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对巩固日本德统一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他生于1542年三河国（今爱知县）的岗崎城人，幼名竹千代。曾作为人质跟随战国大名今川义元征战南北。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战役中死后，家康乘机独立，并转而与织田信长联合，发展自己的势力。1582年，织田信长被刺身亡，家康则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占有骏河、远江、三河、甲斐、信农五大国的大名。1584年，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家康大胜羽柴秀吉（丰臣秀吉）。但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家康向秀吉妥协，并通过与秀吉联姻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590年，丰臣秀吉完成了统一大业，德川家康被封于关东江户城（今关东一带）。1596年家康被封为内大臣，五大老首席。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翌年德川家康进入伏见城本丸，成为事实上的执权者。
丰臣秀吉死后，五大老与五奉行虽表示诚心辅佐秀吉遗子秀赖代行政务，但各自心有打算。其实，丰臣秀吉死以前，他的近臣就已分成两派，以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和以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德川家康与强权派关系密切，他积极地笼络人心，操纵派系对立，开展独占霸权的活动。
1599年，文吏派的干将、五大老之一，前田利家病死，政局均势被打破，形势有利于家康。1600年，家康以上杉景胜不从朝廷命令、图谋反叛为由，组成东军，攻打会津。此时，石田三成乘机与其他四奉行谋划组成西军，推毛利辉元为盟主，共同弹劾家康，并于7月攻下东军的据点伏见城。9月，西、东军先后进入美浓（今歧阜县）。15日，双方在东西4公里，南北2公里的关原盆地展开了激战。东军忠诚合作，战斗意志昂扬，而西军内部意见不统一，人心涣散，小早川秀秋又忽然倒戈，最终这场战斗以东军的胜利而告终。石田三成、小西行长、安国寺惠琼等被捕，10月在京都六条河原被处以死刑；毛利辉元、岛津家久收拾残局回到自己的领地。
德川家康取得霸权之后，立即开展铲除异己、分封亲党的活动。多达88位大名被 “ 改易 ” 或 “ 除封 ” ，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只得到摄津、河内及和泉三地，成为收入仅65万石的“大名”。1603年，德川家康效仿镰仓时代的源氏与室町时代的足利氏，强迫朝廷封他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并将江户作为自己的据点，成立了幕府。当时的江户破旧败落，无法与本州西部各大名的封地相比。德川家康艰苦创业，苦心经营，在取得征夷大将军之后经过精心建设，终于将江户建设成足以与京城相匹敌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独占政权，削弱皇室的权利，江户幕府于1614年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不仅取消了朝廷对武官的任命权，并规定天皇的活动只限于从事学问。同时，为防止丰臣氏卷土重来，德川家康对身处富庶的大坂一带的丰臣秀赖展开了打击。1614年，他制造了“方广寺钟铭事件”，发动对大坂的进攻，并于次年占领大坂，迫使秀赖母子自杀，终于彻底清除了来自丰臣氏的威胁。
德川家康在执掌政权二年后，让位于儿子德川秀忠，隐居于骏河自己的老巢，遥控江户幕府。经过第二、三代将军的经营，江户基本确立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江户幕府的统治，将军是绝对的中心，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将军之下设有“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为特别指任的执政官，具有较高的地位，但并非常设；“老中”，经将军授权直接掌管政务，一般由4至5人组成，轮流主持政局。“老中”的职责主要有皇室、公卿、大名事务的处理，全国财政、寺社的管理以及外交事务处理等等。为确保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幕府对“老中”人选的选用非常谨慎，除考虑个人能力之外，与德川氏的亲疏关系也成为入选条件之一。据统计，整个江户时代共有“老中”143人，其中“御家人”、“谱代大名”等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人占据了95％左右， [1] 足见德川氏为维护统治用心良苦。“若年寄”也参与政务，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若年寄”的人选也大多出自德川氏亲近。“老中”下还设有许多职务，如江户奉行、寺社奉行、勘定奉行等等，他们管理江户一带的政务、司法以及全国寺社、财政等事务。
幕府的监察机构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与“若年寄”下属的“目付”，监视上至“老中”下至一般武士的行为。幕府的最高司法机构为“评定所”，由“老中”、若年寄、三奉行、大目付、作事奉行等人员组成，审议一些涉权范围较大的案件。
幕府的军事机构由直属御家人、旗本及各藩与所属武士组成，重要的城市由“定番”轮流守卫。有重要的战事时，各地的大名就是军事统领，他们有对幕府担负军役的义务。但总的来说，全国大名的兵力无法与幕府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幕藩体制是德川家康以来建立的统治模式，“幕”即位于江户以将军为中心的幕府，“藩”即由幕府任命的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大名”。幕府把持中央的大权，地方上的藩政则交由“大名”来管理。“藩”的统治机构也与幕府机构基本相似，但大名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这并不代表大名对地方藩政的完全掌握，大名的权利首先要以对幕府的绝对支持为前提，幕府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度规范和限制大名及下属武士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利用各种手段削弱大名对幕府的对抗力，确保大名既能管理好地方事务，又不会威胁到幕府的统治。
首先，幕府以亲疏关系将大名们划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亲藩”就是将军家的亲属大名，与德川家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尾张德川家、纪伊德川家、水户德川家，被称之为御三家；“谱代大名”是指在关原之战以前就历代服侍于德川家的家臣，在江户幕府成立时共有68家，分别称之为安详谱代、冈崎谱代、骏河谱代；“外样大名”，是关原之战后新臣服的大名。与德川氏关系密切的大名被安排在江户的周围，外样大名被封往边远地区，并定期到江户参观。许多大名由此耗去大量财力与精力。幕府还规定一藩只能保留一座城堡，其余全部拆毁。
大名的统治结构与中央幕府基本相似。如“家老”相当于幕府的“老中”，藩下各町也派“町奉行”驻守，也设有监察官“大目付”等等。大名向下直接掌管农民，征收租税，向上则承担各种公役和军役，如修建工程，战时组织军事力量等。
这样，将军通过领地的分封与俸禄的提供，与各地大名、武士结成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大名及其下属武士、家来则向将军宣誓效忠，并担负一定的义务。大名与其下属也结成相似的关系。因此，全国大名虽然呈现割据状态，但由于将军及幕府的绝对支配地位，幕藩体制安全运行了两个半世纪。
为进一步牢固幕藩体制，幕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前述的《禁中及公家诸法度》，限制皇室的权利及活动范围，同时对大名及武士也实行严格控制。1615年，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令》，规定了大名及武士阶层的活动准则及对幕府的义务。《武家诸法度》共分13条，内容包括大名、武士的生活规范，如服制、乘舆制度、婚姻制度等；生活方式如勤俭、禁止群游群饮、修炼“文武马弓之道”等；对上义务方面，首先是要定期到江户参见将军，其次不可隐瞒包庇任何有违于幕府法制的行为与人，禁止修缮新城等。《武家诸法度》要求各地大名与武士严格遵守，若有违反，就要被处以幽禁、没收领地，甚至赐死。
1635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时期，幕府任命名儒林罗山主持，对庆长版《武家诸法度》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将原有的13条法规扩充为19条，并进一步规范了大名的义务。特别是严格规定各地大名、小名必须隔年到江户拜见将军，即一年驻守领地，一年执勤幕府，回领地期间大名的妻子留在江户作为人质，这就是著名的“参观交代”制度。“参观交代”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大名的政治活动，一方面由于参观的巨大开支，牵制了大名的财力，削弱了大名对幕府的抵抗。幕府由此加强了对大名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地位。
幕府实行幕藩体制的统治方式，其根本支柱是严格的不可僭越的等级身份制度。为实现少数武士对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及“町人”的统治，所谓“士农工商”的身分区别被不断强化并固定下来。“士”指武士阶层，“农”指农民，“工”、“商”差别不大，指商人与手工业者，他们被统称为“町人”。在这四个阶层中，武士的地位高高在上，他们修习武艺与学问，佩戴双刀，一把用于杀敌，一把用于自裁（剖腹）。假如农民与“町人”有“犯上”的行为，武士有权不经过上级而直接将他杀死。与武士相反，农民、“町人”等平民的地位相当底下。幕府对农民的劳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极力诈取其全部的剩余劳动；由于幕府“重农轻商”政策的限制，“町人”的活动也受到多方限制。平民不能象武士那样拥有姓氏，遇到大名出行等场合，必须伏地跪拜，不能抬头。另外，在各阶层内的等级制度也十分严格，如武士又分为“侍”、“徒”、“中间”等级别，徒以下的武士遇到上级，也应伏拜路旁。农民中有“持高”农民与“无高”农民之分；町人也有复杂的门第与身分差别。在四民之下的还有秽多、非人，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统治阶级中的皇族、公家、僧侣与神官不属于四民之列。
幕府就是这样严格地铸造起等级身份制度的铜墙铁壁，以保证其阶级统治顺利进行。
江户幕府成立后，虽然德川家康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与明朝恢复国交，但由于明朝政府对丰臣秀吉的侵略言行记忆犹新，加上国内政局不稳，对此反应不甚积极。幕府又企图利用再开“勘合贸易”、将贸易区移至琉球、将琉球十年一贡制改为一年一贡制等措施实现对流球的控制，遭到了明政府的拒绝。
在这期间，日本与朝鲜关系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的外交努力得以改进，1609年，两国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与贸易关系。而对于琉球，德川家康则以琉球亲明为由，出兵琉球，迫使其从属岛津藩。
德川幕府与南洋各国之间实行“朱印船贸易”制度。庆长年间朱印船的触角深及暹罗、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中部）、东京（越南北部）、柬埔寨、西洋（澳门）、安南等19个地方，而到了元和（1615－1623）、宽永（1624－1643）年间，朱印船贸易的港口就集中到了高砂（台湾）、东京、暹罗、吕宋等7个地方。在往来贸易的同时，日本人在所到国当地建立起的贸易驻地——日本町。
16世纪的世界海域一直被旧教国葡萄牙、西班牙所控制。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摧毁后，葡、西两国的东亚海洋贸易遭受到了来自新教国英国、荷兰的挑战。葡萄牙人数次在幕府面前攻击英国与荷兰，德川家康不以为然，反而对英、荷贸易产生极大的兴趣。经过激烈的竞争，葡萄牙、西班牙在东亚贸易战中败给英国与荷兰。由于对中、日贸易的苦心经营，荷兰又逐渐取得了贸易的优势地位，到17世纪20年代，荷兰成为西方独占对日贸易的国家。
在国内，幕府对外来宗教尤其是对天主教的发展越来越警觉。德川幕府建立初期，因贸易的需要，对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天主教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参加者从平民到武士甚至大名诸侯一应具有。他们结成坚强的组织，宣传上帝的权威与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与幕府的“神国”思想及等级身份制度相违背；加上新教国家英国与荷兰因贸易的竞争关系，对天主教支持国西班牙、葡萄牙不断进行挑拨，幕府愈来愈感觉到对天主教进行镇压已刻不容缓。
1612年，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击沉一艘葡萄牙商船，为讨封他的肥前旧领地，有马氏向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行贿，但事情未获成功，有马向本多正纯追问，冈本大八受贿事发，被本多囚禁。在狱中，冈本又揭发有马晴信谋杀长崎奉行。幕府以谋杀、受贿罪且两人均为天主教徒为由，赐死有马，火刑冈本大八。并以此为契机，断然发出禁教令，宣布幕府直辖都市骏府、江户、京都、长崎等地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并要求摧毁域内所有天主教堂。1613年大久保忠邻被任命为“伴天连追放总奉行”，进入京都，负责摧毁京都的教堂，流放天主教传教士，并强迫那里的天主教信徒“改宗”。1616年，幕府命令岛津家久消灭领内“百姓以下”一切天主教活动，禁教的重点由清除外国传教士活动转向对国内一般教徒的迫害。1622年发生了著名的“元和大殉教”事件，西班牙等外国传教士、日本教徒及朝鲜、中国人55人被集体屠杀。幕府还采用“踏绘”的手段搜查信教民众，一旦被幕府发现，信徒就被处以游街、拷打甚至竹锯、火刑等各种残酷的刑罚。许多教徒被迫改宗。
九州肥前的岛原与天草，是天主教在日本的发祥地，自1634年以来两地天灾不断，幕府却一再逼交租税，并对信教民众展开残酷迫害。两地人民忍无可忍，推举16岁的少年天草时贞四郎为首于1637年发动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很快发展至3.7万人，包围了岛原城。农民、浪人武士、天主教徒是这次暴动的核心。幕府紧急调动兵马，令执勤于京都的西南藩主回国镇压起义。双方僵持了数月，天草军终因长期困守，弹尽粮绝，被幕府军镇压。天草时贞四郎战死，被俘民众全部被杀害。岛原起义是一次以宗教为号召口号的农民起义运动，一方面冲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更引起了幕府对外来宗教的恐惧，为全面锁国埋下了伏笔。
伴随着禁教的展开，幕府逐步加紧了锁国的脚步。早在1616年幕府就下令除明船以外的外国商船只能在平户、长崎两港停泊。1620年，禁止日人随外国商船出海并输出武器。1622年“元和大殉教”之后，驱逐葡萄牙、西班牙人出境及禁止入境通商。随后幕府分别于1633、1634、发布第一、二次“锁国令”，在进一步驱逐境内的天主教势力的同时，严格限制对外交往与贸易，宣布只有经过特许的船只（奉书船）才能出海。1635、1636年又接着发布第三、四次“锁国令”，禁止一切船只驶往海外，海外归侨、葡、西混血子女一律处死等。1639年幕府发布第五次“锁国令”，全面限制一切外来船只。规定只有中国、荷兰的船只才能与日本通商，且通商地点限定在长崎一港。朱印船贸易被禁止，幕府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1715（正德五）年，幕府发布《正德新令》，限定每年来航的中国船只不能超过30艘，银6000贯；荷兰商船限定2艘，银3000贯。
这样，日本经过数十年的禁教锁国运动，一步步关上了国门。日本对西方的开放如惊鸿一瞥，立即转入对本国文化的咀嚼与对民族产业的经营上。
江户时代的经济制度是一种封建的小农经济。16世纪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为农民。基本的生产关系为各藩领主直接控制广大农民，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块世袭土地，并交纳一定量的实物地租和贡米。这种被称为“本百姓”的自耕农，是德川幕府时代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赖农民的年贡。因此为保证大米等粮食的供应充足，幕府千方百计提高对土地产量的剥削，不断地变换租税收取制度，提高农民上税的份额，对农民的搜刮几乎到了使农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为防止农民从土地上流失，严禁土地的永世买卖。同时为了防止农村生产、生活的商业化，1650（庆安三）年，幕府向全国农民发布《庆安告谕》，禁种经济作物，提倡节约。并通过改革币制、强制捐献、垄断专卖等形式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
尽管如此，商品经济还是在农村出现了，农村的生产力程度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术的提高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一部分农民开始有了年贡之外的剩余产品。这为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富农、地主雇佣贫雇农进行土地的耕种，同时在农村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商品的经营，牟取更大的利益。乡村商人统包农民的农产品及手工产品，销往外地。同时城市商人也把目光投向农村，他们向农村收购产品，牟取利润。封建领主出于生活与财政的需要，也不得不鼓励农民进行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产生了农业特产区，如棉花生产集中在畿内和东海地区，养蚕集中于关东和东山地区，大豆盛产于本州东北地区。这样的地区性特色农业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契机。米、棉、油等农产品除了上交部分外，剩余部分都作为商品出售。自然经济逐渐受到冲击。
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从17世纪末开始，农村手工业成为手工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农产品的商品化，使农村卷入商品经济的漩涡。上交给幕藩的租贡和农民的剩余品都向货币趋势发展。17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解决复杂的财政生活需要，各幕藩开始实行初期专卖制，并开始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一部分农民在商业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兴的阶层。经过商人的活动与幕藩的经营，各地手工业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自己的特色。手工业的主要产地有：京都西阵、九州博多的丝织业，大阪附近的棉织业，越前、美浓的造纸业，滩、池田、伊丹的酿酒业等等。
由于各产业的发达与“参观交代”制度的影响，交通的建设也如火如荼。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的呈反射状的交通要道。沿海岸到京都的东海道、经信浓到京都的中山道、通往甲州（今山梨县）的甲州街道、去往奥州（今东北地区）的奥州街道与通往日光的日光街道被称为当时的“五街道”。由于运送大米与物质的商船的增加，航运事业也逐渐发达起来。
随着各产业的发达，城市的发展进一步繁荣。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毁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国一城”。幕藩的领主将武士聚集到城堡周围，并召集手工业者、商人也聚集到这里，形成“城下町”，在“城下町”的基础上慢慢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到17世纪末，全国上下已有城市300余座。其中江户、大坂、京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以江户为例，不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据1693年的调查，江户各阶层的人口总数有100余万，超过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伦敦。大坂为当时商业的中心，有“天下的厨房”的美誉，江户时代在这里形成了全国市场的中心，活跃在城市的町人与进出大坂的商人使大坂成为当时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仅次于江户。另一个繁华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纪初城内外人口达到36万左右。
城市的兴盛使商业更加繁荣。为保证商业的利益，批发商门组成同业公会，不断地积蓄起财富，出现了大坂鸿池、江户三井等大商人。
与城市商人相应生辉的是农村商人的崛起，他们以农村为据点，展开了与城市商人间的竞争。
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全国形成了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圈。江户是最大的全国消费市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船满载大米、酒类、盐、手工制品在江户港停泊。这些产品除了一部分为上交给幕府与藩主的租赋外，一半以上为进入江户流通市场的商品。以大米为例，送到江户的商品大米由米批发商卖给销售商，经“舂米屋”加工后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在嘉永（1848－1853）年间，仅江户城就有这样的“舂米屋”2700余间。
在大坂，于1697（元禄十）年，开设了堂岛大米市场，1730年，堂岛米会所成立，下设“正米商内”与“帐合米商内”。“正米商内”负责米券的发放，“帐合米商内”则进行相当于期货交易的证券买卖活动。每年有100万石以上来自畿内、九州、四国甚至东北的大米集中在被称为“藏屋敷”的仓库中，米商用购买的“米切手”（米券）兑换大米运往大坂堂岛米市场进行销售。
除了大米之外，酒的市场也在形成。幕府为稳定米价，曾于1754年下令解除对造酒业的限制，兵库县滩地方、摄津的伊丹、池田都成为著名的酒产地，兴盛的酒制造业还吸引周边百姓参加劳动。另外，盐的产地主要是濑户内海沿岸诸国。17世纪，这里出产的盐占全国盐市场的九成以上。
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商品生产的流通、合作性日益加强。例如秋田的棉纺织业，其原料就来自藩外的大坂。这种生产方式打破了藩与藩的界限，使商品生产的市场日益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把农民卷入了商品生产的环流。农村不仅仅是商品原料的提供地，同时也成为简单加工业的工厂。商人会向农民统购一定的手工产品，支付有限的加工费；地主富农开设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等等，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
这样，全国各地各地都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逐渐出现。
19世纪初，出现了由许多工人分工制造同一产品的手工业工场。在农村，地主富农开设酿酒、酱油等手工作坊，雇佣农民进行生产。也有的商人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如棉纱、织机等，组织劳动力生产商品。而在城市，手工工场的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江户时代上层社会穿着的华贵衣物和市民们消费的布料大多出自京都西阵的手工业工场。工场除了平织机之外，还拥有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高织机”。西阵的丝织工场在18世纪达到极大的规模。1730年6月京都西阵织造工场遭受大火，损失织机3012台，而这个数字只是全部织机的一半，恢复后的工场，织机数量仍然达到2500余台，可见当时西阵织造工场实力之强。除了酿酒、丝织，其他行业也相继出现了手工工场。
商品经济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结构， 促进了生产关系和农村的阶级变化。首先，出现了一大批豪商，他们利用商品经营中获取的利润，投资于土地垦殖和河川治理，成为拥有商品、钱庄河大量土地的商人兼地主。他们把资本转化为土地，再通过租佃关系剥削农民，转过来又用地租投入商业活动；其次，农民中也发生了分化，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沦为租佃农。小农的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正是这种生产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推翻幕府，建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府的活动。
17世纪后半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势不可挡，封建经济日渐显露危机。幕府在这样的挑战下显得无能为力。与商人的崛起相应的是下层武士生活日益贫困，幕府采取减免武士债务的办法加以挽救，但仍然阻止不了社会发展对武士造成的冲击。不满的武士连续发生数起反幕事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的危机。
在幕府内部，由于挥霍无度，奢侈成风，加上对新的经济形式的冲击缺少把握，幕府的财政逐渐陷入危机。对此，幕府一方面加紧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对农村提高年贡额，享保年间的农业税取消按年收成丰歉程度课税的旧例，税率由农产品总量40％升至60％。 另外还进行提前征税，有的甚至提前三年征税。对于富农，同样征收各类摊派。另一方面，还加紧对城市手工业者与商人的压榨。如通过发行成色较低的货币，引起物价的高涨；垄断某些特产品买卖；而大商人又与幕府相勾结，通过各种手段，将负担转嫁给下层市民，造成城市贫民生活的贫困。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
从17世纪后期开始，幕藩的财政连年出现赤字。为维持财政，各藩大名采取的对策之一就是减少家臣俸禄。家臣、武士得不到维持开销所需的俸禄，生活陷入穷困。为了生计，武士们只得用自己的俸禄、官爵、领地最为抵押向商家典当、借款。有的武士无法偿还到期的高利贷，沦落到上街乞讨的不堪境地。
对于武士的窘迫境地，幕府也曾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如发布法令，宣布不接受商人关于武士借债不还的诉讼等等。但整个武士阶层，特别是中下级武士的贫困已是不可挽回的趋势。
与武士的贫困相反，城市商人势力的发展却蒸蒸日上。城乡批发商、高利贷者聚积了大量的财富。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坂、京都、江户地区聚集了许多巨商，如鸿池、住友、三井等。鸿池一家的收入就相当于10个藩的收益。为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大商家还结成批发商公会，形成全国性的同盟，开始运行全国性的商业经营。伴随着武士的没落、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旧有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开始受到冲击，走向反面。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动摇。
封建统治危机使幕府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在封建领主压迫下的农民因不堪忍受沉重地负担，集结在农村共同体组织下，向领主请求减少年贡与课税，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越级上告。当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时，往往忍无可忍，采取武力斗争的手段。据统计，享保（1716－1735）年间发生农民起义90次，天明（1781－1788）年间发生114次，天保（1830－1843）年间则发生了近160次。以天保年间为例，农民起义的频率为平均每年11.21次，仅1836年一年就达到了67次。1842年，反对清丈土地的近江农民起义的人数达到4万人，给幕府以沉重的打击。
与此同时，城市中受到幕藩领主与城市大商人双重压榨的城市贫民，成为动摇幕府统治的另一支力量。1675年，江户市民由于米价上涨，向町奉行展开请愿活动，要求借米，获得成功；1732年，发生大饥荒，米商与幕府勾结，囤积米谷，乘机高价出售，引起市民的愤慨。次年1月，进而市民发动了暴动，捣毁米商住宅和仓库，捣毁财务，撕碎帐簿等。1837年，在大坂发生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市民暴动。暴动队伍走上街头，烧毁店宅，分取店主的财物。这一发生在经济中心大坂的暴动极大地震撼了幕府。在这之后各地的市民斗争风起云涌，撼动了幕府的统治。
元禄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幕府统治产生的动摇，使幕府不得不采取摆脱危机的措施。1716年，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上台，为挽救封建危机，首先推行改革。因其改革大部分发生在享保年间，故被称为“享保改革”。
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方面，首先强调将军的独裁统治，发行鼓吹封建伦理道德的书刊，号召天下百姓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加强对大名武士的管理，要求武士恢复狩猎、练习武艺；向各大名、旗本发出节约令，缩减开支；实行官职津贴制，用俸禄调节官职的差异；改变原有的参观交代制度，同意各地大名可以用俸米代替半年的参观交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名的负担。经济方面，针对农村人口不断从土地上流失的情况，从1722年起废除以往按每年土地丰歉进行征税的制度，改为“定租制”，即按照近十年土地的平均产量定出租率征税，但 1737年仍旧被恢复为“勘查制”，将土地收成按五公五民（税率为收获量的50％）的比例征收，这一作法更加大了对农民的掠夺。另一方面，幕府鼓励开垦新田，并向开垦的新田征税，对商人开垦的土地，允许他们以地租的形式收回成本。法制方面，制定了《宽保告示集成》、《诉讼处理御定书》等一系列法令、法典，规范幕府统治。
享保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幕府的财政，挽救了幕府的危机。但它一味压制商品经济，幕府与商人的矛盾加深了。同时，它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地劳动成果，也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抗。
德川吉宗之后，德川家重接任将军。以老中田沼意次为首的改革派继续进行改革。为了增加财源，田沼意次依靠富商，垦殖沼地；鼓励种植棉、烟草、桑、麻、茶等经济作物和开展加工农副产品；允许商人的特买专卖；批准建立新行会，组织商人会所，收取行会、会所的杂税；支持各藩推行新兴产业；垄断与清朝的民间贸易等。改革后来由于德川家重的亡故，被迫中断。
18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全国各地天灾不断，1783(天明三)年还爆发了大饥荒，而幕府仍然不顾民情横征暴敛，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毅然起来反抗，发动数十次农民起义。在城市，商人的投机暴利引起米价的动荡，深受其害的贫民也起来斗争。一时间，起义、暴动遍布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任老中松平定信上台，开始了幕府的第二次改革，即“宽正改革”。
改革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农村经济问题。松平采取的是压制商品经济、稳定自然经济的方针。幕府命令在外乡或城市打工的农民回到土地上，并设立“人足祭场”，对游荡人进行技术培训，随后遣返回乡。另一方面，为得到尽可能多的税收，加紧征收租税。对于城市经济，加强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对于日益贫困的武士阶级，仍然倡导节约，同时为减轻他们的负担，废除他们拖欠商人的债务。在文化上，指定朱子学为正学，禁止其他的学问；对外则坚持锁国。
宽正改革，未能正视社会矛盾及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商品经济一味限制压迫，是不符合社会潮流的复古改革，它不但不能彻底解决幕藩体制的根本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化和深化。在这一背景下，以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为首的幕僚宣布新政，史称天保改革。
改革主要沿袭前两次改革的内容，一是整顿财政，号召天下武士、百姓厉行节约，减免大名、旗本的债务，并向町人课重税；二是严格控制城市的人口，发布“归农令”，尽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加强自然经济，巩固小农经营；三是解散特权行会，把与农村商品生产商的联系直接归入幕府手中；四是控制各藩经济实力，下令禁止各藩的藩产专卖权；五是扩大幕府直辖领地，江户周围十里、大坂周围五里的土地收归幕府。
天保的改革与前两次改革一样，未能正视时代发展的现实，实行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复古保守的政策，因此都未能达到彻底挽救社会危机的目的，各地的农民起义与市民运动愈演愈烈，幕府统治终于迎来了末路钟声。
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就是锁国。自17世纪中叶锁国体制确立后，日本人被禁止出海航行，能够进入对外开放的窗口——长崎港进行贸易的只有中国船和荷兰船。如1684年10月，清政府废除“迁界令”，颁布了“展海令”，来日商船激增，1688年达到193艘。而日本方面，于1685年发布了《长崎贸易限制令》、1715年发布了《海舶互市新例》 [2] ，以限制贸易额和实行“信牌（长崎通商执照）贸易”作为对策，来缓解国内铜产量的不足。船的数量及定额虽然减少了，但贸易总额却并未减少。据统计，仅1688（元禄元）年一年乘船至长崎的中国人，就达9128人。从唐船、荷兰船的数量或贸易额来看，唐船大大超过荷兰船。 [3] 这足以说明，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在当时长崎的贸易中所占的绝对优势。但从总体上看，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即日清贸易，受两国政府所采取的国内外政策制约。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州等口岸起航，经舟山群岛，横渡东海，直驶长崎。由于日本对中国贸易和中国商人多方限制， 1688年长崎建立了“唐人坊”，凡赴日的中国商人必须居住在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但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长崎成为富有异国情调的城市。“长崎的异国情调实际是中国情调。祭祀、节庆、饮食等都受到江户时代中国贸易的影响。” [4]
随着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对海禁的解禁，许多亡命的明朝遗臣、明清僧侣扬帆东渡到达长崎。在这些遗臣中，朱舜水、陈元贇二人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舜水（1600——1682）于1659年至1665年在长崎讲学，后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广收门徒，传播中国文化。他治学重视实际效用，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这种实学思想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元贇（1587——1671）赴日后与诸多名士结交，唱和诗文，传授中国武术，并发展了日本古来的柔道，他还在名古屋制造陶瓷器，后人称“元贇烧”。赴日的僧侣多为黄檗宗传人，他们不仅推进了黄檗宗的东渐，而且将独特的中国书法、绘画、音乐、佛像雕塑、医学等传给日本，甚至日本人食用的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到今天还受喜爱。
从现藏于内阁文库的《唐蛮货物帐》可知，载有书籍的船只赴长崎贸易只限于南京船和宁波船。在江户初期，在进入长崎贸易的南京船和宁波船中，载有书籍的还比较少。可是到中后期，赴日商船几乎都载有书籍。当时日本输入的汉籍主要有《唐六典》、《唐律疏议》 [5] 、《大清会典》等法制书籍，包括直隶、山西、河南、浙江、贵州等17个省的州府县的地方志，及汉译“洋书”等。明清小说如《水浒传》、《金瓶梅》、《桃花扇》、《西厢记》等出现了选译本和“翻案本”。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吉宗曾命儒臣物观（荻升北溪，荻生徂徕胞弟）校勘补遗《七经孟子考文》，1732年传回中国，并在中国流播，此事堪称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儒学发展到宋朝，经程颐、程颢及朱熹的发展，形成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学。宋学最初作为禅僧的学问被带入日本，16世纪开始形成学派并逐渐影响到幕府政治。
朱熹的理论侧重于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
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当推藤原惺窝与林罗山。藤原惺窝由禅僧转向儒学，继而用朱子学的理论对佛教发动进攻，为朱子学在日本思想领域的地位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学成为统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窝的弟子林罗山。林罗山也脱胎于禅僧，同样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学。同时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曾历侍4代将军，帮助幕府制定律令，起草文件。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将其推广到民间。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期，幕府建立了直属幕府的昌平黉，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
朱子学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山崎闇斋为代表的海南派，带有浓重的国粹主义倾向；另一派是以贝原益轩为代表的关西派，强调朱子的“穷理”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阳明学传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与王阳明曾有过接触。但他的思想上并未体现阳明学的系统理论。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始于中江藤树。中江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随着学问的深入，他逐渐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由于朱子学的强大压力，阳明学未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展开。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都是用阳明学作为武器对现实体制展开批判和斗争的。
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被树立“官学”地位的同时，也招致其他学派的怀疑和反对。在反对朱子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儒家学派。日本的古学派借用复古汉学的口号，从朱子学派中脱离出来。
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学与阳明学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复真正的儒学，必先追踪孔孟经典，钻研先秦儒学。山鹿素行于1665年撰写了《圣教要录》，批判朱子学和阳明学对儒学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
另一名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
荻生徂徕也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古文辞”，主张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面对陷入重重困境的幕府统治，他提出幕府统治者应负起恢复古代良风美俗的责任，自上而下地改革“礼乐刑政”，为此必须研究古典文辞，学习“先王”制定的典章制度。
古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返回古典，并企图从古典中寻找到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有用的智慧，即回归到“经世之学”与实用之学上来。
18世纪以后，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它经过契冲、荷田春满、贺茂真渊的努力，到本居宣长集大成，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
契冲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主张应着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从比考据对象更早的文献进行精密的实证。伏见稻荷神社的神官荷田春满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而贺茂真渊则吸收了契冲主情主义的文学论与荷田春满的神道论，力求从古语古句中发现“古道”，并主张从儒学的合理主义出发寻求人的内心的解放。
国学在本居宣长时期集大成。本居宣长出身于棉花商人之家，青年时期深受契冲与贺茂真渊的影响，埋头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和歌等等。文学上，他主张摒弃儒学道德观控制下的文学观，重视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提出著名的“物哀”概念。统治论方面，强调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孙，只要遵守神道，即使没有佛教和儒学，日本也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统无穷。关于政治改革，他主张恢复“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机。
本居宣长之后的平田笃胤更是大力提倡复古神道和纯粹国学，在幕末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极大的煽动性。
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的国粹主义倾向，这也为幕末培养了一批尊王攘夷运动的活动家。
町人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是以工商业者的经济成长为背景的。就整个江户时代而言，人们生活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在四个等级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元禄（1688－1704）时代，商人在经济上的实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在田沼意次的年代，商品经济超越了旧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工商业者阶级的实力终于超过武士阶级，这与他们当时的地位显然是不相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代表町人意志，努力为町人争取社会地位的思想家、文学家出现，产生出别具一格的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否定封建社会的尊卑观念，否定等级身份制度。他们首先从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人皆为天地子孙，本没有贵贱上下之分，主张“武士不为贵，商人亦不贱”。其次，对于商人的社会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就认为商人的行业有助于天下，它不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质，因而不应对商人的行业产生偏见，商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学者西川如见在《町人囊》中指出，商人虽位居四民之末，但它具有滋润万物的作用，对贵族社会也是有用的。儒学者荻生徂徕也说：“商者互通有无，助于世人”。町人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努力追求与武士阶级的平等。提出商人对国家的贡献犹如武士对君主的效忠，商人的营利犹如武士的受禄。这一思想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对武士阶层的轻视。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学家井原西鹤在他的作品中就多处表示对武士阶层的轻视与讽刺。
江户时期町人思想的成长为提高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求平等的思想倾向虽然招致幕府的打击与压制，但在其蒸蒸日上的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町人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町人文化。
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
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它成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江户时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础上出现了描写当世人俗风情的新形式小说 “浮世草子”。“浮世”，指现实社会。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对象。17世纪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鹤是江户时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井原西鹤一直以町人的身份与立场关注着人世间的冷暖饥渴，创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学。《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谐的手法，通过对町人社会男女恋爱故事的描写，肯定人的欲望与爱情，同时刻画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心理与生活遭遇，被誉为日本社会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
井原西鹤的代表作品还有《世间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鹤诸国话》等。在井原西鹤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跃于文坛。著名的作家与作品还有西泽一风的《风流御前义经记》、江岛奇碛的《倾世色三味线》、《倾城禁短气》；上田秋成的《诸道听耳世间猿》等等。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鹤世情小说的影响。
草双子是以图为主的小说体裁，类似于中国的连环画。它用连续性的绘画来描述一定的故事情节，配以假名解说。江户时代，这种通俗易懂的小说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的欢迎。
草双纸按照封面的色彩与装订的形式分为“赤本”、“黑本”、“青本”、“黄表纸”、“合卷”5种。“赤本”主要为儿童启蒙读物；“青本”与“黑本”内容比“赤本”较深，多为戏剧图解、英雄故事和鬼怪传奇等。而“黄表纸”的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绘本的解说词开始受到关注。 “合卷”出现于19世纪初，采用新的装订方法和内容形式，受到当时歌舞伎的影响较深。 [6]
读本以文字为主，配以插图。采用的文字和汉交混，内容许多是明清白话小说的翻版。以都贺庭钟的《英草纸》为例，共收录作品9篇，其中8篇是将“三言”加以改编使其日本化的作品。它们或借原故事情节讲述日本人物故事、或改换人物叙述日本史实。被加以改编后的读本内容上与以往的浮世草子相异，给日本民众带来新鲜的感受。风格上摒弃了媚俗的风格，做到了雅俗共赏，吸引了一批欣赏口味较高的读者。可以说，它在町人中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早期的读本以短篇小说为主，逐渐向长篇发展。著名的长篇读本有《飞弹匠物欲》、《三七全传南柯梦》、《椿说弓张月》、《南总里八犬传》等。
读本在日本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不仅是日本反应社会问题的近代小说的先声，也是明治初期政治小说的滥觞。 [7]
人形净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种木偶说唱艺术，净瑠璃原是一种弹唱艺术，起先的乐器是快板与琵琶，室町时代后期从中国经由琉球传入的三味线成为净瑠璃的主要乐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一边演奏净瑠璃一边操纵木偶的表演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当时人形净瑠璃发展的中心是大坂与京都。民间艺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人形净瑠璃曲调，人称“义太夫小调”。加上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竹本义太夫的剧团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假想郑成功率领日本武士抗清得胜故事的《国姓爷合战》，描写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兴趣，著名人形净瑠璃剧的剧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进入18世纪，歌舞伎的兴盛给人形净瑠璃带来了挑战，脚本的缺乏与对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净瑠璃走向衰败。18世纪末，大坂的植村文乐轩接手经营人形净瑠璃，将其改编为“文乐净瑠璃”。从此，人形净瑠璃以“文乐”之名一直流传到今天。
歌舞伎现在被称为日本的“国剧”，但它最初只是一项民间的娱乐活动，而且发展过程较为曲折，在江户时代曾屡遭禁止。
歌舞伎的始创者是17世纪初一位名叫“阿国”的女子。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风流舞”的基础上创造出节奏明快、具有市井风俗特色的舞蹈剧。女性在舞台上出现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况还要女扮男装，甚至还要穿着西洋服饰登场；剧情内容活泼通俗，甚至有涉及风月场所的剧情，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经推出，便受到庶民社会男女老少的狂热欢迎，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
这一态势引起幕府的担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参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装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欢迎，幕府不得不于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议迫使幕府最终向民意投降，二年后歌舞伎解禁。经过压制的歌舞伎逐渐改变了其过于媚俗的特点，慢慢走向洗练、正规，并出现了例如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18世纪中叶，歌舞伎大胆改革，借用人形净瑠璃的剧本上演，再次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续至今。
在德川时代，美术创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绘”。17世纪后期，随着町人思想与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务于宫廷贵族的狩野、土佐派绘画作品逐渐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风格华丽、取材生动的“浮世绘”。浮世，是指既非过去又非未来的今生今世。“浮世绘”就是描写歌舞伎、相扑、花柳巷等今世浮华景象的绘画。刺绣工人出身的画师菱川师宣是浮世绘的始祖。菱川师宣先是为假名草子、艳情小说绘制插图，后来这些插图因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从文学读本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欣赏绘画。菱川将这些画制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间广泛出售，浮世绘因此在民间快速传播流行。18世纪，铃木春信发明“锦绘”，使浮世绘的色彩如织锦般华美丰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画、东洲斋写乐的歌舞伎演员画都是当时人们喜爱的浮世绘画。江户时代末期，浮世绘的描绘对象由原来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转而变为风景画，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广重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江户幕府作为禁教政策的一环而采取的禁书制度极其严格。所谓禁书，就是只用中文书写印刷的宣传基督教教义的书籍。这些书籍禁止传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许贸易。1692年幕府在长崎奉行之下设书物改役一职，专司调查境外传来的书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内容，没有的方可输入。在整个江户时代，禁书的书名并没有公开，了解此事的仅限于负责检查书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关于禁书的种类，以《御禁书目录》（现藏于长崎县立图书馆）记载最值得信赖，宽永禁书有32种（一说31种），1685年继《寰有诠》被视为禁书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种列为禁书，其后种类又有所增加。禁书制度的实施，对当时的中日贸易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大量被视为不含“邪教”的书籍（其中不乏汉译洋书）仍畅通无阻，输入日本。特别是在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书之外的洋书及汉译洋书的输入禁令后，许多与西方自然科学有关的洋书和汉译书籍蜂拥而至，随之学术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从而大大丰富了当时的儒教实学和作为技术学和经验科学的实学的内涵，为近世实学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禁后先后传入的书籍有《历算全书》、《新写译本历算全书》、《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圜容较义》、《同文算指》、《职方外记》、《交友论》、《三才发秘》、《坚夸瓜集》、《西湖志》、《天学初函》器物篇的《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由于希望文库中增加一些载有实利性的荷兰书籍，德川吉宗于1717年收入的《动物图说》（荷语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医药书籍的附图非常精密，名儒医青木昆阳、侍臣野吕元丈奉将军之命学习兰学。
至德川吉宗时期彻底地结束了对“形而上”学问的穷追，改为提倡以形和物为基础的客观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把注意力转向经世济民上来。实学成为幕府和诸藩殖产兴业、加强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术学和经验科学为特色的实学都孕育着实用的、实证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质，因此“兰学”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兰学，日本人的视野也渐趋朝向西方，大规模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8]
[1] 林景渊：《德川幕府初探》，台湾寰宇出版社， 1999 年，第 68 页。
[2] 由于其在正德年间制订故又称《正德新例》、《正德新令》。其内容为（一）、长崎铜贸易量：一年内的定数为四百万斤至四百五十万斤，应严格遵行。（二）、唐人商卖法：一年的船数，口船（来自南京、宁波等中国大陆的商船）与奥船（来自东南亚或中国南部的商船，这也作中国船处理）的总和限三十艘，银额限六千贯目，其中铜渡数为三百万斤。（三）、荷兰人商卖法：一年的船数为二艘，银额限三千贯目，其中铜渡数为一百一十万斤。（载日本史教育研究会编：《新版日本史史料》第 105 页 1997 年 4 月第 2 版）。
[3] （日）中村质：《近世长崎贸易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平成 4 （ 1992 ）年 11 月 . 第 372 ～ 376 页。
[4] 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7 年，第 8 页。
[5] 该书由荻生北溪校写，清人沈燮庵校阅，并附有清刑部尚书励廷仪之序。
[6] 此节参照王勇：《日本文化》第十章第四节之《草双纸》。
[7] 严绍璗、中西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6 年 11 月 . 第 317 页。
[8] 葛继勇：《从“唐船持渡书”去看德川吉宗德实学思想》，载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编《中日关系史研究》 2001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