595年就见家康——这我就不太能接受了。应该是1612年时拜谒将军的吧——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南明官方的背景。

你没看清楚我的话。 郑芝龙出生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1595年，一是1604年（《郑氏族谱》的说法）。连横编写的《台湾通史》上说，郑芝龙1621年（18岁）去澳门投黄程，1623年来日本。而1595年这个说法很可能源自平户的那个纪念碑，那里说郑芝龙1612年来到日本，这样算下来他当时18岁。会见将军自然是非常有地位的象征，可家康也不可能随便什么人都见啊，必须1612年郑芝龙已有影响力才行，可是18岁的郑芝龙这时算个什么呢？什么都不是吧。如果按照1604年出生说，那么1612年他才9岁，就更不可能了。 实际上，可以理清的线索是： 1604年，出生 1621年，去澳门投黄程，并入教，学习外语 1623年，去日本，结识李旦，娶田川氏（翁氏） 1624年，长子郑成功出生，成为台湾的翻译，从中牟利 1625年，李旦、颜思齐先后去世，继承二人事业起家 郑芝龙的事业实际上是从1625年底颜思齐去世后开始的，1626年以后才渐渐有了地位，这个时候家康入土了呀。所以，我认为1612年会见家康说有三种可能： 1、纯属编造； 2、郑芝龙后来会见了将军，但不是家康； 3、有中国人此时会见了家康，但不是郑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