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有一块陆地具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亚欧大陆。
欧亚大陆占地球陆地总表面的五分之二，其人口为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在这块大陆上，自西向东的四大古国，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而前三个古国皆相距未远，交互攻伐，相率败亡。其文明虽终结，也因此得以交汇融合，会合为历史之滚滚洪流。惟以远东一隅，山川阻隔，道路偏僻，与其余文明罕有接触。其民非有尺寸，其土亦非丰壤。遂竟能独树一帜，运祚延绵，生生不息三千余载，声威宣播九州列国。也可谓历史之一大观。方西元十一二世纪，东亚文明得独步天下，冠盖寰宇，亦为一时之盛事。
考量东亚文明的发展，通常学界目之为“辐射”与“反馈”。也就是以中央王朝为中心，文明向四方国家民族单方面扩散，四方民族对中央王朝则很少能有文化上的贡献。学界历来对中央王朝与周遍各国的“辐射”与“反馈”论述繁多，不及赘述。而关于周遍各国之间的交互“漫射”“衍射”，则较少涉及。其实，从地缘分析，虽然同处于东亚文明影响，东北亚文明具有大陆性质，东南亚文明具有海洋性质。而分处两端的日本与越南，他们之间的交互影响，是很值得认真分析研究的。
虽然现存史籍上日本和越南的交流史的相关内容并不多。不过，两国的交流的启始时间仍然可以追溯到1200多年前。
Ⅰ.佛哲与林邑乐
首先要说明，从严格意义上讲林邑国并不是越南。（他位于今胡志明市附近，在越南的南进过程中被灭，并入越南版图。）天平八年(736)七月，林邑国的僧侣僧正· 菩提仙那 跟从僧侣 佛哲 到达日本。七五二年， 菩提仙那 在奈良的大佛开眼式上参列于导师席位。据说这个时候， 佛哲 向佛祖供献了名叫「拔头」的林邑乐。
在日本，流传至今的雅乐中的林邑乐又被称八乐。《拔头》、《菩提》、《陵王》等的舞乐曲目，也被认为全部都是僧侣 佛哲 传来的。
在中田千亩著『南方外交史』引用的「元亨释书」中，作了如下记载：
“释佛哲本林邑国人也，大慈大悲，哀愍众生之贫乏，欲执如意珠入海而行，以索赈済。乃乗便船泛于南海。（中略）是时有婆罗门僧菩提，适赴震旦，则与值逢于海中。 哲以此事语之，菩提遂相结伴而来。天平八年七月也，本朝楽部中，菩提、抜头等舞，及林邑楽，皆哲之所伝也。”
Ⅱ. 安南都护阿部仲麻吕
佛哲来日不久，又有日本人阿部仲麻吕作为唐朝的安南都护前赴越南。717年，19岁的仲麻吕以遣唐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中国。仲麻吕在中国官吏登用考试「科举」中合格，成为唐朝官吏，根据中国特色先改名朝衡，后又改名晁衡，并与名声显赫的大诗人李白和王维系结了亲密的友谊。
在唐朝生活到第三十六个年头的时候，仲麻吕决心反乡的念头再也难以按捺，决意搭乘身为遣唐使来访中国的藤原清河的船回国。王维赠送给回国的仲麻吕题名「秘书晁监」的诗。
据说仲麻吕在宁波附近即将扬帆出发的时刻，吟作了一首千古流传的和歌：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月百姿·三笠山之月 月岡芳年笔
753年冬天，三艘船向着日本出发了。结果藤原清河、仲麻吕乘坐的第一船十一月二一日到达阿儿奈波岛(一般认为是琉球)，十二月六日在南风吹动下开船，沿着奄美大岛北岸航行，却非常倒霉的漂至越南(登上了第二船的中国僧·鉴真和第三船的吉备真备等人已平安从阿儿奈波岛到达日本＝「海东小国记」岬间敏胜著·星印刷出版部一九六七年)。
仲麻吕一时间下落不明，很多人认为他已经遇难。惊闻仲麻吕的噩耗，李白当即以『哭晁卿衡』为题咏作了下面这首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松浦友久着「李白－诗与心象」社会思想社1988年）
然而，仲麻吕并没有死，他再次返回帝都长安，于766年作为安南都护府的长官前赴越南。
史籍『安南志略』（陈朝的官吏黎则在元军侵攻时降伏，被送往中国著述十四世纪前半叶以前的历史）中有关于列举历代安南都护的列项，仲麻吕也得到了如下记载：
「 朝衡．．．日本人、开元中、奉币来朝、慕中华之风、因留焉、改名朝衡、历使中国。永泰二年、为安南都护、时生蛮侵德化龙武二州境、诏朝衡往平之 」
最终，仲麻吕再也没有机会回归祖国日本，而是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帝，在73岁的高龄逝世。
（仲麻吕成为安南都护的事因为『唐书』上也有记述，所以肯定是不违背历史真实的。但越南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事没有记述、越南人对此一无所知。大概对崇尚西洋、重视面子的越南人来说，这段历史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Ⅲ. 蒙古对日本与越南的攻击
此后，日本与越南有关系的史实，就数的上镰仓时代的蒙古来袭。
元军对日本的攻击，从1274年（文永之役）到1281年（弘安之役）一共发生了两次，但都因为遭遇暴风雨而不得不退却。
1285年，元军预定将第三次攻击日本。但就在这时，在另一地方，越南国的皇帝既不前往京都朝拜，也不缴纳朝贡，这使忽必烈勃然大怒，元立即调集50万的兵力攻入越南。
当时，小国越南仅有20万的兵力，形势十分险恶，初战节节败退，陈朝的仁宗帝几乎降伏。但被总司令官陈应道寻着并劝谏：“若无战心，则请先斩陈兴道首级，以为质礼，然后降伏。”这才坚定了仁宗的决心，终于打败了元军（从1284年12月到1285年6月交战）。
如此说来，元的第三回对日本入侵完全是由于越南的顽强抵抗才没能付诸实现，越南拯救了日本（如此言论若让越南人听到，实可以想象他们脸上闪烁的喜悦之光）。
元于1287年第二回大举攻击越南，再度招致失败。1288年，越南一方派遣使者向朝廷奉纳朝贡，于是与元达成和解。
Ⅳ．贸易交流
众所周知，到了中国的元朝灭亡后，日本与中国展开了以对明勘合贸易为代表的正规化对外贸易。然而历来史家仅关注日本与明进行的断断续续的官贸，而同时琉球王朝与中国、东南亚各国之间开展交易的繁荣盛况却不大为人注意。
琉球王朝的中山王尚巴志（1422~1439）时代是一个面向海外的大跃进时代，到达中国的船只航海数多达51回，其它到达安南、暹罗、苏门答剌、满剌加、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东南）等东南亚诸国的航海数大约可达20回。尚真王时代(1479～1526)与尚巴志时代相比，对外贸易更加繁盛。以中国为代表，佛太泥（马来半岛北部）、巡达（爪哇岛南部）、安南、暹罗、满剌加等地赴琉球的贸易船有89只之多。同样，琉球王朝船只也前往越南等地，但具体停泊地点未见记载。不过当时越南的対外贸易港被限定在云屯（今海防东80公里的吉婆岛）、芹海、会统、会潮（全都在现在的义静省荣市附近）等有限的几个港口，因此琉球船之泊口也当在上述各点中。在尚真王以后，隆盛至至的琉球王朝对外贸易急速衰退，到1570年，随着从日本经由越南到达泰国航路的开通，琉球王朝的对外贸易最终断绝。
在琉球王朝的交易全面衰退后，对外贸易以朱印船制度的形式继承发展。丰臣秀吉在击败岛津氏平定九州之后的1592年指定了朱印船制度，并向京都、堺、长崎的豪商们下发朱印状，许可其渡航到东京（北部越南）、广南（中部越南）、占城［以上均在现越南境内］、柬埔寨、六昆、太泥、高砂（台湾）、吕宋（菲律宾）、阿妈港（澳门）、暹罗经商。
据估计在这时期（一六世纪末），经地方政府批准，越南的中部·会安开始形成日本人町。日本人在当地建立起与周围越南人迥然不同的房屋居室，修筑了人称日本桥的上具屋顶的独特拱桥。至今可寻当年日本人的墓地，修理五行山佛像而留下的功德碑上留有为之捐赠的十数名日本人的名字。关于日本町的具体知识，请详读『朱印船贸易史』（川岛元次郎著、昭和一七年）、『南洋日本町的研究』（岩生成一著）以及新近对该问题进行考察的『朱印船时代与日本人』（小仓贞男著、中公新书）等书。
会安日本桥
对于江戸时代初期，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是现存的家康及豪商致越南国外交文书和信笺的记录（外蕃通商等）。
越南与日本正式建交应始于弘定二年五月（1601年）。1585 年， 安南国都元帅瑞国公阮璜第六子在今越口省指挥十多艘战舰追剿欧人海盗。这些“欧人海盗”实则是日本人Kenki 的商船。在1599 年稍后， Kenki的 船终于被捕获并于顺安销毁。不久真相大白，瑞国公即向德川将军发出道歉文书。（笔者注：阮璜为日后成为阮朝的开祖）作为回应，家康在这年十月予以回信，信上要求：从我国到彼国之船只，必经此信上所示之印信所检定，若船无印信则勿与贸易。这其实是向对方介绍朱印船制度。此后家康连续三年毎年都附以一封书信，并应与郑氏抗争中的阮氏的要求，赠送了大量兵器（甲冑、大刀）。这些书信被收录进一份名叫《外番通表（gaiban Tsuuho）》的文集里。该文集收入了1599-1764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官方外交商贸文书。
家康完善朱印船体制，使外贸得到刺激。迄1639年的锁国为止的大约30年间，至少有331只朱印船经许可前往安南、东京、交趾、顺化、迦知安、占城（以上均在越南）、柬埔寨、满剌加、田弹、毗耶宇、芙芙（文莱）、摩陆（摩鹿加诸岛）经商。其中，与越南通商的角蔵了以·与一和末吉孙左卫门的持船停泊于越南北部的乂安（郑氏管辖地域），茶屋四郎次郎与船本弥七郎的持船停靠于越南中部的顺化和会安（阮氏管辖地域）。统计这四家以及其它船主的船，1600年上半年，来到越南的船总共60只以上。从1604到1635，前往东京和交趾的日本船仅见于记录者即达128艘，这还不包括走私贸易。
年份 东京 交趾支那
1604-1605 5 9
1606-1610 2 9
1611-1615 3 26
1616-1620 9 22
1621-1625 6 7
1626-1630 3 5
1631-1635 9 9
每年从一月到三月，都盛行适宜张帆南行的东北风。此时日本船便负荷着银铜金属驶往越南各口岸。他们直接在日本人町与唐人街间交换货物，或者在当地的集市上贩卖。 日本人较喜欢华人或越南人的生丝、糖、药料、檀香。在17 世纪早期居住在会安的克里斯托福· 波立记录下当时贸易的利润：大块的Calamba(木屐木材)是5 达克特（货币单位）/磅；Calamba汇集于交趾港，此时每磅价格不低于16 达克特；而被运输到日本，价格竟涨到200 达克特/磅。如果该木材大小足够作为木枕的话，那么更可以涨到300 或 400 达克特/磅。到七八月间东南风盛行时候，商队们开始离开大越返回故乡。 其中，茶屋四郎次郎是买优丝、檀香和calamba ，并且向大越统治者出售铜币、银、青铜的最出名的商人。
两国友谊随经济交往的频繁也快速发展。阮氏和德川家通过日本商人每年互通书信，赠送礼物。在 1604 年，瑞国公甚至率先任用Hunamoto Yabeiji，一个日本商人。稍后，阮璜之子阮福源试着进一步增进双方关系。 依照 潘匡（Phan Khoang） 在 《越史·XU Dang Trong》的记载，统治者阮福源将他的女儿王加久户卖嫁给日商荒木一清。阮氏甚至允许了荒木有一个王室的越南名字如阮太郎，号兴贤。 阮氏也对一些其他的日本商人，本田义央 和茶屋四郎次郎进行优待， 鼓励他们来越贸易。
荒木家的贸易船（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博物馆）
家康对获取南海上的珍品高级香木（即沉香。沉香的最高级品叫伽罗香、当时称为奇南香）的嗜好也相当执着。瑞国公曾随给家康的第一封信赠送少量奇南香。家康深知当时的越南是奇南香产地，于是就向瑞国公提出再送奇南香的要求。然而，似乎是听闻占城有极佳的奇南香，庆长十一年（1606）家康对占城国主递送了如下的信函。从这封信上看，家康在前年已与占城国主互通音书。
“ 自前年以商船之便寄达音信、迄今未见答书。余于贵国所恳求者，域中上品之奇南香也。中下之沉香陋邦亦多所需、愿搜索于国中而赐于陋邦 。”
同时，在庆长十二年(一六○七年)时家康的佑笔僧承兑，对占城国执事的信笺中说：“ 将军恳请贵所之极品奇南香 。”
之后，使舶司长谷川左兵卫藤广作为将军的代理，也发送了如下内容的信件：“ 前日伽罗香百斤来乎吾邦，而白银弐拾贯目遣于贵方。何银甚多而香至少哉？是余深恠疑之所也。今再购佳香，则乘柬埔寨船之便以相达 。”
附上如此信文，当然是想买质量好的香料。然而由于上次所购香料全部质量低劣造成亏损，于是在此责问，同时托付来自柬埔寨的船运送极好的香木。
这期间日本对越南北圻的联系并没有太多的发展。1635年前，只有少数日本船到过东京，日本商人在 Pho Hien 和 升龙（Thang Long） 建立贸易商馆。在日越交易中最出名的日本商人是卖铜币，武器和银给郑公（Trinh）并购买上等生丝的角仓了以（Suminokura Kyoi）。 角仓了以所持的朱印船到越南北部乂安的兴元县，在复礼村江津华园村入港，收购丝绸。1608年，一艘角仓船在交易结束起锚离港后不久，即于丹涯海门突然遭暴风袭击而失事。
由于江户时代初期对海外的通信状况并不很差，翌年郑氏的高官少尉舒郡公阮景坚便向家康递送了书简，通报了这次海难的情形。当听到船长以下13人溺死，其余百人余获得救助，被供给衣食，享受厚遇，想必家康也会感到震惊的。
1635年，德川家发布锁国令，日本商人被禁止出国。国外一些日本商人决定留下，国内的商人也寻求出国避难。熟悉越南关税、经历过贸易、方言流利的荷兰人是日本商人与越南商人联络的最好中介。因为荷兰人和阮氏的关系比较差，所以他们更注意保持和郑氏的密切接触。根据迪穆蒂埃（Dumoutier）记述，一些日本人和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到一个日本女士, Ouroussan 成为 黎潭统（Le Than Tong）大王的爱妾。
到1639年，这里的日本人町由于锁国令的发布，与祖国往来断绝，幕府仅仅许可其住民与亲属互寄信笺。
根据延宝年间（1673年～1680年）的记录，当时在越南居住的日本人已减少到安南四名、广南四名、东京一名。
与此相关，会安的平野屋谷村四郎兵卫于延宝四年六月十一日在给伊势松坂的角屋七郎次郎邮递的信中说：
ここ爰元も日本仁皆々相果、只二人に罢成り无为方体、御推量可被成候
诉说其生活难以为继的艰辛境遇。
由幕府下发的朱印状在书写渡航目的地的时候，越南被写做安南、东京、交趾、顺化、迦知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可见当时的幕府对越南的国情理解似乎很模糊，据推测，幕府可能将越南北部（郑氏支配地域）称为东京（事实上这是今河内的古称），而将中部越南（阮氏支配地域）称为交趾。
另外，迦知安在当地人口音读作ke cham，西欧人听岔，误为ｃａｃｈｉａｍ，记录于当时的航海地图书籍而广为人知，ｃａｃｈｉａｍ应当是对应汉字“迦知安”，表示广南、会安周辺一带地区（笔者新说）。至于安南的称呼，应来源于唐代。而16世纪越南虽自号大越，但因为奉中国为宗主国，不得不对外仍自称国名为安南。由郑氏与阮氏拥戴的黎朝中兴皇帝敬宗（1600～1619）曾向中国请求册封安南国王，但被拒绝，仅授予其安南都统使的官职（明灭亡后的一六·四七年被册封为安南国王）。
概而言之，从1601年给家康第一封信以后到1634年，郑氏与阮氏（越南高官）先后与加藤清正、岛津家久、众豪商间交互递送书信。
越南方面资料显示，阮氏管辖地域的出入港税中，暹罗船入港税2000贯、出港税200贯，上海、広东的中国船入港税3000贯、出港税300贯，澳门和日本船是入港税4000贯、出港税400贯，西欧诸国船只为入港税8000贯、出港税800贯。如此定制，西欧的船只在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之多可见一斑。
另外，这些出入港税的六成收归公库，另外四成则揣入担当出入港管理事务的地方官吏腰包。
注：上述皆依据『南方外交史』（中田千亩著、日本国际协会、昭和一七年发行）。
Ⅴ．日本人与越南人的遇难漂流
因为自然状况影响，在贸易以外，由于暴风等原因漂至对方的例子也很多。
现存关于越南漂着者的记录最早是在元禄八年（1695）。载曰安南国王向长崎奉行递致谢礼状，又赠送奇南香上品一品，礼金若干。原来这一年有九位漂着日本的越南人获得了救助，并搭乘中国人李才官的船顺利安全的返回了故国。
后来，天明七年（1787），又有4名越南人在海上漂流中获得西欧船的救助而被护送至长崎。起初听其言好象来自叫什么安南的地方。叫来中国人，他们也对这个地名似懂非懂。经过不断的调查，总算弄清楚其为越南人，于是给予衣服和四袋大米等，令其乘西欧船回国。
文化十九年（1822），五个越南人漂流到屋久岛。由于完全语言不通，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后来依靠曾去过越南的中国人作翻译才了解到一些情况。这些人是安南国会安府的农民，出海是为了向嘉定府运送木材。结果碰上暴风雨，从三月开始漂流，在海上钓了五个月的鱼，终于得偿所愿到达了陆地。
反过来，日本人漂至越南的，除了已经叙述了的阿部仲麿以外，明和二年，常陆国多贺郡矶原村(今茨城县北茨城市矶原)的船头 友七 等六人乘坐的姬宫丸在鹿岛滩遭遇暴风雨，漂流四十二天到达越南，在会安停留一年零四个月后回国。
同年十一月，住吉丸冲船头 善四郎 等六名漂至越南，估计他们在会安与前述的矶原村的船头们曾不期而遇。一般认为善四郎他们是常陆国盘城郡小名浜人。
大乘丸漂流之图 《南瓢記》中野 焕 著 寛政9年(1797)序刊
再有，寛政六年（一七九四年）九月、奥州仙台的大乘丸船头清蔵以及另外15名船员遭遇暴风而在海上漂流，十一月漂至越南。翌年回到日本。
＜余谈＞
继庆长7年（1602年），交趾国向德川家康赠送大象之后，享保13年（1728年）6月13日，中国信牌船长郑大威也用唐船向将军德川吉宗献上两头大象。它们在越南人潭数、潭绵的驱使下，从交趾広南港起锚，一个月后被运抵长崎。当时为了让大象下船，从波涛平静的海滩修建长长的便桥延伸入深海，让船横靠其侧。便桥由泥土夯筑，形如河堤，表面坚实宽阔，大象在人们的慎重照料下小心登陆。登陆的象暂收容于唐人屋敷。据「象志」记载，这期间1头象因为被喂予过多的点心，象舌上长出了“肿物”，幕府专使象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医好。这时长崎的一位大胆的町人将手伸入大象口中，清洗掉了舌上的“肿物”。大象的病痛顿时有所缓解，貌似恢复了元气，然而不久就死去了。剩下的7岁小象尚健康，于翌年3月13日向江户进发。一路上为防意外，严加看护，大道上的小石子被去除，桥架被更换，自由出入的猫狗被管束，重要路段设置水桶（笔者按：以备灭火），造成巨大的骚乱。百姓有生以来首次看到大象，沿途各地观者如堵。一行人每日只能行进四五里，从长崎出发后第44天到达京都。大象立即被净华院收容。3天后晋谒中御门上皇。天皇御览后也很高兴，赐予其「广南从四位白象」的官位。5月25日到达江户，置于浜御殿象舍。5月27日，吉宗终于看到期待已久的象，遂与诸大名一同观赏其表演。据说象的杂技散发的魅力引得满座的一致赞叹。但是，因为大象每日的口粮是唐米8升，包子50，橙50，新稻草200斤(日制)，笹叶50斤(日制)，草1000斤(日制)，幕府也无法承担，只好转由中野村(现中野区)的 源助 负责喂养，12年后的宽保二年(1742)死去。
『[享保十四年渡来]象之图』 川鳍实利/画 写本 1轴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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