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皇权旁落

一、平安朝的迁都

    781年，光仁天皇让位于山部皇太子，即桓武天皇。784年，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794年又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从而开始了平安时代。

    桓武天皇以平安为都，是由于平安京处于淀川水域，地处交通要冲，避免以平城京三面环山，远离大江大河的不利局面；除外尚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因素，“佛教在奈良时代达到兴盛的顶点，因之产生各种弊端，乃至很难说清是政治从属于佛教，还是佛教为政治服务。” [1] 由于奈良朝佛教迅速发展，谙熟汉学的高僧往往直接参预政治，与守旧贵族集团在利益上产生了激烈冲突。摆脱僧团势力及贵族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迁都便成为桓武之治的第一件大事。

    平安京东西1508丈，约4.5公里，南北1753丈，约5.3公里，规模略大于平城京。9世纪时平安京人口约十万到十五万左右，最盛时有百万人口。

    平安京整体结构与平城京基本相似，规模却比平城京大，呈方形棋盘状，皇宫位于城的中央北部，占地东西8町，南北10町，周围筑有高墙。城中央有一条南北向大道，称朱雀大道，道宽约84米，以朱雀大道为中心，分为左右两京，结构左右对称。由东西向大路将左右京各划分为9条；由南北向大路，将左右两京各划分为4坊。条坊相交，将全城划分成72坊。每坊内又由东西三条小路交叉，构成16町，左右京各有608町。在规划原则上看，可以说类似长安城，虽然城市的大小，比例各有不同。 [2] 从中可以看出唐长安城和宫殿对于日本的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的显著影响。

二、桓武之治

    桓武天皇继位后，为重振中央集权，确立天皇绝对权威，打击豪强寺院势力，尤其是扫除僧侣参政的宿弊，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撤消不必要的机构和裁减冗官，三关边要以外的人员，实行定编。凡赢弱兵士，一律解甲归田，以保证农业生产。废除边境以外各地的征兵制，实行“健儿制”；整束纲纪。为防止官员腐化，制订国郡司褒贬条例16条，奖励治政清廉，政绩显著者，惩罚和贬斥腐化和庸碌无为者。鉴于班田制实行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规定将班田时间由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还实行贷稻制和改革良贱制度，国郡司必须以精良的庸调进贡朝廷，违者一律严惩，有效地保障了国库收入；规定国郡司在公廨田以外，不允许再经营水田和兼并百姓的农田及垦荒土地；禁止寺院兼并国有山林，未经许可不可以滥造寺院。

三、摄关政治的形成

    桓武之治使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从9世纪中叶起，皇权逐渐落入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之手。藤原氏通过一系列打击异已，扶植亲信的手段，牢牢地控制了中央大权，日本历史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藤原氏专政时代。藤原不比等死后，他的四个儿子武智麻吕(南家)、房前(北家)、宇合(式家)、麻吕(京家)受天皇所器重，成为朝廷重臣。后来藤原氏北家的势力发展最快，藤原良房、藤原基经都属北家。

    9世纪中叶，藤原氏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政治地位，开始窃取中央大权，842年发动的“承和之变”就是藤原氏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迈了出的第一步。

    藤原良房为拥立有血缘关系的皇太子，以便日后可操纵皇权，于7月17日，以“谋反”罪为借口，逮捕了春宫坊带刀伴健岑及但马权守橘逸势，后又包围了皇太子恒贞亲王住处，解除了春宫坊带刀舍人的武装，接着又迫使朝廷宣布废除恒贞亲王为皇太子，立藤原良房的亲外甥道康亲王为皇太子。850年，道康亲王继位，称文德天皇。不久藤原良房又胁迫文德天皇册封藤原良房的亲外孙出生才9个月的惟仁亲王为皇太子。857年，藤原良房被任命为太政大臣。次年8月，文德天皇突然死亡，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惟仁亲王即位，称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和外戚的双重身份独揽朝政。

    为进一步打击异已势力，实现一人政治，藤原氏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866年，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朝堂院正门---应天门突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因大纳言伴善男与左大臣源信长期不和，就诬陷应天门大火为源信所放，伴善男的诬告正合藤原氏的需要。右大臣藤原良相据此派兵包围了源信宅邸。藤原良房考虑冒然逮捕源信会引起诸多麻烦，阻止了良相的行动。源信遭此恶陷，一直郁郁不平，最终含冤而死。源信死后，伴善男与藤原良相分列左右大臣。正当伴善男得意之时，藤原氏的屠刀早已架在伴善男的脖子上了，有人向藤原良房告密应天门大火为伴善男父子所为。藤原氏立刻采取行动，乘机逮捕大伴氏一族。藤原氏正是通过精心策划的阴谋，假借他人之手诛杀政治对手，彻底剪除朝廷中异已势力，为自己独揽朝政扫清障碍。

    872年，藤原良房因病去世。23的清和天皇决定亲临朝政，但天皇的这一举动却遭到藤原良房之子藤原基经的激烈反对。877年，藤原基经胁迫清和天皇退位，拥立年仅9岁的皇太子继位，称为阳成天皇，藤原基经以外舅身份摄政。八年后藤原基经又废了阳成天皇，拥立年已55岁的时康亲王，称为光孝天皇。光孝天皇渐至老年之际登基，自然对藤原基经感恩戴德，甘当傀儡，下诏让基经摄行万政：“自今日就坐官厅，万政领行，入辅朕躬，出总百官，应奏之事，应下之事，必先咨禀，朕将垂拱而仰。” [3] 887年，光孝天皇病亡，由21岁的皇太子定省继位，称宇多天皇。慑于藤原氏的威势，宇多天皇即位之始便发布诏书：“万事巨细，百官总已，皆关白于太政大臣，然后奏下，一如旧事。” [4] 自此开始至11世纪末，“摄政”、“关白”独揽朝政。至此，藤原氏在天皇年幼时，辅政者称为摄政，天皇年长时，摄政者称关白，窃取了朝廷最高权力，史称 “摄关政治”。藤原氏势力最盛时期是藤原道长掌握朝政时期，他的三个女儿分别为一条天皇、三条天皇、后一条天皇的皇后，这在日本历史上绝无先例。摄关政治并非为进步的政治体制，他与中国的外戚和宦官制度一样，是盘距在中央集权体制上的两个毒瘤，也标志着大化改新以来所确立的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削弱，日本经过一个世纪所建立起来的律令制度的彻底瓦解。

四、院政

    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政权建立后，他们并不关心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活疾苦，政治黑暗，生活腐化。同时，藤原氏外戚政权的专横跋扈也遭到皇室的日益不满。1068年，后三条天皇继位，他是日本自10世纪以来唯一与藤原氏无任何联姻的天皇，他不甘充当藤原氏的傀儡，试图重新加强天皇的权威。因此各种反对藤原氏的势力都团结在后三条天皇周围，拉开了反对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序幕。

    后三条天皇首先在政治上提拔了反对藤原氏的源师房，东宫侍读大江匡房，东宫学士藤原实政等人，以削弱了藤原氏在朝廷中的权力。在经济上，进行庄园整顿，通过庄园整理令规定，凡没有契约文书的庄园一律没收。在庄园整理过程中，属于藤原氏或寄进在藤原氏名下的庄园大量被没收，藤原氏遭到重大打击。

    后三条天皇采取打击藤原氏势力,巩固皇权的措施，虽使天皇的威信日渐提高，皇权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但藤原氏势力尚存，天皇仍不能随心所欲地贯彻自己的意旨。1072年白河天皇继位后，为了彻底排斥摄政、关白体制，1086年他把皇位让位于年仅14岁的皇子，即崛河天皇，自已称上皇(出家后称为法皇)，在自己居住的宫殿内设立院厅，亲自操纵朝政，日本历史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法王执天下政”的院政时代。

    院厅内设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藏人等官员，负责处理院厅事务。院厅可直接发布“院宣”或“院厅下文”，其权威性要高于天皇的诏敕。院厅建立后，朝廷日常事务仍由太政官为首的官吏处理，重大事情交由公卿会议决定，但最后的决择权乃至官员任免则掌握在上皇手中。

    院政与摄关政治都是保守的大贵族政权。它们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地方贵族势力与藤原氏之间的斗争，因此，院政建立后矛盾更趋尖锐化。在尖锐复杂的政争中，夹杂着院政与摄关斗争、天皇与上皇的矛盾、藤原氏内部的争斗、守旧势力与新兴武士间的矛盾。矛盾无法调和，最终于12世纪中期触发了“保元、平治之乱”。

    1155年，近卫天皇病死，因天皇的继承权问题，鸟羽法皇与崇德上皇之间发生了严重对立。近卫天皇死后的第二天，鸟羽法皇扶立后白河天皇，引起崇德上皇极度不满。1156年7月，鸟羽法皇病死，崇德上皇乘机勾结藤原赖长、源义为起兵夺权，后白河天皇则利用武士平清盛、源义朝予以反击，双方经过殊死战斗，终以崇德上皇失败告终。这一事件发生在保元元年，史称“保元之乱”。

    “保元之乱”为后白河天皇亲政创造了条件。亲政后天皇重用藤原信西(即藤原通宪)。后白河天皇亲政的第三年，把皇位让给二条天皇，开后白河院政，自为上皇，操纵大政。后白河上皇的专权引起藤原氏的嫉恨，院厅别当藤原信赖和二条天皇的外戚藤原经宗、藤原惟方以及在“保元之乱”中立有大功却并未得到重用的源义朝，和以藤原信西、平清盛为首的院政集团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159年12月，在平清盛前往熊野参拜神宫之时，源义朝和藤原信赖乘机发动政变，大举进兵，拘禁了后白河天皇和二条天皇，杀死了藤原信西。平清盛闻讯后，匆忙返回，举兵声讨源义朝。经过激战，源义朝大败，全家遭诛，年仅13岁的儿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岛。这一场发生在平治年间的朝廷内乱，史称“平治之乱”。

   “保元、平治之乱”最后虽都平息，但它并不能解决长期困扰朝廷内部的各种争斗，这两场斗争表面上看都有赢家，但在战争中不经意地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为武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日本历史终于迎来了武士时代。

第二节 班田制的瓦解与庄园经济的发展

一、班田制的瓦解与庄园的出现

    到8世纪中叶，班田制下的农民不堪繁重的租税徭役，纷纷逃亡他乡，以至户口不实。再加上豪族贵族的大肆兼并土地，使口分田日趋缺乏，终致每六年一班的制度难以实施。以畿内地区为例， 800年，朝廷进行了一次班田，理应在806年重新班行，然一直到810年才进行班田，接下去一次是在19年以后的828年才实行。834年朝廷将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即使如此，也难以实行，所以861年宣布不再向畿内地区派遣班田使，自此畿内地区的的班田就基本上停止了。

    在班田制渐趋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庄园。日本的封建领主庄园制形式非常具有典型性。日本的庄园，最早出现在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但似可肯定的是庄园源于日本的土地私有。从这一视角考虑，私有土地早在班田制施行期间就已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公贵族、神社、佛寺等特权阶级占有的职田、位田、功田、赐田、神田、寺田等，表面上是属于国家，实际上这些田除职田外，基本上可以世袭，而且在剥削方式上比班田更为灵活，采取直接租赁给班田农民，收取实物地租。以私有土地为基础，全国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庄园。进入9世纪后，以权门势家、寺社为中心，通过购买、兼并、寄进等形式，庄园进一步获得了发展。

    一般庄园每年都要向朝廷输纳年贡。起初只有寺田、神田等拥有不纳租税的特权，后来王公贵族利用他们手中的地位和权力，以种种借口要求朝廷给予他们不纳租的特权。除不纳租的特权外，特权阶层还要求拥有“不入权”，即拒绝国家派遣的检田使等官吏进入其庄园，排除国家行政机关对庄园事务的干涉。这种既不纳租又拥有“不入权”的庄园，统称为“不输不入庄园”。“不输不入庄园”的大量出现，不但使朝廷财政发生空前危机，政府赋税大量流失，而且“不输不入庄园”逐渐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国家无法对全国土地进行有效的管理。“不输不入庄园”的出现标志着庄园制度的彻底形成。

   “不输不入庄园”严重地冲击了国家秩序，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因此自10世纪开始，朝廷针对庄园进行了整顿，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四次。

二、庄园整理令

    902年，醍醐天皇发布“延喜庄园整理令”。禁止权势占据山川、河泽和公私田地；禁止百姓田地卖给权贵；禁止购买百姓田宅及闲荒地建立庄园。1045(宽德元)年，宣布禁止国司任期以后建立的新庄园。 1055(天喜三) 年，进行了第三次整顿，凡1044年以后新立庄园一律禁止。1069(延久元)年，进行了第四次整顿，宣布1046年以后新庄园一律停止；1046年以前的庄园必须交出建立的券契，无券契者一律停止。庄园整顿取得一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庄园迅速发展的势头，如石清水八幡宫领有的庄园有34处，经过记录所的勘查，券契合法，允许继续存在的有21处，其它13处皆因手续不全，券契不明，被命令废除。庄园整理令的颁布，表明了国家对庄园整治的着眼点在于禁止非法建立起来的庄园，而对于券契齐全的庄园，无形中起到了保护作用。因此，仍然阻止不了庄园的发展，以伊贺国为例，所辖4郡17乡，在1053年时，庄园已占全部土地的2/3。有的地区公田已所剩无几。所剩公田日益被庄园化，地方国司利用手中特权，往往控制着国郡内的大量土地，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庄园主。到12世纪时，中央权贵也不甘落后，把手伸向各国郡，他们往往通过兼任地方国司，却不赴任，将具体事务交由代理人处理的“知行国制”，在京都摇控指挥，国衙控制的公田蜕变为私有领地。

    日本庄园的经营方式以11世纪为界分为两种类型，前期以开垦土地为基础建立的，称为“垦地型庄园”；后期主要以地方豪强寄进的土地建立的称“寄进型庄园”。垦地型庄园，一般都直接过问庄园的经营管理，但具体事务多由庄官去处理，庄官基本上由地方富豪担任。庄园里的主要劳动力是班田农民、浮浪和领主私有的奴婢，由他们替庄园主开垦荒地，再向领主租借，交纳田租。由于权贵们的庄园拥有不输不入的特权，依附庄园可以免去繁杂的劳役，因此，班田农民纷纷投向庄园。地方豪强为确保自己的利益，也纷纷将自己所拥有的庄园寄入权门势家，借以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上的保障，地方豪强作为领主委任的庄官，具体管理庄园事务，庄官每年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年贡。

第三节 武士力量的兴起

一、武士与武士团的形成

    随着班田制瓦解，庄园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庄园领主为不断扩大庄园，经常派本庄的庄民强行到他人的领土上去开垦、种田，建立新的庄园。为了抵御外来的侵占和干扰，于是各庄园都将本庄庄民武装起来。各个大的寺院和神社的庄园内也都建有自己的“僧兵”。这些被武装起来的庄民起初以农为主，以兵为辅，随着冲突的不断加深，逐渐以兵为主，以农为辅，最后成为脱离农业生产的武装力量。各个庄园凭借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巧取豪夺，不断侵吞和霸占他人领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针对各个庄园武装力量的壮大，各地国司和郡司为维护地方利益，保护自身生命财产，也大批组织武装力量。11世纪以后，出现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分散的武士聚集在这一地区势力最强的豪强门下，形成集团。武士团内部是按宗族关系和主从关系结合在一起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从者绝对服从主人，主人则保护他们的财产。这种关系成为维系武士集团的重要思想支柱，也影响着日本以后的社会思潮。在众多的武士团中，以源氏和平氏两大势力最强。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武士阶层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武士应有如下特点，即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标准。 [5]

二、源平两氏的崛起

    源氏是嵯峨天皇赐与诸皇子源的氏姓，始于814年。此后的14代天皇都相继给自己的皇子赐源氏之姓。源姓皇子一般都不住在京都而住在自己的领地。在这些源氏子孙中，以清和源氏最为著名。

    清和源氏的壮大发展始于清和源氏的曾孙源满仲，他是藤原氏家的侍从，其子源赖光和源赖信也先后担任藤原家的侍从，因在“安和之变”中立有军功而升为藤原家的武将，因与摄关家的这一层关系，源氏被任命为国司，不断积累财富，实力也日渐壮大。从源赖信起，经源赖义、源义家三代，势力发展最快，1028-1031年，源赖义平定了安房国之乱，1062年赖义及子义家平定了陆奥地区的安培氏之乱(“前9年之役”)，1087年又镇压了出羽田地区的清源氏之乱(“后3年之役”)，使得源氏名声大振，各地武士纷纷慕名投其帐下，源氏迅速成为雄霸一方的大氏姓。

    平氏是桓武、仁明、文德、光孝四天皇赐给部分皇子的氏姓，其中以桓武天皇赐姓的桓武平氏势力最大。经过各自不同的发展，平氏在关东的上总、下总、陆奥势力都非常强大，被称为“关东八平氏”。平氏内部的相互争斗和矛盾，导致了935-940年间的“平将门之乱”。经过不断兼并，伊势的平氏开始一枝独秀。到平正盛时代，将伊贺的私领庄园寄进给隶属于白河法皇的六条院，从而赢得了白河法皇的青睐，先后担任隐岐、若峡、因幡等地的国司，不断积聚武装。“保元、平治之乱”后，平氏势力进入中央，平清盛顺利的当上了太政大臣，成为朝廷重臣，权倾一时。

三、平氏政权

    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平清盛不择手段，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排：除异已，控制皇权。首先通过联姻的方法，与天皇、法皇和藤原摄关家结成亲密关系。他的妻妹嫁后白河上皇，一个女儿为高仓天皇的中宫，三个女儿嫁给藤原氏世家；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和党羽，控制全国，维护平氏政权。据《平氏物语》载，当时平氏一族身为公卿贵族的有16人，殿上人有30余人，担任地方官的有60余人。平清盛的长子平重盛、次子宗盛、弟经盛、赖盛等，在职中央担任内大臣、左大将、权大纳言、中纳言等要职。全国66国中，平氏亲信控制30余国；第三，为扩大经济利益，巩固经济基础，到处侵占庄园。据统计，平清盛拥有庄园500余处。他还直接控制大宰府，把住日宋贸易的门户，独享日宋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

    平氏独裁和腐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尤其引起朝廷权贵的不满，渐渐地以后白河上皇为中心，结成了反平联盟。1177年，后白河上皇的近臣权大纳言藤原成亲、僧西光等，在京都东山的鹿谷秘密商议讨伐平氏，遭到平清盛的野蛮镇压，史称“鹿谷事件”。1179年，平清盛进而率兵攻入京都，幽禁了后白河上皇，废除了院厅，建立了平氏独裁政权。

    平清盛独裁政权的专制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平清盛最终陷入了全国的反平浪潮中。

四、源平两氏的争斗与平氏的灭亡

    1180年，后白河上皇的第二皇子以仁王发布令旨，宣布起兵征讨平氏。但因势弱兵少，被平清盛镇压。之后，平清盛将都城迁往他的住地福原，更激起了朝野忿恨。各地掀起武装声讨平氏之举。在声讨势力中尤以源氏最为积极。因平治之乱中被流放到伊豆岛的源赖朝，同年8月，在其岳父伊豆豪强北条时政的帮助下，和兄弟源义仲在信浓木曾正式起兵反对平氏政权。

    源赖朝的起兵，使平清盛感到万分震惊，急忙挟持安德天皇发布“讨伐赖朝及同党”的宣旨，任命平维盛为讨伐使，发兵征讨，并命令甲斐国武田信义，常陆国佐竹义政，陆奥国藤原秀衡协助平维盛夹攻源赖朝，但武田信义倒戈，与源氏结成联盟。

    10月20日，平维盛的讨伐军到达富士川西岸，此时的源赖朝前有平维盛的讨伐军，后有常陆国佐竹义政军，处境十分危险。源赖朝派武田信义偷袭平维盛后路，在经过富士沼泽地时，不经意惊动了大片水鸟，水鸟击翅惊飞的声音，使平维盛军队以为大军袭来，纷纷弃械而逃，平维盛大败而归。

    平维盛军队的溃败，使源赖朝部队士气大振，各地反对平氏专权的势力也纷纷崛起。富士川之战是源平两氏的争斗的关健一仗，源赖朝的胜利，不但稳固关东根据地，而且为最后战胜平清盛奠定了基础。

第四节 平安时代的中日关系

一、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交往

    894年8月，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9月，菅原道真上书天皇，建议中止派遣遣唐使团，其原因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日衰，长期陷于内乱之中，僖宗、昭宗时代，相继有王仙芝、黄巢起义等；旅途安全也是重要因素。宇多天皇采纳了菅原道真的建议，最终停止派遣遣唐使团。至此长达260年之久的“遣唐使”制度完全废止，在此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中日两国国交处于真空状态。 “遣唐使”制的废止后，民间的交流并未中止，相反唐日两国僧侣、商人的相互往来却更加频繁密切。在“遣唐使”废止后至唐灭亡短短七十年里，民间相互往来就有37次之多，进入五代和北宋时期，由于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中日之间通常直接走南路，即由博多出海，横渡东海至明州（今宁波）。地处江南的吴越国占据扬、明二州，得天独厚的条件，推动民间贸易的开展。据考证，自唐亡至宋成立的50年间，吴越船往返有15次之多。吴越国历代君主力图通过商人为渠道与日本建立正式友好国交，吴越王王钱缪、钱元瓘、钱弘佐、钱弘俶等都通过商人与日本天皇、朝廷大臣等有过书信交往。

二、与渤海国的往来

    据史料记载，从727年至926年渤海国为契丹所灭的近二百年间，渤海使赴日有36次之多，其中平安时期有23次。日本使至渤海国有13次。与奈良时期相比，渤海国使的规模已比较稳定，人数一般基本上在100-105人之间。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前期以政治为目的，以争取军事联盟为内容，但随着东亚国防形势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贸易逐渐成了交往的主要内容。 [6] 当时日本朝中官吏也曾明白地说过，渤海国使“实是商旅”。 [7] 从渤海国携往日本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人参、蜂蜜、玳瑁酒杯等等；从日本携回渤海国的主要是丝棉为原料的纺织品和原料，如绢、丝、绵等等。由于渤海国深受大唐文化影响，因此渤海国也是日本吸收大唐文化的重要一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补充。

第五节 平安文化

一、 佛教的兴盛

    奈良佛教是日本佛教发展的起点，曾为移植中国文化做出过积极的贡献。然进入 8世纪后，由于班田制的瓦解，寺院的迅速扩张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加之奈良后期僧侣上层又参预政治和腐化堕落，对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扫除僧侣参政的宿弊，重新确立绝对权威，桓武天皇在在784年迁都平安京后，刻意扶植新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与奈良旧佛教势力相抗衡。

    天台宗的教义，最早由唐朝僧人道睿传入日本。但正式将天台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则是传教大师最澄（ 767-822）。最澄12岁出家在奈良大安寺，学习唯识宗章疏。20岁在东大寺戒坛院受具足戒。804年，最澄与空海随遣唐使入唐，在浙江台州龙兴寺从道邃学止观法门，还到天台山从行满受天台教义，又在天台山禅林寺受牛头禅。805年在越州龙兴寺顺晓处受教胎藏界、金刚界之法。这样，最澄在唐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了“圆、密、禅、戒”的“四宗相承”的丰硕成果，同时带回天台、密教等经疏典籍230部460卷及密教法器等。归国后，在桓武天皇的支持下，正式创立天台宗，以比叡山为中心，在各地积极展开传教活动。

    空海（ 774-835），24岁出家为僧，803年受具足戒，后与最澄一起入唐求法，在长安青龙寺拜密教名僧惠果门下，其才能受到惠果的赏识，先后受胎藏界、金刚界的灌顶，以及密教典籍和修行仪轨。806年回国，在平成天皇、，嵯峨天皇的支持下，创立了真言宗，以高野山为传教道场。

二、 史学成就

    在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平安时期在史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平安时期共编修了 5部正史，加上奈良朝完成的《日本书纪》，日本史学史上合称“六国史”，即《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 [8]

    纵观奈良时期“六国史”， 与中国正史相比，虽有局部某些差别，但在总体上，编修体例、编纂目的、主导思想等方面都与中国古代“二十四正史”有相似之处。

三、 假名文学的诞生

    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改造，至平安时代中后期，逐渐产生“国风文化”。就日本的文字而言，在平安时期以前，日本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并无本民族的文字。随着与大陆交流的推进，汉字作为两国交流的载体，无疑克服了在语言上的障碍。

    在汉字影响下出现了假名。早期，假名完全借用汉字，以汉字的音、训表记日本的语音，《万叶集》就是借用汉字音、训写成的，故史称“万叶假名”。至 9世纪中叶，遂出现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表音文字，取正楷汉字偏旁、部首的叫片假名，汉字草体化的叫平假名。关于假名的发明者，历史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据传，奈良朝入唐僧吉备真备是片假名的首创者，平安朝的空海是平假名的首创者。然传说毕竟不能代表信史，假名文学的诞生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

    假名文字诞生后，逐步摆脱汉文学的影响，日本也开始了本民族文学的创作。 9世纪中叶后，日本文坛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和歌作家，在他们的推动下，吟咏和歌渐成为日本社会的风尚，893年，菅原道真编撰了《新撰万叶集》，905年，《古今和歌集》的问世，标志着和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

    物语小说是平安文学的最高峰，《伊势物语》、《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相继问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日本社会的贵族生活、政治纠葛凝固成一幅幅历史画卷展示在世人眼前，对日本以后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四、 艺术的发展

    平安时期，艺术领域在吸收外来，特别是汉唐艺术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族艺术发展阶段，在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和音乐上都有一个长足进步。

    在建筑艺术方面， 10世纪时，贵族的住宅普遍采用“寝殿式”建筑式样，即由水池、寝殿、对屋、渡廊、中门廊、中门、东屋等组成。

    雕刻艺术方面，平安后期出现了“和式”雕刻形式。

    书法艺术方面，在平安初期，出现以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为代表的“三笔”，尤其是空海，对王羲之书法心仪甚深。据传空海在唐时，唐宪宗曾请他补写宫廷屏风上王羲之书法的缺字。如果说“三笔”的书法艺术在很大层面上还受到唐代书法的影响的话，那么平安中期，以小野道风、藤原传理和藤原行成为代表“三迹”的崛起，标志着日本和风书法的开创和勃兴。书法的风格，从苍古雄劲的唐风转变为丰润优美的日本书风。

    绘画艺术方面，平安中期开始，反映佛像和寺院为中心的唐绘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出现了大和绘。大和绘萌芽于延喜年间，至 11世纪渐渐成熟，它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多以四季景致、名胜风景为绘画题材，并与物语、和歌结合，更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著名的《源氏物语绘画》、《信贵山缘起绘卷》均是其中优秀作品。

五、 平安文化的特点

    人们通常把奈良时代的文化称为“唐风文化”，平安时期的文化称之为“国风文化”。文化的演变和进步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尽管奈良朝的“唐风文化”全面移植唐朝制度，唐文化对奈良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甚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日本自身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同样，平安时期的文化，尽管称之为“国风文化”，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唐朝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国风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日本人民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性地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结合的过程。这里体现了日本人民的创造力。

    平安中后期出现的独创“寝殿式”的建筑风格，具有浓厚日本民族生活气息的大和绘画，假名文学的诞生和用假名文字创作的和歌、物语等等都标志着外来因素，特别是唐文化因素对日本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