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幕

公元663年10月5日，在今天的韩国地界，江面之上，一个年过花甲的男子与他的船队，带着他和他的国家的伟大梦想，祭起赤壁的烈焰，将他的敌手——一群由不同梦想下聚集起来的人们的梦想燃烧殆尽。
烟与火，海水与江水，大船的坚定与小船的摇摆，舞动的令旗与凄厉的哀号，白色的刀与红色的血，如同那条名叫白村江的大河上下翻滚的波浪卷起的碎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消逝在人们记忆的深处。
时光转眼经过了一千二百七十三年，正值日本反噬中国的战乱时期，一个叫傅斯年的中国学者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傅仁轨，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给自己的儿子起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他充满着激情地说：“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
不知当时的他脑海里会不会闪现出这样的画面：留着山羊胡子的刘仁轨率领着白盔白甲[1]的国军将士，乘坐着摆满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的大船，将五短身材套着胴丸[2]，生瓜蛋脑袋上缠着布条，留着一撮卫生胡[3]的小日本武士杀得屁滚尿流。
不知他是否想到，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日本，一个叫赖山阳的人咏出《复百济》[4]，讥讽怕妇的大唐李老，赞颂着踏浪而来的百济忠臣们辅佐日本千年之功。
然而赖山阳是否可曾想到，回到一千一百多年前的日本，那“摩比逻矩都能俱例豆例于能币陀乎逻赋俱能理歌理鹅”[5]如密咒般的童谣是否也如“丙之晨，龙尾伏辰”[6]一样预示着战争最终无可逆转的结局？
就在傅斯年给儿子起名“仁轨”的三年前，日本学者池内宏发表了《百濟滅亡後の動亂及び唐·羅·日三國の關係》一文，成为研究白村江战争的经典之作，之后中日韩诸国学者的相关文章亦是层出不穷，而详略不同，以宏论为多，往往是直接引用新旧唐书等相关史料的原文，无法给人较为全面和细致的感受。在如今的网络上，大多数中国人在谈论那场战争的时候，更是以“中日第一战”的语境来描那场战争，对于其他国家所留下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日本方面的资料则分析不足。虽然日本史料是用汉文写成，但由于其成书的复杂性，使得简单引用原文来代替描述当时的局势是存在着大量难以解释的问题。
笔者利用网络之利，拾掇若干记忆的碎片，连缀成《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偏重于那一时期倭国方面的政治与外交，重新踏入白村江战争前后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旅程。

注释：
[1]白盔白甲：语出《阿Q正传》。
[2]胴丸：出现于日本平安中期一种铠甲。唐朝时期的倭国士兵自然不会穿胴丸。
[3]卫生胡：一战以前，欧洲人所兴起的一种胡须样式，后为日本人所效仿。
[4]赖山阳(1780-1832)江户末期有名的历史学家、汉文学家。《复百济》被收入《日本乐府》。
[5]《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六年十二月条中记述的一首童谣的片段，全文用万叶假名拼写，含义至今没有可靠的解释，大意上是在暗示日本援助百济的失败。
[6]《左传·僖公五年》记载的童谣，暗示虢国将被晋国所灭。

分章节如下：

虾夷来见
倭国使者与虾夷同时出现在大唐的朝廷之上，引发的却是时间的疑团，究竟是为什么？

神秘的韩智兴
韩智兴是什么人？为什么身在倭国使团的他，其手下反而会“诬告”倭国使团？

白凤疑云
白雉是倭国早期的年号，白凤也是，它们之间纠杂着怎样的文化与政治关系？

百济覆亡
唐罗联军在苏定方统帅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百济的大致过程以及关于扶余隆身份的辨析。

福信叛乱
黑齿常之逃亡了！沙宅相如逃亡了！由此引出鬼室福信发动的百济复国运动。

被俘的唐军
106名唐军！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被鬼室福信连人带船送往倭国去了！

扶余丰与扶余忠胜
扶余丰，是大使还是人质？扶余忠胜，是叔叔还是弟弟？

儒将刘仁轨
刘仁轨，刘仁轨，苦难尝尽时运来，平定辽东美名传。

耽罗的外交
耽罗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也有争取自己一方和平的权力。

福信之死
百济的织田信长未能战胜织田信行，出师未捷身先死。

倭国远征军
中大兄时代的全国总动员。

敌，在白村江
白村江之战，水战还是海战？

保卫筑紫大宰府
主要介绍筑紫大宰府在白村江之战后的一些调整和变化。

外交，刘仁轨VS阿倍比罗夫
外交是战争的延续，唐人略占下风。

中大兄的小朝廷
九州与大和，相似的地名分布，意味着什么？

日向臣之野望
苏我日向与苏我连子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镰足之野望
重点描述倭国谋臣中臣镰足的宗教观及其在白村江前后在倭国所留下的深远影响。

定惠之谜
主要叙述围绕中臣镰足之子定惠所展开的唐倭外交及其谜团。

流放刘仁愿
主要探讨导致百济镇将刘仁愿流放前后的国际局势。

两千人使团
主要叙述后白村江时代，熊津都督府最后一次访问倭国事件以及连冰老人告大唐来袭一事的来龙去脉。

年代的真相
分析《日本书纪》中白村江前后时代编年错乱的问题。

命运的逆转
总结白村江之战的历史影响及相关人物的最终命运。

虾夷来见

公元659年，大唐高宗显庆四年闰十月二十九日，以津守连吉祥为首的倭国使者团抵达东京洛阳准备觐见高宗皇帝，随行的还有两名特殊的客人，一男一女，装束打扮与倭国使团成员迥异。男子长须四尺（以唐尺29.5厘米计算，约118厘米），耳朵上插着箭形的耳坠；女子形象史料缺载，不得而知。由于不通唐语，二人无法独立地向大唐皇帝表达自己的身份属性，在倭国使团口中将他们称作——虾夷。
虽然在《日本书纪》中有关于虾夷人相貌以及生存状态的描写，但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人移植了中国的“中央王朝”史观，将中国人描写“蛮夷”的文字强加到虾夷人头上，不过津守连吉祥此次偕同虾夷人的亮相，使得我们可以通过大唐人的眼睛观察到虾夷人，获得了可贵的资料。
根据《日本书纪》引《伊吉连博德书》的记载，倭国使者受到高宗皇帝单独接见的时间是闰十月三十日，高宗还向使者详细询问了关于虾夷的情况。在那段对话中，使者夸张铺陈地介绍了虾夷的类别，并着重强调其原始落后的特性。[1]
然而显庆四年的闰十月是小月，仅二十九日，而下文紧接着还提到了十一月一日的冬至之会，所以这里的闰十月三十日不可能是十一月一日的误记。而唐高宗是闰十月五日才准备去东京洛阳，二十五日才到达，那么闰十月三十日也不可能是十月三十日的误记。
那么可以认为，所谓高宗皇帝闰十月三十日单独会见倭国使者问答记录可能是虚构出来的。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书纪》附注在引用其他资料作为佐证的时候所依据的资料是否是经过篡改的。《伊吉连博德书》的作者伊吉连博德就是津守连吉祥使团的成员之一，如果真是将所引资料的原文忠实地抄录在《日本书纪》正文后面作为附注，其史料价值应该是很高的，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日本书纪》所引用的其他资料都有多少被改动的痕迹，借以佐证正文的史料正确，或制造虚假的不同观点来转移视线，因此在运用相关史料过程中须要谨慎对待。
中国史料中《唐会要》卷一百中、《通典》卷185边防一东夷上、《册府元龟》卷997外臣部·状貌，均记载此事发生在显庆四年十月（当为闰十月），可见倭国使团偕虾夷来访确实是事实，并且是仅有的事件。
《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659）记载：“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锦下-阪合部连-石布、大仙下-津守连-吉祥，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秋七月是倭国使者启程时间，其中阪合部连石布所乘的使船遭遇风浪，与津守连吉祥所乘使船失散，流落到南海名为尔加委的岛屿时遭岛上土人的袭击，大使以下多人遇害，未能及时到达大唐。
而《新唐书·东夷传》的记载却令人诧异：“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未几孝德死，其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虾蛦亦居海岛中，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
明年自然是指第二年，倭国使团偕虾夷来访的显庆四年，那么天智天皇的即位年似乎应该定在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
而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天智天皇的有两次即位，一为天智元年（公元661年），《日本书纪》称此次即位为“素服称制”，并非正式即位；二为天智七年（公元668年）正月（另一说为天智六年三月）为正式即位时间。但无论是哪一年，均在显庆三年之后，无法调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先来简单分析一下《新唐书》的资料来源。
《新唐书》为宋代的欧阳修、宋祁编写，对于倭国的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旧唐书》。然而《旧唐书》虽分列出倭国、日本两传，但并无虾夷来见的记录，更不用提天智天皇的即位信息了。而另一个资料来源，便是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来访的日本僧人奝然撰写的《王年代纪》。《新唐书》中罗列的所谓自神代时期到光孝天皇（884-887在位）的汉风谥号，显然是来源于《王年代纪》。然而在《宋史》日本传中附录的《王年代纪》关于天智天皇的记载十分简单：“次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当显庆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那么所谓“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的依据也与此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的编者似乎没有看到完整而准确的《王年代纪》文本，中有若干文字明显带有猜测误断甚至是错讹的痕迹。例如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齐明天皇），《新唐书》简写为“天丰财”，并想当然地以为是孝德天皇的儿子。如此一来，中国史料的记载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根源却又无从查起，我们姑且只能将这个疑问放下。
津守连吉祥使团率虾夷人访问大唐，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时期在阿倍引田部比罗夫的率领下，大和朝廷对日本北部道奥[2]、越国等地虾夷征讨中取得了值得炫耀的胜利。大唐人对虾夷人的命运如何并无所谓，他们只是以猎奇的心态将其的部分信息记录了下来，使后世可以从利用大唐的视角观察虾夷人的真实面貌。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五年纪》所引《伊吉连博德书》
同天皇之世，小锦下-阪合部石布连、大山下-津守吉祥连等二船，奉使吴唐之路。以己未年七月三日，发自难波三津之浦。九月十三日，行到百济南畔之岛。岛名毋分明。以十四日，寅时，二船相从放出大海。十五日，日入之时，石布连船，横遭逆风，飘到南海之岛。岛名-尔加委。仍为岛人所灭。便东汉长直-阿利麻、阪合部连-稻积等五人，盗乘岛人之船，逃到括州。州县官人送到洛阳之京。十六日，夜半之时，吉祥连船，行到越州会稽县须岸山。东北风，风太急。二十三日，行到余姚县。所乘大船及诸调度之物留着彼处。润十月一日，行到越洲之底。十月十五日，乘驿入京。二十九日，驰到东京。天子在东京。三十日，天子相见问讯之：“执日本国天皇，平安以不？”使人谨答：“天地合德，自得平安。”天子问曰：“执事卿等，好在以不？”使人谨答：“天皇怜重，亦得好在。”天子问曰：“国内平不？”使人谨答：“治称天地，万民无事。”天子问曰：“此等虾夷国有何方？”使人谨答：“国有东北。”天子问曰：“虾夷几种？”使人谨答：“类有三种。远者名-都加留，次者-粗虾夷，近者名-熟虾夷。今此熟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天子问曰：“其国有五榖？”使人谨答：“无之。食肉存活。”天子问曰：“国有屋舍？”使人谨答：“无之。深山之中，止住树本。”天子重曰：“朕见虾夷身面之异，极理喜怪。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更后相见。”

[2]道奥，即陆奥。大化革新后以后白河以北之地称“道奥”(道之奥)，意即“道路远奥之地”，律令制时代改称陆奥。

神秘的韩智兴

津守连吉祥使团暂时就在洛阳城里住下，十一月一日冬至之会时入朝觐见。随行的虾夷人甚至在朝堂之上表演了高超的射术，并献上一张白鹿皮、三把弓、八十枝箭[1]，为津守连吉祥使团在大唐政府面前赚得了不少印象分。然而这并不是个良性的开端。根据使团成员伊吉史博德的记录，冬至之会之后发生了一起被称为“出火之乱”的事件，结果是“弃而不复检”。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史料进行对比，只能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倭国朝贡物品的存放地遭遇意外火灾而被焚毁。[2]
紧接着，十二月三日，一个神秘人物——韩智兴手下的傔人西汉大麻吕向大唐政府发表抨击津守连吉祥使团的言论。使得大唐政府对津守连吉祥使团的印象发生转变。幸亏伊吉史博德上书极力辩护，才免受流刑的处罚。[3]
这个韩智兴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手下会去说津守连吉祥使团的坏话？是史学界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韩智兴应该是来自倭国，因为《日本书纪·孝德纪》引《伊吉连博德书》：“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言其为“别倭种”，似乎是混血儿。
日本学者古田武彦认为，韩智兴是代表着与大和朝廷对立的“九州王朝”的使者。但“九州王朝”本身是个难以证明的假说。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韩智兴的身份呢？
首先，关于韩智兴的记载，均出现在《日本书纪》转引的《伊吉连博德书》，也就是伊吉史博德的记录资料，共有三处：

A、己未年（659年）……十二月三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罪。

B、辛酉年（661年）正月……以八日鸡鸣之时，顺西南风，放船大海。……九日八夜，仅到耽罗之岛。便即招慰岛人王子阿波伎等九人，同载客船，拟献帝朝。五月二十三日，奉进朝仓之朝。耽罗入朝始于此时。又为智兴傔人-东汉草直-足岛所谗，使人等不蒙宠命。使人等怨，彻于上天之神，震死足岛。时人称曰:“大倭天报之近！”

C、定惠以乙丑年（665年）付刘德高等船归。妙位、法胜，学生-冰连-老人、高黄金，并十二人，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

这三处记录给人的感觉有几分混乱。
首先根据A段文字，“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指的是津守连吉祥使团，既然在西汉大麻吕的“谗言”下，津守连吉祥使团已经被判处流罪，也就意味着韩智兴的胜利，为什么韩智兴反而在之前就已经被流放于三千里之外？此乃一疑。
B段文字显示，津守连吉祥使团还受到韩智兴另外一名傔人东汉草直足岛的“谗害”。从前后文的意思推断，这次足岛的“谗害”行为应该发生在倭国朝廷之内。后来足岛被“震死”（地震？雷电？）。评语是“大倭天报之近！”说明足岛以及他的后台韩智兴并不是代表倭国的利益。足岛到底如何“谗害”？向谁“谗害”？其“谗害”的目的何在？无法准确判别，而足岛的死亡时间地点又被模糊，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此乃二疑。
C段文字主要是介绍一部分倭国使者和留学生的命运，其中在提到“妙位、法胜，学生-冰连-老人、高黄金，并十二人”之后，单独提到了韩智兴和赵元宝两人，到底那“十二人”是否包括韩智兴和赵元宝？让人难以判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既然前文说韩智兴被大唐政府流放三千里之外，而大唐的羁縻州一般是最佳的流放地，例如巂州（今四川西昌一带）、姚州（今云南姚安一带）、黔州（今重庆直辖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一带）。而倭国显然不是大唐的羁縻州，在大唐的天下体系中属于有贡无封的外臣之国，那么韩智兴又是如何跟从其它人回国的呢？此乃三疑。而“今年共使人归”原文没有明确指出“今年”是哪一年，笔者在后文中将进行考证。

大唐时代天下秩序体系图

从以上似云似雾般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韩智兴的一些情况，他可能是一个混血的倭人，从其“韩”姓分析，他的血统来自朝鲜半岛渡来人的可能性很大。他至少有两名重要的部下（即傔人）：西汉大麻吕和东汉草直足岛。此二者的姓氏恰好是西汉氏和东汉氏，乃是东晋至于南北朝时期从朝鲜半岛逐渐迁移到日本的渡来人的姓氏。而在大化革新之前，东汉直是站在苏我氏一边的。仓梯柴垣宫大王（崇峻天皇）的谋杀者就是东汉直驹，而在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后来的近江大津宫大王，即天智天皇）发动“乙巳政变”谋杀苏我入鹿之后，东汉直曾一度拥兵准备与之抗衡。但却轻易地解除了武装。按照《日本书纪》的说法，是中大兄王子派遣将军巨势德陀臣用一番“天地开辟君臣始有”的大道理将东汉直叛军震慑，导致其分崩离析。
而据《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六年（677年）六月条：
是月，诏东汉直等曰：“汝等党族之，自本犯七不可也。是以从小垦田御世，至于近江朝，常以谋汝等为事。今当朕世，将责汝等不可之状，以随犯应罪。然顿不欲绝汉直之氏，故降大恩以原之。从今以后，若有犯者，必入不赦之例！”
天武天皇对东汉直家族的训斥和警告，表明东汉直在中大兄当政时期依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势力存在。
东汉直的主家自苏我马子之后主要有两支，分别是苏我虾夷与苏我雄正兄弟，两者在政治上亦分道扬镳。其中苏我入鹿就是苏我虾夷一支，被中大兄、中臣镰足等人发动政变而灭亡。而苏我雄正之子苏我山田臣麻吕（苏我仓山田石川麻吕）是中大兄的岳父兼盟友，却因弟弟苏我日向臣身刺的诬告下被逼灭族。虽然苏我家遭到了重创，依然余威不倒，苏我日向臣身刺事后还被任命为筑紫大宰帅，掌控着通向朝鲜半岛的跳板，由此分析，苏我家与东汉直等渡来人家族之间的纽带也未断裂，韩智兴的两名傔人之所以不代表倭国的利益说话，或许与此历史背景有关。
但是韩智兴等人是如何来到大唐的呢？假设韩智兴是作为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为首的倭国朝廷的对立面出现的话，他应该能够独立地派遣自己的使者，但唐朝记录中显庆四年只有一次倭人朝贡的记录，根据随行的虾夷，可以肯定这是指津守连吉祥使团，那么韩智兴和他的两名傔人当亦是与津守连吉祥使团同船前往的人员，只是他们的身份可能要显得特殊一些。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五年纪》所引《难波吉士男人书》：
向大唐大使，触岛而覆。副使亲觐天子，奉示虾夷。于是虾夷以白鹿皮一、弓三、箭八十献于天子。

[2][3]《日本书纪·齐明五年纪》所引《伊吉连博德书》
十一月一日，朝有冬至之会。会日亦觐。所朝诸蕃之中，倭客最胜。后由出火之乱，弃而不复检。十二月三日，韩智兴傔人-西汉大麻吕，枉谗我客。客等获罪唐朝，已决流罪。前流智兴于三千里之外。客中有伊吉连-博德奏。因即免罪。事了之后敕旨：“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遂逗西京，幽置别处。闭户防禁，不许东西，困苦经年。

白凤疑云

在伊吉史博德的极力辩护下，津守连吉祥使团免除了流刑之灾，然而大唐政府已经对这批倭国使团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高宗皇帝以“来年必有海东之政”为由，传旨将津守连吉祥一行人羁押在西京长安。“海东之政”表明高宗皇帝打算接受新罗的请求，对百济进行武力打击。
在显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在倭国使者没有受到西汉大麻吕“谗害”的时候，刚讨伐完突厥思结俟斤都曼的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接受了新的任务，以使持节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的身份与副大总管刘伯英、董宝德、新罗王子金仁问等将领，统水陆大军近十三万，发动大小船只一千九百艘[1]，会同嵎夷道行军总管新罗国王金春秋（金仁问之父）手下五万新罗兵，共同讨伐百济。
津守连吉祥使团之所以遭到软禁，说明倭国统治者支援百济的政治意图暴露。早在永徽四年（653年）的时候，倭国曾经派出以吉士长丹为大使，吉士驹为副使的使团，船上还有包括中臣镰足的长子定惠和尚在内的多名倭国贵族子弟的留学生或学问僧。此次遣唐使的觐见，高宗皇帝向倭国使者下达玺书，命令他们的国家发兵援助受到百济侵扰的新罗。当时大唐政府之所以认为倭国会支持新罗，根据中国学者汪向荣的分析，可能是因为曾经在隋朝留学过的高向玄理、南渊清安以及僧旻在倭国大化革新后新政权里具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也偏向于亲唐亲新罗路线。
而倭国亲百济的核心人物则是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王子似乎很喜欢幕后操纵，在攻灭权臣苏我氏之后，宁愿将倭王的位置让给他的舅舅轻王子（是为难波长柄丰碕宫大王，即孝德天皇）。但事实上，权力依然掌握在中大兄王子的手中。而作为中大兄王子的重要臂膀，中臣镰足的对外策略的倾向却很难判别，从其长子定惠和尚前往大唐学习来分析，似乎应该是亲唐的。当然，大唐在当时属于一个榜样性的大国，别说是倭国，即使不听从高宗皇帝旨意而停止战争的百济对大唐依然是充满了景仰。此外，又有传言定惠和尚并非镰足亲子[2]，乃是难波丰碕宫大王的儿子，那么就更难以判断镰足的外交倾向，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的暧昧性，就是这种暧昧性，在白村江之战失败后的外交调整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僧旻于当年去世，高向玄理于唐永徽五年（654年），在大唐去世。这一年，倭国的年号为白雉五年。同年，因中大兄王子强制迁都飞鸟地区的倭京，难波丰碕宫大王忧愤而死。谥号“天万丰日”，意味着亲唐亲新罗路线暂时终结。
难波丰碕宫大王去世后，倭国局势呈现出十分诡异的变化。按照《日本书纪》的记录，白雉五年之后，白雉年号终结，而难波丰碕宫大王的儿子有间王子也没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在“乙巳之变”后下台的飞鸟板盖宫大王（即皇极天皇）复辟，并在飞鸟地区的冈本建立宫殿，又称后冈本宫大王（即齐明天皇，冈本宫大王为舒明天皇）。
按理说，白雉年号应该到此为止，但从藤原仲麻吕（706年-764年）撰写的《藤原家传》，却发现白雉年号不但没有终结，反而在继续沿用，只是换了个文雅的名称“白凤”：
“白凤五年，秋八月，……十二年，冬十月……十三年，春正月，……”
其它的一些晚出的资料也证实了白凤（白雉）年号的延续并非空穴来风：
1220年慈圆《愚管抄》：天武……白凤十三年元年壬申。
鎌仓时代《金峰山秘密传》：昔役优婆塞，天智天王御宇，白凤年中。
鎌仓初期《年中行事秘抄》：天武天皇白凤元年四月十四日。
元龟元年（1570）前后《如是院年代记》：乙卯第三十七代齐明（中略）辛酉七白凤元（中略）
文安年间（1444-1448）《二中历》：白雉九年壬子、国国岩胜会始行之。白凤廿三年辛酉。对马银采观世音寺东院造。
明和九年（1772）森本一瑞编《肥后国志》：白凤十二年（天智帝）、子一领大明神。
白凤（白雉）年号不但没有因为难波丰碕宫大王的死亡而夭折，反而一直延续到天武天皇时期。在《扶桑略记》转引的《役公传》（作于873年）中，甚至出现了“白凤卌七年丁酉岁二月十日”和“白凤五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的时间记载，更是把白凤年号推到了持统(公元686年-697年)、文武天皇（公元697年—707年）的时代。
而《日本书纪》对白凤（白雉）年号的后来的使用情况只字不提，多少让人感到不可理解。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前一章节中提到的《新唐书》那段令人费解的文字：“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
津守连吉祥与虾夷人来朝的前一年为658年，如果按照白雉（白凤）纪年的话已经是白雉（白凤）九年，这一年在《日本书纪》所发生的与王位有关的事件便是有间王子事件。难波丰碕宫大王之子有间王子遭苏我日向臣身刺的弟弟苏我赤兄出卖，被中大兄王子判处绞刑而死。
《二中历》中出现了“白雉九年”，但“白雉九年”的元年干支却被定在壬子年（652年）这是前面的年号累计错误的结果，后面的“白凤廿三年”是将23年直接累加到白雉年号的第9年。
笔者对此记录进行重新分析，抛开累计错误而附加的干支，“白雉九年”和“白凤廿三年”的元年都是一样的，即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那么“白凤廿三年”的第23年就是公元672年，这一年干支是壬申，倭国（日本）爆发了著名的“壬申之乱”，恰好将难波丰碕宫大王、后冈本宫大王、近江大津宫大王的在位时间涵盖。
绞杀有间王子这件事似乎可以作为中大兄王子登位的契机。但他已经是实际意义的统治者，当不当倭王并无差别，假设此时中大兄王子此时举行仪式登上王位，并改元纪年，那么某些文献中记载的事件发生的年代就需要重新考量一番。而白凤纪年的沿用，则有可能掩盖中大兄王子提前登位的事实。
假设“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蛦人偕朝。”的记载属实，那么其来源则可能是显庆四年津守连吉祥给大唐政府的文书。这份文书中是否真的记载了中大兄王子显庆三年登位的事实？大唐政府是否对这份文书的含义发生误解，乃至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延续了错误的解释？因为原始资料的失传，我们已经无法判断。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书纪》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掩藏着某种东西。

注释：
[1]《三国遗事》引《乡记》：（大唐平百济）军十二万二千七百十一人，舡一千九百只。
《乡记》资料来源不明，姑且作为参考。

[2]《日本书纪》有轻皇子（后来的孝德天皇）命宠妃阿倍氏为中臣镰足收拾屋子并照顾他的文字。暗示两者之间存在暧昧关系。《多武峰略记》则直言不讳地说定惠实际上是孝德天皇的儿子。不过《多武峰略记》中定惠的母亲为车持夫人（即车持国子君之女与志古娘，《尊卑分脉》上说她也是藤原不比等的母亲），显然与阿倍氏并非同一人。同时藤原不比等亦有天智天皇的私生子的传言。考虑到当时的倭国婚姻带有明显的原始群婚色彩，类似传闻并不鲜见，政治家们也往往敢于借此攀附权贵血脉，并无羞耻之心。

百济覆亡

这里简要地介绍一下唐罗联军攻打百济的过程。
显庆五年（660年），五月二十六日，新罗王金春秋等率兵出京（今韩国庆州），六月十八日驻扎南川（现在的利川郡，仁川以东70多公里），以待唐军到来。
苏定方于三月十日起兵，自莱州（山东城山）出海，六月二十一日，到达德物岛(今韩国德积岛，仁川以西70多公里)，与新罗太子金法敏约定，唐军由海路，新罗由陆路，七月十日于百济南部会合，共同围攻百济王都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
百济根本无法想象如何面对总数达到18万的强兵，只能根据传统的经验，在伎伐浦（即白江，锦江窄流处）和炭岘（一说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增加兵力，以分别阻止敌人的水陆进攻。
金法敏向父王回复唐军的约定后，金春秋便命大将军金庾信、将军金品日、金钦纯等领精兵五万，从今突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尚州市牟东面白华山上）出发。七月九日，新罗军虽然顺利通过了险要的炭岘山谷，却在距泗沘城以东四、五十公里黄山之原（今韩国忠清道论山郡连山面官洞里）遭到百济将军阶伯率领的五千死士的猛烈狙击。新罗军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消灭阶伯，强行通过。
而苏定方军分左右两军，熊津江口大破百济军阵，攻杀数千人。在新罗人的帮助下顺利通过炭岘与伎伐浦两大关口后直奔泗沘城，并在距城二十余里的地方与百济的倾国之兵进行决战，又攻杀万余百济军。
唐罗两军虽未能在七月十日准时会合，但并没影响到战争的进程，七月十二日，唐罗联军开始包围泗沘城。
七月十三日，百济王扶余义慈在多次向唐罗联军乞降未果的情况下，与太子扶余隆等亲随连夜北逃至熊津城（今韩国公州）。留守的百济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力图继续抵抗，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担心唐军退兵后，扶余泰会威胁到他与父亲的性命，于是率先用绳筐从城上坠下，投奔唐营，结果带动了他身边的人纷纷出城投降。加之苏定方成功地命兵士在城头插上大唐的旗帜。扶余泰抵抗的决心丧失，开城投降。

忠青南道扶余郡扶余邑双北里扶苏山城（泗沘城遗址）

扶苏山皋兰寺（高丽时代建造）《落花岩绘图》，相传在泗沘城被唐军攻破之时，有三千宫女跳落花岩自尽。绘图即反映这一主题。

扶余泰投降的消息很快传至熊津城，在大将祢植等人的催促甚至是挟持之下，百济王扶余义慈于七月十八日随同太子扶余隆向唐军投降。
这里有个小细节值得注意，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当时的百济太子并不是扶余隆，而是扶余孝，扶余隆并没有跟随扶余义慈逃奔熊津城，而是与扶余文思一同从泗沘城逃出投奔唐营的。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义慈）遂与太子孝走北鄙。定方围其城，……太子子文思谓王子隆曰：‘王与太子出而叔擅为王，若唐兵解去，我等安得全？’遂率左右，缒而出，民皆从之。”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武烈王》：“（七月）十三日，义慈率左右夜遁走，保熊津城，义慈子隆与大佐平千福等出降，法敏跪隆于马前，唾面骂曰：‘向者汝父枉杀我妹，埋之狱中，使我二十年间，痛心疾首，今日汝命在吾手中！’隆伏地无言。”
而中国《旧唐书》、《新唐书》则表明，百济太子是扶余隆，而扶余孝与扶余演同称为“小王”。然而这个小王是什么身份？中国史书中没有说明，而扶余文思只是说他是义慈的嫡孙，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是谁的儿子。
到底是哪种说法正确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扶余隆在大唐的册封下继承了百济王相应官职，从这一点来看，他在之前是百济太子理所当然。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推导出内在逻辑，假设扶余隆于七月十三日投降成立，他才会在此时遭到金法敏的唾骂，那么他就不是百济的太子。然而反过来，如果他是百济的太子，那么他就不可能是在七月十三日投降并遭到金法敏的唾骂。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扶余隆是不是百济太子。
假设扶余孝是真正的百济太子，我们可以为这种矛盾提出解释的理由，那就是由于原本是太子的扶余孝不“听话”，被大唐政府废掉，从而改立扶余隆为太子。
那么这个理由是否能成立呢？幸好我们还有更可靠的资料进行分析。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其王扶余义慈及太子隆自外王余孝一十三人。”
《唐刘仁愿纪功碑》：“执其王扶余义慈并太子隆。”
两碑皆是唐朝遗物，皆明确记录百济太子为扶余隆，其中《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的碑文是显庆五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义慈投降后的近一个月后书写的。而扶余义慈和扶余隆等人是在当年的十一月一日才以俘虏的身份送抵京城见到高宗皇帝的。
也就是说，如果是大唐政府擅行废立的话也应该是发生在十一月一日以后。
因此可以判定，扶余隆确实是扶余义慈的太子，那么《三国史记》的记载是错误的。
其实《三国史记》本身也能证明扶余隆的太子身份。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义慈王》：“（义慈王）四年春正月……立王子隆为太子。”
至于《三国史记》出于什么原因将扶余孝说成是太子，在这里就不做推断了。

福信叛乱

在百济的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国家面临覆亡的危机。
第一次是公元396年，高句丽的好太王攻陷百济王都汉山城（今韩国京畿道广州），百济阿华王靠卑躬屈膝躲过危机。
第二次是公元475年，好太王之子长寿王又攻陷百济王都汉城，杀百济盖卤王，百济文周王以熊津为基地，经过数年的努力才恢复实力。
前两次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海东三国争雄，而此次征伐百济不同，则是大唐王朝从整个东亚的局势的高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攻势的一部分。早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就向新罗使者提出“以舟师数万”讨伐百济的建议，不过那时只是一个带有即兴发挥性质的外交辞令，而高宗皇帝则将这一构想变为现实。
在大唐对百济采取凌厉攻势之时，高句丽及倭人又在做什么呢？
《三国史记》高句丽宝藏王十九年（660年）条，没有任何关于高句丽对百济面临的巨大危机采取何种对策的文字。
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大唐对高句丽一贯所的采取军事打击乃至骚扰政策发挥作用。显庆四年十一月，左骁卫大将契必何力率梁建方、薛仁贵在横山（今辽阳附近华表山）击败高句丽将军温沙门，这是距离平百济之前最近的一次与高句丽交战的记录。可见高句丽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无法对百济进行有效的军事援助。
《日本书纪》齐明天皇六年（660年）条则记录了当年春正月，高句丽派遣了乙相贺取文为首的一百余人访问倭国，直到七月十六日此人才离开，这时征伐百济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具体为什么事情与倭国商谈？无法得知。不过这一年，倭国尚在征讨道奥、越国地区的虾夷，牵制了不少兵力，加之使者被扣留，缺乏足够的情报，自然无所作为。不过，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开始在骏河国（今日本静冈县中东部）加紧制造船只，以备将来投入大规模水上作战使用。
自显庆五年七月十八日百济王义慈投降之后，百济的战争算是告以段落。按照计划，苏定方在原百济五部三十七郡的基础上改设为熊津、马韩（今韩国全罗北道益山）、东明（今忠清南道扶余）、德安（今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金涟（未详）五个都督府，并选出亲唐的百济的地方官僚进行管理。
八月十二日，捷报传至大唐京城。朝廷上下欢欣鼓舞。高宗皇帝下诏，对苏定方、刘伯英以下所有参加平百济的官兵进行曲赦（特赦的一种），赦免其在战场上的罪行，赐天下大摆宴席庆贺三天，并于八月十五日命人撰写《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同时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负责抚纳百济残党，并招募平定高句丽的奇才良策。
而苏定方则选择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妃恩古、太子扶余隆、王子扶余泰、小王扶余孝、扶余演、王孙扶余文思在内的十三名百济王室成员，大佐平沙宅千福、国弁成、沙宅孙登在内的七百余名百济贵族和高级将领，以及大约一万两千余百姓于九月三日乘船率主力离开泗沘城，留下左骁卫郎将刘仁愿领一万人镇守泗沘城。而新罗方面，留下了王子金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率领七千新罗兵，也班师回国。
然而局势并没有就此稳定下来，百济余部退守南部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西部镇岑）等城，佐平正武在豆尸原岳（今韩国忠清南道清阳郡定山面）袭击唐罗军队。
早在贞观三年（620年），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并最终将其俘虏的时候，曾经爆出李靖军队纵兵肆意掠夺突厥牙帐财物的丑闻，当时作为前锋战将的苏定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取得百济大捷之后，年当六旬的苏定方更加麻木不仁，再次纵容士兵抢夺财物并杀戮壮年男子，使得本来已经投降的百济达率兼郡将黑齿常之和沙宅相如等十余名高级将领逃归本部，在任存山（今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大兴面）设下大大小小的木栅，拥兵自保，十天左右时间聚集了三万人。八月二十六日，苏定方攻打任存大栅，由于地势险要，黑齿常之兵士众多，唐罗联军只能攻取小栅。
然而黑齿常之等人似乎只是自保，并没有挑起复兴百济的大旗，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基本上坚守任存山，处于观望的态势。但是由于他们的抵抗，带动了百济全国境内的反抗情绪。
其中有两支力量引人瞩目，其一是同样以任存山为据点的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其二为以熊津城为据点的扶余自进。
鬼室福信的身份，根据《日本书纪》记载为西部恩率，为百济三品官员，而根据《唐刘仁愿纪功碑》记载，却是五品扞率，显然太低。
又据《旧唐书·百济传》，鬼室福信是百济武王（义慈之父）的从子。这一点有人认为是鬼室福信自抬身价。不过《旧唐书·百济传》的记载，贞观元年百济武王曾经派遣侄子信福入唐朝贡。“信福”在《三国史记》百济武王二十八年条写作“福信”。若《三国史记》不误，则福信为百济武王之侄可信。然而五品扞率的官职似乎太低，《唐刘仁愿纪功碑》经历多年风霜，字多磨灭不清，不知是否识别错误。而百济一品佐平、二品达率级别的官员基本上被唐军一网打尽，从这个角度推测鬼室福信原来的官职不会太高，笔者认为恩率的官职是比较可信的。
而扶余自进，《日本书纪》写作余自进、余自信。笔者认为此人可能是《旧唐书·刘仁轨传》里提到的扶余勇，据说为扶余隆之弟，后投奔倭国。[1]
到了九月二十三日，大唐主力仅仅撤离二十天，叛军开始进攻泗沘城，由于开始的时候武器被唐军缴获殆尽，叛军以棍棒作战，抢挖地道，竟攻破外栅，抢夺兵器物资，逐渐实力强大，鬼室福信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洪城郡境内），并在泗沘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力图围困泗沘城的唐罗守军。为了方便期间，我们可以将鬼室福信为首的百济叛军称为百济复国军。
而新罗方面，一方面要尽量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行事，另一方面也需要提防高句丽与靺鞨人的乘虚而入，行动颇为两端。
九月二十八日，熊津都督王文度来到新罗的三年山城（今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向新罗王金春秋传达高宗皇帝的旨意，当他正准备向新罗王递交圣旨的时候突然发病而死，死因不明，百济局势顿时变的扑朔迷离。

[1]《旧唐书·刘仁轨传》：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故仁轨表言之。

被俘的唐军

自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夺取泗沘府城军械物资起，百济复国军势力就不断壮大。不过，当时影响较大的百济残余力量除了自任存山起兵的鬼室福信，还有坚守任存山的黑齿常之、位于熊津城附近的扶余自进。我们只知道任存山短短十天就聚集了大约三万人，但考虑到鬼室福信等人早期也在任存山一带活动。因此，这三万多人应当是鬼室福信与黑齿常之所控制人数的总和，还包括相当数量的老弱妇孺。当然，这仅仅是截止到显庆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数据。后来，鬼室福信与道琛转移至周留城，兵力必然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扶余自进的兵力缺乏记载。如果三股势力联手，最盛时的总兵力估计能达到七八万之众。
而留守的唐军大约有多少呢？刚征讨百济时，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唐军动用了将近十三万兵力。另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苏定方的职务是“神丘、嵎夷、马韩、熊津等一十四道大总管”，也就是苏定方是征伐百济的十四个行军道的最高统帅，其中嵎夷道大总管由新罗王担任。战后留守在泗沘城的刘仁愿部有一万人。而百济在战后被划分成熊津、马韩、东明、德安、金涟五个都督府，或许是根据当时行军道的名称划分，按常理推测另外四个都督府起码应该有一万唐军把守，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已知位置的四个都督府来看，都在忠清南道南部和全罗北道北部，范围狭小。泗沘与熊津直线距离是28公里，泗沘和德安直线仅21公里，如果其他都督府存在唐军，呼应应该不是件难事，但在各国史料中无法找到其他都督府有唐军活动记录，证明其他都督府仅有其名而无其实。而王文度所率领的熊津都督府领导班子还没有正式上任就夭折了。真正发挥作用的，仅仅是以泗沘城为治所，以刘仁愿为都护的百济都护府。根据刘仁轨后来的奏章分析，由于经济原因，显庆五年以后很多到百济服役的唐军士兵没有名分，不知他们何时候到达，也不知是谁带领的。使得百济境内的唐军的实际人数难以估计。同时可能还有一部分唐军位于高句丽和百济的边境，随时待命。而新罗方面只承认刘仁愿部一万人的存在，为其军粮的提供减轻压力。百济复国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占据了任存、豆良伊、加林（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林川面）、珍恶山（今忠清南道扶余郡石城面）、内斯只（今大田市儒城一带）、雨述（今大田广域市）一线以南的百济领土，并控制了熊津江南段至于白村江流域的水路，唐军的活动只能限制在泗沘、熊津等百济北方有限的地域之内。而泗沘已经遭到了四面合围，与熊津城之间的联系也是岌岌可危。
而新罗虽然讨伐百济的时候投入了五万兵力，在此时，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投放到百济战场上，除七千人与唐军一起守护泗沘城外，还有部分军队在百济南部边境有所行动，人数不详。
如此看来，双方的实力基本持平，如果有一方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局势的走向。在这个情况下，鬼室福信开始向东海岛国——倭国发起求援了。
为了向倭国表示同仇敌忾的决心，鬼室福信还打算献上一份特殊的大礼，这个大礼便是包括名叫续守言在内的一百零六名唐军俘虏。
根据日本僧人圆仁所写《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登州所辖的文登县仵台村法云寺前看到两座佛塔，一石一铁，其中铁塔上镌刻着铭文：
“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蕃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遇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
铁塔上纪录的这件事，大概就是续守言等唐军被鬼室福信军俘虏的经过，可见这一百零六名唐军是被整船俘虏的，被俘时间大概就在显庆五年九月左右。
至于续守言等人隶属于哪支唐军的部队，笔者发现了一些线索。
在日本的《新撰姓氏录·右京诸蕃上》记载了那么两条信息：“八清水连，出自唐左卫郎将王文度也。杨津连，八淸水连同祖。王文度之后也。”
八清水连与杨津连自称是王文度的后代，然而作为第一任熊津都督的王文度是在新罗猝死的，他的后代怎么会到倭国呢？笔者分析，鬼室福信俘虏的唐军，就隶属于王文度所率领的船队。王文度的突然死亡，使得他的手下失去了主心骨，新罗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而且当时泗沘城被围，王文度的手下在此时从新罗前往泗沘城，遭到鬼室福信袭击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所谓八清水连与杨津连也未必是王文度的直系后裔，但很可能是王文度手下部将的后裔。
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的时间，也就是鬼室福信向倭国求援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在《日本书纪》中的记载又是令人匪夷所思。
（齐明六年十月）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
（齐明七年十一月）附注：《日本世纪》云:“十一月，福信所获唐人续守言等，至于筑紫。”或本云，辛酉年，百济佐平福信所献唐俘一百六口，居于近江国-垦田。庚申年既云福信献唐俘。故今存注，其决焉。
（天智二年二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
续守言等人被送抵倭国的时间，竟然有660年、661年、663年三种说法，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况，移送俘虏恐怕不可能拖的太久，而凭百济复国军的实力，能俘虏整船唐军的几率十分有限，就连《日本书纪》的注释者本身也产生了疑惑，不敢定夺。
不过，齐明六年条说这批唐俘是“今美浓国不破、片县二郡唐人等也”言下之意是说这批唐俘及其后代在《日本书纪》的编撰时期已经被迁移到美浓国不破（今日本岐阜县不破郡）、片县二郡，而天智二年条说唐俘被安置在近江国垦田，则是其刚刚被送抵倭国时的安置地点，两者其实并无矛盾。
《日本书纪》中有很多史料本是一事，却有意改换时间地点，使人感觉是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再现，已经有很多明显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况且从原文分析，三条关于唐俘送抵的资料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其中，记载唐俘齐明七年送抵的史料，是来自高句丽僧人道显所写的《日本世纪》。可能是不同的资料使用了不同的纪年方法，而《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没有察觉。
《日本书纪》齐明六年条还有如下一段文字：
“十二月，丁卯朔庚寅，天皇幸于难波宫。天皇方随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将遣救军，而初幸斯，备储军品。”表明了倭国开始准备介入百济事务的开始。
这段文字与《藤原家传》中的一段文字很相似，只是时间上有所出入：“(白凤)十二年，冬十月，天皇幸于难波宫。即随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将遣救军，初备军器。”
这里有个时间错误，《藤原家传》下文中提到：
“（白凤）十三年……，至秋七月，……是月，苏将军（苏定方）与突厥王子契苾加力（契苾何力）等，水陆二路至于高丽城下。”
白凤（白雉）元年是公元650年，而苏定方与契苾何力攻打平壤的时间是龙朔元年（661年），按白凤纪年当为白凤十二年，而《藤原家传》记作“白凤十三年”显然有误，那么上一年（《藤原家传》记白凤十二年）也要前推一年，当作白凤十一年（660年），可见续守言等人被送到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显庆五年十月到十一月之间，距离叛乱时间不远，而且恰好是在王文度暴卒之后。

扶余丰与扶余忠胜

鬼室福信向倭国献上了续守言等一百零六名唐军俘虏的同时，从倭国迎回寄居在倭国的王子扶余丰。
扶余丰，《日本书纪》写作扶余丰璋或丰章。此外《日本书纪》有三处提到扶余丰的别名“纠解”。
扶余丰是什么时候来到倭国的，一般学者都是以《日本书纪》舒明三年（631年）的记录作为依据：
“三月，庚申朔，百济王-义慈，入王子-丰章为质。”
然而问题在于，公元631年在位的百济王并非义慈，而是百济武王扶余璋。有学者认为此处“百济王义慈”当为“百济王璋”之误，名字变通一下即可。然而问题没那么简单。
在《日本书纪》皇极元年（642年）条有如下记载：
二月，丁亥朔戊子，遣阿昙山背连-比罗夫、草壁吉士-盘金、倭汉书直-县，遣百济吊使所，问彼消息。
吊使报言：“百济国主谓臣言：‘塞上恒作恶之，请付还使，天朝不许。’”百济吊使傔人等言：“去年十一月，大佐平智积卒。又百济使人掷昆伦使于海里。今年正月，国主母薨。又弟王子儿翘岐及其母妹女子四人，内佐平岐味，有高名之人四十余，被放于岛。”
文中提到一个名叫翘岐的百济王子，百济王的侄子，遭到流放。同年还录了大量有关翘岐的事迹。兹胪列如下：
（皇极元年二月）庚戌，召翘岐，安置于阿昙山背连家。
夏四月，丙戌朔癸巳。大使翘岐，将其从者拜朝。
乙未，苏我大臣于亩傍家唤百济翘岐等，亲对语话。仍赐良马一匹、铁二十铤。唯不唤塞上。
五月，乙卯朔己未，于河内国依网屯仓前召翘岐等，令观射猎。
乙亥，翘岐从者一人死去。
丙子，翘岐儿死去。是时翘岐与妻，畏忌儿死，果不临丧。凡百济、新罗风俗，有死亡者，虽父母、兄弟、夫妇、姊妹，永不自看。以此而观，无慈之甚，岂别禽兽。
戊寅，翘岐将妻子移于百济大井家，乃遣人葬儿于石川。
秋七月……乙亥，飨百济使人-大佐平智积等于朝。或本云，百济使人-大佐平智积及儿-达率，阙名，恩率军善。
乃命健儿，相扑于翘岐前。智积等宴毕而退，拜翘岐门。
这里面详细地介绍了百济王侄翘岐在倭国的种种事迹，这里面的“翘岐”的日文发音为ぎようき，与纠解（きゅうかい）的发音很接近。
如果假定翘岐就是纠解（扶余丰），首先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
按照舒明三年的纪录，扶余丰是被百济王主动送过来充当人质的，而皇极元年的纪录则变成了倭国将被百济流放的翘岐擅自安置在阿昙山背连家。两者时间上也相差11年之久。
而问题似乎还不止这些，按照皇极元年的纪录，百济的大佐平智积已经在去年（641）十一月死去，然而在皇极元年七月，大佐平智积竟然又“活”过来，还能去拜访已经在倭国的翘岐，令人匪夷所思。也就是说两条纪录中至少有一条是错误的，或者是在先后顺序上出现问题。
同样是《日本书纪》皇极元年，还纪录了另外一件事情：
（皇极元年二月）壬辰，高丽使人泊难波津。
丁未，遣诸大夫于难波郡，检高丽国所贡金银等并其献物。
使人贡献既讫而谘云：“去年六月，弟王子薨。秋九月，大臣-伊梨柯须弥杀大王，并杀伊梨渠世斯等百八十余人。仍以弟王子儿为王，以同姓都须流金流为大臣。”
所谓伊梨柯须弥杀大王，显然指的是高句丽西部大人渊盖苏文杀害荣留王建武一事。中国和朝鲜史料中都有记载，其绝对年代为642年（贞观十六年），而《日本书纪》上则变成641年，提前了一年。这样也就使笔者对翘岐来到倭国的绝对年代产生了疑问。
幸好，关于大佐平智积我们还有其他资料可寻。1954年在韩国扶余发现了一块残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
“囗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慷身日之易往，慨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合圣明以……”

砂宅智积碑

“砂宅”是大佐平智积的姓氏，就是百济八大贵姓中的“沙宅氏”，中国文献里有时写作“沙咤”或简称“沙”。
“寅年”上部文字残缺，按百济义慈王时代有壬寅年（二年），甲寅年（十四年），而残字仅存的末端有竖画的痕迹，学者普遍以“甲寅年”为是。
甲寅年即公元654年，百济义慈王十四年，难波丰碕宫大王白凤五年。残文透漏出砂宅智积表达身体欠佳，似乎命不久矣，虽未言及此年病逝，也当在此年靠后。
而皇极二年条有：
（四月）庚子，筑紫大宰驰驿奏曰：“百济国主儿-翘岐弟王子，共调使来。”
按照《日本书纪》的内在逻辑，既然翘岐已经在皇极元年安置在倭国，又怎么会“共调使来”？仿佛是代表百济正式出使倭国一般。
而皇极二年的干支恰为壬寅年，似乎也可以作为《砂宅智积碑》的时间参照点，然而沙宅智积的死亡与扶余丰来到倭国的时间具有某种联系，而假设将《砂宅智积碑》定在壬寅年，则立碑时沙宅智积尚在，则扶余丰的到来时间就要延后一到两年，则无法与《日本书纪》的记载相融洽。
那么解释这个矛盾要从其他角度入手。
首先我们所知道的是，扶余丰来到倭国的时候并不孤独，随行的有四十余人，至少还有两名百济王子——扶余忠胜和扶余忠志。
扶余忠胜，《日本书纪》称其为塞上，又叫塞城。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被流放，在笔者与山名宗纲殿（宝冢定纲）进行讨论时，宗纲殿根据相关信息进行了一番推理，笔者较为赞同，分析要点如下：
忠胜（塞上、塞城）在《日本书纪》上的资料，除了上面引用翘岐（扶余丰）时已经出现的两条，还有以下两条：
（白雉元年二月）甲申，朝庭队仗，如元会仪。……左右大臣乃率百官及百济君-丰璋，其弟塞城忠胜，高丽侍医毛治，新罗侍学士等，而至中庭。
（齐明六年条附注）冬十月，送王子丰璋及妻子与其叔父忠胜等。其正发遣之时，见于七年。或本云，天皇立丰璋为王，立塞上为辅，而以礼发遣焉。
忠胜的身份或称扶余丰叔父，或称其弟，似乎是矛盾的。山名宗纲认为，忠胜的真实身份是百济武王扶余璋之子。也就是说，百济武王在位期间，如同历史上诸多悖于人伦的君主所做的那样，占有了自己的儿媳——扶余丰的母亲，生下了忠胜，甚至忠志也有可能是百济武王的儿子。那么对于扶余丰来说，忠胜既是弟弟，又是叔叔。
所谓“塞上恒作恶之”以及苏我虾夷“唯不唤塞上”，似乎是在暗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孽种。而《日本书纪》屡屡将扶余丰的名字写作“丰璋”或“丰章”，将其祖父百济武王扶余璋的名字镶嵌其中，是否也代表一种隐讳的暗示呢？
从时间上看，百济武王的在位时间为公元600年—641年，而与扶余丰、扶余忠胜等人同辈的扶余隆的出生时间为公元615年，即百济武王十六年，那么从时间上“扶余忠胜是百济武王与扶余丰之母通奸所生”的推测是完全成立的。
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舒明三年纪录的百济王为什么不是武王而是义慈了。《日本书纪》还记载了扶余丰（或翘岐）与苏我虾夷见面，以及参加孝德天皇的改元白雉的庆典的内容。似乎可以说明扶余丰（或翘岐）是自飞鸟板盖宫大王（皇极天皇）时代就来到倭国。但是如果扶余丰是沙宅智积病逝后来到倭国，就不可能见到苏我虾夷并参加改元白雉的庆典，两者在时间上的矛盾十分明显。
那么再回头看看有关大佐平智积于皇极元年七月访问倭国并拜见翘岐的记载，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推理：
在飞鸟板盖宫大王元年（642年）的时候，扶余丰确实是以百济使者的身份来到倭国，但是他的这次出使不过是百济王扶余义慈的一个借口。义慈上台之初，以重孝道闻名，对背负着父亲丑闻的扶余忠胜乃至扶余丰一系的所有成员产生了厌恶，故此次扶余丰的出使是有去无回。而大佐平沙宅智积或许是扶余丰的支持者，他与他的儿子访问倭国的目的可能是将扶余丰兄弟等人接回国去，但是当时的倭国是苏我虾夷掌权，宁愿将扶余丰、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扣留当作人质，一来二去，期间经历倭国数次动荡，直到后冈本宫大王元年十一月沙宅智积病逝，百济方面正式宣布扶余丰已经被流放。而《日本书纪》是把相关的记录给提前了，给人造成大佐平智积“死而复生”的荒谬印象。若非鬼室福信主动向倭国求援，扶余丰怕是此生难以踏上百济的土地。
而《日本书纪》将扶余丰来倭国的时间提前，并强调其作为百济人质的属性，不过是想证明百济是日本的附属国而已。

儒将刘仁轨

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在百济的任务之一就是尽量调动新罗的力量去平定百济的叛乱，同时尽量招募可以平定高句丽的人才。然而新罗方面也有自己的小九九。王文度的猝死，并不影响新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积极的功略。
显庆五年十月九日，新罗王金春秋率太子及诸军用了九天时间攻取百济尔礼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青马山城，一说忠清南道论山市连山面、同鲁城面），并设置官守，有二十余城闻风而降。三十日，新罗军攻泗沘南岭军栅，斩杀鬼室福信军一千五百人。向围困在泗沘城中的刘仁愿部和新罗守军输送粮草，但没能解除鬼室福信设下的包围圈。
同年十月到十一月间，中大兄为了积极响应鬼室福信的请求，同时实现对百济的遥控，在长津宫将冠位体系中最高的织冠授予扶余丰[1]，并将多臣蒋敷之妹嫁与他，并派遣将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五千人作为护卫。
十二月十六日，大唐政府分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刘伯英、程名振等为浿江、辽东、平壤、镂方等数道行军大总管，开始对高句丽实行新一轮打击，百济战区逐渐成为重要的粮道。
同时大唐政府还启用了一个布衣身份的老人，他就是刘仁轨，然而刘仁轨并非以熊津都督的身份被启用，这一职务暂由刘仁愿兼任，而是以带方州检校刺史的身份接替王文度的职责，同时兼任兼熊津道行军长史，处理百济事务，虽然职责相同，但在大唐内部则属于戴罪立功，甚至可以说等同于流放。
为什么同样职责的官员，身份却有如此差别？这里简单提一下王文度。
此人曾在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皇帝征伐高句丽的时候，以平壤道行军副总管的身份率先登上卑沙城（今大连金州大黑山上），也算一员武将。然而在显庆元年（656年），与刘仁愿、苏定方一同跟随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攻打突厥的战争中，他搬出高宗皇帝事先赐予他节制程知节的密旨，夺了兵权，在后来的战争中他采用保守战法，消磨了士兵的斗志，又屠杀了业已投降的怛笃城（今哈萨克东南）中的百姓，掠夺了他们的财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负面的影响。事后，他被判处矫诏之罪，本当判死刑，改为除名。有人认为其手中诏书应该是真的，他只是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锅，除名期满三年后，又获得了左卫中郎将的军衔，乃至后来成为熊津都督。
苏定方可能由于受贞观三年那次纵容士兵抢掠突厥财物丑闻暴光的影响，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一直没有得到重用和升迁，因此暂时保持谨慎，与其余将领划清界线，拒绝接受从怛笃城掠夺的财物。苏定方的谨慎得到的回报是迅速地升迁，并与朝廷中以皇后武氏（武则天）为后台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苏定方潜在的暴戾心理再次复苏，终于在百济战场上，重演了三十六年前“纵兵劫掠”恶劣行径，导致黑齿常之等人反复。那么王文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导致苏定方故态重萌的重要诱因。
如果王文度在熊津都督的位置上行使职权，他或许会采取比苏定方更加残酷的劫掠政策，那么百济的局势恐怕将更加复杂。如此说来，他的死很难说是不幸还是万幸。
而刘仁轨则不同，他既讲原则又很狡猾，他苏定方平百济期间任青州刺史，却因为押粮船沉没，被他的政敌李义府抓到把柄，在狱中差点被迫自缢。
而当他得知自己被派往百济的时候，却看出了其中的机遇，年届六旬的他自信满满地放下“天将富贵此翁邪”的豪言，和儿子刘浚一同踏上了百济的功名之路（刘仁轨尚有一子刘滔，不知是否一同前往）。
由于资料有限，无法获悉王文度去百济时带了多少兵马，也不知道刘仁轨的兵马是从大唐本土带来，还是王文度的兵马，或者是百济其它地区的唐军，估计不下万人。总之刘仁轨一踏上百济，投入一场恶战。
龙朔元年（661年）二月，道琛在熊津江口立起两道大栅，开始对泗沘城发起猛攻，攻杀一千名唐军。
刘仁轨即刻整顿手下可支配的唐军，直接与据守熊津江大栅的道琛部展开对战。新罗方面则按照大唐诏命的指示，以金品日、金文忠、金义服、金文品、金义光为将军的大幢、上州、下州、誓幢、郞幢五军，按照计划打算从百济南部进发，自古沙夫里（古泗城，今全罗北道西部的古阜）北上至豆良尹城（今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定山面），以配合刘仁轨的军事行动。
刘仁轨这边进行的比较顺利，迫使道琛军向大栅内撤，造成严重的踩踏，道琛手下淹死者达到上万，道琛不得不放弃对泗沘城的包围，退守任存城。
而金品日所率新罗五军则先在百济南境受到鬼室福信军的突袭，被迫撤离。十二日，新罗军屯兵古沙比城外，再次北边发起进攻，却毫无进展。四月十九日班师的路上，大幢、誓幢、下州三军在宾骨壤，上州、郞幢二军在角山分别遭到鬼室福信军伏击，前者抛弃大量辎重，后者小胜，但士气皆无，依然决定退兵。
新罗王金春秋在闻听败讯后本想追加金钦纯等将领前去救援，但金钦纯等人在行至加尸兮津（今庆尚北道高灵郡附近）时得知新罗五军皆已撤返，便索性同其一同从葛岭道(今韩国泗川县与晋州县之间)撤回。
在此期间，高句丽不顾大唐政府的反复警告和威慑，与靺鞨发兵围困新罗北汉山城十天左右，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突如其来的巨大陨石落入高句丽方的阵营中，高句丽借攻击新罗间接支援百济复国军的计划彻底被打乱，只得仓皇而退。
虽然新罗作战失利，不过泗沘城的危机暂时解除，刘仁轨与刘仁愿实现了会面。刘仁愿虽是武将，却有过一段在弘文馆学习的经历，而刘仁轨颇有文采，二人一见如故。在刘仁轨的随行人员中尚有李义府的心腹，向刘仁愿暗示找机会除掉刘仁轨。[2]刘仁愿不以为意，反而对刘仁轨信任有加，并将起草文书的工作交付于他。
泗沘之围失败，道琛和鬼室福信并不甘心，为了抬高身份，二人分别自称领军将军和霜岑将军。刘仁轨写信劝降，却被道琛嗤之以鼻，并向信使表达了不甘亡国就戮，誓死抵抗的决心。道琛的傲慢未能持续很久，便遭到了鬼室福信的火并。鬼室福信挟持着扶余丰，继续着对唐军的围攻。
[1]织冠分大织冠和小织冠，以大织冠最高，《日本书纪》原文并未说明是大还是小。
[2]《资治通鉴》：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指刘仁轨），仁愿不忍杀。

耽罗的外交

再回头看看倭国津守连吉祥使团的情况，他们是在显庆五年的九月十二日，也就是平定百济捷报传至京城的一个月后被解除软禁。他们于九月十九日从西京长安起程，十月十六日再次来到东京洛阳，就是路上这段时间，百济局势因鬼室福信等人的抵抗再度紧张。
令他们意外的是，在洛阳他们没想到还能见到阪合部连石布船上的东汉长直阿利麻、阪合部连稻积等五名幸存者。从他们口中得知，阪合部连石布等人已经在尔加委岛遇难，而阿利麻等五人是偷了岛上土人的船才逃出险境。此后他们暂时滞留在洛阳，以至于赶上苏定方押解百济王义慈等众多战俘班师回朝。
十一月一日，津守连吉祥使团在洛阳城则天门前观看了大唐政府举行的盛大献百济俘仪式。高宗皇帝在责备百济战俘之后，对其进行赦免，并设宴款待。扶余义慈因不堪劳苦，几天之后就病逝。大唐政府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称号，将其安葬在洛阳北邙山孙皓、陈叔宝的陵墓的旁边，暗示其为亡国之君，谥号为“绍王”。
这个谥号，《三国史记》无载，以“义慈王”作为扶余义慈的称号。然《旧唐书·东夷列传》有：“命祠部郎中郑文表册其子义慈为柱国，绍王。”将“绍王”的称号放在义慈即位之初，或有误。或许《旧唐书》的编纂者在参考扶余义慈的墓志铭时，无意中将谥号窜入。由于扶余义慈的墓志铭现已遗失，所以笔者的推论还有待验证。
按《逸周书·谥法解》：“疏远继位曰绍”，“绍”字本身可以作为谥字。不过《三国史记》记载义慈为百济武王嫡子，何以称“绍王”？在“扶余丰与扶余忠胜”章节，笔者曾经提到山名宗纲的推理，认为扶余忠胜可能是百济武王与扶余丰之母通奸所生，而扶余义慈“绍王”的谥号，似乎暴露出他并不是百济武王的嫡子。那么义慈除了是对丑闻的厌恶之外，或许还担心自己的王位问题，才会将扶余丰相关人等集体流放。聊备一说，供大家参考。
津守连吉祥使团则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开洛阳，显庆六年（661年）正月二十五日来到港口城市越州等待季风。显庆六年自三月起改为龙朔元年，四月八日，顺着西南风，他们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旅程。
经过九日八夜的航行，津守连吉祥使团的船舶竟然行驶到耽罗岛（今韩国济州岛）。耽罗虽是个岛屿，但在当时属于半独立的国家，隶属于百济，耽罗王拥有百济一品佐平的头衔。大唐对百济展开的声势浩大的进攻不可能不对耽罗国产生震动。那么为了维护势单力薄的小岛国的和平，耽罗人有必要采取一定的行动。
可能出于这一点考虑，耽罗王子阿波伎等九人跟随津守连吉祥使团，前往倭国寻求和平的出路。而这时的倭国，已经是箭在弦上。
就在津守连吉祥使团踏上耽罗岛的前一天，四月十六日，打算亲征高句丽的高宗皇帝，任命任雅相、契苾何力、苏定方、萧嗣业、程名振、庞孝泰为浿江、辽东、平壤、扶余、镂方、沃沮等三十五道行军总管，后在蔚州刺史李君球与皇后武氏的强烈劝阻下取消亲征的念头，但军事计划照旧。
倭国的中大兄王子则将后冈本宫大王（齐明天皇）于五月九日迁居到筑紫国朝仓橘广庭宫(今日本福冈县朝仓市须川)。津守连吉祥使团与耽罗使者则是在十四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回到倭国，他们的外交使命才告结束。倭国政府此时才获悉大唐平百济的一些细节，不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对百济事务的介入已经开始。
六月，新罗王金春秋病逝，谥号“武烈王”，庙号“太宗”。太子金法敏继位。同时，金仁问向兄长金法敏报告了有关大唐大举进攻高句丽的情报，并传达圣旨，命令新罗与刘仁愿部参战。七月十七日，新罗进行的相关的军事部署开始向高句丽进发。刘仁愿部则从泗沘城乘船，在鞋浦登陆，与新罗兵一起驻扎在南川州（今韩国京畿道利川市）。
七月二十四日，倭国的后冈本宫大王去世，谥号“天丰财重日足姬”。中大兄王子成为倭国最高统治者。
在八月份发生了很多事。
八月十一日，苏定方在浿江（今大同江）大败高句丽，开始了对其都城平壤城的攻坚战。与此同时，新罗和刘仁愿部的军队，则被鬼室福信的军队堵截在瓮山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大田市怀德），无法及时到达高句丽。
中大兄大王抓住了这个时机，于此月派遣前将军阿昙山背连比罗夫、河边百枝臣，后将军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统帅一万七千人去支援鬼室福信。
而出乎意料的是，耽罗这个时候才派遣使者来到大唐。中国史料记载的耽罗王名为儒李都罗。“儒李”与新罗史书里记载的“儒理王”称号读音一样，耽罗也曾经有过一段隶属于新罗的历史，不知是否有什么关系。耽罗先遣使到倭国，再遣使到大唐，似乎是津守连吉祥使团的不期而至才惊醒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也算是亡羊补牢。
进而到九月份，契苾何力的军队在结成坚冰的鸭绿水（今鸭绿江）附近攻杀三万高句丽军，将渊盖苏文的长子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1]渊男生打成光杆司令。九月二十五日，新罗与刘仁愿部也开始发起攻击，用了三天攻破瓮山城，形势似乎对唐军十分有利。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期，九姓铁勒发生叛乱，大唐政府不得不将契苾何力调回，此外，萧嗣业所部也同样被抽调去平息铁勒。而新罗与刘仁愿部未能前来助战，且未能运来粮草，使得苏定方大为光火。新罗感到十分无奈，以大唐册封金法敏的使者到来为由，将大部分人马撤回。
将近十一月的时候，含资道总管刘德敏传达圣旨，新罗与刘仁愿部的任务改为向围攻平壤的苏定方部输送军粮。刘仁愿部派出了一部分兵力负责输送军粮外，大部分兵力从泗沘城转移到熊津城。并按照刘仁轨的建议，尽量减少对外作战，以保存实力。
输送军粮的任务也是异常艰苦，不但要面对恶劣的气候，险峻的地形，还有高句丽人的阻击，行程十分缓慢。
而苏定方对平壤城的围攻仍然没有进展。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六日，新罗与刘仁愿的粮队才到达平壤，献上了杯水车薪的二万多石粮谷，但唐军并未看到胜利的曙光。二月十四日，任雅相在军中病逝。二月十八日，高句丽太大对卢[2]渊盖苏文亲自出马，在蛇水狙击庞孝泰所部，庞孝泰父子十三人死于乱箭，全军覆没。同一时期去世的还有名将程名振，加上天降大雪，高宗皇帝不得不下诏撤军。
对于新罗来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攻打高句丽的战争，但是苏定方所部和刘仁愿所部的军粮问题全部压在新罗的肩上，也让其难以承受。此时他们所获得的意外的收获是，耽罗竟然派使者请求隶属。《三国史记》上记载的耽罗国主名为徒冬音律（或作津），与中国史书中的儒李都罗发音不尽相同，不知是否为一人。耽罗似乎从唐军此次撤离中发觉，大唐王朝是鞭长莫及，无法真正确保其安全，不如就近投靠新罗为好，实际上耽罗国此后依然与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可谓进入“两属时代”。

注释：
[1]《泉男生墓志铭》：（渊男生）廿八任莫离支兼三军大将军。
[2]《泉男生墓志铭》《泉献诚墓志铭》皆言渊盖苏文为太大对卢。

福信之死

高宗皇帝在撤出围困平壤的唐军后，顺便给屯兵熊津城的刘仁愿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所部撤到新罗境内，如果新罗王金法敏挽留他们镇守新罗，则在新罗待命；如果新罗拒绝，就干脆乘船返回。
留守的这几年里，刘仁愿部为了对付鬼室福信，也吃了不少苦头，圣旨一下，自然人心思归。而刘仁轨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了镇守百济的重要性，如果此时撤军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连锁反应，而他又从相关的情报获悉了扶余丰与鬼室福信貌合神离的迹象，认为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为上策。于是刘仁轨以刘仁愿的名义给高宗皇帝回信，阐述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获得了首肯。
而扶余丰与鬼室福信以为刘仁愿部接到圣旨必然会撤军，于是放松警惕，并派遣使者传达：“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暗示刘仁愿部早点撤军。
刘仁轨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出其不意，在熊津东岸狠狠地打击了鬼室福信部。连续攻破支罗城（今全罗南道罗州附近）、尹城、大山（今忠清南道西南部的鸿山）、沙井等城外设下的大栅，并派兵防守。
面对突如其来的惨败，鬼室福信调整部署，加强了对熊津江边险峻的真岘城的防守，而刘仁轨则与新罗合作，乘着夜色，从四面攀爬上城头。当天明之时，一举入城，攻杀八百名守军。自此，新罗的粮道再次开通，大唐政府于七月三十日获悉相关的情报。
此后，大唐政府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援助刘仁愿。此外，大唐政府还任命了一个人为熊津道总管，他就是原含资道总管刘德敏。他们的加入将对百济的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八月，新罗方面也开始有所行动，成功拿下了内斯只城，自此，熊津城东侧的威胁被清扫干净。
这时间，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十二月的时候，扶余丰以周留城土地不适合农商为由，要求迁都至避城（今韩国全罗北道金堤）。鬼室福信以及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认为避城距离新罗只有一天的行程，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难以防守，但扶余丰依然按照自己的意志，不惜绕过已经处于唐军控制下的几处大栅，迁移至避城。
果不出鬼室福信等人所料，龙朔三年（663年）二月，新罗将领金钦纯、金天存采用火攻，连下居列（今韩国庆尚南道居昌郡）、居勿（今全罗北道南原市）、沙平（今全罗南道顺天郡）、德安（今忠清南道论山市恩津面）百济东面四城，对新都避城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扶余丰不得不乖乖迁回周留城。
四月十二日，大唐在新罗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任命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正式将新罗纳入大唐的羁縻州体系之中。
在如此形势之下，倭国的中大兄大王再次出手，于三月派出前、中、后三军，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罗夫、大宅臣镰柄，共二万七千人，力图从后方牵制新罗的进攻。
六月，这支倭军攻取了新罗沙鼻、岐奴江二城。新罗是如何面对倭军的来犯？史料缺载，无法勾勒大致。不过倭军的援助，没能缓和扶余丰君臣的矛盾。避城的归去来兮使得百济复兴军受到了无形的损失，鬼室福信觉得有必要在他与扶余丰之间作一个了断，于是假装卧病，想诱其上钩。对日本战国史感兴趣的朋友知道日本的霸主织田信长就使用同样的方法诱杀了他的弟弟织田信行。但扶余丰可不是织田信行，他将计就计，反将鬼室福信生擒。为防止他挣脱，捆绑的时候特意用皮绳穿透其手掌。经过一番犹豫后，最终将其处决。
随后，扶余丰派人去联系倭国和高句丽的援兵，没成想遇上孙仁师的援军。《旧唐书》言：“孙仁师中路迎击，破之”如果只是使者恐怕谈不上“破之”。同时，百济复国军尚控制着加林城，扼住了锦江水路通往熊津城的要道。在这种情况下，已达到物德岛的孙仁师可以选择当年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路线，自熊津城以北绕经党项城进入新罗境内，然后南下至三年山城后，往西挺进熊津城。山名宗纲注意到，在白村江战后，大唐官员将百济的古沙夫里被改名为古泗州，其首府县改名为“平倭县”，指出这当是纪念在此地发生与倭人的交战而改名，由此推定孙仁师并没有走王文度和刘仁轨的老路，而是在锦江入海口以南登陆，并与倭军发生交战并取得胜利后才陆路北上到达熊津城。这样可以解释其自从被大唐政府派遣到熊津会师为何历经将近十个月的时间。然而以孙仁师区区七千人，他将面临的是上毛野君稚子三军各九千兵力，同时在古沙夫里作战需要舍弃带来优势的战船，胜算何在？这里存在极大的未知数。对此笔者的解释是，除了孙仁师部外，必然有其他大唐兄弟部队以及新罗方面对其进行适当的支援才有可能获胜并继续前往熊津城会师。而上毛野君稚子等人所率领的倭军此后便没有了记载，根据《日本书纪》后面的文字记载在氐礼城(今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乌城面附近)尚有倭军的部队驻守，或许上毛野君稚子等的部队在与孙仁师部交锋后即转移到那里，伺机而动。
自此，鬼室福信之死与孙仁师等部的增援所带来的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逐渐显露出来。

倭国远征军

下面我们再来单独梳理一下倭军的总体动向。
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介入可以追述到倭五王时代（中国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朝鲜半岛一带除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个强势国家之外，还有一个组成成分异常复杂的任那加罗地区。倭国只能将势力渗透到任那加罗，还曾一度操纵百济王的废立，嚣张一时。公元532年前后，新罗将这一地区大小势力逐一吞并，倭国便失去了朝鲜半岛上的缓冲渗透区。在这之后，倭国与高句丽、百济之间的外交主要以佛教文化的交流为纽带。相比之下，与新罗之间的关系则颇为微妙，一方面，倭国沿袭倭五王时代的“都督新罗诸军事”的外交胜利，一直从精神上将其视为与百济一样的属国，而现实中新罗在任那加罗地区的军事优势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同时倭国为了保持与大唐那种贡而不封的特殊外交关系，长期借助新罗的使船访问大唐，两国之间的关系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若即若离。这种外交模式一直维持到苏定方平百济前夕。
大唐政府曾多次警告百济，也曾下令让倭国助新罗以抗百济，由于事先情报的保密，谁也没想到大唐战胜百济如此之突然，如此之神速。多少出乎倭国的意料之外，不过随后的福信叛乱使得中大兄介入百济事务的野心再度被激起，积极营造战争器械，并向全日本岛内发起动员，先后至少派出了四批援军。笔者就此进行梳理。
最早的一批，就是显庆五年（660年）十月到十一月间，护送扶余丰到百济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和狭井连槟榔率领的五千人。《日本书纪》对扶余丰回国时间纪录颇为混乱，将这五千人到来的年代放在齐明天皇七年（661年），与第二批倭军混淆。朴市秦造田来津与狭井连槟榔一直跟随在扶余丰左右，也是扶余丰得以反制鬼室福信的保证。
第二批倭军到来的时间是龙朔元年（661年）八月。《日本书纪》纪录的第二批倭国将军的名单中，还出现了阿倍引田臣比罗夫的名字，他实际上应该是第三批倭军的后将军，可见第二批倭军的记录又与第三批倭军记录发生混淆。第二批倭军的具体兵力，《日本书纪》没有记载，而较晚一些的日本史书《扶桑略记》则记为一万七千人，数字相对可信，故予以采用。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第二批倭军的任务是为百济复兴军输送“兵杖、五谷”，同书天智元年所言为鬼室福信提供十万枝箭、五百斤丝、一千斤绵、一千端布、一千张牛皮、三千斛稻种，为扶余丰提供三百端布，当由此批军士护送。
第三批倭军，就是龙朔三年三月，上毛野君稚子等人率领的二万七千人。不过这支军队没有直接援助鬼室福信，主要在新罗和百济边境作战，可能一度与孙仁师以及其他大唐援军发生遭遇战，后来转移到氐礼城伺机而动。
以上三批的倭军累计人数已经达到四万九千人，但实际上投入作战的兵力则没那么多。
此外，第四批倭军也在此后开始行动了。《日本书纪》记载“于是百济之贼所计，谓诸将曰：‘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愿将军等应预图之！我欲自往待飨白村。’”
按照《日本书纪》的惯例，记录将领模式为“官位+姓氏+名”，而“庐原君臣”只是姓氏。而且原文是转述形式，且带有明显夸大色彩。此外，既没有庐原君臣投入作战的记录，也没有其撤军记录。似乎连其是否存在都无法确定。
而据《日本书纪》，早在齐明天皇六年（660年），骏河国就开始制造战船。而且是倭国花了近四年时间所组建的船队，应该是投入了血本。而庐原君臣，就是指庐原国造，《旧事本纪·国造本纪》：“卢（庐）原国造。……《和名抄》云，今骏河国卢原郡卢原乡。”庐原君臣所率领的部队兵源不一定完全来自当时的骏河国与庐原国，但其周边不可能毫无动静。因此庐原君臣这支水师前去援助百济是完全有可能的。

下面介绍一下这批倭军将领的一些情况：
第一批倭军将领：
朴市秦造田来津：据说是圣德太子时期秦河胜之子，居住在近江国依智郡，是依智秦的始祖。曾于大化元年（645年）卷入古人大兄谋反事件。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山下。

狭井（さゐ）连：又称佐为连，出自物部家族。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小山下。

第二批倭军将领：
前将军：阿昙比逻夫连、河边百枝臣
后将军：物部连熊、守君大石

阿昙比逻夫连：出自阿昙家族。曾经于飞鸟板盖宫大王元年（642年）一度出使百济。扶余丰（翘岐）来到倭国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安排在他的家中。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花下。

河边臣百枝：河边臣琼缶之孙，河边臣祢受之子，出自苏我家族。其家族曾多次参与朝鲜半岛的战争。大化二年（646年），河边臣百枝因为违背新颁布的大化革新诏命受到了点名斥责。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小花下。

物部连熊：出自物部家族。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山上。

守君大石：日本武尊的双胞胎哥哥大碓命之后，曾于后冈本宫大王三年（公元657年）卷入有间王子谋反事件，被判处流放于上毛野国（今日本群马县一带）。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山上。

第三批倭军将领：
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
中将军：巨势神前臣译语、三轮君根麻吕
后将军：阿倍引田臣比逻夫、大宅臣镰柄

上毛野君稚子：出自上毛野家族。

间人连大盖：传说出自天汤津彦命。

巨势神前臣译语：出自巨势氏家族。

三轮君根麻吕：出自古族三轮氏，他的父亲三轮君色夫曾于大化五年（649年）出使新罗。

阿倍引田部比罗夫：出自阿倍氏，后冈本宫大王三年（657年），出任越国守，征讨道奥、越国的虾夷长达三年，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苏定方扫荡百济的前夕。前往百济援助之时冠位大花下。

大宅臣镰柄：出自和迩氏。其家族曾参与过朝鲜半岛的战争。

第四批倭军将领：
庐原君臣：出自吉备氏。

从倭军将领的出身来看，大抵上出自苏我、物部、阿昙、三轮、和迩、吉备这些老牌的贵族，当同时也基本上都是失势的贵族；从其经历上看，过去参与朝鲜半岛外交者有之，能征善战的将领有之，受到责罚的官僚有之，卷入政治斗争者亦有之，成份略显复杂。而作为倭国大王家族的直系成员以及中臣氏却没有人担任将领之位，这一点似乎表明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在安排这场战争的时候可能还有若干政治上的考虑。

另一方面，从目前掌握的兵源资料，可查的倭军士兵来源地有骏河、庐原、甲斐、常陆、道奥、但马、播磨、备中、备后、赞岐、伊予、筑紫、丰国、肥国，基本上遍及日本列岛的各个地方，可以肯定地说这场战争对于倭国来说是一场全国性动员的大战。这些士兵的身份可能主要来自大化革新以来的公民，从他们的名字里还可以看到原来部民制的痕迹，大化革新是伴随着东国的移民潮而得以贯彻，连白凤四年（公元653年）之后，在占领虾夷土地的基础上新成立的道奥国信太郡（今日本宫城县大崎市）也派出了士兵参战，体现出一种对海外扩张的强烈渴望。
他们大体上是由郡一级的的豪族带领下，先来到九州岛，在中津郡接受中臣镰足的整编[1]。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出发，傍晚左右到达位于玄界滩中央孤岛——御息岛（冲之岛），在那里进行一夜的休息和祭祀活动。今天的御息岛留下了大量当年的遗物，有“海上的正仓院”之称。在祈求完风浪平静之后，扬帆前往朝鲜半岛，投入军事角逐之中。
其中第一批倭军属于扶余丰的护卫队，当随其左右。第二批倭军的主要任务可能是运送军粮物资，是否被分配分兵把守百济城池无从得知，笔者认为其主要驻守在周留城的可能性较大。第三批倭军的动向不明，笔者在前面通过分析认为他们开始主要在新罗与百济边境进行流动作战，在与孙仁师部交锋之后则转移到氐礼城，未能与周留城的百济复国军以及先期到达的倭军会合。

注释：
[1]天正三年（1575年）抄写而成的神社社记《西寒田神社缘起》：
于时人皇三十九代天智天皇之御宇，同二年癸亥（663年），从大唐责百济，依之欲从，日本遣兵救百济，即敕藤原朝臣大织冠，由是下向九州地阵丰前之国中津郡，为下知集军兵（后其处谓中臣祖大织冠阵处之旧迹故也），其后漂泊群国，送数月归国。

敌，在白村江

孙仁师来到熊津城，使唐军士气大振。这时，唐军方面会集的主要将领，除了刘仁愿、刘仁轨、孙仁师，还有刘德敏、杜爽以及前百济太子扶余隆。其中刘德敏是三朝老将，而且位阶甚至超过刘仁愿，应该是直接从高句丽战场过来的。杜爽参加了苏定方平定百济的战争，不知其是否与刘仁愿一样独立地率领镇守百济的军队。扶余隆回到百济的时间也没有确切的记载。
此外，还有一个不一般的人物，就是高宗皇帝的表兄弟柴哲威。柴哲威曾任安西都护，永徽四年（653年）二月，他的弟弟柴令武参与房遗爱谋反事件，柴哲威亦受牵连，被流放岭南邵州，后再度起用为交州都督。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柴哲威是死在了交州都督的任上。但近年在韩国发现的《柴将军精舍草堂碑》改变了这种说法。柴哲威于龙朔年间，被授予含资道总管的职务，来到朝鲜半岛，与刘德敏或为上下级，或为前后任。没多久又被改任为加林道行军总管。加林城是百济的水陆要冲之城，也是百济复国军的重要据点。柴哲威被派来助战，应该不是偶然。
从兵力上分析，刘仁愿在镇守百济期间，至少损失了一千人，加上孙仁师的七千人，不过一万六千人。另据《册府元龟》卷358，此时唐军方面可投入的水军人数有两万，其他将领统帅的军队人数无法得知，孙仁师的部队属陆军，若将刘仁愿部计入水军，唐军方面的兵力应该多于两万七千人。
而新罗方面，新罗王金法敏亲帅金庾信、金仁问、金天存、金竹旨等二十八名（一说三十名）将领参战，具体兵力依然不详，估计不低于万人。两者总计当在三万七千人以上。
诸将开始商议具体战略，有人建议先攻打加林城，可能便是出于柴哲威的建议，而刘仁轨则提议先攻打扶余丰的指挥部周留城。最后，大家还是依照刘仁轨的策略。由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挺进，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进入白村江，与陆军会师后直取周留城。刘德敏与柴哲威两位当时的官阶都已达到正三品，高于刘仁愿的从四品上，亦高于从五品上下的刘仁轨，若他们二人确实参与唐罗联军的水陆行动，却未能留名于正史，颇为奇异，笔者倾向于认为此二人属于临时参战，战争结束后就回归本位，因此在相关的战报记录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刘德敏大概是率领水军行动。而柴哲威的具体行动，由于《柴将军精舍草堂碑》残缺不全，无法判断。
再看看扶余丰方的兵力。由于受到唐军和新罗军的连续打击，《三国史记》中所记载的新罗方杀伤敌军的数字或有夸大，总体来说百济复国军损失兵力超过万人当无问题。从相关的记载分析，百济叛乱早期的首领扶余自进与鬼室福信合作较为紧密，但扶余自进把主要任务放在与倭国的外交联系上，似乎没有冲在战争的前沿。而黑齿常之部就在任存山，如果与占据任存城的扶余丰部将迟受信联手可谓易如反掌，但现有资料却无法完全证明黑齿常之会轻易地听命于扶余丰的指挥，《黑齿常之墓志铭》甚至抹去了黑齿常之在百济叛乱这四年里的经历，使我们无法得知当时黑齿常之的真实处境，而事实上黑齿常之与他的手下自泗沘城逃至任存山自保之后，就一直没有得到象样的武器装备，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与扶余丰之间并无密切的军事联系。因此，扶余丰可支配的兵力能有两三万就很不错了。
倭军前三批的部队早已进入百济境内，总计约四万九千人。其中第二批倭军开始负责的是输送粮草，其后可能会分兵负责防守部分百济复国军所控制的山城。第三批倭军似乎龟缩在氐礼城，只是与扶余自进等百济将领保持一定的联系。因此先期到达百济的三批倭军部队，似乎只有第一批的五千人处于周留城——豆良伊城一线。
如此估算，截止到龙朔三年七月，双方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基本相当，不相上下。
七月十七日，新罗军与唐军在熊津城会师。开始了水陆直取周留城的军事行动。
而就在这一时期，倭国的第四批军队，也就是庐原君臣所率领的人数在一万人左右的大规模船队自锦江入海口逆流而上来到战争即将爆发的地点——白村江流域。
《日本书纪》对于庐原君臣船队的前来援助的记载，只有那么一段话，而且表达得颇为晦涩难懂。“倭国远征军”中已引述相关文字。
文字中出现的“百济之贼”一词，笔者原先认为是指扶余丰等人，这段文字是站在亲唐的立场上斥扶余丰等人为“百济之贼”。那么上面这段文字就可理解为扶余丰与自己的手下诸将在讨论的时候，间接提到了庐原君臣的援军，希望能亲自前往白村等待并犒劳他们。
山名宗纲则注意到，《日本书纪》中百济灭亡前后所提到的“贼”大多是在指站在亲百济的立场上贬斥新罗用语，那么“百济之贼”似也可指新罗。
笔者通过思考认为，《日本书纪》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十分芜杂，不排除将不同立场的史料杂抄在一起未加分辨的可能性，这里将“百济之贼”理解为“与百济为敌的贼寇”也勉强说得过去。那么假设将“百济之贼”如此理解，当指代的对象并非扶余丰反而是新罗人，甚至是新罗王金法敏本人。那么原文的意思就变为，新罗人获悉庐原君臣前来援助的情报，与诸将商议，要大家预先作准备，自己打算亲自率军在白村等待并为后续到来的部队提供饭食。
如此一来两种含义大相径庭。到底是扶余丰到白村接应庐原君臣？还是新罗人到白村接应后续部队？或者说到底有没有庐原君臣这样一支援军到来？都成了未知数。
考虑到原文中出现“大日本国”的字样，可以断定这段文字必然是经过修饰过的，这里的“百济之贼”笔者认为解释为新罗人更为合理，但新罗人的商议情报为倭人（日本人）获得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这段文字应该理解为日本人根据当时的战略局势所拟想出的描绘文字。除了“庐原君臣”与“白村”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外，其具体内涵没有深究的价值。
那么在唐罗水陆大军紧紧相逼的日子即将临近，作为百济复国军首领的扶余丰又在哪里呢？
《三国史记》中有如下两段记录。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文武王纪》：“王（新罗王金法敏）领金庾信等二十八（一云三十）将军，与之合攻豆陵（一作良）尹城、周留城等诸城，皆下之。扶余丰脱身走，王子忠胜忠志等率其众降。”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龙朔三年癸亥，百济诸城潜图兴与复，其渠帅据豆率城，乞帅于倭为援助。大王（新罗王金法敏）亲率庾信、仁问、天存、竹旨等将军，以七月十七日征讨，次熊津州，与镇守刘仁愿合兵。八月十三日，至于豆率城，百济人与倭入出阵，我军力战大败之，百济与倭人皆降。”
《文武王纪》中除了突出周留城外，还提到了百济复国军的另一据点——豆陵（良）尹城，但没有强调扶余丰的所在。而《金庾信传》中则明确指出“其渠帅据豆率城”，渠帅自然是指扶余丰，而豆率城即是豆陵（良）尹城。而这座豆陵（良）尹城，就位于白村江的边上。
白村江这个名字，在中、日、朝三国史料中名称不太一致，中国称“白江”、日本称“白村江”，而朝鲜史地资料则称为“白马江”，并有一个关于其名称来源的传说，大意是苏定方在此处遇到风浪，故以白马为饵，钓得一龙，才使风浪平静，故有“白马江”一名。
从日语单词发音分析，白村江的“白村（はくすき）”的实际上是汉语同古朝鲜语的混合词，白（はく）汉语为音读；村（すき）据说为古朝鲜语。而后世的韩语中还可以称“村”为“mauru”，日语也吸收了这个发音，转化为“むら”，与“马”的读音接近。以至后世新罗人、朝鲜人逐渐讹“白村江”为“白马江”，苏定方以白马钓龙的传说当属附会。
关于白村江的地理位置，在学者中众说纷纭。不过从朝鲜的《大东地志》、《（新增）东国舆地胜览》等地理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白马江应由良丹浦及金刚川与熊津之熊津江（锦江）三水合流而成。白马江上游起点应该在泗沘城北二十三里的金刚川汇入熊津江处。而金刚川为泗沘与豆良伊城的界河。也就是锦江中从扶余扶苏山到江景拐弯处的一段。
白马江的下游则有古多津，位于加林城地区，古多津以下则有镇浦海浦，可一直延伸至入海口。甚至《大东地志·舒川郡条》显示白马江本身就可以有入海口。不过“某某江口”并非指江水的入海口，而是指两段江水的连接处，例如熊津江口就位于白马江上游。

白马江之景

由于资料散失，周留城的实际位置缺乏比较明晰可靠的地理沿革记录。许多学者在考虑周留城的比定地的时候，将周留城——白江口——出海口这几个概念之间划等号。从而有扶安位金岩山城、舒川韩山面乾芝山城、舒川郡南山城、舒川郡忠化面周峰麓山城等靠近黄海一侧的比定候选地点。然而《大东地志》在页眉上写了句摸棱两可的“周留移洪州”，似乎表明周留城位于忠清南道洪城郡地区，那里距离任存城很近，但不位于白马江边，也不位于出海口。
此时的扶余丰也不在周留城，而是出现在豆良伊城。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对于周留城——白江口——出海口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松绑。将周留城的地点考虑在洪城郡地区。
正在扶余丰来到豆良伊城与第四批倭军水师会合，并计划着下一步的打算，唐罗水陆大军已经开始行动。
唐罗陆军于八月十三日抵达豆良尹城下，《三国史记·文武王纪》中新罗王金法敏于战后的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给薛仁贵的回信中，追述当年的场景时描写到：“（唐罗联军）行至周留城下。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或为“江”字之误），百济精骑，岸上守船。”这里虽然提到周留城，只代表唐罗联军的战略目标是袭取周留城，而不是当时的确位于周留城下。在白江（白村江、白马江）边上停泊的“千艘”倭船，表明倭国水军已经到位。具体数量是否能达到千艘倒是值得怀疑，但数量也会相当可观。岸上则有百济的精锐骑兵守护倭船。
新罗骑兵于八月十七日首先对岸上的百济骑兵发起冲锋，百济匆忙应战，陆上一片混战。
倭军水师急忙护送扶余丰，抢夺船只，将船全部开到江中，以保存实力。于十天后的八月二十七日在白村江口不得不面对刘仁轨等人船队的进逼。
白村江口就是中国史料里所称的白江口，也就是白村江下游的终点，汇入加林城与珍恶山的界河古多津。而古多津距离出海口尚有一段距离。白村江口距离加林城很近，也是唐罗联军事先曾考虑过需要攻克的战略要地，倭军水师选择在白村江口与唐军船队决战，或许也有这层原因。
按照《日本书纪》记载，唐船共170艘。这个数字很难理解，从前面的形势来看，刘仁轨所率船队是负责押送粮草的情况下追击倭军的船队，而不是之前一些学者所谓的遭遇战。如果这支船队是以战船护卫运粮槽船的模式行进，在追击的情况下，战船要想提高战斗效率，必须舍弃槽船自行追击。假设如此，就出现两个问题：一、170艘船是否是唐军船队的总数？二、舍弃槽船自行追击的战法是否危险？
同时这支船队应该不是专门运粮的队伍，按水军2万人平摊到每艘船大约是118人，当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存放粮草。因此笔者认为当时那支船队的模式应该不是战船+槽船，而是纯粹的战船携带粮草，那么这170艘船当可看作唐军船队的总数。
当时唐军的常备战船主要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同时相关的资料还记载一种被称为“火舰”的战船，可能是装配了火器的斗舰。而倭船体积相比之下要小得多，不敢轻易应战。
刘仁轨是否精通水战，现有史料无法完全证明这一点，毕竟其在任青州刺史时有粮船失事的记录，而刘仁轨日后入阁拜相，又掌管修史之权，对其在那场战争中的表现，虽不至于过分歪曲事实，至少也将自己的表现描写得过于突出，以至于影响到后世新旧《唐书》的编写。不过，熊津总管刘德敏却是个精通水陆各种战法的老手。“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为其撰写的《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称其“三门五垒，得破敌之奇谋；火舰云梯，总行军之妙法。”若他果然在水军之中，必然成为最可靠的后盾，使唐军的水战在技术上得以保证。
我们可以根据相关资料来模拟出当时的水战细节：
八月二十八日，倭军水师决定依靠船只数和人数上的优势先发制人，向唐军船队发起突击，结果刚一冲击就乱了阵形。
唐军以楼船、海鹘压阵，以斗舰、走舸分走左右两翼，占据江面两侧，将倭船辖制在中间。冲在前面的倭船便如入彀中，左右被唐船压制，无法回旋。唐军战船可乘机动用拍竿直接摧毁敌船。许多倭军士兵被迫跳船，溺水而亡。同时，部分唐军登上倭船与其进行白刃战，保护扶余丰的倭将朴市秦造田来津力战而死。先前的回合由于水战爆发地点河道过于狭小，如此众多的船只在拥挤的状态下无法展开，唐军方面可能没有过多地使用火器，但随着后面几次交锋的激烈程度加大，并且战争地点开始向河道宽阔的下游转移，带有火器的斗舰开始作为实施火攻的主力，以弩、砲远距离密集发射火箭、火炬、火球、油瓢、油囊。
《旧唐书·刘仁轨传》将当时的战争场景描绘为“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因为说了个“海水”，使后世很多人误以为战斗是发生在江水的出海口，中国学者王小甫则指出，虽然提到了“海水”但并不意味着战斗是发生在出海口，这里所见到的海水可能是由于海水内侵入江所致，不过在正常情况下海水内侵几十公里至于古多津一带似乎不太可能。当然，此次水战不是一次结束，按照《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双方至少进行四次水上大战，最终的打击地点恐怕已经转移到靠近入海口的地带，故有“海水皆赤”之说，倭军船队被彻底打垮，共烧毁倭船四百余艘。而扶余丰本人则与少数人乘船驶入黄海，向高句丽方向逃去，下落不明，唐军只缴获其遗落的宝剑。
与此同时，唐罗陆军也在豆良尹城下的战斗中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两军继续向周留城挺进。留守周留城的扶余忠胜、扶余忠志以及倭军将领见大势已去，于九月七日各自率领残部连同滞留在城中的耽罗使者向唐罗联军投诚，周留城不战而下，白村江之战结束。
九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枕服岐城（今全罗南道长城郡森溪面）的百济残部、扶余自进部以及部分倭国残余船队聚集到氐礼城，与在那里的第三批倭军会合。九月十五日，他们集体扬帆，向倭国进发，不再与唐罗大军争锋。
接下来，十月二十一日，唐罗大军开始围攻百济复国军的发源地任存城，没想到守将迟受信抵抗相当顽强，连续攻打一个月也没攻破。此时杜爽搬出高宗皇帝的圣旨，要求新罗协助扶余隆为百济复国，并与之盟誓，但新罗以百济境内的局势没有完全平息为由，拒绝盟誓，并于十一月四日班师回国。
之后，刘仁轨通过刘仁愿请来高宗皇帝圣旨，成功招降了在任存山坚守的黑齿常之部，为他们分发粮食武器，命其攻城立功。黑齿常之遵命攻陷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妻儿，投奔高句丽而去。刘仁愿部与孙仁师部先后班师返回大唐。自此，历时四年的百济复国战争落下帷幕。

保卫筑紫大宰府

从相关的资料分析，唐罗联军在白村江所歼灭的倭军主要是第一批的五千人和第四批的庐原君臣水军，总计在万人之上。而以阿昙山背连比罗夫为首的第二批倭军同周留城的百济残留守军一同向唐军投降。以阿倍比罗夫为首的第三批倭军则同扶余自进为首的百济军退回到倭国本土。
从实力的角度来说，倭国最大的损失莫过于经营了四年的庞大水师的覆灭。虽不至于有倾覆之危，但足以震慑岛内。
白村江之后的东亚局势更是复杂异常。从朝鲜半岛上来看，百济局势在刘仁轨的一系列民生政策的引导以及大唐正朔观念的教化下开始变得平和，为下一步征讨高句丽留下了一个相对可靠的基地。而新罗在百济国重建问题上开始对大唐采取阳奉阴违的阻挠策略，但大唐与高句丽之间大战在即，新罗和大唐都在保持相当的谨慎和克制。
在日本列岛的情况则更为复杂，由于百济人的大量涌入，使得倭国的外交难度异常加大。大唐欲乘胜追击攻打倭国的谣传尘嚣其上。事已至此，中大兄大王不得不将纷至沓来的百济遗民予以收留。百济人的安置工作实际上也是个很大的难点，因为百济难民很可能将倭国当作他们反攻半岛的基地，如此一来反而更容易招致唐军的报复，会对倭国统治集团造成直接的威胁。
同时为了防止唐罗大军可能对倭国发起的报复性攻击，于是命令百济遗民在北九州与濑户内沿岸修筑一系列“神笼石系山城”与“朝鲜式山城”，以保护筑紫大宰府乃至北九州地区的安全。让百济人负责建造城池，不失为一石二鸟的权宜之计。
由于筑城问题，论者夥矣，无须多费笔墨，这里，笔者倒是想通过一个叫藤原虎丸的人的传闻异辞来探讨一下有关筑紫大宰府的相关问题。
藤原虎丸，又被写作藤原虎麿、藤原等罗麻吕，乃同名异写，尊称“虎丸长者”，据说此人生活在孝德、天智的白凤（白雉）时代，是当地的豪族，盘踞在御笠郡（今太宰府市附近）武藏邑的须多礼，而他的75个家臣则居住在上武藏、中武藏、下武藏三个村子中。
这个人的名字和事迹不见于早期的历史资料，他的名字和相关记录大体都是出自日本战国后期。江户初期更是绘有《武藏寺缘起绘图》来渲染他的神奇事迹，下面只是引用一些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记录：
○至今于到的迄每年十月十五日，地藏会供养的行事。这是虎丸长者在武藏村、井手古贺村、塔原村、萩原村、山口村五村里拥有七十五座别院。……七十个别院中每二十五名家臣一个单位、每三年一换班。乃是虎丸长者时代的定制云云。（《筑前国续风土记》）
○白凤二年，天智天皇朝的藤原虎丸请释祚莲奠基武藏寺。（《筑前国连续风土记拾遗》）
○朱鸟元年十月十五日，虎丸卒。每年这一天，作为武藏村的七十五家村民，为供养虎丸而举办地藏会。虎丸的墓石在武藏寺。（《筑前国续风土记拾遗》）
○虎丸之女瑠璃姬生肿病之时，（虎丸）根据药师如来的启示挖凿地面，温泉涌出。用温泉沭浴，医好了女孩的病。此温泉乃武藏温泉，《万叶集》称为“次田温泉”。白雉四年之事。（《大宰府简史》大宰府天满宫发行，昭和二十七年）
对于晚出的资料，必须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从以上记录来看，能够将“藤原虎丸”坐实的事件是有关武藏寺的建立以及武藏温泉的挖掘。武藏寺的现址位于福冈县紫野市，其名称最早出现在平安时代的《梁塵秘抄》、《宇治拾遗物语》，而武藏温泉据说就是《万叶集》中大宰帅大伴旅人悼念亡妻时咏叹过的“次田温泉”。可见“藤原虎丸”的传说确实有点来头。
但“藤原虎丸”这个名字着实让人感到疑惑。从一般常识可知，“藤原”虽然是早已存在的地名，但其位置位于大和地区，后来中臣镰足获得中大兄大王的赐姓，藤原氏才光大于日本后世。在传说中藤原虎丸所在的白凤时代，中臣镰足尚未得到“藤原”的姓氏，而这个藤原虎丸却能冠以“藤原”，岂不怪哉？《武藏寺缘起绘图》更是将藤原虎丸称为藤原镰足的子孙，此更不合理，中臣镰足有二子：长子中臣真人，出家后法名定惠，白凤时代基本上在在大唐的学习中度过的，并不在北九州地区；次子中臣史，也就是后来在奈良朝权倾一世的藤原不比等，白村江之战那年他仅仅五岁，更不可能在北九州建寺挖泉。
现在的武藏寺的位置早已不是寺院初建的原址，从武藏寺附近东面有祭坛状遗迹，据推测可能是原先大殿的遗址，此外附近还残留着诸如正法寺、善正寺、莲衣寺、宗正寺、石水寺、池上坊等文字，可见早期的武藏寺不止一座寺院，其规模很大，而现存的武藏寺可能是武藏寺群中的一个小寺，在总寺衰亡后承袭其名号。
在现存的武藏寺北500米的地方，还有一处佛塔的残迹，被称为塔原塔迹，其附近出土有山田寺式的瓦当，而这种瓦当是属于具有白凤时代特征的遗物。有人据此将塔原塔迹附近的区域称为“塔原废寺”。
《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在孝德天皇白雉五年(654年)，时任筑紫大宰的苏我日向臣身刺，为病中的孝德天皇祈福，而修建了般若寺。那么这个“塔原废寺”则很有可能就是般若寺最初的遗址。而后来般若寺发生了迁移，位于紫野市原址就遭到了废弃。
苏我日向臣身刺名字中的“身刺（むざし）”，可以用汉字“武藏”表示，或许就是武藏邑名称的由来。
由此来看，所谓藤原虎丸的种种异闻，大概是伴随着平安时代武藏寺的兴起而形成的传说，期间杂糅了白雉时代苏我日向创建般若寺的史迹。
苏我日向被任命为筑紫大宰帅的时候，《日本书纪》借“世人”之口评价道:“是隐流乎！”似乎苏我日向是明升暗贬，变相流放。然而在白村江之战前，筑紫大宰帅是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机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苏我日向获得这样的职位，并非变相流放，而是掌握倭国对外扩张的钥匙。随着百济复国军的兴起，中大兄亲自坐镇北九州，并在一定程度上抛开筑紫大宰府，凸显那津官家和长津宫的重要性。而在白村江战败之后，又将相关事务返还给筑紫大宰府。由于之后的岁月里，日本无法实现对外扩张的野心，筑紫大宰府的战略价值降低，才会出现将官员任命到筑紫大宰府相当于变相流放的情况。
位于紫野市的般若寺，后来迁移到现在的大宰府市大字南一带，从当时筑紫大宰府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其外围向内郭迁移，体现出一种防守型的姿态。而早在白村江之战前夕中大兄大王曾许诺要为后冈本宫大王建造观世音寺，因战事的不利而被迫无限期推迟，这同样也可以为筑紫大宰府为中心的北九州地区异常紧张的局势作一个注脚。

外交，刘仁轨VS阿倍比罗夫

在白村江之战之前，刘仁轨的官职不过是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而刘仁愿的官职则是百济都护，俗称“百济镇将”，在王文度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兼任熊津都督。也就是说，刘仁愿在苏定方撤离百济之后，白村江之战之前，是代表大唐管理百济最高军政长官。大唐朝廷却担心刘仁愿“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对其在百济的一些行为多加质疑和指责，可能在之后取消了百济都护的建制，以至于在中国方面的史书中只是模糊地提到其曾任熊津都督，而隐讳了其一度被任命为百济都护的事实。而刘仁轨则因为刘仁愿“不隐善不扬恶”君子风度地推举，得到高宗皇帝的特别嘉奖，不但超加六阶，还将其带方州刺史转正，并优待其家属。自此，二刘的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过此时远在百济的刘仁轨还无法察觉到这细微的变化，一如既往地以刘仁愿的名义主持着百济的各项事务。
白村江之战结束的次年，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刘仁轨在以刘仁愿的名义下主持了新罗与百济的初次会盟。《三国史记》记载此年三月，又平息了泗沘山城聚集的一批百济残余势力。而《日本书纪》记载，就在这个月，一个据后世称是扶余丰兄弟的扶余善光及其所率领的百济人被安置到难波地区。因为两侧史料描述过于简略，无法探求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系。
实现百济的羁縻州化，刘仁轨正式撤消了原来所构想的五都督府制，而是改为由熊津都督下若干州县的建制。同时为了防止倭国在这一时期拖住后腿，派遣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和佐平祢军率领的三十多名大唐人及一百多名百济人组成的使团对倭国进行访问。
这也是大唐在白村江之战后第一批使者。关于这次出使事件，后世留下了两个不尽相同的版本：
1、《日本书纪·天智三年纪》（以下简称《日本书纪》）[1]
2、《善邻国宝记》（明朝时日本临济宗僧瑞溪周凤撰）引《海外国记》（以下简称《海外国记》）[2]
从时间上来看《日本书纪》远远要早于成书于明朝的《善邻国宝记》，然而其所引《海外国记》的内容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其记载的内容从人物身份细微的变化，到当时的局势细节，可以的验证，其史料价值绝不比《日本书纪》低。
首先是使者来访的时间。《海外国记》将时间放在天智天皇三年（664年）四月，而《日本书纪》则放在同年夏五月十七日（甲子）。这一矛盾可用以下的解释方式予以弥合：
《海外国记》所记载的郭务悰与祢军的到访时间实际上是他们位于对马岛的时间。而《日本书纪》所记载的时间，是“进表函与献物”的时间。
《日本书纪》与《海外国记》都说派遣使者的人是百济镇将刘仁愿，而实际上刘仁愿早已回国，从时间上看，不可能及时赶到百济，镇守百济的实际上是刘仁轨，显然，郭务悰与祢军是刘仁轨以刘仁愿名义派遣的。而倭国方面负责接待使者的是谁呢？
《续日本纪·元正天皇养老四年纪》记载：“大纳言-正三位-阿倍朝臣-宿奈麻吕，薨。后冈本朝-筑紫大宰帅-大锦上-比罗夫之子也。”
虽然《续日本纪》说阿倍比罗夫是后冈本宫大王时期担任筑紫大宰帅的，但阿倍比罗夫在白村江之战前的官位是大化五年颁布的十九阶冠位中的第八阶大花下，而大锦上是中大兄大王时代新颁布的二十六阶冠位中的第七阶，由此推断，阿倍比罗夫担任筑紫大宰帅的时间应该是在白村江战败之后。从《海外国记》的记载来看，阿倍比罗夫挂有“镇西筑紫大将军”这一头衔。
从前面章节“敌，在白村江”的分析，阿倍比罗夫所部并未投入到白村江水战中去，而是在新罗地区转战之后，随着白村江的败绩而直接退回到倭国本土。因此阿倍比罗夫应该没有和刘仁轨在战场上交过手，对唐军和刘仁轨没有直接的恐惧感。然而阿倍比罗夫就任筑紫大宰帅之后，却迎来了刘仁轨派来的使团。我们或许可以看作是白村江之战的延伸。
《海外国记》的记载比较详细：“遣大山中采女造信侣、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不过原文省略的主语，不知是谁派遣而来，按照当时的局势分析，外交事务应该是筑紫大宰府来打理，别馆也当属大宰府范围。
郭务悰等人在递交了代表刘仁愿名义的牒书后，在筑紫大宰府的别馆一待就是五个月，到了九月，筑紫大宰府方面才派遣津守连吉祥、伊吉史博德与智弁和尚说明以牒书只代表百济镇将，而不代表大唐天子为由，拒绝让使者与中大兄大王会面，只愿意口头传达使者的意思。
以上这些仍然属于《海外国记》的记载。按照《海外国记》的说法，拒绝唐使的外交辞令是以筑紫大宰的名义传达的。原文是“称筑紫大宰辞，实是敕旨”，不过当时的筑紫大宰府是否胆敢以敕旨的面貌出现在大唐使者的面前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笔者认为阿倍比罗夫的拒绝行为只能代表其本身职权的便宜行事。无法体现以中大兄大王为首的倭国朝廷的真实政治心态。
中大兄大王显然已经没有了亲临北九州前沿指挥扩张百济的雄心。他将北九州的外交和防守事务委托给了筑紫大宰府，自己依然是处于幕后的角色。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对大唐的恐惧成分要大一点。就是这种居于幕后，将自己的真实心态掩藏起来的做法，反而给后世的日本外交家们留下与大唐平起平坐，甚至反而高于大唐外交印象。
大约秋季收获的时候，刘仁愿随同新任命的熊津都督扶余隆回到了百济。刘仁愿此次重返百济主要有两个任务：一、奉高宗皇帝旨意促成百济与新罗的正式会盟；二、代替刘仁轨镇守百济。也就是说，刘仁轨必须带领留守将士回到大唐，等待新的任务。然而精于算计的刘仁轨以农忙时节以及局势尚未稳定为由拒绝这一安排。并以自己的名义写奏章给朝廷，阐述自显庆五年以来兵士疲敝的客观原因，暗示其无力割据一方，同时表示出对朝廷的忠心不二，使朝廷对其放心。[3]刘仁愿不得已，只能留在百济，与刘仁轨共同投入对百济的重建工作中去。
刘仁轨还在奏章里担心倭国仍然会影响海东局势，事实上此时倭国拒绝让郭务悰等人直接接触中大兄大王，也确实令刘仁轨放不下心来。
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日本书纪》记载说十月一日的时候，“宣发遣郭务悰等敕”，同日“中臣内臣遣沙门智祥，赐物于郭务悰。”给人的感觉是中臣镰足代表中大兄大王向郭务悰宣发敕旨，而不是以筑紫大宰名义发布的外交辞令。
如果中大兄大王以朝廷的名义向郭务悰发布所谓的“敕旨”，那么《海外国记》就没必要说什么“称筑紫大宰辞，实是敕旨”，实际上《日本书纪》也同样是省略主语的。不知道“宣发遣郭务悰等敕”的到底是属于怎样的机构。或许我们可以说《日本书纪》所记载的十月一日宣发敕旨，与《海外国记》所言九月的“筑紫大宰辞”，实际上是指同一事件，大体发生在九月底十月初，其性质为筑紫大宰兼镇西筑紫大将军阿倍比罗夫以其职权名义向郭务悰发表的逐客令，被后世理解为代表日本朝廷的敕旨。
《日本书纪》中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中臣镰足派遣了智祥和尚去慰问郭务悰，并在四天后设宴款待了郭务悰一行。因为镰足的儿子定惠和尚还在大唐，中臣镰足是否是借此私人关系来缓和倭唐之间的矛盾？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来看，这种推论完全有可能。这一点本身也表明大宰府与倭国朝廷之间步调不完全一致。或许郭务悰使团从中臣镰足那里看到了希望，于是坚守阵地，等待晋见中大兄大王的机会。
十月六日，刘仁轨的奏章传达至朝廷，高宗皇帝默许了刘仁轨的主张，而刘仁愿却因为没能贯彻皇帝的旨意，其行事能力的印象分被大打折扣。
最终，在十二月，善于书辞的伊吉史博德向郭务悰递交了一封正式的牒书，内容与九月份传达的逐客信息别无二致，算是对使者们有个交代，彻底断绝了此次与中大兄大王会见的可能性，郭务悰等人只得惺惺而归。
阿倍比罗夫在战场上未能打败刘仁轨，却使用自己的武将风格，在善于外交辞令的前遣唐使的协助下在外交战中占据了上风，这一点恐怕是刘仁轨所始料未及的。

注释：
[1]《日本书纪·天智三年纪》：
夏五月，戊申朔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
是月，大紫-苏我连大臣薨。或本，大臣薨注五月。
六月，岛皇祖母命薨。
冬十月，乙亥朔，宣发遣郭务悰等敕。
是日，中臣内臣遣沙门-智祥,赐物于郭务悰。
戊寅，飨赐郭务悰等。
十二月，甲戌朔乙酉,郭务悰等罢归。

[2]《善邻国宝记》引《海外国记》：
天智天皇三（664）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卅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遣大山中采女造信侣、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于是智弁问曰：“有表书并献以物否？”使人答曰：“有将军牒书一函并献物。”乃授牒书一函于智弁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
九月，大山中津守连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德、僧智弁等，称筑紫大宰辞，实是敕旨。告客等：“今见客等来状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济镇将私使。亦复所赉文牒，送上执事私辞。是以使人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辞奏上耳。”
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云。

[3]无论是《旧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将刘仁轨的表章放在刘仁愿前来与刘仁轨换防之前。然而从刘仁愿与刘仁轨争执的内容来看，当时正值秋收季节。而刘仁轨的表章是十月份送达朝廷的，因此笔者认为当是争执在前，表章在后。刘仁轨的表章从表面上看是在诉苦，表明士兵因多年战争已经疲敝不堪，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可能还包含着向朝廷示弱，表明自己没有谋反的能力的意味。

中大兄的小朝廷

就在智祥和尚前去对郭务悰等使者进行公关活动的麟德元年十月，高句丽的实权人物，一代枭雄渊盖苏文病逝。而《日本书纪》罕见地准确记载了他的死亡时间。[1]

京剧中的盖苏文脸谱

《日本书纪》中记载了不少关于高句丽的史料，中大兄大王身边有个从高句丽前来的和尚道显，其编写的《日本世纪》是《日本书纪》的资料来源之一。倭国对高句丽方面的情报自然不会匮乏。但是由于高句丽未能留下独立的史书，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高句丽的资料几乎完全是来自中国史书中的记载。《三国史记》的成书时代已经距离高句丽灭亡有很大的距离，依然只能靠摘抄中国史料来填补相关空白。而日本方面的史料夸大了日本在海东三国的权威性，将自己吹捧为凌驾于高句丽之上的国家，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倭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真相就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倭国与高句丽在历史上唯一可圈可点的交战就是公元三世纪前期的倭王赞（大鹪鹩命）与高句丽好太王之间的战争。尚未彻底控制日本列岛的倭国是以惨败而告终，之后只能以北九州为跳板，以朝鲜半岛南部的任那加罗地区为殖民基地，小范围地骚扰新罗和百济，难以进一步北上与高句丽交兵，这样一来两国间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从高句丽僧人不断前往倭国传播佛教来看，两国的交往还算是和睦。
不过自从矶城岛宫大王（钦明天皇）之后，倭国至少有七名男性王室继承人的名号中带有高句丽的官名“大兄”，分别是勾大兄王子、箭田珠胜大兄王子、橘丰日大兄王子、彦人大兄王子、山背大兄王、古人大兄王子以及此时的倭王中大兄。《释日本纪》：“私记曰：昔称皇子为大兄，又称近臣为少兄也。”引起人们对倭丽之间是否有什么更深层次交往的猜测。
再来回顾一下《日本书纪》里的记录，在苏定方平百济的时候，高句丽没有向百济施以援手，反而派乙相贺取文前往倭国访问，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笔者对《日本书纪》的事件记录年代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年代一直产生疑问，对这次访问的内涵无法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随后发生的齐明天皇“御船西征”笔者倒想探究一二。让我们回溯到白村江战争爆发的前夕，大唐龙朔元年（661年）。以下是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所进行的简要归纳：
齐明天皇七年（661年）正月六日（壬寅），齐明天皇由难波津出发，八日（甲辰）到达吉备大伯海(冈山县邑久郡附近)，十四日（庚戌）到达伊予熟田津(爱媛县松山市)石汤行宫(道后温泉)，三月二十五日（庚申）“御船还至于娜大津。居于磐濑行宫。天皇改此，名曰-长津。”
“娜大津”又称为“那之津”，一般认为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博多湾附近。在那里发现了博多遗迹群，出土大量高句丽式土器（陶器）。遗迹群位于御笠川、那珂川的河口形成的砂丘上，被作为那津官家的比定地。就那津官家出土高句丽式土器这一点，依然能想见倭丽之间关系之密切。
在之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前文已经有所交代，后冈本宫大王迁居筑紫国朝仓的橘广庭宫，在迎来津守连吉祥使团不久便在橘广庭宫去世。注意后冈本宫大王的去世地点——朝仓。朝仓这个地名，还出现在大和泊濑地区，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那里曾经是雄略天皇的都城所在。北九州筑紫国出现的朝仓地名与大和泊濑朝仓同名，这绝不是一种巧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种同名现象并不是个案。
根据持“邪马台东迁”说的日本学者研究统计，将北九州地区夜须町为中心的古地名，与大和乡为中心的古地名相比对，发现两者竟呈现出惊人地对应性，而且相对位置也基本吻合。“邪马台东迁”说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位于北九州地区的邪马台国向大和地区转移的结果。

大和乡周边地名

夜须町周边地名

然而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站不住脚，虽然两地的地名及其方位惊人地吻合，但这些地名的年代只能上溯到相当于中国唐朝的时代或稍早一些。而《三国志·倭人传》里记载的那些邪马台盟国的地名却很难在这些相似的地名中体现出来。
由此笔者得出一个与“邪马台东迁”说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些吻合的地名不是“邪马台东迁”遗留的痕迹，而是大和朝廷在的北九州扩张而形成的。后冈本宫大王来到北九州之后也作出了改地名的举动，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北九州这些比对大和地区而产生的地名大体上是来源于后冈本宫大王或稍早一点的时代。这样一来，北九州地区俨然就成了另一个大和。
笔者无法证明北九州那些地名一定是中大兄王子所刻意仿照大和地区的结果，不过这些地名至少是在其坐镇北九州时已经存在的。《万叶集》中记录了一个叫“中皇命”的人和歌。
而皇命（すめらみこと）即天皇（すめらみこと），笔者认为这个“中皇命”极有可能就是中大兄王子。[2]
这种小朝廷的优越感是否会刺激他的权力欲望，从而提前自立为王，这一点或许值得深思。
《日本书纪》只记录了齐明天皇的“御船西征”，给人造成的感觉仿佛齐明天皇很积极介入百济事务一般，但是却没有提到中大兄的行动。齐明天皇在石汤行宫滞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主要活动是享受那里的温泉，未见得有积极备战之心。然后等到齐明天皇去世以后，中大兄才迁居到长津宫。如此记载，有避重就轻之感。
而笔者认为，恰恰相反，中大兄根本用不到着等后冈本大王的去世，就已经可以在长津宫负责相关的军政事务。可以说长津宫就是中大兄最早的都城。后冈本宫大王不过是个象征，她之所以会不辞劳苦，一路乘船来到北九州地区并造访长津宫，恐怕不是她本人好战的体现，而是中大兄的某种手腕，以表明后冈本宫大王在倭国依然具有象征性的地位。

注释：
[1]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国方面的史料关于渊盖苏文的死亡时间，记录为乾封元年六月壬寅、乾封元年五月两种不同的记载，其实这两个时间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乾封元年。《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对渊盖苏文死亡时间的记载因袭新旧《唐书》，亦不可靠。
《日本书纪·天智纪》：“是月（天智天皇三年公元十月），高丽大臣-盖金，终于其国。遗言于儿等曰:‘汝等兄弟，和如鱼水，勿争爵位。若不如是，必为邻笑。’”盖金就是渊盖苏文，天智天皇三年即麟德元年。据洛阳出土的《泉男生墓志铭》，男生32岁为太大莫离支，太大莫离支为渊盖苏文生前的最高官位，死后由渊男生继承。男生32岁那年经计算为麟德二年，渊盖苏文死亡时间必在此之前，可知《日本书纪》中的记载是准确的。罗振玉的《唐代海东藩阀志存》在笔者之前已有此推理。

[2]《万叶集》
[原文] 八隅知之 我大王乃 朝庭 取撫賜 夕庭 伊縁立之 御執乃 梓弓之 奈加弭乃 音為奈利 朝猟尓 今立須良思 暮猟尓 今他田渚良之 御執<能> <梓>弓之 奈加弭乃 音為奈里
[中文释文]吾皇朝来执手拂，入暮亦立梓弓旁。御手轻轻拨，弦鸣声声扬。晨熹将出猎，黄昏或徜徉。朝夕皆聆闻，梓弓发锐响。
反歌
[原文]
玉尅春 内乃大野尓 馬數而 朝布麻須等六 其草深野
[中文释文]辽阔宇智野，巡猎率群臣。马踏青青草，露华碎纷纷。

中皇命往于纪温泉之时御歌（三首）
[原文]君之齒母 吾代毛所知哉 磐代乃 岡之草根乎 去来結手名
[中文释文]君寿与吾寿，同系岩代冈，冈上采芳草，结成同命纲。

[原文]吾勢子波 借廬作良須 草無者 小松下乃 草乎苅核
[中文释文]吾君结草庵，如若无茅菅，倩刈松根草，权以茸轩檐。

[原文]吾欲之 野嶋波見世追 底深伎 阿胡根能浦乃 珠曽不拾 [或頭云 吾欲 子嶋羽見遠]
[中文释文]吾欲观野岛，君已偿吾心，真珠拾未得，阿胡根浦深。

日向臣之野望

麟德元年三月（此处取《扶桑略记》的记载，《日本书纪》记为五月），有一位倭国的高官去世，他在《日本书纪》被称为苏我连大臣，显得十分低调，没有标明他的官职。而在《扶桑略记》中称他为“苏我宿祢武罗自”，并标明他于天智元年正月任右大臣。“武罗自（むらし）”即为“连”的音译。苏我连大臣或称之为苏我连子，他也同样是苏我雄正之子，原右大臣苏我山田臣麻吕的弟弟。《日本书纪》对于苏我连子的信息处理地很不精心，连他何时任右大臣根本未着一字。《公卿补任》苏我连子臣条注释如下：“（天智）元年为大臣如故。初任年未详，字藏大臣，三年薨（在官三年）。一书云：三月任，即薨。马子大臣之孙，雄正臣之子。右大臣石川麿（苏我山田臣麻吕）之弟也。”似乎表明在天智元年（公元662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步入大臣之列。但《日本书纪》关于他之前的经历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个人在麟德元年就这么死了，没有什么事迹，他所生存的时代是苏我氏权势遭到重创时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他可能是个无用的傀儡，作为中大兄与中臣镰足对苏我氏家族的安抚和控制的一枚棋子。然而苏我连子的子女似乎却显得比父亲更有名气。苏我连子的女儿娼子（或作媪子）后来成为中臣镰足的儿子藤原史（不比等）的夫人，为其诞下了武智麻吕、房前、宇合三兄弟，奠定了藤原氏南家、北家、式家三个分家的基础。苏我连子的儿子安麻吕，在后来的壬申之乱中站在大海人一边，后其子孙被赐姓为“石川朝臣”，继续延续苏我家族的血脉。那么说苏我连子就如此地不起眼吗？
由此，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一个先前反复提到的苏我家代表人物——苏我日向臣身刺。苏我日向臣身刺在《日本书纪》里是以一个奸诈的小人面貌出场的。最早提到他是在乙巳之变之前。当时中大兄王子与中臣镰足正策划如何推翻苏我入鹿，中臣镰足献策，建议中大兄王子迎娶苏我山田臣麻吕的女儿而借此拉拢他。而与此同时，苏我日向却抢先将苏我山田臣麻吕的长女引诱为妻。苏我山田臣麻吕不得不将小女儿嫁给与中大兄王子充数。自此，中大兄王子与苏我日向之间算是结下了仇怨。《藤原家传》甚至说中大兄王子动了杀机，被中臣镰足大局为重的观点所劝服。然而奇怪的是，苏我日向在中大兄王子夺权成功之后，竟然能利用中大兄王子对苏我山田臣麻吕的猜忌，将苏我山田臣麻吕一族推向死路，而自己则获得了筑紫大宰帅的要职。就是这么一个翻云覆雨的人物，在出任筑紫大宰帅之后，相关事迹便戛然而止，既没有其去世的记录，也没有其子女的记录，与苏我连子的情况恰好相反。前面曾经提到，苏我日向也同样是苏我山田臣麻吕的弟弟。看起来，他与苏我连子似乎是兄弟关系，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历史记录表明苏我日向和苏我连子会同时存在。更重要的是，苏我日向的名字“身刺（むざし）”与苏我连子的名字“连（むらし）”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从发音的角度分析，ざ行为爆破音，爆破的力度不足的话就会容易变为だ行音，而ら、だ两行发音方法相近，亦容易混淆。所以ざ行与ら行子音的发音存在混淆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线索，笔者大胆推定，永徽五年（654年）消失在《日本书纪》中的苏我日向身刺与《日本书纪》记录中死于麟德元年的苏我连子实际上是一个人。《扶桑略记》记载其享年54岁。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着对白村江时代前后的一些事件作出合理地解释。
首先是显庆四年那次津守连吉祥使团遭到韩智兴傔人的反复发难，而韩智兴及其傔人具有明显的渡来人背景，而当时的倭国与渡来人关系密切的首推苏我家族，苏我日向担任筑紫大宰帅，遣唐使在前往大唐时必经北九州起航，苏我日向安插自己的人进入使团并不是件很困难的事。由傔人所引发的相关冲突，其矛头自然是指向权力急速膨胀的中大兄王子，力图借助大唐的压力而抢夺外交的主导权。但在伊吉史博德等倭国外交官的努力下，韩智兴遭到流放，而韩智兴的傔人东汉草直足岛又意外死亡，使得这一阴谋基本流产。
其次是苏我虾夷鬼魂事件。后冈本宫大王在即位后，多次发生苏我虾夷鬼魂作祟的谣言。乃至于白村江之战的前夕，后冈本宫大王去世时的葬礼据说在朝仓山上出现了戴着斗笠的幽灵，遥望大王的灵柩车队，也同样被传为苏我虾夷的鬼魂。为什么是苏我虾夷的鬼魂而不是其他人的鬼魂？冈本宫大王并非害死苏我虾夷的凶手。她只是目睹了中大兄王子与他的同党们杀死了苏我虾夷的儿子苏我入鹿而已，苏我虾夷本人则是自焚而亡，为什么苏我虾夷鬼魂作祟的谣言仿佛是针对冈本宫大王一般呢。而作为导致苏我虾夷一族灭亡的祸首中大兄王子正式执掌政权的时候，却没有出现类似谣言的记录。笔者认为，谣言的散布者是别有用心的，将苏我虾夷的鬼魂作为谣言散步的内容，散布者本人也是出自苏我家族的可能性为大。考虑到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倭国为了积极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将政治中心向北九州地区转移。势必造成与筑紫大宰府之间主导权的矛盾。笔者认为，正是曾经作为筑紫大宰帅的苏我日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女性比较畏惧鬼神的心理，对冈本宫大王展开心理攻势，借此来拖住中大兄王子与中臣镰足的后腿，才会借苏我虾夷之阴魂制造恐怖气氛。不过靠装神弄鬼并不能起到多少实质性的效果，中大兄王子与中臣镰足依然在强力地主导着对倭国全国的控制权，并最终将全国的兵力发动起来，送往朝鲜半岛的前线。
苏我日向（或者说是苏我连子）死在白村江战败的次年，他的种种伎俩就如同倭国在朝鲜半岛的种种努力一样统统化为泡影。
对于他的态度，中大兄大王自然是十分反感的，但在他生前的时候却奈何不了他。只能将他丑化成一个十足的小人来表达自己的怨愤。不过时来运转，《日本书纪》的编撰主导者藤原不比等恰是其未曾谋面的女婿，对其岳父自然不能过于埋没，于是《日本书纪》出现了苏我连大臣去世这唯一的记录。但藤原不比等毕竟对自己这个岳父并不熟悉，也无法通过历史为其翻案。于是乎“苏我日向”和“苏我连子”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日本书纪》中，很少有人会将两者联系起来。据说本位田菊士的《围绕壬申之乱的古代贵族改赐姓——石川朝臣》也曾提出“苏我日向”与“苏我连子”可能为一人的观点，可惜笔者未能得见其如何论证。整个推理基本是笔者根据若干线索和当时的局势进行分析而成。

镰足之野望

为了弥合因白村江之战而破损的倭唐外交，中臣镰足再度变得活跃起来，向郭务悰使团释放出善意，为了使倭唐双方能较为圆满地解决目前的外交困境，他不惜利用自己儿子在大唐这层关系，进行着谨慎地斡旋。
回头看看《日本书纪》，自“乙巳政变”后，包括白村江之战，关于中臣镰足的记载却寥寥无几，仿佛被湮没了一般。然而《藤原家传》却借中大兄之口吹嘘中臣镰足：“传闻大唐有魏征，高丽有盖金（渊盖苏文），百济有善仲（可能是指向百济王义慈劝谏的佐平成忠），新罗有庾淳（可能是指新罗大将金庾信）。各守一方，名振万里。此皆当常土俊杰，智略过人。以此数子，比朕内臣，当出跨下，何得抗衡！”我们所知道的，是在龙朔二年（662年），右大臣苏我连子于麟德元年三月去世。而左大臣巨势德陀臣早于显庆三年（658年）正月去世。于是，截止麟德元年（664年），左右大臣是否有人继任，相关史料没有记载。而作为超然与左右大臣之外的内臣中臣镰足却依然活着，他在白村江之战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根据《西寒田神社缘起》的记载，他当时在丰前国中津郡集结整编军队。
虽然《西寒田神社缘起》抄写时间已经是日本战国时期，但抄者强调：“依旧记书写之者也。”应该是根据西寒田神社保存的一些原始资料作为参考。可见，当时中臣镰足在丰前国中津郡负责调集军队，也就是说支援百济的军事行动，中臣镰足也是具体负责人之一。
文中提到的“中津郡”大体上位于福冈县的筑上郡、丰前市、京都郡的一部分，以及山国川北岸到行桥之间的区域。
中臣氏是个暴发户，这个家族的发展源流究竟如何，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笔者还是应当把目光放在中臣镰足本身，而尽量避免牵涉太多其家族的真实背景。
中臣镰足的出生地，有大和国高市郡藤原（现在的橿原市）、大原（现在的明日香村，《藤原家传》）以及常陆国鹿岛郡（《大镜》）等不同的说法。
其中鹿岛说笔者将放在后面详谈。而大原也可被称为藤原，似乎比高市郡藤原起源更早，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说法进行归纳，那么它们可以理解为大和国出身说。通过“乙巳政变”，推举难波丰碕宫大王上台，中臣镰足和他的中臣家族开始进入倭国的权力中心。此后，除了在白村江之战前后，中臣镰足亲临北九州调集兵力外，大多数时间都在大倭地区。
据《藤原家传》记载，为了表彰中臣镰足，倭国朝廷分别于大化元年封户二千户，白凤五年八千户，后冈本宫大王时期五千户，总计一万五千户。又据《续日本纪》藤原仲麻吕所言，大化元年同时还得到功田一百町。这一系列数据可能是被夸大的结果，但是中臣镰足得到封户这是事实，那么他的封户在哪里呢？《日本书纪》里只字不提，惟有《常陆国风土记》中透漏出其封户位于常陆国的久慈郡。
中臣镰足身居大和，封户却远在关东，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这可能与当时倭国开发关东的历史大背景有关。而中臣镰足也借此机会躲避危险的权力中心，为自己寻找一条不为人所注意的发展道路。
当时的东亚地区，在大唐高祖皇帝的倡导下，初步实现了佛儒道三教合一，高句丽为了适应这种潮流，特地从大唐迎来道教。倭国虽然从大唐引进很多与道教相关的阴阳类书籍，却没有将道教引入国内。倭国官方从表面上看，依然是受到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双重洗礼，其土生土长的宗教——神道教文化则被掩盖了起来。
中臣镰足据说在密谋消灭苏我入鹿的时候，就发愿建造丈六释迦佛像。后冈本宫大王三年（657年），在山城国宇治郡山阶陶原家设立精舍，并开设斋会，大讲维摩经，宏扬佛法。甚至拿出自己大量家产供奉元兴寺。他派去与郭务悰交涉的使者就是僧人，他的长子定惠是和尚前面已经有所交待。
从表面上看来，中臣镰足已经是个佛教化很深的人。然而他却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做着另外一件事。
大化五年（649年）两个中臣氏的族人出面，向当时的关东总领高向大夫申请从下总国的海上国造部内轻野以南一里，那贺国造部内寒田以北五里的领地划出，设立香岛（鹿岛）郡，供奉那里的神社——鹿岛神社。并将守护在那里的神户从原来的八户增设到五十八户，由中臣氏（卜部氏）家族的人迁入。这件事很可能是中臣镰足幕后指使的结果。到了中大兄大王时代，开始大力翻修神宫，如果没有中臣镰足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
鹿岛神宫原来是归多氏所有，而不归中臣家族所有，又是如此地寒酸，仅有八户神户。吉田大洋在他的《谜之出云帝国》中指出，鹿岛神宫的社殿内阵构造与出云大社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将鹿岛神宫看作出云系的神社。
这座神社里，原来供奉的神灵可称为“布都大神”，不过神社可能不是直接供奉神像，而是供奉一柄被称为“布都御魂”的大刀作为替代。据梅原猛的考证，这与物部氏所供奉的神器相同。这一点从物部氏家族的老牌神社，位于今天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中供奉的“布都御魂”得到印证。“布都御魂”可以算是“布都大神”的化身。
“布都大神”全称“和加布都努志命”或“布都努志命”。他在《出云国风土记》中多次出现，被称为“所造天下大神御子”，并提到他在天地刚刚形成的时候从天降临，统治人间，显然是一尊很重要的神灵。当时整个倭国很多神社都供奉“布都大神”，物部氏算是其中的代表，关东地区也不例外，中臣镰足的封户就在关东，他很容易注意到这尊神灵的重要意义。于是巧心经营，通过与多氏合作，终于获得了这座神社的控制权。
于是，神社中的供奉对象也发生了奇妙地变化。从原来的布都大神，逐渐转化成传说中出云的始祖大国主的后代武瓮槌命（又写作建御雷命）。中臣镰足为什么要选择武瓮槌命作为神社的供奉对象，这一点不是很明晰。然而这个武瓮槌命。则是后来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简称《记·纪》）中“天孙降临”与“出云国让”神话中的关键人物。
让我们来简述一下武瓮槌命《记·纪》中的“英雄事迹”吧。
首先是《古事记》中日本的始祖女神伊耶那美在生产火之迦具土神的时候被其烧伤致死，男性始祖神伊耶那岐一怒之下砍掉了火之迦具土神的头，刀上的血化成不同的神灵，其中刀身上的血化为瓮速日、樋速日和建御雷之男（建布都、丰布都）。《日本书纪》的记载与《古事记》有一定差别，还有不同的版本，简要归纳之，就是武瓮槌不是直接由刀上的血变化出来的，而是这血所变化的神灵所产生的后代，同时所产生的其他神灵则产生了一个叫经津主的神，这一点很重要，容后详述。
接下来就是“天孙降临”，《古事记》中，是武瓮槌一人征服了大国主的两个儿子，而《日本书纪》中多出了经津主这个帮手。
再后来神武天皇东征的时候，武瓮槌托梦给神武天皇军中一个名叫熊野高仓下的人送去一把被称为“韴灵”的宝刀。
物部氏编撰的《旧事本纪》明确指出：“建瓮槌之男神（亦名建布都神、亦名丰布津神），今常陆国鹿岛大神，即石上布都大神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中臣氏的谎言。
而《常陆国风土记》所记载的关于香岛神社的神话[1]，更是无意间为我们揭开了《记·纪》神话背后所掩藏的真相的冰山一角。
这是个关于“香岛天之大神”降临的神话，其中提到诸如“八百万神”、“高天之原”、“我御孙命”、“丰苇原水穗之国”，之类词汇既出现在《记·纪》神话中，也出现在《延喜式》中所保存的《禊祓词》中，《禊祓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留没被篡改的神话，无法判断其时代的先后。值得注意的是贺味留岐（神留岐）、贺味留弥（神留弥）这对男女神的名号，屡次出现在《禊祓词》中，“贺味”训为“神”；“留”在《禊祓词》中可用音近汉字“漏”或“鲁”代替。而《记·纪》中却找不到对应的神名。《伊势二所皇太神宫御镇座传记》与《古语拾遗》则将神留岐与神留弥分别比附为高皇产灵神与神皇产灵神。然而神留弥的“弥”为女性的后缀，神皇产灵神则为男神，带有明显的附会意味。由此笔者推断，神留岐与神留弥的称号带有原始性，在早期神话中，他们是属于天照大神的地位。
《延喜式》中保存的带有明显出云色彩的《出云国造神贺词》中也同样出现了神留岐与神留弥（原文写作“神鲁伎、神鲁备”发音相同），同时提到，下界帮助天孙的神是布都努志命，而没有提到武瓮槌命。
“经津主”与“布都努志”同音。毕竟布都大神的信仰十分普遍，不能一笔抹杀，只能将其架空。
而那把被称为“韴灵”的宝刀，“韴灵”这两个字的另外一种读法，正是“布都御魂”。
《常陆国风土记》记载，在临近香岛郡的信太郡，有个关于普都大神（“普”、“布”日语音读相同）降临的传说。而信太郡当时属于物部氏的据点，这些线索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证据链，笔者有理由认为，香岛郡所谓“香岛天之大神”降临的神话，不过是布都大神降临神话的翻版。
“香岛天之大神”降临的神话没有就此终结，而是在中臣氏的操弄下继续发酵，变异。最终进化成天孙降临的神话，而布都大神从降临的主角变成帮助天孙降临的配角经津主，即使这配角的地位，也被武瓮槌夺去大半。而原本是始祖神的神留岐与神留弥更是湮没无闻。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早在中大兄大王的时代，应该是不存在所谓的天照大神及其相关的神话的。当时所有的传说，充其量只是以息长足姬命（神功皇后）为主角的“八幡神话”与以须佐之男和大国主命为主角的“出云神话”。而中臣镰足悄然控制鹿岛神社的时候，一个崭新的神话开始逐渐露出头角。关系到日后日本神国传说核心的“天孙降临”和“出云国让”神话的雏形，便是从这个原本并不起眼的鹿岛神社开始的。
这是个宗教阴谋，中臣镰足便是这阴谋的肇端，一个比消灭权臣苏我氏甚至比侵入朝鲜半岛更大的阴谋的肇端。当然，在中大兄时代，这一切只是可开始，一个不为人知的开始，其后的神话渲染，以及空前的权力渗透，将由中臣镰足能干的儿子——后来的藤原不比等来完成。中臣镰足所做的，只是在为他的家族和后代打好千年基业。在白村江之战前踌躇满志的中大兄将目光过多地投放在朝鲜半岛，而中臣镰足则作为幕后的幕后，在倭国的关东奠定了其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中臣镰足的野望确实是大大超出魏征、渊盖苏文、成忠和金庾信之上。

注释：
[1]《常陆国风土记·香岛郡》
清浊得纠，天地草昧已前，诸祖天神，俗云-贺味留弥（かみるみ，神るみ，女性神祖）、贺味留岐（かみるき，神るき，男性神祖）会集八百万神于高天之原时，诸祖神告云：“今我御孙命，光宅丰苇原水穗之国。”自高天原降来大神，名称-香岛天之大神。天则号-日香岛之宫，地则名-丰香岛之宫。俗云，丰苇原水穗之国，所依将奉止诏留尔（诏るに）：“荒镇神等，又，石根、木立、草乃片叶辞语之，昼者狭蝇音声，夜者火光明国。此乎事向平定大御神。”止（と）。天降供奉。

定惠之谜

麟德二年（665年），可谓是东亚列国的外交高峰期，因为大唐政府在酝酿一次规模盛大的泰山封禅仪式。另一方面，上一年倭国拒绝郭务悰展开深入的外交活动的奏报早已传达至朝廷，鉴于上次外交郭务悰代表的是百济镇将刘仁愿，被倭国的外交官们钻了空子，将其阻挡在筑紫大宰府。于是这次专门敕命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偕同中臣镰足的长子定惠和尚前往倭国，去完成尚未完成的外交任务。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大唐天子敕命的大使在地位上等同于所出使的小国国君，大唐如此高调地对倭国展开外交活动，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过与之相对应的，与定惠和尚同船而来的冰连老人等其他一批留学生及学问僧则被排斥在外，甚至在待遇上可能都遭到一定程度地剥夺，可能是作为倭国此前在外交上耍手腕的一种报复。
刘德高一行人首先来到百济，在刘仁愿与刘仁轨的安排下，连同郭务悰和祢军组成二百五十四人的外交使团，于七月二十八日，来到对马岛。
八月十三日在刘仁愿的主导下，鸡林州大都督新罗王金法敏与熊津都督扶余隆在熊津城就利山举行了正式会盟，并由刘仁轨撰写盟誓词。从表面上实现了将新罗与百济纳入到大唐的鸡林州与熊津州两个羁縻州的和平体系之中。
九月二十日，刘德高使团被允许进入筑紫，两日后进献表函。
而此时，刘仁轨则率领金仁问、扶余隆、倭国降将守君大石以及随倭军一起投降的耽罗使者组成新罗、百济、倭国、耽罗四国使团，扬帆起航，前往大唐，参加即将举行的封禅仪式。而刘仁愿则暂时留在百济处理相关事宜。
十月二十四日，刘仁轨受到高宗皇帝的嘉奖，加封其为大司宪兼知政事。次日，高句丽王高藏的儿子福男也出现在大唐朝廷之上，参加封禅活动，这可能是新当政的太大莫离支渊男生为改善唐丽两国的紧张关系所默许的。不过渊盖苏文的死讯似乎在高句丽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因此大唐政府并不知道其已病逝的消息。
十一月十三日，正当高宗皇帝率领的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濮阳的时候，倭国摆下宴席款待刘德高一行，设宴的具体地点不详。在宴会上，刘德高还见到了中大兄大王的儿子伊贺王子（大友王子）。《日本书纪》中虽然详细地记载了刘德高到访的日期，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却避而不谈，比如刘德高是否见到中大兄大王？此次的具体外交任务是什么？有没有实现？没有任何相关的文字说明。
十二月，刘德高在阪合部连石积、吉士岐弥、吉士针间等倭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返回大唐，给后世留下不解之谜。这仅仅是个开始，就在此月的二十三日，定惠和尚竟然不治身亡，这成为继王文度之后的又一诡异的猝死事件。围绕着定惠和尚的生与死的问题，充满了团团的谜雾。
首先，记录定惠和尚于麟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病逝的是《藤原家传》（定惠写作贞慧），按照此文的记载，定惠和尚是在百济时，写下优美的联句，被百济的文士所忌，暗中下毒才导致其死亡。但从到百济至定惠和尚死亡相隔5个月左右，是否是毒发而死根本无从查证。这样一来，以定惠和尚为纽带的这次倭唐外交的真相便无人知晓了。
后世更有传闻异词，说定惠和尚没有死，并且再次去了大唐，甚至说他一直活到元明天皇时代。
典型的就是《多武峰略记》的记载。总结起来大体有这么几条：
1）天智天皇十年丁卯，生年二十三，再次入唐。
2）天武天皇七年戊寅归朝。改葬中臣镰足。
3）白凤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四十二岁迁化。
4）元明天皇和铜七年迁化。春秋七十。
从史料价值来看，《藤原家传》自然要胜过《多武峰略记》，定惠和尚去世的时候中臣镰足尚在，就不可能存在定惠和尚在天武天皇七年回国后重新为中臣镰足改葬的事件。
而所谓白凤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去世的说法。首先“白凤十四年”是“白凤十六年”之误。然后又将“白凤十四年”系于天武天皇时代，乃是以讹传讹。
笔者所关注的，是关于“天武天皇七年戊寅归朝”与“元明天皇和铜七年迁化”这两条错误的记录所透漏出的信息。定惠和尚归国与死亡是同一年，而这两条信息的相同点就在于“七年”这个相对年代。也就是说，定惠和尚归国与死亡的那一年的纪年应该是某个“七年”。定惠和尚归国与死亡的绝对年代我们已经知晓，是公元665年，在此基础上上推七年，便是公元659年，恰好是津守连遣唐使到来的那一年。
如果按照白凤纪年，这一年为白凤十年，由《二中历》透露的信息，笔者推断，难波丰碕宫大王后期使用的白雉年号在其去世后并未废除，而是继续沿用到第九年，可能是觉得“白雉”不够训雅，于是改为“白凤”，但并不从头纪元，于是白雉九年的下一年就变成了白凤十年。
难道说，“白雉”改为“白凤”的同时，中大兄王子为自己定下一个新的纪元？
根据《藤原家传》的记载，定惠和尚去世后，高句丽僧人道贤为其撰写了一篇诔文。文中有这么一段：“又诏廓武宗、刘德高等，旦夕抚养，奉送倭朝。仍径海路至于旧京。”廓武宗就是郭务悰，此人在下一章节有详述。后文又写到“圣上锡命，幸蒙就舍，居未几何，寝疾纩微，咨嗟奈何。”“圣上”自然是指中大兄，说明定惠和尚回来后住在“旧京”，并在那里去世。这里的旧京可能是指后冈本宫大王在大和地区的京城飞鸟板盖宫。
而在麟德二年，定惠和尚所在地已经是“旧京”，那么“新京”就应当是近江大津宫。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中大兄大王迁都近江的时间是天智天皇六年，绝对年代是公元667年，然后于次年登天皇位，此前称为素服称制。按中国的守孝丁忧制度一般是以三年为限。而《日本书纪》中天智天皇为其母齐明天皇素服称制长达六七年，孰不可解。如果按照笔者的分析，中大兄大王的纪年应该从公元659年算起，而他迁居近江的时间应该是公元664年，如此计算，从公元661年后冈本宫大王去世，到迁都近江，恰好只要三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定惠和尚的死亡年代，按照中大兄大王的实际纪年为七年。

流放刘仁愿

麟德三年（666年）正月初一，泰山封禅大典如期隆重举行。初五，改元乾封，天下大赦，允许天下大摆筵宴七日，并且对参加仪式的相关官员按级别加官进爵。高宗皇帝再次感受到那种万国来朝的天可汗气派，然而关注一下幕后，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皇后武氏在不断地操纵着权力，从内政的角度，高宗皇帝早已被架空，只能靠这种“威加海内，德被八荒”的天子盛仪聊以自慰。
不过毕竟大唐是个能人辈出的超级大国，在这次封禅大典上就出现一个异数，那就是借白村江之战再度成名的儒将刘仁轨。刘仁轨以他的务实圆滑，以弱示人而坚韧如铁，体现了典型儒家官僚的特色。他在去年与刘仁愿因换防引起争执时所表现出的那种“苟利国家，知无不为”的大义凌然一扫而尽，取而代之的是模仿当年苏定方的模式，率领新罗、百济、倭国、耽罗四国使团来朝，只是从内涵上由苏定方的“武功”转变成“文治”，制造出一副海东安宁和平的景象，自此，刘仁轨“天降富贵”的预言变成现实，于此年七月六日兼任右相及检校右中护。
而作为熊津都督兼马韩道安抚大使的扶余隆也早早地介入了泰山封禅活动，宁愿履行其司稼正卿的职责在随行高宗左右，也不愿轻易返回百济故土。
刘仁愿则因百济事务缠身而未能在第一时间目睹高宗封禅的盛况，但是他也不愿意放弃回国的机会，于当年二月十九日与家人游历泰山，感怀之余，刻石题名留念。自此，大唐在百济的熊津都督府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主持局面，主持日常事务的基本都是百济人，分别为长史难汗、司马祢军，以及折冲都尉黑齿常之。
此时的高句丽则正在历经一场严重的内乱，执掌国政的渊男生遭到自己两个亲弟弟渊男建、渊男产的迫害，据守国内城（吉林省集安县城东），为防止不测，他决计投靠大唐，并前后派遣弗德、冉有向大唐请求内附。渊男生的叔叔渊净土则索性率12城投靠新罗。由于高句丽在过去与隋唐对峙时期屡用诈降之计，大唐政府对事情的真相表示怀疑。
而已经获悉相关情报的新罗于四月开始请求大唐借机攻打高句丽，如此往复，直到五月，大唐政府才获悉渊盖苏文病逝以及随后引发的内乱相关的准确情报。六月七日，渊男生16岁的长子渊献诚亲往大唐请命。此后大唐立刻着手如何与渊男生会师以及最终消灭高句丽的一系列军事部署。
十二月十八日，由李绩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郝处俊、契苾何力、庞同善等人为副，独孤卿云、郭待封、刘仁愿、金仁问分为鸭渌、积利、卑列、海谷数道行军总管，旨在灭亡高句丽的指挥部就此成立，前后调动的汉蕃各路兵马总数超过五十万人。而刘仁轨以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行军副大总管兼熊津道安抚大使、行军总管的身份加入则是乾封三年（667年）正月二十七日的事情了。
乾封三年自三月改元总章元年，刘仁轨于六月十二日随同金庾信之子金三光来到新罗党项津传达圣旨并布置相关事宜，随后前往泉冈，不久回归李绩左右。而新罗方面于六月二十一日仿照大唐的模式任命金庾信为大幢大总管，金仁问、金钦纯、金天存、金文忠、金真福、金智镜、金良图、金恺元、金钦突为大幢总管，金陈纯、竹旨为京停总管，金品日、金文训、金天品为贵幢总管，金仁泰为卑列道总管，军官、朴都儒、龙长为汉城州行军总管，崇信、金文颖、福世为卑列城州行军总管，宣光、长顺、纯长为河西州行军总管，宜福、天光为誓幢总管，日原、兴元为罽衿幢总管。集结大军总数据说达到二十万之众。将按照唐朝方面的安排，由金仁问领军从海谷道，由刘仁愿领军从卑列道，而新罗王将领军从多谷道进军。常年以来作为新罗方面最德高望重的将领金庾信由于年老患有风病，只是领有虚衔，实际上无法直接指挥军队。
而就在新罗军事部署完毕的次日（六月二十二日），卑列道总管刘仁愿派遣贵干未肹，向新罗方面传达了一个消息，即大谷、汉城等二郡十二城已经归服大唐。不过新罗对这个消息恐怕不会感到高兴。
早在此年年初，新罗派遣元器与刚归降不久的高丽贵族渊净土前往大唐。然而渊净土却借机留在大唐，顺便还将已经献给新罗的十二座城转献给大唐。贵干未肹传达的信息，又会令新罗北扩的计划受阻，新罗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不过眼下只能服从大唐的指挥，并派遣吉湌真功表示庆贺，同时于二十七日命令诸军分随金仁问和刘仁愿开始赶赴唐营，金法敏本人率军进驻汉城州。
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金法敏给薛仁贵的回信中还提到这么一件事：汉城州行军总管朴都儒竟然娶了个百济女子作老婆，并且有与熊津都督府联手，并为其提供武器来谋取汉城州的迹象，金法敏在得知情况后，快刀斩乱麻，将朴都儒处决。这一事件的具体发生时间不详，但大体发生在总章元年之后，咸亨二年之前。但朴都儒与熊津都督府方面之间暗通有无则需要一段时间。
新罗方面一直在为与熊津都督府分界而治表示不满，一直在指责熊津都督府违背盟誓，随意移动界标并抢夺新罗人口。但是这其中可能也包含着新罗本身的阴谋，早在苏定方灭百济之后，新罗就开始策划利用新罗百姓冒充百济人制造事端。朴都儒事件到底孰是孰非已经无法查证，只是个隐藏的矛盾引爆点。
新罗方面不仅仅会将各种责难的矛头掌控熊津都督府的难汗、祢军、黑齿常之等人，还会将矛头直接指向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刘仁愿。
卑列道总管金仁泰与卑列城州行军总管崇信、金文颖、福世所领军当是跟随刘仁愿而行，特别是金仁泰，他曾经与刘仁愿在共同守卫泗沘城那段岁月里建立的兄弟般友谊，而且在乾封二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走过一次卑列道，本来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然而大唐与新罗的领土纷争已经悄然打响，熊津都督府与鸡林都督府之间更是积怨难调。
金仁泰与刘仁愿的友谊荡然无存，行军的路上的意拖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刘仁愿所领卑列道一军未能及时与李绩会师，被大唐政府召回，先定死罪，后于八月九日免死而流放姚州。李绩虽对新罗人有所警告，却最终没有惩罚金仁泰等人，仍命其协同作战。由此笔者认为刘仁愿遭到流放的深层次原因当与新罗同熊津都督府乃至大唐之间的领土争端有关。
大唐与新罗都从大局出发，全力应对高句丽，在这个关键时期还不至于作出太大的举动刺激双方，因此金仁泰等人安然无恙。本来大唐官员被贬被流之后再次起复乃是常事，但刘仁愿内有朝官非议，外有新罗构怨，自此之后就在中朝史料中彻底消失了（日本史料带有特殊性，后文详述。）
九月，大唐领导下的汉蕃联军势如破竹，兵临平壤城下，渊男建已经斗志全无，闭门自守，将从兄长那里夺取的太大莫离支之位让于弟弟渊男产。渊男产旋即与高句丽宝藏王高藏领98人投降。
渊男建帐下大将“捉兵总管”信诚和尚作为唐军的内应，于九月十二日打开城门，唐蕃联军入城，鼓噪纵火。自杀未遂的渊男建被生擒活捉。如同当年攻破百济一样，高句丽君臣被集体迁移至内地，高句丽故地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高句丽灭亡。

两千人使团

就在大唐积极策划攻灭高句丽的前后，新罗与熊津都督府围绕着倭国在进行着一系列外交活动，其实早在白村江之战后，新罗王金法敏就通过新罗军所俘虏的倭军士兵给中大兄大王带话，希望能与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倭国与新罗在后白村江时代的新外交自此展开，甚至比郭务悰等大唐使者那次闭门羹还要早。
不过随着大唐敕使刘德高高调访问倭国之后，倭国与熊津都督府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融洽起来。
乾封元年十一月九日，刘仁愿派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法聪将陪送刘德高返回的阪合部连石积等人送还，而在其回归的时候，又有伊吉史博德、笠臣诸石送归。《日本书纪》将其年系于天智天皇六年（相当于乾封二年），但此年十月却记载了渊男生兄弟内乱事件。可见原纪年当有误，故提前一年。伊吉史博德在送法聪之后回归复命时间也同样需要向前推一年，为乾封二年正月七日。
《日本书纪》中出现一年的误差还算不得什么，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天智天皇十年（相当于咸亨二年）条还出现了“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的记录。当时刘仁愿早已被流放姚州，其他资料未能显示其后被放还，因此这条记录的时间依然存在问题。
此外自乾封元年一直到高句丽灭亡前的这段时期里，《日本书纪》分别记录了关于耽罗、高句丽以及新罗的数次外交行动。然而这几次外交在编年上亦存在问题，其他史料中难以找到对应的文字，因此笔者无法展开。
下面笔者要着重介绍一下后白村江时代最后一件匪夷所思的外交事件——郭务悰的两千人使团以及冰连老人归国事件的来龙去脉。
高句丽灭亡的消息，当在耽罗、新罗民众中迅速传开并传至倭国朝廷。同时唐军要修整战船攻打倭国的谣传再次不胫而走。
可能是担心谣言变成现实，倭国于总章二年（669年）派遣河内直鲸等人前往大唐庆贺平定高句丽。
倭国的第一谋臣中臣镰足于此年病殁，享年五十六岁。根据相关记载在他死前被赐予“藤原氏”和大织冠官位，官职由内臣升为内大臣，故称为藤原内大臣镰足。而织冠官位这一最高级别的冠位按照记载在当时只有扶余丰曾经获得过。中臣镰足在临死之前所做的主要努力是弥合中大兄大王与新兴的政治明星大海人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中间派，而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友王子。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倭国的权势开始不可逆转地向大海人一边偏移。
使者于此年十二月到达大唐，一直待到咸亨元年三月，然而咸亨元年这一年，大唐并未能如年号所预示的那样“万事亨通”，反而临着新一轮的挑战。正月，大唐政府释放了前一段时间扣押的新罗使者金钦纯，却将同来的金良图则拘押至死。此后，大唐政府多次指责新罗方面侵占熊津都督府所管辖的土地，并再度扣押使者，新罗与大唐之间的领土争端开始进一步激化。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大唐被迫暂时将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军事力量撤出。同月，新罗方面联合高句丽遗民与靺鞨兵发生武装冲突，在唐军的介入下，暂时未能使冲突扩大。六月高句丽大兄钳牟岑举兵反唐，并拥立泉净土（避唐高祖讳改姓）之子渊安胜（安舜）为高句丽王，投奔新罗。新罗王金法敏模仿着大唐皇帝的姿态，对渊安胜进行册封。七月，新罗与熊津都督府再起争端，新罗假意请合，却以刺探军情为借口单方面扣押了熊津都督府司马祢军，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已改任鲁山司马的法聪[1]。八月，郭待封与薛仁贵所领十万之众在大非川遭吐蕃军猛烈攻击，全军覆没，这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大唐遭遇的少有的惨败，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就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熊津都督府却在这一时期派出前往倭国的外交使团。就是郭务悰等六百名大唐人与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名百济人乘坐四十七只船所组成的两千人使团。
这次使团有几个地方引人注目。
其一、郭务悰前几次出使倭国都是与祢军同行，而由于此时祢军已经遭到新罗方面的扣押，故此次百济的领队变为沙宅孙登。
其二、这次百济人的新领队沙宅孙登曾经在苏定方灭百济时作为战俘被押送至大唐，看来他与扶余隆一样被大唐特赦并参与到熊津都督府的建设中来。
其三、就是使团超乎寻常的规模。刘德高访问时不过二百人左右。这次的使团规模明显偏大，在当时的紧张局势下，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认为是对倭国的武力威慑，但是两千人实在太少了。又有学者认为是交换战俘，但是大唐在百济叛乱时被送往倭国的那一百零六名大唐战俘根本没被提及，续守言等人仍然安稳地生活在倭国。
这次出使船队大约是在此年的十月左右开始起航，而郭务悰等人这次尚未到达对马岛的时候，就有一群人在争分夺秒力图抢在之前到达对马岛，向倭国政府报告郭务悰等人的动向。
他们是什么人？为首的是连冰老人，他就是永徽四年与定惠和尚一同乘船来到大唐的留学生。他在定惠和尚回国之后可能被大唐剥夺相关待遇，处境颇为窘迫，便萌生回国的念头，于是寻找到土师连富杼、筑紫君萨夜麻、弓削连元宝儿等同伴，策划如何返回倭国。而这一时期，他们又遇到因白村江战败被俘虏到大唐的大伴部博麻。大伴部博麻为了资助他们，宁愿自卖来换取盘缠。根据龙朔元年（661年）《左憧熹买奴（申得）契》的记载，左憧熹用“水练陆匹、钱五文”，从张庆手中买得15岁的申得为奴。以此估测，大伴部博麻自卖为奴所换取的财物对连冰老人等人说是杯水车薪，只能聊表寸心。后来，他们又陆续遇到了妙位、法胜、高黄金、道久、韩岛胜娑婆、韩智兴等人。其中韩智兴就是当年随津守连吉祥使团一同访问大唐的那位神秘人物，料想他的傔人西汉大麻吕可能也在其左右。这样与连冰老人结伴同行欲回本土的倭人大约有12人，他们历经艰险，先到达熊津都督府管辖地界，可能在寻找船只的时候发现了郭务悰等人所率领的船队，认为是唐军攻打倭国的前锋，于是急忙乘船，于十一月二日赶赴对马岛向国司报告。对马国司于立刻相关情报传达给筑紫大宰府。
以上对于两千人使团以及连冰老人归国事件描述，是笔者根据散见于《日本书纪》相关资料整合而成的。其中关于两千人使团来访的时间，《日本书纪》一如既往地出现分歧和混乱。
《日本书纪》于天智天皇八年和天智天皇十年，分别记录了郭务悰与两千人使团的相关文字。只是前者简略，仅仅一句话；后者则是引述连冰老人等人所提供的情报。
而同书在持统四年（690年）又记录了关于日本朝廷奖赏回国的大伴部博麻时，称连冰老人等人前来报告唐人军机的时间为“天命开别天皇三年”。这里的“天命开别天皇三年”是指《日本书纪》所称的自天智天皇七年（668年）登天皇位后的第三年，即公元670年，也就是大唐咸亨元年。因此笔者推断，两千人使团来访的年份当以此年为是。
两千人使团已经停泊在比知岛，当筑紫大宰府得知又是熊津都督府派来的使团，便以担心军事威胁为由，将两千人使团拦在筑紫，郭务悰等人再次开始其漫长地等待。
《日本书纪》相关记载来看，中大兄大王很可能在此年去世，死因不明。《扶桑略纪》中甚至暗示中大兄大王可能是在打猎期间被人所谋杀，享年约四十六岁。
咸亨二年（671年）三月，日本派遣阿昙连稻敷向郭务悰报告了中大兄大王去世的消息，按照《日本书纪》的描述，当时郭务悰及其手下全部穿上丧服，举哀三遍，向东稽首，以示哀悼。并许诺要为中大兄大王建造阿弥陀像以示纪念，于五月返回熊津都督府。这一点似乎透漏出这批两千人使团的真实意图：拉拢日本，抵制新罗。不过此后的局势已经是熊津都督府根本无法掌控的了。咸亨三年（672年），干支壬申，“壬申之乱”暴发，刚上台不久的大友大王被推翻，大海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为后来的飞鸟净御原宫天皇（天武天皇），但大海人上台后却并不热衷于派遣遣唐使，预示着白村江之战以来的对东亚地区的历史影响告以终结。

注释：
[1]《三国史记·文武王纪》在文武王十二年（672年）列举的释放之前被扣押的唐朝人员名单中，有“曾山司马法聪”。当与《日本书纪·天智纪》天智六年条所记“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为一人。“曾山司马”当是“熊山县令”改任，当在熊津都督府辖区内。麟德元年（664年）起熊津都督府辖区开始使用新州县名，熊山县属于熊津州都督府直辖县，又名龙山县；而无“曾山”，疑为鲁山州鲁山县（今全罗北道益山市咸悦），“鲁”、“曾”形近而讹。

年代的真相

通过梳理白村江之战前后的历史，笔者想达到的一个目的除了希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之外，还希望对倭国中大兄大王的历史纪年问题进行重新考订和排比。
笔者曾经通过分析各种史料，尝试对倭五王时代历史的恢复，积累了一些分析问题的经验。不过《日本书纪》是部十分复杂的汉文书籍，如果靠固定模式去理解这部书，会在思维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倭五王时代与中大兄大王的时代不同，《日本书纪》在编纂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的手法也无相通之处，因此必须重新分析相关问题。要考察中大兄相关年代的历史，主要把阅读范围控制在《皇极纪》、《孝德纪》、《齐明纪》、《天智纪》。
以上数纪在年代上呈现出复杂的波动性，笔者根据若干可考历史事件的年代分析，主要观察到两种不同的波动规律：
一、 若干事件的编年与实际的编年相比存在一年误差。例如盖苏文轼君、鬼室福信求援、法聪来访等事件。
二、 不同的年份之下记载相似事件，这些事件在时间上不具有延续性，当为一事，两“事件”之间相隔时间从两年到五年不等。兹罗列几起典型的事件：

1、献唐俘事件：
齐明六年十月　百济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贵智等，来献唐俘一百余人。
齐明七年十一月　日本世纪云:“十一月，福信所获唐人续守言等，至于筑紫。”或本云，辛酉年，百济佐平福信所献唐俘一百六口，居于近江国-垦田。庚申年，既云福信献唐俘。故今存注，其决焉。
天智二年二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续守言等。
评：在“被俘的唐军”章节中已经提到，这几次献唐俘当属一事，却被分别抄在不同的年代下面。

2、迎回扶余丰事件：
齐明六年十月迎百济国遣侍天朝王子丰璋，将为国主。

齐明七年四月百济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纠解。（释道显《日本世记》曰:“百济福信献书，祈其君纠解于东朝。”）
八月，遣前将军大花下-阿昙比逻夫连、小花下-河边百枝臣等，后将军大花下-阿倍引田比罗夫臣、大山上-物部连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于百济。仍送兵杖、五谷。（或本，续此末云，别使大山下-挟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守护百济。）
九月，皇太子御长津宫，以织冠授于百济王子-丰璋。复以多臣-蒋敷之妹，妻之焉。
乃遣大山下-狭井连槟榔、小山下-秦造田来津，率军五千余，卫送于本乡。于是，丰璋入国之时，福信迎来，稽首奉国朝政，皆悉委焉。

天智元年五月大将军大锦中-阿昙比逻夫连等，率船师一百七十艘，送丰璋等于百济国，宣敕，以丰璋等使继其位。又予金策于福信，而抚其背，褒赐爵禄。于时，丰璋等与福信稽首受敕，众为流涕。

评：扶余丰归国在如此紧张的时间段里不大可能反复出现如此多次，其间也看不出归国时间拖延的痕迹，因此也属于同一事件被分抄多处。

3、伊势王病逝：
齐明七年六月　伊势王薨。
天智七年七月　伊势王与其弟王，接日而薨。
评：伊势王身份不详无法判断其时代，但两个时间都是“七年”，死亡月份相差一月，所以是同一事件的可能性很大。

4、冠位改制事件：
天智三年二月　天皇命大皇弟，宜增换冠位阶名及氏上、民部、家部等事。其冠有二十六阶。
天智十年一月　东宫太皇弟奉宣，（或本云，大友皇子宣命。）施行冠位、法度之事。（法度、冠位之名，）具载于新律令。大赦天下。
评：此事件具有独特性，当不可能重复。

5、百济遗民授官事件：
天智四年二月　勘校百济国官位阶级。仍以佐平福信之功，授鬼室-集斯小锦下。（其本位达率）。
天智十年一月　以大锦下授佐平-余自信、沙宅绍明。法官大辅。以小锦下授鬼室集斯。学职头。以大山下授达率-谷那晋首。闲兵法、木素贵子。闲兵法、忆礼福留。闲兵法、答本春出。闲兵法、本日比子赞波罗金罗金须。解药、鬼室集信。解药。以小山上授达率-德顶上。解药、吉大尚。解药、许率母。明五经、角服牟。闲于阴阳。以小山下授余达率等五十余人。
评：鬼室集斯所授官位无变化，知两者当为一事。

6、栗前王（栗隈王）拜筑紫帅：
天智七年秋七月，以栗前王拜筑紫率。
天智八年春正月，庚辰朔戊子，以苏我赤兄臣拜筑紫率。
天智十年六月，以栗隈王为筑紫帅。
评：栗前王被封为筑紫帅（率）的中间插入苏我赤兄臣拜筑紫率，给人感觉是天智八年栗前王因故卸任，改由苏我赤兄臣接任，天智十年栗前王再次复任。但颇有疑点，可作参考。

7、郭务悰二千人使团：
天智八年大唐遣郭务悰等二千余人。

天命开别天皇三年（相当于天智九年）土师连-富杼、冰连-老、筑紫君-萨夜麻、弓削连-元宝儿四人，思欲奏闻唐人所计，缘无衣粮,忧不能答。……

天智十年十一月，甲午朔癸卯，对马国司遣使于筑紫大宰府，言:“月生二日，沙门-道久、筑紫君-萨野马、韩岛胜-娑婆、布师首-盘四人从唐来曰:‘唐国使人郭务淙等六百人，送使沙宅孙登等一千四百人，总合二千人，乘船四十七只，俱泊于比知岛。……’……”

评：在《两千人使团》章节中笔者已经进行了初步解释。

从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些相关的历史事件在抄撮成书的过程中没有经过细致的分析，导致在时间上出现极大的混乱。更复杂的是，同一历史事件笔者所指出的两种波动规律同时出现，使得考辨过程更为艰难。

从唐俘献上和扶余丰回归事件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大兄在后冈本宫大王后期开始使用独立的纪年，导致年代的混乱。笔者依据《新唐书》中天智即位次年为显庆四年，其元年也在此年，那么笔者拟定后冈本宫大王后期的年表如下：

随着后冈本宫大王的去世，中大兄重新纪元，这就是所谓长达六年的“素服称制”时期，不过中国守孝不过三年，而中大兄也未必有如此孝心，因此笔者考虑是纪年错乱的结果。
在这里笔者就需要介绍关于“蔀”与辛酉革命的相关问题。
蔀本来是中国的历法专用名词，特指冬至与正月朔日重合的日子，在唐朝《麟德历》颁布之前，其通行的算法以十九年为章，章有七闰，四章为蔀，二十蔀为纪，六十蔀为元，即76年为一蔀；当时还有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算法则是六十年为一元，二十一元为一蔀，则1260年为一蔀。日本早期流传的算法是根据《易纬》郑玄注的记载，就是以后一种算法为基础的，但是郑玄的计算结果却是1320年为一蔀，比1260年多出60年，不知是否是计算错误，但当时的日本人似乎没有对数据进行验算，而是直接使用1320年为一蔀这个结论。[1]
而“辛酉革命”也是由中国所传入的一种神秘主义理论，也就是指干支辛酉年要发生重大变革的预言。我们现在知道《日本书纪》中日本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年换算成公历为公元前660年，干支正是辛酉，此年下推1320年则为公元660年，下一年公元661年又是辛酉年，此年也是后冈本宫大王的最后一年。“定慧之谜”章节的内容也算是一个辅证。
于是我们可以推知神武天皇元年是以后冈本宫大王去世那年的辛酉年为基础，上推一蔀（1320年）而虚构出来的年份。换句话说，神武天皇的传说雏形或许就是从中大兄时代开始的。
其实辛酉革命只是“三革”之一，即所谓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如果我们观察中大兄大王的历史，似乎与“三革”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公元658年，干支戊午，这一年中大兄将有间王子除掉，似可应“革运”；公元661年，干支辛酉，后冈本宫大王去世，似可应“革命”；而公元664年为甲子年，这一年《日本书纪》有颁布新的冠位的记录，似可应“革政”。
当然，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书纪》有意按照“三革”预言来安排这三个年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但是后冈本宫大王的死亡时间很难撼动，因此笔者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因为相关历史的巧合性使得中大兄将“三革”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并将其作为改元的依据，不过这几次改元似乎都没有年号，同时戊午、辛酉、甲子相隔时间不过三年，因此在史料记录的时候就会造两到三年间重复出现。也就是说，中大兄在位期间使用了四次纪元，换算成公元分别是：659年、662年、665年、668年因此拟定公元662年-670年年表如下：

同时，由于每一个纪年都可能延续记录，那么势必造成中大兄时期出现三四个以上不同的纪年，这也是相关历史记录混乱的根源所在。
笔者尝试将以上出现混乱的事件的编年还原如下：

1、献唐俘事件：
公元660年，庚申，唐显庆五年，白凤十一年，后冈本宫大王六年，中大兄（1）二年。

2、迎回扶余丰事件：
同上。

3、伊势王病逝：
公元661年，辛酉，唐龙朔元年，白凤十二年，后冈本宫大王七年，中大兄（1）三年。

4、冠位改制事件：
公元664年，甲子，唐麟德元年，白凤十五年，中大兄（1）六年，中大兄（2）三年。

5、百济遗民授官事件：
同上

6、栗前王（栗隈王）拜筑紫帅：
公元668年，戊辰，唐总章元年，白凤十九年，中大兄（1）十年，中大兄（2）七年，中大兄（3）四年，中大兄（4）元年。

7、郭务悰二千人使团：
公元670年，庚午，唐咸亨元年，白凤二十一年，中大兄（1）十二年，中大兄（2）九年，中大兄（3）六年，中大兄（4）三年。

由于《日本书纪》中的年代还存在一年的误差现象，所以笔者所拟定的相关纪年在数据上不能与《日本书纪》完全保持吻合，同时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地方。

[1]注释：
平安时代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于昌泰四年（901年）所上《革命勘文》引《易纬》郑玄曰：“天道不远，三五而反，六甲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变，三七相乘，廿一元为一蔀，合千三百廿年。”而后文又说“巳上一蔀自神倭盘余彦天皇（神武天皇）即位辛酉年，至于天丰财重日足姬天皇（齐明天皇）七年庚申年，合千三百廿年已毕”，可见日本人在计算的时候，将错就错地将1320年当成一蔀。

命运的逆转

回顾白村江之战前后这段历史，战争与外交穿插其间，其局势的风云变幻、扑朔迷离亦可令人叹止。
唐高宗在承袭唐太宗以来对高句丽的骚扰政策削弱其国势之外，另利用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地区地形相对平坦，气候较为温暖，适合唐军展开作战的特性，又利用新罗的军事请求，做到师出有名。制定先下百济，再图高句丽的方针，将唐太宗的外交辞令发展真正的战略举措。以至于后来对百济的“斩首策略”发挥功效，后来由于苏定方的暴虐，使百济局势再度混乱。旧史家由于受到两唐书的影响，将在百济复国叛乱中力挽狂澜的功劳归于刘仁轨，并误以为大唐仅仅靠留守的刘仁愿部以及增援的孙仁师七千山东兵就可以取得白村江之战的胜利。从新发现的资料分析。应当还有一些在高句丽作战的唐军临时加入到这此一举定胜负的战斗中去，使得唐罗联军的人数与倭济联军的人数基本持平，才获得取胜的部分条件。
白村江之战如同许多著名的战争一样，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局势，改变了历史，并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而白村江之战中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也让后人们感慨万千。
其中最典型的就要属刘仁轨，刘仁轨在遭受李义府的迫害下，几乎难有翻身出头之日，其前往百济从军效力，在当时人看来几乎等同于流放，死生难料，若刘仁愿接受李义府除去刘仁轨，怕是永无翻案之日。然而命运最终眷顾了这个老人，他在白村江打了个翻身仗，之后官运亨通，而他的政敌李义府最终落了个流放巂州并怨愤而死的下场。刘仁轨于垂拱元年（685年）以文昌左相的身份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享年八十四岁。
而相比之下，刘仁愿却没有因为白村江之战的胜利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利益，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为国东征西讨、镇守边疆是其本分，他最终在国内外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成为牺牲品，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苏定方自龙朔三年起，由于吐蕃吞并吐谷浑导致西北局势恶化而赶奔前线，后来未出现在东方的战线上。并于乾封二年与其对峙的吐蕃大论噶尔·东赞（禄东赞）先后病逝，享年六十七岁[1]。他的儿子章武郡公苏庆节于咸亨四年（673年）抄录佛经以纪念父亲，其中的《大楼炭经》已流落到日本。
苏定方平百济的副手刘伯英于总章元年从冀州长史的位置上退休后不久便病逝，武衔至左监门卫大将军。
而作为白村江之战的临时参与者刘德敏与柴哲威，一个以八十多岁的高龄病逝于任上，另一个则长期在新罗养病，恐怕在战斗结束不久便离开人世。他们在白村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化作若干文字，在历史中若隐若现，如梦如幻。
新罗王金法敏继续推动着他的统一三韩的宏伟计划，不过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对大唐王朝内部的运作机制了如指掌；他有一个好弟弟金仁问，在金法敏、金仁问兄弟的默契配合下，他们躲过了大唐为限制新罗霸业而挑起的兄弟王位之争。上元三年（676年）二月六，大唐政府最终决定将安东都护府与熊津都督府分别撤辽东故城（今辽宁省辽阳）与建安故城（今辽宁省盖州市东北）新罗则依旧奉大唐为宗主，两者达成妥协。此后熊津都督府便湮没无闻，无疾而终。
金法敏于永隆二年（681年）病逝，谥号“文武”；金仁问则于延载元年（694年）在长安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当年被鬼室福信作为倭济联盟的礼物献给倭国的唐军战俘与鬼室福信等百济复国军的命运也令人眩目。鬼室福信振臂一呼，竟然有机会俘虏唐军的整条战船及其船上的一百零六名士兵，极大地刺激了鬼室福信与大唐对抗的野心，然而他没有等到白村江水战那一天，反而被自己要消灭的对手扶余丰抢先消灭。鬼室福信的两个儿子鬼室集斯和鬼室集信兄弟则留在倭国任职，分别被任命为学职头和解药。而被送到倭国的唐俘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被强迫参与开垦土地，随着倭国内部对掌握大唐语言的迫切需求，续守言与萨弘恪作为其中的代表受到了倭国的重用，成为“音博士”。日本学者森博达通过调查《日本书纪》万叶假名的音系，推测卷十四―十九的作者是续守言，卷二四―二七的作者是萨弘恪，若真是如此，或许可以说《日本书纪》的成书，亦是拜那此战争所赐。
续守言等人甚至在大唐与熊津都督府数次来访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回国请求，想必终老于斯。其命运的巨大变化怕是那些在平百济胜利之后便回家享清福的唐军士兵所难想象的吧。
萨弘恪还于参加了日本于大宝元年（久视元年，公元700年）颁布的《大宝律令》的编纂工作，同时参加此工作的还有伊吉连博德，也就是原来的伊吉史博德。伊吉史博德于飞鸟净御原宫天皇（天武）十二年（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赐“连”姓，是为伊吉连博德，在之后的岁月里曾一度卷入大津皇子谋反事件，最终还是渡过险滩，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才学。
曾经参与白村江战争的诸位倭国将领们，有战死记录的仅有朴市秦造田来津，其中至少有四名倭军将领回到了倭国并有升官的记录。
第二批倭军将领中的河边臣百枝，于飞鸟净御原宫天皇六年（677）十月被任命为民部卿，官位由白村江之战前的小花下上升为内小锦上；守君大石，可能一度向唐军投诚，并随刘仁轨参加泰山封禅仪式，后回国，官位由大山上升为小锦[2]。第三批将领中的间人连大盖，飞鸟净御原宫天皇四年（675年）出现在祭祀广濑河曲大忌神的仪式上，官位已经是小锦中；阿倍引田部比罗夫的情况前文已有交代。而被唐军俘虏的倭军普通士兵，其中很大部分沦为大唐的官户，地位要比官奴婢略高一些。有的人在经三四十年的辛勤工作之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壬申之乱”之后给倭国在外交上的改变是疏远大唐而亲近新罗，飞鸟净御原天皇在相对封闭的日本岛内树立起天皇的绝对权威。“壬申之乱”那年，藤原镰足的次子藤原史（不比等）仅仅十四岁，飞鸟净御原天皇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把自己的后代一个个逼上绝路，并开启一个家族的千年辉煌。
这一时期倭国已经开始使用梵语sumeru（即须弥山）+みこと（“命”或“尊”）组成新词汇皇命（すめらみこと）来取代“大王”的称号，后来大概受到大唐高宗皇帝自称“天皇”的影响，确定对内使用汉字“天皇”，对外使用“主明乐美御德”来标记すめらみこと的发音。另一方面，倭国将国号改为“日本”，这个国号既有可能源自圣德太子时期的“日出处天子”，也有可能来源自被灭亡的虾夷之国“日高见国”。总之“日本天皇”的称号开始为后世所熟知。
扶余丰在白村江一战中侥幸未能被俘，并成功逃至高句丽并得到渊盖苏文父子的庇护，然而大唐攻灭高句丽，唐军在俘虏渊男建等人时，也发现了扶余丰的踪迹并将其抓获。渊男建被流放黔州，扶余丰亦延续了他在倭国被流放的命运，被流放岭南。
扶余隆则转变成了一个文雅之士，由于过去的可怕恩怨，他对新罗充满了恐惧，不愿意参与熊津都督府的建设，于永淳元年（682年）在大唐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本来按照朝廷的惯例，扶余隆有资格获得一个谥号来概括他的一生，但或许是他的人生充满着矛盾的经历，他的谥号最终没能确定，只是在墓志铭上空出相应的位置，留与后人评说。
祢军与法聪在咸亨三年（672年）被新罗释放，其后命运不详。难汗家族也继续与熊津都督府相伴到最后。
郭务悰按照事先的约定，将为纪念已经尊号为“近江大津宫天皇”的中大兄大王而塑造的阿弥陀像送抵九州，希望借此加强熊津都督府与日本的外交联系，但直到大皇后天皇（持统天皇）朱鸟七年[3]（692年），这尊阿弥陀像才被进献于日本朝廷，那时的熊津都督府早已机能丧失殆尽。
黑齿常之在熊津都督府的那段经历几乎没有什么亮点，任凭新罗侵占土地，不过后来被调到西北战场与吐蕃对峙的时候，他的豪勇才充分体现出来。
永昌元年（689年），黑齿常之遭到了酷吏周兴的诬陷，他未能像自己的举荐者刘仁轨那样逃过一劫，最终在狱中自缢身亡，享年六十岁。
虽然武后早期培养的李义府、许敬宗等党羽先后倒台，但未能阻止武后获取权力的野心。比李、许凶残百倍的酷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制造一起起骇人听闻的冤狱，甚至连死去的先辈也要跟着一起受难。
嗣圣元年（684年）李绩的孙子李敬业因为举兵反对武后，兵败被杀，李绩遭到开棺戮尸，并撤消赐姓。
刘仁轨的儿子刘浚，因为反对代表朝廷大臣出面抬举武后掌权，于垂拱二年（686年）遭酷吏诬陷流放广州，于载初元年（689年）死于流放地，享年四十七岁。
刘伯英的儿子刘行实、刘行瑜、刘行感兄弟，孙子刘虔通遭酷吏武子珣（本姓来，赐姓武）诬告谋反，于天授二年（690年）被杀，还派专人破坏了刘伯英的灵柩。
渊献诚家族在归降大唐后避高祖讳而改姓“泉”，泉献诚在父亲泉男生病逝后继续为大唐政府效力。但他也未能逃出酷吏的魔爪。来俊臣借建造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天枢为名，敲诈泉献诚，遭拒后罗织罪名下狱，于长寿元年（692年），也就是在近江大津宫天皇的阿弥陀像由九州送往日本朝廷的这一年缢杀身亡。
曾经是战场上生死相拼的敌我阵营，但最终本人或其子孙却遭到类似的强权迫害，在情感上逐渐趋于一致，这或许也算是一种中国式的融合方式吧。
白村江之战彻底结束了古百济扶余王朝的命运，为高句丽的灭亡敲起了丧钟，遏止了倭国扩张朝鲜半岛的势头，开启了东亚的新时代。不过这个新时代未能维持多久，唐罗反目，倭国改朝换代并改名日本，与昔日作揖而别，大唐王朝则因辽东和吐蕃两线战事频繁而被迫在政府和军事机构的多方面改组和调整，这一切都落入武则天的掌握之中，武周王朝瓜熟蒂落。而渤海国的兴起，则更是与后白村江时代渐行渐远，白村江上的硝烟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模糊而去，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注释：
[1]苏定方的享年在旧新《唐书》均记为七十六岁。拜根兴注意到苏定方在大业十年（614年）年龄在15岁左右，据此推算，苏定方去世时享年在68岁左右。其推断大体可靠，笔者认为可能原始资料上书写的“六十七”，被抄录错误而颠倒为“七十六”。故以苏定方享年为六十七岁为准。
[2]《日本书纪·天智纪》：“（天智四年，665年）是岁，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云云。（等谓，小山-阪合部连-石积、大乙-吉士-岐弥、吉士-针间。盖送唐使人乎。）”
这段文字附在天智三年条末尾处，未标明具体月份，在此年十二月是刘德高从倭国启程回国的时间，这段文字是想暗示守君大石是作为刘德高的送使前往大唐的。然而后面天智六年条只有“刘仁愿遣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上柱国-司马-法聪等，送大山下-境部连-石积（即阪合部连-石积）”的文字，没有提到守君大石的名号。同时阪合部连石积被法聪送还的时间也有误差，考证见“两千人使团”。刘仁轨早在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就已经回到大唐，阪合部连石积若去大唐肯定不可能跟随他参加泰山封禅。因此笔者认为守君大石前往大唐的事迹与注释中所说阪合部连石积等人送唐使回国是两件事。前者当是在刘仁轨的带领下前往大唐参加泰山封禅，后者才是送刘德高前往熊津都督府的使者。
[3]天武天皇去世的那一年（686年，干支丙戌）开始使用朱鸟年号，此年号在《日本书纪》中写作“朱雀”，仅在686年这一年出现。但实际上持统天皇仍继续沿用这一年号。

后记：

《白村江战争本末杂叙》一文在经过一年断断续续的思考和补充下到这里就结束了。回首一年以来的思考和写作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通过网络获取资料并撰写文章与传统的学术题材文章撰写的很大差别。
传统学术文章，往往皓首穷经，人文底蕴丰厚，并着重强调行文格式的严格的规范性，但有时候因为原始资料的难以获得，难免以经验代替细腻的逻辑推理。而在网络资源为人所熟悉运用的今天，一些原始资料的获得使我们这些对某些问题苦苦求解的爱好者们可以进行独立分析和思考，而在一定程度摆脱某些专家信誓旦旦的论断影响。然而在行文结构和表述上因为考虑到通俗化，或语言烦琐，或在某些细节上处理不到位。笔者本身也认识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种种不足。因此也在极力的调整着学术与通俗化之间难以把握的尺度。网络确实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但是不能因视野的开阔而忘记了自身的缺憾，这也是我所努力完善的目标。
总得说来，笔者这篇文章实际上隐含了两个主题。其一，就是本文的标题所涉及的内容“白村江之战”；其二是关于天智天皇在位期间的一些年代问题的思索与探讨。
按照词语定义，“战争”一般是持久性的，而发生在白村江的水战，时间十分短促，只能算是一场战役。如果笔者仅仅探讨白村江之战及其意义，完全可以把所探讨话题的时间段限定在公元660年苏定方平百济到公元663年白村江之战结束为止。而笔者这篇文章中，则将时间跨度限定在公元659年到公元670年，也就是以津守连吉祥访问大唐开始，以郭务悰访问日本结束。涵盖的是整个天智天皇的活动年代。笔者的目的就是借白村江战争这场牵涉东亚列国的战争这一探针，来探索和梳理当时倭国的一些政治与外交的实际状态。
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常见的日本天皇汉风谥号，是天平宝字七年（763年）由中大兄大王的直系后人淡海三船所拟定的。本文为了近似地还原当时的情形，而采用“某某宫大王”的称号，已经在括号里进行注释，为了方便大家的对应，列表如下：

笔者通过详细排比相关事件的时间，让大家对当时各国的动向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为笔者分析其中的年代问题带来一定的便利。
笔者之所以会考虑到《日本书纪》关于天智天皇时代记录的混乱，主要是参考《竹书纪年》的编年排定的一些思路。《竹书纪年》是西晋时期从魏国墓葬里挖掘出的竹简所整理的编年史，不幸早已经散失。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引用了大量《竹书纪年》文字，其中占数量比较大的纪年是“梁惠成王某年”，这里的梁惠成王就是战国的魏惠王(前400-前319)，从其他书籍中散见的《竹书纪年》证明，魏惠王在其在位三十六年的时候因为由侯称王，从而改元为元年。《史记》中将魏惠王的后元纪年误以为是另一个叫“哀王”的纪年，以讹传讹。《水经注》中“梁惠成王某年”通过考证历史事件也可以说明其中有前元纪元也有后元纪元，两者的时间起点不一样。笔者在思考天智天皇编年问题的时候，就首先就考虑到这一客观因素对编年的影响。
另一方面，本人不断地将写好的文字放在论坛供同好们批评指正，在这期间与山名宗纲殿就一些相关事实的认定产生一系列争议和讨论，山名宗纲殿还写出了《最后的百济》一文，侧重于百济灭亡前后的地理建制变迁，其中诸多历史事件与笔者所写文章中有呼应或重合之处，不过某些推论却大相径庭，现列举主要分歧如下:
一、大唐国平百济碑的修建地点：笔者在文章中认为此碑的碑文是在大唐境内书写在纸上，其后传至百济。主要理由是平百济碑上没有指出立碑地点，只是泛泛地夸耀了平百济的各位将军，也并未提到刘仁愿留守并任都护的相关信息。而山名宗纲殿认为平百济碑是苏定方在百济命贺遂亮为文，权怀素书写。
二、熊津城与泗沘城之间的关系：由于平百济早期所设立的五都督府挤在狭小的地理范围内，其治所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情况。宗纲殿考订泗沘城就是熊津都督府的治所，而刘仁愿部在百济发生叛乱期间，自始至终都屯兵在泗沘城，中国和朝鲜史料中所谓“熊津城”实为泗沘城。而笔者依然坚持认为，刘仁愿部屯兵泗沘城的时间只到苏定方围困平壤为止，其后北上屯兵至熊津城，而泗沘城则受到百济复国军极大的威胁，具体状况不明。而五都督府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现实中没有真正进行相应的地理划分。
三、白村江的地理位置：山名宗纲殿以成忠劝谏的“白江与炭岘”天险的地理比定为线索，认为白村江位于现在韩国锦江下游靠近出海口处。笔者则认为白村江是锦江流经泗沘城到加林城的流域。白村江口当在古多津附近，正文已述。
四、周留城地点的比定：山名宗纲殿将百济的知六县与麟德年间改制后的支浔州下平夷县划等号，并认为“知留”、“知六”、“周留”、“州柔”一音之转，又有“平夷”之纪念性名称，考证忠清南道瑞山市花川里一带为周留城所在地。与笔者所认定的洪城郡地区尚有一定的偏差，所谓一音之转的证据也尚不充分，但与笔者关于周留城——白村江口之间的关系剥离开来的观点达成一致，故存疑。

五、柴哲威的在朝鲜半岛的行迹：笔者认为柴哲威是从交州都督上平叛之后来到朝鲜半岛，先授予含资道总管，后授予加林道总管，未参加平百济战争，参加白村江之战。宗纲殿的观点与笔者不同，他认为柴哲威是作为加林道总管参加平百济战争，后授予含资道总管。笔者与他的观点各有所长，但都有若干缺陷，故存疑。
六、刘德敏在朝鲜半岛的行迹：王勃《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简称《行状》）的传主为刘德敏。文中记录刘德敏仕途经历，有比较准确的，但总体来说颇为随意，有很多脱漏之处。《行状》虽然提到“龙朔年中，授公熊津道总管”，却没有提到其之前还曾任含资道总管的事实。所以刘德敏是否有可能参加白村江之战，尚值得商榷，宗纲殿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笔者在“命运的逆转”一章中将柴刘二人的军事动向归结为“如梦如幻”。
七、扶余勇的比定：刘仁轨在其奏章里提到了“余勇”一人，学术界颇多猜测。甚至有韩国学者将其比定为天智天皇，以证明日本古代王朝是朝鲜人所建立，荒诞无稽（韩国文定昌《韩国史的延长·古代日本史》汉城柏文堂1974年）。这里笔者与定纲殿产生了较明显的分歧，笔者比定为《日本书纪》所说的余自信（余自进），而宗纲殿则比定为余善光（禅广）。从《日本书纪》以及《续日本纪》记载来看，余自信与鬼室福信和扶余丰关系密切，也有很大的名望，而余善光是否与百济复兴军关则是个未知数，故笔者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八、刘仁轨的行迹：宗纲殿认为刘仁轨在总章元年来到新罗布置完相关事宜之后，与刘仁愿和金仁泰部同走卑列道路线，也就是说，刘仁愿因行军延迟被流放事件中，刘仁轨也在军中，只是没受惩罚。笔者认为这可能性不大，刘仁轨当独自行动，并很快与李绩会合。
最后感谢对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提供过热心帮助的本家家督真田豪殿、北镰仓之紫殿、山名宗纲殿、绯村明月殿、藤原泰明殿，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并欢迎更多同好、前辈继续参与讨论，不吝赐教。

参考书目：

古代文献：
中国：
《旧唐书》
《新唐书》
《大唐新语》卷十一
《资治通鉴》
唐 王勃《常州刺史平原郡开国公行状》（《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五）

日本：
《日本书纪》
《先代旧事本纪》
《释日本纪》
《藤原家传》
《扶桑略记》
《风土记》
《怀风藻》
《万叶集》
《新撰姓氏录》
《多武峰略记》：http://www.f.waseda.jp/guelberg/ryakki/ryakki.htm
三善清行《革命勘文》：http://www004.upp.so-net.ne.jp/dassai1/kakumeikannbunn/gen.htm


朝鲜：
《三国史记》
《三国遗事》
《方舆总志》
《东国舆地志》

金石铭文：
《大唐平百济国碑铭》：
http://www.sanada.net.cn/bbs/vie ... 0183&extra=page%3D2
《唐刘仁愿纪功碑》：
http://www.sanada.net.cn/bbs/vie ... 0184&extra=page%3D2
《砂宅智积碑》：
http://www.sanada.net.cn/bbs/vie ... tra=page%3D2&page=1
《柴将军精舍草堂碑》：
http://www.sanada.net.cn/bbs/vie ... 3435&extra=page%3D2
《大周故左武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常之)墓志文并序》：
http://www.sanada.net.cn/bbs/vie ... 3435&extra=page%3D2
《大唐故邵武县令靳府君墓志铭》

学者著述：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王小甫《白江口之战相关史地考论》
熊义民《从平百济之役看唐初海军》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的登州与古代中韩关系》
韩升《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新罗、日本关系的演变》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
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
（日）梅原猛《诸神流窜》
姜维东《〈唐东征将士事迹考〉撰集缘起》

网络文章：
山名宗纲《最后的百济》
恶魔之读书者《中日白江之战考》：http://www.ayooyoo.com/History/ShowArticle.asp?ArticleID=403
川村明《九州王朝说批判》：http://home.p07.itscom.net/strmdrf/kyusyu_text3.htm
http://www.museum.kyushu-u.ac.jp/WAJINDEN2004/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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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blio.jp/content/%E8%88%AC%E8%8B%A5%E5%AF%BA%E8%B7%A1
http://gpeach.nobody.jp/kawara/tanben.html
http://www.d1.dion.ne.jp/~s_minaga/tou_ato_kyusyu.htm
http://www.myj7000.jp-biz.net/clan/fclan_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