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倭国与百济交往的记载，最早见于《日本书纪》。通常认为倭国与百济的交往始于366年。《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四十六年春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祢于卓淳国。于是卓淳王-末锦旱岐告斯摩宿祢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济人久氐、弥州流、莫古三人到于我土曰：‘百济王闻东方有日本贵国而遣臣等令朝其贵国，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则我王必深德君王。'时谓久氐等曰：‘本闻东有贵国，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远浪险，则乘大船仅可得通，若虽有路津，何以得答耶？'于是久氐等曰：‘然即当今不得通也，不若，更还之备船舶，而后通矣。'仍曰：‘若有贵国使人来，必应告吾国。'如此乃还。'爰斯摩宿祢即以傔（从）人-尔波移与卓淳人-过古二人，遣于百济国，慰劳其王。时百济肖古王深之欢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彩绢各一匹及角弓箭，并铁铤四十枚，币尔波移。便复开宝藏，以示诸珍异曰：‘吾国多有是珍宝，御贡贵国，不知道路，有志无从，然犹今付使者，寻贡献耳。'于是波尔移奉事而还，告志摩宿祢，便自卓淳还之也。”也就是说，神功皇后通过卓淳国王与百济王建交。

    我们知道《日本书纪》是古代天皇制政府为其政治目的而编撰的，特别是应神天皇之前的记载是否属实是令人怀疑的。就从上面的记载来看，把倭济之间的建交说成是百济迫切要求向倭国进贡的结果，这明显是不符合史实的。当时的百济正处于全盛期，无论从军事还是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来看实力都在倭国之上，根本没有可能急于与倭国建交，更不用说是向倭国纳贡了。从当时的情况分析，合理的解释是倭国主动寻求与百济建交才对。

    由于四世纪初乐浪郡和带方郡被灭亡（注1），中国王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宣告结束。倭国与中国的联系也随之被切断，那么想得到大陆物品和先进文化技术就只能通过半岛来间接获得。因为当时倭国与新罗是世仇，而与高句丽又没有交往，而且两国相隔很远。所以，急于获得大陆物品与先进文化技术的倭国便将希望放在了当时半岛势力较强大的百济身上。当然，这也符合倭国联强击弱的战略方针————即联合当时半岛较强大的百济，趁百济与高句丽争战之机，进攻和掠夺三国中势力最弱小的新罗。神功皇后派遣斯摩宿祢到卓淳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日本书纪》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结果来看，极有可能就是奉神功皇后之命，通过卓淳国与百济建交，否则，两国建交乃国之大事，作为使者的斯摩宿祢怕是无权擅自决定这样的大事。

    本文所探讨的就是从366年至479年这一百一十余年间倭济两国的关系，并由此一窥其对倭国的影响。下面将对倭济两国关系分为五个时间段来分别阐述。

（一）366年————372年，两国关系的蜜月期：

    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四十七年夏四月，百济王使久氐、弥州流、莫古令朝贡。时新罗国调使与久氐共诣，于是皇太后、太子-誉田别尊大欢喜之曰：‘先王所望国人今来朝之！痛哉，不逮于天皇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检校二国之贡物，于是，新罗贡物者珍异甚多，百济贡物者少贱不良。便问久氐等曰：‘百济贡物不及新罗，奈之何？'对曰：‘臣等失道至沙比新罗，则新罗人捕臣等禁囹圄，经三月而欲杀，时久氐等向天而诅咒之，新罗人怖其咒而不杀，则夺我贡物，因以为己国之贡物，以新罗贱物相易，为臣国之贡物，谓臣等曰：‘若误此辞者，即于还日，当杀汝等！'故久氐等恐怖而从耳，是以仅得还于天朝。”

    从上面这段记载来看，在366年倭国遣使之后，第二年百济就派遣使者回访了。从神功皇后与应神天皇（此时尚为皇太子）欣喜若狂的表现来看，倭国是非常看重与百济建交一事的。乃至感慨先王未能得见，群臣闻之莫不流涕。此外，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百济此时是与新罗不睦的，否则新罗不会掠夺百济的贡物。

    从366年到372年，短短六年间，倭济两国就互派使节各四次，而且双方使者回国时对方都遣使相送，可见两国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堪称倭济两国的蜜月期。领土与高句丽开始接壤的百济，与多次入侵新罗的倭国建交，应该是出于多个朋友比多个对手好的考虑吧。

    值得一提的是369年百济送给倭国的七支刀，作为两国交往的证物证实了倭济两国的亲密关系。百济七支刀，现藏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身长74。9厘米，刀身两侧各有三个小支，故称七支刀。此刀正反两面都有铭文，共61字（正面34字、反面27字），铭文虽损坏严重，但仍可得知大致意思。正面的“泰（和）四年”说明此刀是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所赠（也有说是五世纪百济的年号），此外，此刀铭文中并无敬语，有“宜供供侯王”及“此刀百济（王）世（子）”字样，这也可以说明倭济两国此时的关系————即百济认为倭国不过是与自己一样的侯王，国际地位相等，七支刀是作为两国建交的纪念品而正式赠于倭王的。也就是说，《日本书纪》所说的百济向倭国纳贡明显与当时的史实不符。

   （七支刀）

    另外，《日本书纪》中（神功皇后）四十九年（369年）三月条记载神功皇后联合百济袭击新罗这一所谓的“已巳史实”，现在看来并不可信，因为此条中的“七国平定”明显是伪造的。《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因为新罗夺取百济的贡物而派荒田别、鹿我别为将军发兵进攻新罗，“俱集于卓淳，击新罗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盆、南加罗、喙国、安罗、多罗、卓淳、加罗七国。乃移兵，西迴至古奚津，屠南蛮-忱弥多礼，以赐百济，于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贵须亦领军来会。时比利、辟中、布弥支、半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济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罗斤资等共会意流村，相见欣慰，厚礼送遣之。”发现问题了吗？起因是新罗夺取百济的贡物，结果却是不相干的七国平定和四邑降服，而且这七国中居然还包括了卓淳和加罗，这实在说不通。前面已经提到，神功皇后正是通过卓淳国才与百济建交的，可见两国关系很好，没有任何理由和说明，神功皇后就突然在三年之后平定卓淳国，这怎么可能？而且，从随后的记载来看，382年袭津彦（沙至比跪）被新罗美女迷惑，不去讨伐新罗反灭加罗，加罗国王逃至百济避难，可见直到那时加罗还是独立存在的小国。这样《日本书纪》的记载就显得前后矛盾了，这恰恰证明了“七国平定”是编造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包括神功皇后在内，倭国上下十分重视与百济的交往。《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对太子及武內宿祢说：“朕所交亲百济国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有，不阙岁時，常来贡献。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時，敦加恩惠！”（神功皇后五十一年条）更有意思的是，神功皇后甚至在将海西诸韩赐于百济之后，还特意将多沙城赐于百济，作为其往返的驿站。当然，这种赐地给百济的说法令人怀疑，但倭国与百济的关系很亲密却是显而易见的。

（二）373年----398年，倭济关系的第一次低谷

    在短短六年的蜜月期过后，倭济两国的关系就步入了第一个低谷。从373年到391年，没有两国使节往来或互赠物品的记录。照《日本书纪》的说法，倭国对此大为不满，所以于391年，“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广开土王陵碑文 辛卯年条<391>），这里的百残就是百济。而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三年（392年），“是岁，百济辰斯王立之，失礼于贵国天皇。故遣纪角宿祢、羽田矢代宿弥、石川宿弥、木菟宿弥，责让其无礼状。由是，百济国杀辰斯王以谢之，紀角宿弥等便立阿花为王而归。”这里前后所描述的可能就是一件事，说倭国能令百济杀死国王另令新君可能言过其实，《三国史记》中只是说“（枕流王）王薨時，（阿莘王）年少，故叔父辰斯继位。八年薨，（阿莘王）即位。”，只字未提辰斯王之死是因倭国而起（《三国史记》记载：“辰斯王冬十月， 高句丽攻拔关弥城。 王田于狗原，经旬不返。十一月， 薨于狗原行宮。”），不过倭国干预了百济的国政却很可能是真的。（《日本书纪》神功皇后六十五年条中说“百济枕流王薨，王子阿花年少，叔父辰斯夺立为王。”可见辰斯王是阿莘王的叔叔，因阿莘王年幼而被立为王，死后阿莘王继位都是事实。）

    我们注意到正是在391年，高句丽刚刚即位的广开土王连下百济十余城，从而一举扭转了之前丽济战争中高句丽所处的略为不利的局面。见《三国史记》广开土王条记载：“秋七月，南伐百济， 拔十城。——————冬十月，攻陷百济关弥城。其城四面峭绝，海水环绕，王分军七道，攻击二十日，乃拔。”倭人可能正是借此机会，在百济新败于高句丽之时对其施加压力、干预其国政的。

    不甘失败的百济在392年至396年之间，对高句丽发起四次反攻，然而无一例外均以失败告终。396年，广开土王一举攻取百济五十八城，从而给予百济决定性的打击，也就此确立了高句丽在半岛很长时间里的绝对优势地位。有趣的是，无论是在391年还是在396年这两次决定性的大战役中，还是在392年至396年之间百济对高句丽发起的四次反攻中，始终没有倭国出兵帮助百济的记载。不仅如此，倭国还趁火打劫。

    《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八年（397年）春三月，百济人来朝。百济记云：阿花王立，无礼于贵国。故夺我枕弥多礼及岘南、支侵、谷那东韩之地。是以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修先王之好也。”而《三国史记》中也记载：“（阿莘王）六年（公元397年），夏五月，王与倭国結好，以太子腆支为质。”这证明倭国趁人之危，在百济最困难的时候，不仅没有出手相助，反而趁机夺取了百济枕弥多礼（今济州岛）及岘南、支侵、谷那东韩之地，而且还逼迫百济将太子作为人质送到倭国，真是阴险之极！

    反观百济方面，由于在391年之前与高句丽的战争中略占优势，所以并未将与倭国建交看得很重要，以致于在《三国史记》中没有百济与倭国建交的记载。当然，不排除已经佚失的半岛三国各自编撰的史书（特别是百济于375年由博士高兴编纂的《书记》）中曾经有过此类记载，毕竟《三国史记》成书于1145年，金富轼不可能知晓数百年前的事情。但想来倭国在391年和396年两次落井下石，必然令百济对其心怀不满吧。

（三）399年————428年，倭济同盟的建立

    倭国之所以与百济建交，想通过百济获得大陆物品与先进文化技术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借百济与高句丽争战之机入侵和掠夺新罗也是其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在百济与高句丽争战不休之时，倭国加紧入侵新罗，然而346年、364年及393年三次入侵均以失败告终。见《三国史记》之《新罗本记》：“倭兵猝至风岛，抄掠边户。又进围金城急攻。---- （王）闭门不出，贼食尽将退，命康世率劲骑追击，走之。”(讫解尼师今三十七年<346年>条)“倭兵大至----倭人恃众直进，伏兵出其不意，倭人大败走，追击杀之几尽。” (奈勿尼师今九年<364年>条)及“倭人来围金城，五日不解。----贼无功而退。王先遣勇骑二百，遮其归路。又遣步卒一千，追于独山，夹击大败之，杀获甚众。”（奈勿尼师今三十八年<393年>条）于是399年，倭国与百济结盟再次大举入侵新罗，新罗向高句丽求援。见《广开土王陵碑文》：“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及“王巡下平壤。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大王恩慈，称其忠诚，特遣使还，告以密计。”(九年己亥年条<399年>)此时广开土王已经沉重地打击了百济，所以有余力救援新罗，于是“十年庚子，遣步骑五万，往救新罗。从男居城至新罗城，倭满其中。官军方至，倭贼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罗从拔城，城即归服，安罗人戍兵。拔新罗城、盐城，倭寇大溃，城内十九，尽拒随倭，安罗人戍兵。”(十年庚子条<400年>)出兵五万，这样的大军令第一次与高句丽作战的倭国大吃一惊，惊慌失措急忙撤退，结果大败而回。

    高句丽的空前强大，让倭国意识到只有加强与百济的合作，才有可能与高句丽抗衡，元气尚未恢复却也急于反击高句丽的百济自然也乐于多个帮手，于是“十四年甲辰，而倭不轨，侵入带方界(黄海·京畿道附近)。和通残兵□石城，□连船□□□，王躬率往讨，从平壤□□□锋相遇，王幢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斩杀无数。”(十四年甲辰条<404>)倭国为报一箭之仇，联合百济主动进攻高句丽南部原带方郡一带，可是仍然以惨败告终。仗虽然打败了，但倭国和百济的关系却又变得亲密起来。特别是405年百济阿花王死，倭人帮助在倭国做人质的阿花王之子腆支即位为王，这可以看作倭济两国形成政治军事同盟的标志。据《三国史记》记载：“十四年，王薨，王仲弟训解摄政，以待太子还国，季弟碟礼杀训解，自立为王。腆支在倭闻讣，哭泣请归，倭王以兵士百人卫送。既至国界，汉城人解忠来告曰：‘大王弃世，王弟碟礼杀兄自(立)，王愿太子无轻入。'腆支留倭人自卫，依海岛以待之，国人杀碟礼，迎腆支即位。”可见腆支为王倭国是有功劳的，这也是此后百济与倭国关系变得亲密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由于高句丽在广开土王死后便将攻略的目标转移到了西面，减缓了对百济的进攻，所以倭济同盟其实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依据《日本书纪》和《三国史记》的记载，两国在402年至428年之间，互派使节共九次，其中百济派遣五次，倭国派遣四次。倭国赠送给百济大珠和夜明珠，却从百济获得了白锦、良马，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缝衣工（《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四年<403年>：“百济王贡缝衣工女”）和堪称倭国启蒙者的博士王仁（《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六年<405年>：“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始祖也。”）很明显，倭济同盟的实际受益者是倭国。

（四）429年————454年，相对平静期

    由于领教了高句丽的强大，而高句丽与百济之间又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倭国于是将战略目标由朝鲜半岛调整到了国内，即由争夺半岛霸权转向致力于自己国内的统一。毫无疑问，从百济获得的先进文化技术，特别是铁和”渡来人“，在倭国的统一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38年，倭国终于有所动作了。《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倭国条记载：“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倭王珍要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居然把百济也放在请求拥有其统兵权甚至管辖权的地位。然而，刘宋王朝并没有认可，而只是给予其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爵号。直到451年，才认可了倭王济“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倭国条记载：“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去掉百济而加入加罗，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加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位于新罗和百济之间），而此时的加罗很可能已经有自立倾向，倭国想借助中国的权威来震慑加罗。另外，刘宋王朝虽然对朝鲜半岛的事务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没有积极干预，但百济是其朝贡国，所以一直是采取保护态度的。此外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倭国王所得到的爵号一直没有高句丽王和百济王高，（高句丽王的爵号不断升进，最后是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百济王则稳定继承其爵号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相比之下，倭五王的爵号却是摇摆不定的，最终也只是征东大将军而已，更不用提开府仪同三司了。）刘宋王朝是不可能让爵位高的百济反处于爵位低的倭国之下的。想来正是由于倭国要求都督的百济之外的五国与刘宋王朝没有朝贡关系，所以才最终同意给予倭王济“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这一称号的。

    由此可见，倭国并没有放弃谋求在朝鲜半岛获得更大利益的企图，只是在一时受挫后转而先完成本国的统一，当倭王珍大致完成日本本土的统一时，其对半岛的野心就又表露出来了。而此时的百济，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国力反倒日渐衰退，前景堪忧。

（五）455年————479年，同床异梦的倭济关系

    433年和434年，百济派遣使者与新罗议和，以图共同对抗高句丽。（《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毗有王条：“七年，春夏不雨。秋七月，遣使入新罗，请和。”及“八年，春二月，遣使新罗，送良马二匹。秋九月，又送白鹰。冬十月，新罗报聘以良金、明珠。”）455年，高句丽入侵百济，新罗应百济请求出兵救援。（《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麻立干条：“三十九年，冬十月，高句丽侵百济，王遣兵救之。”）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盟友的倭国却没有出兵帮助百济。461年四月，百济盖卤王将弟弟崐支君（军君）送往倭国做人质（《日本书纪》雄略五年条：“乃告其弟军君曰：‘汝宜往日本以事天皇。'“），这大概是苦于高句丽强大压力之下的盖卤王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倭国的联系而不得不采取的方法，希望借此能够换取倭国更大的援助，然而这不过是盖卤王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475年，高句丽长寿王发兵三万围攻百济都城汉城，结果百济盖卤王被害，百济一度处于亡国的边缘。《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麻立干十七年条：“秋七月，高句丽王巨连亲率兵，攻百济。百济王(余)庆，遣子文周求援，王出兵救之，未至，百济已陷，(余)庆亦被害。”高句丽本纪长寿王六十三年条：“九月，王帅兵三万，侵百济，陷王所都汉城，杀其王扶余庆，虏男女八千而归。”百济本纪盖卤王二十一年条：“秋九月，丽王巨琏帅兵三万，来围王都汉城。王闭城门不能出战。丽人分兵为四道，夹攻，又乘风纵火，焚烧城门。人心危惧，或有欲出降者。王窘不知所图，領数十骑，出门西走。丽人追而害之。”这三条所记载的就是这同一件事。

    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在收到百济求援的请求后，发兵一万前往救援，只是还没赶到，百济已经城破王死了。见百济本纪文周王元年条：“盖卤在位二十一年，高句丽来侵，围汉城。盖卤婴城自固，使文周求救于新罗, 得兵一万回。丽兵虽退，城破王死，遂即位。”令人不解的是，找不到倭国出兵帮助百济的只言片语，也就是说，倭国与上世纪的391年、396年两次那样，在455年、475年百济处于最危险境地之时，再次弃盟友于不顾。与此相对，倭国在477年和478年却连年入侵新罗，不得不说倭国只是一心想要入侵新罗，所谓的盟友在其眼中根本就是拿来利用的。见《三国史记》新罗本纪麻立干条：“十九年，夏六月，倭人侵东边。王命将军德智击败之，杀虏二百余人。”及“二十年，夏五月，倭人举兵，五道来侵，竟无功而还。”

    479年，倭国察知百济不得已南迁后政局一直不稳，前一年兵官佐平解仇杀死文周王（注2），立其十三岁的长子三斤王，不久兵官佐平解仇据大豆城叛，失败后被杀。加上479年春夏大旱，三斤王又于十一月死去，百济国内空前混乱（参见《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文周王及三斤王条）。《日本书纪》雄略纪二十三年条记载：“天皇以昆支王五子中，第二末多王幼年聪明，敕唤內里，亲抚头面，诫敕殷勤，使王其国。仍赐兵器，并遣筑紫国军士五百人，卫送于国。是为-东城王。”也就是说倭国扶持东城王即位，谋求从百济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多次在盟友危难之时弃之不顾，甚至落井下石，已经让百济上下对倭国非常不满。百济和倭国既互相需要对方，又各自保有警惕之心，倭济同盟缔结至今始终没有产生实质上的效用。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倭国只是在利用百济，骨子里根本不愿意看到百济强大，那样的话自己就无法在朝鲜半岛发展势力。而倭国多次令人寒心的表现，也令百济对倭国不满，担心再次被其落井下石。这样一来倭济关系只能用同床异梦来形容了。

    当然，说到百济和倭国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渡来人”。除了前文提到的五经博士王仁，还有403年弓月君率百二十县人由百济来倭国等记载，特别是663年“白村江之战”后百济灭亡，大批百济遗民逃往日本，这些被称为“渡来人”的百济移民，无疑对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的佛教，也是538年从百济传入的（注3）。至于倭五王之后百济与倭国主要围绕任那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交往等等则已经超出本文讨论的时间段，所以放下不表。应该说，综观倭国与百济从366年到479年这百余年的交往，倭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先借百济与高句丽争战之机加紧入侵和掠夺新罗，后利用倭济同盟之机从百济大量引起先进文化技术及相关人才（其间还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渡来人”），这对倭国的统一帮助很大。然而，正是出于这种唯利是图的心理，倭国几乎没有插手百济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甚至在盟友百济多次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弃之不顾乃至趁火打劫，不能不说这充分表现出倭国阴险贪婪的一面。百济与倭国时冷时热、时好时坏的两国关系，也许正象那句老话说的那样———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注1：对此，有313年与314年乐浪郡与带方郡被高句丽先后攻占及高句丽与百济瓜分带方郡的不同说法。

注2：260年，百济实行六佐平（内臣佐平、内头佐平、内法佐平、卫士佐平、朝廷佐平与兵官佐平）和十六等级（品位）官制，其中兵官佐平指挥外兵马，即地方军队。（卫士佐平指挥宿卫兵，即守卫王宫和首都的军队。）

注3：佛教传入的年代，《日本书纪》说是552年（钦明十三年），而《上宫圣德法王帝说》与《元兴寺缘起》都记作538年（宣化三年），通常认为后者比较真实可信。

 

 

　

主要参考资料：

《日本书纪》、《三国史记》、《广开土王陵碑文》、《朝鲜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