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海东史——辽东·三韩·东吴的三角关系

大内义虎/作



三国吴黄龙元年(229)春,冬天的寒气尚未脱尽,建业江面上便开来了一支前所未见的巨大舰队,立即引得观者如堵。历来到建业通商的外来商民船只皆褊小,素未有如此者。东吴的水官连忙通事接洽,原来是辽东公孙渊派遣的使臣。

公孙氏是当时中国东北地方的割据势力,从祖辈公孙度开始经营辽东,到魏太和二年公孙渊篡夺叔父公孙恭职位以后,共领有辽东、乐浪、玄菟三郡,二十万户,六十万口。官拜曹魏辽东太守,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虽然受到如此重封,然而实际辽东一带并不受曹魏的节制。从公孙度开始,公孙一族就视东北为私产,任意处分。公孙度曾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辽东三郡,并任命太守。后来曹操追讨袁氏兄弟到辽东,封公孙度为永宁乡侯,公孙度断然说:“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表现出对中原朝廷的不屑。其时中原隳乱,人物多避于辽东、雍凉、荆扬、蜀中,故中国弱而四夷强。曹魏方专注经略南方,故将东北作为“绝域”处置,而对公孙氏采取怀柔羁縻态度。公孙氏亦依仗山川险阻,远居海外之故,阳奉阴违,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

公孙氏对中央朝廷桀骜不逊,而对海东诸小国,更俨然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从汉代起,辽东、乐浪诸郡就是以中原朝廷代表的身份,处理东夷各国的朝贡献纳事务。各国使者非有特殊身份与情况,不必跋涉千山万水到中国的国都长安洛阳,直接在此就近完成外交仪式。到了公孙氏掌权,则干脆断绝了东夷各国与中原朝廷往来的道路,完全将各国使者留在领内进行朝贡,从而实际上将自己置于宗主国的地位上。各国不明就里,依旧封贡不断。还是在公孙度时代,度将宗女下嫁给夫余王尉仇台以结交友好。建安年间,公孙康分屯乐浪郡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并将这里作为新的外交办事点,聚集了外交官员,集中处理外事。于是南方三韩、诸倭来朝。公孙康又趁高句丽内讧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逼迫其迁都,收降其余众。正是通过数代软硬兼施、文武并济,终于在海东诸国中建立了绝高的威望。当是时,句丽震慑,夫余亲附,倭韩敬服,海东莫可与相较者,咸伏首鞠躬至阙下。公孙氏霸业臻于鼎盛。

于是,到太和二年公孙渊反乱为止,公孙氏已无后顾之忧,跃跃欲试,希图逐鹿中原。而当时天下三分,吴蜀连兵以窥中国。公孙氏偏处海东,欲与中国抗衡,可交结呼应者唯吴越之地。出于如此的战略构想,公孙渊派出了历史上第一批辽东使臣。以后,公孙渊又先后派遣了三次"遣吴使"。

但是,辽东的使者又是如何行驶到达江东的呢?

分析地图,辽东使者的船队行经的黄海海域,终年盛行逆时针的黄海沿岸流,即在朝鲜半岛西岸自南向北,在山东、江苏沿岸自北向南。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虽然有较长距离的远洋航行,但是仍然以近海航行为主。事实上,直到元代,中国的海上运粮船仍然大多取道沿海,而非远离海岸的较近航线。所以可以推断,在元代以前1000年的三国时期,近海航行必将更为普遍,而远海航行技术在北中国,只能是凤毛麟角。辽东使者船队沿岸航行无疑。但是,山东、江苏沿岸为魏国势力范围,所以辽东只能取道朝鲜西海岸,逆海流缓慢而行。然后在朝鲜半岛西南海域某处,将船头掉转向西南,如此方能正确到达吴国地界。朝鲜半岛西岸是传统的航海路线,倭使朝觐中国的必经之路,三国志上有详尽记载。公孙氏紧紧掌握海东诸国,对这条航路也应熟悉。但是,在茫茫大海之上,辽东使又如何判定,具体于何处向西南转向,又如何判定转向的角度呢?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对航海者犹为如此,计算稍微偏差,轻则财货漂没,甚者殒身溟陌。

对于当时肩负重要国家使命的使臣来说,是一点偏差都不能出现的。否则自己身命是小,耽搁军国大事才甚关利害。迄公孙氏灭亡前,公孙渊还派遣过向东吴的求援使。如此关乎国家兴亡重大使命的辽东使,公孙渊凭借什么来确保万无一失的呢?

只有一个可能:公孙氏在这个航路拐点上有着陆补给点。着陆点就在朝鲜半岛西南角一带。

当时,朝鲜半岛西南部正是马韩的势力范围。而马韩正是公孙氏的藩国,两方历来友好,从未发生过征战。马韩在水路上帮助公孙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登陆补给点也就在马韩领内。

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的答案,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

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上,记载了州胡这么个地方:"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乘船往来,市买韩中"。 同样的文字出现在《后汉书》的东夷传中。州胡是哪里?观察地图将一目了然。马韩当时是朝鲜南部的庞大势力,据说祖先是从北方逃来的商箕子子孙王准。不但自身有五十四个加盟邦国,而且控制东方由秦移民组成的辰国的十二个邦国。在朝鲜半岛西南角的马韩"以西",唯一可以称的上大岛,足以独立于马韩之外的,惟有济州岛而已。济州岛到朝鲜半岛贸易频繁,"乘船往来,市买韩中",那么公孙氏到达州胡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离江东较朝鲜半岛为近的州胡被当作登陆补给点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就在辽东使到达建业后不久,黄龙元年五月,孙权使校尉张刚、管笃之辽东。他们的航线我们无由得知。早在建安年间,东吴就曾派遣过到辽东的使臣,但是被当时的辽主公孙康斩杀。但是那时侯三分局势尚未形成,北方远未统一。根据赤壁大战曹魏军队的表现,北方的水军势力非常薄弱。所以东吴可以毫无忌惮的沿山东、江苏海岸航行。但是到229年,北方已然统一了20年,魏水军势力已今非昔比。这从曹丕在黄初六年"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的记载可见一斑。曹丕当时傲然赋诗说:"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以一文弱秉性而赋出如此豪壮不亚乃父的词句,依可想见当下曹军水师盛状。可以说,即令进取不足,守成则有余。东吴断不能再走原路了。吴嘉禾元年(232),将军周贺出使辽东,返回路上被魏将田豫要击,斩于成山,也恰恰说明这一点。所以开拓赴辽东的新航路对东吴来说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与其自己漫无目标的探索新航路,则不如跟从公孙氏跑一趟。据在下推测本次东吴使就是搭乘辽东使的返航船一同前往的。

但是对于当时分裂着的中华来说,每一个势力都想充当中华的唯一代表,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小中华"群体,通过招使周边邦国来访,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从而证明自己才是中国的正宗。当年王莽篡位之时,亦不忘伪造几个外国使臣和进献的方物,足见外国对中国朝廷权威的认可是多么重要。辽东威服海东,也有携外方以自雄的意义。他断绝了中国与海东的往来,自然也不会允许其他势力插手。所以东吴使者搭乘辽东船只能获得多少有用的讯息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直到1400年后大航海时代,航海路线还是各国间互相保守的秘密。东吴使的境遇实在是可以理解的。

吴黄龙二年(230)春正月,孙权派遣了一支由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的万人探险队出海寻找亶洲、夷洲。这两个海岛是自远古以来就传说的仙岛,近年来却被百姓验明"确有其地",并且其中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后汉书·东夷列传》)其实百姓何曾验明古代神话,只不过在海外发现"新大陆",套用古名词而已。我们且不谈传说中的怪诞讹奇,却说"新大陆"据传有数万家百姓,按照中国一户五口计算,其地人口当在十万以上。可见这个人口有所夸张,但是也不应低于五万。奇妙的是,这个洲"人民时至会稽",开展贸易,但是中国人却不能到达其地,"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只有遭遇大风,才能偶然漂流到对方土地。按说中国人的航海术是当时东亚一流的,怎么会有外族掌握而自己不能知的航路呢?况且如此人口繁盛而神秘的大岛,究竟是哪里呢?展阅地图,中国东面,只有济州、九州、台湾三个岛可以与之相对应。此次大探险只找到了夷洲(其实是不是先前民间传说的夷洲也不一定),亶洲因为太远,没有找到。这个"夷洲"就是现在的台湾也已经是当代学者的共识。那么台湾岛就可以排除。同时,九州岛与江东在三国时代也开通了航路。在日本弘仁六年(815)编写的《新撰姓氏录》里,有这样的条目:

牟佐村主――――呉孫権男高の後―――――――――――――――左京諸蕃下
牟佐呉公――――呉国王子青清王の後―不見―――――――――未定雑姓大和国
茨田勝―――――呉国王、孫皓の後、富加牟枳君の後――――――河内国諸蕃
蜂田薬師――――呉主孫権王の後―――――――――――――――和泉国諸蕃

这四家都是吴国的宗族。孙权长子孙登,字子高,其后裔辗转东徙,在日本改姓身侠。身侠,一作“牟佐”,是大和国高市郡的地名,孙登后裔移居日本后,取地名为姓。这个记载无论真假,都可见东吴对倭有直接的往来。如果是真的,价值自不待言;即令有假,其为旁人冒称,那么一个前提就是吴国后裔的名分足以抬高自己身份。《新撰姓氏录》编撰的年代已经在东吴灭亡后五六百年,吴王后裔这样的名分居然仍是令普通人敬仰的尊贵身份。这只能解释为东吴强大的国力对倭产生重大的影响,给其人民留下深刻印象。反过来说,倘若吴国与倭没有国交,倭人了解吴国是根据后人的传言记述,那么断不会对一个早已灭亡的陌生国家的王族心存敬畏的。亦即是说,东吴到灭亡为止开通了能到达九州的航路。所以,这个有来无往的"亶洲"就只能是济州岛了。

然而,孙权探求亶洲目的又何在呢?出海探险,又为什么要派甲士多达万人呢?有人认为是为了出海虏获人口。但是我们结合前文,不难发现,此次探险只与辽东使来航相差一年,又恰恰在应答使回归以后。所以综合前文推测可以进一步认为,由于前次使者并没有掌握确切的航海资料,本次出海就是为了依据使者提供的有限信息,寻找辽东至江东的航路拐点亶洲。亶洲之所以百姓有来无往,是因为公孙氏在那里有据点,从而封锁了情报。东吴派遣甲士随同探险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据点。这样,东吴这次目的不明的大探海,就成为公孙氏在济州岛上有据点的有力印证。且甲士派遣多达万人,我们可以想见该据点规模之大。然而二位将领不但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无功而反,而且欺瞒虚报,企图蒙混过关,所以直接就被问斩了。

日本在我国史籍上出现很早,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山海经的记载。但是从《三国志》开始,才对日本有了详尽的描述。此后直到《宋史》,对日本的纪述鲜有什么新鲜的变化。如就在下所知,到南朝宋为止,对日本的印象始终是"高骊东南大海中"。而且在南朝宋时期,日本的朝觐航路也仍然是从对马到半岛南岸,然后沿岸北行,只不过在后半段不是航行到中国北方的辽东或者洛阳,而是沿江苏海岸南下入长江口。由此可知,三国吴时代中国绝对没有直通日本的航线。但是日本现在有大量的铜镜等考古物证,证明了东吴与倭的交流。而且前文谈到,东吴的皇族宗亲也最终逃亡到日本。这又如何解释呢?只有一种可能:东吴虽然不能直通倭地,但是却掌握了从朝鲜半岛到倭国的航线。那么,东吴必定是在朝鲜半岛寻找到了一个登陆点。可见,东吴虽然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亶洲,却也非全然一无所获。当然,这个发现并不一定是万人大探海的成果。

相对于辽阔的东海,从江东出海到达朝鲜半岛的概率远比到济州概率为高。而由于马韩当时强大的实力与对公孙氏的"亲善"态度,使得公孙氏对其并没有集中太多的注意力。这就给东吴的介入制造了机会。东吴利用中国传统的薄取厚予的原则换得马韩人的信任,使马韩尝到甜头,愿意协助东吴,从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是在隐瞒公孙氏的情况下开展的。马韩一仆二主,在江东与辽东间左右逢源,当时应该是有莫大的好处,但是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

吴嘉禾二年(233)春三月,孙权派遣了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重要官员,率领士兵七八千人,携带金宝珍货,九锡等物,浩浩荡荡的向辽东进发了。结果使团被公孙渊暗算,张弥等人被切下脑袋包好送到洛阳请赏,近万的士卒被充实边关或收没为奴,财货重宝则尽数收入内府。以友好目的出使的大队人马竟顷刻间灰飞湮灭,由自己一意孤行送上绝路,这实在是让花甲之年的紫髯老汉孙权由衷的懊恼。他气的大叫,发誓要血债血偿。尚书仆射薛综等立即进谏制止,事情便也就这么过去了。

然而孙权的使团并没有全军覆没。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四个人从玄菟郡逃脱了重重追杀,翻越川岭,披荆斩棘,终于到达了东面的句骊国。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国王"宫"的救治与补给,终于带着当地土产千枚貂皮,十具鹖鸡皮,和二十五个随从,生还江东。

然而,这四位穷途末路的使者又是以什么途径回国的呢?

参照《魏志东夷传》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句骊国是高句丽。高句丽素居山野,不习水行,一贫如洗的东吴使并无船只,自然无法从这里出海。又不能折回辽东寻找渡口,那么,他们渡航回国的起点就只能是三韩沿岸了。前文说到,当时天下各势力都对与外国交通有强烈的渴求,所以此次东吴使经过了三韩,那么今后吴国必然会再派使者与三韩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才有可能以三韩为起点,开展与倭人的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逃亡四使不仅仅是打开了通往高句丽的窗口,更是开启了与倭韩官方往来的门户,功勋卓著。

然而事实仅限于此吗?还有一些疑点尚存。如四使脱出虎口后径直向东出走便甚为可怪。辽东远在江东之北,异国逃亡,援绝粮尽,四使者为何南辕东辙空耗其力呢?尤其逃亡途中,张群在困于膝生恶创难于行进之际,劝大家丢下自己奋前疾行说:"卿诸人宜速进道,冀有所达。"仿佛他们行进已然有了确定目标,并无遁入绝域莽原的惶然无措。可以猜测,他们是早就知道玄菟郡东的句骊国的。他们甚至还清楚的了解它与公孙氏积怨甚深,"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夺",用这种言辞蒙蔽句骊王宫。而这些情报公孙氏是不会透露给他们的,所以情报的来源就只能是东吴自己在韩半岛的情报采集站了。另外,四使在韩半岛沿海能找到足以容纳三十人并能承载一定货物的船只而最终安全跨越东海回归祖国,似乎太过幸运。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韩半岛上受到了东吴在韩半岛据点的帮助。如此可知,三韩与东吴的国交要来得更早一些,而逃亡事件只是为我们确定韩吴国交启始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

魏景初二年,曹睿派遣大军海陆两面攻打公孙氏。其中刘昕、鲜于嗣越海平定了带方乐浪两郡,又当下封赏三韩的臣智(较大部落首领)以邑郡和邑长的印绶,试图维护传统友谊。然而马韩似乎并不买帐。后来到了弓遵、刘茂管理乐浪带方二郡的时候,部从事吴林认为三韩是乐浪属地,辰国是中国旧民,就打算划分辰国十二国中的八国归乐浪管辖。结果因为翻译官出了点差错,又有臣智在旁边煽风点火,激的马韩国王火冒三丈,发兵攻打带方郡崎离营。结果二郡连兵反击,马韩哪里是对手,就被二郡灭亡了。弓遵也在这次战斗中战死。

中国军队既然与马韩交战,并且深入其境,攻破了他的国都,将其灭亡,可以想象必然应该深刻了解对方的地理方位。然而犹为可笑的是,在《三国志东夷传》中,关于邈远的女王国邪马台的位置、里数和方向都记载的非常详尽,而三韩共七十八国的地理方位却完全没有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当曹魏官吏绘制海东地图时,韩半岛的轮廓将十分完整准确,而其中却是一片空白……这即使是理解为中国对倭的重视程度超过三韩,也难以完全解释。上述事实说明,即使经过战争曹魏也没有能真正了解与威服三韩。这也只能被理解为又一次信息屏蔽——不过不是在海上——吴人凭借在马韩的据点而控制马韩,从而严密封锁了情报,令曹魏不能获得三韩的确切信息,也就无法获得三韩的信服。况且历来与中国是友好国家素无交战的马韩,这次何以竟至于刀兵相见?马韩罪过未深,二郡为何一定要灭亡之?身经数战的的常胜将领、郡太守一级大员弓遵又何以至于战死沙场呢?可见此次战斗十分惨烈,并非为史书记载那么简单,甚至也有吴国人挑唆与参与的影子。也许曹魏灭亡的"马韩"仅仅是马韩五十四国北部的一个邦国而已。事后马韩诸国中的伯济国兴起,统一诸国,就是南北朝时代强大的百济国,这是后话。

小结

总前所述,通过对古籍碎片的连缀缝合,对历史真实的查考推证,我们大略可以描绘出韩国在三国时期的外交关系。最早韩国是公孙氏的属国,公孙氏通过在州胡建立据点,掌控着从辽东到江东的航路。接着东吴通过229年到233年的探索活动,虽然没有找到亶洲,但却在朝鲜半岛西南找到了登陆点,从而也掌握了从江东到辽东的航线,并且和三韩诸倭开展了外交。马韩开始向东吴称臣,从事二主,收获巨利。洎公孙氏覆灭,东吴趁海东的势力空缺之际,牢牢掌控了三韩,令曹魏没有能力插手。甚至挑唆三韩与曹魏开战,并亲自介入了战争。马韩以一事二,最终也卷入吴魏两国在韩半岛的纷争而招致灭亡的命运。

*本次辽东使出发时间记载有年无月,而具体到达时间则未见记载。但根据季节风判断,南航的时间应该是冬季;又根据孙权派遣应答使的时间为翌年五月,大略估计得出229年春到达的结论。此问题未关本文宏旨,所以在下也没有深究,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