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

    1884年3月1日，有阪鉊藏與幾位東京大學的同好，相約踏查東京彌生町的向岡貝塚，偶然發現一件頸口已經缺損的球形陶壺，1898年以出土地定名爲“彌生式粗陶”。彌生粗陶發現後數十年間，人們以爲這種粗陶只是繩紋粗陶的新類型，沒有窺破兩者背後隱藏著截然不同的文化。

    恰在此時，一位自學成材的年輕人脫穎而出。這位名叫森本六爾的初中畢業生，辭去小學代課教師的職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他在《考古學》雜誌上發表一系列重要論文，指出繩紋粗陶是由獵人和漁民製造的，而彌生粗陶則是農耕文化的産物。

    經過幾代學者的辛勤耕耘，彌生文化的概貌逐漸顯露出來。考古學家佐原真教授和自然人類學家埴原和郎博士，將彌生文化的內涵歸納爲以下3個方面：（1）從繩紋文化中繼承的要素，如打制石器、豎穴住居、骨角製品、拔齒習俗等；（2）從大陸傳來的新文化要素，如水稻農耕、金屬器皿、高床建築、蔔骨習俗等；（3）彌生文化內部萌發的新要素，如銅鐸器皿、青銅武器形祭器、方形周溝墓等。彌生時代起自西元前3世紀，終於西元3世紀，前後延續600年，學術界一般將其分成以下3期：

    本章分爲“水稻之路”、“倭人的起源”、“金屬文化”、“邪馬台國”、“走出海島”5節，敍述江南移民遷徙日本引起的文明突變，在東亞文化的整體構架中，探討彌生文化生成的背景和特徵。

第三章 彌生文化 （前3—3世紀）

1，農耕的起源

    在彌生文化的數千處遺址的粗陶上，經常發現稻穀的壓痕和炭化穀粒，這意味水稻農業的出現。這種新文化要素預示著一場“農業革命”的到來，其意義可與近代的“工業革命”媲美。

    那麽，這場“農業革命”是因內部能量的積聚而爆發的呢？還是在外來文明的刺激下引發的呢？近數十年來日本考古新發現證明，繩紋中期以後出現一些不可忽視的原始農耕（主要指栽培植物）兆候。

    到了繩紋晚期，在九州一帶已經出現明顯的農耕迹象。譬如，九州北部的繩紋晚期遺址，發現粗陶上印有稻穀壓痕和炭化穀粒、收割稻子的石鐮、蒸煮穀物的鬲形粗陶，繩紋晚期的夜臼式粗陶與彌生早期的板付式粗陶，在九州各地共存于同一文化層。

    關於繩紋水稻的存在，自然科學家們利用各種手段進行過驗證，中村純對稻科花粉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繩紋晚期九州北部普遍種植水稻。藤原宏志從繩紋晚期和後期的粗陶及土壤中檢出含有水稻細胞的土粒子，佐證九州地區水稻栽培的歷史始於繩紋晚期。

    1978年，考古學家通過發掘福岡市板付遺址，向繩紋農耕的實證研究邁出巨大的一步。在包含夜臼式粗陶的繩紋最晚期文化層中，發現大面積水田遺構，同時伴出炭化稻穀、半成品木制農具、石鐮等，其上層則是夜臼式粗陶和板付式粗陶的混合層。

    以上考古資料足以證實，至遲在繩紋晚期，九州地區已經出現水稻農耕。這些新文化要素顯然從海外傳播而來，我們認爲從繩紋後期大陸的水稻農耕和金屬文化，通過多種渠道傳至日本 。

    日本的水稻農耕來自海外，現在已成爲國內外學術界的共識。但是圍繞傳播的路線，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關於傳播的線路，大而別之有以下4種意見。

   （1）華北迂回傳播說：從中國華北由陸路經朝鮮半島的北部、南部及對馬至九州北部。

   （2）南方迂回傳播說：從中國雲南或印度南部經南洋諸島、臺灣、琉球進入九州南部。

   （3）朝鮮間接傳播說：從中國江南北上經山東半島、朝鮮半島南部再南下至九州北部。

   （4）江南直接傳播說：從中國江南利用海流和季風橫渡東海到達九州北部及西南沿岸。

    上述“華北迂回傳播說”和“南方迂回傳播說”值得商榷。首先，華北地區不是稻作的中心，直到本世紀中葉，華北一帶仍不以稻米爲主食，史前人類攜帶稻穀經朝鮮半島東渡日本，沒有必然性；其次，從印度或者雲南經南洋諸島、臺灣、琉球進入九州南部，按照當時的航海技術，決不是一條駕輕就熟的自然通道，況且沿途的住民多爲漁民，不適於稻作文化的長途傳播。

    “朝鮮間接傳播說”，至今仍爲日本和韓國的學者部分所極力倡導。埴原和郎認爲朝鮮西南部是“彌生文化的故鄉”，佐原真甚至斷言：“如果瞭解日本最初的農耕文化，那麽這種文化來自朝鮮半島南部，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中國學者大多傾向于“江南直接傳播說”。1992年，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召開“江南與日本”國際研討會，毛昭晰的《稻作的東傳和江南之路》和王心喜的《中國江南地區原始文化由海路輸入日本論》，專門論述這個問題，茲將要點介紹如下。

   （1）傳播稻作文化的人，首先自身必須從事水稻農耕、以稻米爲主食。江南地區不僅是水稻的發源地，還是水稻農耕的中心地，當地人既有食米習慣，又有稻作技術，自然會把這種習慣和技術攜往遷徙之處。

   （2）江南地區的吳越先民，自古擅長舟楫，靠近東海的河姆渡遺址，不僅采得鯨魚、鯊魚的骨骸，還發現雕木船漿、陶舟，蘆葦編織物也有可能用作風帆，說明7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具備航海能力。

   （3）稻作的傳播伴隨著農耕文化，繩紋文化後期及彌生文化中的農具、漆器、玉玦、鬲形粗陶、幹欄式建築、絹織物等，均具有江南文化的特徵。

   （4）浙江東部的舟山群島，發現5千年前至3千餘年前的40多處遺址，其中已確認3處爲稻穀遺存，在其後的戰國時代遺址中也發現炭化稻穀。這一事實說明，當時的吳越先民越海將水稻傳播到舟山群島，從舟山群島再傳往日本，不僅距離大大縮短，而且與九州最早的水稻遺址，在時間上也基本銜接起來。

    還需要補充的是，繩紋與彌生之交，正值中國的春秋戰國至秦初，西元前473年越滅吳，西元前333年楚滅越，西元前223年秦滅楚，均造成江南人口的大規模遷徙。此時，擁有大型海船的吳越人由海路出逃，攜帶稻種及農耕技術抵達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我們相信，水稻傳播的始發站在江南，橫渡東海直達日本的是一條主線，同時在北上和南下的過程中，形成多條粗細不等的支線，經由朝鮮半島或琉球諸島等抵達九州。

    水稻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農耕也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水稻農耕作爲典型的生産經濟方式，取代了以狩獵、捕撈、采拾爲主要形式的自然經濟，由此産生的結果不僅限於生産方式的革命，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列島的文化性質。水稻農耕營造的人文景觀，體現在諸多方面。

    住居和村落發生變化 。彌生人從山地、森林、海灘向濕潤的低窪地移動，除了傳統的豎穴住居，幹欄式建築拔地而起。《後漢書》（倭傳）說“有城柵屋室”，《三國志》（魏書·倭國傳）亦雲“有屋室”。從陶片、銅鐸的繪圖來看，這種“屋室”類似中國雲南一帶的竹樓，主要用作米倉。水稻農耕使彌生人趨向定居，因爲需要群體協同作業，便形成大規模的環壕村落，有人推測環壕村落的生態環境，平均面積約20平方公里。

    粗陶的器形和用途發生變化 。彌生粗陶的4種基本形態是缽、甕、壺、高杯，缽用於盛物，甕用以煮炊，屬於日常用具，大多沒有複雜的飾紋；壺用來儲藏稻穀，飾有各種紋樣，甚至雕刻人物、禽獸、房屋等圖像；高杯也用來盛裝食物，與缽不同的是，高杯盛裝的食物用作貢獻神靈。以上4種粗陶器皿，均與農耕生活密切相關。

    紡織技術突飛猛進 。《後漢書》（倭傳）記載：“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說明彌生人開始栽培麻紵，懂得養蠶抽絲，掌握織布技術。蠶桑發源於江南，隨水稻一起傳入日本。掌握養蠶抽絲的技術，就能織出比“布”（以麻紵爲原料）細緻、柔軟、光澤的“帛”。這種絹織品在九州14處遺址出土，在奈良縣唐古遺址、靜岡縣登呂遺址、和泉市池之上遺址，發現多種紡錘車、織梭、卷絲具、卷布具等，可以斷定機織取代了手編。

    從農耕中萌發原始宗教 。據《三國志》（魏書·倭國傳），倭人死時“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有棺無槨，封土爲塚”埋葬後，“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當他們要作出重大決定時，“輒灼骨而蔔，以占吉凶，先告所蔔，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

    這種原始宗教成爲神道的基礎，至今仍保持著生命力，如每年春耕時的“祈年祭”和秋收時的“新嘗祭”，當起源於彌生時代的農耕儀式。由水稻農耕伴生的文化，當然不止以上所舉的幾例，涉及到婚姻、葬俗、農具、交易、服飾、藝術等方方面面，有些我們還會在下面各節中敍述。

第二节 倭人的起源

1，混血人種

    關於彌生人的起源，從明治時代開始爭論了百餘年，代表性的觀點有“土著人種說”、“外來移民說”、“混血人種說”。

    持“土著人種說”者，如考古學家長谷部言人、鈴木尚等認爲：繩紋人順應生活狀態之變化而成彌生人，繼而發展爲古墳人，直至現代日本人。持“外來移民說”者，有人認爲來自南島，有人主張來自朝鮮，有人倡導“北方人種渡來說”，有人堅持“吳越移民說”。

    清野謙次大概是“混血人種說”的始作俑者，他認爲彌生人是繩紋人和外來移民混血而成的。埴原和郎對彌生人的混血率進行過別開生面的測算，他將身高的變化視作遺傳因數的量化表現，測出土井浜人混血率爲1比1.25，三津人的混血率爲1比0.8，由此斷定這是第一代混血兒。

    “混血人種說”目前已被學術界普遍接受，問題是這些被稱作“不速之客”的移民，究竟具有多大的規模。小山修三做過一個統計，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國人口，繩紋後期爲16萬1千人，彌生時代增至60萬1千500人，兩者相差近4倍。

    這種人口數量激增現象，除了生活狀況改善促進人口增長外，大量外來人口的加入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如果埴原和郎的混血率測算無誤，移民人數與繩紋人接近一比一。零星來自各處的移民，不可能達到數以萬計的規模，其中必有來自某處的遷徙集團。

2，來自何方

    身材明顯高於繩紋人的移民主體，究竟來自何處？圍繞這個問題，中外學者提出過各種意見。下面介紹幾個主要論點，並作些扼要的評析。

    朝鮮半島直接渡來說 。上田正昭指出，日本歷史上有過4次移民高潮：西元前200左右第一波，5世紀前後第二波，5、6世紀之交第三波，7世紀後半第四波。他認爲第一波移民，從朝鮮半島移居而來。佐原真根據韓國禮安裏古墳（4～7世紀）出土的63具人骨的平均身高（男子162.9釐米，女子150.3釐米），進一步限定這些移民來自朝鮮半島南部。

    上述觀點主要立足于兩地的文化類似性，但沒有說明人口東徙的必然性。事實上，彌生人遷居半島的現象也存在，如《三國志》（魏書·弁辰傳）說倭人從弁辰購鐵，稍晚的《隋書》（東夷傳）說百濟人與倭人、中國人雜居等。所以，九州北部與朝鮮南部的文化類似性，不足以證明兩者的授受關係，也可能是由某種文化同時流布兩地所造成的。

    北亞人種間接渡來說 。據地理學家鈴木秀夫研究，距今約3500年前（繩紋後期中葉），東亞地區氣溫逐漸下降，即出現寒冷化現象，引發人口遷徙。阪口豐經過推算，得出更爲精確的資料：3200年前至2400年前爲第一次寒冷期，此後的300年間氣溫一度轉暖，2000年前又出現第二次寒冷期。埴原和郎博士依據這些氣候變化資料推斷，在第一次寒冷化出現時，北亞的民族開始向溫暖的南方移動，到了第二次寒冷期時，南遷的速度加快，兩次南遷在時間上恰好與彌生時代對應，證明彌生移民從北亞經半島而來。

    將西元前3世紀前後的大陸移民東徙的原因歸於氣候的變化，雖然有其合乎情理的一面，但是上述解釋的最大缺憾，是沒有同時兼顧到這一時期東亞的社會變動，而且將移民主體斷爲北亞人種，亦與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不甚相符。

    江南農民直接渡來說 。16世紀末，赴日傳教的葡萄牙人羅德裏格斯在《日本教會史》中寫道：“日本最早的移民來自浙江，日本國王即其苗裔。”依據是什麽，作者沒有明示。本世紀中葉，安藤廣太郎從水稻傳播的角度指出：水稻分別發源於印度和中國南部；江南民族將水稻農耕傳至九州北部和朝鮮南部；日本的水稻農耕與朝鮮南部幾乎同時開始，兩者之間不存在先後之差。

    中國學者在尋繹“水稻之路”時，大多傾向于吳越移民是水稻農耕傳播者的看法。安志敏從稻作農耕、幹欄式建築、玦狀耳飾和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紋陶、吉野裏遺迹、海流和交通諸方面，詳細論證了彌生文化與江南地區的淵源關係。

3，東海外越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地“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計其地理方位“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又詳述倭人風俗：“男子無大小，皆鯨面文身。……夏後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發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

    這段文字是說，倭人的文身習俗、漁業經濟、土地産物、地理方位，均與以會稽爲中心的越人分佈圈關係密切。這種多元的相似性，應該與越人的海路遷徙有關。

    西元前333年，越爲楚威王熊商所滅，“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于楚”，從此散爲百越。迨及秦並六國、一統中華，江南之民紛紛流徙避亂，駕舟東遷者當不在少數。

    《越絕書》有“內越”、“外越”之分，“外越”亦作“東海外越”。《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徙天下有罪謫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備東海外越。”秦雖並滅六國，唯東海外越不服，他們組成龐大的船隊，或遊弋於海上，或避難於域外，對秦朝造成威脅。

    由於秦朝採取嚴厲的防衛措施，漂流在東海的外越複國無望，於是出海另求生路。董楚平稱他們是“越人中最善於駕馭海浪的弄潮兒，是傳播越文化的先鋒”。陳橋驛認爲，“內越”指移入會稽、四明山地的一支；“東海外越”指離開今甯紹平原而漂洋過海的一支，他們中的一部分很可能到達“臺灣、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人“黥面文身”，《後漢書》（東夷傳）說弁辰“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又說馬韓“其國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黥面文身”正是越地的古俗。劉向《說苑》（奉使）說越人“剪發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說明文樣是龍蛇之形。

    在交通手段尚不發達的古代，海途遠比陸路要來得快捷。試想利用海流或者風力航行，從江南橫渡東海僅需幾周甚至更短的時間，而經朝鮮再達日本，則往往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因爲他們最先的目的地未必就是日本，一旦在朝鮮找到適合的地點便定居下來，在後續移民的推壓下再逐步向東移動，直至最終渡海到達日本。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推斷，西元前3世紀前後大舉東渡的移民集團，很可能是江南的“東海外越”。他們不服秦朝統治，擁有強大的船隊，既有避亂遷徙的動機，又有集團越海的能力。他們將漁業農耕技術、青銅武器、航海知識帶到日本，而這也正是彌生文化的精華所在。

4，太伯之後

    吳越同居江南，自古爭戰不休。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擊敗吳王夫差。《資治通鑒》雲：“今日本又去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爲倭。”說明吳人亡國後四散，一部分跨海東徙，到達日本當在越人之前。

    倭人自稱吳太伯後裔，最早見諸魚豢的《魏略》，唐宋時代又爲《翰苑》、《通典》、《梁書》、《北史》、《晉書》、《太平禦覽》等多種史書採錄。泰伯始創之句吳，據地長江下游一帶，建都于吳中（今江蘇省蘇州市）。春秋後期句吳國力強盛，先破強鄰楚國，次敗宿敵越國，挾軍威北上爭霸，與晉國逐鹿中原。西元前473年，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揮師攻入吳地，句吳遂亡於夫差。

    “泰伯後裔說”事關日本民族的起源問題，因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也出現過激烈的論戰。其中千千和實發表的《吳太伯苗裔說之再探討》，主張從周邊民族的慕華心理探討漢人始祖傳說的成因，採取較爲客觀公正的態度，茲撮要簡介如下：

   （1）周邊民族憧憬漢民族創造的燦爛文明，由物及人，産生尊崇漢人的心理。

   （2）東亞諸族招請漢人移居，藉此吸收中華文明，其歷史相當久遠。

   （3）對東亞諸族來說，以漢族的神祗、聖賢作爲自己的始祖，在國際外交上極爲有利。

   （4）在古代的倭人部落中，類似的始祖傳說自古有之。據《築前風土記》逸文，怡土縣主五十手迹對仲哀天皇自稱“高麗國意呂山自天降來日*之苗裔”。與吳國交往密邇的某個部落自稱泰伯後裔，不足爲怪。

    千千和實的論文通過縝密的考證，論述了3世紀的倭人部落出於對內強化王權、對外提高威望的需求，將本族的始祖系挂于賢人泰伯，從而肯定了中國史書所載的“倭人自謂說”。這個結論應該說比較公允，基本上解決了這場公案。

    我們認爲，漢人始祖說可以分爲3種類型：第一種起源于異族逐鹿中原，第二種起源於異族之歸附，第三種起源於漢族的外徙。

    先看第一種類型。按照“華夷”準則，入主中原非漢族莫屬，於是逐鹿中原的周邊民族，勢必要證明與漢族的淵源關係。如春秋時代，夷狄強邦號稱“五霸”，爭雄中原，各以華夏支裔自命，以示出自正統：越奉夏後少康，吳稱泰伯之後，齊奉周太公望，晉奉周武王嫡子，楚奉黃帝後裔顓頊。

    第二種類型與此稍異。一些民族雖無意逐鹿中原，但通過在譜系上與漢族聯姻，確認與華夏的親緣關係，對內有助於鞏固統治，對外有利於提高國際地位。高麗王璉向北魏“請國諱”，世祖“詔下帝系名諱于其國”（《北魏書》）。再如《朝鮮史略》記高句麗：“及溫祚薨，朱蒙嗣，自稱高辛之後，國號高句麗，因姓高。”這種人爲編造的“擬血緣”系圖，將漢族的概念擴展至周邊民族，與古代東亞的冊封體制倒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種類型與漢族的人口遷徙關係密切，這是中國文化向四鄰擴散的重要途徑。漢人遷居異族之地，雖然在空間上脫離了華夏，但是文化傳承不會因此中斷。他們在四鄰播種文明，當土著民族逐漸漢化時，移民的祖先或者他們本人便被奉爲始祖。舉例說,夏後少康庶子無常封於會稽，越王勾踐奉其爲始祖；越爲楚滅後，其支庶四散,遷往閩越的一支又奉勾踐爲始祖。隨著漢人的外徙與漢文化的流播，周邊民族被漸次納入漢族的擬血緣系譜。

    在以上3種類型中，“太伯後裔說”當屬第三種類型，即爲渡日吳人所倡。《魏略》所載“自謂太伯之後”的倭人，據《資治通鑒》應是“入海爲倭”的吳人支庶。此說被多種中國史書載錄，其來源不會是一些零星的個人傳聞，應該是得自某個部落的始祖傳說。

第三節 金屬文化

1，鐵器和銅器

    《三國志》（魏書·倭國傳）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說明彌生人已經使用鐵器。

    金屬器大致與水稻同時傳到日本，時間約在繩紋後期與晚期之交。青銅器以山形縣三崎山遺址（後期）出土的青龍刀爲最早，鐵器的傳入則以福岡縣曲田遺址（晚期）的鐵斧爲嚆矢。至於金屬器的源頭，日本學者大多主張來自朝鮮南部，近年王金林著書提出異議：九州北部和朝鮮南部同時盛行青銅武器，“很難說是誰先誰後，或誰影響誰的”，吉野裏發現的銅矛鑄型，“袋部築有節帶及兩側有耳的技術是中國銅矛的傳統技術”。

    考慮到水稻農耕出現的地點和時期基本與銅鐵器具相同，那麽兩者的傳播路線也應當有密切關聯。因而我們認爲，至少是早期的金屬文化，主要從江南通過海上航路傳入九州一帶；然後，金屬文化與水稻農耕一起，從九州再向本州東傳。

    從中國大陸直接或經由朝鮮半島間接傳入日本的金屬器，就其功能而言有以下3類：生産工具，如斧、鍬、鐮、鋤等；武器，如劍、矛、戈、刀等；其他器皿，如鏡、鈴、錢、釧等。

    第一類生産工具以鐵器爲主 。鐵器最早出現在繩紋晚期，彌生時代逐漸普及。據漥田藏郎統計，彌生時代的鐵器遺址共發現203處，出土各類鐵器524件，其中前期6處（15件），中期52處（191件），後期96處（244件），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

    從出土的遺物看，大多爲鐵鍬、鐵鐮、鐵鋤等農具，也有鐵斧、鐵鑿、鐵刨等加工木器的工具，在福岡縣禦床松原遺址還發現鐵鈎、釣針等漁具。此外還有鐵制武器，如福岡縣立岩堀田遺址出土鐵劍4件、鐵矛1件、鐵戈2件等，《三國志》（魏書·倭國傳）說倭人使用“鐵鏃”，這個記載也已得到考古發掘的印證。

    上述遺址發現的鐵器成品，包含舶來品和仿製品兩種。仿製品的出現有以下3個理由：舶來品依靠移民或使者攜帶，考慮到當時的航海條件和日本的大量需求，不能保證持續和足夠的供給；鐵器與石器不同，破損以後還可重新鍛造；遺址中發現數量可觀的鐵塊和鍛造過程中留下的鐵渣。

    彌生人一旦掌握了冶煉技術，他們開始設法獲得鐵材，自己鍛制各類工具。有關這一點，《三國志》（魏書·弁辰傳）提供了間接證據：“（弁辰）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彌生人從盛産鐵礦的弁辰購買鐵材，完全符合彌生中期以後冶煉技術趨於成熟和鐵器工具迅速普及的實際情況。

    第二類武器以青銅器爲主 。青銅器與鐵器一樣，也在3世紀前後通過海路傳入日本。由於彌生時代直接從石器時代躍入鐵器時代，作爲生産工具的青銅器時代並不存在，因而青銅器主要以武器的形式融進彌生文化。

    青銅武器主要盛行於九州，彌生前期多爲大陸和半島的舶來品，數量不多；中期以後出現大量仿製品，數量激增。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舶來品多爲武器，但大陸移民實戰主要使用更爲鋒利的鐵制武器，所以沒有大量攜帶的必要；二是彌生中期以後，青銅器作爲武器也逐步讓位於鐵器、石器、骨器，製作精致、色澤鮮麗而來源有限的青銅器，被賦予神聖的意義，用作隨葬品和祭祀器，需求量很大，於是便有了仿製的必要。

    仿製品雖然還保持著舶來品的形狀，但已經失去武器原來的本質，亦即形雖武器實乃寶器。這種內涵的變化自然會在外觀上表現出來，其一是趨於大型化，其二是沒有鋒利的刃口，因而學術界將之稱爲“武器形祭器”。

2，銅鏡和裝飾品

    與鐵制農具和青銅武器同時傳入日本的，還有第三類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青銅器具，如貨幣、裝飾品、銅鏡等。

    九州和本州的一些彌生遺址，如長崎縣原之辻遺址、福岡縣禦床松原遺址、京都府函石浜遺址、大阪市爪破遺址等，均發現過王莽時代的“貨泉”。王莽所建的新代（8～23年）夾在兩漢之間，時值王朝交替的混亂期，因而形成一個移民高潮，“貨泉”的發現證明部分避亂漢人抵達日本。由於彌生時代尚無貨幣經濟的基盤，這種“貨泉”也就失去原來的價值。

    相比之下，彌生人對裝飾品更感興趣。愛美之心人人皆有，繩紋人已用獸骨、獸牙、獸角、魚骨、貝殼、玉石製作各類飾件，或插在頭上，或挂在胸前，或垂在腰間，或套在手腕。當他們發現舶來的青銅飾品，大概會爭相模仿。彌生中期以後，舶來品已經供不應求，於是出現仿製品。佐賀縣櫻馬場遺址（中期）出土的有鈎銅釧，雖從中國的銅釧（手鐲）演化而來，但形狀介乎方圓之間，且有突出的鈎子，更多地保留了繩紋貝輪（貝鐲）的特徵；同時出土的巴形銅器（伴出鑄型），其原形也被認定爲貝飾的一種。

    第三類青銅器中，銅鏡的出土數量最多，對彌生文化的影響也最大。大約從160個遺址中出土320餘面漢鏡，幾乎囊括漢代流行過的所有鏡式。銅鏡的流布情況也與其他金屬器一樣，彌生前期集中在九州，中期以後向西擴散，此時仿製鏡開始大量湧現。

    銅鏡在中國有兩種用途，一是作爲日常生活用品，主要供婦女梳妝之用；二是作爲齎福辟邪的寶器，或挂於門廳，或隨葬墓中。然而銅鏡傳到日本後，作爲生活用品的機能基本消失，作爲祭祀寶器備受青睞。

    我們注意到，銅鏡、青銅武器、玉類往往配套用作隨葬品，在九州部落首領的甕棺墓中幾乎無一例外。這3種象徵權威、顯示身份的舶來寶器，以後不斷被神聖化，最後演化成皇權標誌的“三種神器”，一直延續到今天。

3，銅鐸的起源

    日本出土的銅器中，銅鐸的起源最令人費解。從目前出土的400餘件看，主要分佈在近畿一帶。與銅鏡、銅矛、銅戈、銅劍等不同的是，這種神秘的銅器在墓中罕見出土，而是被埋在遠離人煙的山坡、曠野。

    銅鐸的祖型源出何處呢？學術界大致有3種意見，即“朝鮮小銅鐸祖型說”，“中國編鐘祖型說”，“彌生時代自創說”。首先，朝鮮小銅鐸無紋，高約10~20釐米，而日本的銅鐸體形巨大（最大的達134.7釐米），飾有華麗的紋樣，兩者之間不似乎有承繼關係。其次，從當時日本的文明水準及與大陸文化的關係判斷，“彌生時代自創說”缺乏任何有力的根據。我們還是把目光轉向中國大陸。

    中國在3千500年前的殷代，已經使用各類銅鈴，系於家畜的脖子，作爲識辨標誌，漢代的銅鈴上刻有“冝羊”、“ 冝牛”等字樣，寄託畜牧豐產的祈望。漢代的馬鈴在朝鮮和對馬島均有發現，高約3釐米，飾有簡單的紋樣。

    佐原真認爲，日本銅鐸起源于中國馬鈴和朝鮮小銅鐸，可是從畜牧社會傳到農耕社會，含義和用途發生變化，表現在外形上便是大型化和紋飾化。據《續日本紀》，早在1200餘年前日本人已證明銅鐸“音協律呂”，是一種“異常”樂器。有些早期的出土銅鐸，內側下端的隆帶磨損嚴重，推測是與鍾舌長期摩擦所致。以上事實表明，銅鐸最初是鳴響或奏樂之器，與中國的青銅樂器（如編鐘）應有某種關聯。

    但是也不可否認，大部分銅鐸徒具樂器之形，其實不具備鳴響奏樂的功能，這又如何解釋呢？中國青銅器傳入日本後，如武器、銅鏡等均經歷了從實用器轉化爲祭祀器的變容過程，主要原因是由於巨大的文明落差，使得原有的文化內蘊無法被完整吸納。

    銅鐸的情況大概也是如此，青銅樂器所包含的文化意蘊既豐富又艱深，如果不懂律呂、缺少曲譜、沒有樂人，青銅樂器只是徒具其形的擺設而已。我們推測，模仿青銅樂器製造的銅鐸，最初還有“鳴響”（或者“奏樂”）功能，但彌生人在享受藝術之前，更憧憬這種器皿的神秘力量。於是越造越大，越造越華麗，完成從“聽覺樂器”到“視覺銅鐸”的脫胎換骨。

第四節 邪馬台國

1，小國林立

    水稻農耕造就了一代農民，他們與獵人、漁民相比，更需要相互之間的協作，與自然環境維繫穩固而持久的關係。於是，以血緣爲紐帶的氏族集團逐漸消亡，以地緣爲核心的村落日趨壯大，在彌生中期開始出現部落國家。

    據中國史書的記載，這些部落國家從《漢書》（地理志）的“百余國”，發展到《後漢書》（倭傳）的“三十許國”，直至形成《三國志》（魏書·倭國傳）敍述的部落聯盟“邪馬台國”。 這些部落國家規模大小不等，內部狀況還不太清楚。不過，《三國志》（魏書·倭國傳）是根據魏使訪日的沿途見聞撰寫的，資料來源比較可靠，下面據此擇要介紹幾個主要國家。

    對馬國 。“方可四百餘裏，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余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對馬國以漁業爲主，但有食米的習慣，與九州的農民進行易貨貿易。

    一大（支）國 。“方可三百餘，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亦南北市糴。”即今壹岐島，農業比對馬國發達，漁業仍占較大比重，需要通過交易獲取稻米。

    末廬國 。“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即今唐津灣的松浦半島，繩紋晚期的菜畑遺址發現水田遺構，說明是水稻農耕最早的傳播地之一，同時保留著漁民的習俗。

    伊都國 。“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亦即古代築前之怡土郡，從三雲遺址出土大量銅劍、銅矛、漢鏡等，其中有8塊玻璃璧，有人推測是漢朝所賜的王標。“千餘戶”可能是“萬餘戶”之誤，這裏是女王國對外交流的門戶。

    奴國 。西元57年就已通聘漢朝，《後漢書》（倭傳）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1784年在福岡縣誌賀島發現刻有“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從須玖、岡本遺址也出土了豐富的舶來青銅器。三國時人口已達“二萬餘戶”，可見規模頗大。

    邪馬壹（台）國 。從奴國向東，是擁有“千餘家”的不彌國，向南是“五萬餘戶”的投馬國，再往南便是女王所居的邪馬台國，人口“可七萬餘戶”。

    女王統轄的範圍內還有21國，魏使因“其餘旁國遠絕，不得可詳”而僅錄下國名。如果不細讀《三國志》（魏書·倭國傳），容易産生日本列島僅此約30國的誤解。其實，魏使足迹所及限於九州北部，其南尚有“不屬女王”“男子爲王”的狗奴國；渡海向東，還有侏儒國、裸國、黑齒國等。

    關於邪馬台國的所在地，學術界存在兩種對立的意見，即“九州說”和“畿內說”。彌生時代的日本列島存在兩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圈：九州地區的“銅劍矛文化圈”和大和地區“銅鐸文化圈”。這兩個文化圈也可以看作是兩個部落國家的聯盟。

    我們很難設想，九州地區的部落國家聯盟，扼守著通往半島的要津而不與曹魏結盟；同時也難以理解，魏使避開必經之途的九州，卻與內地的畿內部落國家聯盟交通。基於此，我們贊同“九州說”。

    政治機構 。女王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是個“少有見者”的宗教偶像；“有男弟佐治國”，日常政務委任男性執掌。這種現象說明邪馬台國處在母系氏族社會的後期。男弟之下的中央一級官吏，均冠以“大”字。“大倭”總管經濟貿易：“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大率”負責行政法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于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達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大夫”出使中國的大使：“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女王3次通聘曹魏，所派大使均有“大夫”頭銜。

    社會階層 。部落首領稱“王”，《後漢書》（倭傳）說“國皆稱王，世世傳統”，表示“王”是世襲的，但統屬于女王；財大氣粗的貴族稱“大人”，他們“皆有四五婦”；“下戶”雖然也有“二三婦”，但“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屬於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漁民、工匠；“生口”與家庭財産相提並論，還作爲貢品送往中國，應該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

    風俗習慣 。魏使記敍“自郡至女王國”的道程後，接著記錄倭人的風俗，這裏又分爲兩部分。以“男子無大小，皆鯨面文身”起首的一小段，講的是“好沈沒捕魚蛤”的沿海漁民（水人）風俗；從“其風俗不淫”開始描述九州農民的風俗，篇幅大而詳細，涉及服飾、飲食、葬俗、房屋、風紀、刑法等。

    從《三國志》（魏書·倭國傳）的記載看，女王統屬的九州部落國家聯盟，是一個漁業和農耕相輔相成的共同體，內部已經出現明顯的階級分化，有一套比較完整的管理機構。其勢力範圍，在南部和東部受到其他部落國家或聯盟的遏止，於是利用便捷的海路積極與半島和曹魏交通，以獲得經濟、外交、軍事上的利益。

3，遣使入漢

    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8），出兵滅衛氏朝鮮，在其地置玄菟、樂浪、 真番、臨屯4郡，建安十年（205）分樂浪南部爲帶方郡。兩漢主要通過樂浪、帶方二郡，將勢力擴張到半島南部，繼而打開漢倭之間的通道。

    《後漢書·東夷傳》有篇序文，縱覽東亞大勢：漢武帝滅衛氏朝鮮，“東夷始通上京”；建武元年（25），劉秀（光武帝）建立東漢，東夷紛紛前來朝賀；此時，遼東太守祭彤威名遠揚，“濊、貊、倭、韓萬里朝貢”。《後漢書·東夷傳》記載2次倭使朝貢：

   （1）“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使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帝賜以印綬。”這條記事因日本發現“漢委奴國王”金印而出名。早年圍繞金印的真假爭論不休，隨著中國出土“滇王之印”、“廣陵王璽”、“文帝行璽”等漢代金印而獲得印證。

    我們注意到，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光武帝封禪泰山、梁父山，四月回洛陽後大赦天下，改元建武中元。奴國可能從樂浪郡獲知封禪大典，抓住機遇派出使團朝賀，授受金印在建武中元二年（57）三月以前，因爲三月光武帝去世，由太子劉莊繼位。奴國遣使大概與彌生中期小國兼併的形勢有關，欲借漢朝威光稱霸於海隅。

   （2）“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這條記事爭議很多，尤其是文字考異。如“倭國”，《翰苑》作“倭面上國”，北宋版《通典》作“倭面土國”，《唐類函》作“倭面土地王”；又如“帥生”，上引諸書均作“師升”。參斟諸家之說，“倭面土國王師升”似乎最接近原貌。

    《善鄰國寶記》（1466）、《異稱日本傳》（1695）將“帥升”比作景行天皇，顯然未充分注意“帥升等”的“等”字，這表明有複數的國王參加朝貢，也就是說日本尚未出現天皇掌權的統一王朝。此外貢獻“生口百六十人”，似非一國之力所能，邪馬台國最多時也只貢獻30人。

    永初元年（107）倭人聯盟到洛陽朝貢，恰是年僅2歲的殤帝駕崩、13歲的安帝繼位的翌年，機會抓得很好。井上光貞認爲，這是一次以末廬國爲首的小國聯盟的朝貢，這個聯盟形成于奴國衰落和邪馬台國崛起之間。

    在邪馬台國崛起之前，九州地區出現小國聯盟符合當時的歷史狀況，不過盟主是不是末廬國，沒有決定性的證據。從《三國志》的記載看，伊都國王統遐久，人口衆多，官制完備，與樂浪郡常有來往，文明程度遠高於末廬國，有可能一度當過盟主。

4,通聘曹魏

    彌生中期的墓葬顯示，舶來的青銅器和玉器類已作爲部落首領的王標，那麽這些部落聯盟的首領，便需要更權威的標誌。漢代倭人的2次朝貢，折射出島內小國兼併的兩個階段。

    “師升”的聯盟大約維持了半個多世紀，島內再次出現大規模的兼併，結果形成以女王爲首領的新聯盟。《後漢書·倭傳》雲：“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

    桓帝即位在146年，靈帝駕崩於189年，邪馬台國便誕生在這40餘年間。此時黃巾起義聲勢浩大，漢王朝搖搖欲墜。獻帝登基（189年）之初，公孫氏割據遼東，建安九年（204）分樂浪郡南界設帶方郡，控制連接江南、朝鮮南部、倭國的海路。

    由於公孫氏“隔斷東夷，不得通于諸夏”，邪馬台國直至漢亡（220 年）未能通聘中原。三國時，曹魏爲開拓東方和孤立孫吳，于景初二年（238）八月滅公孫氏，掃除了通往東夷的路障。倭人遂向曹魏朝貢，《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共記錄以下4次（含遣使赴郡 1次）。

   （1）“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2）“（正始）四年，倭王複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掖邪狗等壹拜率中郎將、印綬。”

   （3）“（正始）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喻之。”

   （4）“壹與遣倭大夫率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台。”

    新女王的遣使時間不詳，但《晉書· 倭人傳》雲：“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晉書·武帝紀》記載更詳：“（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日本書紀》引《晉起居注》：“武帝泰初（始）二年十月，倭女王重譯貢獻。”《冊府元龜》載：“晉武帝泰始元年，倭人國女王遣使重譯朝獻。”

    《晉起居注》和《冊府元龜》明記“女王”，則泰始二年（266）的使者當是台與派遣的掖邪狗一行，時值司馬氏取代曹魏建立晉朝的翌年，顯然是爲慶賀而去。大概因爲此次遣使發生在晉朝，所以《魏書》未明記年月。

    《晉書》（宣帝紀）中還有一條不太被人注意的記事：“魏正始元年正月，東倭重譯納貢。” 李季著《二千年中日關係發展史》認爲是狗奴國的使者，很有獨到之處。“東倭”的用例在隋唐以前文獻中罕見，《晉書》首開其例，當另有深義。《魏書》（倭人傳）徑稱邪馬台國爲 倭”，隔海居東的國家爲“倭種”；《晉書》稱“東倭”，是爲區別九州的“倭”，強調是“東方之倭”，亦即大和地區的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