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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
及初步研究
彭 令
内容提要：沈复《浮生六记》（前四卷）残本，自清亻弋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刊印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其间，关于最后两卷（即卷五《中山记历》与卷六《养生记道》）佚文的搜寻、推测，一直是《浮生六记》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民国廿四年（公元1935年），最后两卷伪作的出现，更使其再度升温，质疑、考辨之文不断。卷五《中山记历》为热点问题的核心，海内外学界都给予极大关注，投入大量时间、诸多精力研究。沈复《浮生六记》卷五钱泳抄件的发现，应该将成为文学界，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件重大事情。本文主要介绍其发现经过，并进行初步考述。
关键词：沈复《浮生六记》卷五 佚文 钱泳抄件 发现 初步考述
清亻弋乾隆至道光间人沈复撰著的《浮生六记》一书，分作六卷，每卷题作一“记”，记其生活经历，在沈氏生前，未有刊本，至光绪时始有活字排印本行世。然而，当时所得传本，已经佚失其卷五、卷六两卷，“六记”中仅残存前四记。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收进所谓《浮生六记足本》，号称“首尾俱全”，包含有此前刊本所未见之卷五《中山记历》和卷六《养生记逍》。可是，后来经一些专家学者考证，指出世界书局本这两卷内容，应出自后人伪撰，并非沈氏原书。这一伪作的赝品虽然已被揭穿，但《浮生六记》后两卷的真实内容，今人不仅未能见到只言片语，甚至还有人怀疑沈复原书“只有四篇，后二篇系以沈三白自况之潘麟生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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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由潘氏始“并为六记” ，意即《浮生六记》全书只有今传四卷内容，所谓第五、六两卷原本并不存在。因此，就连《浮生六记》的书名和基本构成，似乎都还有待进一步澄清；至于找寻佚失已久的五、六两卷内容，更是学术界和文化界期盼已久的事情。如20世纪30年亻弋林语堂英译此书时，即满怀期望地揣测说：“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林语堂所祈求的这种获取《浮生六记》全本的福分，虽然还只能期诸来日，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我有机缘找到了此书卷五的绝大部分佚文，现特将有关情况公布于此，以供关心此书的学者进一步分析、研究相关问题，并部分复原《浮生六记》的原貌。
2005年秋，在南京朝天宫一旧书摊上，友人古渊先生购得清乾隆至道光间人钱泳的一本杂记册子，题作《记事珠》。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在鉴赏这本杂记册子后，写有《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一文，文中写道：
古渊老先生经营古籍有年，鉴识古籍，已经颇具眼力，在购置此书时，即已审定作者为清人钱泳。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
此《记事珠》稿本，存世近二百年，竹纸纸页周边已现残损，毛装松脱，难于翻阅，后古渊先生便于空闲时将其大体分杂记、金石字画、《履园丛话》草稿与信札底稿四个部分整理，耗时约一年半，又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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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裱成经折装四册；并请天津古旧书界前辈张振铎老先生审定、题签，一一署为“钱梅溪手稿”。重装、题签后，故物保住，得以续命，特别是破损处已修好，便于翻阅、查检。我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即在整理后的钱泳手稿“杂记”部分之中。在这一册钱泳手稿当中，即有明确署作“勾吴钱泳”的“题严震直历官记后”草稿，可以具体说明这本杂记册子，确属钱泳所记。在这本“杂记”册内，还明确列有题作“浮生六记”的条目，而紧接在它的下面，列有一“绯仙”条目，文曰：
有<女校书>绯仙者，扬州人。善谈笑，爱文墨，<修短合度>，秀绝人寰。一时士大夫<为之哄动>，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年未二十，积蓄数万金，<口口口口尚未许人也>。熊介兹观察<书>赠一联云： “千种相思对谁说，一生爱好自天然”，[真纪实也]。一日[余]在谢琅林席上，谭及绯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将金银挥霍挷过众人者，故今生众人亦[来]将金银作緾头，<实>是还债耳！”此余偶然戏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口不言是也，其祖即某商总也后]，<始>知为某商翁孙女也，为欢息者久之。(以上，“< >”内文字为作者在手稿中明显增补的，“[ ]”内文字为作者在手稿中明显删去的，“口”为手稿中删去后难以辨识的文字。)（图一、二）
在钱泳行世笔记《履园丛话》卷廿一《笑柄》类中,可以找到同样题作“绯仙”的条目：
有女校书号绯仙者，扬州人。善谭笑，爱文墨，修短合度，秀绝人寰。一时士大夫为之哄动，欲求一见而不可得。年未二十，积蓄数万金，尚未许人也。一日，在谢君琅林席上，谈及绯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将金银挥霍于众人者，故今生众人亦将金银作緾头，实是收债耳！”此余偶然戏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为某商翁孙女也，为欢息者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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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较，可以确认，这本“杂记”册内有关“绯仙”的记述，应是《履园丛话》的底稿。因此，写在同页上的“浮生六记”条目以及整部杂记册子都应是钱泳的手迹也就毫无疑义。
今传本《浮生六记》虽然只残存前四卷内容，但却列有第五、六两卷的篇目，卷五题作“中山记历”，卷六题作“养生记道”。研究者早已考述论定，卷五“中山记历”的内容，是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作为随员出使中山国亦即琉球国时的旅行见闻。在这本“杂记”册内，列有“册封琉球国记略”条目，文曰：
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 二月十八日出京。至闰五月二日，始从福建省城启行登舟，舟长八丈余，阔二丈余，船身饰以黄色，上列旗帜甚多。次日，两册使奉节诏至，护送者为福州左营副将吴公安邦也，带兵弁二百二十名，分拨两舟，各带炮位。册使与从客共一舟，名曰头船，上下柁工兵役共计四百五十余人，各有腰牌为照。每日乘潮行一二十里。至十一日，始出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日（按：结合上下文，疑为笔误，似应为“十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图三）
文中所记，即沈复陪同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国时的行程，而如此详备的记述，只能出自使团当中的成员。
在这本“杂记”册中，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琉球风物习俗的记载。如描述琉球国中山王府的宫室：
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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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图四）
再如记述琉球国演戏的情形：
琉球国亦唱戏。天使至，则于便殿前，搭戏台一座，高与阶齐，方广三丈许。后场有大松树一株，枝飞檐外，有彩无灯。歌舞者非伶人，皆国中搢绅子弟为之，年皆十六七，无有老年者。其开场无锣鼓，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歌声从后场而出，不吹笙笛，用弦索和之，场上启做关目，说白而已。此为彼国天孙氏开辟琉球，歌舞太平故事，名曰三祝舞。又闻竹板声，扮出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其长曳地，外罩板金镶元青纱背搭。各持折扇二柄，鱼贯而出，歌舞而退，此谓扇舞。
下开传奇一段，名曰《天缘奇遇儿女承庆》……（图五）
又如写琉球国之红衣人（妓女）：
中华人每到红衣馆（按：即琉球国妓院），有赏识者，即声价十倍，定情合意后，必赠一银簮，带之以为荣。盖民间俱用角者，惟妓女得中华人赏给，始准带耳！其款式如荷花瓣而脚长，每枝重五两。其装束百般，总无一定，有著白地青花衫，微映大红抺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有(著)绿地五彩白花衫，束大红文丝带者；皆薄施脂粉，丰致嫣然，令人消魂。（图六）
假若未有亲身经历，绝不可能写出这样具体、生动的记述，而查阅钱氏门人胡源、褚逢春编著的《梅溪先生年谱》，可知在嘉庆十三年时钱泳到了杭州、山东、京城等地 ，无法分身随齐、费两位册使远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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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而且终其一生，钱泳也从未到过琉球国。如前文所述，在这本“杂记”册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题作“浮生六记”的条目，这一条目的内容，则可以直接表明，上述有关琉球国的记述，就是出自沈复的《浮生六记》：
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倡和。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曰《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也。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亦奇士也。（亦见图一）
显而易见，钱泳确实读到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因此，他在自己记事的杂记册子当中，抄录《浮生六记》书中有关琉球国的记载，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为江苏苏州人，今传《浮生六记》残本也是得自苏州城中。钱泳虽为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但在嘉庆五年举家迁居苏州常熟 。沈复与钱泳为同时亻弋的人，几乎同龄：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卒年不详，但当在道光五年以后 ；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卒于道光二十四年。钱泳与沈复，本来有一定条件相互结识，而却未能有缘谋面，故钱泳在这本杂记册子的“浮生六记”条目下曾颇为感慨地写道：“（沈复）终年奔走，在家之日常少，惜余与梅逸（沈复号梅逸）从未一面。”
审辨钱泳抄录上述诸项《浮生六记》内容的条目，其纸张、墨色、书写风格等，均与杂记册中“浮生六记”条一致；前文已述，这本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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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册中另有一篇钱泳自撰《题严震直历官记后》的草稿，所用纸张亦一致，墨色、书写风格也与有关《浮生六记》的条目很接近，估计都是钱泳在相邻时间段内书写的。这篇《题严震直历官记后》原文为：
右明翰林学士，高逊志所撰《严公震直历官记》。案其年月，当在建文元年。是年，公六十岁正，以工部尚书致仕时也。史标成祖即位后，复召见，命以故官巡视山西，至泽州病卒，又其后事矣。至有传公奉使云南，路遇建文君，悲怆吞金之说，既非实事，而《千钟禄》传奇又造作言语以诬前贤，不亦谬乎。后有题跋六人，如茹瑺、程本立、张紞，《明史》俱有传；其三人名款已阙，尚当俟考。道光三年夏六月，公裔孙鸣銮以此册示余，为识其后，勾吴钱泳。 （图七）
这篇题记中有很明显的增改痕迹，无疑属钱泳自撰草稿，既然明确署有“道光三年夏六月”，则可以据此推定，钱泳抄录沈复《浮生六记》相关内容的时间，很可能也是在道光三年前后。
钱泳抄录的这部分《浮生六记》的内容，显然都应当属于该书卷五《中山记历》的佚文。概括地说，钱泳摘录的《浮生六记》这部分文字，包括有描写使团入琉球时琉球国迎接礼仪、天使馆的设施与布置、先王庙的建筑艺术、册封琉球国王的过程；记述琉球国历史和地理状况、国王宫室与大臣的居所、国中使用的钱币、该国的刑罚、粮食、动物、酒类、民居、“女集场”、寺庙、冠服、交际礼仪以及语言文字等诸多内容，其中不乏奇风异俗。如“琉求国演戏”，所观之戏，依次有《三祝舞》、《扇舞》、《天缘奇遇儿女承庆》、《笠舞》、《君尔忘身救难雪仇》、《羯鼓舞》和《淫女为魔义士全身》等；写琉球国红衣人（妓女），及其所居红衣馆（妓院），详细到红衣人的缠头费、穿戴、姿态、歌舞、身世及起居饮食诸项，红衣馆的结构、摆设、植物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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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情形等，包罗万象，几乎应有尽有。
这些属于《浮生六记》卷五的佚文，总计约6200余字，而若不计标点，《浮生六记》卷一约7000余字，卷二约3800多字，卷三约6800多字，卷四约11700多字，相互比较，可以推断，钱泳很可能是摘录了《浮生六记》卷五的绝大部分内容。
钱泳对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中山记历》特别关注，可能主要是因为他对沈复游历琉球国一事具有向往之情。钱氏平生亦四处游历，足迹几遍海内，在其《履园丛话序目》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余自弱冠后，便出门负米，历楚、豫、浙、闽、齐、鲁、燕、赵之间，或出或处，垂五十年，既未读万卷书，亦未尝行万里路，然所闻所见日积日多……” 由此可见，钱氏与当时一般人比较，应该是格外地见多识广，与当时的文人墨客比，也颇可炫耀。但是，他的见多识广仅限于海内，毕生未曾涉足海外，因此，他才会感叹说： “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亦奇士也！”向往之情，溢于言表。另外对钱泳来说，其神奇风光的巨大吸引力，当然也不会小，随手抄录，以满足好奇心，亦乃人之常情。
钱泳摘录的这些《浮生六记》卷五佚文，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所在，单独列成条目，而且在杂记册子当中的顺序，前后错置，不相连贯。钱氏在条目上标注有前后序号，据此，我们可以大体复原拼接其衔接次序。另外，钱泳在摘录时还对个别文字做有一些改易，其最显明者如前述“册封琉球国记略”条，甚至出现第三者口吻之“有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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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名复者”云云字样，并非百分之百地都是沈复文字的原样。不过，钱泳所抄录的这些《浮生六记》的内容，笔墨轻灵，描写细腻；语言自然、朴素、简洁，而又生动、形象、传神，同样达到了俞平伯先生对《浮生六记》前四卷所评价的艺术高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与前四卷比较，文笔风格一样妙手天成，基本上还应当是沈复手笔的原样。
《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除了可以大体补足久已失传的这一卷内容之外，还可以为《浮生六记》的研究提供很多重要帮助。例如，据此可以认定沈复原书确是由六卷亦即六个篇目构成；据此还可以认定，沈复出使琉球的时间，确实是在嘉庆十三年。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钱泳记述《浮生六记》一书的篇目，乃是分别题作《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与今传本之《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大不相同，似乎较今传本要更雅一些。那么，到底何者是原作者手稿的本貌？若从钱泳与沈复生平行迹的关联和钱泳本人的学识、修养、出身、经历来推断，钱氏所见到的“浮生六记”在“血缘”关系上应与沈复的稿本很相近（或许就是沈复此作的稿本），应当比今传本《浮生六记》的底本即杨引传所得《浮生六记》“稿本”（据专家考证实为抄本 ）要更为接近于此书的本来面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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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推测，是否合理，当然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论证。
2008年4月1日初稿
4月18日修改
5月6日改定
[补记]此文草成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多次审阅，帮助调整结构，修饰文字，耗费心血与时间甚多，特此顿首拜谢！
[后记]
5月1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潘建国教授，来平遥古城旅游，哂阅拙稿后，提出可能会有读者怀疑，沈复的记述并非钱泳所录的惟一来源。经其他《浮生六记》研究者与笔者的查考，关于嘉庆十三年沈复陪同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国的见闻，暂未见有其它如此闲情逸致而又详备的记载传世。
此外，潘教授认为，文学作品的考证研究，内证十分重要，内外证结合，更有利于读者的认同。我们相信，针对拙文中摘录的部分佚文，感兴趣的研究者自会与今传本《浮生六记》前四卷的文笔风格细作比较。今传本卷四《浪游记快》中，记鸨儿与妓女的文字，语气、用词、句式等语言习惯，与佚文中写琉球国红衣人（妓女）之部分，多有相同之处，随手摘录如下：
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
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
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鞵，式如梨园旦脚；……妇呼有客，即闻履声杂沓而
出；有挽髻者，有盘辫者；傅粉如粉墙，搽脂如榴火；或红袄绿裤，或绿袄
红裤；有著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或蹲于炕，或倚
于门，双瞳闪闪一言不发。
5月11日记
（原文连载于2008年6月17、18、19与24、25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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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手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考略
彭令
前 言
拙作《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以下简称《发现》）中所称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载录于《钱梅溪手稿》“杂记”册中，而《发现》却未介绍藏钱泳手录卷五佚文的《钱梅溪手稿》“杂记”册概况，难免使读者有突兀之感，本文先补充介绍之。
笔者所发现的《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为清亻弋著名学者钱泳手录；佚文藏在《钱梅溪手稿》“杂记”部分之中。该“杂记”册，为竹纸本，经折装，每半叶高25厘米，宽15.5厘米，半叶12至14行不等，行29至36字，佚文共计18面，约6200余字；另有钱泳自撰的“浮
生六记”条目及其它笔记草稿（含《履园丛话》条目底稿）10面，整部册子合计共28面。拙文《发现》所附之图，仅图三、四、五、六为钱泳手录《浮生六记》卷五佚文书影，图一、二、七是钱氏自撰笔记条目草稿书影。
拙文《发现》发表后，于《浮生六记》有研究的许多专家学者，给于了肯定的评价，也还有些存在疑问，本文再作补充考述。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钱泳抄件收藏者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仅限公布拙作《发现》中的佚文资料。实事求是地说，钱泳所录有关沈三白随使琉球的笔记，若能全部原样影印，公之于世，那是最有力的“铁证”，但我的考略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
一、并无其他资料来源及钱泳自创的可能
在这篇《考略》中，我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除一些尚存疑问的学人的疑问：
（一）这些佚文可不可能是钱泳自己的创作？
钱泳《钱梅溪手稿》“杂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详细生动，比如描述琉球国中山王府的宫室：
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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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图四）
再如记述琉球国演戏的情形：
琉球国亦唱戏。天使至，则于便殿前，搭戏台一座，高与阶齐，方广三丈许。后场有大松树一株，枝飞檐外，有彩无灯。歌舞者非伶人，皆国中搢绅子弟为之，年皆十六七，无有老年者。其开场无锣鼓，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歌声从后场而出，不吹笙笛，用弦索和之，场上启做关目，说白而已。此为彼国天孙氏开辟琉球，歌舞太平故事，名曰三祝舞。又闻竹板声，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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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其长曳地，外罩板金镶元青纱背搭。各持折扇二柄，鱼贯而出，歌舞而退，此谓扇舞。
下开传奇一段，名曰《天缘奇遇儿女承庆》……（图五）
像这样的文字，非亲历其境的人是无法写出来的。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会认同。钱泳本人未去过琉球，这些文字非钱泳本人创作，应该十分清楚，无须多说。
（二）沈三白以前，有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文章？
1，钱泳所录佚文，开篇即说“嘉庆十三年，有旨册封琉球国王，正使为齐太史鲲，副使为费侍御锡章。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见拙文《发现》图一）可见，钱氏《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所载有关琉球的内容，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沈三白随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这一事件紧密相关。另外“杂记”中还有“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传谕（红衣人）不准入馆，遂为定例”的话，而以下即写及红衣馆、红衣人，这也说明，这里所记，是嘉庆五年以后到钱泳写作此书之间的事，否则，不会将这些事实，当作奇闻详细描写，而且如此安排。这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该书关于琉球的记载，出自嘉庆十三年齐鲲等出使前其他文献记载的可能性。
2，查明清两亻弋，共二十四次遣使册封琉球。钱泳以前（关于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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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主要文献略列如下：明亻弋有陈侃《使琉球录》一卷、谢杰《使琉球录》六卷、夏子阳《使琉球录》上、下卷；清亻弋有张学礼《使琉球记》一卷、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游山南记》一卷、周煌《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李鼎元《使琉球记》六卷。它们绝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下文还会论及），因为那些记载大都十分简略。”经查证后，确实宜改为“明亻弋有陈侃《使琉球录》一卷、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两卷、夏子阳《使琉球录》上、下卷；清亻弋有张学礼《使琉球记》一卷、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六卷、《游山南记》一卷、周煌《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李鼎元《使琉球记》六卷。它们绝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下文还会论及），因为那些记载中，关于琉球民间待客的礼仪及红衣馆（妓院）与红衣人（妓女）的部分，大都十分简略。有兴趣，肯下功夫考证的读者，若肯去细检一下上列文献，并与钱泳所录的佚文细作比较，肯定就会明白。
（三），钱泳《钱梅溪手稿》“杂记”中关于琉球的记载，会不会出自齐鲲等人的著作呢？
嘉庆十三年，使琉球者所留下的其它相关著作，经查考，有如下五种：齐鲲与费锡章撰《续琉球国志略》五卷，有清嘉庆间武英殿木活字本；齐鲲撰《东瀛百咏》一卷，有嘉庆十三年知今堂刻本；费锡章撰《一品集》二卷，有嘉庆十四年与十八年恩诒堂刻本；费氏另撰《来鹤堂文集》不分卷，亦有清刻本传世；费氏又撰有《赐砚堂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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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传本。
《续琉球国志略》是典型的官样文章，与钱泳所录的部分内容思想（如逛琉球妓院）大相径庭；《东瀛百咏》、《一品集》与《赐砚堂诗存》均为诗集，非记述文字；《来鹤堂文集》仅稍有涉及使琉球之处，也皆为官腔官调。
另外，检阅清亻弋出使官吏对琉球红衣人的态度与“政策”，我们还会发现，上述钱泳所录佚文，与官方文献记载的要求，思想行为，都大相违背。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始，出使官吏即下令驱逐红衣人，禁止出使人员与之交往。周煌是乾隆二十一年册封琉球副使，前文提到他撰有《琉球国志略》，其中记录：
张学礼录女子有不嫁者，离父母自居，专接外岛贸易之客。女之亲戚兄弟，毋论贵贱，仍与外客序亲往来，不以为耻。臣兹役甫至，风闻土妓甚众，谓之侏 ，实则“倾城”二字之音也。外岛且更继至；因移书唐荣总理司，谕其善为驱逐，毋令蠱我华人。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册封琉球副使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写道：
饬从者各安执事，无妄出入。谕阍者严启闭，差遣则付以签，阍者验收，无签而擅放，责阍者。闻球俗有红衣土妓，谕令驱逐，无附近使馆，蠱我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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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所录佚文，记述琉球红衣人的文字中，还提到了嘉庆五年禁令，即其时（嘉庆十三年）定例（制度）：
向例，每天使至国册封，准诸妓入馆伺候。自嘉庆五年，赵介山殿撰册封琉球时，传谕不准入馆，遂为定例。
由上列文献可知，遣琉球国使团，自乾隆二十一年起，即防备着红衣人“蠱我华人”；红衣人不准入天使馆，在嘉庆五年且成为“定例”。从官样与“大道”来看，乾隆以下的出使官吏，包括齐鲲等，是不能逛红衣馆的，即使有人违令，至少也不敢公开逛，更不会也不敢写出详述红衣人与红衣馆的文字，并使其流传于世，自找麻烦的。
要之，不仅《琉球国志略》等嘉庆十三年以前的文献不会是《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关琉球文字的本原，钱泳所录佚文出自齐鲲等人笔下这种可能性也完全可以排除。
沈复却不同，“可注意的，他（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 这些记述赏妓嫖宿消魂的“色情”文字，出现在“无所存心”、“不知避忌”的沈复笔下，则很自然，而与情理相合。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钱泳所录记述琉球国红衣人与红衣馆等佚文，只可能是沈复的手笔；沈复传世的记述性作品，又仅有《浮生六记》，佚文自然也就只能出自《浮生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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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内容风格与《浮生六记》相同而与其它相关文字大异
（一）整体风格与沈三白《浮生六记》的文字相同。
沈复行文，笔墨轻灵，笔致细腻，简洁生动，俞平伯先生有如下的评论：
即如这书（《浮生六记》），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
《钱梅溪手稿》“杂记”中有一篇描述琉球国红衣人（妓女）与红衣馆（妓院）的佚文：
中华人每到红衣馆（按：即琉球国妓院），有赏识者，即声价十倍，定情合意后，必赠一银簮，带之以为荣。盖民间俱用角者，惟妓女得中华人赏给，始准带耳！其款式如荷花瓣而脚长，每枝重五两。其装束百般，总无一定，有著白地青花衫，微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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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抺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有(着)绿地五彩白花衫，束大红文丝带者；皆薄施脂粉，丰致嫣然，令人消魂。（图六）
这篇文章，笔致细腻，胆子亦大，正合俞平伯先生对《浮生六记》前四卷内容的评价：“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无酸语、赘语、道学语”。
另外几篇佚文，也十分清楚地显示出上述沈三白文章的整体风格。比如上引描写中山王宫室和描写琉球国演戏的情形的文章，文笔莫不轻灵生动，描写细腻，且又倜宕不群。读者只要细心品读，应该能即时立断。不再赘引。
我们还可以拿可以确定为《浮生六记》中的一些文章与钱泳所录佚文进行比较。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有一段记游扬州的文字：
渡江而北，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矣。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馀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位置处，出城八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城尽以虹园为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桥。不知园以桥名乎？桥以园名乎？荡舟过，曰长堤春柳。此景不缀城脚而缀于此，更见布置之妙。再折而西，垒土立庙，曰小金山。有此一挡便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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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紧凑，亦非俗笔。……过此有胜概楼，年年观竞渡于此。河面较宽，南北跨一莲花桥。桥门通八面，桥面设五亭，扬人呼为“四盘一暖锅”。此思穷力竭之为，不甚可取。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过桥见三层高阁，画栋飞檐，五彩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阑，名曰五云多处，如作文中间之大结构也。过此，名蜀冈朝旭，平坦无奇，且属附会。将及山，河面渐束，堆土植竹树，作四五曲，似已山穷水尽，而忽豁然开朗，平山之万松林已列于前矣。……
钱泳“杂记”佚文对琉球山川与中山王府宫室的记述：
由先王祠东度二小岭，行于山脊，路尚平坦。民居岭下，田园绣错，竹树阴森。行三四里，始见高牌坊一座，上大书“中山”二字。过此百步，又一牌坊，大书“守礼”二字。路之中心，筑方石台，上植铁树一丛，以为来龙。随见万木排空，墙垣密布，最高处宫殿巍峨，已至中山王府矣！府门西向，上有敌楼，进门折南，渐高数级，有门北向；旁有一泉，凿龙首，嵌石中，泉从龙吻喷射而出，此中山之瑞脉也，名曰瑞泉；上有门即名瑞泉门，门上有滴漏台。再折向东进第三门，平坦广阔，并列三门，南向，势甚雄壮。进门即为王殿，有一甬道，甚宽广，铺紫色石大方砖。又进而为正殿五间，台阶宽丈余，约高五尺许，以白石栏围之，分坡级为三道，而正中坡级两旁，竖盘龙石柱一对。殿中无宝座，而有一台，高仅尺许，曰临政台，围以朱漆栏，亦铺脚踏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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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居室相等。后设金围屏一座，其上即御书楼，凡中国大皇帝历次所赐匾额，尽悬于上。两旁便殿廊房，东西各三统间，为天使宴饮之所，亦将历来册使所送之额悬挂两旁。启其后窗，可以观海，彩梁朱柱，古朴而华。台阶之中，另起御案三座，东首西向，设开读台，高丈余。甬道之中，设国王拜位，以草席为之，四周镶红边而已。……
将上述两篇文章对读，可以发现，沈复写景状物，遵循着一定的视野顺序，一路写来，井然不紊。两篇文字，如出一辙。
（二）整体风格与其他人的风格相异。
李鼎元的《使琉球记》，对于中山王宫室也有颇为详细的描写：
过中山先王庙下山，坦途里许，有水田。上万松岭迤逦而东，数里许，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南为安国寺，对寺为世子弟，中路砌石为墩，中植凤蕉一丛，佛桑二株。更进，又一坊，牓曰“守礼之邦”。道左有天界寺，寺西南为王茔，对茔为大美殿。……更进为欢会门，踞山颠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马道，无雉堞，高五尺以来，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崒”字。城四门：前，西向，即欢会门，王宫西向者，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内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厓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即每日秀才送馆之泉也。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通入王宫。更进有漏西向，牓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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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殿庭方广十数亩，分砌三道。由甬道进至阙庭，如前仪行礼毕，乃瞻王殿。殿九楹，左右夹室，一月台覆以穹亭中。阶七级，石栏周护，雕刻花鸟。殿上为御书楼，高敞壮丽，钜梯当楹立，正中悬奉圣祖仁皇帝御书“中山世土”匾额，左奉世宗宪皇帝御书“辑瑞球阳”
匾额，右奉高宗纯皇帝御书“永作瀛壖”匾额。偕正使敬谨拜瞻毕，觉天章炳焕，日月光华，诚海邦世宝也。下为王听政位。中壁悬伏羲画卦象，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汪录谓非近亻弋物，今又经百年，画亦无恙，知其保护爱惜者至矣！更衣后，国王揖入北宫，殿屋固朴，多柱础，屋梁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防海飓。王宫如此，他屋可知。对面为南宫，有楼，窗尽垂帘，帘以细竹为之。隙地多蟠松、凤蕉，奇石错列。旧例，此日宴于北宫，为第二宴……
李文的记述不可谓不详细，然其材料顺序是按自己行进时的所历所见先后来安排的，缺少变化，亦缺少灵气。赵苕狂认为：“他（沈复）的作游记，与其他人们不同，并不喜欢连篇累牍的，作上一种记帐式的文字；只是对于一山一水，很概括的而形容上几句。而这些形容的话，却又似‘老吏断狱’一般的，一点儿移易不得！加以，他于此等地方，很有上一种独立的精神；不论哪一个名胜之区，他不品评则已；一品评得，总是在他自己的直觉下面再经过一番邃密的审度的，决不多采前人所发表过的意见。” 赵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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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风行以后，有人伪作《中山记历》，亦有中山王宫室描述。因为文章亦写得十分详细，非亲身所历者莫办，所以，一开始亦迷惑了一些人。然而人们还是从文章的风格发现可疑，以为非沈三白之笔；以后找到了李文，进行对照，发现这些文字原来完全是抄袭李氏《使琉球记》之相应记述而成，录如下，以便与上面所引的相关文字进行比较：
上万松岭，迤逦而东，衢道修广，有坊牓曰“中山道”，又进一坊，牓曰“守礼之邦”。……更进为欢会门，踞山颠，叠礁石为城，削磨如壁，有鸟道，无雉堞，高五尺以上，远望如聚髑髅。始悟《隋书》所谓王居多聚髑髅其下者，乃远望误于形似，实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崖，左镌“龙冈”字，右镌“虎崒”字。王宫西向，以中国在海西，表忠顺面向之意。后东向为继世门，左南向为水门，右北向为久庆门。再进，层崖有门西北向，曰瑞泉。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门。更进有漏西向，榜曰“刻漏”。上设铜壶漏水。更进有门西北向，为奉神门，即王府门也。殿庭方广十数亩，分砌二道，由甬道进至阙廷，为王听政之所。壁悬伏羲画卦象，龙马负图立其前，绢色苍古，微有剥蚀，殆非近亻弋物。北宫殿屋固朴，屋举手可接，以处山冈，且阻海飓。面对为南宫。此日正副使宴于北宫……
这个比较，大约亦可说明，我在文章开头所说，钱泳不可能做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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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证明——这篇写得详细的伪作，伪作者虽未身历其事，其原作者却是亲历其境的。
沈复行文，文辞洁媚，趣味隽永，使人感觉到有形有色，仿佛觉得是在他的亲引下，愉快地游赏，悠闲地享受。这是沈复文笔的独特之处，更是其本质的艺术风格。这种感觉，莫说李鼎元笔下找不到；其他人的笔下亦找不到。
（三）用语习惯、特色与可确定为沈复作品的《浮生六记》前四卷中的篇章相同。
佚文中有一段写琉球国红衣人的文字，拿他与今传本《浮生六记》卷四中，描写鸨儿与妓女的文辞细作比较，可以看出，有许多用语习惯、特点相似的地方。
譬如：
1，佚文“……有着白地青花衫微映大红抹胸者，有著五彩印花衫束紫绉纱汗巾者……” 与卷四“有着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句式同类，语言风格一致。
2，今传本《浮生六记》卷四与佚文中，作者描写人的穿戴，习惯用“插”、“披”、“束”等字，随手列出卷四描写鸨儿的文字：
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鞋，式如梨园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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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文中这样的用词习惯与之完全一样，比如：
……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披深黄色大襟衣，有似鹤氅，束蓝带，手执藤杖，白须飘然；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枝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闻竹板声，扮出四童女，髻插金凤花，额束紫绡帕，披大红衫……
我们虽然难以仅凭此种比较就确定什么，但是若是将这看作一个旁证，大约还是可以的，至少它能给人以提示、启发。
三、抄写的条件
拙文《发现》中已考证，钱氏抄录卷五的时间约在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林语堂先生在英译《浮生六记》时，曾推断：“所以这书（《浮生六记》）在一八一0至一八三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 据专家学者考证，查检存世《浮生六记》的最早版本，我们可以确定，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以前，《浮生六记》一书未见有印本传世，当仅以抄本流行。据钱氏门人编著的《梅溪先生年谱》记载：
嘉庆五年庚申，先生（钱泳）四十二岁，正月初八，恭迎华太安人（按：钱泳之母）从金匮泰伯乡旧居迁于常熟钓渚渡之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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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年始，钱家在常熟钓渚渡安家落户。到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乃至终其一生（按：钱泳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即公元1844年），钱泳常居常熟，而常熟离苏州很近。钱泳既生逢其时，又得地利之便。
另查《年谱》“道光三年癸未先生（钱泳）六十五岁”条，尽管钱氏二、三月间曾外出，但四十余日后，约三月中旬即返归常熟钓渚渡。是年三月中旬以后的光阴，钱氏是这样度过的：
（钱泳）闲居无事，构得族祖庸亭太史《三吴水利条议》一卷刻之，自序其上；又翻阅前人著述，有条议所未尽者，辄录数则，汇于一帙，分十二篇，名曰《水学赘言》，呈之当事，识者韪之。
其时沈复是书正在苏州的文人墨士中广为流传，“闲居无事”、“又翻阅前人著述”的钱泳，有时间、有条件读到时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全书（按：钱泳也确实曾读过此书，并撰有“浮生六记”笔记条目，见拙文《发现》图一），钱泳又与沈复身份相类，都曾为幕客，又都身无功名，“奇士”沈复随使海外琉球的记行著作 ——《浮生六记》卷五《海国记》，引发了钱氏的兴趣，阅读并将其抄录，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钱泳抄录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全部占得！
四、所标序号的启示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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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手录的佚文，以“册封琉球国记略”、“案琉球国传……”、“琉求国演戏”与“琉球国亦有妓女……”四条笔记的形式，收在钱氏《记事珠》手稿中。钱氏因是随意抄录，顺序不免错乱，还用朱笔分别将“案琉球国传……”、“琉求国演戏”与“琉球国亦有妓女……”标明“第二”、“第三”（见拙文《发现》图五）与“第四” （见拙文《发现》图六）；“册封琉球国记略”条目，虽然亦有朱笔圈点，但是未标明序号（见拙文《发现》图三），观其内容，显然系“第一”。钱氏所标明的顺序，应该即这四条笔记的文字在沈复原文中的次序。另有一条“浮生六记”的条目，亦未标序号。当是其为《浮生六记》自作的介绍。从其所标序号，及介绍《浮生六记》一书，亦可见出他的欲存该书面貌的用心。
钱泳所录的有关沈复随使琉球的佚文，为何未正式作为笔记条目收入其著作（如《履园丛话》诸书），刊行传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其一，钱泳所录佚文取自沈复《浮生六记》抄本，其时此书在苏州一带广为流传，时人耳熟能详，钱氏或许认为虽然属奇闻异事，但是并无新鲜之感了。其二，沈复所记随使琉球的文章，文词洁媚，趣味隽永；也许钱泳自忖，若将沈复原文大加改易，或自己另行撰文叙述沈氏其事，深恐文辞难及原作，为时人或后人耻笑耳；若几乎原样收入自己的著作，刊行传世，毕竟是人家的文章，不但不能为自己增光添彩，且有掠人之美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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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钱泳“杂记”中关于琉球的文章，只可能来源于沈复《浮生六记》；佚文内容与前四记一脉相承，切合沈复的作风与性格；佚文文辞风格与前四卷一致，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显系沈复手笔；钱泳具备抄录沈复《浮生六记》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钱泳在佚文中所标序号，亦说明这几则文字的来源，这些文字出自沈复《浮生六记》卷五无疑，而且大体上就是《浮生六记》中的原文。
2008年7月15日彭令初稿
7月20日萧相恺先生斧正
[补记] 此文的写作，从提纲到成文，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古典文学研究权威）萧相恺老先生诸多帮助；萧老所付心血甚多，笔者反复恳请在贱名前，署上萧老先生的大名，老先生执意不允，高风亮节如此。笔者感恩涕零，惟有再三顿首拜谢！
7月21日记
（原载“中国古亻弋小说网”）
另外可参见上海“天风上人”的网上研究文章：
天风楼夜话 ---“沈复《浮生六记》卷五佚文的发现”之我见（撰于2008年7月18日至29日）
对《海国记》与《浮生六记》前四记，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分析，很有价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6133db01009xz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