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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时代的贵族之妻：《蜻蛉日记》中身兼服装设计师与缝纫女工双重身份的女性 Sonja Arntzen 多伦多大学名誉教授 藤原显子/译 引言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时装设计师与缝纫女工代表了服装工业产业链的一头一尾。“缝纫女工”通常代表了在工厂里拼命劳动以换取微薄薪水的女性工人形象；而“时装设计师”一词则让人们联想到一位企业家（通常这会是一位男性，偶尔也可能是女性，比如香奈尔），他富有创造性地设计并生产昂贵的服装，而且只为一小众精英服务。虽然“缝纫女工”与“服装设计师”并不能格外切合地反映平安时代的状况，但是笔者仍将用这两个词来概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在服装制作中的地位。在一方面，这些平安时代的贵族之妻从她们的丈夫那里接受被安排的满满的任务、实际参与进制作服装的体力劳动中、却极少得到赞誉；而在一方面，她们也是富有创造力的时尚设计师，她们负责督察那些昂贵的服装的制作过程，并以此为傲，而这些昂贵的服装也对其穿着者的尊严至关重要。某从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女子的宅邸可以被视为一间设计室。正如岩佐美代子[注1]所指出的，在平安、镰仓时代所有的女流日记中，《蜻蛉日记》在服装制作上是着墨最多的[注2]。因此，围绕着“服装设计师”与“缝纫女工”这两个极端，本文将以《蜻蛉日记》为例、并延伸置同时代其他贵族之妻的经历，以阐述平安时代贵族妇女在服装制作上的多重身份。
[注1] 岩佐美代子，鹤见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著有《京極派歌人の研究》、《永福門院－その生と歌－》、《玉葉和歌集全注釈》等。 [注2] 除了《蜻蛉日记》，在以下日记中各发现一处有关服装制作的记录：《紫式部日记》、《弁内侍日记》、《とわずがたり》（自语/后深草院二条日记）、《中务内侍日记》。引自岩佐美代子之《女流日记の服飾表現》。
岩佐认为，《蜻蛉日记》中相对多次提及服装制作这一事实并非代表着作者本身对于缝纫的热爱，却与其作为妻子的这一身份更为相关。为丈夫制作衣服，是平安时代身为妻子为这段婚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平安时代的物语小说、历史记录、个人自传中，频繁出现对于服装的描写，同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发现男性服饰不但与女性服饰一样经常被提及、更与其穿着者的地位紧密相关。一位贵族男子需要大量精美的服饰，要么穿在自己身上、要么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以引起他人的注意。而在这件事上，他主要倚赖他的妻子——在更常见的情况下是妻子们——通过缝纫来提供这些手工衣物。由于《蜻蛉日记》是唯一一本由“住在家中”的妻子、而非出仕宫廷的妻子所写出的日记，所以很自然地，在《蜻蛉日记》作者的婚姻中，缝纫占据了生活中很大的比例。
服装制作中的共同劳动
当提及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服装制作时，我们很自然会假设这位女性在制衣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帮手。考虑到在平安时代，衣料——不论是丝绸还是其它织物——的数量是按照贵族们的等级高低分配的，因此可以推测出当时贵族宅邸里的制衣过程并不是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纱、织布开始的。然而，在给布料染色以及为衣袍刺绣装饰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大量人手。在《蜻蛉日记》中，有两处不仅提到制衣过程中的助手们，也提到了她们与女主人之间的互动。更为有趣的是，这两处都显示出了制衣过程中的合作意味。
其中第一处描写出自《蜻蛉日记》的第一卷。事情发生在作者婚姻的初期。就在作者生下一个男孩之后不久（事实上，这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而我们所知道的作者之名“道纲之母”就是来源于这个孩子的名字），她的丈夫开始追求一位被称为“町小路的女人”的女性。而这段描写则发生在町小路的女人也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此时作者对町小路的女人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因此在她的丈夫兼家派人送来了制衣的要求时感到格外沮丧，而在她写下的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甚至表达出了一种敌意。在这一段文字中，道纲之母描写了她自己的心情，以及她是怎样做出违抗丈夫要求的决定的。
“七月になりて、相撲のころ、古き新しきと一くだりづつひき包みて、「これせさせ給へ」とてはあるものか。見るに目くるるここちぞする。古代のひとは、「あないとほし。かしこにはえつかうまつらずこそはあらめ。」なま心ある人などさし集まりて、「すずろはしや、えせで、わろからむをだにこそ聞かめ。」などさだめて、返しやりつるもしるく、ここかしこになむもてちりてすると聞く。かしこにもいと情けなしかやあらむ、廿よ日おとづれもなし。”
“七月，相扑节会前后，那一位将新衣、旧衣分别各包一包送来，说‘请你缝制’。天下竟会有这样的事！看着衣物心里生气，不由得一阵眼花目眩。家里上了年纪的人说：‘真可怜，他那边的女人不给他缝么？’侍女说：‘那边都是些不成事的人，只会胡闹。我们不给他们缝吧，肯定又要讲我们的坏话。随她讲去。’于是横下了心。把需要缝制的衣物原样不动地退了回去。不出所料，听说后来还是分送往各处请人缝制的。那一位大概觉得我太薄情了吧，二十多天没传来音信。” （《蜻蛉日记》第一卷：九、町小路的女人，得兼家的宠爱，得一男儿）
在这里很有趣的一点是，不论新衣服还是旧衣服都被用来制作服装。这证明了服装本身在平安时代是非常珍贵的，衣袍的循环利用十分普遍。然而，从这段文字中显出了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作者的母亲和侍女们在对谈中扮演了主动的角色，并且最终导致作者拒绝了她的丈夫的要求，这是一种相当的大胆且鲁莽的行为。作者的母亲，在她的话语中对其想象中兼家面临的艰难处境表达了溢于言表的同情。她认为，那边——也就是町小路的女人的宅邸里——肯定只是没有足够多训练有素的人手来缝制衣物。因此她虽然对那个女人表示了不满，但却并未流露出由于兼家的无知无感所带来的委屈与懊恼。而那些年纪可能与作者差不多大的侍女们，她们还没有学会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舌头，因此毫无顾忌地倾泻出了愤怒之情。就像她们的女主人一样，她们也感到自己被羞辱了。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便是道纲之母的代言人。从侍女们的几句话中，我们同时也能看出在缝制衣袍中的共同协作，以及这些女子对于缝纫工作所抱持的自傲与所有权的心情。
制衣过程中的共同协作本质在《蜻蛉日记》的第三卷中也有所体现。此时，也就是大约十七年之后，作者又一次与侍女们商讨起是否该接受兼家看起来似乎不是很合适的制衣要求。此时兼家对作者已经逐渐疏于访问，而作者对于兼家的期盼之情也已减少了许多。同时，作者觉得只让一位使者口述制衣的要求、没有送来一封亲笔信，实在是太无礼了。
“つごもりにまた、「『これして』となむ」とて、果たしては文だにもなうてぞ、下襲ある。いかにせましと思ひやすらひて、これかれに言ひ合はすれば、「なほ、このたびばかりこころみにせよ。いと忌みたるやうにのみあれば」など、さだむることありて、とどめて、ついたちの日、大夫に持たせてものしたれば、「『いと清らなり』となむありつる」とてやみぬ。”
“回想九月末的时候，那一位曾送来了一条裤子，只捎了一句口信‘把这个缝上’，连封亲笔信都没有。我犹豫着给不给他做，和侍女们商量，侍女们说：‘这一次给老爷做了吧。看看老爷那边有什么反应。如果拒绝的话，老爷会认为夫人讨厌他。’于是，把裤子留下，很快就做完了。十月一日，由儿子道纲专程送去。那一位让儿子带回口信：‘做得很漂亮啊。’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信了。” （《蜻蛉日记》第三卷：十六、岁暮，梦断情路）
很有可能这些侍女与多年前的侍女们正是同一批人，笔者也将以此为前提分析这些侍女们的建议。令人动容的一点是，这些侍女们已经不再头脑发热，即使制衣的要求是以非常无礼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的，她们仍然倾向于顺从。她们告诫女主人不要表现出“讨厌”之意。毕竟她们自身的荣华是与她们的女主人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的。在同时期的小说中，有大量关于贵族男子的男性侍从与贵族之妻的侍女之间存在着关系亲密的例证。例如在《落窪物语》中，落窪姬与右近少将之间的爱情故事便是与落窪姬的侍女（阿漕）和少将的家臣（带刀）之间的爱情故事平行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这一情节反映出了平安时代的社会习俗。假如在道纲之母的侍女身上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她们必须依靠兼家造访道纲之母才能见到自己的“丈夫”。为了证实以上的猜测，笔者将摘取同样出自第三卷的一段文字[注3]，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描绘了自己宅中某个结霜的清晨。
“今朝も見出だしたれば、屋のうえの霜いと白し。わらはべ、昨夜の姿ながら、「霜くちまじなはむ」とて騒ぐも、いとあはれなり。「あなさむ、ゆき恥づかしき霜かな」と口おほひしつつ、かかる身を頼むべかめる人どものうちきこえごち、ただならずなむおぼえける。”
“今早向外一看，屋檐上一片白霜。女童们身着昨夜的寝装张罗着要做‘霜咒’，样子非常天真。侍女说：‘啊——，好冷。浓霜不亚于小雪啊。’她将袖子遮掩在口上。侍女似乎都以我为生活的依赖，听见她们的絮语，我的心情也难以平静。” （《蜻蛉日记》第二卷：二十六、人生观照，中卷结尾）
[注3]原文此处有误，引用部份出自《蜻蛉日记》第二卷卷末。
上文描写中的女童们并非日记作者的孩子，更有可能是侍女们的孩子。在这些孩子中，有些人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兼家的家臣们。在这里，作者很明显地了解到，自己对于这些侍女以及她们的孩子是负有责任的。笔者认为，之所以作者在是否需要拒绝兼家的制衣要求这件事上与侍女们商量，是由于作者对于兼家本人社会地位的深深在意。在作者与侍女们还年轻的时候，她们还有胆量惹怒兼家，但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同时笔者也认为，以上三段文字都说明了，在靠制作服装维护婚姻的这一层面上，作者与她的侍女们是相互协作倚赖的。
既是艺术、也是应求的服装与诗歌
上文所引用的这些段落都阐述了在平安时代服装制作过程中、“缝纫工作”的共同合作本质。而本文接下来将引用的这一段落不但显现出缝纫工作中的“应求”本质、更延伸到平安时代贵族妻眷制衣工作中的服装设计、即艺术层面之上。这一段文字依旧引自《蜻蛉日记》第三卷，不过在发生时间上要略早于有关作者与她的侍女们商量是否该对兼家无礼的要求作出回应的事件。这段文字所讲述的不是缝衣服，而是在食袋的基础上再缝制一个口袋、以作为礼物送给某个人。
“二十日のほどに、「遠うものする人に取らせむ、この餌袋のうちに袋結びて」とあれば、結ぶほどに、「出で来にたりや。歌を一餌袋いれてたまへ。”
“二十日前后那一位捎话说：‘想要送给去远方旅行的人，请在这个食袋里层再做一个口袋。’正做着呢。又说：‘做好了吧，请在这口袋里放满和歌。’……” （《蜻蛉日记》第三卷：十四、道纲的动静，八幡祭，近处失火）
在第三卷的其他段落里，作者也提到了有关于突如其来的任务[注4]，不过这段文字格外的有趣，因为它暗示着缝纫工作与诗歌的同等地位。而两者皆是艺术品。
[注4]例如作者曾被催促要求改制一件旧官袍。（《蜻蛉日记》第三卷：二、兼家升任为大纳言，风姿优雅）
艺术品与个人意义
笔者在下文中，将通过阐述服装对于妻子-设计师的个人意义来拓宽有关服装的艺术层面的思考。我们接下来将用于分析这段文字同样摘自《蜻蛉日记》第三卷，这段文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作者充满了爱恋地描述了她的丈夫的一套衣服，而其中则有这样一句话：“这正是我亲手染色……”
“さて、ついたち三日のほどに、午時ばかりに見えたり。老いていて恥づかしうなりたるに、いと苦しけれど、いかがはせむ。とばかりありて、「方塞がりたり」とて、わが染めたるともいはじ、にほふばかりの桜襲の綾、文はこぼれぬばかりして、固文の表袴つやつやとして、はるかに追ひちらして帰るを聞きつつ、あな苦し、いみじうもうちとけたりつるかな、など思ひて、なりをうち見れば、いたうしほなえたり、鏡をうち見れば、いと憎げにはあり。”
“二月三日，日间午时前后，那一位来访。我因自己已开始衰老，容姿羞于见人，所以与他相见亦很痛苦。可是，也没有办法。相会片刻，那一位说：‘来你这里方向不顺。’之后便回去了。那一位今天的装束是，樱套色的绫绢正装，这正是我亲手染色；白色织纹的外裤，织纹柔和清楚。听着先行的侍从们远远地喝道之声，看着那一位光彩照人地乘车出门的英姿，心里很难受。我太大意了吧。看看自己身上，衣装皱软，再看看镜子，镜中的自己面目可憎。” （《蜻蛉日记》第三卷：十三、兼家光彩照人、作者自叹衰容）
以上这段文字已经被很多学者深入研究过了，而笔者在这里想在前人的理解之上加入自己的解释。木村正中与伊牟田经久在对《蜻蛉日记》的注释中对于道纲之母关于服装制作部份的提及没有显现出特别的关注，仅着重于对于兼家光彩照人的外表的描写与作者自己黯淡的容颜产生的对比。村井顺在他的著作《蜻蛉日記全氷解》中同样关注于作者对于身处自己这个年龄、在大白天与兼家相会时所产生的羞耻感，而忽视了这样一句话,，“这正是我亲手染色”。直到秋山虔、上村悦子、木村正中合著的《蜻蛉日记注解》中，学者们第一次将注意力转向这句话，并且认为这句话作为一句断言，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作者身为能使得兼家看起来如此光彩照人的“创造者”，自身所感受到的一种酸楚的心情。筱塚纯子并不同意《蜻蛉日记注解》的作者们的看法，事实上，她是第一位从这句话中洞察到一种自傲意味的学者：
“我认为道纲之母非常自傲于自己的染色技巧，同时我也认为，通过这段文字，我们能够窥见道纲之母对于自己身为妻子以及持家者的自豪。另外，我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我们没能看出道纲之母此时隐秘的喜悦之情呢？是她给丈夫的衣服染色，这在她与她眼前的丈夫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
筱塚并未否认道纲之母在看到自己的容貌和丈夫的容貌时心情的痛苦反差，换句话说，道纲之母羞于发现自己的老去。然而，在这段文字中她所展现出来的心情是那样的复杂，并不能单纯只用酸楚之心来概括。
岩佐美代子同意筱塚纯子的观察，并且进一步分析了《蜻蛉日记》第三卷中其他篇章里有关作者看着兼家的背影描写他的衣着的文字。岩佐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道纲之母的视线总是停留在兼家离开之时的背影上。同时，岩佐也特别注意到在这些篇章中，都有“片刻之后”“一会儿之后”这样的关键词。岩佐因此认为，这些篇章都说明即使道纲之母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兼家每次拜访时停留的时间都还是足够长到让两人可以在白日下交欢。因此，在这些文字中，道纲之母既表现出了身为妻子的一种骄傲、又显现出了因为姿容衰老而感到的难堪。同时，岩佐也推测，因为性交时是没有穿衣服的，所以很有可能兼家在每次离开道纲之母的宅邸时，穿的都是她制作的新衣。岩佐因此认为，这正说明了制作服装是妻子的职责，而不是随便哪个临时的情人能够踏入的领地。当兼家穿上新衣时，这种妻子独有的职责同时也增加了道纲之母的自豪感。岩佐在这样的推测上更进一步，她甚至开始猜测当兼家以一身华丽的新衣走出道纲之母的宅邸时，他的侍从们会有怎样的反应。而这些反应都将被道纲之母尽收眼底。与此同时，岩佐并未否认，道纲之母对于自己总是处在“等待中的女人”的地位是感到深深的痛苦的。岩佐承认道纲之母对年华老去的伤痛与恐惧知心的真实性，但她同时也认为“这正是我亲手染色”这少见的句子使得整篇日记在表达感情的多重性上不同寻常。
笔者接下来将就道纲之母的在“这正是我亲手染色”这句话中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进行分析。当我们嘴上说着一件事情、但真正想表达的却是与之相反的意思时，讽刺意味便出现了。在这句话中，道纲之母很明显想要强调是她“亲手”作出了这件漂亮的衣服。笔者在翻译《蜻蛉日记》初稿时，有幸师从于秋山虔先生。至今笔者依旧记得，秋山教授当时认为，道纲之母在《蜻蛉日记》的字里行间一直想表达她的婚姻是多么美满，即使日记中多数内容都与她的怨言有关。秋山教授的这个观点改变了我对于《蜻蛉日记》全文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整本日记所表达出的正是讽刺的意味。理解这种讽刺意味需要读者的心思缜密，这才能使得这样的理解不至于太过牵强。
考虑到道纲之母在服装制作中的“设计师”身份，笔者认为，道纲之母为兼家做的那些衣服其实就代表了她自己的“公共形象”，就像她在庆祝藤原师尹五十大寿时被要求在当作贺礼的特制屏风上写作的那些和歌所代表的形象一样[注5]。就如同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一个人穿上了特别合身的设计师品牌服装时、会从其他人身上得到极大的优越感一样，兼家也从道纲之母为他做的那些衣服中得到了极多益处。事实上，道纲之母因为这些衣服被公众所见、被公众所赞誉而感到骄傲，而她制衣的才能也是联系着她与兼家的纽带。即使在兼家很久不访问她之时，她仍旧在为他做衣服。除了她与兼家所生的儿子道纲，制衣、是联系着他们最久的一根纽带。
[注5]见《蜻蛉日记》第二卷：六、小一条的左大臣五十之贺作屏风歌
最后，作为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笔者还要强调一点。《蜻蛉日记》的文学价值之一，正是由有着“这正是我亲手染色”这句话的段落中所表达出的多重含义所体现的。
结论
《蜻蛉日记》中关于制作服装的描写，作为十分少见的素材，使我们得以了解平安时代家居生活中服装制作所体现的社会层面意义。这些篇章体现出了：
1、丈夫下达制衣指令的方式。 2、在制衣过程中涉及的人数以及她们对于制衣的相关意见。 3、不管是女主人还是侍女们都了解到，制衣这项活动，其完成程度与妻子与丈夫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密切相关。 4、妻子-设计师所制作出来的服装充满了妻子的个人意义。
虽然仅从一本日记中的这么一点相关资料里总结出结论是相当危险的，但是由于这是我们仅有的素材，我们也别无他选；不过我们同时也可以推测，其它大部份平安贵族之妻们的服装制作应该与《蜻蛉日记》中所体现的那些情节有很多相似之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