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时代背景
德川幕府体制内部鬻矛誉楯的安政（1854）～庆应2年（1866）年间，各地百姓一揆频仍、国内经济陷入混乱，天下大局亟待图新。
庆应2年1月21日[1]，经中冈慎太郎和坂本龙马的极力斡旋，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后结下宿怨的萨、长两藩，终于在京都萨摩藩邸按兵束甲，契约定盟。各藩联合倒幕之日，也在悄然临到当中。另方面，在本州岛萩藩（即长州藩）内攘权夺利的情势下，激进派受豪农豪商阶层支持，执牛耳于藩权，继续扩充军备、加强武力，并弃绝“攘夷”口号，向英国购买武器——再次采取了反抗幕府的态度。幕府遂以“犯上作乱、私自通商”为由，剥夺长州藩主毛利敬亲、世嗣定广之官位，命其隐居，予以处分，以求恢拓权柄。同年6月7日，四艘幕舰进趋周防山口县，炮轰大岛郡安下庄[2]。
第二次幕长战争由此开始。
但是，从二次征长的全过程和结果来看，胜败趋势是昭然明朗的：一方是鸠合之众[3]，因袭古旧编制、武器落后，受命从军而士气不振的幕兵；一方是拥有新式武器（如线膛枪）、取法西洋，踔厉奋发而同仇敌忾的长州士民。何况，敕许再征长州，并非代表幕府就有令人首肯的开战口实，因而，在发布追讨令前，就招致各方反对[4]。但幕府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其后随着“四境战争”（即第二次幕长战争）的铩羽而归，恰值后方大阪江户的町人一揆（捣毁事件）以及将军家茂之死，终于换来一次大败亏输，创造一处改写历史的转折点，赋予长州一个“武力倒幕”的大义名分。
一
悲剧序幕
庆应2年4月5日夜。悲剧揭开序幕。
长州第二奇兵队[5]的立石孙一郎、栉部坂太郎等率众百余人[6]，杀害同僚楢崎刚十郎（书记役），攫窃部分武器，逃至山下，取道海路东行。
同月10日黎明，天降暴雨，孙一郎率领离队者趁势向仓敷代官所发动袭击，斩杀长谷川仙介、小松原芳太郎等9人后逃离，震骇全国。此即明治维新历史上新添的一笔悲赋——仓敷事件。13日午2时许，脱队众人又与沿途同志合绪，攻围备中浅尾藩，在郡会所、观藏寺及各处宅邸放火烧杀。藩阵屋[7]内也一度兵戈扰攘、白黑不分。三声炮响后[8]，队员才停止战斗，并于翌日撤离。设营广岛城的幕藩联军，及至“仓敷浅尾动乱”[9]再察不祥，越发坚定下二次征长的决心。
维新三杰之一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也对此事深表震惊[10]，曾下令处置涉嫌的第二奇兵队队员：
1、反戈南奇兵队阵营、未逃闪外国[12）者，斩首刑或流罪
2、反戈南奇兵队阵营之群乌合流者，亦如上述
3、反戈南奇兵队阵营、祸害外国者，当斩不赦
（资料来源：槙村半九郎伺书[11]）
然而，这一判决也着实令人堕云雾中。
回顾文久3年（1863）8月，“天诛组”举兵大和，袭击五条代官所，其全体成员在维新后皆封官授禄，彰为“恭行天讨”。相较第二奇兵队，毫无二致都是袭击代官所，斩杀幕府代官[13]，所获结局却大相径庭，疑误世人。在对南奇兵队的判决书中，提及事实裁定，措辞若明若昧：“杀害重员[14]、携器械出逃、于外国掀起暴乱……”大有告朔饩羊之感。
究其根由，“百卒杀一人”的仓敷浅尾动乱，不同于象征性复杂的天诛组举兵，而正是一次赋有鲜明象征意义的小规模“长州倒幕”——其关键还在于，为当时利益格局所决制的“彰善瘅恶的基础”——也就是为什么，此后的长州政权无论是扬起遮天的倒幕旌旃、还是发动赤地千里的倒幕战争，都应作“维新”、“革命”观；而此次百余不羁之民的倒幕战斗，就是“造反”以至于“祸国殃民”的本质原因。
日本小说家早乙女贡（Saotome Mitsugu），就曾在《奇兵队的叛乱》一书中笑谈道：“草莽志士之奇兵队，志尚革命，缺憾理念，于政治激流中命丧黄泉，是未循维新之体制规矩，甚为愚昧……复有不臣之心则因缘致死，不存人生骄傲……血染荣光之奇兵，天人唾弃，终在血雨腥风中崩灭。”
但如若反观奇兵队队士的辞世句——“纵使火焚水溺处，不改敷岛大和心”[15]、“愿君身死之地，开遍赤心奇葩”[16]，笔者感到，断言其为“不存人生骄傲”，一如定评会津白虎队[17]是“守旧思想”，不得不说是未察实情，就“铁板钉钉”。恕我直言。
总之，在“尊攘”、“倒幕”思想东冲西决的幕末，长州男儿是坚定个人信念的英雄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为追寻风云之志，也为改变自身现状，他们鞠躬尽瘁。目下，这些于乱世图新的青年们已然身死望绝，但是，不畏强权的斗争和流血牺牲，却仍然是历史这场大悲剧中无法抹煞的主人翁。涉嫌仓敷浅尾事件的第二奇兵队队员，是肩负故入咎、心怀乡土情，在祖祖辈辈归正首丘之地（山口县）遭赶尽杀绝的，施斩首刑的、以及前后战死者，共计53人。庆应2年5月4日[18]，其中最年幼的桥本荣吉（年方17），也在宫原山刑场[19]与朝露同亡。
脱队事件（以及仓敷代官所·浅尾藩阵屋事件）的死者名单，详见下表：
按死亡年月日、死刑地点、出身、死状、所属队名、姓名、年龄顺序编译：
庆应2年4月26日
光市岛田川千岁桥 兵库县上月村庄屋长男 战死 第二铳队 立石孙一郎 33
同上 光市立野清水美作陪臣 自裁 第一铳队
引头兵吉 23
上关町室津白浦 楸市河添真行寺新发意
斩首 秦野常若 20
同上 光市立野 斩首 大炮队 水木最一郎 20
同上 斩首 大炮队 林璋之助（中村寿之助）
21
同上 平生町毛利隐岐陪臣 斩首 第二铳队 本城藩人 22
同上 光市立野清水美作陪臣 斩首 秋田五郎
22
同上 光市立野清水美作陪臣 斩首 大炮队 西村幸治郎 22
同上 岩国藩士 斩首 吾妻左源次 25
庆应2年4月27日
上关町祝岛付近海上 光市室积 战死 第二铳队 上山力之助
29
庆应2年5月2日
大岛郡久贺町松野 大岛郡久贺町 斩首 第一铳队 矢野小助
18
同上 大岛郡久贺町 斩首 第二铳队 高田兼助 19
同上 大岛郡久贺町 斩首 雷队
秋元三郎 21
同上 大岛郡橘町 斩首 第二铳队 浦上为吉 25
庆应2年5月3日
同上 德山市中须南村 斩首 第二铳队 玉木熊吉 22
同上 熊毛郡平生町町人 斩首 雷队
佐川荣次 26
同上 熊毛郡平生町秋森 斩首 第二铳队 山本熊之进 29
光市室积（黒矶） 光市光井（熊毛郡野原村） 斩首 第二铳队 宫本忠吉 18
同上 大岛郡大岛町三蒲 斩首 第二铳队 冈本龟之助 18
同上 大岛郡大岛町小松 斩首 第二铳队 加藤次之助 18
同上 光市光井玉泉寺弟子 斩首
器械方 别木小次郎 20
同上 大岛郡东和町船越（橘町秋） 斩首 大炮队 正田久二郎 22
同上 下松市花冈 斩首 辎重队 片野武 22
同上 光井小周防 斩首 第二铳队 樱井政太郎 23
同上 光井小立野 斩首 第二铳队 渡边源藏 24
同上 田布施町川西 斩首 第二铳队 山根岩太 24
同上 光市光井 斩首 第一铳队 相本熊太郎 25
同上 光市光井 斩首 器械方 兼光勇吉 27
同上 光市立野 斩首 第二铳队
水木敬太 28
同上 熊毛郡大和町岩田 斩首 第二铳队 尾崎四郎 30
同上 大岛郡东和町船越（橘町秋） 斩首 器械方 正田作右卫门 32
庆应2年5月4日
下松市宫原山 德山市久米 斩首 雷队 桥本荣吉 17
同上 大岛郡大岛町小松 斩首 第二铳队 沼沢贞吉 19
同上 德山市小畑花河原 斩首 第一铳队 渡边治助 25
同上 下松市末武中村 斩首 第一铳队 仲井熊次郎 25
同上 大岛郡橘町秋 斩首 辎重队
田中猪右卫门 36
同上 下松市米川下谷高畑 斩首
雷队 三好荣吉 43
光市小周防鸦迫尻 熊毛郡熊毛町呼坂 自裁 第一铳队
河谷鹿槌 26
庆应2年5月10日
玖珂郡美和町引地峠 玖珂郡美川町南桑 斩首 第一铳队 藤田熊人 21
同上 玖珂郡本乡村波野 斩首 第二铳队 田中嘉一 24
同上 玖珂郡本乡村波野 斩首 第二铳队 森田一 24
同上 玖珂郡本乡村波野 斩首 第二铳队 片山藤藏 27
同上 玖珂郡周东町三濑川 斩首
第一铳队 手岛平一 28
同上 熊毛郡田布施町三藏戸 斩首
第二铳队 山中忠左卫门
31
庆应2年5月20日
防府市三田尻道祖松 熊毛郡田布施町麻乡 斩首 第一铳队 澄田太兵卫 不详
同上 下松市米川下谷 斩首 第二铳队 砂本松吉 25
庆应2年5月26日
楸市大谷 光市立野清水美作陪臣 斩首 山根甲吉
不详
同上 大岛郡橘町日前庄严寺弟子
斩首 第一铳队 大沼鸿介
不详
同上 大岛郡小松町（源藏次子）
斩首 大炮队 藤田武熊 不详
同上 光市 斩首 大炮队 杉本伸太郎
不详
明治元年11月12日
山口市羽坂村入牢 大岛郡东和町伊保田 净专寺长男 斩首 第四小队长 栉部坂太郎 26
明治元年11月18日
同上 大岛郡东和町伊保田 渡边秀道五男 斩首 第一铳队 樱井军记
25
死亡年月日不详、捕虏（大坂狱）、死亡场所不详
大岛郡大岛町小松浄莲寺徒弟 斩首 大炮队 石田惠 不详
（资料来源http://www.d4.dion.ne.jp/~ponskp/jyosho/syokeichi.htm）
附：革命的初衷
如若追溯，这一民众史上的悲剧在嘉永6年（旧历1853）6月3日[20]的“黑船事件”[21]后，就已埋下伏笔：全国沿海，外国舰船往来不绝，国门欲开。西方文化技术的大量涌现、世界串连时代的日新月异、东方近邻的相继沉沦，无不促使着日本更须努力地寻觅起东亚文化之别、东西文明之异，自我认知、认同感空前深刻；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新观念也逐步为大众接受，推动社会改造力量的热潮层层破土，日夜升温。这一时期，“尊王攘夷、倒幕新政”，“建立世界第一等国”是政治文化的标语和呼声；“日本刀”成为武士阶级乃至全民的精神象征。同时，以美舰进抵江户浦贺港为发端（黑船事件），沙俄及欧洲列国的武力威逼，更犹如静水投石，在闭关锁国二百余年的日本，激起轩然大波。
检视国内，江户中期、天宝以降（1830），以自然经济商品化为机缘[22]而得以扩张的货币经济，明显地与封建式社会制度、封建式生产关系、封建式土地结构具有差异性；信奉“草莽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城乡资产者，以及商人、僧侣和农民，也值此多事之秋，高举大割据论一搅幕府专制天下的太平梦，令人彻夜不能眠。经济商品化、政治近代化、文化多元化，成为幕末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在经济、财政方面可见：
1、在以水稻为对象而制定的“石高制”农业税制下，稻米成为基础性通货。这一制度导致了其他需品必然随大米而升值或降价。若时逢丰年，米价下跌、其余物价就有可能上涨；加之幕府下令严禁生产出口品、压低出口物价格，致使大部分生活需品的价格飞涨。落后的经济制度和连年天灾人祸，给徒士层[23]和贫民阶级带来严峻的生存压力。
2、对于管理和限制各藩的商业活动，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十分滞后，且并未及时构建出相应的税务制度和监督体系。这就是说，各藩领主虽向商户征收“运上、冥加”等税[24]，却也存在官商勾结的不正当商业竞争行为。甚至发展为政以贿成的政治腐败现象。
3、无法遏制的、利用货币改铸获取差额利益的不法事件频发，等等。
综述为三点，即：
1、商品生产停滞。
2、国富冰散瓦解。
3、生活困难加重。
这一时期的日本与西方列国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较低。甚至可以说，在“作为封建式统治、封建式剥削基础”的封建式体制之下，幕末经济的实情已是处于坍陷、破灭状态的。1874～1879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仅为75美元[25]（同时期英国的人均产值为900美元，近乎日本的12倍；美国为675美元，是日本的9倍。直到1880年，日本第一产业的人口数量仍占总人口的82%，而同年的美国和法国则为49%，英国仅是18%）就是好例——明治初年的状况尚且如此，幕末时代的经济实情当可想而知。以下是1859～1866横滨市输出入贸易额年表的摘录：
（资料来源：《横滨市史》输出入贸易额）
诚然，贸易输出每下愈况、资本主义市场又对日本进行了商品倾销，加剧了市场供求关系的混乱化，物价节节攀涨。其结果是，徒士层、都市生活者陷于生存困境，贫困阶级雪上加霜，各地民生凋敝。
于是，在上图年表所含括的时间段内，暴发了不少间杂政治因素的社会危机事件：
万延元年（1860）3月3日，“樱田门外之变”[26]；文久2年（1862）1月15日，“坂下门外之变”[27]；文久3年8月18日，天诛组袭击代官所（大和之乱）；同年10月12日，兵库发生“但马之乱”[28]；元治4年（1864）3月27日，暴发“水户天狗党之乱”[29]。
（资料来源：《幕末年表》藤牧佑生著）
诸如此类因社会流动、人文思想趋于活跃而登台亮相的“变”和“动”，是建立在幕末尖锐的社会矛盾上、也是当时世界大格局下日本人意识形态愈发动荡不安的产物：安政元年3月3日，幕府受到美国逼使，签下《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友好，日本开放下田、北海道箱馆的两处港口，向美舰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由日方定价；优待遇难船员；美国于港口设领事。并规定‘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即给美国最惠国待遇”[30]）；继此后，幕府又与英国、俄国、荷兰缔结下单方面的“亲善条约”，开埠通商。（同年4月，幕臣井伊直弼就任大老。此后他以《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字以及继承家茂将军的工作为名义，镇压逼害上至皇族公卿、下至僧侣百姓的“尊王攘夷派”，牵连百余人，史称“安政大狱”或“安政戊午之狱”。）须知的第一点是，在大历史观下，日本的开国不仅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完成了连接世界的最后一环，也意味着封建日本也旋踵间被卷入了强国林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与此同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已然饱尝耻辱，被洋人的坚船利炮一顿痛打好打，满地找牙地覆辙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老大帝国”业已沉沦。而当时的日本在同样的外强压力下，恰恰也正好身处同样的“抱火寝薪”之中。身为统治阶级的德川集团，自然体察到从天而降的巨大危机（激进、镇压两派于先还相互侵夺杀戮的水户藩，就是在这危机感下革故鼎新，挥舞尊王旗，变身成攘夷急先锋的）。
总而言之，伴随着日本整个社会制度的衰落和国族危机的频频冲刷，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级以及维新力量的经济打击、政治迫害、思想压制，充其量只是一通“大计小用”，并且反倒酿成了力学范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里，“作用力”即是“施力方”的日本封建社会和德川封建幕府“试图维持重建面临危机的统治”[31]，而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怀柔压制。“反作用力”则一分为三，简而言之：
首先，是经济面的“受力方”。即在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贡赋税租猛增、歉收不断、十年内必有一次大饥荒的局势下，封建主“人头畜鸣，聚敛无度”，农民阶层的生活因此极端贫困，堕胎、溺婴风行一时（从享保到幕末的百余年间，全国人口停滞在三千五百万左右）；耕地面积和粮产亦然不见涨势，社会劳动力的基础——徒士层和农民、町人只能并日而食，甚者倾家破产，颠沛流离，受苦受难的人们就无法避免地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祸之魁首”——德川幕府。
其次，是思想面的“受力方”。即在幕末时代，传统东方儒佛式微，欧美的人文关怀、自由主义等新学[32]传入日本，深刻地影响着农村阶级当中新兴的富农阶层。这一阶层内，有人通过兼并土地、开发新田聚敛财富，也有另辟经营工之蹊径或兼任村吏，在利益驱使下，豪农、豪商构成强大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形成所谓的“豪农商阶层”。幕末时期不满于贸易封锁[33]的豪农商们，遂向幕府提出四民（士农工商）平等、生产经营自由的革命性要求，并积极参与农民和市民一揆，为日后武力倒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如此将社会流动、人文思想混合以严峻的国族危机感、社会责任心，而产生的个人主义、个体意识的明显加强和增长，使得在商品经济坍陷、农村经济破灭、国内社会制度亟盼更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意识形态急遽变化。一言蔽之，即“乱世出英雄”、“在动荡年代建业称霸”的随之而来。（1862年8月，木户孝允就说过“真正的目的，不是与夷狄争论是非”、“而着眼在与统治者——德川幕府争论是非”[34]。）
终于，在封建统治集团末垂之日，劳动力的基础——“本百姓”（自耕农）和维系幕藩体制的基础——“徒士层”，皆遇经济之崩溃而绳床瓦灶、纳履决踵，是为身贫；亦因制度之腐败而大厦将颠[35]、日暮途穷，是为心死。
身贫心死，惟笃信革命。
（这一时期，各式一揆在全国范围内崛起，绿林豪杰雨后春笋般涌现，反幕起义如火燎原，维新志士遍地开花。1860年后，起义的规模和频繁度更可谓空前绝后。1861～67年年间，大小起义197次，平均每年28次[36]。）
二
奇兵初诞
《义天[37]日记》载云：“文久3年10月，阿月浦备后家臣秋良敦之助（秋良贞温）、久贺村觉法寺寺僧大洲铁然，于熊毛郡上关之地开创“义勇队”。元治元年（1864）春，阿月浦备后家臣秋良雄太郎（秋良贞臣）、大洲铁然，于大岛郡久贺之地开创“真武队”。元治元年4月，芥川义天、三国管岭于熊毛郡田布施村开创“僧鍊队”[38]、设营于园立寺。同年11月，因资金不足，真武、僧炼二队解散。庆应元年（1865）正月，白井小助、世良修藏、芥川义天等人于久贺重组“真武队”（资料来源《义天日记》）”——此即南奇兵队的兴家前史，巡行字间，可见当时还有资金匮乏而面临“开店休业”的真武、僧炼两队。
白井小助为总督（最高长官）、集合周防东部诸队的“南奇兵队”之嵩生岳降，系于庆应元年（1865）2月上旬。役宅最终设立在光市普贤寺[39]，而身为仓敷浅尾动乱的男主角——立石孙一郎，此时正蛰居于熊毛郡小周防村的真行寺内，和水岛东九郎（清水宗矶[40]）、平松清一郎（平松清一）会师。《芥川义典志》就载有“备中仓敷之立石孙一郎、真行寺之松本左内、因州（藩）之景山桂率兵来投”和“设营室积村专光寺”的记录。
这里的专光寺靠近誉为“海商通之地”的室积湾。但因地处沿海，道路相对狭迫，寺内宽转不足，奇兵队遂将阵营移往濒临的普贤寺（位于驰名全国的普贤堂附近）。
结成时的队干部结构，详见下表：
职务、姓名、出身
总督 白井小助 浦备后陪臣（陪臣）
军监 世良修藏 浦备后陪臣（陪臣） 大岛郡椋野村庄屋
军监、书记 大洲铁然 大岛郡久贺觉法寺住职
书记 楢崎刚十郎 平生大野毛利隐岐陪臣（陪臣）
书记 山县源吾[41] 儿玉若狭陪臣（陪臣）
书记 小方谦九郎 上关宰判室津
书记 松冈源藏支配（农民）
书记 田村探道 大岛郡三蒲村 德正寺（僧侣）
辎重 三国管岭 大岛郡小松村 妙善寺（僧侣）
器械 伊藤三助 儿玉主税陪臣（陪臣）
第一铳队队长 松宫相良 平生大野毛利隐岐陪臣（陪臣）
队尾 引头兵吉 光市立野清水美作陪臣（陪臣）
第二铳队队长 松村五六郎 浦备后陪臣（陪臣）
队尾兼接应 立石孙一郎 津山藩（备中仓敷庄屋 浪士、农民）
第一小队长 大伴三郎 膳所藩（浪士）
队尾 芥川雅辅 浦备后陪臣（陪臣）
第二小队长 国行雏次郎 浦备后陪臣（陪臣）
队尾 牧泽武雄 儿玉主税陪臣（陪臣）
第三小队长 石田英吉 土佐藩（※天诛组余党）
队尾 冈荦三 上关宰判阿月（不详）
第四小队长 栉部坂太郎 大岛郡伊保田净专寺长男（僧侣）
队尾 德藏胜藏 不详
第五小队长 景山桂 因州藩士（浪士）
队尾 （不明）
大炮队队长 坂田直亮 浦备后陪臣（陪臣）
司令士 队伍辅佐 芥川义天 上关宰判阿月元觉寺（僧侣）
霹雳队队长 赤祢谦次 浦备后陪臣（陪臣）
队尾 堀江芳介 浦备后陪臣（陪臣）
本阵 林隼之助 平生大野毛利隐岐陪臣（陪臣）
本阵 渡边宽次 儿玉主税陪臣（陪臣）
本阵 宫本耕助 熊毛宰判
本阵 兼崎勇治 熊毛宰判
会计 土井英作 周防三田尻
会计 原田又助 熊毛宰判室积村
会计 荒木田太助 熊毛宰判室积村
（资料来源《义天志》）
概观队员出身，则有来自萩藩家老清水家（现光市小周防）、浦家（现柳井市阿月）以及毛利一门的大野毛利家（现平生町）的家臣团；浄土真宗的僧人（山口县东部）；大岛郡、奥山代（本乡村周边）和下松市北部一带的青少年。出身长门地区的只有两位。
庆应元年3月，奇兵队又再次大举迁阵，移驻大和町石城山神护寺（今为废寺）。山内梅三郎（长州奇兵队总督）代替白井兼司总督一职，获取权利。白井、世良修藏改任军监。队名易为“第二奇兵队”。初期的三、四百余人则悭于财力，裁员减局至150人左右[42]，并改成两班交替的勤务制度。其后，队内亦出现了有关薪资、旅费、需用补助等问题的矛盾争执；士官干部和一介队士的身份差异，日渐呈现出“老板与劳工”的社会关系，无法调和、缓解的矛盾和对立水涨船高。不久后，广岛城又有“幕军着力征长”（第一次幕长战争）的风闻，上自长州藩主，下至贩夫走卒口耳相传。骤然间，“幕军袭来”成为众所共知的秘密，战争阴霾笼罩全国。荣光赫赫的奇兵队，此时也一度怛然失色、诚惶诚恐，变得“进亦忧来退亦忧”。
而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
同年11月2日黄昏时分，积少成多的不满终于暴发，一部份对工资制度、武器分赐心怀腹诽的队员，集聚光明寺[43]，强诉藩政府，后经清水美作[44]的苦口周旋，才得以息事宁人（其后美作代替梅三郎出任总督，史称“光明寺事件”）。此即为南奇兵队内部矛盾的一次彰显、孙一郎脱队事件的伏笔萌现。
同月7日，承幕命而来的15万征长大军，以近江国彦根藩为首，浩浩荡荡，气焰汹汹，直捣长州。
（光市专光寺 真武队发祥之地）
（光市普贤寺 南奇兵队迁阵之地）
（光市）
（专光寺与普贤寺的地理位置）
附：“奇兵队建立之基础”补益
“八月十八日政变”（1863年）后[45]，各地尊攘派[46]在亲幕天皇孝明、德川幕府、公武合体派的三重压迫下，终于瓦解了。但是，从尊攘派中又分化出另一个更具活力的运动集团，即以萨长倒幕同盟的建立为标志、以平民性军事组织“奇兵队”的建立为代表的“倒幕派”。所谓奇兵者、奇兵队，盖指相对藩军以及正规军队的地方性军事力量。其中最闻名遐迩者，莫过于高杉晋作率领的长州奇兵队[47]。草创未久，奇兵们就在“攘夷”热潮中守卫下关、防拒洋舰，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庆应元年8月4日，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共17艘军舰、5014名士兵，配备288门大炮，连续4日猛攻要冲之地马关海峡（即下关）；成功登陆的2000余地面部队又拆毁藩内炮台。攘夷军民虽顽强抵抗，但终究不敌披坚执锐的西洋壮力，兵败一如山倒。奇兵队和新兴的倒幕力量也初尝败绩，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维新志士不甘拜倒的精神动力促使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不仅保住奇兵队和农兵军制的改革，还制宜下新方针、新纪律（按新纪律规定，“队员不能加害于农民，不许随意践踏田地，不准收摘农民水果或抢夺鸡犬，对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也不能随意伐取”[48]）；并着力加强了效仿西洋的军事训练。不久之后，一支愈加团结，勇敢善战，服装、武器和战法均取自法国的新奇兵队，就宛如凤凰浴火般重生，直到名扬长州，威震日本（在四境战争、戊辰战争中，奇兵劲旅南征北伐，草木知威），始终受到百姓庶几的爱戴和支持（人民欣然欢迎各队，或送米粮，或供金钱，拥护各队[49]）。
有关奇兵队主体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在明治维新运动的起兴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往史学界主要从其民主性、科学性、进步性的角度探讨[50]，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奇兵队建立的基础，以便更加全面地考察这一富有革命色彩、在倒幕事业中发挥鲜明历史作用的改革措施。
高杉晋作认为，“上层藩士都是易碎花瓶，只知锦衣玉食，既无体力又无智力”、“肉食之士等辈不堪用事，如欲编组新兵，务须矫正门阀之积弊”。所以，他在组建奇兵队时不问家格门第、身份高低，“专募强健之人”[51]，以挽回国是。考察奇兵队的建立过程和结果，会发现其在某种程度上也富有平等主义色彩，有着打破封建伦理制度的倾向。随着改革的深入，成型于江户时代的四民（士农工商）身份制度，也出现等礼相亢、平起平坐的短暂征象。而这一表征的本质，则是来自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阶级中的“武士阶层分化”和“社会阶级融合”：
首先，在江户二百余年櫜弓戢戈、安逸度日的武士阶级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信仰危机，即武士道精神的消失殆尽，中下级武士转变为寄生阶层；到了幕末，中下级武士的禄米又被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大名一减再减而所剩无几了。一般的徒士层，例如足轻，通常被减薪至35石左右[52]，经济水平与农民无异。难于养家糊口的他们，自然将愤切一股脑宣泄到自家的领主头上。“不给诸侯家臣以全禄，武士也就恨主如仇了”[53]。据统计，1870年占全国总人口5～6%的40万足轻阶层中，有的破产成为浪人，有的转而充任小吏，有的置办小买卖（或作商人的养子），有的甚至作了农民、医生或教员、僧侣。这次武士阶级内部的阶层大分化，也正是武士阶级融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促使社会阶级再融合之发端。
其次，德川幕府继承发展了丰臣时期的等级身份制，将全民分为四等，导致阶级对立。其中，武士地位最高（约占全国人口的1%），享有特权，获准参与幕藩政治，在生活上压迫剥削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可佩戴双刀，并“有权以‘不礼貌’为由杀掉他人而不算犯罪”[54]。但是，武士阶级亦非是铁饭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战略战术的改变、封建领主的剥肤椎髓，大量破产的中下级武士对大名以上（幕府）的高级武士产生了各种程度的不满，甚至联合农民、市民，起义反对他们。在1637年10月爆发的“岛原大乱”[55]中，就有落魄武士的参加。德川幕府末期，徒士层则与豪农商阶层联手，领导庶民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倒幕狂潮，社会阶级的融合成为取得决定性发展的要素。
据此，笔者以为，奇兵队建立的基础之一，还有幕末时代社会阶级地位，即伦理制度的改变。
关于德川时代的百姓一揆，战后最权威的统计数据是[56]：1590～1867年间，总计暴发3212次。其中，前期（1590～1689年）870次，占27%；中后期（1690～1867年）2342次，占73%。中后期的一揆中，尤以农民斗争占尽绝大多数。前期的一揆，不仅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也较低，主要是寄希望于封建领主、幕府的“越诉”[57]。元禄、享保以降，百姓一揆有了质的飞跃，直至天宝年间，斗争形式从无法对藩国幕府、封建体制构成威胁的“越诉”，进化为“要求平等占有土地的‘改世一揆’”[58]等等，伴随着强诉、农民起义和町人暴动，附带武装性质，并有一定方向纲领的一揆愈演愈烈。幕末时期，拥有广泛社会阶级基础的中农乡士、中下级武士构成政治同盟，借助百姓一揆之力，将其消极的抵抗力量，转换为积极的维新力量。在高杉的长州奇兵队里，就不仅有着48.6%的下级武士、陪臣，身份为普通农民也有42.4%[59]。毋庸赘言，这一背离既定教条的军制改革，和封建时代的幕藩体制是格格不入的。诚如上述，因“个人主义与个体意识的明显加强”而赋予幕末封建政治制度的缔造者、运营者及颠覆者的武士阶级，以及幕末时期农本主义下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阶级以“打破门阀、世袭制体制的要求”[60]。不论身份地位、一概以人才登用的奇兵队的建立，就是对封建式身份伦理制度的一次迎头痛击，更是对百姓一揆力量的一次有效利用。
所以，奇兵队建立的基础，当然还有幕末时期朝暮起伏的一揆情绪。
（长州奇兵队）
（高杉晋作）
（百姓一揆的次数 资料来源《百姓一揆的年次研究》）
（全国藩别百姓一揆的次数前20位表 资料来源《百姓一揆的年次研究》）
三
众怒难犯
庆应2年4月3日黄昏，前往远崎[61]练习剑术的南奇兵队队士藤田武熊、岛橘太郎二人功毕归来。途经一处农家，便止步休息、打听时刻，不料却受尽冷遇。家主松二郎（岩国农兵）用词颇为不端，戏谑道“此时便是昨日之此时”，遂被藤田二人绑缚起来，押至驻地石城山。
此后岩国方面获悉，连夜派出农兵司令士向南奇兵队交涉，要求释放松二郎，队内既得利益者如实照办，不仅放掉人质，也将武熊、橘太郎二人转至营部审讯。
翌日凌晨，本来就满腔郁积着拒斥、对交涉结果又大为不满的队士聚集起来，质疑之音变成抗争之声，甚至出现激进情绪。
晨8时许，又有风传说“世良修藏、大洲铁然、楢崎刚十郎三人损公谋私，中饱私囊”，火药味渐浓。随着士官干部和普通队员相互的心理依赖逐步消灭，抗议队伍陆续庞大，逆反精神异常亢奋，极端行为一触即发。
同月5日夜，干部楢崎刚十郎和田村探道出面试图说服众人，但所谓覆水难收，破镜难圆，“生米已煮成熟饭”，便是说也无用，劝阻徒劳。二人未能成功，反被孤注一掷的队员们来了个五花大绑。运气尤佳的探道脱绳逃走，队员们怨毒难平，就把泄愤付诸于刚十郎，“先用枪托殴曳，再斩其首于神社石阶”[62]。
（岩城神社）
（南奇兵队营内地图 资料来源《冈山市史》）
附：孙一郎略传
天保3年（1832），一名婴儿在兵库县佐用郡上月村呱呱坠地，他原名“大谷惠吉”，后改“大桥敬之助”，终为“立石孙一郎”。
笔者发现，从惠吉——敬之助——再到孙一郎的历次改名，都与其人徙宅迁居有关，在历次迁居前，又都发生过一系列大事件。（顺带一提，孙一郎降生翌年，日本遭受空前饥馑[63]，伴随着全国性的气候紊乱，冻灾不绝，一时间道殣相枕，饿殍遍野[64]。）
有关孙一郎的生期，还有如下诸说：天保3年1月1日[65]、天保5年（1834）1月1日[66]、天保4年（1833）1月1日[67]；以及天保3年4月，大谷虎吉（父）与“みつ”（母）成婚，翌年虎吉死，惠吉（孙一郎）出生。也有人认为，其生父是五左卫门义孝（嘉道），母为西西条郡二宫村立石助右卫门之女“みつ”，孙一郎是二人的长子。
孙一郎幼年时代的屋庐，正门向东，窄索于侧，面朝川流不息的佐用川（熊见川），邻近上月城。时人传颂着致力于复兴主家而投靠魔王信长、曾与强势大名毛利家戎马倥傯的“尼子十勇士”之一——山中鹿之介（幸盛）的英雄事迹。孙一郎自小耳濡。当时的大谷家也是名家，世代当主皆自诩“五左卫门”，一脉香烟传直至今日。
安政元年，年方十七的孙一郎继任家主，成为庄屋见习，可谓“少年得志”。但一般情况下，少年得志的潜台词皆为“好景不长”，他也不例外地因得罪达官显宦，被迫退藏而过上寄食生活，并移居到美作国苫田郡二宫村的叔父家，称姓“立石”[68]。
翌年，孙一郎移居冈山县都洼郡早岛町，与仓敷豪商大桥平又卫门（町年寄[69]）之女结成连理，作为眷族分家的继子，改称“大桥敬之助”。
万延元年，孙一郎（23岁）就任仓敷村村年寄，养父平又卫门也择时建了新居。（据称，在重新拆建时，曾在平又卫门宅邸旁出土标记有“万延元年申九月”字样的残瓦。）
元治元年12月，孙一郎（27岁）从大阪动身前往仓敷。
翌日，发生“下津井屋事件”。兹简介如下：
元治元年9月，备中仓敷豪商、下津井屋吉左卫门因垄断和非法出售藩内谷米而触犯了“津留”[70]规定，与7名同业人员被诉诸法律，仓敷代官所却因“种种原因”，漏查此案。现在看来，此事或许本该于此打住，一切风平浪静，官民鱼水之情和好如初。但是，值10月班的孙一郎不明就里，认为这是因“换班失误”造成的，遂重撰诉状状告吉左卫门。当时的代官大竹左马太郎，也因而不得不重新开庭审理，又几经周折，才勉为其难地判罚了下津井屋的全体人员：“自昨日，被告村中、小山、下津屋之重审一案，已由村役人传讯大黑铺弥三郎、宇治铺大次郎，并吊销三和屋广助江船之执照……”[71]。
同年11月15日，左马太郎下岗，樱井久之介接任代官。上任之初，此人便风风火火地“清算”起旧账来，他不仅下令取消对下津井屋的处分[72]，还斥之为“谗言”、“冤案”，作风十分硬朗。而且，“吉左卫门从此恨敬之助入骨，去年[73]8月，即宣称敬之助为‘天诛组’同伙，欲雇新选组杀之……其后，和栗谦次（羽栗渊）知晓此情，遂向仓敷敬之助而去……”[74]。
直到此时，孙一郎才明白了个中利害，明白代官所已不可靠，幕府官僚已不可靠。惧于下津井屋报复，他赶紧携妻儿出奔，与伊庭清吉等人逃向大阪。并于“12月17日黄昏行至天城……翌日（18日），与浪士数辈会合，深更相携回归仓敷，奇袭下津井屋（位于前神桥桥畔），斩杀吉左卫门、寿太郎父子，投首级于河中……错杀仆从二人，击伤吉左卫门之妻，纵火离开，是为‘下津井屋事件’”[75]。
当时，袭击者的身份尚不为人知，直到谦次、吉次郎父子与孙一郎发生不合而分道扬镳，真相才浮出水面。明治2年（1869）11月，谦次向仓敷县厅呈递手续书（程续书、手续书）；翌月，吉左卫门之妻、孀妇“里う”递交了诉讼说明，称“本村大桥平右卫门婿，年寄敬之助、左卫门弟吉次郎等无赖之徒结党趁夜袭来，腹含奸谋。夫吉左卫门、子寿太郎共四人惨遭毒手……”[76]。
庆应元年1月末，孙一郎为躲避新选组追杀前往长州，隐居于真行寺。此时的长州，俨然成为全国维新志士的避难所、倒幕呼声最为狂烈之地。
（孙一郎的生家）
（维新志士立石孙一郎纪念碑）
（真行寺）
四
伊保田起锚
杀落上级领导刚十郎后，队员们抢夺了火药房的武器，并拾掇装备，沿大和町盐田、三轮～田布施町～大畠町的路线连夜行军，途中又有归队队士加入。直至翌日（6日）晨6时许，众人行至远崎村妙圆寺。与此同时，留戎岩城山却侥幸保命的队干部能美重藏，在营门石阶上发现了刚十郎的首级，开始四处寻觅其尸身。
另一方面，脱队事件发生在5日，但一直拖拉磨蹭到6日夜，相关消息才被传达到山口政事堂[77]。7日凌晨，身为幕藩联络员的广泽藤右卫门[78]向山口县出发，一边搜罗相关消息、一边循着脱队队士的行踪，到达上关（熊毛郡上关町）；途中因报告书的起草事宜以及须要协商紧急对策，便在防府市会见了代官林半七，托付其向幕府回复“脱队众人似乎准备于国外起事”[79]的情报，此后又继续逗留上关，寻觅奇兵队踪影。
他们究竟在哪里蒸发？即使是出海，所经要道又在何处，该如何拦截？——广泽脑中充塞满各种疑惑和不安。但是，当他在7日凌晨前往山口，沿路走走停停，中途又与半七郎会面磋商，而后再从三田尻（防府市）乘坐“飞船”[80]来到上关，已时值夜分；奇兵队却早在同日早晨6时左右，行至远崎，并受大畠町远崎村庄屋、秋元家族援应（现高杉家[81]），于上午10时，从东和町伊保田扬帆出航了[82]——事实上，6日午1点，脱队众人就抵达大岛郡橘町[83]，在安乐寺休憩后再次起程，晚8时左右到达东和町冲家室。同时，队内某些心理防线脆弱的家伙产生了动摇情绪。据说同月26日在室津白浦被捕杀的秋田五郎、吾妻左源次二人，就是在冲家室率领各自陪臣趁机脱队离去的（而其陪臣，农民河村利右卫门、竹田宗之进却受到豁免。可见当时的裁判官槙村半九郎及林半七之本意——“武士行暴皆不可恕，平民既往不咎”）。7日晨2时许，队士一行抵达屋代岛（大岛郡）东南方的油宇村[84]，步行一公里，抵达安云滩；8时左右，众人在安云滩乘船北行，午11时许到达东和町伊保田（此地有栉部坂太郎的生家“净专寺”），并迎来两员新兵——出身久贺岛的津川信介和冈本清之助。另外，于9时许在沿途的安下庄停泊以候潮涨之时，有20余名队员下船去了村上屋敷[85]，不久后，又带回21挺燧石洋枪和1支米尼枪。
有关这两种枪械的简介，兹见下文。
燧石洋枪于天保2年（1831）由高岛秋帆从长崎进口，日文写作“ゲベール銃”（前装滑膛洋枪的总称也是ゲベール銃），荷兰语“Geweer”，意为“步枪”，是幕末时代进口最多的枪械。但元治以降，国内仿造枪的质量就与原装枪不相上下了。填弹时，先在火门上安装雷管，卸下撞锤，用牙齿咬住黑色火药包，塞入巢口，再用通条顶进弹丸。子弹是铅弹，平均口径约18毫米，重约26克。
但是，这种前装滑膛枪也存在填弹困难、发射率低等弱点，但“米尼弹”和“膛线”的发明将其予以弥补。
所谓米尼弹，是一种口径比枪膛直径小、解决了填弹困难的新式子弹；其弹头底部有小洞，发射时，燃气使得弹头膨胀、紧贴枪膛、加强密闭性；在膛线的压迯下，弹头又可高速稳定地旋转而出，命中精度大幅提升。装备米尼弹的线膛枪，从文久3年后开始被大量进口，第二次长州战争时有不少藩的标准装备就是它。据统计，比较米尼枪和燧石洋枪在300步（约228.6米）距离内命中率的结果：“米尼枪为44%，燧石洋枪仅8%”。
（脱队路线图）
（安乐寺）
（冲家室）
（上为燧石洋枪、下为米尼枪）
（山口县山口市铸钱司乡土馆馆藏的米尼枪 口径：14.5毫米 全长：1195毫米
膛线：3条 子弹重量：40克）
五
进击仓敷
4月7日正午（12时），在孙一郎、坂太郎和引头兵吉的持续鼓令下，一群长州青年在伊保田净专寺前的码头登船，东进备中。当晚抵达广岛南部的三原市须波村。翌晨8时重新起程，入夜后在福山市鞆浦港停泊休憩（须波至鞆浦之间约28公里）。9日晨8时，又行至笠冈市高岛，并于船上稍事早餐。同日下午，继续向仓敷市连岛西浦港进发；4时，众人到达角滨，踏上仓敷之地。
同日晚10时许，天降滂沱。近20余名队员趁机上陆勘察情报。其中5人去了的酢饭屋，买来大量白楮皮纸，裁剪好作为头巾。也正是因为这担生意，让酢饭屋的老板卯平联想起几天前奇兵队脱队的事件，遂给庄屋三宅正平打了报告，正平又再汇报给当时的代官秋田重作。重作刚巧也曾见到17、8名陌生人去了广岛屋石平家；两小时前又有10人来访三宅正平，自称是“冈山使者”，要求招集壮工50名[86]。综前思后，众人惊出一身冷汗——他们来了！
豪雨渐小，时值翌日晨3时。
这种时候，是大部分人还在酣梦中祈求从天而降的福祉、并艰辛地熬过一天算一天的时候，是在岛国日本静谧夜色的面纱下，某种激变正在聚敛能量、等待先行者的牺牲、并势必发如雷霆之时。就在这时候，百余长州青年组成的奇兵队，正徒步角滨街头，朝向同一目标。
这支队伍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身份背景。有的是武士，有的是町人，或者小商小贩；有的一贫如洗，有的出身资产阶级——放到现在来说，这就是一群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极端分子。
然而，也正是这群身份迥异，从四海聚首于一处的好事者，即将吹响维新前夜惊天动地的悲凉号角，惊醒无数梦中之人。
（事实上，在幕末时期，除农民起义、町人骚动外，袭击幕府代官所的事件共有4回。按照时序，有：大和之乱。文久3年8月14日，武力倒幕的急先锋，土佐国高冈郡庄屋出身的吉村寅太郎、备中冈山藩小卒出生的藤本铁石以及三河元备藩士松本奎堂等攘夷派，拥祐中山忠光[87]在京都洛北方广寺院举兵，设同町樱井寺为本部，并于18日袭击大和五条代官所。后又攻打高取城，吃了败仗，又被近邻的佐幕诸藩追杀。只有盟主忠光和7名同志脱险，全组于翌月27日土崩瓦解。逃往长州的忠光，也在长府藩[88]被恭顺派暗杀。在幸存的组员中还有石田英吉、后藤深藏等人。其中，土佐武士石田英吉的人生历程，更是贯穿明治维新始终，他戎马一生，六十二载荣华皆波澜万丈：先是加入天诛组，败却后逃往长州；再入长州忠勇队，参加禁门之变，又逢失败；第二次长州战争时，参加马官海峡之战，担任长州战舰“联合号”的炮手长；最后加入了坂本龙马的海援队。
还有但马之乱，事件中为人熟知的主角平野国臣，留下“吾心勤皇热，热煞樱岛山”的著名诗句。
以及即将出场的仓敷浅尾事件，和此后的日田事件。后者鉴于篇幅，此不赘述。）
（进击仓敷路线图）
（上陆地点——角滨）
（明治初年的角滨）
六
代官所之战
庆应2年4月10日黎明3时，雨势猝然加强，仓敷代官所即将成为血腥战场。拂晓时分，百余队员在孙一郎的率领下包围代官所背后的稻荷山，准备进攻。然而，事态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变化。代官所里的确有人在，并非全体闻风而逃；也确实设置了值宿的佣人和警卫——但是，孙一郎的私仇、代官所的一把手人物樱井久之介，却因公事，正漫步在前往广岛的途中。
这就是说，奇兵队向德川幕藩体制的重要机关“幕府代官所”发起的、以斩杀代官“樱井久之介”为主要目标的致命袭击，却因情报掌握力度的不足，而面临中途破产。更为讽刺的是，樱井不辞劳苦、远赴广岛的目的，竟是向唐锦藩主世子、老中小笠原长行致以“寒暄问候”[89]。
黎明4时许，矗立大雨中，尚不知情的孙一郎下达了攻击命令。
本来，在代官所里应该有樱井和他的16名下属。但在此时，樱井一行4人去了广岛，另有3人留在笠冈[90]；所内庶务总管田中东藏，更是不可思议，却又非常及时地在9日（仓敷事件前夜）住进了附近的旅馆淀屋[91]。如此一来，代官所里仅剩下9名官员，加上雇来的佣人、警卫，一共36人。就这样，在战斗还未打响前，处于武士阶级的人基本上就闪了个干净。对此曾有人总结说，赋有平民性质的奇兵队，“也只是将屠刀挥向了同样身为体制最底层的的老百姓们”[92]。
战斗一触即发，又很快结束。
在进攻方击杀9人、消灭警卫后，孙一郎就下令停战，并释放了所内拘押的7名囚犯。其中3人于后离开。剩下的4人则以命报恩，决定与孙一郎同行，他们分别是礼介（浪人）、能藏（赞岐观音寺出身）、百藏（据传为本地大盗）和熊藏（浪人）。同月12日黄昏，孙一郎将营部设立在附近的观龙寺内。
关于仓敷事件中代官所方面的伤亡情况，诚如上述共有9人死亡。按职务、出身、姓名、年龄、状况简述：
1、官员 长谷川仙介 48岁 下肋、手腕受枪击，于四、五日后死亡
2、佣人 山川真喜太（仓敷村百姓） 18岁 当场烧死
3、佣人 小松原芳太郎（百姓） 27岁 被檐头重伤，当场死亡
4、佣人 河野金藏（百姓） 21岁
受重伤，归宅后死亡
5、佣人 三岛定太郎（中岛村庄屋见习）
18岁 当场死于木工房前
6、女房 志津 35岁 在总管官舍前当场死亡
7、警卫 大泽八郎（足轻） 61岁 当场死亡
8、佣人 きよ（田中东藏的女佣） 19岁 耳颈受严重枪击，当场死亡
9、佣人 松藏（祢屋武太郎的仆人） 65岁 当场死亡
（资料来源《仓敷浅尾骚动史》）
（分别详表如下：
长谷川仙介，48岁——右肋和右腕，分有两处枪伤。负伤之后逃离，并在龟次郎家养伤，终因流血不止，于18日死亡。
山川真喜太，18岁——烧死。致命伤未能查明。
小松原芳太郎，27岁——头部右侧，一处三寸左右的较浅刃伤；额头，一处四寸左右的深度刃伤；口、腮间有一处刃伤；右肩，一处竖向五寸刃伤。额前刃击最为致命。
河野金藏，21岁——右肩，一处三寸击伤；鼻、唇间有深度刃伤；背部，六处一寸左右的刃伤；左侧腰部，一处三寸刃伤；右手，四处一寸刃伤；左手，断指二根；右臀，一处击伤；左耳、右耳，皆有一处八寸左右的深度刃伤。致命伤为耳下刃伤。
三岛定太郎，18岁——右肋，一处铁炮击伤；左腮，一处深度刃伤；右腮至咽喉，一处四寸左右刃伤；右胸，一处六寸左右刃伤；右肋，一处六寸左右刃伤；头部，一处五寸三分左右的深度刃伤；左鬓至耳部，一处六寸深度刃伤；左眼下，一处竖向四寸刃伤；左胸，一处六寸刃伤；左肋，两处一寸左右击伤；左腕，分有二寸、六分左右的两处深度刃伤；左手，一处五寸较浅刃伤；左臀，一处三寸左右的深度刃伤。共计负伤15处，半数皆为致命伤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死相无比惨烈。
志津，35岁——左腕，一处深度刃伤、一处枪伤。最终为烈火吞噬。
大泽八郎，61岁——在营内汤吞所附近的火焰中化为灰烬。遗体只剩白骨一堆，致命伤已无法查明。
きよ，19岁——子弹由喉咙贯穿至后颈窝，是为致命。最终死在挖墙出逃的过程中。
松藏，65岁——右耳下，一处严重的铁炮穿击；右耳后，一处一寸长击伤。致命伤是贯穿头盖骨的枪击。）
但是，为当时的书记官、也就是那位曾在战斗前夜住入旅馆的田中东藏，所撰写的《备中仓敷动乱之始末（死伤情况调查书）》一文中，除长谷川以“死亡”标注外，其余8人皆标明为“负伤”、“受害”[93]。其成文时间也可谓玄妙莫测，因为在长谷川亡命之前（同月18日[94]），他就已把这文书递交给上级领导了。
其他避战而逃的13名官员，还有：大桥仁吉、山川佐太郎、板屋常三郎、和栗保三郎、同元助、木村松三郎、永原胜五郎、吉冈庄二郎、八藤慎一、逸见保太郎、小林虎一、儿岛辉之进、太田隆造。
（仓敷代官所纪念碑）
（代官所和观龙寺）
（所内烧毁情况绘图：从图上看来，屋敷唯一没有毁坏之地，是在代官所的西侧，也正是西侧，成为了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奇兵队从代官所背后的稻荷山发起进攻，首先占据了附近的明伦馆，随后杀至正门，最后扫荡全所。在代官所内的9名死者中，有5人的死亡地点已被判明，对照上图，分别是①定太郎、②金藏、③芳太郎、④志津、⑤大泽八郎。）
七
备中惊愕
仓敷事件后，奇兵队以隶属佐幕派系的浅尾藩[95]为目的地，一路向北。当时的浅尾藩藩主莳田广孝，官拜相模守，任职京都见回组[96]，身处江户，正带领着200扈从到处打压逮捕尊攘派志士。只留下包括足轻在内的150余人守藩。
时间是4月10日下午3时，奇兵队攻落代官所并重新起程，1小时后行至水分村；下午6时左右，前往三轩茶屋（作山古坟东侧）以事晚餐[97]。据说，当时从远处渐近的一阵西洋鼓点，慢慢清晰，众人随即警觉（西洋鼓多是部队行军时下达指令的工具[98]）。正当突然之间，一发炮击穿破长空，巨响乘风贯耳。孙一郎立马指派斥候，前往探察虚实，而后尽管没有发现藩兵，孙一郎仍然不敢轻率，下令继续行军。同时，“仓敷事件”传入浅尾藩领，人们大惊失色。
11日夜，须惠村（浅尾金光町、现浅口市）庄屋藤泽启二郎的管家，火烧火燎地闯进大谷村庄屋小野慎一郎家宅邸，带去令人不安的消息，并要求立时招兵30人，以奔赴浅尾藩阵屋救急。而装备着当时最先进武器的奇兵队一行，也沿路征兵，于11日下午6时，将新旧人马共150人分作两组：一组经由总社宫直取宝福寺[99]；一组从真壁之湛井（地名）绕行进入，夜半时分，此寺即被攻占。
浅尾藩则是向大谷村、须惠村等领地派遣使者，要求选征60名农兵[100]，并加强警备以防不测。但是，昨日派往宝福寺的使者新馆精一郎（武术指南）、池上谊三（儒学指南）等人，却都无功而返，看来交涉无望。（浅尾藩本来是寄希望于精一郎的，认为他和孙一郎是同门师兄弟，应不至于兄弟相煎。但这张友情牌似乎也行不通。）
与此同时，浅尾藩的首脑们开始犯愁，他们正处于战与不战的十字路口——去拼命吗？但就算以命相搏，也没有多大胜算。坐下来旁观？就更不行了，宝福寺贵为朱印地[101]，不去救援，后果可想而知。终于，在首脑们几经商议后——强硬交涉、友人劝阻和拼死战斗三种思潮都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向近藩求援。军奉行中岛伝七郎，立即向备前备中发去急使。称“交涉受挫”，并且“敬盼贵军紧急救援”。同日，冈山藩来使小原重哉一行三人，受命前往宝福寺交涉，但未能成功。而浅尾方面的精一郎、谊三等人则提倡继续使用交涉手段，“非不得已，不必付诸武力”。
终于，在双方进入对峙阶段时，奇兵队的军粮见底。
是人就得吃饭，奇兵队员是人，所以队员们必须吃饭——这一个严密的三段式逻辑推理，迫使孙一郎在同日向浅尾方提出了“以粮换寺”的交涉方案。藩政府商议后认为，“必先平息其敌意”，遂指派井尻野村庄屋村木勘右卫门送去玄米（即糙米）15俵。同时又向冈山连派使节，称“暴徒即将退阵宝福寺，可于明日合力攻之”。12日清晨，藩政府又再派两名使者访查奇兵队，以确认这一情况。
（中岛伝七郎宅邸 资料来源《总社市史》）
（备中国分寺的五重塔）
（临济宗宝福寺）
（浅尾藩邸主要留守者名单）
八
浅尾转折
12日，浅尾藩的48名工人到达宝福寺，协助奇兵队撤军。下午3时，50余名队员开始陆续从后门撤走，其他的100人由正门撤离。但是，奇兵队的这一系列动作，却都只是预先安排的节目——佯装撤退之余，隐隐杀气于四野弥漫。
另一方面，11日收到援兵令的大谷村，通宵征兵，在12日黎明时分整齐人马，又与近邻贺阳郡共八村、洼屋郡共四村，以及邻村须惠村合兵，已着阵于浅尾藩阵屋。上层藩士和临时招募的“有志组”[102]构成300人左右的防御体（其中大谷村的占42人），依仗数量优势可与奇兵队抗衡。
翌日午2时许，从宝福寺撤离的奇兵队在肉粟村高梁川河堤上重新聚集起来，作战前的休息。休整完备后，孙一郎便解散工人，并秘密下达了攻击命令。
此时的浅尾藩则沉浸在喜悦当中，他们认为敌人已然退却，就“张罗盛宴，欢庆奇兵队撤军”。
4时，正是浅尾藩士还在觥筹交错、推杯弄盏之际，奇兵队兵分二组，从浅尾藩的搦手口（后门）、追手口（正门）两路发动奇袭，宛如天降。此后又在郡会所、观藏寺内放火，并于一片呐喊声中，将二阶堂小一郎（藩内给人）的宅邸付之一炬。事发突然，浅尾藩又无预警备战，自然陷入了极大混乱。直到代官池上金之丞前来督战，并亲自向阵屋发射三发大炮之后[103]，孙一郎才下令停手。战斗中，奇兵队方面损失5人，浅尾藩战死14人、复有7人受伤。详述见下。
奇兵队战死者有：
1、清水宗矶。
2、平松清一。
3、结成小六。
4、礼介。
5、以及一名姓名不详的杂兵共5人。
浅尾方面则有：
1、中小姓，安原新太郎（26岁）。
2、徒士，茅原八百藏（60）。
3、足轻，荒木计之进（24）。
4、桂枝晴三郎（40）。
5、新谷龟吉（50）。
6、角田房吉（35）。
7、矢吹文次郎（27）。
8、冈定藏（42）。
9、百姓，喜右卫门（42）。
10、祯藏（50）。
11、定次郎（36）。
12、甚吉（26）。
13、岩藏（63）。
14、竹藏（37）共14人战死；另有陪臣2人、百姓5名负伤。
但令笔者十分疑惑的是，在以上的死伤记录里，并未出现任何一名上层藩士的名字。而且，在浅尾藩事后向幕阁提交的《事件陈述书》中，上层藩士的说辞竟是：“当时正在睡觉”、“正在梳理”，甚至“做准备”。更有记载声称，当时的上层藩士全都在阵屋里东跑西窜，到处游荡——尽管如此，他们也毫发无伤。
另外，与仓敷代官的畏险而逃不同，身为浅尾代官的池上金之丞和松浦十次郎，最终选择了与安原新太郎（清水屋次子[104]）、荒木数之进[105]等人并肩作战，御敌到决胜一刻。但据传与孙一郎属远亲关系的大目付[106]、浅尾藩的军事负责人龟山伊藏，却在炮火声中钻进了某处的衣橱。
九
大撤退
阵屋内大战犹酣，阵屋外，备中、备前的各路援军已然集结。
获悉这一情报后，孙一郎立即宣布停战，命霹雳队在正门埋设地雷火（即地雷）12枚，另配大炮2门，力求稳固迎敌体制，准备择时撤退。考虑到撤退形式可能是一窝蜂的树倒猢狲散，他又下令分发每名队员以3两盘缠。为5名牺牲者介错之后，队员们便在阵屋内的一座小土丘上，捱过漫长的一夜。
14日凌晨，早餐完毕，奇兵队于8时许，秘密向井尻野～真壁～高梁川方向撤退，抵达清音村古地[107]后，购入5艘川舟，准备出航。据说，冈山藩藩使曾携带宣战书前往阵屋，却只发现了5颗齐排并列的人头，其后尾行奇兵队行踪来到清音村古地，才及时地把战书交给孙一郎本人。
而此时的孙一郎已决意回乡。
奇兵队在撤退时，曾将以下物品留在了阵屋内，有：
1、旧式燧石洋枪 53挺（其中3挺已损坏）
2、新式燧石洋枪 13挺
3、具足（即铠甲） 2套
4、手枪 1把
5、红白小旗 10面
6、红青奇兵队小旗 7面
7、月番附小旗 6面
8、阵笠（即头盔） 3件
9、刀 4把
10、韭山笠[108] 8件
11、胴乱[109] 20个
12、火药 2箱
13、西洋鼓 5个
14、红印桃灯 1组（有些许破损）
“只消三天，平平安安、甚至可说是因怯惰而长眠于此的备中大地，便好似有一阵台风经过，终得觉醒、更犹如猛虎一般咆哮……”[110]，内心如猛虎般咆哮着的奇兵队，就这样扬弃了并非必要的武器，并非必要的弹药和队旗，肃静地离开了藩阵屋。
他们从清音村古地沿流而下，下午4时到达东高梁川，在河口的龟岛渡（地名）停泊休憩。正当众人睡得迷迷糊糊，于西岸设伏的藩军发动了突袭，喊杀声、枪炮声乍起。由于疲劳和惊慌，奇兵队的凝聚力瞬告崩溃，队员们忘记了还击，“像无数受惊的蜘蛛”一般从河舟中窜出，迅速逃入了附近的树林和柴房。待幕军火力稍息后，队员才“把木材作盾牌，用米尼枪和大炮还击”[111]。但是，数名于顷刻间丧却战力的队员，也在惶急中与主队走散。据说，孙一郎在那时曾高呼“想保命的就跟上来”，试图稳定军心，但有数人终于还是没能回来。
枪战后，残余队员来到附近的大岛屋元七家，吃过晚饭，众人在佛龛前举行仪式，由栉部坂太郎担当法主，超度已故战友。15日午2时许，法事结束，众人前往呼松庄屋田中五一兵卫的宅邸，提出借船请求[112]。最后经八轩屋的船头马场由松协力帮助，仆仆风尘、疲惫不堪的奇兵队才得以重新踏上归途。
另外，据测东高梁川 [113]宽逾500米，“即使在西岸沙洲系结船只，拉近距离，也起码相隔400米”（所以直到明治32年，一些地图都还把它标注为“海”）。然而，当时幕军枪械的最大射程，是不可能达到4、500米远的。这就是说，若论幕军在这次突袭战中有何成果，恐怕就只是“对奇兵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有效威吓”，而非有效杀伤；也就是说，在这次“状态不佳、敌军先发制人”的强弱对抗中，奇兵队凭借地利，保全下主力，可谓神来气旺，好运十足。
同日，奇兵队宣告分散，队员三三两两各奔东西。孙一郎则带领主队在暮色掩护下于呼松村登船，往丸龟、多渡津方向归还。
（仓敷撤退路线图
资料来源《房长回天史》）
（归还路线图）
（田中五一郎宅）
（枪战中遗留下为奇兵队方面使用的荷兰制铅弹
长：25毫米 口径：16.5毫米
重量：39.2克）
十
终焉
4月24日，奇兵队骨干31人，同孙一郎一道返回山口县，在祝岛下船。同日夜，孙一郎与引头兵吉乘船抵达下松，来到光市浅江村的清镜寺，与主持片山瑞明连夜商议赦免普通队员的方法。25日晨，片山又请来长德寺住持、长州藩家老石井玄卿一同出席。然而，石井其人却是个身披袈裟、满口慈悲的奸佞小人，他一见奇兵队归来，就生了告密牟利的念头。一出寺门，就把“孙一郎藏匿在清镜寺”之事全数抖给奇兵队总督、光杆司令清水美作，并迅速制定了奸谋计划。
26日晚8时许，石井来到清镜寺，依靠花言巧语骗取到众人信任，孙一郎和兵吉也在不知所终的情况下，与石井一齐前往岛田川东岸的岛田旅馆赴宴。
走了半公里，三人行至千岁桥。石井根据事件的安排，谎称自己“忘了拿东西”，便将灯笼递给孙一郎，催促他和兵吉先行过桥，自己则朝清镜寺返回。夜幕之中，仍旧蒙在鼓里的孙一郎提着灯笼走上桥去，当二人行至桥中央，奸谋计划的最后一项浮出水面：设伏于桥东的慕义会（当地私塾）狙击队，扣动了通往终焉的扳机……
弹幕中，有一颗击中了孙一郎侧腹，他旋即倒地。但据说此时孙一郎的意识还很清醒，明白再次为奸人所害，咬牙恨齿，还不忘吃力地向兵吉大叫“跳河逃走，让弟兄们各奔前程！”——此时的兵吉也别无他法，只能纵身入河，籍夜色遁逃。
同时，竭力起身的孙一郎，被第一个冲来争功的相木鹰之介砍倒。而就在鹰之介满以为胜利在望之时，身负重伤的孙一郎进行了致命还击。当时的鹰之介，恐怕是被眼前的敌人震慑住了吧，他“面对突然的反击，只好用枪筒抵挡”，遂被削下“左手的两只手指（食指和拇指）”、右腕的动脉也被割断——然而，此时的孙一郎，却意外地选择了停手。随后赶至的片冈波门，即用“枪托狠狠砸向了孙一郎的后脑”[114]……
此时此刻，这座桥上的人几乎都杀过人。面对偷袭，孙一郎的血在上涌；面对敌人，他只剩下深深的仇恨和冷酷的心。但在整个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下令兵吉逃走，也不是拔刀还击，而是他最后的自制。
他已厌倦了杀戮。
（长德寺和清镜寺）
后记
尝以“行为价值”论评幕末时代徒士阶层、农民阶级的“庶民革命”的意义，却只换来一个鼓竭力尽的“成果”，让人倍感行为价值课题的棘手和高深莫测。水平有限，简述如下，敬希起到引玉之用：
首先，从命题上看，必须事先确定“与其行为相关的要素的变化”和“与其变化相对应的价值”，即确定行为的“需要、动机、效果、主体、客体和环境”的客观存在性。进一步说，在如上要素中除环境与价值间成反比关系以外（环境顺，则价值小；环境逆，则价值大），其他因素与价值的变化都是一致的（需要大，则价值大；需要小，则价值小。动机好，则价值大；动机坏，则价值小。效果优，则价值大；效果差，则价值小。主体同，则价值同；主体异，则价值异。客体亦然）。诚如上述，幕末时期的环境因素，是存在“整个社会制度的衰落和国族危机的冲刷”，以及“统治阶级针对被统治阶级和维新力量的经济打击、政治迫害、思想压制”的话。那末“庶民革命”或“下级阶层一揆”这一行为的价值，不啻堪称为“大”。
其次，虽从总体上来讲，行为价值中的“价值”在量化后，基本是遵循“物质决定精神，无物质价值就无精神价值”这一既定约束的，但也有不尽然处。即存在“物质价值微小、精神价值宏大”的情况。具体譬如“奉献”、“牺牲”、“切腹殉死”等盖属此列。更进一步说，就是行为价值中“行为客体对行为主体的等额回报”、“行为价值的收益性”发生了不公平、不平等的变化。显而易见，世间一切为实践理念（精神）、完成理想而进行的各种投资，甚至宁肯坐穿牢底、抛头颅洒热血的有志之士就是好例。
最后，须知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即孙一郎及奇兵队缘何受到了当局的制裁——其原因正是当时存在着“为利益格局所决制的‘彰善瘅恶的基础’”——即当局不仅认为奇兵队队员的个人需要（理念、抱负、目的等），“超阶段冒进”地否认了当时的社会需要，还认为可能因此形成新的社会需要（维新、汲取吸收欧美国家的制度文化，等等）并对既得利益者的权利构成威胁。其封建性自不在话下。我们知道，在私有制、封建式社会中为少数统治者所控制的社会，与广大被统治者的利益是逆向发展的，因而，人民的个人行为一旦满足个人需要愈大，就离统治者的利益越远。就是说，有多少主体需要“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就有多少动乱、一揆的悲剧即将上演；同样的，有多少主体需要压缩禁闭他人的道路，就有多少镇压和秩序上台。笔者以为，奇兵队“物质价值微小、精神价值宏大”的以下犯上行为，于此就表现出了价值趋“大”，其意义和野心更端在“为更多的主体开辟道路”。但结果也是有目共睹，可想而知的。
拉拉杂杂写了这篇后记，算不上是对长州第二奇兵队的评价。我罪我言，是存明哲。谢谢。
备考
[1] 一说22日。
[2] 即橘町。
[3] 受幕命驱使，号称36藩共15万人。
[4] 萨摩藩曾预料幕府必将失败，便暗中支持长州藩，拒绝幕府的出兵命令。
[5] 熊毛郡大和町岩城山阵地。
[6] 一说96～97人。
[7] 地处总社市。
[8] 浅尾藩兵曾向阵屋发射三枚炮弹。此记录见于事后遗留在浅尾藩内的一本日记。
[9] 仓敷代官所动乱、总社浅尾阵屋动乱之总称。
[10] 斥之为“不顾藩众利益大局的轻举妄动”。
[11] 一种为征询指示而向上司、上级机关递交的文书。
[12] “外国”指长州藩领地之外。
[13] 天诛组曾斩杀铃木源内等5名代官。
[14] 楢崎刚十郎。
[15] 奇兵队幸存者彦斋，被逮捕后，送往京都途中所述辞世句之一。
[16] 参看注15。
[17] 会津战争时，会津藩组织15～17岁少年武士构成的部队。
[18] 阴历。
[19] 位于下松市。
[20] 新历7月7日（一说7月8日）。
[21] 美国人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访日。佩里出生于罗德岛海军家庭，父兄皆为海军将领。
[22] 幕府厉行兵农分离制度，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农民渐次脱离“生产年贡的工具”地位。：
[23] 下级武士。
[24] 营业税。
[25] 以1965年购买力计算。
[26] 江户樱田门外，鹰羽真九郎斩杀幕府权臣井伊直弼，嫁祸给水户、萨摩浪士的事件。
[27] 水户藩士平山兵介率下野六志士刺杀老中安藤信行，未果。
[28] 平野国臣在但马生野举兵袭击幕府代官所。
[29] 武田耕云斋、藤田小四郎等人在筑波举兵。
[30] 参看《南开版日本史》第十三章第三节“日本的开国”。
[31] 参看《简明日本通史》196页。
[32] 例如：法国的社会契约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学说；英国的自由经济理论等。
[33] 贸易封锁的结果是：1、商人的发展力被限定。2、商人的利益源泉枯竭。3、失却海外贸易。4、封建王侯不合世界潮流的财政立场。5、农本政策之下压迫商人的政策。
[34] 参看《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
[35] 一指频发的武士脱藩事件，二指中下层武士阶级对幕府的日益强烈的反对态度。谓封建日本情势危急，频临崩溃。
[36] 参看《按年度对农民起义的研究》18页。
[37] 芥川义天，第二奇兵队书记。
[38] “鍊”为日本汉字，同“炼”。
[39] 从光市的室积专光寺移阵同市的普贤寺。
[40] 隶属总社泉水家。
[41] 其兄大乐源太郎是山口县防府市台道出身，为月性门下生、“忠愤队”干部。明治4年（1871）3月16日，被斩杀死于久留米。
[42] 一说125人。
[43] 位于大和町盐田。现“光照寺”。
[44] 传为战国武将清水宗治的子孙，受封光市立野地方。
[45] 公武合体派驱逐宫中的尊攘派，史称“八月十八日政变”。公武合体派，指当时宣扬“天皇、将军分享权利”、“朝廷公方与幕府强藩联合”的政治派别。
[46] 尊王攘夷派。
[47] 文久3年6月6日，高杉晋作向藩主毛利敬亲呈递建立奇兵队的提案后，获准结成。
[48] 参看《日本现代史》第一卷，213页。
[49] 参看《幕末政争考察》142页。
[50] 参看《日本军国主义》“改革派的平民性军事”。
[51] 参看《岩波历史讲座》204页。
[52] 参看《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与作用》41页。
[53] 参看《德川末期武士的经济地位》第二十一卷，47页。
[54] 参看《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与作用》40页。
[55] 熊本县天草岛原地区的激烈动荡，指挥起义的领袖是年方16的天草四郎。
[56] 参看《百姓一揆综合年表》。
[57] 农民选派代表（村役人）越级向藩主、幕府上诉，以控告地方官吏、要求年贡减免等。
[58] 参看《简明日本通史》196页。
[59] 参看《高杉晋作全集》22～23页。
[60] 参看《简明日本通史》196页。
[61] 玖珂郡大畠町。
[62] 后又把刚十郎的首级放置于岩城神社的石阶上。
[63] 天保大饥馑。
[64] 全国灾民逾70万，仅东北地方就饿死10万余人。
[65] 参看《仓敷浅尾骚动史》。
[66] 参看《津山市史》第五卷。
[67] 参看大谷家文书《人别増减差引巨细帐》。
[68] 参看《仓敷市史》第十册。
[69] 町役人，受奉行或代官之命传布政令，兼及征收贡赋、管理市场。
[70] 中世、江户时代，大名领主对本领内商品交流的限制，即不能随意搬运、贩卖货物。
[71] 参看《幽栖日记》10月11日条。
[72] 当时就有“樱井被买通啦”的传言。
[73] 即文久3年。
[74] 参看《仓敷市史》第五册57章《备中骚动和下津井屋事件》。
[75] 参看注74。
[76] 参看注74。
[77] 藩的中央行政机构，由4～5名家老领导、负责。
[78] 司掌“南奇兵队脱队事件”调查事宜的国务长官。第二次幕长战争后长州方面的停战协定代表。
[79] 参看《防长回天史》修订版。
[80] 防府市著名的海上交通工具。现代人称其为“海上的士”。
[81] 参看《大畠町史》。
[82] 参看《仓敷朝尾骚动记》。
[83] 属净土真宗。
[84] 位于东和町。某些文献将此地记为“玖珂郡由宇町”，实是混淆。
[85] 村上家末裔。
[86] 凌晨3时，招集到30余名壮工来搬运武器弹药。
[87] 大纳言中山忠能的三男。
[88] 长州藩支藩。即“长门府中藩”。
[89] 一说樱井是知悉孙一郎离队前来后，以此为借口逃走的。
[90] 冈山县西南部地区。
[91] 参看《仓敷浅尾骚动史》。
[92] 参看上书的《死伤者细目》。
[93] 参看《冈山县史》第二十六卷，诸藩文书：庆应二年仓敷骚乱相关文件之田中家记录。
[94] 参看《仓敷市史》第五册。
[95] 普代藩。在备中、河内、山城、摄津受封10,016石知行，内有藩士191人。
[96] 1864年，德川幕府在京都设置的由御家人、旗本子弟组成的警卫队，以维护京都治安为名义压制尊攘派志士。
[97] 参看《仓子城日记》，丙寅初夏记录。
[98] 参看拙译《戊辰战争基础军事讲座》。
[99] 位于距离阵屋1.5公里左右的井山上。
[100] 参看《小野家文书永代御用记》，庆应二年条。
[101] 德川幕府赐予寺社的土地。
[102] 浅尾藩在紧急情况下组建的农兵队。
[103] 《仓敷浅尾骚动史》中有“金之丞发射大炮三发”的事件记录。但以往研究者多以为其中所言之“线膛炮”是错误的。事实上，更多人认为在阵屋接近战时，发射大炮只是起到某种程度的威吓作用。
[104] 参看《仓敷浅尾骚动史》。
[105] 为莳田藩领的大庄屋，从属于三须高杉周右卫门。
[106] 德川幕府在各藩设立以监察大名为目的官职。
[107] 当时的古地是此处的物资集散地。直到战前，仍然能见到高梁河畔码头的磴石。
[108] 幕府末期常见的斗笠，为历次维新战争时大量的枪炮兵卒所穿戴。是扁平、小型的笠，涂饰黑漆。
[109] 四角形的革制弹药包。
[110] 参看《仓敷浅尾骚动记》。
[111] 参看《仓敷浅尾骚动史》。
[112] 但五一兵卫本人不在。据说有的队员们也在田中家的庭院里，畅饮了甘冽美味的井水。
[113] 亦称“八间川”。地处国道430号线的水岛港湾合同厅舍附近的龟岛渡。
[114] 同月27日。兵吉闻孙一郎死讯，即用6连发手枪（左轮手枪）自杀以殉。而鹰之介虽受重伤，却侥幸地保住了性命，其子孙荫恤而历任立野村庄屋。
主要参考资料
1、《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981。
2、《简明日本通史》，1989。
3、《日本近代史》（增订本），1981。
4、《日本学研究》第十三期，2003。
5、《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1988。
6、《日本近代史讲座》，1987。
7、《日本近代史纲》，1964。
8、《日本武士道》，2003。
以及日文网站
1、長州第二奇兵隊の悲劇·倉敷浅尾暴動事件·明治維新史（http://www.d4.dion.ne.jp/~pons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