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惔与刘恢泉重行/作
刘惔为永和名士之首，风流恬畅，清言冠世，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以此而言，则为一风流名士而已。然而在风流名士的身份后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什么呢？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
一、沛国刘惔与永和之政
刘惔，字真长，沛国萧人，汉室之裔，历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故世称刘尹，为会稽王司马昱所信重，年三十六而卒。其人生卒年史书未载，但活跃于晋穆帝永和中（345－356）、约逝于永和四至五年间则无可疑。[1]《晋书》卷七五《刘惔传》极简略，反而是《世说新语》各篇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刘惔的资料。本文也主要以《世说》为依据来讨论刘惔的生平。
在研究刘惔生平之前，我们先把目光转到东晋穆帝朝的政局上来。穆帝朝尤其是永和年间，是东晋一朝比较安定的时期，永和十二年里，内外门阀士族相维相制，北方后赵浸衰以至分裂，无力南图，因而形成了“中外无事十有余年”（《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的大环境，因而名士风流、清言隽永，就成了永和之政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主要主持朝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和扬州刺史殷浩，都以能清言著称；而司马昱最为信重的“入室之宾”刘惔与王濛，更是一代名士之宗。
然而，在永和年间的安定环境下，隐藏着不安定的因素。自咸康末年王导庾亮相继而卒后，一直是王导外甥庐江何充与庾亮弟冰夹辅王室，而冰弟翼镇荆州，既互相合作、又彼此抗衡，然而穆帝即位两月之后庾冰即卒，次年庾翼卒，再次年何充卒。此数人去世后，元老名臣所余无几，而王庾二族亦无足以继承世业的子弟，不得已之下，何充于庾翼卒后调整朝局，以桓温代庾翼镇荆州，与先已镇徐州的皇太后父褚裒分居上下游要镇，而于中枢提拔夙负盛名的名士殷浩。何充曾自言：“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一个内外相维的安定局面。然而，不久何充即去世，代之辅政的是元帝幼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继承了何充留下的格局，但是与何充略有不同的是，来自上游桓温的压力此时已经比较明显，故司马昱要倚任殷浩甚至褚裒来对抗桓温。然永和人物论雄才大略实无过于桓温者，殷、褚清名甚盛，但均无实际才干，司马昱本人被谢安评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2]，亦可知其政治才华何如。随着桓温实力增加与威望上升，中枢诸人迟早将无力与之对抗，这是何充甚至司马昱都没有想到的。因而永和一朝的政局，于安定中寓危机，于风雅中寓凶险，虽不见刀光剑影，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而本文的主人公刘惔，就是活跃于这样一个时代。二、名士之宗刘惔
刘惔为永和名士之首，长于清言，但于学理并无太多成就，也并无长篇大论的玄学著作，永和一朝名士大抵如田余庆先生所言：“他们一般的特点是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虽然鸿篇巨著不多，但一语惊人，便成名誉。”[3]刘惔的身上自然也具备这样的特点，他交游广泛，嗜谈玄理，从老一辈的王导、支遁、蔡谟、何充，到同辈的王濛、桓温、殷浩、谢尚、许询、谢安等人，都与之有所交往，而且多有挥麈谈玄的记录，足称一代玄宗。而由于其身居高位，又为会稽王昱上客，兼与各方势力均有交游，其人较之其他名士（如许询、阮裕、高柔）必然更多的参与政治，而非仅是世人所习知的风流首望。然而，《晋书》本传中的刘惔形象却十分空洞，鲜见德言，且无政绩。为何名高当世的刘惔在正史中表现得如此无力呢？我们还是先以《世说新语》和《晋书》中可见的刘惔事迹为根据，来分析他的交游圈，并由此入手重塑他的形象。
永和年间与刘惔并称的，是太原王濛。王刘不仅并为会稽王上宾，皆长于清谈，而且交谊深厚。《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王长史病笃”条云：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纳棺中，因恸绝。
同条刘孝标注引《王濛别传》云：
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
从现有史料看，王刘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纯粹的友情，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在内。或者可以这样说，此二人虽居清职，不关要任，他们的交往可以保持在单纯玄言酬对的层次。与刘惔交往形式类于王濛的，还有许询，许辟司徒掾不就，出入京邑，与当时名士周旋酬答，亦与刘惔至交。但在刘惔的交游圈内，刘王、刘许交情这一类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如与桓温、殷浩以至会稽王昱的交往那样，带有或浓或淡的政治色彩。
刘惔与桓温的关系，相对与王濛的交往来说要复杂得多，二人少年友善，又是连襟[4]，按常理说，应该关系极为友好，但实情远非如此。在玄学修养方面，刘惔自视为第一流[5]，桓温则学无根柢，自然不可能成为刘惔日常谈论的同伴；在政治才能方面，刘惔倒是极为推重桓温，《晋书》卷九八《桓温传》载刘惔语云：
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桓温少年时并无名望，庾翼荐温于明帝，愿明帝“勿以常婿蓄之”就是明证，而刘惔彼时就已重其如此，可知两人相交之深。然而，庾翼卒后，何充将转桓温为荆州时，刘惔却又极力反对，《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小庾临终”条云：
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园客（按，爰之小字园客）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云：“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
又《晋书》卷七五《刘惔传》云：
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为荆州，惔言于帝（按，指会稽王昱，后为简文帝，故称）曰：“温不可使居形胜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帝自镇上流，而己为军司，帝不纳。又请自行，复不听。
按史称刘惔知桓温有“不臣之迹”，应不至如此，否则曾亲见王敦以上游之势凌践皇室的何充岂会容其西上？或许是后代作史者鉴于桓温晚节之跋扈、以及刘惔对他始终戒备的态度而作此论，但刘惔对桓温的观感由是可知。然而刘惔请抑桓温而以己为代，也并非只为政治安定，不顾军国之要，更非仅出于争名夺利，详见后论。
桓温出镇荆州，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庾氏势力。庾氏自成帝咸和九年陶侃卒后即得荆州，至永和元年已历十一载，经营既久，根深蒂固。晋世荆州刺史例带都督诸军事号，所统兵力，除都督府兵、南蛮校尉府兵及诸州郡兵外，尚有另两支特殊军队，一为驻守襄阳或其附近的边将，多带梁州刺史或南中郎将、都督（或监、督，下同）梁州或沔中军事；一为郡治夏口的江夏相，通常带督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庾亮、庾翼兄弟初领荆州时，梁州刺史本是出身流民帅、久镇襄阳的桓宣，庾翼通过北伐将其排挤出襄阳，并借桓宣在北伐中失败之由解除其兵权，甚至夺取了本以桓宣部曲立郡的义成郡[6]，交给长子庾方之。桓温到荆州后，不仅要夺取时镇夏口的庾翼次子庾爰之所部（实即原庾翼所领），还必须剥夺庾方之手中的义成郡，将久经战阵的沔中诸军掌握在手中，才能高枕无忧。据《晋书》卷七三《庾翼传》，代庾方之为义成太守、以征虏将军监沔中军事的，正是刘惔。
桓温为何携极力反对自己出任荆州的刘惔至镇，并处以沔中要地，现在已无可考知。一种可能是桓温犹念昔日情好，就像任谢奕以司马一样，虽然谢奕恃旧不虔、蓬首纵酒、不理机务，桓温仍以旧交容之；另一种可能，就是桓温确实切需刘惔压制沔中，如任袁乔以江夏相督三郡军事之比。两种可能中，我比较倾向于后者，然而无论是哪种可能，在刘惔镇沔中的时期，从史料中仍然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复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桓大司马乘雪欲猎”条云：
桓大司马（温）乘雪欲猎，先过王[7]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
同条刘孝标注引《语林》曰：
宣武（按，温封南郡公，谥宣武）征还[8]，刘尹数十里迎之。桓都不语，直云：“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答曰：“晋德灵长，功岂在尔？”
桓温自徐州征还，刘惔远迎数十里；桓温镇荆州后出猎，仍然先过刘惔；刘惔呼桓为“老贼”，更非寻常僚属甚至亲友所宜称，可见二人私交依然密切。然而上引二人互相嘲谑之词中却暗藏玄机。桓温谓刘惔能“垂长衣，谈清言”是赖于桓之事功，刘惔则以“晋德灵长”为言，于自我解嘲之外，似亦有警告桓温之意。二人不废交情而政治对立，可以说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奇异现象。
会稽王仗以对抗桓温荆州势力的，是名士殷浩，殷浩少年不就征辟，而长于清谈，故名高当世，时人拟之管葛。刘惔与殷浩的关系原本也是相当好的，两人不仅是谈论之友，在政治上也都属于会稽王一派，《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很多刘殷诸人相聚清谈的轶事。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八》“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条云：
王仲祖（濛）、刘真长造殷中军（浩）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按，浩字渊源）。”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可见刘惔对殷浩的谈论很是赞赏。又同书《识鉴第七》“王仲祖、谢仁祖、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条云：
王仲祖、谢仁祖（尚）、刘真长俱至丹阳墓所省殷扬州（浩），殊有确然之志。既反，王谢相谓曰：“渊源不起，当如苍生何？”深为忧叹。刘曰：“卿诸人真忧渊源不起邪？”
按王刘殷谢既以清谈相尚，又同为会稽王所敬待甚至倚仗，此时殷浩尚未表现出仕进之志，声望极高，与谢安坚卧东山以养名望走的是同一条路。王谢见殷浩坚决不仕，忧及社稷，刘惔却认定殷浩必将出山，可见其对殷浩了解颇深。然而殷浩手握中枢大权后，与刘惔关系却有所恶化。如《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谢镇西书与殷扬州”条云：
谢镇西（尚）书与殷扬州，为真长求会稽，殷答曰：“真长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常谓使君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邪？”
刘惔性峭拔，见同书《赏誉第八》“谢车骑问谢公”条：
谢车骑（玄）问谢公（安）：“真长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见耳。阿见子敬（按，王献之字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同条注曰：
推此言意，则安以玄不见真长，故不重耳。见子敬尚重之，况真长乎？
可知刘惔虽崖岸自高，允为一代名士，殷浩讥以“标同伐异，侠之大者”，又嘲谢尚以“降阶为甚，乃复为之驱驰”，非公平之论，故后人以入《轻诋》。又同书《文学第四》“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条云：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按“馨”字晋宋人常用为形容词或副词语尾，如今“般、样”之义，“尔馨”犹言“如此、这种”。刘惔盖鄙殷浩，故谓之。由此似亦可见二人内实不协。殷刘之间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今已不可知，以理揆之，或与二人政治理念有关。《世说新语·政事第三》“殷浩始作扬州”条云：
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襥。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按殷浩为政严刻，自其以元老蔡谟不肯拜司徒而奏推之、几置之于死地之事可知。刘惔在郡以镇静信诚为主、风尘[9]不能移，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类于王导“宽小过，总大纲”的方针。殷刘政治理念格格不入，而交谊竟也由此而败，或由刘尹峭拔、而殷浩严急之故。
另一个与刘惔关系深厚的政治人物，是会稽王司马昱。司马昱是元帝之子、穆帝叔祖，何充亡后，褚裒征入，有入相之望。《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何骠骑亡后”条云：
何骠骑（充）亡后，征褚公（裒）入。既至石头，王长史、刘尹同诣褚，褚曰：“真长，何以处我？”真长顾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视王，王曰：“国自有周公（按指会稽王昱）。”
刘惔虽使褚裒问王濛，实际二人既然同行，其意相同可想而知。又当时主张由会稽王辅政的，不止王刘二人。上引同条注云：
《晋阳秋》曰：“充之卒，议者谓太后父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书刘遐劝裒曰：‘会稽王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长史王胡之亦劝归藩，于是固辞归京。”
由此可知，王刘二人代表的是当时朝士推戴会稽王的潮流，并非个人之举，且由《晋书》卷八《穆帝纪》可知，会稽王昱在前一年已经录尚书六条事，实际上成为何充之副，参掌朝权。因此褚裒以皇太后之父、老一代名士、徐兖二州刺史的三重身份，仍然不得不还镇京口，让权与会稽王。
虽然大势如此，但作为实际劝说褚裒的人选，王刘二人仍可以说为会稽王尽了很大力量。然而会稽王执政后，二人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却并不大。《世说新语·品藻第九》“王长史求东阳”条云：
王长史求东阳，抚军（按即会稽王昱，时官抚军大将军）不用。后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于此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真痴。”
按王濛求东阳，非如当时一般官员以聚敛不足或家贫而求补郡县，实有为治之意，见同书《政事第三》“山遐去东阳”条：
山遐去东阳，王长史就简文索东阳，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静致治。”
山遐为政刚猛，摧抑豪强，当时以为“政虽不伦，公强官长也”。王濛言山遐政猛，己若往东阳，以宽厚为政，可致大治。王濛之请，会稽王许之亦可，不许亦可，孰知初既不许，待其将亡又用之以释憾，徒存虚名，无补实际，反觉可笑。又刘惔前一年曾劝会稽王自镇荆州而不获许，当时荆州庾翼初丧，若以宽厚无为的会稽王自身出镇，而用刘惔为军司辅之，虽然仍难免与中枢龃龉，亦难以北伐成功，却可避免桓温觊觎晋鼎之举，并可因此免去上下游争相北伐捞取政治资本带来的实力损耗，成汉衰弱腐朽，亦未必非桓温不能平定。与桓温镇荆州后连年北伐中原借以威慑中枢的做法相比，于东晋王朝孰为更加有利还难说得很。会稽王轻易放弃了这一机会，而以野心勃勃的桓温西上，其才力又不足制约西陕，最终造成“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可见会稽王对刘惔的意见亦不重视。以此三条对读，可知会稽王不过以王刘为清谈宾友而已，在政治上实际并不采纳二人意见。而会稽王在中枢所倚任的名士殷浩，如上文所言又为政严急，不允众心。殷浩欲杀蔡谟，其素倚以为助的徐兖二州刺史荀羡声言：“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言下已有决裂之意[10]，他人可知。仅以此数条而论，谢安以会稽王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就可说实是的评；而刘惔在会稽王主导的中央政权中无所作为，也就不足为怪了。三、有盛誉无事迹的刘恢
与刘惔约略同时的沛国刘氏人物，还有一个刘恢。刘恢事迹不见于《晋书》，而仅存于《世说新语》的两章短文之中。其一，《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云：
庾稚恭（翼）与桓温书，称：“刘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义怀通乐既佳，且足作友，正实良器，推此与君同济艰不（按同“否”）者也。”
同条注云：
宋明帝《文章志》云：“刘恢字道生，沛国人。识局明济，有文武才。王濛每称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
另条见同书《排调第二十五》“袁羊尝诣刘恢”条：
袁羊（按，袁乔小字羊）尝诣刘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诗调之曰：“角枕粲文茵，锦衾烂长筵。”刘尚晋明帝女，主见诗不平，曰：“袁羊，古之遗狂！”
同条注云：
《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
按自上引两条《世说》及其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信息：
1、刘恢受庾翼赏识，从庾翼对他工作态度和才能的评价看，可能担任了庾翼的僚属。
2、王濛对刘恢评价很高，认为他长于玄理，又是方镇佳选。宋明帝也称其“识局明济，有文武才”。
3、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
4、刘恢与袁乔交情甚好。
5、刘恢尚庐陵长公主，是晋明帝女婿。
根据这数条，我们可以再作出一点推论：刘恢与庾翼关系密切，任庾翼僚属，又是晋明帝女婿，为庾氏甥婿，桓温连襟。这样一来，庾翼写信给桓温时提到刘恢，很可能不是向桓温介绍自己新发现的人才，而是与他谈论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人的工作表现，同时对此人作出全面性评价。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从书信文句和情理两方面推断，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奇怪了。一个同时受到庾翼、王濛赏识的文武全才，又与名士首望刘惔同族，还联姻帝室，与桓温不但是连襟而且熟稔。这样的人物实在不该停留在车骑司马这个或可谓之要任、却不能独当一面的位置，即使不幸终于此职，以东晋南朝人好作家传的习惯，也不该没有一篇《别传》记录其生前事迹，反而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时，只能以晚出的宋明帝《文章志》为据来叙述其生平，而且即使《文章志》也只能对刘恢作出简括的评价，说得直白一些，便是无事实可纪。既无事实可纪，何来如是高名？况且，《晋书》称刘惔尚明帝女庐陵公主，以晋室之重礼法，公主就算改嫁，也无嫁与前夫同族之理。这又是怎么回事？四、刘恢＝刘惔？
在以上的探索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载于《世说新语》且有高名的刘恢形象越来越难以成立。既然已经以假设打破了《世说新语》记载的刘恢形象，而且感觉还能自圆其说，那么是不是可以继续大胆假设下去呢？只要最终可以证实假设成立就万事大吉了。我的假设就是：有高名而无事迹的刘恢和风流名士刘惔根本就是一个人，两人形象之所以会分化，原因在于名字的误写，而且从刘宋一直误到现代，甚至连刘孝标这样广读群书的注家都没能注意到这一点。
事实上，清人吴仕鉴在《晋书斠注》中已经指出了此点，而近人余嘉锡先生进一步发挥此说，详载于《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下《赏誉第八下》“庾稚恭与桓温书”条笺疏，其论云：
《晋书·刘惔传》曰：“字真长，沛国相人也。”吴仕鉴《斠注》曰：“《世说》《德行篇》注引《刘尹别传》作沛国萧人。又赏誉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刘恢字道生，沛国人。’案本传云：迁丹阳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阳尹刘恢集二卷，亡。’本传云：‘年三十六。’《世说》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刘恢皆为刘惔之讹。惟一字真长，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两字欤？”
嘉锡案：刘惔传云：“尚明帝女庐陵公主。”而本书《排调篇》“袁羊尝诣刘恢”条云：“刘尚晋明帝女。”注引《晋阳秋》曰：“恢尚庐陵长公主，名南弟。”益可证其为一人。《佚存丛书》本《蒙求》“刘恢倾酿”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说》曰：“刘恢字真长，为丹阳尹，常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案此事见本篇，作“刘尹云，见何次道”云云。而《蒙求》以为真长名恢，亦可为古本《世说》恢、惔互出之证。然孝标注书，于一人仕履，例不重叙。真长始末已见《德行篇》“刘尹在郡”条下。而于此又别引《文章志》，则亦未悟其为一人也。本书《言语篇》云：“竺道潜在简文座，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作“沛国刘恢嘲之”云云。《刘惔传》不云“为车骑司马，赠前将军”，此可以补史阙。
嘉锡又案：《魏志·管辂传》引《晋诸公赞》曰：“刘邠位至太子仆。子粹，字纯嘏，侍中。次宏，字终嘏，太常。次汉，字仲嘏，光禄大夫。宏子耽，晋陵内史。耽子恢，字真长，尹丹阳，为中兴名士也。 ”所叙恢祖父名字，与本书《赏誉上》篇“ 洛中雅雅有三嘏”条及《晋书·刘惔传》并合。惟仲嘏之名，《赏誉上》作“漠”、《晋书》作“潢”为异耳。而真长之名，则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为丹阳尹。然则恢之与惔即是一人，无疑也。
余先生此论甚长，但仅以尚主、籍贯及《隋志》、《三国志》裴注记载便断定刘惔必与刘恢为一人，感觉说服力尚有不足。事实上徐震堮先生在《世说新语校笺》中就认为上引“袁羊尝诣刘恢”条中的“刘恢”均为“刘惔”之误，而于“庾稚恭与桓温书”条不言刘恢之名有误，言外之意，刘恢与刘惔是两个人，只是“袁羊尝诣刘恢”一条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各版本都抄录错了而已。又二刘籍贯相同不足以否定二人实为一人，且《隋志》、裴注虽然均有可确定应为“刘惔”而误为“刘恢”者，也不能据此便认为《世说新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要证明二人的同一性，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而考察刘恢的历官赠官，给了我一个机会。
按前引“庾稚恭与桓温书”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宋书》卷四○《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云“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右所定也。”这缺失的两字，一般公认为“晋江”二字，则补全后该句为“……盖晋江右所定也。”也就是说，这是一份西晋官品。而《宋书·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晋官品，并特别指出“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证明刘宋官员品秩是以西晋制度为本的，只有个别新置官员不在西晋官品包含范围内，才采用“品视某官”的方式标记。同时众所周知，刘宋官制直接承袭东晋，因此西晋、东晋、刘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按照这份官品看，车骑司马属于“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官第六品，而前将军则属于“诸征、镇至龙骧将军”的序列，官第三品[11]。魏晋南朝赠官之制，赠官当与生前居官品级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车骑司马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如死于王事之类，是不可能超赠三品将军的，而司马为军府上佐，车骑又是重号，如果身为车骑司马的刘恢战死于外，史书中也应当提及，不可能无声无息。因此我的推断是，车骑司马只是刘恢历官的某个阶段，不是最终任职，其最终任职应当是三品左右的高官。
既然说到车骑司马，我们就看看刘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谁曾任车骑将军。刘恢受庾翼赞赏，被王濛青目，与袁乔友善，可能还是桓温的熟人。庾翼是刘恢上司，暂且不论，其他三人年辈应与刘恢相似。按王濛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见前引；袁乔《晋书》卷八三有传，言平蜀后与桓温分道击破隗文、邓定之叛，寻卒，年三十六[12]；桓温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则当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六年，永和元年时三十四岁。据此，则刘恢也应生活于穆帝朝前后，而其为庾翼所知，出仕应早在成康二帝之时。检《晋书》卷七《成帝、康帝纪》，成帝朝曾任车骑将军者有郗鉴、南顿王司马宗、东海王司马冲，康帝时任车骑将军的只有庾冰。按刘恢如与桓温年辈相近，成帝咸和元年尚是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鉴或南顿王宗的司马；东海王冲任车骑将军在成帝咸和九年（按拜车骑时已十二月，应在公元335年）至咸康五年，当时刘恢大概是二十多岁，依其逝世年龄算来比较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马，庾冰于康帝建元元年加车骑将军，二年卒，计算起来当时刘恢应该是三十出头。但如果三十出头尚为六品官的话，似乎很难在三十六岁做到三品高官，因此本文采刘恢为东海王冲司马的说法。东海王冲于成帝咸康六年迁骠骑将军，八年卒，《文章志》言刘恢为车骑司马，不言转骠骑司马，或未随府而转，而是另任他职，或即出都为庾翼僚属，故庾翼作书与桓温，赞其才略。然自此以后刘恢任职经历即难以考证。
到了这里，我们暂时放下刘恢，回头看一下刘惔的任职经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谓刘惔曾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又《初学记》卷十一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太平御览》卷二二○所引同）：
刘恢，字真长。少清峻。与王濛为中书郎。时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13]
这里“刘恢”显然是“刘惔”之误，则刘惔又曾任中书郎。
按《宋书·百官志》不言司徒长史官品，但言诸公府长史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从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长史司马应不低于第六品。桓温的谋士郗超自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中书侍郎（即中书郎）五品，且于《宋书》所载晋官品中列于五品前列，则可知司徒左长史不低于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长史求为东阳，晋制，郡国守相皆五品，东阳又非大郡，似亦可证明司徒左长史为五品官。依上文推测原理，刘惔为司徒左长史亦当在成康二帝时。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导和琅邪王司马岳二人，康帝时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与他府不同，虽无司徒亦置长史及属僚，盖因其事务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刘惔究竟为何人长史并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间任此职则确定无疑。
在任司徒左长史之后，刘惔任过侍中、丹阳尹，按照《晋书》卷七三《庾翼传》记载，尚曾任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我认为刘惔应是先任侍中，然后以征虏将军出镇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长史直接出镇，原因在于东晋文武换职时尽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励文官任武职，军号相对原官或许会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晋书》卷七九《谢尚传》云：
迁会稽王友，入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
按《宋书·百官志》黄门侍郎第五品，建武将军为“五武”之一，第四品，这大概是由于谢尚“辍黄散以授军旅”、行为值得鼓励的缘故，但也不过提升一级而已。刘惔出镇沔中，所带征虏将军军号在第三品，与侍中同阶，而司徒左长史据前推测应在第五品，一个五品官员骤以三品将军出居要地，未免资望太轻[14]。然而，如果刘惔之前经历过侍中一职的话，这一迁升顺序就可以获得解释，因为侍中为清要之任，常在帝侧，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长史迁侍中的记载虽未检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长史迁散骑常侍却见于本传，而晋朝散骑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轻，则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亦无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号出镇沔中，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我主张刘惔的升迁路线是中书郎——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
不过，刘惔的历官也有问题，刘惔尚主后以驸马都尉奉朝请，见《晋书·职官志》，之后历官记载就直接从见于《初学记》所引《晋中兴书》的中书郎开始，可是驸马都尉虽然官第六品，但与中书郎这一要职之间轻重悬异[15]，而中书郎关掌机要，又并非仅凭某个权臣的意愿就可以超越用之的，虽然刘惔声名极隆，也没有自驸马都尉奉朝请直升中书郎的道理。于是在刘惔的历官次序中出现了一个断层。然而，如果把刘惔与刘恢的历官结合起来看，就完全可以解释了。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这个位置正好与驸马都尉同是第六品，而且车骑司马为重号将军军府僚属，以此而言则不为轻；东海王冲为帝叔，位尊而无实权，以此而言亦不为重，正处季孟之间，刘惔自驸马都尉迁升车骑司马，其位稍重，于理可通。以年龄计之，刘任车骑司马应在其二十余岁时，也可证明此点[16]。其解车骑司马后出都为庾翼僚属，深得庾翼好评，而不久还为中书郎，又是自六品晋至五品，似乎可以认为是受到庾翼赏识的结果。之后刘历迁司徒左长史、侍中、征虏将军义成太守监沔中军事、丹阳尹，终于丹阳尹任上，而丹阳尹正是三品官，与所赠前将军品级严密契合。这才是我认为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刘恢与王濛、袁乔、桓温等人相友善，袁乔姑且不论，王、桓也都是刘惔的好友。按理说，刘恢与刘惔同为沛国刘氏子弟，年龄相近，交友亦相类，又皆能玄言，理当关系密切，但《世说新语》中却不见他与刘惔来往的任何记载。又王濛为会稽王上客，与刘惔一样交游广泛，他对刘恢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刘氏声誉必然盛极一时，但竟也找不到刘恢与其他名士交往的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样的奇怪现象，只能从二刘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释。
说到这里，大概还有两点疑问没能廓清。一是刘惔字真长，人所共知，而刘恢则字道生。二是刘惔在郡以无为为治，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刘恢号称有文武才，为蕃屏高选，两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然而这两点都可以解释。
史言刘恢字道生，与刘惔字真长不同，吴仕鉴认为是一人两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道生”或是小字，晋人称人小字已成风习，无论称人者还是被称者均不以为轻贱。“道生”者，是因天师道而得生之意。刘惔本籍沛国，过江居京口，沛国属徐州，而当时青徐二州滨海地带士庶多有奉天师道者，此风流布，濡染内地亦所难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则刘惔家奉道也不足为奇，长辈给子孙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当然。
至于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之评，实际上与王导晚年所谓“世谓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之意相同，其为政方针仍是东晋开国以来王导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种方针的特点是“宽小过，总大纲”，以和靖致治。以此为政虽未免宽纵豪右，但于内部矛盾重重的东晋王朝而言，却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刘惔为郡以镇静信诚为治，风尘所不能移，已见前引，当是深得王导政崇简易的精髓，实际上与桓温“全欲德被江汉，耻以威刑率物”的方针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能以刘惔在郡无为即认为其是空谈之士。
能表现刘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镇静为政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镇沔中。此事现在已无直接记载，但从桓温以刘惔镇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后情形，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于康帝建元元年进屯襄阳，排挤桓宣，次年桓宣发愤而卒，庾翼遂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桓宣所部，同时留司马应诞镇襄阳，命参军司马勋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对沔中地区形成严密控制。这种严密的布置，当然主要是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荆州易手之际，却也给必须控制汉沔要地的桓温出了难题。司马勋身在西城，距襄阳略远，又是晚渡荒人，于庾氏不甚亲密，尚可通过拉拢方式解决，但庾方之作为剥夺权力的主要目标，应诞以庾翼司马出镇新得之地襄阳，可想而知是庾氏亲信将领，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必然造成动乱，甚至会威胁到桓温对整个荆州都督区的控制。桓温敢于在如此时期将刘惔放在这个位置上，想必是对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刘惔到沔中后的行事虽不见诸史传，但想必是以极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势，在没有伤及沔中元气的情况下解决了庾氏势力。否则次年桓温伐蜀，恐怕也轮不到刘惔后任、以江夏相监沔中诸戍并督三郡军事的袁乔担任先锋。当然，田余庆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争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17]但即使刘惔夺取沔中之事也属于田先生所论述的情况之列，也无损于对其人能力的估计，毕竟这种棘手问题即使武力解决也有相当难度。刘惔在解决沔中问题中的表现，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选”的评价，与庾翼的评论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记载亦能契合。
刘惔另一可为人称道的，是其出色的远见。除料桓温得荆州则不可复制以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桓公将伐蜀”条云：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辄行，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刘惔之言。
把以上几点合起来，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说法想必变得甚为可信了吧。此时门阀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见于正史的即有袁乔、谢尚、王恬、荀羡等人，因此刘惔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但能清谈也不足为奇。
刘惔在沔中的时间不长，永和元年八月桓温西上，以刘惔镇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会稽王辅政，三月殷浩拜扬州，参前王刘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语，则刘惔当是在何充逝后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还，其后代刘惔监沔中诸戍的是江夏相袁乔。按袁乔自徐州随桓温至荆州，初任安西咨议参军、长沙相，未到职，后乃继刘惔镇沔中，因此我有些怀疑前引“袁羊尝诣刘恢（惔）”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襄阳，然而并无根据，只得付之阙如。五、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过程，我们终于得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刘惔并非千年以来史家所公认的清谈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本文的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自信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注释
[1]刘惔与桓温少年相友善，而同为晋明帝之婿，可以认为两人年龄相近。刘谓桓为“老贼”，则刘当略少于桓。桓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卒于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年），出任荆州刺史在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时年三十四岁，其三十六岁当是穆帝永和三年。刘惔既年略少于桓，卒年不得早于此年。又《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褚太傅南下”条云：
褚太傅（裒）南下，孙长乐（绰）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
可知刘惔先褚裒而卒，褚裒永和五年北伐，败还京口，闻民家哭声，愧而发病卒，时当十二月己酉。则知刘惔之卒不能晚于永和五年末。是刘惔卒年在永和三至五年间。
[2]见《晋书》卷第九《简文帝纪》。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4版，142页。
[4]刘尚庐陵公主，桓尚南康公主，皆晋明帝女。
[5]《世说新语·品藻第九》“桓大司马下都”条云：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问：“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6]《晋书》卷八一《桓宣传》：“侃使宣镇之（襄阳），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义成郡遥属扬州，屡见于史，前辈史家推测或即由本是以淮南人立郡、而淮南地属扬州之故。
[7]田余庆先生认为本条即桓温为荆州、刘惔居沔中时事，王濛当时在京，当由王刘齐名而误羼入，实仅为桓刘二人之间答对，我赞成这个看法。
[8]所谓“宣武征还”，个人认为应指桓温自徐州任征还建康，略早于出镇荆州之时。因桓温自出镇荆州后，一直到太和六年废海西公之前都未再入都，即使任扬州牧，也在赭圻、姑孰遥领，不敢轻入建康。刘惔去世据注[1]应在永和三年到五年间，桓温与刘惔应无法在太和六年之后见面。有观点认为此系桓温出征归来与刘惔问对之言，按桓温出征大胜而归唯有平蜀，而平蜀时刘惔在建康，桓温归后亦未入都，此后征前秦、征前燕，大多先胜后败，成就不大，不当作此豪言，且当桓温北伐中原时，刘惔亦去世多年矣。
[9]风尘，晋宋人语中意为“谣言”。观《世说新语·雅量第六》“有往来者云”条注引《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可知。
[10]荀羡此语，田余庆先生以为系言蔡谟若被害，桓温必当东下。然而桓、蔡本非同党，桓温纵欲利用蔡谟处境打击殷浩，以当时荆州实力也仅能与中央分庭抗礼，实不足以效王敦之举。荀羡时以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地近京师，又握强兵，故我认为此句是荀羡表达自身意愿之语。
[11]《世说新语·识鉴第七》“小庾临终”条注引《陶侃别传》录何充语曰：“丞相未薨，敬豫（王恬字）为四品将军，于今未改。”检《晋书》卷六五《王恬传》，云：
除后将军、魏郡太守，加给事中，领兵镇石头。导薨，去官。俄起为后将军，复镇石头。
则当时前左右后将军为四品，然西晋、刘宋均为三品，则或是《别传》疏忽，或是曾有调整、后又改回原状。
[12]按隗邓之叛在永和三年平蜀后不久，而平定在永和五年，平定者为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无关袁乔或桓温，此或为传言之误，然袁乔去世于永和中则无可疑。
[13]此条承本家大意觉迷殿检示，于此致谢。
[14]五品官出为都督资望太轻，殷仲堪事可为旁证。《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云仲堪出为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振威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世说新语·识鉴第七》“王忱死”条云：
王忱死，西镇未定，朝贵人人有望。时殷仲堪在门下，虽居机要，资名轻小，人情未以方岳相许。晋孝武欲拔亲近腹心，遂以殷为荆州。事定，诏未出，王珣问殷曰：“陕西何故未有处分？”殷曰：“已有人。”王历问公卿，咸云：“非。”王自计才地，必应任己。复问：“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诏出用殷。王语所亲曰：“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按黄门郎亦五品，殷仲堪时人未以方岳相许，则是以其资名不足为方镇，而晋孝武骤拔以西楚之任，破坏了朝廷次序，故王珣谓是国之亡征。监沔中军事者虽未必皆为刺史，但襄阳及附近诸郡皆受辖制，少者统五郡，多者统九郡，镇捍北边，实权甚重，亦为方镇之一。故可推知以五品之司徒左长史亦不足作沔中都督。
[15]《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云：
（晋）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
当时元帝镇东府有“百六掾”，名士过江者悉在其中，可知以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奉朝请者何其之多。此官既无员数，又无职掌，则必日趋猥杂，地位亦渐轻。至刘宋，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观此可知此官地位变化。而中书郎地处机要，有起草诏敕之权，驸马都尉奉朝请自难与之相提并论。
[16]荀羡尚主在十五岁，羡于刘惔为同辈而略少，则婚龄当相近，估计刘惔尚主时也不到二十岁，在以驸马都尉奉朝请数年后转任较之权任稍重的车骑司马，亦理所当然。
[1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4版，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