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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倭寇之患及其断想 望月正成/作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是戚继光将军说的（《止止堂集》）。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在十七岁时子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他是明代的抗倭名将，也因抗倭成为民族英雄，并名垂青史。诗句中的“但愿海波平”，所指的也是希望平定“倭寇”之患（左图为戚继光像）。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对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也有利可图，但因为明朝的“禁海令”，和国外通商是被严令禁止的。中国出产的茶、瓷器和丝绸都能在海外卖个好价钱，据说丝绸运到南洋价格可以提高十倍。这样一来，一些中国的商人或海盗，如王直、徐海等人为了经商发财，开始与倭寇互相勾结，形成海上走私集团，使得倭患愈演愈烈，那些商人也就成为了“倭寇”的一部分，才有了《明史·日本志》所说的：“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的说法。 在“双屿之战”后，由于徽商首领许栋逃逸并再也没有出现，王直收集残兵，北上屯居烈表山(又名烈港)。烈表山位于定海县偏北约五十里的海中，和东南面的金塘山只一港之隔，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在《筹海图编》中曾提到：“王直，少落魄，有任侠之气。及壮，多智谋，善施与”。可见他还是有些能力和魅力的，一般所说在这期间王直的部队在烈表山还只是从事私自海外贸易活动，但不让手下抢掠，因此意见的不和使王直和徐海、陈思盼等人分裂，而且王直还总是设法与当地明朝官员接近，甚至帮助政府剿除某些海盗性质的海商，以换取当地官员的好感和支持，从而达到政府同意开市交易的目的。在先后剿灭卢七、沈九、陈思盼、邓文俊、王丹等海商集团的战斗中，王直和他的私人部队表现出色，也使得他的海上垄断地位逐渐确立。其实当时王直和沿海一些百姓的关系相当不错，后来的巡抚王抒就曾经写道：“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资料《海寇议前》显示出的也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什么呢？说实话明朝是个很没有“创造力”的朝代，他貌似强大，却过度的重文轻武，演出过一些如“土木堡之变”之类的闹剧。当时奸臣和宦官一起祸乱朝政，朝廷自己却还做着“天朝上国”的清秋大梦。“禁海”就有些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当时的赋税很重，而明国的物产丰富，沿海百姓可以从海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就造成了当地百姓和王直的互助关系。不过王直和当地官员的亲密关系并没有起到什么好的效果，朝廷还是执意反对海外贸易。嘉靖三十一年(1552)七月，朝廷委派山东巡抚王忬为浙江巡抚兼提督，专门处理此事。此外，朝廷还调来了武举出身、驻守广东琼州的右参将俞大猷，大猷字志辅，晋江人。这个人历史课本上也有，他也是平海寇的重要功臣之一。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明军将领俞大猷和汤克宽分兵夹击烈表山，但在王直率众的坚守之下屡攻不破，最后明军两个士卒近乎于玩命似的潜入了烈表山，并点燃了寨中的火药库，俞大猷趁势进攻，王直率部在乱军之中突围，在收集残部以后，他已无处可去，只好流亡他乡。王直率领残部在日本的平户定居，并和当地的日本人搞好关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在《大曲记》里曾记载“有个名叫五峰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其中“五峰”所指的就是王直。另外要说的是，一般的说法是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书还把他们称为“海寇”，而在那之后，王直的部队中编入很多日本武士，在作战时也用日本妆束进行伪装，从此，“倭寇”一词就屡屡出现在明朝朝廷的奏折中，这也算是今天这个“常用词”的起源，王直也自然成为了“倭寇”的“带头大哥”。这一点很难想象吧，明政府所指的“倭寇”的头头竟然是一个中国商人，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和渔民。 王直在日本训练军队学习日本刀法，并把日本武士作为作战的主要力量之一，如果说烈表山之战以前他还算是商人的话，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海盗”了，朝廷官员的背信也使他开始报复。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王直的部队开始对浙江等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本当地的一些流浪武士也加入进来，同行的还有散居的各种海盗组织。由于当时明朝的海防极弱，他们像蝗虫一样陆续扫平了当地的官署和海卫等一些海防设施。不仅如此，他们还陆续攻击县城和乡镇，对当地的百姓进行烧杀抢掠，给当地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也彻底改变了他们和当地百姓的原有亲密关系，各地的民众和乡绅也开始自发组织抵抗“倭寇”的进攻。《明史》中记载：“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足可见当时“倭寇”声势之浩大。不过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在明总督张经率领之下，由各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还是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一千九百余级。 当时明朝奸臣极多，总督军务的“草包”赵文华屡败，却诬陷取得“王江泾大捷”的都督张经，明军对“倭寇”毫无办法。嘉靖三十五年二月（1556），胡宗宪出任浙江总督，他吃惊地发现当时明军作战能力出奇的差，海寇的骚扰能力却很强。针对这种局势，胡宗宪对王直实行怀柔政策，王直也误以为他能帮助其实现进行“合法”海外贸易的梦想，两者开始互相利用，联合打击另一股势力徐海。经过一系列的离间和威压之后，终于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明军剿灭徐海。此时明朝廷的心病就只剩下了王直，其实朝廷根本就不会同意王直所幻想的撤消海禁。
胡宗宪对待王直的策略和对徐海可不一样，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胡宗宪代表朝廷向王直承诺，准许“通商互市”以达到欺骗王直的目的。当年九月二十五日，王直率舰队来到舟山岛西面的岑港，胡宗宪陆续派官员迎接王直来表示自己的诚意，而王直也为了实现自己“合法”海外贸易的梦想，决定赌一手。他率军来到定海港口，让部下都留在岸边，他上岸准备和胡宗宪等人进行谈判，但是刚进衙门就被抓了起来，并被软禁到了杭州。胡欲通过生擒王直达到使“倭寇”解散的目的，但最后也没有取得预定效果，而王直这位“倭寇”的带头大哥，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后，终于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被处决。
（明“奸相”严嵩） 在王直死后，他的养子毛海峰继承了“倭寇”老大的位置，而且对沿海地区进行了更疯狂的进攻和掠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俞大猷被诬免职，倭寇数百人流劫诏安，先后数次对附近烧杀抢掠，从海澄月港进入石码、长泰，又由漳州天宝进入南靖，沿途"焚劫杀掠不计"。后又劫掠平和和漳浦等地，“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毛海峰统帅舰队突袭金门，在该地建立补给基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毛海峰拿下了明军平海卫军营（今莆田县平海），“倭寇”以此为基地对周边陆地进行扩张和抢掠。在沿海的军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同时，“倭寇”的“天敌”们也已经到来了。 《明史》中对年少时的戚继光的评价是“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其实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天，戚继光就从山东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任浙江都司金书。次年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这些地区是倭患最严重的地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九月在龙山他就曾击退“倭寇”的进攻。
明军开始不敌倭寇的原因有很多： 后期明政府重用了像戚继光这样的将领，部分解决了将领问题，而在战斗力方面，戚继光到任后，上书请求招募新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农民和矿工共三千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这支军队要英勇善战的多，被称为“戚家军”。而一些少数民族的武装也在抗击倭寇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如瓦夫人领导的壮族人民武装和另一支来自湘西土家族的民兵。
第二个原因就是兵器装备问题： 戚继光为了改变装备的劣势，开始重新采用“包钢”技术，他仿制日本长刀锻造“戚家刀”。这种刀的刀身类似日本刀，不过长度要比日本长刀短小，资料显示是八十到九十厘米左右，而且为了适合明军的使用习惯，刀柄有一个向下的弧度，一般所说是单手的，有的资料也说单双手皆可操控，这使得明军在兵器上拥有了对抗能力。为了对付日本武士的灵活散攻战术，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队是基本战斗单位，队员按年龄、体格分别配备不同的兵器，作战时，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配合作战，此阵法在对付倭寇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阵法前排是短兵器，也就是“戚家刀”，而后排是长兵器狼筅和叉子，马明达教授认为“鸳鸯阵”是一种七个人或九个人，甚至是十一个人一组的阵法。其中七人阵法是中间一个拿狼筅，狼筅就是南方砍下来的大竹子，中间这个人身高马大，拿一个茅竹，两边两个人是长枪手，长枪手的两边是两个盾牌手，拿盾牌，拿腰刀，这看来是一种攻防兼备的阵法。《纪效新书》中明确记载了以十一人为一队的阵法，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两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人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以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戚家刀”） 和戚继光抗倭有关的一些传说：
继光饼：是福安县的土特产品。继光饼俗称光饼，圆形，有小碗口大小，中间留细孔，穿线成串可挂，又称挂饼。明嘉靖年间，倭寇屡犯闽、浙沿海一带，戚继光率军来至福安沿海平寇，因倭寇来自海上，戚家军就在海边设伏，福安百姓制作大量挂饼挂在将土们脖子上用以充饥，使戚家军顺利平定倭寇，因此嘉靖帝赐名“继光饼”。继光饼以面粉为主，经发酵后，佐以精盐、芝麻、葱丝等，揉匀成圆状，经火烤而成，味道香脆略带咸味，十分可口。
（“鸳鸯阵”的模型）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攻桃渚、圻头，戚继光紧急率兵至宁海，扼守桃渚，大败倭寇于龙山，并追敌至雁门岭。后来倭寇乘虚分兵突袭台州，当时在台州聚集之倭尚有万余，船只五百多艘，而戚继光却在台州先后九战皆捷，四月破敌于花街，五月取得“白水洋大捷”，取得如此功绩，台州军民曾刻碑以纪之，而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倭寇于宁波、温州，自此浙江东部“倭寇”平定。 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大举进犯福建，当时的宁德城已经屡次被倭寇攻破，在距城十里有一横屿岛，四面皆为水路险隘，倭寇以其作为大营。附近明军官军不敢出击，双方对峙达一年多。新到的倭寇又一路在牛田（今福清东南）扎营，另一路在兴化（今莆田）扎营，东南互为声援。闽中各地连告急，胡宗宪复檄戚继光率军前往剿之。戚继光决定先进攻横屿，乘潮落水浅，“戚家军”每人持草一束，填壕而进，大破横屿的倭寇巢穴，斩首二千六百。后戚继光引军至福清，击破牛田倭寇，并乘胜追敌直致兴化，连克倭寇六十营，斩首千数百级。直到平明大胜入城，兴化的军民才知道“戚家军”的到来，当地百姓牛酒劳师不绝。大胜之后继光回师浙江，在到达福清时，正遇倭寇自东营澳登陆，“戚家军”于此又斩敌二百余人。此时广东总兵刘显亦屡破倭寇，闽中倭寇已被肃清。同年，从福建败走的倭寇，进犯台湾基隆一带，也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 在戚继光回到浙江之后，毛海峰率倭寇攻下平海卫，此时俞大猷已经被朝廷解禁复出，被任命为福建总兵官，戚继光副之。在平海城陷后，总兵刘显所率军少，不敢进攻，而此时俞大猷军也不想进攻，认为需等待大军合围平海方可发起进攻。终于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至平海，大军汇集之后，巡抚谭纶将中军，刘显在左，俞大猷居右，合力进攻平海。戚继光为先锋先行，左右军随后而进，此战斩寇级二千二百，解救被掠者三千人，战后巡抚谭纶向朝廷上表破贼的功绩，戚继光为首功，刘显和俞大猷次之，而由于戚继光先有横屿和牛田等地破倭之功，被朝廷升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并取代俞大猷成为了福建总兵官。 嘉靖四十二（1563）年二月，倭寇余党重新纠集新倭万余人，连续围困仙游数日。戚继光率军出击，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又乘胜追寇而败之于王仓坪，斩寇首数百级，其余大多坠崖而死，剩下的数千倭寇逃跑到漳浦蔡丕岭，此时戚继光兵分五哨，率士卒身持短兵攀至崖上，俘斩倭寇数百人。同年十月，潮州倭寇二万人与大盗吴平军相互成掎角之势以对抗明军，俞大猷率军大破敌于海丰，残余倭寇夺渔船逃入海中，俞大猷和部将汤克宽又连破吴平数次，迫使吴平归降。未几，吴平又重新造反，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4）秋入犯福建，俞戚二将“双剑合壁”，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率领陆军，再次击败吴平海寇于南澳，自此大股海寇皆并击破，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事实证明，倭寇在陆地上和恢复战斗力的明军大规模的硬碰几乎是毫无胜算的，在这场平寇的战斗中，戚继光、俞大猷、谭纶、张经、卢镗、汤克宽、刘显、李锡等一些爱国将领在沿海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立下了不朽之功，而胡宗宪虽然人不怎么样，但也平寇有功，当然还有瓦氏夫人等少数民族英雄，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吧。在《明史》中对戚继光的总结语是：“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后来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在北方御边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安然”。但因遭朝中权贵排斥，被调到广东任镇守，三年后即告老还乡，并于万历十六年（1588），逝世于蓬莱故里。戚继光善于用兵，治军有方，是个少有的名将，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被高度评价为"谈兵者遵用焉"。而俞大猷后征战两广平寇余党，《明史》中评价“大猷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其用兵，先计后战，不贪近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武平、崖州、饶平旨为祠祀。”可见其才出众，俞大猷于万历八年（1580）卒，赠左都督，谥武襄，关于他的一些著作被整编为《正气堂集》，其中的《剑经》非常有名。
（俞大猷塑像） 在此之后，明政府逐渐放宽海禁。朝廷中一些官僚意识到海禁过严，使沿海百姓失去谋生手段，造成了“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商转为寇”的后果，嘉靖以后，明政府采用较为开放的政策，海寇也就逐渐稀少。虽说在浙闽粤等沿诲一带连续二十余年的海寇之患被平定了，但是留下的思考和疑问却很多，近年来一些专家指出了关于“倭寇”的争议，他们认为其实当时的“倭寇”之乱应该算是“民族内部矛盾”，原因是“倭寇”的主要力量是中国自己的商人和渔民，其实仅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看看平倭的战斗中动辄灭倭成百上千，而一些倭寇的部队数量竟能上万，当时日本内部正值战乱，应该根本就拿不出这个人数对外侵略。倭寇又不能从大海里冒出来，而那些有关的战役资料大部分来自《明史》，大家也就可以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当时的日本藩主和武士为什么支持王直，因为他们也想打开中国的市场，而后来的沿海劫掠又能获得很大的好处。当然明政府自己的昏庸无能和“海禁”也是造成倭寇泛滥的重要原因。王直引倭入寇固然无比可恶，而他的思想和做事方式很像最早的西方殖民者，他有和世界其他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概念，在得不到自己国家的支持后，他和他的部下却变成了对付自己国家的殖民者。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明政府支持王直等人，说不定还能走上殖民主义道路呢，这样假想虽说很不厚道，但是这总比被殖民要好的多，至少我们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吧，有人会说靠那些商人能做什么？但是，其实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先遣队就是商人和冒险家，他们在对方不同意通商或者和当地人产生矛盾的时候，就把屁股后边的火枪端了出来，成了“殖民者”了。后来虽然也有很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看来却很少拥有类似的能力和意识。 不幸的是，在明朝之后的清代，一些朝廷官员还是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不思进取。一些西方国家则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而我们却“无私”的用大把的白银作为交换，这也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终于在倭寇海患被平定的一百七十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了，虽说仅在这之前的四十年里，英国就象中国出售了四十万箱鸦片，换取了三至四亿两白银，但他们得寸进尺，还想“合法”的向中国倾销鸦片。此时的清政府昏庸无能，一批批奸人和卖国贼也陆续走上了历史舞台，朝廷中不是没有象戚继光和俞大猷这样保国为民的人，清军和民众也不是不抵抗，但这时清朝军民的装备和战斗力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相比，要比平倭寇时代要大得多，所面对的敌人的数量和质量也非当年的倭寇可比。“鸦片战争”后的很多年，中国走入了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条约、割地、租界和赔款等等就像在播放幻灯片似的连续上演。外国殖民者割占我们的土地，屠杀我们的同胞，抢砸我们的金钱和财宝。和这个时代的祸乱相比，“倭寇”所造成的损失简直就算是“小儿科”。 现在想来，其实早在二百年前倭寇横行时就已敲想了警钟，只是没能把人震醒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走向世界、面对世界、适应世界才是大势所趋。而对外来的技术、知识，有意识和目的的借鉴才是发展壮大的好办法。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日益强盛，闭关自守就会落后挨打。大海在人们有航海能力的那一天开始就不可能再会平静了，它给我们带来很多东西，可能是财富与荣耀，也可能是痛苦和悲伤。公元两千零一年十二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富强之路越走越宽广。弹指一挥间，“倭寇”之乱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记录下这些文字，算是对自己这段时间学习的心得与总结吧。
（英国鸦片船“北京”号起卸鸦片情形，该图为英国随军画师所绘制，转自鸦片战争博物馆 ）
主要参考资料来源： 《明史》、无名《倭寇始末》、观沧海军事网《戚继光》、小说天下《倭寇之王--王直》、《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插图中国史《荡平倭寇》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