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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世紀之交，兵強馬壯的北亞民族，趁中原久亂空虛大舉南進，統一中國僅30餘年的西晉政權土崩瓦解。318年司馬睿網羅遺臣，在建康（今南京）重組東晉王朝，與北方的“五胡十六國”對峙，中國由此進入南北朝時代。

    中國由於內亂而失去對周鄰諸國的統禦，引起東亞格局的大規模分化組合。這場激蕩也波及到日本列島：九州的部落聯盟不復存在，畿內的銅鐸銷聲匿迹，而一種前所未有的巨大墳墓，卻突如其來地出現在大和地區。這種多爲“前方後圓”形式的特殊墓制，從4世紀盛行至6世紀，成爲古墳文化的典型象徵。

    古墳文化分爲以下3期：前期（4世紀）以前方後圓古墳的出現爲標誌，文化的中心從九州移向大和，初具規模的大和聯盟開始向半島擴張勢力；中期（5世紀）出現規模超常的巨大古墳，大和朝廷統禦了各自稱王的豪族，成爲公認的“大王”，頻頻向中國南朝遣使，登上東亞的國際舞臺；後期（6世紀）大和朝廷趨於穩定，與半島的關係從軍事掠奪轉爲汲取文化，爲飛鳥文化誕生奠定了基礎。

    本章分爲“古墳源流”、“移民之波”、“內政與外交”、“漢字與書籍”4節，在介紹諸家之說的同時，繼續運用東亞文化連動原理，力圖揭開古墳文化的神秘面紗。

第一節 古墳源流	1，箸墓傳說；2，古墳的起源；3，埴輪粗陶；4，三角緣神獸鏡
第二節 移民之波	1，騎馬民族說；2，秦人集團；3，漢人集團；4，百濟移民；5，今來才伎
第三節 內政與外交	1，氏姓與部民；2，涉足半島；3，遣使南朝
第四節 漢字與書籍	1，漢字萌芽；2，金石文字；3，漢籍東傳諸說

第四章 古墳文化 （4—6世紀）

1，箸墓傳說

    古代帝王的墳墓，人們戲稱“地下宮殿”。墳墓營建的規模、隨葬寶器的數量，無不象徵墓主生前的權勢與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墳墓確是地上宮殿的一個縮影。

    西元3世紀中葉以降，日本列島的部落聯盟加快兼併速度，不斷擴大規模和開拓疆域。當聯盟首領去世時，繼承人不惜耗費鉅額財富、役使大量人民建造巨型墳墓，以誇示統治者的權勢和威望。據《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記載，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死後，“大作塚，徑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足以推知女王生前之威勢。

    大約在同一時期，大和地區也出現兼併聯合的動向，形成數個規模較大的部落聯盟。全長276米的箸墓古墳，證明3世紀後期的大和聯盟，逐漸成爲日本列島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關於箸墓的營造，《日本書紀》記載了一段動人的愛情悲劇：墓主倭迹迹日百襲姬系三輪山神大物主妻子，丈夫總是趁夜而來、未明即歸，爲了一睹愛人真容，一天倭迹迹日百襲姬懇求丈夫留宿不歸。大物主以“顯露真相，不可驚怕”爲條件，答應妻子的要求。翌日清晨，倭迹迹日百襲姬打開梳妝盒，發現裏面有一條美麗的小蛇，頓時失聲驚叫。大物主深感受辱，遂變回人形淩空飛去倭迹迹日百襲姬追悔莫及，用筷子（箸）戳入陰部自殉。

    倭迹迹日百襲姬死後，大物主爲其建造墳墓，據傳“是墓日人作，夜神作”，人神晝夜交替，從大阪山搬運石料，“自山至墓，人民相踵，手遞傳運”，大和聯盟的聲勢由此可見一斑。

    箸墓建造於3世紀末期或4世紀初期，屬於最早的前方後圓古墳之一。有些持“邪馬台國大和說”的學者，將墓主比定爲卑彌呼，爲了解決卑彌呼去世（3世紀中葉）與箸墓建造的時間差距，山尾幸久推測女王台與向晉朝遣使（266年）後，將卑彌呼原來的塚墓改築成前方後圓墳。

    大部分學者將箸墓視作大和聯盟最初的王墓，森浩一注意到箸墓與三輪山的關係，以及古墳中三角緣神獸鏡與吳人的關係，指出在三輪山麓營造氏族始祖的巨墳，也許受到會稽山大禹陵的影響，吳越移民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箸墓傳說中“蛇”與“箸”的情節，也許折射出以“蛇”（龍）爲圖騰的漁民與“箸”象徵的農民聯姻的事實；所謂大物主的原形是蛇體，應當解釋爲龍蛇紋身；《日本書紀》稱大物主即大國主別名，供奉大國主的出雲神社的神體即爲大蛇。由此看來，最初的大和聯盟吸納了各方的政治勢力和文化傳統，而出雲一帶信仰龍蛇、擅制土師器的集團，尤其扮演著重要角色。

2，古墳的起源

    古墳時代營建的大墓，雖然存在多種形制，但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前方後圓”的墓制無疑最具代表性。學者們一直在苦苦思索：這種墓制萌生于彌生文化之中，抑或傳自中國大陸、朝鮮半島？

    從目前統計的數位看，全長200米以上的“大型古墳”大多建造於前期和中期，前期集中在奈良，中期移向大阪，後期風光不再，與大和王朝的發祥、擴張、衰落的歷史正相吻合。典型古墳由“前方”和“後圓”二個部分構成，墓主安葬在後部隆起的圓形墳丘中，前部的方形設施用途不明。江戶時代蒲生君平著《山陵志》（1808年），根據民間俗稱古墳爲“車塚”的事實，提出前方後圓墳模仿古代“宮車”的假設。

    日本學術界最近的趨勢，偏向在彌生文化中尋找古墳的原形，代表性的意見有：九州一帶的“墳丘墓說”，日本海沿岸的“四隅突出型方墳說”，彌生早期以來延綿不絕的“周溝墓說”等等。近年，朝鮮半島南端發現前方後圓古墳，“朝鮮起源說”逐漸受到重視。

    當然，“前方後圓”僅僅是墳墓的外形，這種形制爲大和首領所採納，並壓倒其他墓製成爲定式，必然代表著鮮明的時代精神，寄託著造墓人的祈求和憧憬，包涵著深刻的文化意蘊。

    早在江戶時代，蒲生君平就試圖比較古墳與宗廟的相似性；加地伸行則認爲古墳與“郊祀制有深刻的關係”；王金林詳細分析古代中日的天地崇拜，提示人們注意兩者的關聯。中國古代信奉“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祭祀天神地祗乃爲儒教禮制的核心。帝王設圓丘祭天神，築方壇祀地祗，是爲秦漢以來則法。祭壇構造的特點是：天壇呈圓形，地壇呈方形；圓丘和方壇分爲數層；圓丘比方壇要高；天壇築有圍牆，地壇繞有水溝。

    日本的古墳與中國的祭壇有無關係呢？以箸墓古墳爲例，“前方後圓”具備圓形和方形的特點；前方部與後圓部均分數層建築；後圓部明顯高出前方部；圓形墳丘四周埋設埴輪，環繞古墳築有溝壕。

    從上述要素可知，古墳與祭壇頗多相似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古墳照搬祭壇，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中國的祭天圓丘和祀地方壇分建於兩處，而古墳則將其合二爲一；古墳主要用於埋葬死者，而中國的祭壇與墓葬無涉。

    古墳時代的日本，還不具備完整吸收中國文化的內外條件。從外部看，攝取中國文化主要依賴朝鮮半島的間接途徑，或者依靠大陸移民的零星傳播；從內部看日本的文明程度遠遠落後于東亞的先進地區，雖然從大陸和半島積極移植物質文明，但尚不具備全面消化精神文明的能力。

    正因爲上述原因，一些內蘊豐富的精神文明産物，到了日本便走樣變形，如銅鐸徒具其形而不能奏樂，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還有一種情況，零星傳入的多種文化要素，經古墳人分化組合，形成適合當地社會狀態的新文化樣式，古墳墓制恐怕屬於這種拼合重組的産物。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爲古墳吸納了祭壇的“天圓地方”要素，即前方部是地上統治者舉行祭祀的場所，後圓部則爲供奉化升天神的祖靈之處。

3，埴輪粗陶

    巨大的古墳中埋藏著豐富的隨葬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均遠遠超過彌生墳墓的出土文物。在琳琅滿目的隨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埴輪和銅鏡。

    埴輪是一種素燒粗陶，表面呈灰紅色，分圓筒器和象形器二種，盛行于整個古墳時代，用途、器形等與彌生粗陶判然有別。《日本書紀》記載的埴輪起源傳說，足以證明這種粗陶與古墳的密切關聯。據說垂仁天皇時，皇弟倭彥命去世，下葬時身邊侍從全部殉死，被活活埋在墳墓四周。連續數日，從墓地傳來殉死者的悲泣慘叫，他（她）們的屍首任烏鴉和野狗糟蹋。這種慘不忍睹的景狀，令天皇産生廢絕殉葬的想法。不久皇后日葉酢媛去世，天皇採納野見宿禰的建議，召集出雲國的制陶工匠，燒制人馬、器皿形狀的粗陶，代替活人埋納墓中。這便是埴輪的起源。

    上述傳說透露出許多資訊。首先是埴輪出現的時期，日葉酢媛皇后的古墳屬前期，而且最早的箸墓古墳已經隨葬埴輪，可證埴輪與古墳大抵同時出現；其次是埴輪的用途，彌生後期有殉葬的習俗，卑彌呼死時“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倭彥命下葬時殉死者的慘狀可信，埴輪代替活人隨葬，說明殉葬制度的結束，代表社會的一大進步；最後是大和國與出雲國的關係，製造埴輪的工匠來自出雲國，這使我們想起箸墓傳說，出雲神社供奉大國主的蛇體，折射出出雲國在大和聯盟中佔有重要地位。

    大阪府堺市的大山古墳，俗稱“仁德天皇陵”（中期），全長486米，是古墳中規模最大的一座，推測埴輪總數約2萬件，絕大部分屬於圓筒埴輪。從埋納的情況看，圓筒埴輪圍繞墳丘周沿，大半埋入土中，一部分露出地面，這意味著什麽呢？

    如果日本古墳與中國祭壇確有關聯，那麽一個緊挨一個環繞墳丘的埴輪，使人聯想起中國祭天圓丘四周的圍牆；從代替活人隨葬的角度看，頂部露出地面似是殉葬習俗的殘留。倭彥命的殉葬者嚎哭數日，屍首被禽獸啄啃，說明他（她）們的頭部露出地面。圓筒埴輪大概具有上述兩方面的涵義。

    與形式單調的圓筒埴輪相比，象形埴輪可謂千姿萬態，堪稱那個時代活生生的寫照，不僅是彌足珍貴的雕塑作品，而且爲我們瞭解古墳時代的民俗、社會、政治、文化，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形象資料。

    馬形埴輪表明騎馬民族的文化進入日本列島；屋形埴輪展現古墳時代的建築樣式；鳥形埴輪透露古墳人的鳥崇拜和太陽信仰；船形埴輪顯示大和王朝的航海能力。在各種象形埴輪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形埴輪。這裏有阿娜多姿的少女，有面部刺紋的男子，有神態詭秘的巫女，有威武雄壯的武士。

4，三角緣神獸鏡

    古墳的隨葬品中，不僅有千姿百態的埴輪，還有各類木器、貝器、鐵器、石器、玉器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寶器，非三角緣神獸鏡莫屬。

    出土地點明確的三角緣神獸鏡，據1998年統計已達485枚，主要集中在畿內一帶。1950年10月，大阪和泉市的黃金塚古墳（前期）發現鑄有“景初三年”銘文的三角緣神獸鏡，年代與《三國志》（魏書·倭人傳）所載景初三年（239）魏帝賜給倭女王“銅鏡百枚”相吻合，許多學者將之視作“邪馬台國大和說”的根據。

    由於上述原因，三角緣神獸鏡多被納入彌生時代進行論述，筆者對此表示懷疑。因爲這類銅鏡迄今尚未在彌生遺址發現一枚，目前已知的近500枚均出土于古墳遺存，因此我們只能在古墳文化的範圍內來討論這個問題。

    圍繞三角緣神獸鏡，還有一個頗多爭議的問題，那就是銅鏡的製作地點。一種意見認爲銅鏡是在日本製作的，即“國產鏡說”；另一種意見認爲產於中國，即“舶來鏡說”。從銘文中“徐州”“洛陽”等地名、“景初”“正始”等年號判斷，多數人認爲是魏尚方局的製品。

    從80年代初開始，中國學者加入銅鏡爭鳴，王仲殊、徐蘋芳、王金林等發表的見解，在日本學術界引起重視。王仲殊的觀點可以歸納爲以下幾條：

   （1）三角緣神獸鏡在中國境內至今尚未發現；

   （2）東漢至三國時期，江南地區流行神獸境和畫像境；

   （3）三角緣神獸鏡融合畫像鏡外區和神獸鏡內區，爲迎合倭人風尚，增加中國銅鏡所沒有的“笠松紋”，並將鏡體做大；

   （4）三角緣神獸鏡是東渡日本的吳人在日本製造的。

    正當王仲殊的觀點在日本掀起軒然大波時，1986年10月京都福知山廣峰15號古墳發現“景初四年五月”銘斜緣盤龍鏡，兵庫縣辰馬考古資料館亦藏有銘文、式樣、尺寸一樣的銅鏡。由於中國歷史上沒有“景初四年”的年號（是年改元“正始元年”），這一發現爲“東渡吳人製造說”（簡稱“吳鏡說”）提供了依據。

    中國學者的獨到見解，使銅鏡爭鳴擺脫“國產”或“舶來”的單一模式，不斷向縱深發展。堅持“魏鏡說”的學者，主張是魏朝專爲倭國所特製的，這個意見最早由小林行雄提出，目前依然屬於日本學界的主流；“吳鏡說”在中日兩國均有支持者。

    根據彌生時代與古墳時代出土銅鏡種類的不同，或許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彌生文化時期，九州北部的邪馬台國獨佔與郡和魏的交往，通過這條渠道輸入漢鏡；九州南部及大和地區的部落國家，則通過海路與江南保持貿易和文化關係；3、4世紀之交時局動蕩，又有大批大陸和半島移民東徙進入日本，九州的人口遂向東遷移，在大和地區融合成古墳文化。

    三角緣神獸鏡的魏年號和吳樣式，恰好說明兩種文化背景的集團融合共處。不過縱觀古墳文化的全貌，吳越文化的色彩更爲濃郁，吳越移民在大和聯盟中地位穩固，這從倭王頻頻向南朝遣使也可得到印證。

第二節 移民之波

    上田正昭倡導的古代“移民4次高潮論”中，在彌生早期的移民浪潮之後，第二次和第三次移民高潮均發生在古墳時代。他指出：第二波移民于5世紀前後來到日本，大致相當於應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治世，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朝鮮半島；第三波移民于5世紀後期至6世紀初期來到日本，約略在雄略天皇至欽明天皇的時期，這些以百濟人爲主體的移民，《日本書紀》稱作“今來才伎”，他們作爲專業人材備受大和朝廷器重。

    我們認爲：創造古墳文化的大和王朝，既不是東遷的邪馬台國，也不是彌生時代就已存在的大和部落聯盟，而是4世紀初複數的部落集團在大和地區融合而成的政治文化聯體。那麽，外來集團的主體又來自何處呢？

    針對這一問題，江上波夫提出著名的騎馬民族征服說”。根據這一學說，3世紀末騎馬民族（夫餘族）從高句麗南下，首先建立百濟王朝，繼而在3、4世紀之交征服九州，建立“崇神王朝”；4、5世紀之交，騎馬民族東進征服畿內，建立“應神王朝”。也就是說，彌生後期出現騎馬民族東徙高潮，大和王朝是由這些外來移民集團建立的。

    江上波夫的學說最早發表於1948年，代表戰後興起的歷史反省思潮，是對“萬世一系”天皇觀的勇敢挑戰，即使從今天的史學界現狀來評價，也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這一學説雖然氣勢恢宏，但某些環節得不到考古學的支持。

    3、4世紀之交，大陸和半島發生的動蕩，必然會影響到日本列島，但是否有大規模移民集團來到日本，很值得懷疑。彌生時代以來，日本和朝鮮半島一直保持人來物往，從4世紀初開始人口的流向、速度、規模會出現變化，然而零星的移民不具備足以建立王朝的能量。

    我們推斷，彌生後期九州南北勢力衝突加劇，同時來自半島的移民數量逐漸增加，在這雙重壓力推迫下，九州人口自然向東遷移，最終與大和勢力結盟（不是“征服”），形成新的統治集團。結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古墳前期文化成分較爲複雜，僅以祭祀信仰爲例，包含大和的三輪信仰、九州的銅鏡崇拜、吳越的神仙思想等。這充分說明，構成大和王朝的集團來自各處，當然也包括部分來自半島的騎馬民族。

2，秦人集團

    4世紀初中國形成南北對峙局面，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南方在東晉統治下相對安穩，因而戰亂引發的人口遷徙主要出現在北方，這就決定了第二次移民高潮與第一次不同，移民主要經由朝鮮半島進入日本。

    大規模集團的移動，尤其是陸路遷徙，一般具有兩個特點：一是這個民族集團失去賴以生存的空間；二是遷移的速度比較緩慢。第二次移民高潮具備上述特點。日本史籍《古語拾遺》（807年）云：“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古墳時代的大規模移民，主要包括秦人集團、漢人集團、百濟人集團。下面分別加以敍述。

    313年樂浪郡爲高句麗所滅，大抵同一時期帶方郡落入百濟手中。數百年來絡繹聚居二郡的大量漢族，遂散向四周另覓生途。由於中國北方處在“五胡十六國”的亂世，大部分漢族遷向相對安全的朝鮮南部，其後又因高句麗、新羅、百濟的三國紛爭，部分漢族集團渡海來到日本。

    大舉遷入日本的漢族移民，最著名的是秦人集團和漢人集團，《日本書紀》說應神天皇時“秦造之祖、漢直之祖參渡來也”，據此推算出到達日本的年代約爲4世紀末期，這意味整個遷徙過程持續約半個世紀。

    秦人避亂東遷分海陸兩途，海路東遷的史實反映在徐福東渡傳說中，其主體當是東南沿海一帶的吳越人；陸路東遷的史實在《後漢書·韓傳》中有所記載，據辰韓“耆老自言秦亡人，避苦役適韓國”。樂浪、帶方二郡滅亡不久，新羅兼併辰韓12國，迫使秦人集團再次東遷。

    據《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十四年（376）弓月君從百濟來到日本，訴說族人120縣被新羅阻在加羅國，天皇遣葛城襲津彥往迎，3年後把秦人集團帶回日本。弓月君又稱“融通王”，當是移居半島的秦人集團首領（或國王），在大和朝廷被尊爲“秦造之祖”。關於弓月君的族系，《新撰姓氏錄》（815年）說是秦始皇五世孫，《日本三代實錄》（901年）則作十三世孫。這些未必都是事實，移民誇耀門第以自重，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綜合《日本書紀》和《新撰姓氏錄》的資料，雄略天皇時（4世紀末）秦人分92部，達1萬8千670人；欽明天皇元年（540）“秦人戶數總七千五十三戶”，按五口之家計算，總數超過3萬5千人。

    上述兩書還記載，仁德天皇（4、5世紀之交）把秦人分置各郡，使從事養蠶織綢，他們所獻的絲織品，觸及肌膚柔和溫暖，於是賜姓爲“波多”（Hata），即日語“織機”之義；雄略天皇十五年（471），召集散居各地秦人歸秦酒公管理，他們獻給朝廷的絹縑堆積如山，遂賜姓爲“太秦公”。京都至今仍存“太秦”地名，靠近風景秀麗的嵐山，那裏是古代秦人集團聚居之地。

3，漢人集團

    漢人集團遷居日本略晚于秦人集團，《日本書紀》應神天皇二十年（382）九月條載：“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

    這裏所說的“縣”，一般認爲指移民的籍貫，而不是說這些縣的全部居民。我們的理解稍稍不同，弓月君、阿知使主率領的移民集團，不太可能是散居各地的秦人或漢人臨時聚集的烏合之衆，他們敬奉共同的始祖，服從某個首領的指揮，在半島期間就應有明確的統屬關係。因此，秦人“百二十七縣”、漢人十七縣”云云，當指某個移民集團（或王國）所屬的村落（或部落）之數，秦人在日本分成92部，漢人後來分成30餘個“村主”，均說明這些村落或部落具有相對獨立性。

    弓月君號“融通王”，阿知使主稱“阿智王”，這些稱號顯示弓月君和阿知使主是部落聯盟的首領，甚至在小國林立的半島是某個移民王國的國王。

    阿知使主自稱漢靈帝後裔，《續日本紀》說是曾孫，《日本三代實錄》則雲4世孫，《新撰姓氏錄》並載3世孫和4世孫二說。8世紀後期，阿知使主後裔阪上刈田麻呂上表天皇稱：“臣等本是後漢靈帝之曾孫阿智王之後也。漢祚遷魏，阿智王因神牛教，出行帶方。”（《續日本紀》）其後遷居半島南部，再渡海至日本。

    據9世紀中葉的《阪上系圖》，阿知使主帶來的漢人共分7姓，即段姓、李姓、皂郭姓、朱姓、多姓、皂姓、高姓。其時阿知使主奏言：“臣入朝之時，本鄉人民往離散，今聞偏在高麗、百濟、新羅等國，望請遣使喚來。”應神天皇依奏遣使招引，於是“其人民男女，舉落隨使盡來”。漢人集團主要聚居在大和國檜隅郡（奈良），後來因爲“人衆巨多，居地隘狹”，以“村主”爲單位漸次遷居攝津、參河、近江、播磨、阿波諸國。阿知使主之子都加使主，雄略天皇時受賜“直”姓，史籍也稱“東漢直”或“倭漢直”，負責管理各地的漢人。

    在日本文獻中，漢人又稱“綾人”“漢織”“穴織”等，說明他們也擅長紡織絲綢，此外他們還似精通金工技術。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東漢直成爲大和王朝極度依賴的強大豪族，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如履中天皇（5世紀初）酒醉昏睡，其弟縱火寢殿欲奪皇位，是阿知使主策馬救出天皇；雄略天皇留下遺言，託付大伴室屋和都加使主擁立清甯天皇，最後都加使主等擊敗謀叛的星川皇子，實現天皇的遺願。

4，百濟移民

    當秦人和漢人成群結隊遷居日本時，與大和王朝關係密邇的百濟國，亦以朝貢形式向日本輸出人材。《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載有著名的“王仁渡來傳說”，其大旨如下。

    應神天皇十五年（377），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橫刀、大鏡，阿直岐善讀經書，應邀爲太子師。經阿直岐推舉，翌年王仁博士應招赴日，“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達”。此二人遂定居日本，阿直岐爲“史之始祖”，王仁爲“書首之始祖”。

    阿直岐《古事記》作“阿知吉師”，從姓氏看似與漢人集團的首領阿知使主有些關聯，其先祖有可能也是漢族。王仁自稱漢高祖後裔，當是定居百濟的漢族移民。王姓漢人從衛氏朝鮮時代遷居半島，樂浪郡時代成爲當地的名門望族，擔任過歷代郡縣的各種官職，甚至出任過樂浪郡守。樂浪郡滅亡後，王姓漢人舉族向南遷移，其中王仁一支在百濟任“博士”，執掌文教工作。王仁供職於大和王室後，逐漸從百濟招來同族。他們聚居在河內古市郡（大阪府），專事教授漢籍和起草文書，形成“文首”（亦作“西文首”）集團，奉王仁爲始祖。

    如上所述，王仁一族雖然出自漢族，但與阿知使主的漢人集團有所區別，他們渡日之前已經融入百濟社會，不同於無所歸屬的“浮民”集團。有關這一點，王辰爾（王智仁）的傳說頗具說服力。

    王辰爾一族亦居住在古市郡一帶，與王仁一族有密切關係。他們擅長航海，而且熟悉漢字，爲大和朝廷記錄“船賦”（船運貢調），形成“船連”集團。值得注意的是，晚于王仁渡日的王辰爾，已不再稱始祖是漢朝的某位帝王，而是奉百濟貴須王爲始祖（《續日本紀》延曆九年七月條），說明這部分漢人移民已經完全百濟化了。

    古市郡的兩個王氏集團，以百濟爲紐帶和平相處，後來王仁的文首集團分成武生氏和藏氏，王辰爾的船連集團分爲白豬氏和葛井氏，皆是古代日本炙手可熱的大姓豪族。

5，今來才伎

    以上敍述了第二次移民高潮的概略，從中可以總結出兩點：一是移民雖來自朝鮮半島，但其主體卻是秦人和漢人；二是移民分成秦造、東漢直、西文首三大集團，擁有各自的聚居地，在大和朝廷中執掌不同的專業領域，是古墳文化的重要締造者。

    需要補充的是，這三大集團均是分階段逐步遷徙形成的，一般是被奉爲首領的人物首先來日，獲得大和朝廷重用後再招來同族，這個過程循環往復，從4世紀末以降延續不絕。然而到了5、6世紀之交，移民的流速和性質發生顯著變化，這便是上田正昭所說的第三次移民高潮的到來。

    《日本書紀》雄略天皇七年（463）條載，天皇聽“西漢才伎”歡因知利說，技藝超群的原帶方郡漢人現多滯留百濟，遂遣吉備弟君偕歡因知利赴百濟交涉，將這些漢人招至日本。此次來日的漢人，爲區別應神天皇時的漢人移民，被稱作“新漢”，又因爲他們攜來各類新技術，被譽爲“今來才伎”。這些移民也以技術集團的形式移居日本，包括陶部、鞍部、畫部、錦部、譯語、手人部、衣縫部、宍人部等，大抵歸西漢直統一管轄。

    陶部即製造陶器的集團。古墳時代有二類陶器，一類是繼承彌生粗陶的土師器，如隨葬于古墳的埴輪；另一類是新漢人傳授的須惠器，使用轆轤和登窯等新技術，屬於高溫燒制的陶器。

    鞍部即製造馬具的集團。古墳前期外來移民傳入騎馬習俗，製造各類馬具需要高超的金屬工藝，而這類最新技術便是由鞍部攜帶而來的。

    畫部即專事繪畫的集團。在此之前，日本雖然擁有發達的粗陶雕塑藝術，但繪畫藝術幾乎空白。色彩絢麗的古墳壁畫足以證明，畫部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錦部即從事織錦的集團。他們與養蠶抽絲、紡布織絹的秦人和漢人集團應有區別，很可能掌握彩織、刺繡等先進工藝。

    譯語指精通外語的集團。大和朝廷涉足半島、遣使南朝，外交活動相當頻繁，急需善操漢語和韓語的人材。這些譯語掌握日語後，經常伴隨使者出訪外國，其後裔在遣隋使和遣唐使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

    手人部大概是金工、玉工、木工等職業集團；衣縫部是裁縫集團，他們帶來大陸和半島的服飾文化；宍人部亦作“害人部”，當是烹調集團，他們帶來豐富的飲食文化。

第三節 內政與外交

1，氏姓與部民

    日本列島在世紀初形成超越地區的大和聯盟，在其後的約一個世紀中，大和聯盟兼用懷柔和武力兩種手段，逐漸吞併周圍地區以擴大勢力範圍，隨著第二次移民高潮時秦人集團和漢人集團的到來，其政治制度趨向完備，經濟實力和文化藝術迅速發展。

    南朝宋升明二年（478），倭王武（雄略天皇）遣使朝貢，向順帝呈獻的一份辭藻華麗的表文，開篇敍述大和王朝統一的過程：“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於歲。”這裏的“東征”“西服”“渡平海北”，與《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所載崇神天皇臣服周邊諸國大略一致，說的是大和聯盟“肇國”史事。

    古墳中期以後，歷代倭王爲了進一步鞏固政權，著手整頓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當時各地豪族和移民集團，祭奉各自的始祖，形成不同的“氏”，豪族如物部氏、大伴氏等，移民集團如秦氏、漢氏等。

    這些氏族集團，或獨霸一方地盤，或壟斷某種職業，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爲了將氏族集團掌握在大和朝廷手中，根據各個氏族對朝廷貢獻大小，由大王授予其首領不同等級的“姓”，如臣、連、宿禰、造、直、首等等，前面提到的“秦造”、“東漢直”、“西文首”，便是大王授予移民集團的“姓”。

    獲得“姓”的“氏”族首領，構成大和朝廷的貴族統治階層，而一般的民衆則按技能和職業分成各類“部”。部民分私有部民和公有部民，私民歸各姓貴族所有，公民則爲朝廷效勞。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以天皇、皇后、皇子、皇女命名的部民分佈列島各處，構成皇室的經濟基礎。皇室部民的産生與大和朝廷的勢力擴張同步，其過程大致如下。

    在大和朝廷在統一周邊地區的過程中，地方豪族（氏族）如願意臣服，則向朝廷獻出部分領地，從這些領地收穫的作物歸皇室所有，負責耕田種地的部民亦劃在皇室成員名下；如有豪族不服統治，朝廷便興兵討伐，以致滅其氏族，將領地收歸皇室，氏民亦充爲公有部民。

    如上所述，皇室部民是以地方豪族臣屬朝廷爲契機而設置的，這些部民屬於專事農業生産的“田部”，此外皇室控制著由專業技術人員構成的各類“品部”，如“今來才伎”在東漢直的管理之下，分成陶部、鞍部、畫部、錦部、手人部、衣縫部、宍人部等；在地方豪族管理之下，則有海部、鵜飼部、山部、土師部、土贄部等。

    “田部”和“品部”之外，其他各部歸入“雜部”，如管理國庫的藏部、負責文書的史部、擔任侍奉的舍人部等，均直接仕奉於朝廷。

    氏姓制度和部民制度，構成大和朝廷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大王通過賜姓將氏族首領歸於麾下，通過設置屯倉、屯田、公有部民等鞏固朝廷的經濟實力。在此基礎上，在各地建置國、縣、邑、裏等行政機構，任命各姓貴族擔任國造、縣主、稻置、村主等，加強朝廷對地方的統治。

2，涉足半島

    在上述背景之下，崇神天皇的大和聯盟向應神天皇的大和王朝過渡，最高統治者從普通的“王”變爲君臨島國的“大王”。這一系列的動向，可以看作是整個東亞政局連鎖變化的一環；與此同時，日本列島上統一王朝的出現，反過來也會對大陸和半島産生影響。

    從4世紀中葉開始，羽翼漸豐的倭國頻頻涉足半島，便是這種逆向影響的一個方面。在大和朝廷與朝鮮半島的關係中，最惹爭議的是“任那”的歸屬問題。

    《日本書紀》載有“日本府”（雄略天皇）、“任那日本府”（欽明天皇）等語，長期以來日本史學界認爲這是大和朝廷設在半島南部的殖民機構。日本戰敗後隨著“皇國史觀”的瓦解，任那問題重新引起關注。以金錫亨爲代表的朝鮮和韓國學者主張，《日本書紀》所見“任那”，實爲朝鮮南部的任那移民在九州建立的殖民王國，是任那“本國”的一個“分國”，大和朝廷爲了對之加強控制，設立了名曰“日本府”的機構。

    “任那日本府”究竟是倭國設在朝鮮南部的殖民機構，還是任那移民在九州建立的“分國”，目前還不能定論。但是可以確認的事實是，在整個古墳時代半島與列島之間人員往來頻繁，朝鮮南部聚居著倭人集團，日本西部亦存在複數的韓人集團。

    正因爲有上述的人種雜居現象，大和朝廷與半島諸國共同捲入綜錯複雜的利益衝突的旋渦。綜合《廣開土王碑文》、《日本書紀》、《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的記載，4世紀中葉以後，高句麗揮師大舉南下，新羅自知不敵與之結盟，百濟則轉向大和朝廷求援，形成高句麗、新羅與百濟、倭國對抗格局，發生多次大規模戰事。

    大和朝廷涉足半島，最初目的不外乎掠奪財富和擴張疆域。4世紀中葉神功皇后出征三韓，《古事記》說是聽信神言諭告：“西方有國，金銀爲本，目之炎耀，種種 珍寶 ，多在其國。”

    文明程度的高低與軍事力量的強弱，在世界古代史中屢成反比。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往往通過掠奪性戰爭，一方面對文明地區造成嚴重破壞，另一方面又在文明衝擊下逐漸開化。大和朝廷在半島的幾番進退，切身感受到彼此之間巨大的文明落差，出於對外和對內的雙重需要，於是從4、5世紀之交的應神天皇開始，通過結盟的百濟招請大量技術人材，積極引進大陸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

3，遣使南朝

    如同前述，從應神天皇執政的5世紀開始，大和朝廷與半島的關係出現質變，基本上停止大規模軍事行動，朝鮮史料所見“倭人寇邊”之類的記事，一般認爲不屬於國家行爲，也許是與半島的倭人集團或列島的地方豪族之間引發的爭端。這種變化的出現，內因是大和朝廷從掠奪財富轉向求取文化，外因則是以中國南朝爲軸心的東亞世界秩序已經確立。在上述國際背景下，“倭五王”開始在中國史書中登場。茲將各次遣使介紹如下。

   （1）東晉義熙九年（413），倭王贊遣使獻方物。《晉書》（安帝紀）云：“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並獻方物。”據《義熙起居注》“倭國獻貂皮人參等，詔賜細笙麝香”的貢品記載，推測倭使是隨高句麗使入貢東晉的。

   （2）宋永初二年（421）二月，倭王贊遣使朝貢。《宋書》（倭國傳）僅云：“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贊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綬。”有人對是否遣使表示懷疑，張聲振認爲此次“除綬”是嘉獎倭王贊義熙九年朝獻之功。不過《南史》（宋本紀）明載是年二月“倭國遣使朝貢”，不可斷然否定實際遣使的可能。

   （3）宋元嘉二年（425），“贊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宋書》倭國傳）。

   （4）宋元嘉七年（430）正月，倭王贊遣使獻方物（《宋書》文帝紀）。

   （5）宋元嘉十五年（438）四月，倭王珍遣使朝貢。《宋書》（倭國傳）載：“贊死，弟珍立，遣使貢獻。”倭王珍上表提出二個請求：一是要求冊封“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對此文帝只“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二是要求冊封倭隋等13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爵號，對此文帝一如所請。

   （6）宋元嘉二十年（443），“倭國王濟遣使奉獻，複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宋書》倭國傳）。

   （7）宋元嘉二十八年（451）七月，倭王濟再次遣使。據《宋書》（倭國傳），除原有的“安東將軍”之外，文帝加授“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這是倭王珍曾經要求而未准的封號，只是“百濟”改爲“加羅”。

   （8）宋大明四年（460）十二月，倭王興遣使獻方物。《宋書》（倭國傳）僅言“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遣使年月依據《宋書·孝武帝紀》。

   （9）宋大明六年（462）三月，倭王興再次遣使朝貢。孝武帝頗爲重視，特發詔書贊許：“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

   （10）宋升明元年（477）十一月，“倭國遣使獻方物”（《宋書》順帝紀）。

   （11）宋升明二年（478）五月，“倭國王武遣使獻方物，以武爲安東大將軍”（《宋書》順帝紀）。《宋書·倭國傳》記錄了倭王武的表文。

   （12）齊建元元年（479）五月，“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南齊書》倭國傳）。原文闕漏“慕韓”，今據《梁書》（倭傳）、《南史》（倭國傳）等補出。

   （13）梁天監元年（502）四月，“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梁書》倭傳）。原文無“大”字，此據《南史》（倭國傳）補出。

    以上介紹了“倭五王”遣使南朝的情況，這5位元倭王分別相當於日本史籍中的哪幾位天皇，至今仍是懸而未決的難題。參照日本學術界代表性意見，大致的對應關係如下：

倭五王	對應天皇
倭王贊	履中天皇（或仁德天皇，或應神天皇）
倭王珍（彌）	反正天皇（或仁德天皇）
倭王濟	允恭天皇
倭王興	安康天皇
倭王武	雄略天皇

第四節 漢字與書籍

1，漢字萌芽

    據說日本的全國高考試卷中，曾經有一道出現頻率極高的問答題：“日本最古的文字資料是什麽？請用漢字回答。”若在十幾年前，只要答出《江田船山古墳鐵刀銘文》、《隅田八幡宮銅鏡銘文》、《倭王武上表文》中的任何一個，便可獲得滿分。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認爲上述3件資料，是古代倭人留下的最早的文字記錄。然而，近年的考古發現和文獻研究，使這一古代史“常識”受到挑戰，部分學者主張彌生人已經開始使用漢字。

    3世紀前後，大陸移民從海陸兩途東徙，不僅將水稻農耕和金屬器皿傳到日本，同時還應當帶去漢字文化。彌生遺址出土的舶來金印、貨幣、銅鏡等上的漢字，便是確鑿的物證。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爲，這些漢字對彌生而言，僅僅是一種飾紋，文字作爲文化載體並未被接受。彌生人難道真的與漢字無緣嗎？

    先看文獻記載 。《三國志》（魏書·倭人傳）明確提到邪馬台國與曹魏之間有外交文書的來往：景初三年（239）卑彌呼遣使魏都，明帝“詔書報倭女王”，翌年帶郡使梯俊“奉詔書、印綬，詣倭國”，卑彌呼“因使上表，答謝恩詔”；正始六年（245）“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二年後帶方郡使張政“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諭之”。

    “詔書”、“表”、“檄”均是用漢字寫成的文書，說明邪馬台國具有解讀漢字詔書、撰寫漢字表文的能力。根據“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的記錄，伊都國設有檢查、核對外交文書的機構。

    次看文字實物 。1957年至1958年期間，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在發掘種子島廣田遺址時，發現一種雕有蟠螭紋的貝符，有些貝符表面刻著“山”字，筆法有漢魏隸書風韻。部分學者認爲“山”是“仙”的省筆，與徐福東渡求仙有關。由於貝符出土於彌生遺址，學界對“山”是否屬於漢字持謹慎態度，因而沒有引起廣泛關注。

    然而最近幾年，有關彌生漢字的出土消息時見報端，擇其要者介紹如下：長野縣根塚遺址（3世紀後期）的粗陶上，用線條刻有“大”字；福岡縣三雲遺址（3世紀）的陶甕頸部，刻有“鏡”的省筆“竟”字；三重縣大城遺址（2世紀前期）的粗陶上，刻有“奉”“幸”“與”等字。

    儘管對上述漢字的認定與判讀，學術界還存在一些分歧，但這不妨礙我們作出如下結論：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實物，早在彌生時代，大陸移民已將漢字文化傳入日本；邪馬台國擁有移民及其後裔構成的識字集團，在一定範圍內開始實際使用漢字。

2，金石文字

    《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全文記載了明帝那份255字的詔書，遺憾的是對卑彌呼的“上表”卻只字未錄。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彌生文字”，均是構不成文意的單個漢字，而且除“山”字貝符外，大多筆畫殘缺或模糊不清。

    這種情況到了古墳時代大爲改觀，使用漢字的數量和質量均明顯提高。倭王武於升明二年（478）呈獻給宋順帝的國書（表文），是現存古墳時代漢文的最高傑作。大和朝廷既然受南朝冊封，那麽使者攜帶國書便屬理所當然，如宋元嘉二年（425）倭王贊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宋書》倭國傳），這次“奉表”要比倭王武“上表”早半個世紀。

    可以想見，倭國每次遣使南朝，必然伴隨大量往來文書，而執掌這些外交文書的“文首”“史部”等，無疑是大陸移民中的知識階層。倭王武的“上表”，有人認爲出自“吳孫權男高（孫登）”後裔、史部身狹村主青之手。古墳時代的文字資料，除倭王武“上表”等外交文書之外，還有可信程度更高的金石文字，茲擇要介紹如次。

    《江田船山古墳鐵刀銘文》 。此鐵刀出土于中期古墳，錯銀銘文共74字，冒頭10字一般判讀爲“治天下蝮宮瑞齒大王世”，比定爲反正天皇（宮號“蝮之水齒別”），即438年遣使南朝的倭王珍。此刀由奉事典曹人“無利弖”發願，目的爲“服此刀者長壽，子孫注注得三恩也，不失其所統”；“伊太加”鍛造此刀，移民“張安”撰寫銘文。

    《隅田八幡宮銅鏡銘文》 。這面“國寶”級的仿製鏡，刻有48字銘文：“癸末年八月日，十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宮時，斯麻念長奉，遣開中費直、穢人今州利二人等，取白上同（銅）二百旱（貫），作此竟（鏡）。”“癸末年”有443年、503年二說，銘文一般解讀爲：“仁賢天皇禦世，男大迹王（即位前的繼體天皇）在忍阪宮之時，百濟斯麻王（武甯王）爲長期結好，遣開中費直、穢人今州利二人，取上好白銅二百貫造此鏡。”開中費直、穢人今州利，均是從百濟渡日的漢人移民。

   《埼玉稻荷山古墳鐵劍銘文》 。1968年出土的這把鐵劍，10年後在清除鏽斑的過程中，偶然發現有錯金銘文，正面57字，背面58字，合計115字。銘文以“辛亥年七月中記”起首，大意爲“乎獲居臣”先祖7代“世世爲杖刀人首”仕奉朝廷，“獲加多支鹵大王”（雄略天皇）時，第八代乎獲居臣“左治天下”，造此“百練利刀”以“記吾奉事根原”。“辛亥年”相當於471年（亦“531年”說），“獲加多支鹵大王”讀作Wakatakeru，即雄略天皇。

    除了上述幾例，近年從島根縣岡田山1號古墳出土的一把鐵劍，亦發現鑲有“額田部臣”字樣的銘文。倘如今後天皇陵墓發掘開禁的話，可望還會有金石文字的重大發現。

3，漢籍東傳諸說

    漢字的傳播不是一種孤立現象，作爲中華文明的載體，漢字往往與漢文書籍同步流播。試以日本爲例，漢籍東傳的各種傳說，可以追溯到漢字傳入的萌芽時期。

    徐福齎書說 。徐福入海求仙事，見諸《史記》等書，當爲史實。後人將徐福“止王不來”的“平原廣澤”比定爲日本，如五代後周時的《義楚六帖》云：“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東北千餘裏，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秦人避亂東徙，將中原文化傳入朝鮮和日本，其中自然包括漢字文化，於是便有了“徐福齎書”一說。14世紀前葉，北畠親房著《神皇正統記》，說“始皇好仙，求長生不老之藥於日本，日本則求五帝三王遺書于彼國，始皇悉數予之”，其後中國發生焚書坑儒，“孔子全經唯存日本”云云。北宋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詠道：“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從五代至明清，中國文人多妄信日本藏有徐福攜去的逸書。

    倭人掠書說 。古墳時代前期，大和聯盟熱衷於經營半島，雖以掠奪財富爲目的，同時也受到先進文明的巨大衝擊，在某種程度上半島的文化也成爲掠奪的物件。《日本書紀》所載“神功皇后征三韓”的記事，頗具象徵性意義：倭軍渡海侵入半島時，新羅王“封圖籍降于王船之前”，於是倭軍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滿載戰利品而歸。

    自江戶時代以來，許多學者以此作爲漢籍東傳之始。如松下見林認爲，神功皇后出兵半島使“三韓文獻都歸本朝”（《本朝學源》）。伊地知季安也說：“海西書籍之入國朝，蓋應首乎皇后親征新羅所收還本也。”（《漢學紀原》）近代部分學者因襲此說。

    王仁獻書說 。5世紀中葉，半島局勢趨於緊張，百濟頻繁向日本遣使傳授大陸文化，以換取倭國的軍事援助。這種爲日本王室啓蒙的文化使節，濫觴于應神天皇十五年的阿直岐，翌年王仁應召赴日爲太子師。“能讀經典”的阿直岐、講授“諸典籍”的王仁，必然將教科書之類帶往日本。《海東繹史》說阿直岐帶去“《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古事記》說王仁帶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未必全是空穴來風。

    《古事記》的記載尤爲歷代史家所重，於是“王仁獻書”成了漢籍東傳的重要標誌。日本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751年）序云：“王仁始導蒙於輕島，辰爾終敷教于譯田，遂使俗漸洙泗之風，人趨齊魯之學。”江戶時代的本居宣長在《古事記傳》繼承此說。

    以上大略介紹了漢籍東傳的幾種主要傳說，然而這些傳說也多少折射出歷史的真實。徐福東渡其實是秦漢移民（吳越移民）東徙史實的縮影，他們在彌生文化中或多或少留下漢字的痕迹，但這一時期大陸移民對日本列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水稻、金屬等物質文明的層面，漢籍即使傳播到日本，其影響之微弱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神功皇后出征三韓，推定年代約在西元362年，倭人將“圖籍文書”掠回日本完全有此可能，但如無人解讀這些漢籍，仍然不能視作漢字文明的實質性傳播。我們認爲：阿直岐和王仁赴日爲太子師，表明大和朝廷迫切需求教授經籍的專家，同時標誌漢籍作爲文明載體開始影響日本的文明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