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金吾

试论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

    东汉一朝的边患莫过于羌族，这点学界早有共识。对此史家虽历来多有论述，但也大多停留在诸如东汉的边防思想、董卓集团这样一些题目上，原因在于他们往往将东汉的羌汉战争看作一次普通的胡汉交锋。笔者认为这不免将问题简单化了，羌汉战争贯穿东汉王朝的始终，具有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的特点，对东汉帝国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余英时先生就认为“汉与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要比汉与匈奴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在该时期的历史上后者有更加令人瞩目的地位。”马长寿先生也认为“讲羌汉关系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汉代的西羌地区已经划入当时中国政治疆域之内，西羌和东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也揭示了羌汉战争的独特性。笔者认为羌汉战争实质上与当时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东西”，指的是当时以华山和函谷关为界的“关东”和“关西”。关于二者自西汉以来的对立，傅乐成先生有过精彩的论述[。羌汉战争贯穿东汉一朝，东汉的东西对立也随之而加剧。最终的总爆发是董卓进京摧毁了东汉皇权。对于董卓及其集团在东汉末所发挥的作用在此无需赘述，但应该看到的是，董卓集团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存在的东西对立的产物。
    本文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近人的一些统计成果，通过贯穿东汉一朝始终的羌汉战争来观察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进而浅析羌汉战争是如何加剧了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

一、东汉羌汉战争概述

表1：东汉五次大规模的羌汉战争情况一览表

时间	参与者	大致波及范围	政权	备注
77-101	羌、月氏、卢水胡	陇西以西	无
103-118	羌、胡及汉族农民	凉州、并州、益州北部、三辅、洛阳附近	有	东汉对羌政策一大转变。
139-145	羌、羌胡	凉州、三辅	无
159-169	羌、氐	凉州、三辅以西	无
184-187	羌、胡及汉族农民、下层官吏	凉州、三辅以西	有	中平四年187年韩遂掌权，拥兵自重。

马长寿先生认为东汉时期的大规模羌汉战争共有五次，笔者对五次大战的时间，参与者，大致波及范围，有无政权建立等情况进行整理得到表1。下面笔者将结合具体史实对五次羌汉战争进行简要分析：
1.建初二年（77年）到永元十三年（101年）。第一次战争持续时间相当长，但实际波及范围却不大，甚至不及凉州全境。另外，汉军也是赢多败少，最大一次失败仅是章和元年护羌校尉傅育遭伏击，傅育以下八百八十八人战死。
2.永初元年（107年）到元初五年（118年）。第二次战争则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羌患”真正开始成为东汉帝国的心腹大患。第二次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建立了以羌民为主的滇零政权，并控制了空前广大的地区。对于一次民族起义，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少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凭着这样的装备，起义军竟然在永初二年（108）击溃了汉军主力，杀八千余人。这次战争用去军费240多亿，《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另外，这次起义也给内地的降羌播下了不断起义的种子。江统说：“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辙复侵叛。”
3.永和四年（139年）到永嘉元年（145年）。这次战争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前一次的继续。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第一是财政的消耗“自永和羌叛，至于是岁（永嘉元年），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第二是大量将士的死亡，这期间前后两名护羌校尉（马贤和赵冲）率领的二十万官军大部分战死，同时也包括他们自己。第三是户口的散亡。经历三次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凉州的户口大减。传统上将《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年）与《后汉书·郡国制》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相比较，得出“北地郡户数只及西汉的5%，金城和陇西郡户数只及10%，安定郡户数只及14%，汉阳郡只及45%”的结论。
4.延熹二年（159年）到建宁二年（169年）。此次战争依然是以东汉边郡官僚对羌族的残酷统治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但在这次战争，“凉州三明”（皇甫规字威名，张奂字然明，段颎字季明，时人称为“凉州三明”）的崛起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此三人不但智勇双全，而且熟悉地形，了解羌人的活动规律，因而在军事上脱颖而出。据陈勇先生的统计，桓帝时期投入对羌作战的军队，不论总人数，还是其中关东郡兵的数量，都大大少于安、顺时期。军队数量减少，在战场上却具有更大的战斗力，表明西北的凉州武装已经具备强劲的战斗力。而这种战斗力的形成，是同“三明”等人主持西北军务一事密不可分的。最终，“永康元年···西羌遂定”“建宁二年···东羌奚平。”东汉一朝之羌患总算是被基本平息了，然而帝国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5.中平元年（184年）到中平三年（186年）。中平元年关中爆发了黄巾起义，紧接着陇西、金城二郡又爆发了羌人及少数汉族官吏的起义。马长寿先生认为此次起义主角第一是北地先零羌，最后才是临时参加的边章、韩遂等人。笔者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是到了中平四年（187年），韩遂杀死其余的羌汉起义首领，拥兵自重，马腾也于同年拥兵叛汉，且与韩遂合兵一处，他们从此成为凉州军阀，羌族武装反到成了工具，“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由是寖衰”。不久董卓进京，摧毁了东汉皇权，东汉名存实亡。因此笔者认为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到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并非如马先生所说延续到建安十九年。
    羌汉战争给东汉帝国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关西户口的大量减少，这其中包括死亡的和逃离的，“关中膏腴之地，顷遭丧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从表1中已经足以看到这场战争的破坏性了。此外还有更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起义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参与的基础扩大了。由纯粹的羌人到羌汉联合；第二次起义中汉族领导者只不过农民杜琦而在第五次中连汉族官僚也参与其中，而且后期还推举出了当地大姓为王。我认为这与其说起义者在政治上的成熟，不如说是他们有了更多的利益，甚至是某种文化上的认同。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则正是持续不断的羌汉战争本身。

二、两汉时期的东西对立

    东汉帝国的东西对立并非源于本朝，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其实自殷商时期起就可以看到关东与关西的文化已大不相同。大体说来，关东代表华夏文化，而关西则是戎狄文化。钱穆先生认为“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因此关东与关西的对立不在于种族而是文化的差异。到了战国时期，关东百家争鸣，文化空前繁荣；而秦国则一家也没有，因此被视为戎狄。根据傅乐成先生的论断，关东与关西的对立源于战国。“秦国崛起，东向拓地。山西之地，自成一独立区域，与山东诸国相对峙。苏秦倡合纵，六国互相连结，西向据秦，于是东西对立的趋势，愈加明显。”
西汉初期，“军功收益阶层”及其子弟把持政坛达数十年之久，关西人由于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因此在政治上出路自然很窄。汉武帝之前的所有丞相，凡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关东人。直到景帝时期，周亚夫之死才被认为是该阶层的彻底没落。但此后西汉的三十三位丞相中，关东人却占了二十五位。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关西由于其文化上的固有劣势，在那个重儒生和文吏的时代自然遭到轻视。如此一来，关西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武帝的开边事业上。“于是大批善战的山西军人，遂乘时而起。”但据傅先生分析，武帝往往用关东外戚充任最高统帅，而用关西军人冲锋陷阵。前者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后者如李广、张骞、李陵等人。虽然关西人在武帝的开边事业上功勋卓著，但往往受到关东外戚和朝臣的排挤，李广自杀，张骞封侯之难，李陵兵败至于灭族都是明证。此外，在李陵之祸中，司马迁出于同为关西人的地域感情为李陵辩护而下狱，朝中却无要人为其申说，由此也可看出关西人在朝政治势力之微弱。虽然西汉关东人的政治势力强大，关西人遭受压抑，但因首都位于长安，汉室对山西地区甚为重视，而山东屡次向山西迁徙豪强大族，因此尚未形成对立之局面。
    但是到了东汉一朝，东西对立之势却大大加剧并最终定型。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东汉朝臣曾经三次提议放弃凉州。第一次是“建武十一年···冬十月···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后来还是由于马援的反对，再加上当时东汉确实有能力打击羌患，这项提议才最终没有实行。第二次在永初四年（110年），谒者庞参提出放弃凉州全境，大将军邓骘和公卿“皆以为然”。后来虽然虞诩说服了太尉李修不弃凉州，但永初五年，西北四郡（陇西、安定、北地和上郡）还是被徙往内地。由于当地居民拒绝离开，官军竟然毁坏房屋，割走庄稼，迫使居民迁移。第三次是185年，“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傅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崔烈出身涿州而傅燮则来自北地。由此可见，从35年到185年的150年中，关于凉州存废的争论始终不断。争论的双方也有着浓厚的地域背景，关东人提出的放弃念头被关西人所抵制。这绝不仅仅是个人政治观点的差异，而反映出关东关西的对立已经十分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后两次放弃凉州的建议都得到了公卿们的肯定或支持。这反映出关东人在政治上已经居于十分明显的优势。关西人在政治上的失势非常明显。造成这一对立局面在东汉加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首先就与东汉王朝的建立有着极大的关系。余英时先生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东汉政权的建立是以士族大姓为基础。而且当时的士族大姓拥有很浓厚的地域观念，因此刘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到南阳集团的利益而定都洛阳。从此之后，关西的地位就日渐下降，而这在当时主要表现在入仕情况上。由于西汉武帝之后多次强行迁徙豪强于关中地区，因而关中的经济和文化都是整个关西地区最发达的，然而表2却让我们看到在东汉时期关中的衰落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在中央和地方长官方面，关中下降的尤为明显。而且这种下降正是从中期开始骤然加剧的。
    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关中曾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学的所在地。即使因为东汉政治中心的转移，恐怕也不至于如此衰落。而且连东汉时期的吴楚越地区都有大规模增长，该地出的三公九卿在后期竟然达到了和关中一样的水平（11.4%）！要知道，吴楚越地区的文化底蕴是远远不能和关中相比的。况且其他地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因此这一普遍增长的趋势应该说是正常的，因为随着对边郡的开发，经济的发展，文化也会繁荣。余英时先生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中特别提出了“循吏教化有助于儒教传播”这一观点。而且，与《汉书·循吏传》相比，《后汉书·循吏传》中边郡循吏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少。比如任延担任武威太守,“···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章句既通，奚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可见，循吏确实对边郡的文化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使入仕人数增多。这样一来，无论从哪一点看，关中地区各类人物在东汉一朝的持续、大幅递减就令人十分困惑。唯一的解释是，一定有一种持续，强大的因素使得关中偏离了本来的方向。

表2.东汉关中地区各类人物在全国同类人物中的比重

人物类别	前期	中期	后期
守相	19.2%	19.2%	7.3%
三公九卿	22.8%	22.4%	11.4%
武人	28.1%	29.4%	18.9%

    除去关西最发达的关中地区，其他地区的情况又怎样呢？现在再来看表3就会发现即使是整个关西地区也是呈总体下降趋势，关东虽也有小幅下降，但在守相和三公九卿人数上仍保持着绝对优势。然而吴楚越地区在三公九卿人数上却由初期的3.4%发展到后期的11.4%，虽然绝对人数仍很少，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又与关西的明显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表3.东汉关东、关西地区各类人物在全国同类人物中的比重

人物类别	前期		中期		后期
	关西	关东	关西	关东	关西	关东
守相	21%	55.5%	24%	43.3%	12.4%	51.9%
三公九卿	24.1%	62.1%	24.4%	57.2%	20.2%	57%
武人	36.4%	56.3%	38.2%	52.9%	34%	41.5%

    李开元先生曾特别指出历史研究中数字图表的应用要慎重，否则就会适得其反。的确，在东汉时期影响入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察举、任子、赀选、外戚和权臣掌控朝政等。比如安定郡梁氏家族一门出了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卿相尹校共五十七人。但是如果考察一个地区较长时间段内的入仕情况，察举制则是最稳定的因素。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况且，我们更看重的是表中反映的关中乃至整个关西各类人物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简略地说，察举又和当地的儒学文化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关西地区各类人物在全国同类人物中的比重大幅下降是源于其文化的衰败。《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列举了党锢名士核心人物，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共35名。就其籍贯而言，除一人不明外，只有并州一人；而豫州竟然达到10人。东西对立，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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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金吾

三、羌汉战争与东西对立局面的加剧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关西在文化上的衰败和政治势力的进一步衰微呢？可以肯定这必然是一种强大、持续的因素。观察东汉一朝，这种因素非羌汉战争莫属。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东汉一朝的羌汉战争持续时间之广、破坏力之强远远超过西汉的汉匈战争。从表1可知凉州是每次战争的主战场，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后四次战争都波及三辅的部分地区，其中第二次甚至波及整个三辅，连洛阳周边都未能幸免。战争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户数的大量减少和经济的重创。东汉的察举制在汉和帝之后是以户数为基础的，而关西由于羌汉战争造成的户口减少就使关西人在入仕上居于劣势。此外，大规模的战争还造成士人为避乱而东迁，降低了关中的文化水准。虽然在西汉建立之初，关中的残破程度更严重，但是汉高祖则开始了对关中的移民而且还鼓励将士留在关中（《汉高帝五年诏》），以至于后来汉武帝的强徙豪族和移民实边不仅充实了关西的人口，更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基础。而东汉时期只有王符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但实际结果却远不如西汉，相反却常常“徙民避寇”。况且战事始终不断，人民（尤其是文化程度高的士人）自然也不愿前往。这就给少数民族入居关西创造了机会。西晋时期，羌等少数民族的人口竟已经占到关中的一半。据此可以推测东汉时期入居的少数民族也已经不在少数。但新来的少数民族移民文化水平又很低，这造成关中以及整个关西文化的进一步衰落。将羌人安置在帝国境内的政策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羌人中国化，不如说是使边境蛮夷化。应该看到关中乃至整个关西地区的衰落是从中期开始（89-144）骤然加速的，而这恰好与第二、三次羌汉战争的时间符合，分别为(103-118）与（139-145）。这绝对不是偶然，正说明两次大规模的羌汉战争对关西的文化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更进一步加速了关西在政治势力上的衰败，进而大大加剧了帝国的东西对立。
前面已经说过，关东和关西的对立是两种文化的对立。由于羌汉战争造成大量少数民族迁入关西地区结果造成了该地区文化的转向。通过观察我认为这种文化的转向体现在两个方面：“小传统”即民间风俗和“大传统”即儒学传统。
    前者体现在关西的“羌胡化”倾向，这点历来多有论述。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扶风宋枭建议多写《孝经》并发给凉州居民人手一本。这表明该地区已经背离了中国文化的若干基本前提。还有一个例子也足以说明关东和关西在东汉末年的文化差异之大：“···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这一切都是有旷日持久的羌汉战争造成的。而后者则主要体现在表2表3中各类人数在全国比重的猛烈下跌。党锢事件中的核心人士中体现的东西巨大差距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另外，伴随着中央弃凉州的呼声，凉州本地的离心倾向也发展起来。中平元年（184年）皇甫嵩手握强兵，有个叫阎忠的凉州人劝他剪除宦官，代汉称帝。这个人是当地大姓，后来在凉州曾被推为王，可见其在汉、羌当中的声望。他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更多地是为本族考虑。因为那时关西的入仕已经基本依靠武功，政治上出路很窄。而且即使像“凉州三明”这样的人物进京失去兵权后也迅速失势。当年虞诩的担心很快就要应验了：“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皇甫嵩终究拒绝了这个“非常之谋”。
    但很快董卓就将这个“非常之谋”付诸于实践了，东汉也就因此灭亡了。毫无疑问，董卓集团在汉末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董卓的登场是建立长期羌汉战争导致的关西文化衰败以至政治上无出路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而董卓集团后来的种种表现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长期积累的东西对立的一个总爆发。

参考书目及论文：
《汉书》班固中华书局点校本
《后汉书》范晔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国志》陈寿中华书局点校本
《资治通鉴》司马光中华书局点校本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余英时：《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马长寿：《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社1979年版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陈勇：《“凉州三明”论》，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侯二朋：《东汉人物地域分布研究》，2006年5月，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冯世明：《东汉官僚的地域构成研究》，2007年4月，全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 本帖最后由 执金吾 于 2008-1-16 19:50 编辑 ]

执金吾

我的本意是想解释一下关西在东汉一朝的迅速衰败以及后来董卓集团的缘起，而我发现这些都和羌汉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结果上。这些就都源于战争带来的文化上的衰败甚至某些羌胡化倾向，而这也就是羌汉战争给中国历史带来的最大影响。
    而关东关西这二者的差别不是我臆想的，是本来就存在的，但是在西汉一直处于一个可控的状态，但是到了东汉这种情况不同了，由于东汉政权本身的情况以及迁都和羌汉战争，这二者的对立大大加剧了，一个国家内却呈现出这样的对立，早晚要出乱子。
    我对于国史认识很浅，很多地方认识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各位批评！

执金吾

能有这么多捧场，在下感激不尽。下面我再说说我的看法：

1.”韩遂之父与曹公同岁孝廉，而遂与曹公又年岁相辈，可见韩遂之父就是曹操说过的“同岁之中有五十始举者”之流。按说韩遂家族在西州是相当有威望的，其父既举孝廉，可见亦通儒学，若以乡党齿论言之，不当被举如此之晚”这说明凉州之士进仕的确困难，还有一条史料“永初四年···虞诩闻讯，乃说太尉李修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修善其计，更集四府，皆从诩议。朝廷采纳虞诩之计，只是权宜之计。不过此事恰恰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凉州子弟的进仕要比内地困难地多。我想韩遂之父的事情也属于这一类。这就证明无论是文吏还是儒生，关西都不占优势。

2.关于汉化和胡化确实是双向的，但我认为在东汉缺少高素质移民和政府管理的情况下，胡化要比汉化严重。

执金吾

其实最初的缘起是我惊讶于一个小小的羌族为何能在东汉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来，仔细一看这与东西对立有着关联

执金吾

确实，还有乌桓骑兵。不过似乎袁绍和刘备也有胡骑，可参看《袁绍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和《蜀·先主备传》

执金吾

哈哈，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官名很有意思啊，金吾是鸟名。

执金吾

不是啊，那是光武游历长安看见执金吾很威风的时候说的呀

执金吾

我觉得战争并不仅仅是造成移民那么简单，这么长规模又这么大的一场战争能仅仅说是造成了移民么？而且即使是羌人移民难道就一定羌胡化么？后汉书循吏传中边吏要比汉书的多，很多都能教化一方百姓，可是为什么偏偏到了关西就有了羌胡化呢？这和长久以来的对立怎么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