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葡萄牙商船最早驶入的日本港口。早在1550年，刚刚被葡萄牙国王任命为“甲比丹”一职、负责葡萄牙与中国和日本贸易事务的杜阿尔特•达•伽玛（Duarte da Ga’ma）就率商船来到这里。他不仅为沙勿略神父带来了教会信件，而且促成了沙勿略神父对这个城市的首次访问。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葡萄牙商船去了鹿儿岛和其他地方，这使得希望垄断日葡贸易的平户领主松浦隆信颇感失望。但幸运的是，沙勿略前往京都时又一次路过此地。松浦隆信的热烈欢迎不仅使沙勿略确信这里会成为主的新葡萄园，而且在人手极为紧缺的情况下留下了托雷斯神父。或许是由于传教士留居此地，1553年至1561年的十余年间，几乎每年都有葡萄牙商船抵达平户，这里成为当时日葡贸易的中心。领主松浦隆信对于传教士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善。1554年，平户的信徒只有200人，但一年之后，信徒数量急速增加到500人，其中包括领主的重臣笼手田安经等几名高级武士。此间松浦隆信与传教士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1554年，修士贝隆曾称赞他是葡萄牙人的好朋友，他欢迎神父的到来，并给他们土地建造住院。加戈神父亦在1555年10月1日写给印度管区长努内斯神父的信中宣称，松浦隆信已经几次听过他的布道。他称赞神父的布道令人信服，并表示在近期内皈依基督教。（注解6：参见外山干夫：《松浦氏与平户贸易》，国书刊行会1987年版，第112页。相同的内容还见于Melchior(Belchior) Nunes Barreto从日本返回印度后于科钦写给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信件。信中说：“平户的国王（松浦隆信）已经约定成为基督徒，因此，我们期待着我主基督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成果。” 《十六、十七世纪耶稣会日本报告集》，第三期第一卷，第299页。）
1556年4月，山口新建的教堂在陶隆贵与毛利元就的争夺中毁于战火，托雷斯也不得不撤到丰后府内，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平户成为日本与葡萄牙商船交易的惟一口岸。由于平户港这一特殊地位，松浦隆信对传教士的态度逐渐变得傲慢。他首先听任佛教僧侣对传教士的攻击。1558年，他干脆将“不听话”的传教士驱逐出境。由于平户贸易对于传教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托雷斯不得不忍气吞声。但他一直试图寻找新的贸易港，以便打破松浦氏对日葡贸易的垄断，从而获得更为有利而自由的传教空间。为此，他派人秘密地测量了附近海岸的情况，结果在离平户港不远的大村纯忠的属地内，发现了适合葡萄牙船只停泊的横濑浦港。
“当1561年定期船来到平户时，修士阿尔梅达悄悄地去了那里，与多米尼各•里贝罗号船上的引水员和京都信徒、那里最初的基督徒格尔“Gonoye”（原译注Gesch）商量，请他秘密测量大村（纯忠）领地内的横濑港，并且不让平户的肥州（即松浦隆信）察觉到。如果他确认那个港口的情况良好，船只可以方便地入港，就让格尔开始向大村殿下说教，告诉他如果成为基督徒，并允许在他的领地内宣扬神的教义，不仅可以拯救殿下的灵魂，而且还能带来巨大的现世利益。为了这一目的，领航员与格尔一起乘上一艘带有与普通房屋相同屋顶的渔船。（日本）人和他的妻子也在船上，他们乘这艘船去（横濑浦）检查港口，确认这个港口是个良港，水深足以使船只入港。为了就此事与大村家首席家老伊势守殿交涉，格尔立即赶往大村，并获得了极佳的回答。他们表示，如果托雷斯想来这国中传教，将允许他宣讲神的教义，可以对理解教义并想成为基督徒的人施以洗礼。至于大村殿下本人的改宗，希望神父到达后，抽空与殿下本人直接交谈。（注解7：《日本史》，第二册，第175页。）”
对于葡萄牙商船停泊平户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大村纯忠不会没有耳闻。长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历史经验使他非常清楚地识到，一旦建立起与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关系，将会使他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期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增加实力的天赐良机。另一方面，传教士和葡萄牙商人多年来在九州一带的活动，也使他深谙传教与贸易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传教士们的试探很快得到的响应，他还主动给传教士去信，希望能有一位修士来他领地传教。他许诺把横濑浦港周围约二里的土地赠送给教会，如果神父们愿意，将不允许教徒以外的人在此居住。他甚至主动表示，对来此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将在十年间免除一切税收。
托雷斯没有放弃这一机会，在接到大村纯忠的信后，立即派遣阿尔梅达（Luis de Almeida）修士前往横懒浦与大村谈判。不久，年迈的托雷斯又亲赴横濑浦与他面谈。也许是沙勿略当年的成功表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托雷斯故伎重演，再现了历史上的精彩一幕。托雷斯乘坐缀满彩旗的葡萄牙商船进入横濑浦港，在阵阵礼炮声中与特意赶来的领主见面。托雷斯很快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除了免除一切税收的条款稍作修订，改为领主与教会各得一半之外，其他许诺都没有变化（这惟一的条款修订令人回味）。为了表示对教会的好意，大村纯忠向拟议建造的教堂赠送了许多木材。他甚至还谦卑地请求传教士允许他在教堂附近居住，以便早晚聆听传教士们的说教。从此之后，大村的领地成为日本耶稣会的又一个重要基地。
…………
传教士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中，大村纯忠有些沉不住气了。也许是担心岛原领主有马义直在这场竞争中超过自己，他加快了向教会靠拢的步伐。5月下旬的某一天，他与二三十位部下听了整整一夜的说教。天明时分，神父为他举行了与领主身份相适合的盛大典仪，最后为他施了洗礼。受洗入教后，大村纯忠反对佛教的态度逐渐趋于激烈。在与龙造寺隆信的军队作战时，他在军旗上绣上了十字架的徽记。在率军出征的途中，他手下的武士砸碎了佛教偶像和供奉它的庙堂。为了表示信仰的坚定，大村曾计划废除具有传统宗教色彩的盂兰盆节。他甚至还撤掉了大村历代祖先的牌位，将它们付之一炬。
很显然，在这场紧锣密鼓的利益追逐中，平户领主松浦隆信落在了下风。但幸运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大村纯忠的过激态度使领内政治力量发生分化，某些反对基督教的武士认为，大村烧毁先祖牌位的举动，使他们有了废除领主、另立新君的理由。他们发动了叛乱，并强迫信徒们重新改宗。尽管这场内乱最终以大村纯忠的胜利而告终，但传教士们辛辛苦苦修建的教堂和一些信徒们的房舍被烧毁，刚刚修好的横濑浦港也在战火中化为废墟。
横濑浦被大火焚毁后，松浦隆信的平户港再次成为日葡贸易的主要港口，传教士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平户。但出人意料的是，或许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松浦隆信对传教士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同意传教士在平户传教和修建教堂，并为他们提供保护。然而，已经尝到甜头的托雷斯并不满足于此，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对外贸易及其世俗利益是他换取传教许可的惟一武器。为了保持传教士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托雷斯一直在大村纯忠的领地内寻找可以替代平户港的新港口。
1565年，当耶稣会士发现了大村领地中的福田港后，他们立即与正驶往平户的葡萄牙商船取得联系，要求他们放弃已经遥遥在望的平户港，转而驶向相距十里格的福田新港。为了给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寻找道义上的理由，他们指责松浦侯的儿子裹读了锡制的基督圣像，而松浦侯答应的道歉迟迟没有兑现。很显然，这只是传教士转移贸易港的借口，与基督徒们经常捣毁佛教偶像的激烈行为相比，松浦侯儿子的举动实在是小事一桩。看到葡萄牙商船突然转向敌对的大村领地，松浦隆信极为恼火，他带领一批武士前去袭击停泊在那里的葡萄牙商船。然而，葡萄牙人的大炮击溃了松浦的舰队。激烈的海战中，松浦的部下死60余人、伤200余人。（注解9：《日本史》，第三册，第137-140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战斗不仅是日本武士输给西方商人（亦是军队）的坚船利炮，而且也是托雷斯传教策略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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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两国之所以为挽留葡萄牙人而不惜耗费巨大的国力，究其因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中了葡人手中握有的铁炮，手枪和大筒。当时日本国内战争还是以冷兵器为主，铁炮在九州岛尚且未有普及，京畿地区都更不用说了。众所周知的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用三千步枪部队以“三段击”战术粉碎了武田家一直引以为傲的武田赤备。这标志着在日本，火器在战争中的正式运用以及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可那是后来天正三年（1575年）五月十八日发生的事情了。因此，在当时军阀混战的时代，谁要是拥有了比对手先进的武器，掌握了西方最精良的军事战术，谁就能在战斗中优先占据优势，无论是松浦还是大村甚至是岛津对于这点都非常了解。这样，我们也能理解葡人的火器如此受到青睐的原因了。
作为大内氏肥前被官的松浦平户氏劝诱王直进驻平户湾的行为，主家大内氏的态度是很值得玩味的。天文年间大内氏所控制的遣明贸易到达最高峰，义晴、义藤统治时期的天文年间，两次遣明船均由大内氏把持；至天文十六年，更发展成策彦周良为使的谴明船队四艘皆为大内船的情况，但同时幕府内部对于贸易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面对细川大友咄咄逼人的气势，们就不难理解王直前往日本的意图了。鉴于王直此时还是以双屿为据点，因此他于天文12年（1543）前往日本就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了，不仅因为他之前曾与葡人有打过交道，更为的是一种给自己留条后路吧。不久后，即1546年，明政府开始整治海防，着手抗击倭寇。1548 年明总兵朱纨遣卢镗捣毁双屿海盗与葡萄牙商人老巢，徐氏受到重创，王直率领残余部队正式潜逃日本。
此期间葡人再次显露了其狡诈的一面，他们既不愿与明朝为敌，万一惹恼明政府而采取禁止与之进行一切往来，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而就其自身来说，又不肯放弃走私贸易这种利润丰厚的贸易方式。当初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东亚，目的就是通过海上与港口贸易从中最大限度的获取利益。在发现日本后，这个既定目标就更令他们坚信不已，他们深刻的看到日本这个岛国存在的巨大潜力，仰仗出产白银的优势，它即将成为东亚贸易圈中举足轻重的一环。而作为这个贸易圈的主导国家中国与日本间的关系又变化无常，这对于葡人来说无异于是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时机，他们正好从中介入，充当着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要知道，半个世纪以来，葡人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的愿望都未能实现。在日本的传教士弗洛伊斯曾洋洋自得地宣称：“感谢神的恩惠，乘坐帆船和索玛（中国的商船兼军舰。——原注）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通商贸易停止了。作为它的代替，只有葡萄牙人和载着西方商品的中国帆船每年来此一次。”
1549年海盗王直引倭寇大掠沿海，造成此后倭患连年。眼见距离既定目标仅一步之遥的葡人自然不愿意被明政府发觉他们曾王直有私下交往的行径，到底与那方的交往才是最有利可图的，葡人一点也不糊涂。他们不可能因为要与王直等人在平户有合作而致使自己在明政府面前摆错姿态。尤其是1553年被准许在澳门建立他们的在中国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殖民地后，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与王直之间的关系了。此时的王直已经不再是那个昔日带领他们前来日本的恩人与忠实的贸易伙伴了，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不安定因素。
此后，葡人的态度迅速发生了360度的大转变。他们开始帮助明朝打击海盗，而王直最终也成为明政府与葡萄牙之间合作下的牺牲品。1557年10月，海盗王直向明朝投降，仅两年后被处死。同期，葡萄牙人获得到澳门的居住权。无可厚非，王直的死无论对于明朝还是葡人都是利大于弊的。在这个问题上，葡人充分展示了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极富策略性的外交手段。
自此以后，葡人终于如愿以偿在中国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商站，他们可以在明政府名义上的监督下，在沿海地区进行他们所需的海外贸易。而作为对明朝的回报，明朝可以直接向葡人购买先进的武器与一些设备。明朝此时所采取的这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为其在1567年重新解除海禁政策埋下伏笔。正如《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书中所描述的，而在日本国内，松浦氏与大村氏的争斗最终以大村纯忠的胜利而告终。1565年后葡人也最终完成了从平户港向大村领地中的福田新港的转移。由于“沙勿略方针”的成功，使九州各地大名的态度发生集聚变化，他们争相为争取对外商贸而竭力讨好传教士，彼此间再次展开激烈竞争。当闻之有马晴信将浦上镇送给教会后，大村纯忠立即将长崎港赠送给教会。为了使自己提出的条件更具有诱惑力，他不仅将长崎教会领的司法权一起交给传教士们，甚至将离长崎不远的茂木也作为呈给教会的礼物。在这场围绕海上贸易展开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葡人凭借手中的王牌：铁炮和先进军事策略打出了一手漂亮的同花顺，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大赢家。
而在王直死后倭寇的海上活动逐渐陷入一个低潮，尤其是海外贸易活动趋于衰落。但无庸置疑的是这些“非法”的民间贸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为官方所独占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由此，我们进而联想到一个词“官逼民反”，应该说明朝不少沿海商人之所以落草为海寇的原因正是基于朝廷的海禁政策和对于海上实行种种限制甚至采取武力镇压所产生的恶果。恰如马克思在评价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印度时说的：“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19]同样，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出以下推论：在日本的各家大名竞相混战的时候，葡萄牙人闯了进来，利用带来的先进军事技术，在战略上把他们全都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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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意觉迷 于 2008-1-23 14:43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