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初期，日本政府意识到自国还远未具备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实力，因此在与西洋的外交中采取步步退让的政策。
1871年12月，明治政府为与欧美列强进行改约交涉，并考察、学习欧美各国的制度和文化，派遣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方为副使，另有书记官、理事官及随员共48人组成的庞大使节团，赴欧美访问考察。此外，还有59名由华、士族出身的留学生随行。使节团从横滨出发，横渡太平洋经旧金山于翌年1月抵达华盛顿，开始与美国就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交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首次交涉就遭此挫折，使使节团成员深切地感受到以“弱国”日本去完成改约使命的非现实性，从而坚定了他们将此次欧美之行的重点放在考察学习上的决心。在结束美国的考察访问后，使节团先后还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对欧美先进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产业、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考察过程中，使团成员“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达到神迷程度。 [1] 直至1873年9月回国，历时长达1年10个月，耗资百万日元，占同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2%以上。使节团的此次欧美之行，对明治日本的内政外交政策影响巨大。日本以为：要与欧美列强的强权政策相对抗，首先要增强自国的实力，要富国强兵，否则在欧美列强面前就只能是委曲求全；当今世界正处在弱肉强食时代，强盛的国力可以使自己的霸权、侵略主张凌驾在弱国身上。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改约逐渐成为明治政府外交上的紧迫课题。因为日本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的通商条约，不仅使列强对日本的经济掠夺合法化，还使日本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和对列强各国侨民的司法权，因此显然是不平等的条约。西方列强凭借领事裁判权，在日本肆意滋事，日本却无权惩处；而因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导致的低税率，则严重影响了关税收入，并对日本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
继1872年岩仓使节团与美国交涉失败后，1878年，外务卿寺岛宗则认为要同时废止领事裁判权和恢复关税自主权有相当难度，而着力与美英等国进行了旨在恢复关税自主权的交涉，结果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1879年，井上馨继寺岛宗则任外务卿后，再次开始了改约的交涉。1880年，井上制定了先恢复部分法权和税权的修正案，并建议各国在东京举行修改条约会议，遭到了英国等的反对而未果。1886年，改约会议举行，井上全面接受英国和德国提出的改约建议，列强承认废除部分领事裁判权，提高部分进口关税，日本则答应二年后开放日本全国，准许外国人内地杂居。井上的行为受到了列强的褒奖，却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政府不得不放弃井上已达成的协议，井上被迫辞职，改约交涉再次失败。
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重新秘密开始改约交涉，然而其主要内容与上述井上协议相差无几，再次招致了国民的猛烈反对，大隈因此被国粹主义者炸去一腿而负重伤，政府不得不再次停止改约交涉。
交涉的屡屡失败，并没有使日本政府丧失信心。此后，日本利用英国与俄国在争夺中国权益上的矛盾，并以对中国实施侵略为代价，于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率先与英国解除了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条款。以此为契机，日本与其他各国也陆续重新谈判，逐渐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款，并最终于1911年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本从开始进行交涉至最终完成改约足足花了半个世纪，而且是在通过对亚洲近邻实施侵略来获取欧美列强青睐的基础上实现的。
明治前期，日本政府从制度、风俗等方面积极推行西洋化政策。尤其是在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为促进改约交涉而采取了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井上认为，要改变欧美列强对日本的态度，首先必须使他们承认日本也是文明国家，而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其风俗习惯乃至服装、举止都必须是西洋式的。作为推行欧化政策的重要一环，井上策划在东京耗巨资建造“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国贵宾，并安排上流社会成员在此与西洋人进行社交。达官显贵们携妻带女、洋装革履，几乎每日来此参加招待西洋人的舞会、宴会，以改变欧美人对日本的印象，并达到改约的目的，史称“鹿鸣馆外交”。然而，这一表面而且极端的欧化主义政策，招致了国民的极大反感，并最终随井上的辞职而宣告破产。
在1855年德川幕府与俄国签订的通好条约中，规定了两国的国境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岛以南为日本领土，得抚岛以北为俄国领土，而库页岛被认为是两国的杂居地。库页岛历史上属中国领土，18世纪日俄两国先后向该岛的南部和北部殖民，并逐渐占据该岛。1869年，日本将吓夷地改称北海道，将库页岛改称桦太，统辖于同年所设的开拓使。俄国乘库页岛归属尚未确定之机，向该岛大量移民并派遣军队，企图独占该岛，使日俄间在领土问题上矛盾不断加深。明治初期，政府认为凭日本当时的国力，尚难以与俄国抗衡，遂采取退让政策。视日本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美、英两国，认为日本尚无力抵抗沙俄，经营库页岛，因此也极力劝告日本放弃该岛，集中力量经营北海道。经交涉，于1875年日俄两国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日本让出库页岛，俄国则将得抚岛及其以北的小岛屿千岛群岛共计18岛让给日本，以作为补偿。日本之所以轻易让出曾认为是自国领土的库页岛，除屈服于俄国的强大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不希望与俄国搞僵关系，以使俄国对日本的侵略朝鲜政策保持中立，企图把在库页岛的损失从对亚洲近邻的侵略中夺回。很明显，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所采取的也是“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政策。
二、甲午战前的东亚外交
与对西洋的屈从外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治政府在成立不久，就逐渐确立了以对朝鲜和中国实施侵略为目标的东亚外交政策，企图以此弥补失之于欧美的损失并最终实现其征服大陆的野心。明治天皇执政伊始，即颁行诏书，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表示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明治政府最早抛出侵略论调是所谓的“征韩论”。由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下级武士陷入困境，为了消除他们的不满，维护国内的安定，而有必要将他们的士气转向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图侵占朝鲜，而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日本必须抢占先机。尽管“征韩论”因政府当权派间的矛盾被“内治优先”派否决，但此后并没有停止侵略的步伐，出兵台湾并吞并琉球、制造“江华岛事件”并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等一系列事件，这些都表明明治政府正是朝着其既定目标一步步实施侵略政策的。 言论界出现的对亚洲的蔑视和侵略扩张的论调，以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最具代表性。1885年3月，他在文章中称：“我国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2] 1890年3月，内阁总理山县有朋在国会演讲时将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作“利益线”，并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日本只要认为某国家或地区与本国利益有关，就可以出兵加以“保卫”。根据首相的旨意，青木外相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一文中，更加露骨地主张要在近期内抢先占领朝鲜、满洲和俄国滨海地区，甚至要把朝鲜、满洲并入日本。山县、青木的这些论调，是立宪后第一届内阁提出的对邻国外交总方针，通称为“大陆政策”，以后的几届内阁在外交上都承袭了这个方针。 [3]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试图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等至天津，会见了李鸿章，并递交了日本外务卿致清朝总理衙门的信，还以两国通好可以协力抵抗西方列强等措辞打动李鸿章，极力要求与中国通好。李鸿章认为日本虽然难以成为中国的外援，但一旦有事时亦可稍事联络，因而主张与日本订约。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等人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方全权大使伊达宗城、副使柳原前光到达天津，两国开始谈判订约。日方提出条约应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日本也应像欧美各国那样从中国享受种种特权，结果遭到了中方的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双方最后商定《中日修好条规》18条，通商章程33条。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与西方各国强迫中、日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它是两国自主商定并且基本平等的条约；第二，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中，中日两国都被迫规定给予西方各国以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权利，而本条约规定双方均给予对方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权利，二者处在对等的地位上；第三，条约规定了中日两国永不侵犯对方领土，互不干涉内政，体现了双方尊重对方主权的原则。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条约却非常不满，并要求修改条约，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1873年4月，中日两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副岛种臣在天津互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
《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近代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在订约谈判中，日方已暴露出了以西方列强的姿势凌驾于中国之上的野心，只是由于当时日本正值维新之初，国力尚弱，才没有坚持所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然而，换约后一年，日本政府就公然破坏条约，出兵侵略中国台湾。
琉球自明朝始就已成为中国的藩属。1609年日本鹿儿岛萨摩藩藩主岛津氏承德川家康旨意率兵侵略琉球，俘虏琉球王，并派兵监督琉球内政，但琉球仍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并继续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只遇飓风飘到台湾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地方，一些水手因同台湾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而被杀害，其余逃出者受到清政府官兵保护并送回琉球。本来，这一事件纯属中国与琉球间的问题，与日本无关。然而，日本政府居然于1872年单方面宣布琉球王国为属于日本的“琉球藩”，正式侵占琉球。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荒诞地声称“杀害琉球人就是杀日本人”，出兵侵略台湾。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遭到了台湾人民的英勇抗击，清政府也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祯率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急于求和。1874年10月，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等的“调停”下，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北京专约》。主要内容为：清政府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赔偿日本银50万两。 [4] 很明显，这是一个屈从的条约。清政府承认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间接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属民，为日本此后彻底吞并琉球留下口实。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中央政府朝贡。1879年4月，日本拘禁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于东京，废“琉球藩”为冲绳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最终从中获得赔偿，这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明治初期政府当权派虽对西乡隆盛等人过急的“征韩论”持反对意见，但他们并非反对侵略朝鲜，只是主张等待最佳时机。1875年9月，侵台得手后的日本，派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向该岛上的朝鲜守军寻衅挑起战端，并占领了岛上的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这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并单方面挑起的事件。1876年1月，日本政府仿效美国政府派培里率舰队用武力胁迫日本开国的手法，派特命全权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艘军舰到朝鲜仁川，在隆隆炮声中于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也称《江华条约》。同年8月还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附录》、《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保有平等的权利。”这决非表示日本真正与朝鲜缔结了平等的外交关系，而是希望以此确定朝鲜脱离与清政府的关系，成为“独立国”，并最终达到统治朝鲜的目的。条约还规定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日本的货币在朝鲜可以自由流通，朝鲜不得对日本的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等条款。至此，日本初步打开了侵略朝鲜的道路。
条约签订后，朝鲜国内掀起了反日反封建的热潮。1882年7月，朝鲜京城镇兵发生兵变，民众附和，大院君也乘机鼓煽。兵变者及民众杀害了闵妃派的主要人物和日本军事教官，纵火焚烧日本使馆。大院君重掌政权，排斥闵氏。史称“壬午事变”。事变后，日本和中国相继派兵，朝鲜国内动乱趋于平静。李鸿章为避免战争，捕捉大院君并带往天津，重新扶正闵妃政权。并与日人和谈，订立《日朝济物浦条约》，由朝鲜向日本支付赔款并允许日本派兵保护使馆。
1884年12月，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在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策动下，唆使亲日的“独立党”（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了闵妃一派的“事大党”（保守派）政权，建立了新政府。清军在闵妃政府的请求下入朝支援，三日内就平定了政变。竹添进一郎见败局已定，弃馆潜逃。动乱中开化党众多领导人物被杀，党首金玉均等逃亡日本。史称“甲申事变”。
“甲申事变”虽被平定，但日本和中国的大批军队仍驻留朝鲜并形成对峙。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机发动对华战争，但伊藤博文等认为，以目前日本的国力尚无充分的把握与中国抗衡，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纠纷。1885年春，日本特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到天津与李鸿章进行谈判。最后双方签订《天津条约》，规定：第一，两国军队在四个月撤出朝鲜；第二，两国停止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第三，两国今后若向朝鲜派兵必须事先相互通告，并在事后立即从朝鲜撤兵。至此，日本获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名义赴朝，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而日本则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日本在侵略朝鲜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华侵略的准备。1887年，日本制订了《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5年为准备期，抓住时机进攻中国的计划。 [5] 1887年，明治天皇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并要求文武百官从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到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已占总预算的40%，并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海军已拥有31艘军舰，24艘水雷艇，总排水量达7．2万吨，在军事上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准备。
1890年，日本发生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随着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迅速确立，国内投资急速扩大，而国内市场尚未完全成熟，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严重过剩。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纷纷揭竿暴动。日本政府为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向国外开拓商品市场，摆脱政治困境，决意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势如破竹。朝鲜政府虽有向中国借兵之意，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故议而不决。日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已到，一面极力纵恿清政府出兵，并诡称“我政府必无他意”，一面秘密加紧迅速出兵的准备。6月，起义军直逼汉城，朝鲜政府不得不请求清政府出兵。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军开赴朝鲜，驻守牙山，并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日本政府见阴谋得逞，遂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迅速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派遣军队，兵力达到了中国军队的二倍，并迅速控制了仁川、汉城等军事要地。
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以使中日两国撤兵。6月10日，起义军与政府达成了“全州和约”，汉城趋于平静。至此，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共同撤兵，但遭到了日本的拒绝。日本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的图谋已昭然若揭。
而正在此时，7月16日，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同意在条约实行五年后废除领事裁判权。这样，日本不仅首次与欧美国家签订了对等的条约，加强了政府在民众和在野党心目中的地位，而且还消除了英国干涉的危险。英国虽担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当时在远东地区，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极想拉拢、利用日本。
日本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侵略计划推进到最后的实施阶段。7月23日晨，日本攻占了朝鲜王宫，推翻闵氏政权，建立了以大院君为中心的亲日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逼迫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间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不宣而战，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和丰岛海面的中国兵舰发动了突然袭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后，清政府被迫应战。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李鸿章任命从牙山逃回的叶志超为诸军统帅，率军驻守平壤。9月15日，日军进犯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连夜逃离平壤，“一夜狂弛三百里”，退至中国境内。至此，平壤失守，日军完全控制了朝鲜，战火开始烧至中国境内。9月17日，日本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起进攻，挑起黄海海战。丁汝昌率领舰队列阵迎战。经五个多小时的激战，北洋舰队损失“致远号”、“经远号”等舰船5艘，日舰也有5艘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北洋舰队损失较大，但主力尚存，日军没有实现“聚歼清舰于黄海”的野心。本来，北洋舰队只要重整旗鼓，仍可与日再战，但李鸿章为自存实力，却令舰队躲进威海卫，致使日军取得了黄海的制海权。10月下旬，日军经月余休整后，兵分二路进犯中国东北边境，接连占领九连城、金州、大连、旅顺等地。日军占领旅顺后，不分男女老幼，展开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杀害居民二万余人。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城湾成山登陆，包抄威海卫的后路，并开始进逼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进入2月，日军击沉北洋舰队“来远号”等4舰，威海卫形势万分危急。此时，丁汝昌决定冒死突围，但部下偷生之徒拒不执行命令，丁汝昌在绝望中自杀殉国。12日，牛炳昶等率军投降，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3月，日军集中兵力攻占辽东，先后占领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军事要地，所到之处，肆意烧杀。
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和清军的腐败无能，无论是朝鲜战场还是中国国内战场，清军总是屡战屡败。1995年1月，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正在威海卫围歼北洋海军，迫使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侵略要求，因此借口张、邵二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2月，日本鉴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以割地、赔款为条件，通过美国要求清廷以奕訢或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3月14日，李鸿章携参议李经芳、参赞马建忠等，赴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谈判桌上，日方只允许李鸿章对日本事先拟好的条款表示“允”与“不允”，还声称一旦谈判破裂，日本将派大军攻打北京，动辄以战争再起相要挟，逼迫李鸿章接受苛刻条款。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在下关（马关）春帆楼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分八次在七年内付清；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船只有权沿内河驶入以上口岸；五、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
《马关条约》是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了清政府承认日本控制朝鲜，使日本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梦寐以求的扩张目标，并把朝鲜变成入侵中国的桥头堡。条约的割地条款，不但使中国失去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亿3千万两，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偿付这笔巨额赔款，只得大举外债，而列强通过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日本获此赔款，加强工业特别是军工业的建设，为进一步实施扩张侵略创造了条件。开放沙市等四个新通商口岸和准许内河航行，使各国得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那里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共享这项权利。甲午战争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的中国民族工商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加剧了对中国的瓜分和侵略。在《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的规定，直接触及列强的权益。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出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立即联合德国、法国一起干涉此事。三国认为：日本如占领辽东半岛，不仅会使朝鲜的独立有名无实，而且会妨碍欧洲各国在远东的利益，威胁清朝首都，妨碍东亚的和平，因而“劝告”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面对三国的干涉，日本急忙争取美、英的支持。美、英两国虽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和与日本的关系而没有直接参与干涉，但也不愿看见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过于膨胀，因而没有直接支持日本的主张。日本自知无力与三国为敌，于5月5日正式宣布接受三国的劝告。6月，日本派林董为驻华公使，7月清朝派裕庚为驻日公使，两国恢复外交关系。11月，按照三国事先与日本达成的协议，日本与中国在北京签订《辽南条约》，规定由中国加付3千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随后三国以此为机，强迫清廷给予许多侵略特权。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暴露了列强在中国的矛盾，也暴露了俄国妄图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开后，中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尤其是台湾人民反对割台的斗争更为激烈。当台湾军民积极准备抗日之际，日本也在做侵占台湾的准备。5月10日，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长官，以便办理台湾岛的接收事宜；5月19日，清政府无视台湾人民的呼声，派割台专使李经芳前往台湾办理交割。6月2日，李经芳在一艘日本军舰上正式与桦山资纪办理了台湾交割手续。5月27日，在割台手续办理完毕之前，日本就派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开始进犯台湾；5月29日，日军由桦山资纪和北白川能久指挥，向基隆进犯；6月3日日军攻占了基隆。台湾巡抚唐景崧不战而逃。7日，日军攻占了台北。台北失守后，台中的一些守将也纷纷弃地而逃，整个台湾岛随时可能陷落。在此紧急关头，台湾人民在吴汤兴、徐骧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义军，会同刘永福领导的守卫台南的黑旗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以土枪土炮抗击训练有素并拥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达5个月之久，5万侵台日军伤亡达3．2千多人。近卫师团不仅有半数官兵被消灭在台湾土地上，而且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在这次侵台战争中毙命。台湾军民为捍卫祖国的神圣尊严，保卫自己的家园，用自己的鲜血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三国干涉还辽后不久，俄国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加紧攫取在华“权益”。1896年6月，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等特权；1898年3月，强行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1900年7月，又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机，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
日本由于三国的干涉而被迫归还辽东半岛，自然心有不甘。自此，日本确定了对俄作战的计划，并积极进行作战准备。而俄国的上述扩张行动更加剧了它同日本在东北和朝鲜问题上的矛盾。
1902年1月，日本与英国签订了“日英同盟”条约，日本以此作为其对外战争的外援，英国则企图利用日本阻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以保护自国的利益。美国则认为俄国是其在亚洲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障碍，也希望借日本削弱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军事实力方面，至1904年，日本经过长期备战，其实力也已非十年前可比。日本对俄作战的准备已基本完成。
1902年4月，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同意分期从中国东北撤兵。1903年4月，是俄军第二次撤兵的期限。但临近期限，俄国不但拒不撤兵，反而从本土派遣增援部队，还居然任命了远东总督，企图永久侵占中国东北。对此，日本一边与俄国进行外交交涉，一边调兵遣将，准备战争。1904年2月6日，日本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8日，日本海军偷袭旅顺港的俄国军舰，不宣而战。10日，日俄两国相互宣战，日俄战争正式开始。
日本海军偷袭旅顺港俄国军舰后，对驻守该地的俄国太平洋分舰队进行了多次攻击，并将其主力封锁在旅顺港内，但难以对其实施致命性的打击。
3月，日本开始陆上进攻行动。4－5月，从朝鲜登陆的日军不断北进，渡过鸭绿江，出其不意地击溃俄军东满支队，占领九连城、凤凰城。与此同时，日军还于5月初在辽东半岛小河口一带登陆成功，占领金州；同月底在辽东半岛大孤山登陆，进占海城；6月从大连湾登陆，包围旅顺。日军在陆上进攻接连得手。
8月下旬，日俄两军展开“辽阳会战”。两军苦战至9月初，结果俄军败退，日军以损失2万多兵力的代价占领辽阳。
在辽阳会战的同时，日俄海军在旅顺东南的黄海海面也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8月初，驻守在旅顺港的俄国海军为了向海参崴突围，将舰队驶出港外，结果在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联合舰队的封锁，不得不与之展开海战。最终俄军舰队溃不成军，遭受重创。
黄海海战后，日俄两军又展开了激烈的旅顺争夺战。旅顺的得失，对日俄战争的成败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还存在，日军就无法结束战争，也无法保证海上交通线不受威胁。因此，日军不惜代价攻取旅顺。9月至11月底，日军经过数次强攻，终于在12月初攻克了战略要地——203高地，旅顺港完全处于日军炮火控制之下。1905年1月1日，俄军旅顺守军将领开城投降，旅顺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攻陷旅顺和摧毁俄军驻旅顺舰队主力，使日俄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日军为与俄陆军决一死战，调集25万兵力进攻奉天。两军经多次交锋后，俄军于3月7日开始北退，10日日军占领奉天。此时，日军虽有阻截追击之心，但将士已无北进之力，于是两军在昌图和四平之间形成对峙。奉天会战，日军伤亡7万，俄军投入兵力37万，伤亡9万，另有2万士兵被俘。
奉天会战后，俄国政府仍不甘心失败，还寄希望于即将到达的从欧洲东调的舰队能挽回败局。5月27日，当这支舰队经过对马海峡准备驶向海参崴基地时，遭到早在此处待机的日本联合舰队的猛烈攻击。双方经过2天激战，俄军惨败，共被击沉舰船19艘，被俘7艘，逃跑中被中立国解除武装6艘，遇难2艘，只有4艘舰船逃回海参崴。
对马海战的结束，标志着俄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但这时，日本也不仅在前线上伤亡惨重，而且国内兵力和物资的增援也已告罄。这样，日本在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以后，主动提出与俄国讲和。
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两国派代表前往美国朴茨茅斯谈判。1905年8月10日，两国正式开始谈判。9月5日，双方正式签署《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承认中国东北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则保留其在中国东北北部的势力范围；俄国把其在辽东半岛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把长春至旅顺的铁路及其一切特权和财产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俄国割让萨哈林岛（即库叶岛）南部给日本，承认千岛群岛属于日本。《朴茨茅斯条约》是一个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签订的分赃条约。同年11月，日本还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强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还从中国夺去了许多关于通商、投资、采伐森林的特权。《朴茨茅斯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相继签订，使中国东北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从此，中国东北几乎全境对外开放，为日本进一步向亚洲大陆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1906年日本成立了 “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 ，并改旅大 “ 租借地 ” 为关东州，设立关东都督府。这两个机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日后对东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中枢。
明治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日本实施对外侵略提供了物质保证，而日本的对外侵略则解决了发展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资金和市场这两个最根本问题，从而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
日本通过对外侵略战争从中国掠取的第一笔具有战争 “ 赔偿 ” 性质的款项是1874年琉球事件后的赔款50万两白银。而在甲午战争后三年间，日本以战争赔款、赎辽费和威海卫驻军费等名义从清政府掠取了约2.3亿两库平银，约合3.5亿日元。以日本1896 — 1898 年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2.7亿日元推算，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掠取的巨额款项，约合当时日本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4倍。义和团事件后，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又从中国的4.5亿两 “ 赔款 ” 总额中得到0.35亿两，约合0.5亿日元。此外，日本还在战争中抢掠了大量财物。
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战争获得了各国列强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可以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并可在内地设栈寄存。这些都对日本从中国输入原料并输出工业产品，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国内的工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把通过对外扩张和掠夺作为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捷径。事实上，日本政府除将巨额战争赔款用于扩充军事、划归皇家财产等之外，还主要用于发展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这为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钢铁制造业方面，主要利用甲午战争所获得的赔款兴建的官营八幡制铁所（钢铁厂），于1901年投产。其原料采用中国湖北大冶的铁矿石。钢铁厂投产后，其生铁和钢材产量在日本钢铁总产量中均占极大的比重。该钢铁厂的建成并投入使用，不仅为日后的日俄战争等提供了大量的军用物资，也为整个日本重工业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在造船业方面，甲午战后的海军扩充计划促进了民营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国产船舶总顿数很快超过进口船舶数。在航运业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以及受到政府的特殊保护，甲午战争后，日本邮船、大阪商船、东洋汽船三大公司已对日本的航运业构成垄断地位。在纺织业方面，甲午战争后，由于输出中国和朝鲜的纺织品数量急剧增长，纺织企业数和生产总量均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896年至1899年短短三年间，棉纺产品出口量增长8倍，总产量增长近一倍。在对外贸易方面，随着工业原料的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贸易总额成倍增长。在银行业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数量从1893年的454家增加到1900年的1802家，呈现急剧增加的态势。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由于战后军备扩张增加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加之通过掠夺台湾、朝鲜等广阔的殖民地市场，战争期间已获巨额利润的大资本企业再次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日本在1871年决定实施金本位制，但由于缺乏必要的黄金储备，实际上所执行的是银本位制。由于当时国际市场上银价的持续下跌使日元贬值，从而导致进口产品价格攀升和国内通货膨胀。在明治初年日本开始实行近代货币制度当时，金银比价约为1：16，而至1894年，金银比价约为1：32，货币约贬值一半。因此，日本深感急需将银本位制改为金本位制。正当日本苦于黄金储备不足之际，以英镑之金币支付的甲午战争巨额赔款，为日本提供了实施金本位制的备用金。以此为契机，日本终于在1897年确立了金本位制度，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治时代是日本不断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时代，而其近代化实质上无异于全方位的西化。在幕末，政府吸收西方文化的范围仅限于满足军事等领域的部分需要；而在整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则试图通过全方位地学习西方近代的政法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知识，以实现日本的近代化。因此，明治时代的文化是在继承江户时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大力输入和消化吸收欧美近代文化，使之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产物。在明治初期，有机会接触西洋文化者，多为社会上层人物，西化风潮尚未及普通民众阶层，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具有启蒙色彩。但是，随着近代教育的普及，交通、通讯的发达，出版、广播等大众传媒的普及，西方文化迅速在日本各阶层普及，最终在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和批评反思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即近代日本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启蒙、普及和创造三个阶段。
幕末乃至明治时代前期（1853~1885），日本改变江户锁国时代以来主要通过荷兰语汲取西方近代科技的狭隘方式，通过英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西洋各国语言及地区汲取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从而使日本科技发展从兰学时代进入到洋学时代。 [6] 明治维新后，日本更从幕末的被动开国转向积极主动开国，为洋学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洋学时代的到来成为日本近代科技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为日本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天文学方面，明治政府废除了千余年来一直使用的阴历，宣布自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即1873年1月1日始，采用阳历。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时，创设天文科，并于1878年建立天象台。1888年文部省接管东京大学附属东京天文台，成立东京天文台，负责编历、报时和时钟检定。1908年，成立日本天文学会。
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等自然科学领域，明治时代最早的“理学五博士”的成果可以说代表了同时期的最高成就。菊池大麓作为明治时代数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担任过东京和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文部大臣、帝国学士院长等要职，他所编的《初等几何教科书》，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数学教科书，不仅对日本的数学普及起到巨大作用，还多次被翻译成中文等，对亚洲其他国家数学教育的发展也功不可抹。山川健次郎为日本最早的物理学教授，也曾历任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总长。曾留学柏林大学的长井长义，归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发现并究明了麻黄素的构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伊藤圭介、矢田部良吉作为知名植物学家，对日本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在工学方面，由于明治维新时期，英国在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正在进行第二次产业革命，德、法、美等国也被卷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因此，日本工业近代化一方面吸收英国以轻工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还引进以蒸汽动力的普及、重化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发展为中心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两次产业革命同时进行是日本近代化，也是日本工学发展的特点。幕末引进的洋学知识和明治时代移植的西方近代科技对日本工学的发展作用巨大。 [7]
在农学方面，明治政府通过向欧美各国派遣考察团和聘请外籍专家学者的方式，汲取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同时，通过设立学校，创办农事试验场，成立农学会等多种途径，培养专门人才，研究和普及农业新法。
在医学方面，由于明治政府规定医生开业须接受西医学考试，传统的中医急剧衰落，西方医学发展迅猛。在日本西医发展过程中，由于聘请了为数不少的德国专家，加之大批成绩优秀的医学生也纷纷选择德国留学，德国的医学对日本医学近代化影响甚大。日本著名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43～1910）在德国留学期间，成功培养破伤风菌，并发现破伤风的血清疗法。归国后创立传染病研究所，后发展成著名的北里研究所。
在哲学、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日本在“文明开化”口号的引导下，举国上下掀起了模仿西方的高潮。明治初期，主要受英、美、法等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哲学流行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史学则以英法的文明史学为盛，经济学也以英国的自由主义学派为启蒙。明治中后期，日本制定以德国君主制宪法为模式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思潮抬头，德国的国家主义学说成为主流。在哲学界，实证主义哲学走向衰落，最早由西周引进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占统治地位；三宅雪岭等人组织“政教社”，出版杂志《日本人》，领导国粹主义运动。在史学界，德国人利斯创设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史学科，并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介绍到日本，强调通过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面貌。德国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作风，与明治国家主义复古思潮相吻合，自然成了官方史学的目标。此后，德国实证史学压倒英法文明史学。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先后编成了《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等资料性巨著。在经济学界，也由英国的自由主义学派，转向德国的贸易保护论和社会政策学说占优势。
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化的时代。
明治初期的“戏作文学”，其实质是江户时代俗文学“戏作”的延续，虽一度流行，但它不能表达新的时代现实和主流而未能发展成为近代文学。代表作家有仮名垣鲁文、高畠蓝泉等。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流行的政治小说，虽然其目的在于宣传自由民权运动，但它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代表了文学革新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是近代新文学的前奏。代表作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
1885年出版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是作者吸收西方文学理论，阐述写实主义文学创作主张的一部重要文学理论著作。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小说《浮云》，对坪内的写实主义创作理论进行了重要实践。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会，作为近代日本最早的文学结社，在明治中期的文坛举足轻重。其主要成员有山田美妙、石桥思案、泉镜花等。重要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闇》和《金色夜叉》等。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求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论渐次兴起，代表人物有森鸥外、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等。日俄战争前后，受社会环境以及法国及俄国等欧洲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掀起以客观描写充满问题和矛盾的社会民众生活为主题的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蒲团》等重要作家和作品。明治末年，自然主义文学渐趋衰落，以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标榜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白桦派逐渐取而代之。
明治时代日本音乐发展的主要成就在于近代西洋音乐的普及。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小学需设唱歌科目以学唱西洋歌曲，中学需设奏乐科目以学习西洋奏乐；1887年，正式设立东京音乐学校，由伊泽修二任校长，专门从事介绍西洋音乐，编撰音乐教科书，培养音乐教员等事业。随着音乐教育的普及，音乐开始走向大众化，并出现了许多大众喜爱的歌曲，其中以泷廉太郎的《荒城之月》最为著名。
在戏剧方面，歌舞伎在江户时代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全盛时代，涌现出市井团十郎、尾上菊五郎等著名演员；80年代，出现了与歌舞伎相对抗的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新派剧；进入20世纪后，受欧洲近代剧的影响，产生了与歌舞剧和新派剧对抗的新剧。在新剧产生初期，坪内逍遥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等大量剧本翻译介绍到日本，并与岛村抱月等人组织文艺研究会，对新剧的发展贡献巨大。
在绘画方面，以东京美术学校首任校长、日本绘画协会会长冈仓天心为代表的改革派对日本画的创作进行了革新；以留法归国的黑田清辉为代表，一大批留学归国的洋画家通过举办画展、创立美术会等活动，对西洋画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雕刻方面，将西洋技法与传统技术相结合，创造了大量的杰出作品。在工艺方面，海外及日本国内举行的各种博览会对工艺品的发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合乎时代时尚的工艺品深受民众的喜爱。在建筑方面，随着社会的西洋化和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官府、学校、银行乃至民宅，西洋建筑样式被大量采用，并出现了大批和洋结合的建筑。
明治时代，日本旧教育体制崩溃，确立了“四民平等”的国民教育体制，奠定了整个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日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政府将教育作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国家全力发展教育，可谓是这一时代日本教育的首要特征；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育与振兴国家和产业相结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实业教育；第三个特点是学校教育成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部分，学生升学被认为是立身处世的阶梯，形成一种学校教育万能的思想，妨碍了社会教育体制的发展。 [8]
明治政府成立后，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作为政府工作的三大纲领。而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是以教育改革为中心进行的。1872年，文部省主持制定第一部日本近代学校制度《学制》，将全国划分为八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划分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划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这样，全国就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学校体制。《学制》强调教育要面向全体国民，国民受教育的机会均等；教育内容以实用为主，反对不切实际、虚妄空谈的学说。《学制》的颁布和实施，对迅速废除教育领域的封建制度，促进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至1875年，全国设立小学多达24225所。1879年，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学制》本身所反映出的弊端，政府重新制定了以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为蓝本的《教育令》以取代《学制》。同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大旨》，决定了此后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翌年，政府颁布了以保守派主张为依据的《修正教育令》，强调国家干预教育，修正自由主义教育，强制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并将修身课列为各教科首位，加强尊皇爱国教育。这标志着1878年以来的，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道德教育论争，保守派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自此，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及以此为中心的“文明开化”政策开始走向保守。
1885年，森有礼任第一任内阁文部大臣，翌年主持颁布了《学校令》，以废除自由化的《教育令》，加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以《学校令》为基础，日本逐渐确立了普通学校、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三大教育系统。1890年天皇发布了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的纲领，是神儒思想和近代国家主义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妥协的产物，它的发布使日本的教育方针最终得以确立，为明治初期以来的教育改革画上了句号。以后到二战结束的50余年间，日本的教育方针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明治后期，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外侵略的需要，以《教育敕语》为指针，进一步加强了国家主义的教育体制。如整顿学校体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加强国家对教科书的控制等。《教育敕语》为巩固近代天皇制和建立军国体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总之，明治中期后的日本教育，尤其是德育教育，是以维护天皇政体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它通过“家族社会教育、教养修炼，同时依靠学校注入式的知识强化形成战前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不仅造成日本国民人格发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于家族观念基础之上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 [9]
明治政府采取以神道教为中心的宗教政策，将神道教视为国教，神道不仅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支柱，也成了其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使天皇神权政治思想复活的最重要人物是复古神道派的集大成者平田笃胤（1776～1843），他认为日本是“万国之本国”，日本人是天照大神之后裔，理当统治世界。天皇是“现人神”，天皇之尊严，君臣之差别，是“万世一系”的。明治政府成立初期，通过恢复古代的“神衹官”，天皇举办亲祭，创建神社，推行“神佛分离”政策，确立“纪元节”等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强化了神道作为天皇制统治的思想，并确立了其作为国教的地位。明治时代，国家神道占统治地位，但也产生了许多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新的神道教派，这些神道统称“教派神道”。如神理教、天理教、金光教、黑柱教等。教派神道各教派多有教祖，主张民众的现世救济，并往往与山岳信仰、佛教等相结合。
明治时代的佛教，因政府所采取的不同政策而经历了毁灭、复苏、重振三各阶段。明治元年，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命神社所属的僧侣还俗，神职人员及其家属的葬礼必须按照神道仪式，禁止公卿子弟为僧，废止宫廷内的佛教仪式，并一度发生了“废佛毁释”运动，各地寺院、佛像、经卷遭受严重破坏。但这一排佛风潮持续时间并不久，至1875年，由于民众反对排佛运动，主张信教自由的呼声不断高涨，政府宣布各宗教派别可以自由传教。1898年，明治宪法颁布，规定了民众信教自由的权利。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井上圆了等学者尝试将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运用到佛教理论中，影响巨大。由于佛教各派多采取与政府合作的姿势，日本佛教自明治中期开始迎来复兴的机会，各宗派竞相创办学校等社会事业，并积极向海外，特别是朝鲜、中国等开展宗教事业。改革后的佛教适应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和政府对外扩张的需要。
明治初年，政府对基督教仍按旧制加以禁止。1873年，政府鉴于国内外日益高涨的信教自由呼声，撤消了江户初期形成的对基督教的禁令。此后，基督教在日本发展迅速。至1886年，全国有教会193所，信徒1.3万人。基督教文化也得到发展，教会开设各种学校和医院，还翻译了“新旧约圣经”（1887）和“新撰赞美歌”（1890）。 [10] 明治中期，由于受日本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基督教曾一度遭到排斥。在此情况下，基督教开始走向日本化和国家主义化。至明治末年，基督教和神道教、佛教一起，成了日本三大宗教。1909年，日本基督教会在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有信徒约7.5万人，基督教学校的师生总数达9万人。 [11]
明治日本率先在亚洲成功地移植了近代西方文化，自然引起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重视。在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促进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主流；而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确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这是因为通过日本汲取近代西方文明，具有路近省费、语言相近、风俗相似，“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等优点，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2]
近代中国学习日本主要有派遣留日学生，赴日考察，招聘日本教习，翻译日本书籍等途径。以留日学生为例，从甲午战争后至明治末年的十余年间，赴日学生总人数达2万人左右， [13] 留日高潮期的1905～1906年，在日学生总人数近1万。如此规模的留学运动，在当时世界各国留学史上均极为罕见。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文化”，多以“西方文化代言人”的形式展现于文化交流的舞台。近代中国不仅从日本学到了西方近代理工农医等科学知识，而且也学到了西方的有关政治、社会、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和学说，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但另一方面，如以成千上万的留日学生为例，他们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乃至数十年旅居日本，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固有成分，诸如小则卫生等生活习俗，大则日本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以及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开放意识等等，无形中会给留日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带来重要影响。
近代中日文化间的相互交流，虽主流发生逆转，但其相互间的作用力仍会保持一定的惯性。而且，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也决不是单向的，就像以吸收中国文化为主流的古代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曾起到过推动作用一样，近代中国对日本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在近代，一方面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和游历官绅东渡日本。另一方面，从1871年起，日本中央政府各省、陆海军以及公司银行、对华团体陆续派人来华留学，并有不少自费留学者。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即从事地理兵制调查等间谍活动、学习中国学术文化及养成翻译人才。进入20世纪，随着日本东方主义的复兴和新兴中国学的发展，在各方资助下，“学问的留学生”渐居主导。在中日关系不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于真诚求学的日本青年能够区别对待，在学习、生活、见闻各方面给予方便。由此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和联系，虽然不能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战后却转化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动力。 [14]
从清末开始，中国从日本聘请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史称“日本教习”。在明治初期，日本为加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曾不惜重金雇佣外籍专家学者作技术指导和培养科技文化人才，这些人员虽然主要来自欧美，但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如明治八年，北海道函馆雇请了两名中国的毛皮加工技术人员，有的地方还聘请了中国的技术农民指导农业生产。据记载，山东许世泰自光绪元年被日本开拓使黑田清隆招至北海道后，在向日本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的同时，开发经营官有土地，尤其是为北海道的洋葱种植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事迹甚至被奏报到日本天皇。 [15] 在制茶业方面也曾聘请了为数不少的中国技术人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物产志》中记载：“明治七年，日本劝业寮创编《红茶制法》一书，颁布诸府县，民间始有学制者。次年，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特聘我国人二名，于肥后之山鹿、丰后之木浦等处学制，而未能得法。又遣委员多田元吉往湖北、江西、安徽等处，学习栽培、制造诸法，并购觅良种赍归。其后日本三井银行与一西商，又延聘华人四十余名，于近江大津郡制造。”明治初期赴日者中，文人画家或从事书籍以及文化用品经营者也非常引人注目。广东南海人冯镜如最初因太平天国革命而东渡日本，后在横滨创立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国文具和印刷事业； [16] 浙江慈溪人冯澐，号雪卿，以工书客居日本；江宁人王冶梅，嘉兴人陈曼寿也以工书善画客游日本；胡小蘋，名震，浙江宁波人，工书善医，诗也清逸，长年旅居日本； [17] 叶炜，字松石，浙江嘉兴人，擅长诗文书画，明治七年被聘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汉文教员，任期满后曾一度归国，明治十三年再度赴日，以为日人作书画为生；罗雪谷，明治五年前后赴日，明治八年开始居住于筑地居留地外，专门传习书画； [18] 等等，不胜枚举。他们的活动也属于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范畴。
[1] 小西四朗、远山茂树编：《明治国家的权力和思想》，吉川弘文馆， 1979 年，第 158 ～ 159 页。
[2] 《时事新报》1985年3月16日。
[3] 大久保利谦编《近代史史料》，190－191页，吉川弘文馆，1965年。
[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343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 9 月。
[5] .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 45 页，岩波书店， 1974 年。
[6] 廖正衡：《关于日本科技发展分期的新尝试》，《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 年第一期。
[7]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 307 页，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7 月。
[8]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 586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7 月。
[9] 王建平：《日本明治时期的道德教育观对国民“他律”人格形成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6 年第 1 期。
[10]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第 591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7 月。
[11] 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第六卷，第 413 页，原书房， 1979 年。
[12] 张之洞：《劝学篇》（下），游学第二，第 6 页，《张文襄公全集》第 203 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3 年。
[13] 拙著《清末浙江与日本》，第 7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14] 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 1999 年第 3 期。
[15] . 张謇：《癸卯东游日记》，拙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下）， 552 页。
[16] 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转引自《华侨与辛亥革命》，第 32-3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17] 李筱圃：《日本纪游》第 6 页，南京图书馆藏。
[18] 《都市纪要（ 4 ）：筑地居留地》，附表 A “自明治四年至明治九年末居留地外居住外人表”，东京都情报联络室发行， 1957 年；实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涉史话》 122 页，春秋社， 197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