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田豪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山河相连，故而很早以前就发生了联系。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航海交通技术的局限，使这一联系十分有限，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的加深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变化发展的过程，均记载在相关的史料中。但是由于在八世纪以前，日本列岛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刚开化的时代，没有文字，当然也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历史。虽然后来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等对日本的上古历史作了一些追记，但是却多是根据神话传说而来，不能作为信史。正因为这些原因，要比较真实的了解日本的古代，即“史前时代”或“大倭史阙时代”这一段时期的日本列岛情况，中国史籍的相关记载，就成了唯一可据的文献。 　　我泡了两个晚上的史料室，收集整理了一部分相关史料，加以整合，略为评述，摆上台来供大家参考参考。由于在下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不吝指正。 　　当然，这些史籍是中国古人写的，那么纵然是“用历史说话”，但仍不免带有作者的立场、观点，乃至于衡量事物的标准也是中国式的，所以我取题目不能叫“日本上古时代简况”，而只能叫作“中国古人眼中的日本”了。 　　（一）地理状况 　　《后汉书》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檐耳相近，故而法俗多同。”《魏志》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隋书》载：“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夷人不知里数，但记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地势东高西下。”《旧唐书》曰：“……四面小岛，五十余国，皆附属焉。……又云其国境东西南北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 　　由以上记载可知，中国古人对日本列岛的地理认识，大致有如下三点： 　　1.确认日本是个岛国，位于中国东南海中，多山，地势西高东低，这一点是基本正确的。古代中国文明中心在今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由山东半岛出发，前往日本，日本自然位于中国的东南了。 　　2.日本是个狭长的国家，且东西长，南北短。这一点在现在来看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古人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我估计大概是将东北方误认为了东方。而后来的史家就把这一记载当做了定论而附和，未加考证。这一错误一直延续了一千年，直到明朝的研究日本的专著《日本考》都还说“地势东高西下，东西数千里，南北数百里”，可见谬误的程度有多深。 　　3.日本由许许多多的小国组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这说明在当时，日本还出于部落联盟时期。所谓的“毛人之国”从历史和地理位置来推测大概指的是虾夷人的“国家”吧。《新唐书》曾记载：“明年使者与虾夷人皆朝，虾夷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 　　（二）风俗习惯 　　中国史书中关于日本历史的记载，一般都还比较准确，但是对于风俗习惯方面，却有很多和具体情况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两国文化水平不同决定的，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并由这一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来进行考虑。 　　公元前后，日本人是“男子无大小，皆黯面文身”。文身的原因是“所以厌大鱼水禽”，以后才是作为装饰，并以文身来明确身份等级。《隋书.倭国传》载：“男女多黯臂点面文身。”这种习惯与古代中国吴越之人颇为相似，所以有日本人是吴太伯后裔一说。现在从日本列岛上出土的填轮等遗物中来看，这种描述是合乎史实的。 　　在服制方面，《魏志.倭人传》说：“男子皆露玠，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曲玠，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到隋朝时，变成了“男子衣裙褥，其袖微笑；履如耧形，漆其上，系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束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采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褥，裳皆有撰。纤竹为梳，编草为荐”。唐代时，记载就更详细了，但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旧唐书》说：“衣服之制，颇类新罗。” 　　在生活方面，《魏志.倭人传》说：“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说明当时日本男女生活没有明显区别，处于对偶婚的保持阶段。隋代时，“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说明当时日本列岛已经完全脱离原始状态，在政策上不取同姓了，但从“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可知仍保留了某些原始的习俗。 　　在葬俗方面，《魏志.倭人传》说：“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塚。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为练沐。”有棺有椁，是中国人的葬俗，到了《隋书.倭国传》中就是“死者敛以棺椁”，说明日本那时候也有棺有椁了。 　　（三）国际地位 　　在中国正史的记载中，明显可见，日本在中国古人眼中属于四夷之一，因为与其相关的记载都归入蛮夷传，特别是东夷传中。在当时，“蛮夷戎狄”并不带有贬意，因为《后汉书》有云：“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候伯子男皆是诸侯云。”所谓东夷，也是泛指中国本土以外的一些披发文身的民族而已。 　　既然古代中国将周边这些文明水平低于中国的国家成为蛮夷，那么，在国与国的交流中就不是平等的。实际上，在隋唐以前，却是如此，由下表历代对日本的称谓就可知一二。并且，在各种史籍中，都把日本使者来华称为“献见”、“朝贡”、“奉贡”、“遣使贡献”等。 　　史籍名称 志传名 称谓 　　后汉书 东 夷 倭 　　三国志 东 夷 倭人 　　晋 书 东夷 倭人 　　宋 书 夷 蛮 倭国 　　南齐书 东南夷 倭国 　　梁 书 东 夷 倭 　　南 史 夷貊下 倭国 　　北 史 四 夷 倭 　　隋 书 东 夷 倭国 　　旧唐书 东 夷 倭国、日本国 　　新唐书 东 夷 日本 　　这种提法，直到满清天朝这个纸老虎被打扁之后才改变。 　　当时，日本也以蛮夷自居，如在一些史料中见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恩”、“我夷人僻在海隅”等字句。 　　但是到了后来，日本生产力发展了，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于是民族自尊心也空前提高，不再满足于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册封了，而要求平起平坐。如《隋书》载，大业三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来华所带国书上，就使用了对等的称呼，没有过去的“贡”、“献”等字眼，结果使“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日本对中国观点改变也促使了中国人对日本看法的改变，从刚才的表中就可以观其大略。 　　综上所述，中国古人对日本的看法是基本客观的，尽管也在用中国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来看日本，但是却较为准确的记载了日本蒙昧时代的历史，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真田豪

《汉书》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 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后汉书》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一]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一]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坋身，[二]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觽。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 　　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闲，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觽，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韂。法俗严峻。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会稽海外有东鳀人，[一]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二]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三] 　　注[三]沉莹临海水土志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有犬。尾短如□尾状。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黙，略不相避。地有铜铁，唯用鹿格为矛以战□，摩砺青石以作*(弓)*矢*[镞]*。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所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也。 　　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一]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后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而燕人韂满扰杂其风，[二]于是从而浇异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若箕子之省□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 　　赞曰：宅是嵎夷，曰乃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嬴末纷乱，燕人违难。[一] 杂华浇本，遂通有汉。[二]眇眇偏译，或从或畔。[三] 　　《三国志》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渤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 　　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漠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奴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都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园，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簇，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莱，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徐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 　　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顿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杼枥、橿、乌号、枫香，其竹筱竿、桃支。有姜、桔、椒、蓑荷，不知以为滋味。有猕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妨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备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合如刺史。王遣有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遣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阂旋可五千余里。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于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沼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勒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约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绵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厅。皆将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狗？、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殊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梁书》 　　倭者，自云太伯之后，俗皆文身。去带方万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带方至倭，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度一海；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度一海千余里，名未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行百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日，至祁马台国，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往鞮。民种禾稻籥麻，蚕桑织绩。有姜、桂、橘、椒、苏，出黑雉、真珠、青玉。有兽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兽。蛇皮坚不可斫，其上有孔，乍开乍闭，时或有光，射之中，蛇则死矣。物产略与儋耳、朱崖同。地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笾豆。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两三妻。妇人无淫妒。无盗窃，少诤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弥呼为王。弥呼无夫婿，挟鬼道，能惑众，故国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传教令。所处宫室，常有兵守卫。至魏景初三年，公孙渊诛后，卑弥呼始遣使朝贡，魏以为亲魏王，假金印紫绶。正始中，卑弥呼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台与为王。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 　　其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南黑齿国、裸国，去倭四千余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万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丑。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者贵，文小者贱。土俗欢乐，物豊而贱，行客不赍粮。有屋宇，无城郭。其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緌，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犯轻罪者则鞭杖；犯死罪则置猛兽食之，有枉则猛兽避而不食，经宿则赦之。 　　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无兵戈，不攻战。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真田豪

《隋书》 　　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地势东高西下。都于邪靡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古云去乐浪郡境及带方郡并一万二千里，在会稽之东，与儋耳相近。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使朝贡，谓之倭奴国。桓、灵之间，其国大乱，递相攻伐，历年无主。有女子名卑弥呼，能以鬼道惑众，于是国人共立为王。有男弟，佐卑弥理国。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见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给王饮食，通传言语。其王有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为法甚严。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无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其服饰，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屦形，漆其上，系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襈。躭竹为梳，编草为荐，杂皮为表，缘以文皮。有弓、矢、刀、槊、弩、、斧，漆皮为甲，骨为矢镝。虽有兵，无征战。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户可十万。 　　其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每讯究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觋。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气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鹭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俗无盘俎，藉以��解叶，食用手哺之。性质直，有雅风。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犬，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妒。死者敛以棺郭，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殡于外，庶人卜日而瘗。及葬，置尸船上，陆地牵之，或以小舆。有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者，俗以为异，因行祷祭。有如意宝珠，其色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云鱼眼精也。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恆通使往来。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 　　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新唐书》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师万四千里，直新罗东南，在海中，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国无城郛，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检察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号天御中主，至彦潋，凡三十二世，皆以“尊”为号，居筑紫城。彦潋子神武立，更以“天皇”为号，徙治大和州。次曰绥靖，次安宁，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灵，次孝元，次开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务，次仲哀。仲哀死，以开化曾孙女神功为王。次应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宁，次显宗，次仁贤，次武烈，次继体，次安闲，次宣化，次钦明。钦明之十一年，直梁承圣元年。次海达。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开皇末，始与中国通。次崇峻。崇峻死，钦明之孙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极。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蔽后，贵者冒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至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左右佩银■长八寸，以多少明贵贱。 　　太宗贞观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谕，与王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还。久之，更附新罗使者上书。 　　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硇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 　　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冠进德冠，顶有华■四披，紫袍帛带。真人好学，能属文，进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还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圣武立，改元曰白龟。开元初，粟田复朝，请从诸儒受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圣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胜宝。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孝明死，大炊立。死，以圣武女高野姬为王。死，白壁立。建中元年，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真人，盖因官而氏者也。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识。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免势、浮屠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免势等俱还，诏可。次诺乐立，次嵯峨，次浮和，次仁明。仁明直开成四年，复入贡。次文德，次清和，次阳成。次光孝，直光启元年。 　　《宋书》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籓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籓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元史》 　　日本国在东海之东，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国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与国王世系及物产风俗，见《宋史》本传。日本为国，去中土殊远，又隔大海，自后汉历魏、晋、宋、隋皆来贡。唐永徽、显庆、长安、开元、天宝、上元、贞元、元和、开成中，并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暐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职贡，并献铜器十余事。暐然善隶书，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其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暐然还后，以国人来者曰滕木吉，以僧来者曰寂照。寂照识文字，缮写甚妙。至熙宁以后，连贡方物，其来者皆僧也。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书曰：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黑的等道由高丽，高丽国王王禃以帝命遣其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等导诏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还。四年六月，帝谓王禃以辞为解，令去使徒还，复遣黑的等至高丽谕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禃以为海道险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书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领而归。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复持书往，至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执其塔二郎、弥二郎二人而还。六年六月，命高丽金有成送还执者，俾中书省牒其国，亦不报。有成留其太宰府守护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书监赵良弼往使。书曰：“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埸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良弼将往，乞定与其王相见之仪。廷议与 其国上下之分未定，无礼数可言。帝从之。 　　七年十二月，诏谕高丽王禃送国信使赵良弼通好日本，期于必达。仍以忽林失、王国昌、洪茶丘将兵送抵海上，比国信使还，姑令金州等处屯驻。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丽迂路导引国使，外有捷径，倘得便风，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则不敢同往；若大军进征，则愿为乡导。”帝曰：“如此则当思之。”九月，高丽王禃遣其通事别将徐称导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弥四郎者入朝，帝宴劳遣之。九年二月，枢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赵良弼遣书状官张铎来言，去岁九月，与日本国人弥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护所。守者云，曩为高丽所绐，屡言上国来伐；岂期皇帝好生恶杀，先遣行人下示玺书。然王京去此尚远，愿先遣人从奉使回报。”良弼乃遣铎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师求见。帝疑其国主使之来，云守护所者诈也。诏翰林承旨和礼霍孙以问姚枢、许衡等，皆对曰：“诚如圣算。彼惧我加兵，故发此辈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宽仁，且不宜听其入见。”从之。是月，高丽王禃致书日本。五月，又以书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报。十年六月，赵良弼复使日本，至太宰府而还。 　　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虏掠四境而归。十二年二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往使，复致书，亦不报。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杀国使杜世忠等。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自率兵往讨，廷议姑少缓之。五月，召范文虎，议征日本。八月，诏募征日本士卒。 　　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征日本。二月，诸将陛辞。帝敕曰：“始因彼国使来，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参议裴国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与忻都、茶丘入朝。时同院官议定，领舟师至高丽金州，与忻都、茶丘军会，然后入征日本。又为风水不便，再议定会于一岐岛。今年三月，有日本船为风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画地图，因见近太宰府西有平户岛者，周围皆水，可屯军船。此岛非其所防，若径往据此岛，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来会，进讨为利。”帝曰：“此间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辈必知，令其自处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总军事。八月，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还，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本省载余军至合浦，散遣还乡里。”未几，败卒于阊脱归，言：“官军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壶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众议推张百户者为主帅，号之曰张总管，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余二三万为其虏去。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而奴之。阊辈是也。”盖行省官议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久之，莫青与吴万五者亦逃还，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 　　二十年，命阿塔海为日本省丞相，与彻里帖木兒右丞、刘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复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劳，乞寝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积翁与补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愿行者，共谋杀积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时，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宁一山者，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真田豪

《明史》 　　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地环海，惟东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岛，共一百十五州，统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国数十，皆服属焉。国小者百里，大不过五百里。户小者千，多不过一二万。国主世以王为姓，群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王其图之。”日本王良怀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 　　三年三月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责让之，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关者拒弗纳。秩以书抵良怀，良怀延秩入。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良怀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自左右将兵之。秩不为动，徐曰：“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良怀气沮，下堂延秩，礼遇甚优。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乃命僧祖阐、克勤等八人送使者还国，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是年掠温州。五年寇海盐、氵敢浦，又寇福建海上诸郡。六年以于显为总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莱、登。祖阐等既至，为其国演教，其国人颇敬信。而王则傲慢无礼，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还京。倭寇胶州。 　　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是年七月，其大臣遣僧宣闻溪等赍书上中书省，贡马及方物，而无表。帝命却之，仍赐其使者遣还。未几，其别岛守臣氏久遣僧奉表来贡。帝以无国王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赐其使者，命礼臣移牒，责以越分私贡之非。又以频入寇掠，命中书移牒责之。乃以九年四月，遣僧圭廷用等来贡，且谢罪。帝恶其表词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十二年来贡。十三年复贡，无表，但持其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书辞又倨。乃却其贡，遣使赍诏谯让。十四年复来贡，帝再却之，命礼官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良怀上言：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十六年，倭寇金乡、平阳。十九年遣使来贡，却之。明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又命信国公汤和行视浙东、西诸郡，整饬海防，乃筑城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分戍诸卫，海防大饬。闰六月命福建备海舟百艘，广东倍之，以九月会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然其时王子滕祐寿者，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二十四年五月特授观察使，留之京师。后著《祖训》，列不征之国十五，日本与焉。自是，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而其贡使已达宁波。礼官李至刚奏：“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帝曰：“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义表及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 　　明年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之，遣鸿胪寺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其王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加等，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明年正月又遣侍郎俞士吉赍玺书褒嘉，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六月，使来谢，赐冕服。五年、六年频入贡，且献所获海寇。使还，请赐仁孝皇后所制《劝善》、《内训》二书，即命各给百本。十一月再贡。十二月，其国世子源义持遣使来告父丧，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且致赙。又遣官赍敕，封义持为日本国王。时海上复以倭警告，再遣官谕义持剿捕。 　　八年四月，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海寇，帝嘉之。明年二月复遣王进赍敕褒赉，收市物货。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自是，久不贡。是年，倭寇盘石。十五年，倭寇松门、金乡、平阳。有捕倭寇数十人至京者。廷臣请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宜还之。”乃命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责让，令悔罪自新。中华人被掠者，亦令送还。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谓：“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帝以其词顺，许之，礼使者如故，然海寇犹不绝。 　　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岛，都督刘荣率精兵疾驰入望海埚。贼数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马雄岛，进围望海埚。荣发伏出战，奇兵断其归路。贼奔樱桃园，荣合兵攻之，斩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召荣至京，封广宁伯。自是，倭不敢窥辽东。二十年，倭寇象山。 　　宣德七年正月，帝念四方蕃国皆来朝，独日本久不贡，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转谕日本，赐之敕。明年夏，王源义教遣使来。帝报之，赉白金、彩币。秋复至。十年十月以英宗嗣位，遣使来贡。 　　正统元年二月，使者还，赉王及妃银币。四月，工部言：“宣德间，日本诸国皆给信符勘合，今改元伊始，例当更给。”从之。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八年五月，寇海宁。先是，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困于徭役，叛入倭。倭每来寇，为之乡导。至是，导倭犯乐清，先登岸侦伺。俄倭去，二人留村中丐食，被获，置极刑，枭其首于海上。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 　　景泰四年入贡，至临清，掠居民货。有指挥往诘，欧几死。所司请执治，帝恐失远人心，不许。先是，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直。礼官言：“宣德间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之属，估时直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然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直，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从之。使臣不悦，请如旧制。诏增钱万，犹以为少，求增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终怏怏去。 　　天顺初，其王源义政以前使臣获罪天朝，蒙恩宥，欲遣使谢罪而不敢自达，移书朝鲜王令转请，朝鲜以闻。廷议敕朝鲜核实，令择老成识大体者充使，不得仍前肆扰，既而贡使亦不至。 成化四年夏，乃遣使贡马谢恩，礼之如制。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宁波村民，幼为贼掠，市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戒其勿同使臣至家，引中国人下海。十一月，使臣清启复来贡，伤人于市。有司请治其罪，诏付清启，奏言犯法者当用本国之刑，容还国如法-论治。且自服不能钤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无忌。十三年九月来贡，求《佛祖统纪》诸书，诏以《法苑珠林》赐之。使者述其王意，请于常例外增赐，命赐钱五万贯。二十年十一月复贡。弘治九年三月，王源义高遣使来，还至济宁，其下复持刀杀人。所司请罪之，诏自今止许五十人入都，余留舟次，严防禁焉。十八年冬来贡，时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铸金牌勘合给之。 　　正德四年冬来贡。礼官言：“明年正月，大祀庆成宴。朝鲜陪臣在展东第七班，日本向无例，请殿西第七班。”从之。礼官又言：“日本贡物向用舟三，今止一，所赐银币，宜如其舟之数。且无表文，赐敕与否，请上裁。”命所司移文答之。五年春，其王源义澄遣使臣宋素卿来贡，时刘瑾窃柄，纳其黄金千两，赐飞鱼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县朱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见，悦之，而缟叔澄负其直，因以缟偿。至是，充正使，至苏州，澄与相见。后事觉，法当死，刘瑾庇之，谓澄已自首，并获免。七年，义澄使复来贡，浙江守臣言：“今畿辅、山东盗充斥，恐使臣遇之为所掠，请以贡物贮浙江官库，收其表文送京师。”礼官会兵部议，请令南京守备官即所在宴赉，遣归，附进方物，皆予全直，毋阻远人向化心。从之。 　　嘉靖二年五月，其贡使宗设抵宁波。未几，素卿偕瑞佐复至，互争真伪。素卿贿市舶大监赖恩，宴时坐素卿于宗设上，船后至又先为验发。宗设怒，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璡，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巡按御史欧珠以闻，且言：“据素卿状，西海路多罗氏义兴者，向属日本统辖，无入贡例。因贡道必经西海，正德朝勘合为所夺。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宁波，因诘其伪，致启衅。”章下礼部，部议：“素卿言未可信，不宜听入朝。但衅起宗设，素卿之党被杀者多，其前虽有投番罪，已经先朝宥赦，毋容问。惟宣谕素卿还国，移咨其王，令察勘合有无，行究治。”帝已报可，御史熊兰、给事张翀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贷，请并治赖恩及海道副使张芹、分守参政朱鸣阳、分巡副使许完、都指挥张浩。闭关绝贡，振中国之威，寝狡寇之计。”事方议行，会宗设党中林、望古多罗逸出之舟，为暴风飘至朝鲜。朝鲜人击斩三十级，生擒二贼以献。给事中夏言因请逮赴浙江，会所司与素卿杂治，因遣给事中刘稍、御史王道往。至四年，狱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罗并论死，系狱。久之，皆瘐死。时有琉球使臣郑绳归国，命传谕日本以擒献宗设，还袁璡及海滨被掠之人，否则闭关绝贡，徐议征讨。 　　九年，琉球使臣蔡瀚者，道经日本，其王源义晴附表言：“向因本国多事，干戈梗道。正德勘合不达东都，以故素卿捧弘治勘合行，乞贷遣。望并赐新勘合、金印，修贡如常。”礼官验其文，无印篆，言：“倭谲诈难信，宜敕琉球王传谕，仍遵前命。”十八年七月，义晴贡使至宁波，守臣以闻。时不通贡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明年二月，贡使硕鼎等至京申前请，乞赐嘉靖新勘合，还素卿及原留贡物。部议：“勘合不可遽给，务缴旧易新。贡期限十年，人不过百，舟不过三，余不可许。”诏如议。二十三年七月复来贡，未及期，且无表文。部臣谓不当纳，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滨不去。巡按御史高节请治沿海文武将吏罪，严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内地诸奸利其交易，多为之囊橐，终不能尽绝。 　　二十六年六月，巡按御史杨九泽言：“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福、兴、漳、泉诸郡，有倭患，虽设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备倭都指挥，但海寇出没无常，两地官弁不能通摄，制御为难。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廷议称善，乃命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制福、兴、漳、泉、建宁五府军事。未几，其王义晴遣使周良等先期来贡，用舟四，人六百，泊于海外，以待明年贡期。守臣沮之，则以风为解。十一月事闻，帝以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额，敕守臣勒回。十二月，倭贼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二郡将吏并获罪。明年六月，周良复求贡，纨以闻。礼部言：“日本贡期及舟与人数虽违制，第表辞恭顺，去贡期亦不远，若概加拒绝，则航海之劳可悯，若稍务含容，则宗设、素卿之事可鉴。宜敕纨循十八年例，起送五十人，余留嘉宾馆，量加犒赏，谕令归国。若互市防守事，宜在纨善处之。”报可。纨力言五十人过少，乃令百人赴都。部议但赏百人，余罢勿赏。良诉贡舟高大。势须五百人。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故增一舟防寇，非敢违制。部议量增其赏，且谓：“百人之制，彼国势难遵行，宜相其贡舟大小，以施禁令。”从之。 　　日本故有孝、武两朝勘合几二百道，使臣前此入贡请易新者，而令缴其旧。至是良持弘治勘合十五道，言其余为素卿子所窃，捕之不获。正德勘合留十五道为信，而以四十道来还。部议令异时悉缴旧，乃许易新，亦报可。当是时，日本王虽入贡，其各岛诸倭岁常侵掠，滨海奸民又往往勾之。纨乃严为申禁，获交通者，不俟命辄以便宜斩之。由是，浙、闽大姓素为倭内主者，失利而怨。纨又数腾疏于朝，显言大姓通倭状，以故闽、浙人皆恶之，而闽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闽产也，上疏诋纨，请改巡抚为巡视，以杀其权。其党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请。又夺纨官。罗织其擅杀罪，纨自杀。自是不置巡抚者四年，海禁复弛，乱益滋甚。 　　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旂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于是廷议复设巡抚。三十一年七月以佥都御史王忬任之，而势已不可扑灭。 　　明初，沿海要地建卫所，设战船，董以都司、巡视、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未几，忬改抚大同，以李天宠代，又命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乃大征兵四方，协力进剿。是时，倭以川沙洼、柘林为巢，抄掠四出。明年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五月复合新倭，突犯嘉兴，至王江泾，乃为经击斩千九百余级，余奔柘林。其他倭复掠苏州境，延及江阴、无锡，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战则驱其所掠之人为军锋，法严，人皆致死，而官军素懦怯，所至溃奔。帝乃遣工部侍郎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诸军益解体。经、天宠并被逮，代以周珫、胡宗宪。逾月，珫罢，代以杨宜。 　　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 　　应天巡抚曹邦辅以捷闻，文华忌其功。以倭之巢于陶宅也，乃大集浙、直兵，与宗宪亲将之。又约邦辅合剿，分道并进，营于松江之甎桥。倭悉锐来冲，遂大败，文华气夺，贼益炽。十月，倭自乐清登岸，流劫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被杀掳者无算。至��乘县乃歼之，亦不满二百人，顾深入三府，历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阻雨，为徐、邳官兵所歼，亦不过数十人，流害千里，杀戮千余，其悍如此。而文华自甎桥之败，见倭寇势甚，其自柘林移于周浦，与泊于川沙旧巢及嘉定高桥者自如，他侵犯者无虚日，文华乃以寇息请还朝。 　　明年二月，罢宜，代以宗宪，以阮鹗巡抚浙江。于是宗宪乃请遣使谕日本国王，禁戢岛寇，招还通番奸商，许立功免罪。既得旨，遂遣宁波诸生蒋洲、陈可愿往。及是，可愿还，言至其国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内乱，王与其相俱死，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可杜其入犯。又言，有萨摩洲者，虽已扬帆入寇，非其本心，乞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乃留洲传谕各岛，而送可愿还。宗宪以闻，兵部言：“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赉。”从之。时两浙皆被倭，而慈溪焚杀独惨，余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乌镇、皁林间，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命宗宪亟图方略。七月，宗宪言：“贼首毛海峰自陈可愿还，一败倭寇于舟山，再败之沥表，又遣其党招谕各岛，相率效顺，乞加重赏。”部令宗宪以便宜行。当是时，徐海、陈东、麻叶，方连兵攻围桐乡，宗宪设计间之，海遂擒东、叶以降，尽歼其余众于乍浦。未几，复蹴海于梁庄，海亦授首，余党尽灭。江南、浙西诸寇略平，而江北倭则犯丹阳及掠瓜洲，烧漕艘者明春复犯如皋、海门，攻通州，掠扬州、高耶，入宝应，遂侵淮安府，集于庙湾，逾年乃克。其浙东之倭则盘踞于舟山，亦先后为官军所袭。 　　先是，蒋洲宣谕诸岛，至丰后被留，令僧人往山口等岛传谕禁戢。于是山口都督源义长具咨送还被掠人口，而咨乃用国王印。丰后太守源义镇遣僧德阳等具方物，奉表谢罪，请颁勘合修贡，送洲还。前杨宜所遣郑舜功出海哨探者，行至丰后岛，岛主亦遣僧清授附舟来谢罪，言前后侵犯，皆中国奸商潜引诸岛夷众，义镇等实不知。于是宗宪疏陈其事，言：“洲奉使二年，止历丰后、山口二岛，或有贡物而无印信勘合，或有印信而无国王名称，皆违朝典。然彼既以贡来，又送还被掠人口，实有畏罪乞恩意。宜礼遣其使，令传谕义镇、义长，转谕日本王，擒献倡乱诸渠，及中国奸宄，方许通贡。”诏可。 　　汪直之踞海岛也，与其党王滶、叶宗满、谢和、王清溪等，各挟倭寇为雄。朝廷至悬伯爵、万金之赏以购之，迄不能致。及是，内地官军颇有备，倭虽横，亦多被剿戮，有全岛无一人归者，往往怨直，直渐不自安。宗宪与直同郡，馆直母与其妻孥于杭州，遣蒋洲赍其家书招之。直知家属固无恙，颇心动。义镇等以中国许互市，亦喜。乃装巨舟，遣其属善妙等四十余人随直等来贡市，于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将吏以为入寇也，陈兵备。直乃遣王11111 　　滶入见宗宪，谓：“我以好来，何故陈兵待我？”滶即毛海峰，直养子也。宗宪慰劳甚至，指心誓无他。俄善妙等见副将卢镗于舟山，镗令擒直以献。语泄，直益疑。宗宪开谕百方，直终不信，曰：“果尔，可遣滶出，吾当入见。”宗宪立遣之。直又邀一贵官为质，即命指挥夏正往。直以为信，遂与宗满、清溪偕来。宗宪大喜，礼接之甚厚，令谒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以属吏。氵敖等闻，大恨，支解夏正，焚舟登山，据岑港坚守。 　　逾年，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宪不之追。十一月，贼扬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倭警闻矣。至四十年，浙东、江北诸寇以次平。宗宪寻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兴化府，大杀掠，移据平海卫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县卫所城以百数，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远近震动，亟征俞大猷、戚继光、刘显诸将合击，破之。其侵犯他州县者，亦为诸将所破，福建亦平。 　　其后，广东巨寇曾一本、黄朝太等，无不引倭为助。隆庆时，破碣石、甲子诸卫所。已，犯化州石城县，陷锦囊所、神电卫。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转入雷、谦、琼三郡境，亦被其患。万历二年犯浙东宁、绍、台、温四郡，又陷广东铜鼓石双鱼所。三年犯电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彭湖、东涌。十年犯温州，又犯广东。十六年犯浙江。然时疆吏惩嘉靖之祸，海防颇饬，贼来辄失利。其犯广东者，为蜒贼梁本豪勾引，势尤猖獗。总督陈瑞集众军击之，斩首千六百余级，沈其船百余艘，本豪亦授首。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云。 　　日本故有王，其下称关白者最尊，时以山城州渠信长为之。偶出猎，遇一人卧树下，惊起冲突，执而诘之。自言为平秀吉，萨摩州人之奴，雄健跷捷，有口辩。信长悦之，令牧马，名曰木下人。后渐用事，为信长画策，夺并二十余州，遂为摄津镇守大将。有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时为万历十四年。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又以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乃改国王所居山城为大阁，广筑城郭，建宫殿，其楼阁有至九重者，实妇女珍宝其中。其用法严，军行有进无退，违者虽子婿必诛，以故所向无敌。乃改元文禄，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召问故时汪直遗党，知唐人畏倭如虎，气益骄。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虑琉球泄其情，使毋入贡。 　　同安人陈甲者，商于琉球。惧为中国害，与琉球长史郑迥谋，因进贡请封之使，具以其情来告。甲又旋故乡，陈其事于巡抚赵参鲁。参鲁以闻，下兵部，部移咨朝鲜王。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 　　初，秀吉广征诸镇兵，诸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会其子死，旁无兄弟。前夺丰后岛主妻为妾，虑其为后患。而诸镇怨秀吉暴虐，咸曰：“此举非袭大唐，乃袭我耳。”各怀异志。由是，秀吉不敢亲行。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乘胜长驱，以五月渡临津，掠开城，分陷丰德诸郡。朝鲜望风溃，清正等遂亻畐王京。朝鲜王李昖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遣使络绎告急。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七月命副总兵祖承训赴援，与倭战于平壤城外，大败，承训仅以身免。八月，中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都督李如松为提督，统兵讨之。 　　当是时，宁夏未平，朝鲜事起，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能说倭者侦之，于是嘉兴人沈惟敬应募。星即假游击将军衔，送之如松麾下。明年，如松师大捷于平壤，朝鲜所失四道并复。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于是封贡之议起，中朝弥缝惟敬以成款局，事详《朝鲜传》。久之，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秀吉凡再传而亡。 　　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真田豪

《清史稿》 　　○邦交六 　　△日本 　　日本久通中国。明季以寇边禁互市，清兴始复故。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请通商舶。闽、粤商人往者益众，杂居长崎市。初有船百八十艘，后由七十艘迭减至二十馀艘。货运中国岁限八千贯，置奉行三人讥察之，榷其税。然日本方严通海之禁，其国人或潜来台湾及各口贸易，事发辄罪之。三十二年，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日本船避风至阳江县。诏资以衣食，送浙江，具舟遣归。 　　雍正六年，浙江总督李卫以日本招集内地人，教习弓矢技艺，制造战船，虑为边患，奏明：“密饬沿海文武营县，及各口税关员役，严行稽查，水师兵船不时哨巡，以为有备无患之计。”上览奏，谕曰：“昔圣祖遣织造乌林达麦尔森阳为商人，往觇其国。比复命，盛言国小民巽，开洋之举继此而起。朕数谕闽、广督抚留意考察。闻日本近与朝鲜交亲，往来无间。夫安内攘外之策，以固本防患为先。其体朕前谕无怠。”并颁谕沿海诸省防海。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请沿海练舟师、置火器、增砲台，并自赴厦门、虎门诸口巡察。上不欲启外人疑惧，但令饬备而已。李卫复奏称：“日本贸易不能遽绝，请于洋商中择殷富老成者，立八人为商总，责其分处稽察，互相绳举，庶免日久弊生之虑。”报可。乾隆四十六年，户部奏请颁江海关则例，定东洋商船出口货税律。嘉庆元年，上谕：“日本商人每遇风暴，漂至沿海，情殊可悯。其令有司送乍浦，附商船归国。”著为令。 　　初，日本专主锁港，通华商而禁西洋诸国。及明治维新，始与各国开港通商。后以各国咸在中华互市，同治元年，长崎奉行乃遣人至上海，请设领事，理其国商税事。通商大臣薛焕不许。三年，日本商船介英领事巴夏礼以求通。七年，长崎奉行河津又致书江海关道应宝时，言其国人往来欧洲，时附西舶经行海上，或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皆有本国符，乞念邻谊保护。许之。 　　九年，日本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致总理各国事务署，略曰：“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近与泰西十四国订盟。邻如贵国，宜先通情好、结和亲；而内国多故，迁延至今，信谊未修，深以为憾。兹令前光等诣台下，豫商通信，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幸取裁焉。”前光至天津，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达其书总署，议允通商而拒其立约。前光谒鸿章曰：“西人胁我立约，彼此相距十万里，尚遣公使、领事远来保其侨民。中、日脣齿相依，商贾往还，以无约故，反讬外人代理，听其约束，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今特使人远输诚意，而其来也，西人或交尼之；若不得请，是重吾耻也，前光虽死，不敢奉命。”鸿章复为请于朝，下廷议。两江总督曾国籓等疏言：“日本二百年来，与我无嫌。今援西国之例，诣阙陈辞，其理甚顺。自宜一视同仁，请与明定规约，分条详列，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致启利益均霑之心。”上韪其议，允前光请，命总署答书，诏鸿章豫筹通商事。 　　十年，日本以大藏卿藤原宗臣为专使来聘，命授李鸿章钦差大臣，应宝时、陈钦副之，与议条款。日使初请照西约办理。久之，始订条约十八款，通商章程三十三款，互遣使臣，设领事，以上海等十五口与日本横滨等八口通商，而禁其私入内地，微异西国。诸约既成，宗臣来献仪物，期来年换约。十一年，日本罢宗臣官，遣柳原前光诣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日本外务卿副岛照会，谓来岁与欧西诸国改修条约，欲酌改所议事件，与欧西一律，豫拟条款请商。鸿章答以去秋甫经立约，尚未互换，此时遽行改议，殊非信守。特令津海关道陈钦等与商，均俟换约后照约商办。 　　十二年四月，日本使臣副岛种臣来京换约，遣其随员柳原前光、繙译官郑永宁诣总署询三事：一询澳门是否中国管辖，抑由大西洋主张？一询朝鲜诸凡政令，是否由朝鲜自主，中国向不过问？一询台湾生番戕害琉球人民，拟遣人赴生番处诘问等语。王大臣等当与辩正。寻命李鸿章为换约大臣，与之互换。副岛种臣并致国书，庆贺大婚及亲政大典。时各国因请觐，报可，副岛种臣亦请面递国书，许之。寻进贺仪方物，答以礼，并给玺书。副岛种臣照会，使事毕回国。李鸿章以日本换约时，其上谕内仅盖用太政官印，未用国玺，駮令换用。繙译官郑永宁谓：“本国向与西洋各邦换约，均钤用太政官印。”鸿章谓：“见尔国副本，声明钤用国玺，又上海道抄送总领事井田让等敕书，亦用国玺。”郑永宁允回国换寄。时日本未设驻京公使，交涉事讬俄使倭良嘎哩代办。 　　十三年三月，日本兵船至厦门，声称赴台湾查办生番。李鸿章致书总署，谓：“各国兴兵，必先有文函知会，因何起衅。台湾生番一节，并未先行商办，岂得遽尔称兵？”既闻美人李让礼带领陆军，又雇美国水师官领兵船，欲图台湾。李鸿章复致总署，谓：“此事如果属实，不独日本悖义失好，即美人帮助带兵，雇商船装载弁兵军械，均属违背万国公法，且与美约相助调处之意不符。应请美使遵照公法，撤回李让礼等，严禁商船应雇装载弁兵。日本既无文函知会，仅将电信抄送上海道。云派员往台湾查问，难保不乘我不备，闯然直入闽省，应先派兵轮水师，往台湾各港口盘查了望，另调得力陆军数千，即用轮船载往凤山、琅軿附近一带，择要屯扎，为先发计。”乃日本兵船忽犯台湾番社，以兵船三路进攻，路各五六百人。生番惊窜，牡丹、高士佛、加芝来、竹仔各社咸被焚。其时尚有兵轮船泊夏门。于是台湾戒严，命船政大臣沈葆桢渡台设防。葆桢 密疏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事。闽浙总督李鹤年亦陈台湾地利，并遣水路各营分往凤山、澎湖等处屯扎。 　　是月日本攻生番网索、加芝来等社，移兵胁龟仔角社，社番誓不降。帝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台湾会商设防。五月，沈葆桢、潘霨率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至台湾，奏陈理谕、设防、开禁等事，皆报可。初八日，潘霨偕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及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乘轮船由安平出海抵琅軿。诣日营，晤中将西乡从道，示以葆桢照会，略云：“生番土地隶中国者二百馀年，杀人者死，律有明条，虽生番岂能轻纵。然此中国分内应办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乃闻贵中将忽然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軿登岸。台民惶恐，谓不知开罪何端，使贵国置和约于不顾？及观贵中将照会闽浙总督公文，方知为牡丹社生番戕害琉球难民而起。无论琉球虽弱，侭可自鸣不平。即贵国专意恤邻，亦何妨照会总理衙门商办。乃积累年之旧案，而不能候数日之回文，此中曲直是非，想亦难逃洞鉴。今牡丹社已残毁矣，而又波及于无辜之高士佛等社。来文所称殛其凶首者，谓何也？所称往攻其心者，谓何也？帮办潘布政使自上海面晤贵国柳原公使，已商允退兵，以为必非虚语。乃闻贵中将仍扎营牡丹社，且有将攻卑南社之谣。夫牡丹社戕琉球难民者也。卑南社救贵国难民者也。以德为怨，想贵中将必不其然。第贵中将知会闽浙总督公文，有佐藤利八至卑南番地亦被劫掠之语，诚恐谣传未必无因。夫凫水逃生者，有馀资可劫，天下有劫人之财，肯养其人数月不受值者耶？即谓地方官所报难民口供不足据，贵国谢函俱在，并未涉及劫掠一言。贵国所赏之陈安生，即卑南社生番头目也。所赏之人即所诛之人，贵国未必有此政体。两国和谊，载在盟府，永矢弗谖。本大臣敢不开诚布公，以效愚者之一得，惟高明裁察见覆。”霨复造其营，从道辞以病。霨及献纶遂遣人传各社番目，至者凡十五社，译传大意，皆求保护。因谕令具状，原遵约束，不敢劫杀。霨等宣示国家德意，加以犒赏。番目等咸求设官经理，永隶编氓。霨等因从道不出，将还。从道复来谒，坚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词。及示以台湾府志所载生番岁输番饷之数，与各社所具结状，日将始婉谢。请遣人附我轮船，一至上海，致书柳原前光，一请厦门电报本国，暂止添兵。霨等遂返。 　　初，日本逐牡丹社番踞其地。旋有轮船二先后至，一迳往后山射藔港，一载兵二百、妇人十馀泊射藔港，携食物什具农器，及花果草木各种，分植龟潭、后湾，为久居计。窥我兵力不厚，仍肆要求。沈葆桢请派水师提督彭楚汉率师来台湾。日旋增兵驻风港。沈葆桢急饬营将王开俊由东港进驻枋藔，以戴德一营由凤山驻东港为后应。日人水野遵入猪朥索、高士佛诸社，又自后湾开道达龟山巅，其风港之营将分驻平埔为援应。因遣其通事彭城中平至琅軿，谒委员周有基，讯中国四处布兵何意。有基以巡察应之。葆桢照会日将，劝令回兵。时李鸿章亦深虑台地兵单。及沈葆桢请借拨洋枪队，即奏以提督唐定奎统军赴台湾助防。葆桢亦奏称：“澎湖为台、厦命脉所关，守备单弱，非大枝劲旅，仍无以壮民气而戢戎心。请催迅速前来，庶台、澎气脉藉以灵通，金、厦诸防亦资巩固。”奉旨俞允。潘霨又偕前署镇曾元福等赴凤山旧城募土勇，并励乡团。因亲履海口之打鼓山等处，踏勘要隘，建立兵栅，以待淮军分驻。 　　是月柳原前光入京先谒李鸿章，鸿章遣道员孙士达往答拜，属以到京后勿言兵费及请觐两事。日本又遣大久保利通入京。美领事毕德格复出任调停，说鸿章仍允照柳原原议三条，并加抚恤赔命。 　　初，日人刘穆斋在花莲港遭风，破船失银，称社番盗劫。沈葆桢命夏献纶集讯其地居人及船户，查无劫掠失银之事。惟日人欲从生番租地，给有洋银，番目来益不受而止，并缴出日本前给旗物。葆桢因奏言：“日本和约第三条，禁商民不准诱惑土人；第十四条，约沿海未经指定口岸，不准驶入；第二十七条，船只如到不准通商口岸私作买卖，准地方官查拿。今台后歧莱地方，中国所辖，并非通商口岸。此次前赴歧莱之成富清风等，携游历执照，勾引土番，均违和约。现已确查歧莱各社并无窃盗银物。其缴出旗、扇各件，当即发交苏松太道，转给驻沪日本领事收回，将游历执照追销。其违约妄为之处，应由彼国自行查办。并录民、番供结，咨呈总署，牒其外务省，转饬日本领事照章办理，以弭衅端。”从之。命速修安平砲台，及筹办铁甲船。续谕：“日本虽未启兵端，然日久相持，终非了局。现淮军续抵凤山，罗大春业抵苏澳、沪尾、鸡笼等口，调兵扼扎。”葆桢于是设防益严，日人乃谋撤兵。而西乡从道仍迁延不即退，欲牡丹社赔给兵 费。 　　柳原前光既至京，先递照会有“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之语。先请觐见。总署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不应称为‘无主野蛮’。迭次来京，并未与中国商明，何以捏称中国允许日本自行办理？”柳原前光答辩。久之，始议定三条，给抚恤银十万，再给修道建房费四十万两，定期撤兵付银，互换条约。于是大久保往琅軿，命领事福岛九成谒沈葆桢陈五事：一，请派人受代；一，请撤销两国大臣来往公文；一，请被害遗骸于收埋处建碑表墓，并许日人以后登岸扫祭；一，请以后台湾交涉事件，由中国官交厦门领事。葆桢以抚局已成，允之。惟于登岸扫祭一节，覆以须有领事官钤印执照，祭毕即归。遂各遣员交代。事讫，西乡从道率兵去。 　　光绪元年八月，日本署公使郑永宁牒中国，请补正前约。李鸿章令津、沪两道详议，复将各条逐加查核，因致总署云：“通商章程第二十八款，进出口税未便一例，及日本进口税则第八十三条(毛曷)布类，又日入至日出不准开封锁舱，应行更正补载等事，可以照准。但换定之约，不便改写，祗可由总署另给照覆，附刊章程之后。至鸦片严定罚款一条，彼国既有各国贸易通例，或可权宜照办，无须补列。查曾国籓预筹日本议约奏内亦云，彼国严禁传教与鸦片，中国犯者即由中国驻员惩办，或解回本省审办，而郑署使照会末段，华民归彼地方官照料，是中国遣理事官一端，实有难再从缓之势。查横滨、长崎、神户三处华民最多，总理事官驻最要之口，各口即选各帮公正司事，俾为副理事官，遇事妥商办理，实与中外大局有裨，应主持早办。”总署亦以为然。会日使议改章，欲于鸦片进口照西例加倍严罚，李鸿章亦援西例与争。议久不决。 　　是秋，日本派使臣带兵船往朝鲜攻毁砲台，以朝鲜砲击日船，特遣森有礼为驻华公使，要求总署发给护照，派人前往，又欲代递文信。总署坚拒。李鸿章谓宜由总署致书朝鲜政府，劝其以礼接待，或更遣使赴日本报聘，辨明开砲轰船原委，以释疑怨，为息事宁人之计。总署即派办理大臣往问朝鲜政府。朝鲜政府颇不原与日本通商往来，而日使森有礼往谒李鸿章，则以高丽非中国属邦为词。因提出条件三：一，高丽以后接待日本使臣；一，日本或有被风船只，代为照料；一，商船测量海礁，不要计较。鸿章答以高丽系中国属国。事既显违条约，中国岂能不问，森使急求与高丽通好，鸿章请徐之。 　　二年八月，始命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日本，拟设理事、副理事各员。日使森有礼诣李鸿章，谓中国商民向由日本地方官管理。中国若派领事官前往，恐日本不肯承认。鸿章答以同治十年修好条规第八条云，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兹照约选派理事，日本何能不认？日本自订约后，在上海、厦门、天津设立领事，中国无不照约招待。彼此一例，何能稍有区别？森使乃不复言。 　　是年，日本屯兵琉球。福建巡抚丁日昌以琉球距台北鸡笼，水程不过千里，请统筹全局以防窥伺，报可。三年三月，日本因内乱，来借士乃得枪子百万，政府以十万应之。五月，琉球国王密遣陪臣赍咨赴闽，诉日本阻贡物。闽浙总督何璟等以闻，并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如璋乃往日本外务寺岛宗则商议，并照会其外务卿，延不答覆。五年正月，日人驱遣琉球官员之在日本者，令回琉球，并派内务大丞松田往琉球，废琉球为郡县，并令改用纪元。如璋函报总署，复亲往见其内务卿伊藤博文及外务卿，皆不得要领。时有美前总统格兰忒者，游历来华，又将有日本之行。鸿章因以琉球事相讬，格兰忒慨然以调处自任。及至日本，以琉球各岛本分三部，商拟将中部归球立君复国，中、东两国各设领事保护，其南部近台湾，为中国属地，割隶中国，北部近萨摩岛，为日本属地，割隶日本，冀可息事。而日本总称琉球为己属国，改球为县，系其内政。格兰忒请另派大员会商。李鸿章因达总署，请照会日本外务省，请其另派大员来华会商。而日本则欲 中国另派大员前往东京，或如光绪二年在烟台会议。李鸿章执不许。 　　会俄因废约事，与中国肇衅。詹事府左庶子张之洞奏：“俄人恃日本为后路，宜速联络日本。所议商务，可允者早允，但得彼国两不相助，俄事自沮。”政府得奏，因徇日使�趸х嶂�请，以南部宫古、八重山二岛归中国，而加入内地通商照各国利益均霑之条。�趸х嵊忠员竟�现与西洋各国商议增加关税、管辖商民两事，美国已允，请一并加入条约。总署以日本既与各国商议，俟日本与各国订定后，再彼此酌议，暂不并加入约。已定议矣，而右庶子陈宝琛以俄事垂定，球案不宜遽结，日约不可轻许上言。两江总督刘坤一、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内阁学士黄体芳各有建议，皆不果行。八年十二月，李鸿章复与总署议球案，欲就前议中国封贡议结，仍不决。 　　十年九月，日本公使榎本武扬请于登州、牛庄二口运豆饼。政府以非条约所有。李鸿章谓：“同治元年总署徇英使之请，暂弛豆禁，而已开竟难禁止。同治八年，沪上洋商雇用轮船径从牛庄装豆运往长崎，当经总署饬总税司查禁议罚，不果。以后豆石渐多流入东洋，旋值中、日订约，其时豆禁开已十年。日使援例为请，但允以通商别口买运，至登、牛两处，仍坚持不许。榎使所请，仅豆饼一项。中日通商章程载明年限届满，两国方可会商酌改。今尚未订改期，若婉辞以缓，至重修商办，似无不可。如仍哓渎，应予通融，声明原约其馀各款照旧信守，庶于羁縻之中，仍寓限制之义。” 　　会朝鲜乱，日本进兵，以保护使馆为名，又以中国兵枪伤日本兵为口实，十一年正月，派参议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来华议事，并递国书，进谒李鸿章。初日本敕书内有“议办前日案件，妥商善后方法”之语，李鸿章以为隐括朝案宗旨。伊藤开议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鸿章以撤兵一节尚可商议，议处统将、偿恤难民，力争不许。函致总署，谓议处、偿血卩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但我军入宫保护，名正言顺，交战亦非得已，断无再加惩处之理。伊藤强请三事皆允，鸿章只允撤兵，并要同撤，伊藤亦允。吴大澂拟四条，送交伊藤：一，一同撤兵；二，练兵各营，须有中国教习武弁若干人，定立年限，年满再行撤回；三，以后朝鲜与日本商民争端，日本派员查办，不得带兵，中国亦然；四，朝鲜如有内乱，朝王若请中国派兵，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亦即撤兵，不再留防。伊藤不以为然，自出所拟条款：一，议定将来中、日两国永不派兵驻朝；二，前约款仍与中、日两国战时之权无干，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亦不在前条之例；三，将来在朝鲜如有中、日两国交涉，或一国与朝鲜交涉，两国各派员商办；四，朝鲜教练兵士，宜由朝鲜选他国武弁一员或数员教练；五，两国驻朝兵，于画押盖印后四个月限尽撤。鸿章以伊藤所拟五条，意在将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辨駮不允。旋奉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鸿章奉旨后，与伊藤会议，因议将前五条改为三条：一，议定两国撤兵日期；二，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三，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遂定议，而于议处、偿恤仍不许。惟因当时日兵实被我军击败伤亡，鸿章因牒日本致惋惜，并自行文戒饬官兵，以明出自己意，与国家不相干涉。三月初四日，立约画押，是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 　　十二年五月，日本公使盐田议修约，李鸿章以为宜缓，因致总署，谓：“日廷现与欧、美各国改约，应俟彼商定后，我再与议，庶可将西国所订各款参酌办理。又球案亦当并商妥结，免致彼此久存芥蒂。请总署酌夺。”旋因长崎兵捕互斗案出，暂置未议，而琉球遂属于日，不复议及矣。 　　十三年正月，盐田因崎案已结，请催修约，总署仍令李鸿章核覆。鸿章谓：“原约分修好条规、通商章程为二。条规首段声明彼此信守，历久弗渝。通商章程第三十二款则声明现定章程十年重修。是章程可会商酌改，条规并无可改之说。至通商章程，大致本与西约无甚悬殊。惟第十四、五款，不准日人运洋货入内地、赴内地买土货，为最要关键。当时伊藤与柳原前光为此两款力争，鸿章坚持不改。今日稿第一款内，一曰遵守彼国通商章程，再曰遵守清国与各与国所缔通商章程，固寓一体均霑之意，实欲将十四、五款删除，关系甚大，请缓议。”时日本伊藤博文新秉政，仍欲中国派全权商议，卒不果。 　　二十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乱作，乞援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日本旋亦以兵往。李鸿章电驻日公使汪凤藻，与日本政府抗议，日仍陆续出兵。及事平，驻韩道员袁世凯牒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援约同时撤兵。日本外务省提出三项：一，中、日两国兵协同平定韩国内乱；二，乱定后，两国各设委员于京城，监督财政及吏治；三，募集公债，以为朝鲜改革经费。总署电令汪凤藻答覆，略谓朝鲜内政，应由朝鲜自由改革，不应干预。日本政府覆凤藻，谓朝鲜缺独立资格，日本为邻邦交谊，不能不代谋救济。既又提出二条件，谓无论中国政府赞成提案与否，日本军队决不撤回。中国主撤兵再议，日本则要求议定再撤兵，持久不下。 　　七月，日本遂宣战，误击沈高升英船。时日本寓华商民，属美领事保护，中国寓日商民，亦讬美保护，美使调停无效。及战事起，提督叶志超、卫汝贵守平壤牙山，先溃，左宝贵阵亡，海军继败。于是日军渡鸭绿江，九连城、凤凰城、金州、海城、大连、旅顺、盖平、营口、登州次第失守，又破威海卫，袭刘公岛，降提督丁汝昌，海军舰尽熸。 　　初，日人志在朝鲜，至是并欲中国割地赔费，指索台湾，又提出四条件：一，派大员往东洋议约；二，赔兵费五万万；三，割旅顺及凤凰城以东地；四，韩为自主之邦。二十一年正月，命张廕桓、邵友濂赴日本议和，拒不纳，乃再以李鸿章为全权。鸿章至日本，日本派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与鸿章会议于马关，月馀不决。鸿章旋为日本刺客所伤，又命其子李经芳为全权帮办，卒订约十一款：认朝鲜独立，割辽南及台湾，赔款二万万，且许以内地通商、内河行轮、制造土货等事，暂行停战。 　　张之洞、刘坤一等闻之，亟电力争。俄国亦约法、德劝日让还辽南。日索交台湾益亟，朝旨命台湾巡抚唐景崧交台，台民汹汹欲变，并引公法力争。政府不得已，又因王文韶、刘坤一电阻，乃谕之曰：“新定和约，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日人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连日廷臣来奏，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目前事机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主断。”命直陈。又命李鸿章覆电伊藤展期。鸿章以原议批准电知，若改约另议，適速其决裂，请暂行批换。乃派道员伍廷芳、联元等往烟台换约。初限期四月十四日。及伍廷芳等至烟台，日使伊东美久治请速换约，限十四日申刻。廷芳駮以停战至十四夜子刻为止，乃听稍缓。亥刻换讫，伊东美久治即行。会台湾民变，将劫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别求各国查照公法，从公剖断。于是日派水师提督桦山资纪赴台，限日交割。政府乃派李经芳为交付台湾大臣。经芳之澎湖，与桦山指交于舟次。自是台湾属日矣。 　　寻议还辽，日派林董为全权，与李鸿章议商，辩论久不决。嗣定议分为六款：一，还辽南地；二，偿兵费三千万；三，交款三个月以内撤兵；四，宽贷日本军队占踞之间所有关涉日本之中国臣民；五，汉文、日本文遇有解译不同之处，以英文为凭；六，两国批准自署名盖印之日起，遂在北京互换。复订专条，于定议五日内互相达知，以期迅速。是为中日辽南条约。 　　先是中日新约第六款所列各条，如苏州、杭州、重庆、沙市等处添设口岸，听其任便往来；第二条，日本轮船得驶入各口搭客运货；第三条，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第四条，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制造各项工艺，又得将各项机器装运进口，止交进口税，日本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即照日本运入中国货物一体办理等节：朝廷因损失利权，欲挽救之。又值通商行船章程将开议，乃命中外臣工筹议。廖寿丰、谭继洵、鹿传霖均有论奏，而张之洞言尤切直，并拟办法十九条，电总署代奏：“一，宁波口岸并无租界名目，洋商所居地在江北岸，即名曰洋人寄居之地，其巡捕一切，由浙海关道出费雇募洋人充当。今日本新开苏、杭、沙市三处口岸，系在内地，与海口不同，应照宁波章程，不设租界名目，但指定地段纵横四至，名为通商场。其地方人民管辖之权，仍归中国，其巡捕、缉匪、修路一切，俱由地方官出资募人办理，不准日人自设巡捕，以免侵我辖地之权。二，制造货物，自系单指通商口岸而言，华文有含混内地 之意，须更正。‘任便’两字太宽，宜议定限制。三，出示晓谕产货地方，须先完坐贾釐捐，方准售卖。无论洋商、华商，一律办理。日本人在内地购买土货，只可暂行租栈存放，不准自行开行，及自向散户收买，以免夺我产货地方坐贾釐税，且杜华商影射洋票漏釐。四，内地收买土货，准其租栈暂存，不准购买房地、悬挂招牌。所买土货，务须运载出口，不得在内地转售。洋货运入内地，须大宗贩卖，不准零售。租栈应给地方公举费用，须照华民房屋一律摊派。五，日本人在内地制造土货，出厂后即完正税一道，运出通商地界，无论行销内地及运出外洋，均须再完半税一道。六，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所载各项器用食物进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税，原为洋商在各口岸自用。若作货物转售，应照值百抽五纳税，不得藉口家用杂物蒙混免税。七，日本轮船不准贩运食盐。八，米穀、铜钱不准贩运出洋。九，军火禁贩，非有官买执照，不准进口。十，日本轮船不准拖带民船，免致影射漏釐。十一，日本行内河轮船，尺寸大小、时刻早晚，须有 限制，以免伤碍民船。十二，日本轮船只准到指定口岸装卸人货，不准沿途起卸搭载。十三，内河轮船应收船钞，须较长江加多，以备修理河道之费。十四，日本人入内地办货卖货，不准薙发改为华装，违者查出即作华人照奸细治罪。十五，雇用华民工作，须按日给值，听其自原，不得立约限期，抑勒作工，鞭挞虐待。十六，装运机器，制造各物，须无伤民命，方能照准，不得以‘任便’两字藉口。十七，船只非日本商人购置，行户藉日本商资本不得悬挂日本旗，若有冒名包庇，查出即行充公。十八，制造各厂，如有藏匿犯法华人，一面由地方官知照领事，一面即派人到厂缉拏，厂主不得袒庇。如厂主确知为好人，须照洋例存银作保，到审讯日交出候审。十九，厂内如有华工滋闹，毁伤机器厂屋，地方官只能办犯，不能赔偿。若仅罢工细故，应由厂主自行调停，官不与闻。”于是派张廕桓为全权大臣，与日本使臣林董议商约。林董交约稿四十款，之洞致总署请駮辩，即由全权另拟约本与林董议，屡延不决。是年开苏州商埠，日人欲即行 船，总署以租界未定，税关未设，行船不便。日本又欲于租界设巡捕、立工程等局，总署援宁波章程，复不允。 　　二十二年正月，商约开议，张廕桓将日使原稿駮删九款，駮改七款。惟第三十四款，日本官商财产，遇有办理案件，均照相待最优之国一律；第三十五款，日本商民所有事件，均照中国臣民、中国船、中国货并相待最优之国臣民、船货一律相待；第三十六款，他国国家官员、船货、人民得有利益，日本一律同获其美：此三款日本旧约皆不得与各国均霑，不能过拒，乃照英约第二十四款，改作一条，删此三款。遂定议。初，马关约准开四口，本有均照向开海口及内地镇市章程办理之言。中国欲以宁波办法为程，日本欲取法上海章程专管租界之条，乃不得不允矣。 　　是年开四口租界。初开沙市租界，因地洼下，要中国筑堤，中国以与各国通例不符，却之。又索汉口城外德国租界起沿江之地长三百丈作租界，中国以所索地在中国兴办铁路应用限内，不许，惟许在德界千丈以外，偪近铁路，让给租界三百丈。因声明两条入条款：“一，偪近铁路江岸，日本一年须自筑堤岸，以资保障；二，所给界内轨道穿过之处，已为铁路购用，若干方数内，应仍归铁路总公司管业，两不相碍”等语。二十四年三月，日使至总署，请沙市租界未定以前，日商运货暂免釐金，许之。 　　是月侨寓沙市湘人，因与招商局起衅，延烧日本领事馆，驻沙日领事永泷诉于日本公使矢野，要求五事；已，复提四条：一，索赔一万八千两；二，以八万六千馀两作沿江堤费，两国各半；三，专界内道路免价豁租；四，界内租地价酌行核减。张之洞即电总署，谓：“一条索赔一万八千两一节，拟允给一万两。第二条以八万六千馀两作沿江堤费两国各半一节，彼此两益，事属可行，当照允。第三条专界内道路免价豁租一节，其租可免，地价未便不给。第四条界内租地价酌行核减一节，可行，当照允。”案旋结。五月，准中国商民居住日本专界，援德界例也。六月，驻沙日领事请地价减一半，道路沟渠地价认十分之一，许之。七月，命派学生游学日本。十月，日使矢野又请中国南北洋、湖北三处各派武备学生前往肄业。 　　二十六年春，拳匪起，连戕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德使克林德，各国皆出兵。日本福岛正安统兵赴津。六月，与各国联军攻天津城。七月二十日，入京师。时政府已特召李鸿章，未至而京师陷，两宫出狩。日本外部电告李鸿章等维持中国善后。福岛正安请速奕劻返京，奕劻遂有全权大臣之命，与李鸿章同议和。適盛京将军增祺与俄擅定暂约，日本外部谓公约未定，不应立私约，俄约应归公议，与英、德同。然劝俄讫不应。时祸首已惩办，公约亦定，朝廷因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特简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本道歉，所得偿款四百五十兆，日本应得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两，惟以俄不退东三省、俄约不归公议为言。 　　二十八年三月，日本领事小田切奉其政府命诣张之洞：一，告阻止俄约情形；二，劝中国收买洋药；三，劝江、鄂会奏改东三省官制章程；四，欲与中国商人合开银行；五，欲与招商局合办推广江海轮船。既又谈商约三条：一曰美使不原加税，日本意与美同；二曰长沙、常德开口岸；三曰米穀出洋。张之洞分别答辨，并将所言致书商约大臣吕海寰等核议。未几，日本商税使日置益、小田切又送新约十款，大抵皆抽税、免釐、行轮、开埠、居住、合股等特殊利益。时方议英约，中国只欲于英约已允者照办，未允者不允。屡议不行。九月，改派伍廷芳充商约大臣，并派袁世凯会议。日本于加税免釐，仍不允如英约加至十二五，仅允值百抽十，并欲将由日本运进中国之煤炭、棉纱及一切棉货概不加税，尤与英约相背。中国不允。惟第三款川江设施拖揽，第四款内港行轮及修补章程，第七款中、日商民合股经营，第八款保护商牌，第九款改定国币，均为英约所有，允之。又于商牌款内议增保护版权一事，内港行轮款后议增照会声明，往来东三 省轮船亦系照内港章程办理，不能駮拒。此外第五款索开各处口岸，第六款口岸城镇任便居住，第九款第二节釐饬度量权衡，第十款请运米穀出口，均駮拒不允。日使内田康哉赴部晤商，又提出北京开埠、加税免釐、米穀出口三条，欲在京与张之洞议，馀仍归沪定。时之洞在京，外务部答以不能两处分议，遂暂停。 　　十月，汉口因议给比利时界增日本租界。初，日本索租界三百方丈，止允给一百方丈，留二百方丈备中国公司之用。当时日使言明，日界外地如别有馀地让给他国，日本仍须照原议添索二百方丈。兹议给比界中仅馀地约三百丈，拟添给日本租界一百五十丈，仍画留约一百五十丈立作华业公司地界，以备中国官商自用。日本犹争不许。日本议设两湖轮船公司，欲华洋合股，不果。是月，撤驻氵扈日兵。 　　寻复议约。日使内田康哉与张之洞在京会议，研商数月，始渐就绪。即致总署，谓我所索允者三事：一，照各国一律加税；一，查禁违碍书报；一，中国人民在日本者，极力优待。駮辩删去者三事：一，请运米穀出口；一，口岸城镇任便居住；一，常德府等九处口岸。以要索为抵制者一事：各国护路护馆兵队全撤后，北京方能开埠。因有益于中国商民，可除积弊，而许其入约者，度量权衡一款；照沪议原文增改字句者，改定国币一款，内港行轮一款，川江设施拖揽一款；因英已有而许其入约定议者，长沙通商一款。馀皆仍照沪议原文。又致外务部及吕海寰等，谓日约东三省开埠，言明悉照美约文法，惟安东县改大东沟，缘大东沟系日本原议所索。嗣增索安东县，再三商駮，内田始允仍将安东县删去。遂定议，于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在沪画押，是为日本商约。是年与日使议索还前借汉口大阪马头，仍未还。又盛宣怀与日本立汉冶矿石借款合同，数三百万元，息六釐，预定三十年还清，不还现银，以矿价扣还。 　　三十年，日商三井在汉厂购生铁一万六千顿，值日俄战起，中国虑于局外中立有碍，拟阻止。会日本领事永泷来函，谓订运生铁，不在战时禁货之列，日使亦来函声明，作为商工制造之用，不得以禁货论，遂许运。三十一年，日战胜俄，两国议和，政府令外务部照会日、俄，谓关涉中国之事，若中国不与闻者，中国将来断不承认。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务部庆亲王奕劻与日本大使小村寿太郎、公使内田康哉订新约。正约三款：一，凡俄国允让之利益，中政府悉承诺之；二，凡中、俄所订借地造路等项，日本悉照约履行；三，此约签字即便施行。附约十二款：一，中国将东三省自行开辟商埠；二、三，撤兵事宜；四，日本允将所占公私产业，在撤兵前后交还；六、七、八，安奉、南满铁道建筑事宜；九，另订奉天日本租界办法；十，鸭绿江右岸设中日木植公司；十一、十二，中、日彼此以最优国相待遇。 　　三十二年，日人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于关东州置都督府，另设领事五人，总领事驻奉天。安奉铁道外有间岛领土权，抚顺炭坑、新法铁道、营口支线、新奉、吉长两铁道借款诸事，经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徐世昌及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先后与日使争议，久不决。 　　三十三年三月，外务部大臣那桐与日本驻京公使林权助订中日新奉吉长铁路协约七条：一、二，中国以日金一百六十六万元收买日本所已造之新奉铁路，其续造辽河以东一段及自造吉长铁路需款，均向南满洲公司筹借半款。三，除还清期限外，均照山海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办理。其主要事务，又开列六条：甲，借款还清期限，辽河以东十六年，吉长二十五年，限前不得还清；乙，借款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保，未还清以前，不得以此作他项借款之抵保物，中国自行筹款建筑他路，与南满洲公司无涉；丙，借款本息，由中国政府作保，到期爽约，应由政府代还，或将产业交公司暂管；丁，在借款期内，总工程师应用日本人，并添派铁路日帐房一员；戊，如遇军务、赈务，政府在各路运送兵食，均不给价；己，各路进款，应存日本国银行。四，与南满洲铁路公司订立关于辽河以东之借款合同，及吉长铁路借款合同。五，中国奉新、吉长铁路，均应与南满洲铁路联络，派员会订章程。六，借款实收价值，照中国最近与他国借款酌定。此约结 后，日人又要求吉长铁路延长至延吉�F南境，以与韩国会宁铁道相联，且照吉长铁道例，于南满铁道会社借资本之半数筑之。政府不允，遂成悬案。 　　三十四年，日使忽提出安奉铁道案，要求解决。先是满洲善后协约之附约，允安奉铁道仍归日本经营，改为工商业铁道，规定自此路竣工日起，以十五年为限。至是复提议。邮传部乃派委员与日本委员会勘改良之新路线。日政府又要求勘定路线即行收买地基。东三省总督锡良祗许按旧线改筑，要求日本撤退铁道守备兵与警察等事，日本不允，令铁道会社自由起工，海陆皆作警备。乃命锡良会同奉天巡抚程德全与日本奉天总领事缔结安奉铁道协约，此宣统元年七月事也。协约要目如左：一，中国确认前次两国委员勘定之路线，陈相屯至奉天一段，由两国再协议决定；二，轨道与京奉铁道同样；三，此约调印之当日，即协议购买土地及一切细目；四，此约调印之翌日，即行急进工事；五，沿铁道之中国地方官，关于施行工事，应妥为照料。 　　未几，间岛之争议又起。先是，康熙年间，政府与朝鲜划定国境，于鸭绿江、图们江水源之长白山上树立界碑，规定西以鸭绿江、东以图们江为两国国境。因图们江中有江通滩，地面不及二千亩，因地居江间，四面环水，故以“间岛”呼之。此岛向属吉林，惟皇室以长白山一带为发祥之地，不许人民移居，因之吉林东部所在人烟稀少，间岛愈形荒僻。同治间，朝鲜钟城岁饥，其民多渡图们江移居间岛，按年纳地租于我国光霁峪经历署。光绪初年，朝鲜人忽请免纳地租，政府以主权攸关，令朝鲜人退出间岛，不果，乃置延吉�F以治之，间岛仍准朝鲜人民居住，按纳地租。 　　日俄战后，日本伊藤统监命斋藤中佐率兵据之。政府与日使交涉，日使谓光霁峪以东为东间岛，和龙峪一带为西间岛，系两国未定之界。且谓长白山上界碑载土门江为界，朝鲜人称海兰河为“土门河”，图们江系豆满江，非“土门江”，中、韩国境实为海兰河。中国以“土门”、“豆满”、“图们”均系一音之转，图们江北岸界碑矻立，凿凿可据。且光绪十三年，朝鲜王致北洋大臣书，声明鸭绿江、豆满江为两国境界，是豆满江即土门江无疑，执不许。至是，日使伊集院彦吉与外务部尚书梁敦彦重提旧案，缔间岛条约：一，中、日两国协约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境，其江源地方以界碑为起点，依石乙水为界；二，中国准外国人居住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等处贸易，日本于此等地方得设置领事馆；三，中国准韩国人民在图们江北之垦地居住；四，图们江垦地之韩人，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及裁判，中国官吏于此等韩人与中国人 一律待遇，所有纳税及其他一切行政上处分，亦同于中国人；五，韩人诉讼事件，由中国官吏按中国法律秉公办理，日本领事或委员可任便到堂听审，惟人命重案，则须先行知日领事到堂，如中国有不按法律判断之处，日领事可请覆审；六，图们江杂居区域内韩人之财产，中国地方官视同中国人民财产，一律保护，该江沿岸，彼此人民得任便往来，惟无护照公文，不得持械过境；七，中国将吉长铁道延长至延吉南边界，与朝鲜会宁铁道联络，一切办理与吉长铁道同；八，本协约调印后，日本统监府派出所及文武人员于两月内完全撤退。是约既成，政府以吴禄贞为延吉边务大臣。 　　嗣议五案协约，即新法铁道，营口支线，抚顺、烟台炭矿，安奉铁道沿线及南满铁道幹路沿线之矿务是也。新法铁道者，新民屯至法库门之铁道，政府欲借英款筑造此路，以分南满铁道之势力，日本谓系南满铁道竞争线，极力抗议。营口支线者，光绪二十五年东清铁道会社规定筑造旅顺、哈尔滨间之铁道，得设营口支线，以运送材料，俟铁道落成后拆去。日俄战争后，南满铁道归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拆此支线，日本不允。抚顺炭矿，距奉天城东六十里，日公使以此地炭矿为东清铁道附属品，利权应归日本。政府以炭山在东清铁道三十里外，不认为附属财产，日使不允；并烟台炭矿均成悬案。因安奉铁道交涉，定约如下：一，中国如筑新法铁道时，当先与日本商议；二，中国允日本营口支路，俟南满铁道期限满，同时交还，并允将该支线延长至营口新市街；三，中国承认日本有开采抚顺、烟台两处炭矿之权，日本承认该两处开采之煤斤纳税与中国，惟税率应按照中国他处最轻煤税之例，另行协定，其矿界及一切章程，亦另委员定之；四， 安奉铁道沿线及南满洲铁道幹路沿线之矿务，除抚顺、烟台外，应按照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督抚与奉天日本总领事议定之大纲，归中、日合办；五，京奉铁道沿长至奉天城根一节，日本无异议。自此南满洲大势遂一变矣。 　　吉长、新奉两路借款细目，旋亦议定。其后锦齐铁道、渤海渔权与领海、鸭绿江架桥、南满铁道附属电线、收买日本辽东方面军用电线及旅顺芝罘间海底电线诸交涉，次第起焉。锦齐铁道者，即自锦州经洮南至齐齐哈尔之铁道也。日本原允中国自修，惟要求昌图洮南间之铁道归日本筑造。及满洲诸协约成，英、美争锦齐铁道借款，迭与中国交涉，事皆中阻。渤海渔业与领海交涉，自光绪三十二年，中国课关东渔业团渔税，迭经日本领事要求住关东之日本人有满洲沿岸渔业权，日本渔团因避税，全出距海岸三海里外海面。东督锡良通告日本领事，谓三海里外之海面系中国领海，应准中国渔业规则课税。日本领事以三海里外为公海，反抗之。鸭绿江驾桥，联络满、韩，议定依安奉铁道契约，十五年后卖还中国。南满铁道附属电线，原中国所设，日本占有之，后取供公用，中国抗争无效。又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南满洲所设军用电线，战局终，应归中国收买，日本初起反抗，后始归中国收买。旅顺芝罘之海底电线，系俄国布设，战时皆断绝。 　　至此，日本要求依该海底电线直通芝罘之日本电线局，为中国所拒。卒以距芝罘海岸七里半以内之一部归中国，馀尽属诸日本。其后复有日俄协约之议，于是东三省大势又一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