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百济——百济灭亡前后一些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未完成)
山名宗纲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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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三国时代前后延续了数百年,时间相当长久,因此也是朝鲜、韩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但是由于三国时代早期没有形成详细的文献资料,而后期形成的史料也因年代久远而大量流失,因此到了公元12世纪王氏高丽的金富轼编辑《三国史记》时已经有很多问题无考了。由于新罗统合半岛大部,独霸海东,一直延续到公元10世纪,该国中后期的很多史料和档案被流传下来;但新罗统合半岛之前的事迹还较为匮乏。而百济、高句丽先后在公元7世纪中期被唐朝和新罗联手灭亡,百济领土全部及高句丽南部被新罗兼并,这两国距离现存朝鲜最古史书《三国史记》的写成足有四五百年,资料缺失更为严重。如果说两国具体的军事、外交事件还可以从新罗方面获知,那么其官僚制度、地方制度等内政就更不明显了,以至于金富轼在《三国史记》《职官志下》中也指出“高句丽、百济职官,年代久远,文墨晦昧,是故不得详悉”。其实,高句丽、百济两国其它方面的资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两国当中,高句丽历来与中土往来频繁,又多战事,新莽、公孙、曹魏、慕容、杨隋、李唐,每有征伐,入其领域,则中国史书中高句丽地理风物尚可参得;然百济与中原深隔大海,漂洋越波,始终难行,直至后期其故事方始有记录成文,此又比高句丽为略。故此,朝鲜三国中百济事迹最为晦涩,而百济事迹中又以内政、地理最缺。
近来因与大意觉迷殿讨论其《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对于百济最后时光的史事产生了颇为浓厚的兴趣。所以,下面也就其中的一些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以供方家甄别。
[B]一、百济末期的地方制度[/B]
金富轼在《三国史记》《地理志四》《百济》(以下简称《百济地理志》)起首引用了《后汉书》、《北史》、《通典》、《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关百济地理的少数叙述,然后又引其本国《古典记》叙述百济都城迁移及灭亡后其领地去向问题,《古典记》引文的后半部分其实也出自两唐书相关篇目。如此看来,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时,高丽本土的百济相关地理资料已经相当少了,否则他不会如此依赖中国方面的史料。随后,金富轼又列举了“百济州郡县共一百四十七”,似乎还算丰富。可实际上从《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来看,这些郡县基本都是后来新罗沿袭下来的,因此其沿革得到了保存,而那些可能存在的没有被新罗沿袭下来的地方行政单位十有八九都失传了,《地理志四》《未详地分》中罗列了与百济相关的70余处地名就是明证,其中甚至有一个郡的编制即“风达郡”都无从辨析。种种迹象表明,《三国史记》中罗列的百济地理是不全面的,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梁书》卷54《百济传》载:“号所治城曰固麻,谓邑曰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担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这大约是中国史籍中关于百济地方制度的最早记载。梁代百济与南朝往来已经非常频繁,其武宁王、圣王父子都在恢复国力与高句丽抗争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土的关系,甚至武宁王陵也由来自南朝的技术工匠参与完成。所以,梁朝才得以对百济内部的了解更进一步,终于给出了“担鲁制”的描述。虽然《梁书》认为“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但据当代学者考证该制度实类似于分封制,而不是真正的郡县制,此前百济与南朝交涉史料中屡屡出现的“面中王”、“都汉王”、“迈卢王”、“迈罗王”、“阿错王”、“辟中王”、“八中侯”、“弗斯侯”、“弗中侯”、“面中侯”就是这些分封的“担鲁”。“担鲁制”很可能是由百济的前身马韩邦联国家的体制演变而来,马韩诸国通过会盟朝贡松散地组织起来,当百济逐步吞并马韩土地后很可能像中国的周、汉朝代那样把新获得的土地分封出去,从而形成原始的“担鲁制”。这种制度从何时开始目前尚无法考定,但从后面的记载看梁朝之后不久它便被真正的中央集权地方制度“方郡制”取代了。
《隋书》卷81《百济传》载:“其都曰居拔城。……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北史》卷94《百济传》所述与之类似而更为详细,载:“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统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统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内外人庶及余小城,咸分隶焉。”
《三国史记》《职官志下》《百济》也援引了《隋书》和《北史》的记载,但文字上与今本中国史籍略有差异,应当是引用时误写或误刻造成的。如《三国史记》将《隋书》的“五方各有方领[B]一[/B]人”写作“五方各有方领[B]二[/B]人”,将《北史》的“都下有[B]万家[/B],[B]分[/B]为五部”写作“都下有[B]方[/B],[B]各[/B]为五部”,“各有方[B]领[/B]一人”写作“各有方[B]镇[/B]一人”,“统兵一千[B]二[/B]百人以下”写作“统兵一千[B]一[/B]百人以下”。这些文字在做史料分析时都应当予以纠正,以免发生误解。
《北史》的这部分记载不见于《魏书》,而与《隋书》相对应,表明这些资料产生于《魏书》编撰完成之后,时间相当于隋朝,而《北史》、《隋书》援引的史料同源,只是各书引用的详略不同罢了。由此可以证明,百济在隋朝时已经改“担鲁制”为“方郡制”,同时在畿内实行“部巷制”。隋灭陈时有战船漂至百济的属国耽罗即今韩国济州道,百济威德王将其厚待送还“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隋文帝下诏赞誉。于是,隋济两国邦交正式开始,后来百济威德王、武康王又先后遣使王辩那、燕文进、王孝邻、国智牟等来朝。大业七(611)年,隋炀帝“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这是隋朝唯一一次派遣前往百济本土,当获得大量百济资料,这也是之后中土对百济大为了解的重要原因。而《北史》中关于百济“方郡制”、“部巷制”的记载也很可能就来源于席律一行的实录,其内容应当是切实可信的。
《隋书》、《北史》中称百济的都城为“居拔城”、“固麻城”,这与《梁书》的说法一致。百济圣王十六(538)年即梁武帝大同四年,由熊津即今忠清南道公州迁都至泗沘即今同道扶余,改国号为“南扶余”。三年后即大同七(541)年,圣王又遣使进献“并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太清三(549)年,圣王又遣使贡献,时值梁朝侯景之乱,使者为侯景所囚,直至三年后侯景被平定才得以归国。由此,各书所称的百济都城“居拔城”或“固麻城”都是指“泗沘城”。而《钦定满洲源流考》认为“固麻”为双城之意,此称同时指泗沘、熊津两城即东、西二都,此亦备一说。
泗沘城又称“所夫里”城,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百济亡国后,当是百济语音异译。泗沘城约有人口“万家”,按照上、前、中、下、后分为5部,每部有兵马500人,看来是带有军事性质的。每部再分为5巷,巷没有单独的兵力配置,其功能或类于唐代的“坊”,应该属于民政建制。如此,整个都城不在作为地方机构的5方之内而独为一体,分成5部25巷,平均每巷约400家;京畿的卫戍部队总共2000人,民兵比约为4家对1兵,若以每家5口计,则为20比1。
5方大致以方位而名,其“方”即源自此意。每方由1名百济第二位“达率”级的“方领”主管,若干名“方佐”助理。《三国史记》《新罗武烈王纪》七(660)年七月十八日条载:“义慈率太子及熊津方领军等,自熊津城来降。”这说明“方郡制”一直实行至百济末年,且“方领”又称为“方领军”,带有很强的军事性,“方”又可以其治所命名,如“熊津方”。每方下管理约10郡,每郡有3名“郡将”,一般由百济第四位“德率”级官员担任,郡将手中也有兵权,依郡的大小、重要性不等而有多有少。方佐地位低于方领而高于一般郡将,很可能由第三位“恩率”级官员出任。
又,唐代著名的百济籍将领黑齿常之在百济未灭之时任职为“西部达率兼风达郡将”,这里提示了好几个信息:首先,黑齿常之出任风达郡将则不可能是留守京畿的京官而是地方官,他又为西部达率,如前所述达率是足以出任方领的高官,那么黑齿常之所谓的“西部”应当就是“西方”,则“方”也可称“部”,与京畿5部称谓相似。其次,身为达率的黑齿常之依其品位即便不是西部方领,地位也高于一般郡将,由此方领或方佐是可以兼任郡将的。第三,需要负责“西方”事务的黑齿常之兼任风达郡的郡将之职,则“风达郡”很可能就是“西方”的治所,由此方治于其下某郡,此与唐代都督府治于某州,都督常兼任该州刺史相类似。最后,朴文一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一书中经过对《三国史记》等资料的分析认为,新罗后来实行的“州郡县制”中的州、郡、县都有独立辖域,即不存在某州治于某郡、某郡治于某县的情况,而是对地理范围相近的区域依其重要性而设立不同等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并由等级较高的单位兼管周围等级较低的单位,此与中国的各级地方行政单位一元化体制有很大不同。而这里我们知道百济的“方郡制”更类似于中国的上下一元化体制,而与新罗“州郡县制”不同;又据《三国史记》《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可知百济的郡下还有县,类似地可以推断这些县也是覆盖了整个郡的范围,即和中国相同,郡应当治于其下辖某县。这就进一步暗示《三国史记》《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所录百济的县至少缺失了后来成为新罗州、小京、郡一级行政单位的那部分,其数量足有数十个之多。
《北史》中列举的5方治所可以根据《三国史记》所述百济地理及《大东地志》考定推知,今略述如下:
“中方曰古沙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古沙夫里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又有“古阜郡,本百济古沙夫里郡,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古阜即今全罗北道西部同名地。“夫里”在百济语中就是聚落、城池的意思,此“古沙夫里”就是“古沙城”。也就是说,百济中方治于今古阜。
“东方曰得安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德近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又有“德殷郡,本百济德近郡,景德王改名,今德恩郡”,此处的“德恩”即今忠清南道恩津。“得安”、“德殷”、“德恩”都是同音之转,而“德近”发音也与之接近,所谓东方的治所“得安城”就是今恩津的“德近郡”。
“南方曰久知下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仇知县”、“居知山县,一云安陵”、“仇知只山县”,《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分别有“金池县,本百济仇知县,景德王改名,今全义县”、“安波县,本百济居知山县,居一作屈,景德王改名,今长山县”、“金沟县,本百济仇知只山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全义在忠清南道东北,长山在全罗南道西南的长山岛,金沟在全罗北道西部、古阜东略偏北。全义的位置与南方不符,若金沟系南方治所则南方与中方地界将犬牙交错、难以划定,因此“久知下城”只能是位于长山岛的“居知山县”,这与“南方”的意思也可匹配。
“西方曰刀先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豆乃山县”、“大尸山郡”,《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分别有“万顷县,本百济豆乃山县,景德王改名,今因之”、“大山郡,本百济大尸山郡,景德王改名,今泰山郡”。万顷即今全罗北道西部同名地,在前述中方治所今古阜北面约20公里处。泰山即今全罗北道的泰仁,在古阜东偏南约16公里处。假定西方治于万顷,则西方就位于中方北面,与治于今恩津的东方相对。而若西方治于泰仁,则其与中方、南方的地域划分将出现一定困难,具体位置不甚符合。另,前面已经由黑齿常之出任“西部达率兼风达郡将”一条得出西方治于风达郡,而泰仁所在地为百济大尸山郡,且没有其它资料能够证明风达、大尸山实为一郡。因此,刀先城即万顷豆乃山县的可能性更大,此地同时也是风达郡治所。
“北方曰熊津城”条:《百济地理志》中有“熊川州,一云熊津”,《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有“熊州,本百济旧都。唐高宗遣苏定方平之,置熊津都督府。新罗文武王取其地有之,神文王改为熊川州,置都督,景德王十六(757)年,改名熊州。今公州”。结合这两条可以非常肯定地认定,北方的治所就在百济旧都熊津。前引百济义慈王、太子、熊津方领军等人投降一节及《新唐书》卷百四十五《百济传》“义慈挟太子隆走北鄙”也可证明《北史》所记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已经分析得出百济末期一直实行“方郡制”的结论,也就是说百济并没有“州”的建制。《百济地理志》中所谓的“熊川州”应当是“熊津方”、“熊津郡”或者“熊津部”,至于“州”这样的建制是唐朝及新罗才有的。那么,会不会百济的“方”也被称为“州”呢?答案是否定的。《百济地理志》中另外一个州是“武珍州”,其在《地理志三》《新罗熊、全、武》中对应的记载是“武州,本百济地,神文王六(686)年为武珍州,景德王改为武州,今光州”。这个位于今光州的武珍并不在前述五部治城之内,且其本来也只说成是“百济地”而已,是新罗的神文王将其设置为“武珍州”的,百济时代它充其量不过是个郡甚至县罢了。因此,《百济地理志》一定是误将“熊津郡”错写为了“熊川州”。此外,我对唐朝所设立的熊津都督府是否位于此熊津郡也有疑问,将在后文中另加阐述。
[ 本帖最后由 江城梅花引 于 2008-1-22 22:0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