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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今1萬年前左右，洪積世的最後一次冰川期結束，地球上的氣溫日趨暖和，冰川融化引起海侵，溝通大陸的陸橋次第沈入海底，約8千500年前日本列島形成了。地質上的巨變，給日本文明的躍進帶來空前的契機：溫暖多雨的氣候使萬物復蘇，鬱鬱蔥蔥的照葉樹林覆蓋大地，果實和動物取之不盡；海浪的侵蝕造成複雜的海岸線，形成許多波平浪靜的優良漁場。

    繩紋人在四面環海的孤島中，盡情享受自然界的慷慨恩賜，過著節奏緩慢的原始生活，竟然綿延近6千年之久！正因爲如此，繩紋文化具有雙面性：既有舉世瞻目的輝煌，又有滯後時代的失落。

    日本列島上的繩紋人，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將石器文化發展到顛峰，他們創造出輝煌燦爛的粗陶藝術，尤其是那千姿百態的陶俑（土偶），令世界同一時期的所有遺存黯然失色。人們按照粗陶形式的變遷，將繩紋時代分爲5個階段：

    本章分成“新舊交替”、“貝塚與粗陶”、“服裝與飾物”、“陶俑與屈葬”4節，敍述繩紋人從獵人變爲漁民的過程中，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了什麽變化，這種變化在生産工具、陶俑藝術、信仰與風俗中留下什麽印記。

第二章 繩紋文化 （約8500年前—約2500年前）

    在繩紋時代早期的遺存，已經出現一些新文化的兆候，如石鏃、粗陶、魚骨、木器等，創造這些文明的繩紋人，究竟屬於岩宿人的直接後代，還是渡海而來的大陸移民？學術界對此爭論不休，至今依然懸而未決。

    從50年代開始，隨著岩宿遺址的發現，繩紋人與岩宿人的關係引起人們關注，但一般均持否定態度。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認爲：第4次冰川期結束之初，來自南太平洋諸島的移民，沿伊豆七島抵達本州，帶來撚絲紋粗陶技術。撚絲紋粗陶的出土遺存，大多集中在關東地區南部，靠近太平洋一側；這種技術向四周傳播，逐漸爲土著人掌握，於是派生出捺型紋粗陶。

   “南方移民渡來說”，關鍵是要得到南太平洋諸島出土粗陶的印證，然而這一點目前還無法做到。有些學者將目光投向北方，指出：本州東北及北海道的田戶式粗陶，時間晚於捺型紋粗陶，而形制卻更顯古拙，與西伯利亞的櫛目紋粗陶相似，可能是北亞移民帶來的技術。

    最早提出“岩宿時代”概念的八幡一郎教授，甚至認爲弓箭、漁具、粗陶等繩紋文化的諸新要素，均“來自北亞”：“繩紋文化中的上述文化要素，不是在日本自發産生的，所以必須把視線轉向亞洲大陸。雖然這方面的調查和研究，還不足以積極支援上述觀點，但從自然條件和生活環境的相似性判斷，來自北亞的可能性頗大。”

    近年，主張“粗陶源出日本”的觀點，在學術界逐漸擡頭。既然粗陶是在日本自發産生的，那麽製造粗陶的繩紋人必定是岩宿人的後代。

    形制古拙的早期粗陶，上溯岩宿時代，下及繩紋時代，說明粗陶文化的創造者承前啓後，中間並未出現明顯的斷層。也就是說，繩紋人的主體應該屬於岩宿時代新人的後代。或者說，在第四次冰川期結束後海平面逐漸上升的過程中，不排除來自西伯利亞、朝鮮半島、南亞群島、中國華南的移民踏上日本列島，但是移民的數量和他們攜帶的技術，沒有從根本上影響日本的文明進程。

    上述論點，也可從繩紋人骨獲得佐證。繩紋人的骨骼化石極爲豐富，據人類學家內藤芳篤統計，迄今已出土數千具，而彌生時代和古墳時代的人骨化石均不過數百具。通過對人骨化石的研究表明，繩紋人臉形較扁，胴長腿短，體形屬於南亞人種，尤其接近港川人和柳江人。

    綜上所述，距今3-1萬年前從中國華南等地遷徙而至的新人及其後裔，在日本列島創造了細石器文化和最早的粗陶；當第四次冰川期結束之後，他們在食物豐裕的孤島上迅速繁衍子孫，將石器文化和粗陶技術帶入繩紋時代，並使之不斷趨於成熟。

2，弓箭與玉石器

    繩紋文化作爲新石器文化，雖然沒有萌生出農耕和畜牧，卻將石器和粗陶發展到世所罕見的高度。下面我們以弓箭和玉石器爲例，探討繩紋時代石器文化取得的成就。

    弓箭作爲狩獵工具，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投擲武器發展而來，是原始人類的重要發明之一。弓箭的發明，增強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擴大了人類的活動空間。由於飛行距離猛增、 速度加快、準確性提高，一些體形細小、動作敏捷的動物，甚至包括空中飛翔的鳥類，也成了人類捕食的物件。

    繩紋時代早期遺存的石鏃，證明弓箭的發明不遲於距今8千年前。從福井洞穴遺址和上黑岩岩陰遺址來看，與細石器文化中的小型尖頭器或有舌尖頭器關係密切。石鏃的原料大多採用黑曜石，用敲打方法製作，不再進行研磨（後期出現箭柄局部研磨）。

    弓箭一般隨著農耕和畜牧的産生，從生産工具變成戰爭武器，在金屬文化中才真正趨於成熟。然而，由於繩紋時代未能萌發農耕和畜牧，在長達6千年間，弓箭一直是狩獵的主要工具，因此成熟到石器時代所能達到的極限。

    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石器時代達到頂點，便進入青銅器時代，繼而是鐵器時代。但是，隨著長江流域良渚遺址、河姆渡遺址的相繼發現，有些學者提出石器文化向玉器文化進化的假設，爲我們研究史前文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

3，從獵人到漁民

    新舊石器時代的交替，引發一系列連鎖變革，粗陶、弓箭、磨制石器等迅速普及，人類的生産活動也出現轉型。恩格斯這樣描述：“蒙昧時代是以採集現成的天然産物爲主的時期；人類的製造品主要是用作這種採集的輔助工具。野蠻時代是學會經營畜牧業和農業的時期，是學會靠人類的活動來增加天然産物生産的方法的時期。”

    在這一方面，繩紋時代的轉型是很不徹底的。茂密的森林提供了足夠的食物，繩紋人不必去爲增加食源而耗費全部心思，尤其當他們發現大海中取之不盡的食物資源，便非常滿足於溫飽無憂的自然經濟，遂與農耕和畜牧的生産經濟失之交臂。

    如果把岩宿人看作是真正的獵人，那麽繩紋人更像是遠古的漁民。當繩紋人從山地、森林走向蔚藍色的海洋，日本文化便與大海結下情緣，這個千古情結一直維繫到今天。

    繩紋人丟棄食物殘滓的遺址，因爲有厚厚的貝殼堆積層，我們稱之爲“貝塚”（貝丘）。也許是一種巧合，在日本最早的貝塚——神奈川縣夏島貝塚，出土了最古的骨制魚鈎和大量的魚骨，碳14測定爲8千500年前，說明粗陶、弓箭、貝塚、漁具的出現，標誌繩紋時代揭開序幕。

    繩紋人從森林、山丘走向大海，由獵人變爲漁民，帶來生活習慣上的一次革命；他們又駕舟出海，由封閉走向開放，不僅加速了島國內部的物資交流，同時爲外來文明的到來準備好條件。

第二節 貝塚與粗陶

1，莫爾斯與大森貝塚

    縱觀世界考古史，許多劃時代的新發現，往往出自一些偶然的因素。北京猿人、甲骨文如是，岩宿遺址、明石人亦然，繩紋文化自然不例外。

    1867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實行“文明開化”政策，西方文化洶湧而入，學術界面臨改弦更張。1877年6月，美國動物學家莫爾斯來日本考察海洋動物，一次乘車從橫濱赴東京途徑大森車站，偶然發現車窗外一座貝塚。同年9月受聘爲東京大學教授，即刻組織考古隊發掘，出土粗陶、石器、骨角器等數百件，從而撩開蒙塵數千年的繩紋人的面紗。

    當時習稱“介墟”的貝塚，是繩紋人飲食垃圾的堆積場，多爲貝殼、魚骨、獸骨的化石，往往同時伴出陶片、石器、人骨等，是繩紋文化的典型遺存。

    大森殘貝塚的發現，標誌著日本近代考古學的開端。在莫爾斯的引導下，一批日本學者很快加入科學考古行列。如參加過莫爾斯考古隊的飯島魁、佐佐木忠次郎，1879年就已獨力發掘茨城縣的陸平貝塚。

    根據1980年的統計，日本各地（北海道除外）發現的貝塚已達1153處，其中早期97處，前期254處，中期258處，後期425處，晚期119處。繩紋早期貝塚的數量還不多，狩獵依然是主要的經濟手段；以後逐步遞增，繩紋後期達到頂峰，捕撈漁業上升爲主要經濟手段。繩紋晚期出現原始農耕，造成貝塚數量劇減。

2，粗陶編年

    粗陶的出現，是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徵之一。摩爾根將“制陶術的發明或制陶業的流行作爲劃分蒙昧社會和野蠻社會的界線”。關於粗陶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這樣論述：“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塗上粘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産生的。最初是用泥糊在編織物上燒成的，後來就直接用泥制坯燒制了。”

    歐洲及美洲的制陶術出現在弓箭之後，與農耕和畜牧處於同一時期。日本的情況則不然，岩宿文化晚期出現粗陶時，還不伴有弓箭，最初的粗陶與原始農耕相差約1萬年。粗陶雖然萌生于岩宿文化，但真正成爲文化的主要因素，則在繩紋時代。

    所謂“繩紋時代”，因該時代遺存出土的粗陶大多飾有繩狀紋樣而命名。這種粗陶最初由美國人莫爾斯在大森貝塚發現，他在發掘報告（《大森介墟古物編》）中定名爲“Cord Marked Pottery”，此後出土物逐年遞增，人們發現粗陶的形制和紋樣變化多姿，各個時期均有獨特的風格和樣式，於是按早期、前期、中期、後期、晚期進行編年。

    早期粗陶。多爲尖底或圓底的深缽，紋樣以繩狀壓痕爲主，也有少量篦紋、堆紋和無紋，器物種類和飾紋都很單調，燒制溫度不高（600-800度左右），呈灰黃色。

    在北歐、南歐、西伯利亞等地發現的早期粗陶，也多爲尖底或圓底，有人認爲日本的尖底粗陶可能源於西伯利亞的原始粗陶。下此結論還爲時過早，岩宿文化晚期的粗陶，多在九州和本州發現，從地理上看應當與中國大陸或朝鮮半島的關係更爲密切。如同前述，江西省萬年仙人洞的繩紋粗陶（約9千年前）呈圜底，不像是早期的形制。今後各地的考古發現，或許能爲揭開日本粗陶起源之謎提供新的證據。

    前期粗陶。前期的標誌是平底逐步取代尖底、尖錐形向圓筒形過渡，另一個特點是陶片經手工按捺後變薄，故有“煎餅式”的愛稱。器型趨於多樣化，飾紋表現複雜化，甚至出現浮雕紋，與早期的實用性器皿相比，顯露出觀賞性的萌芽。

    中期粗陶。這時期的粗陶造型達到輝煌的頂峰，講究對稱的浮雕式渦旋紋取代平面式的繩紋，縱橫交錯的粘土紐和粘土片構成的立體造型別具一格，具有代表性的火焰式粗陶，洋溢著繩紋人的藝術衝動和生命熱流，堪稱原始抽象藝術的傑作。另一方面，粗陶作爲視覺藝術，開始向寫實性發展，逐漸貼近生活，出現人形、鳥形、貝形等作品。

    後期粗陶。中期粗陶那種纏絡疊加的立體造型，同時給人繁冗重復之感，有損粗陶本來的實用功能。到了後期，複雜的浮雕裝飾趨於簡略，通體飾紋不再成爲主流，理性的造型獨領風騷。

    首先，器型突破圓筒格式，形狀出現多樣化，總體上從直立形向扁平形、從大型化向小型化發展；其次，重視器皿的實用性，如壺形、罐形、盤形、盆形、甕形、高杯形等，不僅僅是一種觀賞性造型，而是出於器皿功能的需要；再則，圖案簡略得當，雕紋線條纖細洗練，達到主題突出的效果；還有，不少器皿經過研磨，外表柔滑光澤。此外，燒制溫度較高，器體呈黑色，與中國龍山遺址的黑陶或許有某種關聯。

    晚期粗陶。作爲粗陶生産的中心地，關東的至尊地位受到挑戰，東北地區的龜岡式粗陶崛起。繩狀飾紋的傳統基本消失，代之以雲狀紋、工字紋、弧線紋等幾何線條；中期粗陶所見的躍動感和奔放感已成往事，造型因過於爛熟而顯得沈悶甚至呆板，局部工藝雖然愈加精巧，但整體構思卻缺乏創意。繩紋粗陶作爲一個文化生命體，似乎進入了衰老階段，彌生粗陶的誕生已指日可待。

    繩紋粗陶由新生而衰老，經歷了約6千年的風霜，比之于人生一世，早期和前期猶如幼兒和少年，以樸實的實用器皿爲主；中期似朝氣蓬勃的青年，渾身上下刻意打扮，立體雕刻極盡豔麗；後期和晚期進入中年和老年，裝飾趨於圖案化，沈穩有餘而豪氣不足。

第三節 服裝與飾物

1，編布和織布

    在繩紋遺址出土的粗陶底部，偶然發現一種排列有序的細格紋樣，與陶器表面的飾紋明顯不同，經專家考定是一些編織物的壓痕。

    留有細密編布壓痕的粗陶，在石川縣發現最多，共達6處；此外，岐阜縣、鹿兒島縣、熊本縣各有1處。所謂編布，類似於竹編、藤編，基本採用縱橫交錯的手工編織方法，只不過材料是從植物中抽出的纖維，比樹皮、竹片、藤蔓等更纖細、柔軟些罷了。

    上述推測很快得到證實，因爲在北海道、秋田縣、宮城縣、山形縣、福島縣、石川縣、福井縣等，自北而南靠近日本海一側的遺存，陸續出土原始編布的實物。包括前述福井縣鳥浜貝塚，目前發現編布的遺存共有8處，其中繩紋前期和後期各2處，繩紋晚期4處。上述8處遺址出土的編布，纖維絲采自苧麻或大麻，未作特殊的加工處理，絲線顯得粗大，經緯結合疏鬆。考察編布的起源，大概可以理出下列順序。

    繩紋人首先發明橫豎交疊的竹木編織物；其後將樹皮、藤蔓等撕成細條編織魚網，爲了控制網眼的大小，在經緯結合處進行纏繞加固；當掌握從植物提取纖維的技術後，便按照魚網的原理編織出網格更密的編布。

    編布在繩紋前期已經發明，一開始似乎與服飾無關，最初僅是木編、竹編、藤編的一種改良産品，用途也限於粗陶工地的鋪墊、食物的存放等。但是，編布一經發明，繩紋人馬上發現了它的特殊性能和廣泛用途。尤其是布的柔軟性和保溫性，容易加工成各類形狀，用作人類的服裝材料，遠優於傳統的獸皮。

    由於編布的原料是容易採集的苧麻和大麻，加之用途極爲廣闊，人們對編布的需求量很大，這種大量需求刺激了編織技術的發展。於是，最早的手工織布機問世了，由此生産出的織布比編布更細密、更牢固、更柔軟。現在，雖然還沒有發現織布的實物，但在佐賀縣、新瀉縣、長崎縣、宮崎縣的6處遺址，出土了織布壓痕的陶片。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認爲，織布技術是彌生時代時與水稻農耕、金屬器皿一起，由大陸移民攜帶而來。繩紋時代編布和織布的發現，徹底推翻了這一傳統觀點。然而，從目前出土的實物看，這些編布和織布工藝非常簡單，紋樣也十分單調。因此，彌生時代時從中國江南傳來先進的紡織技術，原始的編布和織布很快被淘汰了。

2，繩紋人的服裝

    在遍佈日本各地的繩紋博物館中，大多陳列著繩紋人日常生活的復原模型或圖像，據筆者參觀過幾處獲得的印象，男女老少均以獸皮爲衣，上下相連，腰間紮帶，露臂赤足，披頭散髮。繩紋人果真是這般模樣嗎？

    從各地貝塚出土的各類骨角針、骨角刀來看，他們已經掌握縫製技術，可以將小塊獸皮用藤條、麻線縫接起來，按照各人體形裁制合身的衣服。既然掌握裁剪和縫接技術，繩紋人不會滿足於千篇一律的筒形服裝。

    在長達6千年的漫長歲月裏，粗陶的形制和飾紋千變萬化，這種造型技術和審美意識必然會反映到服裝設計之中。可惜獸皮衣物的遺品至今還未發現，我們只能通過陶俑瞭解一鱗片爪。

    以狩獵爲生的岩宿人，大概唯以獸皮遮羞、禦寒。繩紋人從獵人變爲漁民，雖然仍有部分成員繼續捕獵小型獸類，但是堪制衣服的大塊獸皮的來源急劇減少，於是會去尋找其他代用之品。生活在海邊一帶的漁民，魚皮自然成爲首選之物。

    後藤守一根據繩紋遺址出土的“腰飾”（腰部挂件等），推測繩紋人最初的服裝是圍在腰間的“腰卷衣”，繼而出現從肩頭斜披至腰部的“袈裟衣”，衣料除了獸皮，還廣泛使用經過槌搗加工的樹皮纖維。

    原始編布和織布的發明，引發了一場真正的服飾革命。根據繩紋遺址發現的編布、織布壓痕及編布實物推測，繩紋人懂得從植物中取得纖維，從用手“編”發展到用機“織”，布終於與竹編、木編、藤編分家，成爲人類的又一個偉大發明。

    利用簡單的手工機器織布，意味著布可以批量生産，能夠滿足大衆消費，於是便出現了最初的布衣。從此繩紋人不必再爲獸皮和魚皮的來源擔憂，而婦女們在采拾果實之外，又增添了一份勞作。

3，裝飾品

    如前所述，繩紋人的服裝，不象我們想象得那麽簡陋。他們的藝術衝動和審美意識，在粗陶作品中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那麽在他們自身的服飾上又有何反映呢？

    把他（她）們描繪成“披頭散髮”，似乎有失公允。繩紋人是梳頭的，而且用的是塗漆的木梳。在福井縣的鳥浜貝塚（前期）、石川縣的米泉遺址（後期）、福島縣的荒戶敷遺址（晚期）、秋田縣的中山遺址（晚期）、青森縣的是川遺址（晚期）等，都發現過漆木梳，僅米泉遺址一處就出土6件，可見用梳子整發十分普遍。

    繩紋人甚至開始注重髮型，秋田縣湯澤市鐙田遺址（晚期）出土的一件陶俑，高22.2釐米，頭髮盤結于頂，塗成丹色，用髮夾固定；上身穿緊領衣，下身著短褲，一身堂堂的裝束。女性陶俑髮型多樣，有些盤成山形，有些中分爲兩簇，總之結髮盤頂的比比皆是，“披頭散髮”的罕見。

    各地貝塚出土的骨角器中，除了骨針、魚叉、魚鈎、骨刀、骨鏃等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裝飾品，其中包括種類繁多的發飾。要使用這些發飾，必須將頭髮盤結梳理起來，這也說明“披頭散髮”不是繩紋人（至少是愛美的女性）的典型形象。

    繩紋人的裝飾品，當然不止是各類發飾。他們用貝殼製成手鐲，用玉石磨成孔珠，將獸牙加工成挂件，用獸骨雕成項鏈、發針、耳墜等。這些裝飾品磨制光滑，雕刻精細，造型豐富，本身就是一件件值得玩味的藝術品。毫無疑問，與岩宿時代的玉石雕刻和骨角飾件相比，無論是工藝技術還是藝術品位，都大大前進了一步。

    1934年4月，神奈川縣山田中屋敷遺址出土一件壺形陶俑，頭髮盤結整齊，分成左右兩簇，顔面、胸腹、雙臂及後背均有文身。這種文身與粗陶的紋飾一樣，是人類美化生活的裝飾圖案。

第四節 陶俑與屈葬

1，從陶器到陶俑

    繩紋人製造的粗陶，按其用途可以分爲兩類：一種是維持物質生活的器皿，另一種是滿足精神需求的陶俑。岩宿晚期至繩紋前期，是實用性器皿的黃金時期；從繩紋時代中期開始，觀賞性陶俑漸放光彩。

    粗陶作爲原始藝術品，與彌生時代以後的平面刻畫相比，立體雕塑的特點非常突出。從繩紋中期開始，實用器皿向藝術作品演變，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或動物造型的作品，顯示出繩紋人豐富的藝術想象力和熾熱的創作激情。這一時期的造型藝術，按照與粗陶母體的關係，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粗陶表面的人物紋和動物紋。在整個繩紋時代，粗陶的飾紋雖然千變萬化，但繩紋始終是最基本的圖案。這些繩狀飾紋，起初也許是無意識印上的，但不厭其煩地使用數千年，問題又當別論了。

    雖然我們還無法破解繩紋之謎，但這種抽象紋樣逐漸退居爲附屬裝飾，代之而起的是植物、動物、人物等紋樣。這些圖案大多用幾條簡明的隆線構成，可以看出是從隆線紋衍變而來的。

    粗陶上部的立體造型。實用粗陶的藝術化，主要體現於胴體的紋樣和上部的造型。繩紋中期以後，上部裝飾趨向複雜，如長野縣丸山遺址（中期）出土的V字形深缽，缽口綴滿海貝雕紋，與火焰紋有異曲同工之妙。同一時期，人物造型的器皿也開始出現。這些作品的特點是，下部仍然保留缽、罐、杯、壺、甕的器形作爲台座，上部塑造神態各異的人首，因此有“顔面陶器”之稱。秋田縣狐森遺址出土的人首壺，屬於繩紋後期作品，人與壺已渾然一體。

    陶俑（土偶）。繩紋人在製作“顔面陶器”時，似乎對保留下部器形逐漸失去興趣，開始專注於人物塑造，其結果是徹底擺脫粗陶器皿的束縛，創作了大量的陶俑。所謂陶俑，即是人體的完整塑造，不再需要附屬的台座。正因爲如此，這些陶俑爲我們瞭解繩紋人的體貌、衣冠、裝飾、器具乃至髮型、風俗、信仰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直觀素材。

    現在所見的陶俑，大多是正面直立單人像，偶爾也有蹲坐或盤坐的。東京都八王子市宮田遺址（中期）出土的一尊陶俑，塑造一位側坐的母親懷抱繈褓中嬰兒的形象，逼真地再現了繩紋人日常生活感人的一幕。

    陶版（土版）。在繩紋時代的陶制藝術品中，頭像陶版也值得一提。這些陶版多呈圓形，用半浮雕技法刻畫人的臉部。青森縣龜岡遺址，繩紋晚期制陶業發達，這裏出土的一件典型陶版，面目刻畫清晰，顔面刺青，雙目微合，猶在瞑思。福島縣西方前遺址（晚期）出土大量陶版，既有人物頭像，也有動物頭像，雖神態各異，但做工粗糙。

    如果說陶器表面的隆線飾紋和上部的立體造型，還屬於器皿的一種藝術裝潢的話，那麽陶俑和陶版則是在追求另一種境界。目前比較通行的看法是，繩紋人製造動物形器，目的在於祈求狩獵和捕撈的豐收，是原始人庶物崇拜的體現。問題是，與動物形器密切相關的人物陶俑，又該如何解釋呢？

2，繩紋“維納斯”

    陶俑的製作歷史久遠，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到繩紋早期與前期之交，到了繩紋中期幾乎遍及日本列島全域。高度大約20釐米，成型後用低溫燒制。

    在各地出土的人物陶俑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女性像，雕刻非常精細，表情詭異，充滿神秘感，被稱爲繩紋“維納斯”。這類女性像具有一些顯著的共性：正面直立，雙腿叉開，乳房豐滿。有些腹部隆起，象徵懷孕；有些性器或臀部裸露，展示女性魅力。塑造這些極度誇張、體貌怪異的人像，究竟出於什麽目的呢？歸納諸家之說，有如下幾種假設。

    玩具說。有些生動可愛的動物陶俑（陶獸），確實類乎今天的兒童玩具，但是把精雕細刻的人物陶俑也看作玩具，便顯得牽強附會。繩紋社會尚未富裕到專門爲兒童製作玩具的程度，這些耗費勞力和精力的作品，應當是爲成人的某種目的而製造的。

    替身說。迄今出土的人像陶俑，幾乎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殘損，不是缺胳膊就是斷腿。有些學者認爲，當繩紋人備受病傷折磨時，毀去陶俑相應部分，祈求早日康復。但是，破損部分多爲容易脫落的結合處，不能完全排除自然破損的可能性；雖然數量較少，畢竟還有些四肢齊全的陶俑，一概定爲“替人受災”有失武斷；從陶俑演進而來的陶版，集中塑造頭部，這也無法用“替身說”解釋。

    惡魔說。繩紋人遇到天災人禍，無法合理解釋，遂歸咎于惡魔作祟。他們造陶俑以象惡魔，對之頂禮膜拜，以求平安。且不說陶俑並不似面目猙獰的兇神惡煞，在女性至上的原始社會，將女性視如惡魔，似乎難於說通。

    埋葬說。有些陶俑從岩洞裏面或巨石底下發現，有人認爲是某種祭祀儀式完成後被埋葬的。但是這樣的例子僅屬少數，絕大多數情況下，陶俑與石器、獸骨、粗陶器皿、骨角器一起，堆積在貝塚等普通遺址中。以個別推及全部，是非常危險的。

    咒術說。人像陶俑以女性居多，乳房、臀部、腹部、性器的誇張表現，使人聯想到孕妊和生育，於是繩紋人將女性奉爲豐衣足食和人丁興旺的象徵，塑像祀之，祈求子孫繁衍、捕獵有獲。但也有人提出異議，根據是人像陶俑中有些不似女性（比如沒有裸露的乳房）。

    除了上述諸種說法，還有部分學者提出“外星人說”。好事者甚至信誓旦旦地聲稱，以東北地區爲中心出土的鼓眼細目的典型陶俑，身穿宇宙服，頭帶通訊器，設備不亞于現代的宇航員云云。據說美國宇航局（NASA）曾欲化巨金購買繩紋陶俑，以備研究外星人之用，近乎天方夜譚。

    我們注意到，繩紋早期和前期的人像陶俑，往往五官模糊，甚至僅有胴體，與岩宿時代的石刻“維納斯”有幾份相似。不過，具有獨特形制的陶制“維納斯”，始於繩紋中期而終於繩紋晚期，在彌生文化中銷聲匿迹，說明這種陶俑反映出繩紋人特有的心象風景。雖然還缺乏足夠的證據，但可以肯定，在氏族公社中女性的支配地位與繩紋“維納斯”的大量出現之間，必然有密切的關係。

3，信仰與風俗

    前面提到，繩紋“維納斯”與母系氏族公社有關。那麽當時的社會狀態，又是什麽模樣呢？

    與逐獸而徙的岩宿人相比，繩紋人的經濟手段趨向多樣化，食物的來源也更爲豐富，他們的居所相對固定下來。被稱作“豎穴住居”的建築，一般呈圓形或方形，用4根木柱支撐茅草搭建的屋頂，地面或爲夯實的粘土，或鋪敷卵石、編織物，中間安放火爐；直徑或邊長約5～10米，從早期到晚期規模逐步擴大。目前發現的繩紋遺址超過1萬處，其中不少是豎穴住居密集而成的環形村落，擁有共同的集會、作業、貯存、墓葬、祭祀的場所。

    1973年，不同尋常的“巨木遺構”，在富山縣不動堂遺址首次露面，此後各地絡繹發現同類遺構。如石川縣近森遺址出土347根木柱，排列成方形和圓形，粗大的直徑達70釐米左右，推測是氏族公社集體作業、公衆議事、貯存食品的場所。有些遺構內部發現10多處爐址，顯然不似一家一戶的居所。

    氏族公社內部沒有貧富貴賤之分，工具和食物平等享用。從業已發掘的數千座墳墓來看，不存在明顯的厚葬、薄葬差別。葬法以屈葬（屈肢葬）爲主，屍體形同胎兒，似含起死回生之意。豎穴住居和環形村落，以血緣關係爲紐帶構成生活共同體。從精神上主宰共同體的，是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有些日本學者從民族學的角度考察，主張繩紋社會屬於“父系制”，至少是“父母雙系制”。但是，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社會，血緣關係通過母女維繫，這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基礎。

    在氏族公社中，由德高望重（或者多産）的女性擔當首領，她們利用巫術控制家庭和村落，而不是憑藉權勢發號施令。在繩紋遺址的墓地中，往往發現環狀列石，正中樹立一塊石棒，被認爲是繩紋人的祭壇。也有人稱之爲“日時計”，認爲是通過測量日影來計時的裝置。但是，那些經過雕刻的石棒，明顯象徵男性生殖器（男根），而且地點大多設在墓地中間，因此看作單純的計時之器，似乎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繩紋時代盛行拔齒習俗，這種風俗萌發於岩宿晚期，在繩紋時代迅速普及，晚期成人的拔齒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拔齒有多種形式，大別爲門牙和犬牙兩種，也有兩者兼之的，少則2顆，多則14顆。

    這種伴隨極度痛苦的殘酷習俗，究竟具有什麽涵義，至今仍無滿意的解答。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見解有以下幾種：成人儀式；結婚標記；爲近親服喪。近代一些非洲部落，仍行拔齒之風，男子在缺齒處插上獸牙，以逞雄猛。繩紋人的拔齒基本左右對稱成偶數，所謂結一次婚或死一個親人拔一顆牙的說法難以成立。在成年男性中，還有不少將門牙磨成叉狀的情況，佐原真認爲是咒術師的標誌，這既與女性施行巫術的社會風尚齟齬，又與拔齒的通常解釋不符。

    拔齒都見於14歲至16歲以上的成年人（就繩紋人平均壽命50歲而言），應當與成人儀式有關，問題是忍受痛苦以誇示膽氣有種種方法，而且應該留下明顯而長久的標誌。筆者以爲，繩紋人成人以後，意味將要出沒森林、闖蕩江海，拔齒既是成人的標誌，又是護身禦敵的咒術。

    綜上所述，繩紋人的信仰和習俗，均與他們的生存環境休戚相關。在生産率底下的原始社會，人便是第一生産力，於是出現了統率部落的女巫，於是産生了性崇拜；人類在猛獸面前還顯得弱小，對自然界的現象還無法解釋，於是出現了拔齒和研齒，於是産生了自然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