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三人各自的生平，以便预先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

新井白石名君美，白石其号，生于明历三年（1657），据传出自上野源氏。其祖事迹不祥，只知通称堪解由，没于常陆下妻庄。其父新井正济先是被送至别人家里作养子，后仕于土屋利直门下。母亲坂井千代长于书法、和歌，这使得白石自小便从母亲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子承父业，白石成年后也仕于土屋家，但由于不久之后土屋家发生内乱，且新井父子不见容于新主土屋赖直，因此被剥夺了俸禄，成为了浪人。

众所周知，时至江户中期中下级武士由于生活的贫困而甘愿跑到商人家去做养子的例子已是比比皆是。但白石却非常看重自己的家门与身为武家之荣耀，不愿随波逐流舍弃父祖世代相传的弓矢之道。在失去俸禄的日子里，白石的母亲和妹妹都撒手人寰，老父只得靠陆奥的义兄来赡养，可谓贫困交迫之极。有人劝白石从医，也有人劝白石靠教学童来维持生计，但白石全然不为所动。

有一次，豪商河村瑞贤让自己与白石同窗的儿子转告他，愿将其孙女嫁与白石，并打算提供黄金三千两和宅地用以资助白石成为学问名家，但也被白石婉言谢绝。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为深受“士农工商”等级观念影响的白石是绝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家门的，他甚至还用“负有伤痕之小蛇如果将来长大则其伤痕也必将随其身躯壮大而明显”的比喻来做为自己拒绝这门婚事的理由。从这不难看出，白石的价值观和对理念的执著（或者说是固执）是十分坚定的。

之后的十几年里，白石曾出仕过老中堀田正俊、正仲父子，也曾靠开设私塾度日，最后在老师木下顺庵的举荐下，来到了当时还只是甲藩藩主德川家宣的府上做了侍讲。

白石渊博的才学很快就得到了家宣的赏识，在家宣成为将军世继之后，白石也因之而被拔擢为了幕臣，从而为其日后成为幕府权力中枢的一分子奠定了政治基础。

相较于白石的坎坷仕途，家宣的侧近间部诠房却要显得一帆风顺的多了。诠房生于宽文6年（1666），父亲西田清贞（一作清定）是甲藩藩士。大约凭借着这层关系，诠房自十八岁起就成为了家宣的家臣。在主君得以入主江户城西之丸后，随即叙任为从五位下越前守，从而成为家宣的不二侧近。

诠房固然不比白石学富五车，也不似他的前辈柳泽吉保那样拥有“老中悉出门下”炙手可热的权柄，他所依靠的，便是完美地演绎着一个标准侧用人的职责，即负责上下情传递的任务。赖家宣多年栽培，诠房硬是从一个猿乐师的弟子列位老中次席，领封上野高崎五万石，并在家宣亡故之后，实际上扮演着幕后大御所的角色。

所谓的“新间月联合政权”是不可能缺少主心骨的，而实质上成为这个“后家宣时代的联合政权”主心人物的，便是日后身为大奥一代传奇的月光院夫人。月光院本名喜世、辉子，宝永元年（1704）成为家宣的侧室，之后颇得宠爱，并生下了日后的七代将军家继。由于在与家宣正室天英院熙子、侧室於须免之方等人的长期宫闱竞争中阶段性的胜出，因而最终奠定了“新间月联合政权”的框架。

[1] 即用灰吹法所取之银。银矿一般含银量很低，炼银的技术关键是如何把银富集起来。由于铅和银完全互溶，而且熔点较低，所以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使银分离出来。

[2] 原文为秋元乔朝，乔知乔朝实为一人，此乃日文表记汉字不甚严谨之故。

[3] 即日本东部、西部之俗称。


海舶互市新令

众所周知江户时期日本商品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对外商品的需求有所增长更因为当时日本的贵金属价格远较国外低廉，所以尽管幕府颁布了锁国策、海外贸易也只限于中国、荷兰、朝鲜等极少数国家，然而日本的贵金属仍源源不断的外流。兹任长崎奉行所述自庆安元年（1648）至宝永五年（1708）六十年间，仅长崎一地流入外国之金为239万7600两、银37万4229贯目余。铜的流出量更为惊人，自宽文三年（1663）至宝永四年（1707）间共计流出11亿1449万8700余斤。而白石以长崎奉行提供的数据估算出自庆长以来日本共计外流金货四分之一、银货四分之三。为此白石不无担忧的表示再经百年日本金将失其半、不消百年则无银可用、而铜则到了已经不足岁用的地步。

怎么办？ 加紧限制！

海舶互市新令也名长崎贸易新令， 虽云新令，但仔细说来也不过是旧酒新瓶而已。其实早在贞享年间（1684-1687）幕府为了遏制贵金属的外流，就曾下令限制过海舶互市的规模。当时所定的限额为对华互市银货为6000贯目，对荷互市金货为五万两。而到了元禄元年（1688），更进一步将来日的中国船只限定为70艘。但由于幕府政治的腐败，各级官吏和商人阶层唯恐对外贸易限制过大而纷纷巧立名目的与外国商人进行着私下交易。到元禄11年（1698），仅对华贸易限定的数目就被迫增至船只80艘，且除定额的银6000贯目之外，还额外允许不超过2000贯目的以货易货的贸易。

今后不出百年，我国财用尽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虽云每年各国有所生产，譬之于人，五谷之类犹如毛发，似无停止之时。五金之类则似骨骼，不复重生。五谷地尚有肥瘠，年尚有丰歉。五金则产地不多，开采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无用之物，非我国万世之长策。 ———《折焚柴记》

促使日本贵金属大量外流的主因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无疑是沿海地区尤其是长崎当地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虽然白石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但他毕竟是幕府封建政治的维护者，而且就以当时日本的整个政治经济大环境而言，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却有其必要。

正德五年（1715）正月中旬传达海舶互市新令的使者自江户出发，二月末抵达长崎，来月初即颁布新令。在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海舶互市新令不同于正德金银的改铸，它不但没有触犯到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统治阶层经济上的稳定，故其成效颇大，且远较金银改铸来得顺畅。

在颁行新令之后，贵金属严重外流的状况立刻便得以好转。新令执行前的宝永五年（1708）来日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只有103艘，而新令颁行的第一年就立刻锐减至20艘。这是因为新令的规定极其严格，不仅限定贸易总额，对每艘船所能进行的贸易额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例如，自南京来日之船每艘的贸易定额为银200贯、台湾来日之船每艘定额为130贯。此外，还对来日的商人颁发了信牌，非信牌者持有者不得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违者严究。

然而新令的颁行，却苦了日本尤其是长崎的商人们。由于新令的限制颇为严格，颁行范围也逐渐扩大，以至于长崎一度商业凋敝，使得不少商人和町民丧失了赖以谋生的活计。面对这种状况，诠房和老中权贵们曾一度动摇，但是白石从大局出发坚持贯彻海舶互市新令。

各地商人唯愿外国货物多来，原价低廉能多获利；世人唯愿缎匹、药材之类多来，价廉便于购求；至于考虑天下后世者盖无一人，皆由于不知原委，纷纭议论之故。今后如有不虑朝夕之人，为世间众人议论所惑，妄变其法，必如过去之受害也。———《折焚柴记》

有赖此令，日本才得以摆脱贵金属外流而引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全面危机，是故自此之后德川幕府皆奉此令为既定国策而历代不易。





正德三年（1713）对于新间月三人来说大概可以算是最为惬意的一年了。倚仗家宣遗命之威光使得“联合政权”的威信大为提高。这一年诠房不惑有余，在朝可谓“比较级中的第一人”，前边有白石为他出谋划策，后头有月光院给他撑腰，更重要的是小将军家继也是他的一张护身符，只要能够保持状况，似乎这美好的局面也能够一如既往下去的吧？

有一则逸话是这么描述的——对于四岁就继任将军的家继来说，亲生父亲家宣的概念是极其模糊的，而间部诠房却好像是父亲一般的存在。有一次诠房外出归来的时候，家继说要出去迎接。跑到屋外等着，一看到诠房回来就欢欢喜喜地扑上去。对于小将军别人不敢直接进谏的事情，诠房也能毫无顾忌地训斥家继。据说家继不听话的时候身旁的人们只要说一声“越前要来了”，他就老实了。

此时的月光院也大有一副功成名就、只顾享福的姿态。是呀，自己的儿子已经当上了将军，大局有诠房罩着，具体琐事有白石兜着，至于那些老中勋贵们也不全然都是跟自己对着干的，阿部正乔、久世重之这些人就很识相嘛。 大约怀着这样的心情，月光院开始了自己那奢靡而又炫目的享乐生活。

当时一位是容姿俊逸的壮年实权者诠房（诠房貌美是有名的），一位是未届而立之年的未亡人月光院，因为双方走的很近的缘故，以致于当时世人多有传言二人之间必定有着不为人所知的暧昧关系。抛开坊间的传言逸话不表，本来这也无伤大雅。但由于月光院的过于得意和放纵，使得她与一直显得有些沉寂的天英院之间的矛盾被迅速的激化了。

以土屋政直、井上正岑为首的老中权贵们对“新间月联合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本来么，他们认为德川幕府的主导权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掌握在这些谱代旧臣的手里才是正途，你白石和诠房算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一介穷酸秀才和前代将军潜邸里的一个小厮，如今却摇身变为幕府的指导中枢。还有月光院身为将军生母，却和这种男人走得如此近，简直就是在丢幕府的脸。在他们的鼓动下终于使得天英院和月光院两宫失和，而这最终导致了“新间月联合政权”也在刚刚获得了它的最盛期之后就迎来了它的衰亡。


绘岛生岛事件

有什么样的主子往往就有什么样的随从，最先使得“联合政权”开始龟裂的缺口，是一名叫作绘岛的女子。

绘岛又名江岛，乃是甲藩藩士疋田彦四郎之女。其后父亲病故，母亲带着这个拖油瓶改嫁给了旗本白井平右卫门久俊，故其又成了久俊的义女。绘岛最初在尾张德川家出仕，后仕于甲藩，因为家宣升任将军的缘故绘岛得以进入大奥，成了月光院的心腹，并取得了御年寄的地位。所谓的“御年寄”乃是负责总领大奥一切事物的最高职位，在近年的影视作品中也常被称作“大奥总取缔”。为了遏制月光院——这个“联合政权”的总后台，天英院及众勋贵们计议好了先从她的左右手绘岛身上下手，于是悲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正德四年（1714）一月十二日，绘岛代月光院前往芝增上寺参加家宣的法会，在回去的途中遇到了前往上野宽永寺参拜完毕的御年寄宫路一行，百三十号人闲着也是闲着，最后在和服商后藤缝殿助的邀请下干脆都跑到木挽町的山村座[1]去看名优生岛新五郎的歌舞伎表演了。

演出结束后，绘岛和生岛新五郎纵情言欢，居然忘记了大奥的门限。待到想起门限之时，由御锭口[2]进入是不用想了，于是赶紧前往七之口[3]打算从此处混进去。然而就是在这平时只有御目见以下身份之人出入之所，绘岛被逮了个正着。

天英院和老中们的苦心没有白费。在上方的授意下，以肃正大奥纪律为大义名分，大约有1500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在审理过程中，不少人都被用了刑，受到了赫赫有名的伊豆石的招待。所谓的伊豆石是一种宽一尺高三寸平整花白状的石块，受刑者身上往往被好多块伊豆石同时叠压着，以致不少人登时便失去了知觉。更为恐怖的是，一旦失去知觉在狱医的救治下转醒过来后，他们还将继续面临着酷刑的折磨。

不久，处理结果宣告如下：

山村座座元山村长太夫被流放至大岛。
月光院身边的六、七名奥女中们被全部整肃。
绘岛的义兄时于小普请组任职的白井胜昌被判处死刑，于小冢原被斩首。
御年寄宫路被放逐。本丸御留守居番平田伊右卫门犯监督不力之罪，流放利岛。
御用商人栂屋善六犯牵针引线之罪，流放三宅岛。御医奥山交竹院同善六之罪，流御藏岛。

至于绘岛本来被判死刑，后由于月光院的说情，被流放至信浓高远藩。生岛新五郎则被发配至三宅岛，皆终生不赦。据载，绘岛每日之食不过早晚各一菜一汤，点心、笔墨纸砚想都别想。到了冬天只允许着木棉料和服，再寒冷的时候也不过火钵一只相伴。可怜的绘岛就这样在监狱中度过了后半生，最终于宽保元年（1741）四月十日狱死，终年61岁。

可悲的是作为重罪之人，即便死后若没有得到幕府尸检官的批准，甚至不能下葬。待检定完毕之时，这位昔日的大奥总取缔、月光院的得力助手已经被盐渍了整整十五日，而此时的“新间月联合政权”却早已化作前尘往事，只剩下孤老的月光院一人在深宫中等待着自身的哀歌。

绘岛生岛事件，是权贵们和天英院一起精心策划、以打击月光院、白石和诠房为目的的政治阴谋。它大大抬高了天英院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自此在幕府权力中枢当中，“新间月联合政权”开始了它的衰亡计时。

[1] 今东京都中央区东银座的一角、歌舞伎座的附近。

[2] 锭口是将军、大名宅邸中，设在表与奥之间的出入口，这里的御锭口乃是御广敷御锭口，为高级女官和幕臣们的出入之所。

[3] 因每日下午七时（相当于现在下午4时）关闭而得名，位于广敷和长局之间，是「御目见以下」级别的下级女中和部屋方出入大奥的通道。





正德五年（1715），小将军突感身体不适，药石皆不灵光。一些人乘机谣传家继病危。然不久家继忽地服药见效，不少老中、谱代御家人暗地里普遍感到大失所望，时局也进一步动荡了起来。为了挽救危机，新间月决定准备让家继迎娶灵元法皇之女八十宫吉子内亲王，以缓和局势。正德六年（1716）春，幕府方面派丰后守阿部正乔为使者，前往京都商议迎娶事宜，但是，年幼的家继连这一天也没能等到。3月，家继开始卧床不起，4月30日申时，年仅七岁的家继病逝，从而成为德川幕府十五代将军中最早病故的一位。当日暮，迎纪伊藩主德川吉宗入江户城西之丸。五月七日移家继灵柩于增上寺。这位可怜的幼年将军，在数百年之后的遗体调查中，由于雨水的侵蚀，连骸骨都未能保留下来，棺椁内只剩下几缕遗发和指骨，似乎在昭示着自己曾于历史的洪流中那微弱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