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觉迷

　　在战国时期的韩国，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凶杀案，被害人是韩国的国君和相国，韩君被惊慌的韩相扑倒后，一同被人用利器刺死，或许还有其他人遇害或受伤，因史料缺载无法详述。而杀人的凶手是一个强壮的青年男子，据说他在行凶之后便自挖双眼，毁坏脸皮，并剖腹出肠，当场死亡。韩国ZF为了查证凶手身份，曝尸于闹市多日，终于有一名自称叫聂嫈（一说聂荣）的女性，指认尸体实际上是他的弟弟轵深井里聂政。女性在揭示凶手身份之后随即自杀身亡，但案件的真相逐渐显现出来。有迹象显示，一位名叫严遂的卫国人，原本是韩君的宠臣，与韩相发生矛盾，故而导致了这场凶案的发生。
　　《战国策》与《史记·刺客列传》中都详细描写了严遂为了刺杀韩相，探访隐姓埋名的聂政，并耐心等待他侍奉老母送终。聂政因感动于严遂的诚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成功刺杀了韩相。因此聂政便成为与专诸、荆轲齐名的伟大刺客为后人传诵。民间产生以此为题材的杂曲《聂政刺韩王曲》，经三国名士嵇康改造而称《广陵散》，嵇康因得罪司马昭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前弹奏《广陵散》之后感慨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即被杀。《广陵散》并未因嵇康的被杀而断绝，辗转流传到今天。
　　一位无名的壮汉，奋勇一搏，杀死一国君主和相国，振动列国，名传后世。先有司马迁为其做传，后有嵇康抚琴就戮，他的事迹凝固在文字和音乐中被中国人牢牢记住。然而当我们对事件的本源进行考察，重新翻开《史记》进行查阅，却发现这一事件依然处于迷雾之中。
　　《史记·韩世家》记载：“（韩）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没有说韩烈侯同时被杀，韩烈侯是在位十三年才去世。《战国策》与《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均说是韩相与韩哀侯同时被杀。韩哀侯如果按照《史记》的记载，是韩烈侯的孙子，《史记·韩世家》中记载他是被一个叫韩严的人刺杀而死，《古本竹书纪年》则记载刺杀者为韩山坚。从韩烈侯三年到韩哀侯遇刺身亡，如果按照《史记》年表，中间相隔二十六年。聂政显然只能刺杀一次，如果是在韩烈侯三年刺杀韩相侠累，就绝不可能穿越到二十六年后再去刺杀韩哀侯。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
　　最早注意到这个矛盾的，是东汉的无神论者王充，他在其代表作《论衡》中写道：“传书言聂正为严翁仲刺杀韩王，此虚也。夫聂政之时，韩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聂政刺韩相侠累。十二年，列侯卒。与聂政杀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聂政刺杀韩王，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论衡·书虚第四》）”其中所谓“相去十七年”可能是古书传抄错误，王充的意思是很明白了，也就是聂政杀韩王的说法不可信。
　　也可能基于这个矛盾，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删掉了《战国策》中聂政“兼中哀侯”的说法，所以当我们阅读《史记·刺客列传》聂政部分的时候，发现其中仅写他刺杀了韩相侠累，而未提韩君。这样从表面上看来，就与《史记·韩世家》中的记载保持一致，也就是说，韩哀侯遇刺身亡是另有其事，与聂政无关。但是在《刺客列传》中却留了一句“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又留下了尾巴。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因素，将聂政杀侠累与韩哀侯遇刺事件分开。然而在聂政杀侠累事件中提及了濮阳严仲子与侠累交恶，而韩哀侯遇刺事件中则提及严遂与韩廆交恶。但实际上严仲子就是严遂，侠累就是韩廆，如果说聂政杀侠累与韩哀侯遇刺无关，为什么两件事的背景却是一回事？显然，司马光无法解决这个矛盾。
　　按照时间序列，最早提及聂政杀人事件的应该是《战国策·卷二十八·韩三·谓郑王》。《谓郑王》是某个人向郑王阐述君臣关系和外交关系的论述。阐述者名字失载，郑王即韩王，根据阐述内容中提及到（韩）昭釐侯可知，听取意见的韩王应该是韩昭侯的下任韩宣惠王，距离韩哀侯遇刺事件约四十多年，应该能清楚地记忆事件发生的大体经过，相关文字如下：
　　“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而韩氏之尊许异也，欲其尊哀侯也。今日郑君不可得而为也，虽重申相之焉，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昔齐桓公九合诸侯，未尝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则虽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犹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为也，虽为桓公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辩而不知尊哉！韩氏之士数十万，皆戴哀侯以为君，而许异独取相焉者，无他；诸侯之君，无不任事于周室也，而桓公独取霸者，亦无他也。今强国将有帝王之亹，而以国先者，此桓公、许异之类也。岂可不谓善谋哉？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利用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
　　这段文字中明确提到聂政“刺相兼君”，说明韩相与韩君一同被杀。但是后面说完“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翻回头又去说“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给出的解释是，《战国策》中涉及到哀侯的地方都是写错了，应该写作烈侯。然后“许异蹴哀侯而殪之”一句是说许异踢倒韩烈侯，让韩烈侯装死逃过一劫，事后韩烈侯重用许异，让他终身做了韩相。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侠累被杀而韩烈侯未死的原因。但是记录韩哀侯与韩相同时遇刺的不仅仅是《战国策》，还有《韩非子》，韩非是韩国人，距离韩哀侯遇刺事件的事件大约一百四十多年，他的记录与《战国策》基本一样：“严遂、韩廆争而哀侯果遇贼。……韩廆相韩哀侯，严遂重于君，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乃令人刺韩廆于朝，韩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难道说《韩非子》也错了？《史记·刺客列传》为什么会留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的尾巴？显然赵翼的解释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解决许异是谁的问题。“许异蹴哀侯而殪之”的描写与“韩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的描写很相似，那么我们很容易想到许异有没有可能就是韩廆（即侠累）？许在古文中写作鄦。無字在金文中的字形是“大”配两个相似的符号组成，如果这两个符号被讹写成“人”，那就变成“夹”，恰好是“侠”字的一部分。而异的繁体“異”与“鬼”字形似。侠累在《战国策》中写作“韩傀”，《韩非子》中写作“韩傀”和“韩廆”，《艺文类聚》三十三、《太平御览》四百七十三引作“韩傫”，廆、傀、累、傫一声而转。侠累是韩君的季父，所以自然是韩氏，“侠”字代表他的封地，具体在哪已经不知道了。“许”与“侠”哪个是正字，哪个是讹写也无法确定，只能说两个字有关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认定许异就是侠累。



　　既然许异就是侠累，那么“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这句话实际上是说许异（侠累）踢倒哀侯而死，“殪”的含义是杀死，没有装死的含义。《谓郑王》的相关语句的断句似乎需要调整，笔者尝试订正为：“东孟之会，聂政、阳坚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哀侯）立以为郑君，韩氏之众无不听令者，则许异为之先也。是故哀侯为君，而许异终身相焉。”前半段是在简介韩哀侯与许异被杀事件，后半段是在追述韩哀侯生前许异（侠累）在韩氏宗室中的地位，许异活着的时候，韩氏宗室没有敢违背许异意志的，可谓专断，他与韩哀侯同时遇刺，所以“终身相焉”，这带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经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了，聂政刺杀侠累事件，与韩哀侯遇刺事件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发生在韩哀侯时期。清华简《系年》中恰好涵盖到了韩烈侯三年的时代，并没有提到有刺客刺杀韩相的事件，也使得我们怀疑韩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的记载是不是有什么错误。那么这一事件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呢？按照《史记》年表，韩哀侯在位六年，其遇刺之年以此排比为公元前371年。然而《史记》之中战国时代的诸侯年表多有错乱，现代学者往往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进行重新编排。根据历史学家杨宽重排后的战国年表，韩哀侯在位只有三年，其遇刺之年为公元前374年，比《史记》年表提早了三年。根据《史记晋世家》索隐记载，根据《竹书纪年》：“韩哀侯、赵敬侯并以（晋）桓公十五年卒。”根据《史记》年表，赵敬侯在位十二年，杨宽没有调整赵敬侯的年表，其去世之年排比为公元前375年，比杨宽调整后的韩哀侯年表遇刺之年相差一年，已经算比较接近。另一个标杆是晋桓公十五年，也是在公元前374年，那么韩哀侯遇刺的绝对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杨宽编排的韩哀侯正确，仅在位三年，那么“聂政杀韩相侠累”的韩列侯三年的纪年可能是韩哀侯三年之误。
　　在明确了聂政杀人事件的真实年代和事件的大体过程之后，我们便可以根据历史资料重现这次事件的真实历史背景。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晋国赵魏韩三家大夫在平阴大破齐军，生擒齐康公，促成中原诸侯朝见天子的大会盟，从周天子那里讨得诸侯的名分。三家的首领赵籍、魏斯、韩虔在去世后分别尊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自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赵鞅攻打范氏、中行氏开始，长达九十三年的晋国六大夫兼并战，到此算是宣告结束，范、中行、智三家灭亡，晋国公室被彻底架空，仅保留绛、曲沃等少量土地的控制权，赵、魏、韩三家走向独立建国的发展道路。
　　天下大势也已经发生巨变，按照后世的历史划分，中国的历史已经从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代，越国是最后一个春秋霸主，在越王勾践去世后依然保持强势，并协助三晋击败齐国。齐康公虽然被俘，但很快就被三晋释放，不过对于齐国来说，齐康公不过是个傀儡，是否释放意义不大，真正控制齐国政局的是大夫陈和（田和）。齐国之所以被三晋击败，也是祸起萧墙，不过是陈氏家族内部因瓜分齐国利益分赃不均导致内乱，给了三晋可乘之机。不过三晋也知道齐国后劲十足，一旦处于僵持局面对己不利，只是通过攻打齐国谋求自身的政治独立而已。而楚国也是刚刚新君继位，上一任楚王楚简王意图干涉晋国内政，却被赵魏韩三家联军击败，新上台的楚声王只能暂且保持谨慎的态度，与秦简公建立友好关系，力图对三晋重新发起围攻。楚声王与宋国联合在榆关（今河南省中牟县南）修筑武阳城，秦人则在洛阴击败三晋，下一步大概实现秦楚会师，同伐三晋，就在这个关键时期，楚声王被人刺杀，凶手不明，于是秦楚联军的计划流产。夹在大国争霸中的郑国为求突破，主动袭击榆关武阳城，却由此引发楚国与三晋在榆关耗日持久的拉锯战。
　　郑国在混战中变得愈发狂躁，连连发生内乱，先是太宰欣撺掇郑繻公杀害了相国驷子阳，随后驷子阳的同党又攻杀了郑繻公。每况愈下的政局使郑国无法在战国的乱世中继续苟延残喘，吞灭郑国便成为三晋的战略重点。而郑国为了最后的生存，将希望寄托在魏国的庇护下，对韩国十分轻视。到了韩哀侯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75年，魏国又一次与楚国在榆关展开激战，而韩国则乘这个机会灭掉了郑国。
　　在灭郑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自然是韩国相国侠累，他是韩哀侯的叔父，在宗室中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在他的运作下，韩氏家族空前团结，没人敢违背他的命令，也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侠累尊奉着韩哀侯，将韩国都城从阳翟迁都至郑，此后韩国也称为郑国。
　　另一方面，周天子于周考王元年（公元前440年）设立了西周国，开国君主是周考王之弟揭，死后称为西周桓公，领地位于东周直辖领地内的黄河南岸。本来东面与郑国毗邻，郑国灭亡之后，西周国作为王室的代理人不得不和韩国打交道。此时的西周君为西周威公，而韩国派去与西周打交道的使者则是韩哀侯的宠臣严遂。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严遂不善周君，患之。冯沮曰：“严遂相，而韩傀贵于君。不如行贼于韩傀，则君必以为严氏也。”从《韩非子》的记载可知，严遂是一个十分骄横的人，仗着自己是韩哀侯的宠臣，无论是侠累还是西周君都不放在眼里，这一点引起了西周君极大的不满，西周君的臣子冯沮便给主子出谋划策，建议他想办法暗杀侠累，这样韩国人会认为这件事是严遂所为，这样既可以打击韩国的势力，又可以让严遂陷入不利的境地。这样我们会赫然发现，严遂可能并不是刺杀侠累的幕后主使，真正幕后黑手则是西周威公与冯沮君臣。
　　再回到《古本竹书纪年》上的记载，其中记载是一个叫“韩山坚”的人刺杀了韩哀侯。这个“韩山坚”又是谁？有人根据《史记韩世家》中记载的“韩严弑其君哀侯”推论，严岩相通，“严”与“山坚”一为名，一为字。至于“韩严”又是谁，有人主张与严遂挂钩，有人主张两者分离，莫衷于是。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如此复杂，《战国策·谓郑王》已经提到一个叫“阳坚”的人与聂政参与了刺杀事件，韩山坚显然就是阳坚。此人当是韩氏，也就是韩国公族，《史记·刺客列传》中未见“阳坚”或者“韩山坚”出场，刺杀行动是由聂政一人完成，那么这个阳坚恐怕才是刺杀事件真正的策划者。
　　到底西周君臣介入聂政杀人事件有多深，《战国策》的记载又给我们透漏了很多关键的信息：严氏为贼，而阳竖与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载以乘车驷马而遣之。韩使人让周，周君患之。客谓周君曰：“正语之曰：‘寡人知严氏之为贼，而阳竖与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国不足亦以容贼，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战国策·卷一·东周·严氏为贼》）。
　　《严氏为贼》中的“阳竖”显然是“阳坚”的讹误，韩国人在确认了杀害侠累和韩哀侯的刺客身份之后，很快查到了阳坚与事件的关联，而这时候阳坚早已逃亡到了西周君的领地，西周威公收留了阳坚达十四天之久，然后就给他提供了车马任其逃亡到别处。等到韩国人发现阳坚的去向找西周君算账的时候，西周君则在臣子的策划下，设计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把韩国使者给打发了。帮助西周威公编造说辞的人应该就是《韩非子》中提及的冯沮。
　　阳坚之所以意图杀害侠累，无外乎侠累在宗室中过于专横，阳坚作为韩氏子弟多有不服，可能并不想杀害韩哀侯。冯沮必然是探知了阳坚对侠累不满，故而顺水推舟，协助其策划刺杀侠累的行动，否则西周君没必要收留逃亡中的阳坚。
　　由此看来，聂政应该是阳坚招来的刺客，与严遂无关，如果说严遂为了找聂政杀害侠累，还要等待聂政给老母送终，几年都过去了，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战国时代恐怕根本不现实。《史记》和《战国策》中严遂与聂政的交往描写几近小说家语。
　　谁成想侠累在慌乱期间，居然拿韩哀侯当挡箭牌，结果导致君相俱亡，阳坚无奈，只好匆忙扶持韩哀侯之子韩若山上台，是为韩懿侯。严遂事发之时不知身在何处，若是在韩都，必然会被首先拘捕；若是在卫国，则是韩国的首要通缉对象，聂政的杀人事件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自然要算在他的头上，所以《战国策》才会有“严氏为贼”的说法。
　　韩懿侯在成为韩君之后不肯罢休，一定要查出父亲死亡的真实原因，阳坚大概是阴谋最终败露，才被迫逃亡西周，当然他成功逍遥法外，至于他能逃多久，没有史料记载的情况下，只有天知道了。因此在《竹书纪年》上会留下一笔“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而立韩若山”告诉我们事件的部分真相。
　　西周国作为聂政杀人事件中最大的幕后黑手，妄图用暗杀和权谋的伎俩扰乱韩国的政局，也必然引起韩懿侯的愤恨，韩懿侯上台七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68年，西周威公病逝。韩国与赵国分别扶持西周威公不同的儿子，围绕西周国的继承权展开激战，导致西周国又分裂出个东周国。而那位策划了聂政杀人事件的冯沮在《战国策》中依然还有表现，他的名字被写作“冯且”，在西周分裂后依然以西周君为正统，利用权谋诡计弄死了西周的叛徒昌他。估计他的后半生也依然是在无尽地挥霍他那用之不竭的计谋协助西周国苟延残喘吧？
　　至于相传是东汉蔡邕所著的《琴操》中所记录的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基本上是豫让刺赵襄子与高渐离刺秦始皇故事的杂糅，与历史的真相更加遥远而不可及了。

真田豪

不错，有意思~~~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