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8月28日，为了帮助被唐朝·新罗联军灭亡的百济复兴，倭国与唐朝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战斗——白村江之战。此战的惨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九百多年间都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此外也使日本对大唐心生敬畏，并开始努力学习唐朝各种先进的制度、技术与文化。那么，“白村江之战”前后的倭国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
[PP][B]第一章 “白村江之战”的起因、经过与结果 [/B]
六世纪中叶，佛教通过百济传播到倭国。与此同时，大陆的文化也经由百济流传到倭国。百济与倭国之间交流频繁与密切，现今韩国尚留存有前方后圆坟，出土文物与日本畿内的古坟几乎相同，这些出土文物很可能就是由当时倭国身居高位的人送给百济的。当时的倭国十分重视与百济的外交，百济王朝的王子丰璋（扶余丰）在倭国，就作为有识之士为朝廷所重用。
新罗的武烈王即位前就与唐朝亲密交往，即位后采用唐朝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因而颇受唐朝信赖，新罗还与唐朝建立了同盟关系，借此对抗高句丽与百济的压迫。
公元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王金春秋向唐朝求援。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后，先后派遣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进击高句丽，牵制其兵力以减轻高句丽对新罗的军事压力。于是在朝鲜半岛北部，很早就相互对立的唐朝与高句丽正式开战。然而在半岛南部，百济仍然发兵进攻新罗。当时朝鲜半岛三国中，高句丽与百济国力较强，新罗国力相对较为弱小。于是在660年，新罗王再次乞求唐朝出兵救援。
此时的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645年，皇极天皇的弟弟孝德天皇在难波即位，然而中大兄皇子却以皇太子身份掌握着实权。653年，中大兄皇子提议将都城迁回飞鸟。此时中大兄皇子势力强大，孝德天皇虽然反对迁都，然而中大兄皇子之母皇极上皇、大海人皇子(中大兄皇子的弟弟)、间人皇后(孝德天皇的皇后，中大兄皇子的妹妹)却都带领随从人员返回了飞鸟。中大兄皇子等人返回飞鸟后，进入了飞鸟河边行宫。翌年，孝德天皇在难波驾崩。
公元655年，齐明天皇在板盖宫即位（其实就是复辟，皇极天皇再次就皇位)。此时的齐明天皇正为控制北方的虾夷部族而志得意满，急于对国内外表现自己的权势。
齐明天皇于是与历来的专制者一样，致力于大兴土木、建设京都。动用沟造三万人，石垣造七万人，于659年建设石都和水都。这一庞大的土木工程招致豪族们的反感，孝德天皇的皇子、下任天皇的有力候选人之一、有间皇子也开始与这些不满的豪族们接近。
658年5月，齐明天皇非常宠爱的孙子、中大兄皇子之子建王年仅八岁就死去了。同年10月，齐明天皇与中大兄皇子等前往和歌山县西牟娄郡的温泉休养。留守一职由苏我赤兄担任，心怀不满的苏我赤兄向有间皇子叙说齐明天皇的苛政。11月5日，以为有机可乘的有间王子访问赤兄家，与其商量谋反事宜。没想到当天夜晚，苏我赤兄就让物部朴井连鲔逮捕了有间皇子，并于9日带往齐明天皇所在的温泉。11日，年仅19岁的有间皇子以谋反罪被处决（有间皇子之变）。
659年，齐明天皇派遣带有虾夷人的遣唐使前往与百济敌对的唐朝，唐朝此时正为百济再次侵攻新罗而打算进攻百济。此后不久，唐高宗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十万（见《资治通鉴》，朝鲜史料说是13万人（《三国史记》百济义慈王二十年条）），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进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入海口），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唐朝与新罗联军很快进围并迅速攻克百济都城泗沘，百济的义慈王投降。公元660年7月18日，百济灭亡了，从开战到战争结束前后不到十天。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擢酋渠长治之”。由左卫郎将王文度任熊津都督，大将刘仁愿率兵一万留守。百济使传回百济灭亡的消息，着实令倭国大感震惊。
为对抗唐朝对百济的统治，以鬼室福信与浮屠道琛为核心，百济原来的有力贵族结成了叛乱军。他们率众据守周留城，抗击唐军。660年10月，鬼室福信为了重建百济王朝而对倭国提出如下请求：“希望贵国归还从631年就开始作为人质留在倭国的王子扶余丰(丰璋)，使其继任百济国王。”并且“希望倭国为了复兴百济派遣援军。”
面对鬼室福信的请求，为了保有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与危机，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王朝复兴的决定，并且离开飞鸟来到了筑紫(九州)。于各地筹措武器，征调士兵，打算渡海作战。同行者除了中大兄皇子、大海人皇子、大田皇女、额田王、中臣镰足外，还有很多的随从人员。可以说事实上是从飞鸟向筑紫迁都。具体情况可参阅下表：
660年12月，由飞鸟冈本宫出发
↓于难波宫筹措武器
↓
661年1月6日，由难波津出发
↓
1月8日，到达吉备大伯海(冈山县邑久郡附近)
(大海人皇子和大田皇女生下大伯皇女)
↓
1月14日，到达伊予熟田津(爱媛县松山市)石汤行宫(道后温泉)
↓
3月25日，到达那大津(福冈县博多)，进入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磐濑行宫
↓
5月9日，进入朝仓宫(福冈县朝仓郡朝仓町，距离博多湾约40KM的内陆）
↓
662年，大海人皇子和鹈野皇女生下草壁皇子。663年在那大津，大海人皇子和大田皇女生下大津皇子。
据说由于朝仓宫是用麻弖良布神社的神树所建，所以皇宫遭遇落雷，鬼火使宫中许多人病死，发生了很多鬼怪作祟的事情。就在来到朝仓宫两个月后的7月24日，齐明天皇以68岁之龄突然死去了。
据《日本书记 卷二十七 天智纪》记载：“元年春正月，辛卯朔丁巳，赐百济佐平鬼室福信矢十万枝、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韦一千张、稻种三千斛。三月，庚寅朔癸巳，赐百济王布三百端。”由此可见倭国对百济的支援是颇为尽力的。
661年7月24日，中大兄皇子以皇太子的身份居丧于长津宫指挥战斗，史称“素服称制”。中大兄皇子为备战，打算构筑朝鲜式的山城。
661年9月，中大兄皇子将倭国最高等级的“织冠”授予在倭国的百济王朝王子扶余丰，并派遣阿云比罗夫连等率领五千名士兵，分乘一百七十艘战船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并留兵支援朝鲜半岛的鬼室福信。中大兄皇子以一日代替一月，将原本应该服丧的十二个月变成了仅仅服丧十二天，其急于掌权之心昭然若揭。
中大兄皇子于所在之处建造了木丸殿。后世在木丸殿遗迹上又建造了惠苏八幡宫，祭祀齐明天皇和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为了追悼母亲齐明天皇打算建造观世音寺。662年发愿建造，直到746年圣武天皇时才彻底完工，使得这里成为九州寺院的中心。寺内保存有日本最古老的梵钟，堪称国宝。
661年，驻守百济的唐朝刘仁愿军被鬼室福信和浮屠道琛率领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三国史记 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并成功解围。不久，鬼室福信杀浮屠道琛，并其兵马。四月，苏定方奉诏率唐军水陆两军四万四千人进攻高句丽。七月，唐军进至平攘，然而久攻不下，于次年二月撤军。唐高宗敕书于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 刘仁轨传》）就是要刘仁轨放弃熊津府城，撤退到新罗。如果新罗王需要帮助就留守新罗，否则便渡海回国。当时将士也大多思归心切，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妖孽充斥，而备预甚严，宜砺戈秣马，击其不意。彼既无备，何攻不克？战而有胜，士卒自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 刘仁轨传》）于是他伺机出击，先后攻克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刘仁轨既没有撤退，也没有死守不战，而是找准机会主动出击，使唐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662年，回国的扶余丰成为百济王，与鬼室福信协力，一度使战况朝有利百济一方的方向发展。可是，正如刘仁轨所料，渐渐的这两个人意见变的不一致，并因此失和。为此，扶余丰以鬼室福信意图造反为名将其杀害，百济的残余力量就此被严重削弱。
663年3月，中大兄皇子出动了两万七千人的大军，分成三个军团前往支援百济。这三个军团分别由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三人率领，从博多湾越过壹岐·对马，向朝鲜半岛进发。这段行程十分艰苦，因为风平浪静的日子比较少，加之逆着海流前进，途中还遇到了风暴，不过总算是成功地到达了。倭军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
此时，唐高宗“诏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发齐兵七千往。”（《新唐书 东夷传（百济）》），由孙仁师率领的七千名援军渡海到达熊津，并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有人提议：“加林城水陆之冲，盍先击之？”刘仁轨则指出：“兵法避实击虚。加林险而固，攻则伤士，守则旷日。周留城，贼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诸城自下。”于是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扶余隆率领唐朝水军与新罗水军进入白村江，从水上发起进攻。
663年8月17日，唐朝·新罗联军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被逐个攻克，百济和倭国守军纷纷投降。白村江，是朝鲜半岛上熊津江（现韩国锦江）入海处的一条支流。周留城就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易守难攻。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城至白村江一带不失，就能得到倭国来自海上的支援，从而继续据险固守。所以，白村江成为周留城存亡的关键，两军都誓在必得。先期到达的唐军预想到倭国援军誓必前来，于是在白村江配备了战船170艘，严阵以待。
8月27日，倭国援军也赶到了朝鲜半岛西岸。此时，大唐水军七千余人，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水兵一万余人，战船一千余艘。倭国水军虽然在人数和船只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唐朝水军船只坚固，武器装备也比倭军优良。关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颇为简略。《旧唐书 列传第34 刘仁轨》中仅说“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新唐书 列传第33 刘裴娄》中的记载则更为简略：“遇倭人白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扶余丰脱身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其众与倭人降。”与此相反，倭国史籍却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载：“戊戌，贼将至于州柔（唐称周留），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 卷二十七 天智纪》）朝鲜史料也记载：“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 新罗文武王十一年条》）。
综合中、日、朝三国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当时的情形了。倭国诸将与百济王，贪功冒进，渡海远来没有休养就与严阵以待、以逸待劳的唐军决战，实为不智。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不去考虑风向、潮流等问题，研究战败的原因，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而是心存侥幸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靠着蛮勇来争胜负。结果自然是陷入唐朝水军的包围，“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这里说舻舳不得回旋，除了说明被唐朝水军的战船左右夹击，也说明倭国水军是逆流而战，所以船只难以调动。加之遭受到唐军的火攻，自然是一败涂地。想来当时的情形与“赤壁之战”颇为相似，倭国水军被唐朝水军包了饺子，困在江心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而江岸上的百济军也被新罗军击溃，倭将朴市田来津战死，百济王扶余丰溃逃，可以说此战真是输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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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村江 “白村江之战”示意图
倭国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见大势已去，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国援军向唐朝投降。百济就此永远地灭亡了。倭国陆军闻此，“国人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但可往于手礼城，会日本军將等，相谋事机所要。'”（《日本书记 卷二十七 天智纪》）于是与白村江之战的幸存者一起，乘船撤回。
668年，高句丽也被唐朝·新罗联军灭亡，曾经在朝鲜半岛三国中最为弱小、一度濒临灭绝的新罗，成功地借助唐朝的力量先后摧毁了百济与高句丽。此后，唐朝和新罗这对昔日的盟友开始对立。
676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输给唐朝·新罗联军的倭国军，偕同亡国的百济人退兵回国了。百济被唐朝灭亡后，失去祖国的百济人亡命倭国。滋贺县蒲生郡是百济人大量居住的地方。石塔寺的三重塔，与百济定林寺的五重塔就有着相同的样式。此外，百济鬼室福信之子鬼室集斯在朝廷内担任“学识头”，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部科学大臣。鬼室集斯的墓碑在蒲生郡日野町鬼室神社正殿里面。之所以说明百济人亡命倭国，是因为正是这些亡国的百济人指导和帮助倭人建造了许多朝鲜式山城来防御唐朝可能发起的进攻。
[PP][B]第二章 倭国的防卫——日本各地的朝鲜式山城 [/B]
“白村江之战”的惨败，令以天智天皇为首的倭国统治集团大为震惊。由信心百倍企图与唐朝抗衡的兴奋状态，一下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当时的倭国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日本书记 卷二十七 天智纪》有如下记载：“是岁，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貯水，名曰水城。”“秋八月，遣达率达本春初，筑城于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耽罗遣使来朝。”“是月，筑倭国高安城、赞吉国山田郡屋岛城、对马国金田城。”也就是说，倭国于战败后为防备唐军的进攻而在664年建造水城来守护“大宰府”，并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处，布置防线建造烽火台。在665年建造长门城、大野城、基肄城，667年又建造了高安城、屋岛城、金田城等山城。此外，“白村江之战”后构筑的山城在各地还有很多。这些利用自然的山势，堆积许多石头修筑石垣的山城，形态和构造上与朝鲜半岛所能见到的山城十分相似，通常认为是由从百济亡命逃到倭国的高官们指挥构筑的。修筑石垣固守的方法，为古代的山城所特有，其影响直至千年后的战国时代。
山城有防备外敌攻击的构造，在城内还发现了掘立柱建筑物遗迹和水闸遗迹，城中预先积蓄食物，可以供守城的役人与士兵们长期固守。
总体上看来，倭国的防卫强化措施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1） 664年2月，发布“甲子之宣”，这是包含豪族再编成的国政改革。
2）在对马、壹岐、筑紫安置防人(东日本出身的士兵)和作为通讯手段的烽火台。
3）加固战前建造的山城。
4）博多湾沿岸的那津官家(筑紫大宰)迁移到南边的内陆(现太宰府市)。
5）在百济亡国者的指导下，建筑了守护大宰府的水城。
6）665年8月，为大宰府的役人能够退守而建造大野城、基肄城、长门城等朝鲜式山城。11月，又建筑了倭国（可能位于大和）高安城、赞岐屋岛城、对马金田城。
7）667年，从飞鸟迁都到大津，668年1月天智天皇即位。许多的豪族对迁都大津表示不满。天智天皇决心针对大和豪族们的反对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
《魏志 倭人传》记载了三世纪时邪马台国的情况。“伊都国”设“一大率”负责外交并设置役所，这可能就是大宰府的雏形。此外，《日本书纪》记载那津设置了负责军事、地方行政的官家，这也可能就是大宰府的前身。
2000年8月，福冈市教育委员会宣布“博多区博多驿南的比惠遗迹是公元六～七世纪的谷物仓库，出土遗迹有总柱建筑物五栋和三列栅栏。”(每日新闻2000.8.25)，这充分证明了那津官家的存在。
七世纪后半叶，大和王权设置大宰府政厅，使之治理九州。担负防卫、外交之责的大宰府是重要的役所。大宰府前后被建造了三次，最初的建筑物(第Ⅰ期)是不使用基石的掘立式，8世纪之后(第Ⅱ期)受都城的宫殿风格影响而进行了重建，941年“藤原纯友之乱”中被烧毁后再次被重建(第Ⅲ期)。我们现在能看见的基石是第Ⅲ期的遗迹。
朝鲜式山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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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村江之战”战败后，为守护“大宰府”，来自百济的亡国高官(《日本书纪》记载是百济人忆礼福留、四比福夫等人）指导倭国建造了水城和大野城等城。
A） 水城
建于664年，主要是为了抵御敌人入侵博多湾(福冈县太宰府市）。城高10米以上，长度1.2公里，土垒达80米，斜面角度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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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下通过木樋相连，从大宰府侧的御笠川取水，使博多湾侧形成宽60米，深度达4米的蓄满水的堀。严格说来“水城”不是城，而是与我们中国“万里长城”那样的围墙。
B）大野城
建于665年，位于福冈县太宰府市·大野城市·宇美町，城池位于标高410米的四王寺山上。在土垒与石垣环绕之中，建造了粮食仓库、武器库、兵营等设施。为固守城池进行防御战，石垣十分坚固。其中，百闻石垣长1.8公里，最下部宽9米，高达8米。城中镜池被认为是当时井的遗迹。大野城有四个城门，大宰府口城门是其中之一。
大野城是一座被长达六公里的土垒所包围的山城，此外，还有用石头建造的石垒。土垒采用版筑的施工方法，分层捣实泥土而成。在山中找到七十座建筑物遗迹，大部分不是高床式的仓库，应该是存放粮食和武器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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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石垣 镜池
C）基肄城
建于665年，位于佐贺县基山町标高415的基山上，山上有土垒遗迹，还有一些城池的基石裸露着。山顶有纪念天智天皇的石碑。
D）鬼城
位于冈山县总社市奥坂鬼城山，鬼城在吉备高原的南端，是俯视总社平原、濑户内海的重要据点。《日本书纪》中并没有记载鬼城，但它的确与大野城、基肄城一样，是朝鲜式的山城。
至于为何取名为鬼城，据说是因为这座飞到吉备的新山上，居住着名为温罗的异国的鬼神。传说他是百济的王子，身长一丈四尺(4米以上)，双眼发光，鬼一样地强悍。并且性格残暴，经常袭击妇女与儿童，掠夺从日本关西地方送往都城的物资，弄得人心惶惶。得知此事的大和朝廷(大王)为了消灭他，派遣勇敢的年轻武士来到吉备。经过激烈的战斗，年轻的武士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个年轻武士名叫五十狭斧彦命，后来被称为吉备津彦命。
被修复的鬼城西门遗迹，是个宽12.3米×高8.3米的大门，由12个掘立柱组成。而鬼城东门遗迹，门宽3.3米×高5.6米，在最初发掘时发现了四个门。
在城内找到七处建筑物遗迹，很可能是储藏食物的仓库。为了处理从城内四个谷中流出的水，鬼城设置了六处水闸。这些水闸下半部分是由石垣堆积而成，上半部分则是用土堆积成的。照片中的水闸也是鬼城标志性的遗迹。
至于由板状的石头铺设而成的道路，在古代的山城中更是只有鬼城才有。屏风折的石垣是鬼城代表性的石垣，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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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金田城
建于665年，位于长崎县对马美津岛町。
日本海上的对马离朝鲜半岛大约只有50公里，这座岛屿成为古代倭国防备敌人入侵的最前线。所以很自然的这里也建筑了朝鲜式山城金田城。金田城位于马城山(标高275米)上，是日本国家指定的特别史迹。
由于对马海流的激烈撞击与冲刷，海岸线旁的岩石形成许多陡峭的斜面，而且连绵不断，使得整个对马岛变成了天然的要塞。
从博多乘坐九州邮船这样的高速船，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抵达对马岛。从严原港到金田城登山口乘车需要三十分钟，沿途在黑暗而狭窄的道路上行驶。日俄战争时，旧陆军在山中设置军事设施，为此整修道路，形成现在的登山道。沿途登山，大约二十分钟后就能看到残留着石垣的寺院。从坍塌的石垣可以想象当初将整个山体围住的样子。
在金田城东侧的海岸附近，标高30米的山谷中有三处城门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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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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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许多朝鲜式山城，推行各项强化防御措施的同时，倭国小心翼翼地探听唐朝的动静，并竭力修补“白村江之战”给两国关系带来的裂痕。《日本书记 卷二十七 天智纪》记载：“（三年）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四年）九月，庚午朔壬辰，唐国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国刘德高等。-------- 十一月，己巳朔辛巳，飨赐刘德高等。十二月，戊戌朔辛亥，赐物于刘德高等。--------是岁，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六年）十一月，丁巳朔乙丑，百济镇将刘仁愿，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等，送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于筑紫都督府。己巳，司马法聪等罢归，以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大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
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倭国是幸运的，因为在“白村江之战”后的第二年五月，唐朝留守百济的刘仁愿,就派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于倭国，主动与倭国进行交往了。然而倭国没有就此放松警惕，仍旧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处设防，并建造守护大宰府的水城。次年（665年）九月，唐朝派遣刘德高等来访，倭国上下对此欣喜若狂，忙不迭的赐宴赐物讨好刘德高。并立即派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人前往大唐修好。667年，为表示两国修好，刘仁愿派遣司马法聪等人送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人回筑紫都督府。大山下境部连石积等人很可能就是“白村江之战”中倭国的俘虏，此次被唐朝释放回国。出于感激，倭国也派遣小山下伊吉连博德、大乙下笠臣诸石为送使，送司马法聪等人回百济。这样一来，“白村江之战”后一度十分紧张的唐倭关系得以缓和。
天智天皇几乎将生命最后八年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九州、四国的防御上。近江王朝的行政也曾一度变得以大宰府为中心，直到667年三月，中大兄皇子才迁都于近江，并于次年（668年）正月（也有就在迁都后即位的说法）即位，称天智天皇。此后，天智天皇多次巡幸并加固各地的朝鲜式山城，忐忑不安的心境表露无疑。（见《日本书记 卷二十七 天智纪》记载：“三月，辛酉朔己卯，迁都于近江。”及“七年春正月，丙戌朔戊子，皇太子即天皇位。或本云，六年岁次丁卯三月，即位。”）
忧心忡忡的天智天皇采取急进的改革手段（如制定廿六冠位），剥夺了贵族和地方豪族的许多特权，期望能使国力得以迅速提升。然而这引起很多贵族和地方豪族的不满，671年12月天智天皇死，672年6月，大海人皇子发动“壬申之乱”，很快取得东国各豪族的支持，成功夺取政权。即位后的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深刻体会到倭国与唐朝之间的差距，于是加紧强化天皇权力，推行完善律令体制的改革。
[PP][B]第三章 日本国名与“白村江之战”有关吗？ [/B]
我们知道“白村江之战”是在663年，令人惊讶的是此后不久，被中国称呼了六七百年的倭国突然改称“日本”，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呢？
《旧唐书 东夷传》记载：“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
《新唐书 东夷传》则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硇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是将倭国和日本分开来描述的（倭国者，古倭奴国也。-----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旧唐书》中关于倭国的记载终止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而在《新唐书》中并没有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修订《新唐书》的欧阳修、宋祁都是博古通今、治学严谨之人，之所以这么做，很可能就是认为日本与倭国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
《新唐书》、《旧唐书》的东夷传与刘仁轨传还有如下记载：龙朔二年（662年），“（百济）扶余丰遣使往高丽及倭国请兵，以拒官军。”麟德二年（665年），“封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可见“白村江之战”前后，还是称为倭国的。《新唐书》将倭国改名为日本说成是在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之后，但具体又是什么时候改的呢？《新唐书》与《旧唐书》共同记载了“长安三年（703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虽然两书并未说明此时倭国已经改称日本，但是据《续日本纪》记载，朝臣真人到达唐朝楚州盐城县时，回答当地人的问话，就宣称自己是日本国的使者。据此推理，倭国改名为日本，当在670年至703年之间（估计就在天武天皇时代），距“白村江之战”不到四十年。
为什么倭国会在这一时期改名为日本呢？很可能是与“白村江之战”有关。我们知道“白村江之战”是倭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锋。从汉武帝于公元前108年设置乐浪郡，倭人就开始与中国王朝交往，“以岁时来献见”（《汉书》）。此后虽然两国的交往时断时续，但始终保持着朝贡与册封的关系。《后汉书 东夷列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即赐“汉委奴国王”金印）《梁书 倭传》记载天监元年（502年），梁朝建立之时，倭王武进号安东大将军。这标志着倭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从外臣转为内臣（获得将军号）。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倭国一直是比较信赖的，以至在654年，唐高宗破天荒地“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也就是说，直到此时，中国王朝还是信赖倭国的。然而“白村江之战”无疑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倭国在中国王朝心目中的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当时的倭国正急于全面引进最先进的唐朝所拥有的文化、技术与制度，那么修复和改善受损的形象，恢复中国王朝的信任无疑就成为当务之急。倭国选在这时改称“日本”，是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呢？也许正是因为更改国号是出于这种难以明言的动机，所以正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记载的那样，日本使者在向中国王朝解释理由时才遮遮掩掩，“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旧唐书》）“使者不以情，故疑焉。”（《新唐书》）
当然，正如《新唐书》与《旧唐书》中所记载，更改国号也有可能是因为“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旧唐书》）“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新唐书》）也就是说不仅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也可能是倭国在文明得以发展之后，给自己取了个正式的庄重的国号。倭国这种命名国号的方法，倒是与我们中国有些相似，很可能就是模仿中国的取名方法。古代中国人以为自己身处四方的中央，在四夷之中，所以称“中国”。倭国则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而称“日本”。然而不管怎样看，倭国在“白村江之战”后不久就更改国号为“日本”，令人感觉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在介绍完“白村江之战”及其对倭国的影响之后，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唐朝没有乘胜追击攻打倭国呢？”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唐朝的外交战略中，倭国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白村江之战”，中国史料的记载远比日本史料简略。《旧唐书》与《新唐书》都将其记入东夷百济传和刘仁轨传，而没有放到东夷倭国传日本传中。《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东夷百济传与《新唐书》高宗记中在讲到“白村江之战”时，甚至只提到扶余丰或者百济，而没有提倭人。只是在《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刘仁轨（裴娄）传中，才有“（仁轨）遇倭兵（人）于白江（之）口”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唐朝看来，“白村江之战”不过是百济战争中的一部分，唐朝与新罗联军主要是与百济军作战，而不是与倭人作战。可以想见，当时如日中天、强盛无比的唐朝，需要的是万国来朝突显其大国风范。所以并没有去攻击倭国，甚至还主动派遣使者前往倭国。在倭国派遣使者修好之后，唐朝也就没有再去追究了。
综上所述，倭国在“白村江之战”中被唐朝击败，大约在天武天皇时代改称“日本”，并且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方针。此后，认识到自身不足的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遣唐僧，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以律令国家为目标大力进行改革。主动自觉地向强国学习出色的文化、技术、政治制度，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是日本特有的国民性。从这一角度来说，“白村江之战”无疑是日本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它对于日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主要参考资料：
刘昫等《旧唐书》、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金富轼《三国史记》网络版、舍人亲王《日本书纪》网络版、沈仁安《日本起源考》
http://www.asukanet.gr.jp/tobira/hakusonkou/hakusonkou.htm
http://www.bbsone.com/html.php?file=bbs/cntw/arc-b5/messages/25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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