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第四纪洪积世，由于冰川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烈，随后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遂成为今日与大陆脱离的岛屿。但大陆居民仍可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渡海赴日，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一些为追逐动物而至的大陆人逐渐定居下来，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并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文明的种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增加，因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母体文化。
地近寒流暖流、气候温暖潮湿的日本列岛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群居洞穴，打制石器，并进一步发明了陶器（即先土器），迈开了由蒙昧走向文明的新起点。人们根据陶器表面的绳纹式样，将弥生粗陶出现以前的约6000年间，通称为“绳纹时代”，长期以来以此作为日本历史的源头。然而，1946年相泽忠洋于今群马县新田郡岩宿发现的一些粗制的黑曜石打制石器，它们被鉴定为早于绳纹时代。此次偶然的发现把日本历史的源头提前到 “旧石器时代”。岩宿遗址的发现，使人们掌握了一把通向远古迷宫的钥匙。至今日本列岛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存总数已达约4000处。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学术界曾经根据发现的人骨，提出从距今80万年前后至1万8千年前后，日本列岛上曾居住着“明石原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港川人”、“滨北人”及“圣岳洞人”等。但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近年来深入研究的结果，考古学界已明确否定了除冲绳县港川以外的人类遗骨的定性。产生定性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考古发掘技术的局限；二是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崇敬，故意拔高，妄目推前年代；三是极个别人对考古遗物的伪造。尽管大多数原有的定性被推翻，但是从发掘的石器、陶器和居住遗迹表明，日本民族很早就劳动、生息在列岛上了。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 [1]
公元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稍后，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绳纹遗址最早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但以东日本分布密度最高，最主要的为贝丘遗迹。在绳纹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前期器形为尖底深钵，花纹有繎丝纹、押型纹、贝壳纹等。中期以后，器形主要以平底钵形、瓮形、圆筒形等，花纹除绳纹以外，还有贝壳纹、爪形纹、涡纹。后期的器形呈现多样化，深钵、瓮形外，还有瓶形陶器和碗等，花纹以磨消绳纹为主。关于绳纹陶器制作技术，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说法，一种为“渡来说”，即来自南太平洋诸岛的移民或来自北亚的移民带来了陶器的制作技术，这种技术逐渐为土著人所掌握，创造出绳纹陶器。另一种为“本土说”，即陶器技术是自发产生的。根据考古学界对爱媛县久万川石灰岩断崖处遗址发掘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相当于1万2千年前的第九层中发现细隆纹陶器；在相当于1万年前的第六层发现了无纹陶器；在相当于8千年前的第四层发现了押线纹陶器。据此可知，该遗址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绳纹时代初期的遗址。 [2] 因此，可以认为，绳纹陶器的制作技术可上溯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及绳纹时代，中间未出现明显的断层。事实上，陶器的使用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日本的陶器制作技术是石器时代最早的移居者们带来的，陶器工艺以后的变化发展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的刺激，这已为日本考古界所认同。
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 [3] 拔牙习俗甚为风行。拔牙的涵义，或为结婚标记，或为近亲服丧，或为护身御敌的咒术，更是一种成年式的习俗。
陶俑最早出现于绳纹早期遗址，中期以后大量出现。根据地域的不同，陶俑的形状和制作也相异。表现突出的是乳房和膨隆的腹部，普遍认为这是从女性的形体抽象制成的。有学者认为，绳纹时代日本曾盛行女神崇拜信仰，女性陶俑都是与生殖繁荣相关的女神像。绳纹中期遗址发现的大型**形石棒则是一种性器，是作为崇拜对象而出现的。它与注口陶器的注口部分看作性器是相对存在的。 [4] 除陶俑外，还出土了熊俑、猪俑和猴俑等动物俑。一般认为它们是一种具有护符性质的物品。绳纹后期作为咒物的女性陶俑制作风行，可能是显示了集团性宗教信仰的强盛。绳纹时代一般死者都是呈屈肢状埋葬的，此还有蹲葬、伸展葬，随葬品很少。关于为什么采用屈肢葬的葬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所需面积小，节省劳力；手足缩屈乃睡觉或休息姿态；屈肢为母腹胎儿的姿态，以此祈求再生；为了防止死者再度还生。
绳纹时代的日本社会，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一个个母系家庭构成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单位。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定的区域，住的是简陋的竖穴。从千叶县姥山贝丘竖穴遗迹来看，在直径为6米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平面内，其中央有用石块或陶片围成的圆形灶炉，聚落附近形成的贝塚也很有规则。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聚落是在一定统率者的支配下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的生活原则是以聚落为单位实行自给自足，彼此在相当范围内互相进行交易。如用于制造石镞的黑曜石就存在许多交易圈。其中以长野县的和田峠、九州的阿苏和北海道的十胜等黑曜石的产地为中心的交易圈的半径约200公里。 [5]
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绳纹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耕。绳纹人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渐渐悟识到植物的生长规律，为了确保季节性植物食品的稳定收获，植物的种植栽培便诞生了。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与原始农耕相适应使用的陶器，无论从绳纹陶器的形态还是纹饰来看，都有相当进步。但从烧制陶器和制造陶器的技术来看，可以说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绳纹陶器中残留有许多黑斑，这种黑斑显然不是绳纹人想制造黑色陶器的结果，而是因为不了解造窑技术和其效应，满足于低火候、低温烧制的陶器。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 [7]
如此畸形发展的文化，势必要被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所代替，于是伴随着水稻耕作技术及金属工具的传入，弥生文化便应运而生。
约在公元前2、3世纪，日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以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向冈贝塚发掘的比绳纹陶器先进的球形陶壶为契机渐受世人瞩目，该陶器被定名为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的时代被称为弥生文化时代。经过考古学者的论证，人们逐渐明白，弥生陶器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绳纹晚期来自大陆的新文化要素促使日本列岛发生了“农业革命”。这种新文化要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农耕遗迹和金属工具。 [8] 据考古发掘，绳纹后期九州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稻作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关于稻作的传入路线，主要有四种见解：华北迂回传播说；朝鲜间接传播说；南方迂回传播说；江南直接传播说。迄今，朝鲜间接传播说仍为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学者所倡导，也即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传到九州北部，而后传播开来的。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近日遗传学专家经过对近畿地区弥生时代的池上曾根和唐古·键两处古代人居住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进行脱氧核酸（DNA）鉴定，进一步证实水稻是从中国大陆直接传到日本。 [9]
水稻的种植和铁器的开始应用，是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水稻传入不久，农耕技术迅速地从九州地区传布到近畿地区，并波及全国。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陶器的器形和用途发生变化；纺织技术突飞猛进；原始宗教信仰出现。这些变化与考古发现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等史料所载可相互印证。
弥生初期，农耕工具虽然主要还是木器、石器，但是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和铁器制作的风行，日本列岛进入铁器时代。金属文化传入日本，或由大陆移民携来，或为中国朝廷赐予，或经交易获得。由于弥生时代直接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因此与铁器主要生产工具不同，青铜器主要是作为武器和礼器盛行于世。特别是在弥生时代后期，铜鉾、铜剑和铜戈等完全失去作为实用武器的性格，铜铎也丧失本来作为乐器的机能，它们演进成共同体的神圣礼器。从考古发掘分析，弥生时代的青铜器可划分为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1984年岛根县荒神谷遗迹发现358年铜剑，距该处7米处还发现畿内制的铜铎6件、北九州制的铜鉾16件。由此可见，两大文化圈并非孤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和影响。
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与此相应，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集团渐趋消亡，以地缘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迅速产生并日益壮大，至弥生中期部落国家初现端倪。公元1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载，当时的日本“分为百余国”，这些部落小国定期向汉朝（乐浪郡）朝贡。至后汉时发展成“三十许国”，从安帝永初元年帅升等复数国王参加朝贡来看，日本当时尚未出现统一王朝。至桓灵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山地斜坡、高地等处的高地住宅遗址，普遍发现筑有壕沟，并拥有石制、铁制武器。佐贺县吉野里遗迹除出土了铜剑和管玉外，还发现大量折损的武器和残缺不全的人体骨骸，在其四周存在长达2500米的壕沟。由此可知，当时日本已进入阶级社会，分立的小国之间斗争尖锐残酷，正朝着更广阔范围的政治上的统一发展。在相当于魏晋时期，在九州北部诞生了国家联盟“邪马台国”。
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存《魏志·倭人传》各版本所载邪马壹国之“壹”为“台”之误，邪马壹国应为邪马台国。然古田武彦指出，原文本作“邪马壹国”，“邪马台国”则为后人擅改。 [10] 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见解，即“九州说”和“近畿说”。 [11] 从考古资料以及九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九州地区是易接受、吸收大陆先进文化的自然合理地带，最早与大陆通交，且扼守通往半岛的要道，该地区的国家政权最有可能与曹魏结盟，曹魏也不可能避开必经之路九州而通交近畿地区的国家政权。
诞生于北九州的邪马台国统治着二十余个小国，其国内“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以婢千人自侍”。可以想象，这种存在着“大人”、“下户”和奴婢等级、严格上下贵贱差别的邪马台国，阶级制度和身份制度已经确立。邪马台国还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其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 [12]
《魏志·倭人传》载：“女王国以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说明与邪马台国同时在近畿地区已有国家兴起。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的对立，表明了近畿地区也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国家政权（或国家联盟）。大量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该地区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布局集中且有规则的铜铎和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前大和地区的国家已建立了政治统治制度。邪马台国和前大和地区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各自地域的经济和文化。 [13] 这说明了邪马台国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至少北九州和畿内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相近的，即在九州存在着邪马台国的时候，在畿内地区同时存在着另一个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在这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争夺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统一日本列岛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大和国”。
古代人的生活与现代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侯或地形等自然条件左右，人们既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泽，又对频生的自然灾害感到无限恐惧，因而常把自然的威力归结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古代日本也不例外，而且围绕祭祀、祈祷神的“神事”相当发达。原始神道的图腾信仰的主要表现为对生殖器的崇拜，至今袒露象征生殖器的石偶或石棒仍残存于日本各地。至弥生时代，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大约于弥生时代前期，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日本的原始神道教。先是以崇拜谷神、土地神为主，后来受到大陆传来的儒、佛、道及萨满教的影响，原始神道的天神、地祗、人灵逐渐完整和系统化起来。原始神道的祭祀出现了“神篱”及“盘境”等。至古坟时代，祭祀仪式逐渐复杂，祭祀期间临时性的房屋被永久性殿社代替，神社神道逐渐诞生。5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后，演变成为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御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祗系列和礼仪，这种所谓的皇室神道是神社神道的核心。
原始神道的中核是巫术和祭祀活动。《魏志·倭人传》中，倭人死后“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及重大决定时“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等记载的巫术活动，是日本神道教的原始形态，弥生时代以后的原始宗教，本质上是农耕仪式。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祈求丰收和感谢神灵赐予的丰收。“其俗不知正岁四时，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当起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仪式。 [14]
《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对于卑弥呼的“鬼道”，学界的见解主要有三种，即原始巫术说、道教说、原始神道说。
卑弥呼深居宫室楼观不是道教中的清静无为的修炼，其为王之前仍可示人，“为王之后，少有见者”是为了维持“鬼道”的神秘性、“惑众”性，“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也是为此目的。“宫室楼观”并不是道教的“楼观”，而是倭女王卑弥呼的祭祀场所——殿社。日本原始神道的祭祀，先是选择一定的洁净地划为“圣域”，种植常青树作神灵的依止场所，称为“神篱”；或选一定的岩石叫“盘座”，周围用石头围砌起来，称为“盘境”。至3世纪，日本的神道祭祀场所肯定比“神篱”、“盘境”豪华，作为倭女王卑弥呼保持神秘性的祭祀场所也肯定会建造巨大的殿社并四周“城栅严设”。
《魏志·倭人传》记为“鬼道”，正反映了魏使对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和礼仪——日本神道教的见解。或许当时像《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样，称神道教为“本教”、“神习”、“德教”、“古道”或“神道”等，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固定下来。对于3世纪来往于中日两国的使者来说，未必能以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称呼当时的神道教，他们拿当时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结合东汉末年诞生的符水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称倭女王的祭祀场所为“楼观”、其所事的神道为“鬼道”。我们认为，从祭祀场所为固定的“宫室楼观”来看，卑弥呼所事的“鬼道”已隐约表现出神社神道的性质。 [15]
据考古发现，绳纹时代倭人已佩带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和纹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三国志·倭人传》载，男子“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可见列岛的纺织技术进步，这与倭人以农业为主、“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棉”等是分不开的。邪马台国向曹魏贡献的“斑布”、“倭锦”、“绛青缣”、“绵衣”、“皂布”及“异文杂锦”大概供统治者专用，这充分说明当时手工业已较发达。此外，从女王壹与上献的“白珠”、“青大句珠”等装饰物来看，倭国还出现了专门制作供统治者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倭锦”和“异文杂锦”上也肯定与弥生陶器一样绘有图案，虽然不能确定其图案是否为花草、禽兽或人物。至隋代时，倭王开始着冠且“以金银镂花为饰”，很有可能受中国的影响。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则说明了倭人以文身用来装饰，而且“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断发文身乃是古代中国江南吴越地区的习俗之一，倭人文身习俗当来自中国江南地区，《晋书·倭人传》载倭人自谓吴泰伯之后，应是有凭可据的。
如上文所述，绳纹时代后期日本列岛上存在许多交易圈，至弥生时代倭国交易更为活跃。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产品的增多，相应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魏志·倭人传》载：“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对马国“乘船南北市籴”、一支国“耕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随着倭人走出海岛，通交汉魏及三韩，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据考古发掘，九州和本州等西日本各地出土了大量王莽时期的货币——“货泉”。 [16] 《后汉书·韩传》载：“（辰韩）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与曹魏之间主要是朝贡贸易，据《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可知，倭国贡品的数量远不如中国朝廷的赠赐品多，赐予的“好物”中有黄幢、铜镜、大刀等有效传达出曹魏支持卑弥呼的政治信息。这些赠赐品大大地满足了朝贡国统治者在生活“奢侈品”上的需要和经济贸易的获利，但朝贡主要目的仍然是以政治上的利益为中心的，特别是在动乱时期。
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有2千多年。公元前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海内北经）上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3世纪成立的《三国志》开始为日本列传，详细记述日本列岛风俗人情和中日通交的史实。明确记载倭使至国都的史籍为《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57（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还赐以“汉委奴国王”金印。 [17] 107（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说明倭国王帅升是当时该地区军事力量最强、生产力最发达且能代表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国王。 [18] 景初二年（238年，今人多据《梁书·倭国传》等史籍改为景初三年即239年）六月曹魏授予倭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授予倭使难升米“亲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亲善校尉”等爵号。据《魏志·倭人传》所载，倭女王国朝贡曹魏共有四次，分别为238（景初二）年六月；240（正始元）年正月；243（正始四）年；247（正始八）年。
据《晋书》记载，晋“文帝作相”（258年）后，邪马台国又遣使数至。266（泰始二）年又遣使重译入贡。可见邪马台国与中国保持通交直到3世纪后期。至413（义熙九）年，倭国才同高句丽、西南夷并献方物。可以认为3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日本列岛内部发生了巨大变革，这就是日本列岛的统一进程。从《宋书·倭国传》载倭王武致宋顺帝的上表文表明，倭王武的祖先进行了统一国家的大规模征伐战争。
3世纪中叶后，日本列岛的地域国家加快了兼并步伐，不断扩大规模和开拓疆域。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北九州的倭女王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可以推知统治者生前的权势和威望。根据对全长200米以上的大型坟墓数量和地点的统计可知，迄今发现的大型坟墓有36个，大多建造于4至5世纪。4世纪的大型古坟主要集中在奈良，5世纪移向大阪，6世纪风光不再，这与大和朝廷的发祥、扩张、衰落的历史正相吻合。位于大和地区的箸墓古坟全长达276米，充分证明3世纪后期的大和地区已逐渐成为日本列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和地区的前方后圆墓制最早出现在4世纪，以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并成为定式，说明了大和联盟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波及到广阔的区域。关于前方后圆坟的起源，学界有多种见解，但“中国祭坛起源说”，也即前方后圆坟吸纳了祭坛的“天圆地方”要素，前方部是地上统治者举行祭祀的场所，后圆部则为供奉化升天神的祖灵之地说较为确切。 [19]
巨大的古坟埋藏着丰富的随葬品。其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超过弥生时代的出土文物。在琳琅满目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埴轮（明器）和铜镜。埴轮是一种素烧粗陶，表面呈灰红色，分园筒器和象形器两种，盛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用途、器形等与弥生陶器判然有别。其中象形埴轮千姿百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面貌。千叶县姬冢古坟发现45件排成队列的埴轮群，其规模虽不能与西安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同日而语，但其用意应当是一样的。据《日本书纪》（垂仁天皇纪）记载，烧制成人马、器皿形状的埴轮是用来代替活人殉葬的。大阪府堺市的大山古坟（即仁德天皇陵）出土的埴轮约2万件，绝大多数属于园筒埴轮，围绕坟丘周沿紧密配列，大半埋入土中，上部露出地面。这使人想起中国的祭天圆丘四周的围墙。规模巨大的古坟和数目众多的埴轮已隐隐显示了大和王权的强大和日本列岛统一进程的加快。
古坟的随葬品中，除千姿百态的埴轮外，还有各类木器、贝器、铜器、铁器、石器、玉器等，其中代表性的宝器，非三角缘神兽镜莫属。1950年10月，大阪和泉市的黄金冢古坟（前期）发现铸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年代与《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所载景初三年魏帝赐给倭女王“铜镜百枚”相吻合，许多学者以此视作“邪马台国大和说”的根据，并将三角缘神兽镜纳入弥生时代进行论述。然而，据1998年统计，目前已知三角缘神兽镜出土地点明确的有485枚，主要集中在畿内一带，均出土于古坟遗存。由于三角缘神兽镜迄今尚未在弥生遗址发现一枚，故此，对于“三角缘神兽镜”的讨论只能在古坟文化的范围内对此进行讨论，与“邪马台国论争”没有干系。 [20]
在日本出土如此之多的“三角缘神兽镜” 引起了中日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其中对于三角缘神兽镜的制作，更深受关注。日本的考古学界和古代史学界长期以来基本上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魏帝赐予的铜镜，属于舶来的中国北方镜。但由于此类镜的数量早已远远超过巍帝赐予的“铜镜百枚”，使一些学者不得不对此重新审视，遂有人提出，这些三角缘神兽镜系仿造魏帝的赐镜制作的。后有中国学者指出，三角缘神兽镜的花纹样式接近于中国吴地的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缘画像镜，是参造吴镜制作的；它不是在中国制作的，而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主要是吴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 [21] 这一结论引起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界的轰动。
三角缘铜镜中，除“神兽镜”外，尚有“佛像镜”。 [22] 佛像镜的年代均在3世纪至4世纪初。迄今，中国和朝鲜半岛均未发现有上述这类铜镜，因此难以认为它们是中国或朝鲜半岛制作的铜镜，从而无法断定是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输入到日本的。此外用佛像作图纹的还有“画文带佛像镜”和“佛像夔凤镜”。这两类佛像镜在中国都有出土，据湖北鄂城一带发现的画文带佛像镜证明，其制作年代约在3世纪中期，不晚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属于吴镜， [23] 而日本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神兽镜，实际上应是从中国输入的吴镜。
以上考察表明，早在3世纪中期至4世纪初，中国的佛像已经传入日本。由于朝鲜半岛至今尚未发现三角缘神兽镜，而且，如画纹带佛像镜的事例所示，佛像雕塑显然是从中国的江南直接传入日本的。同时，若关于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江南工匠到日本制作的推测成立的话，则表明佛像是通过移民传入的。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千叶县大冢山古坟出土了一枚画纹带佛像镜，经鉴定判明是日本的仿制镜，说明日本不单从中国输入佛像镜，而且还进行仿制；不仅对佛教有所接触，而且还有所认识。 [24] 佛像镜依稀透露出佛教东渐日本的“南传”途径。
《古事记》、《日本书纪》及《日本风土记》记录了大量古代传说，从侧面反映了日本人的社会习俗和国家的统一过程。传说最早的创世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兄妹，创造了大倭丰秋岛、佐渡岛等“大八州国”和岛国的山川草木，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她治理着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天原，并分遣五子去开发高天原以外的国土。其弟素盏鸣尊胡作非为引起众怒，被切除胡须拔去指甲，逐出高天原。这一段传说生动地寓意着当时母系氏族社会女子处于的主导地位和谁违反了集体利益就要受到惩罚的社会状况。被逐出的素盏鸣尊降临到出云地方，斩杀八歧大蛇后领有苇原中国，势力不断扩大。然而统治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却派自己的子孙来统治，最后素盏鸣尊的儿子大国主神顺从地把领地奉献给了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这段传说说明部落与部落之间，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斗争。琼琼杵尊死后，由彦火火出见尊治理国土，这位传说中的彦火火出见尊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之王，为其立传，称为“神武天皇”。传说他自北九州东征，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国号“秋津州”。琼琼杵尊从大国主神夺取苇原中国及彦火火出见尊的东征，似乎说明了日本列岛的统一不是原来大和地区国家的胜利，而是来自九州地区的国家政权东征，占领了大和地区，成为大和地区的统治者。 [25] 然后逐渐“东征西服”统一了日本列岛。
关于统一日本的主体和中心，有多种学术见解，传统的观点是大和地区的政治势力统一了全国；与此相对，有学者认为是九州地区的邪马台国东迁，征服了大和地区，进而统一了日本列岛。我们认为，统一日本列岛后的“大和国”，是北部九州的邪马台国东迁后建立的国家，由于居处大和地区而被称为“大和国”。九州邪马台国东迁说的主要依据，除上述古代传说外，大量的考古发现也可证明了这一推论。第一、九州文化中的镜、玉、剑后来发展为三种神器，而畿内文化圈的铜铎文化却消失、废弃了；第二、邪马台国在3世纪20年代从历史上消失，不久畿内的铜铎也突然绝迹。随之古坟兴盛。 [26] 邪马台国东迁说似较有说服力。
“大和国”在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先进的武器逐渐地向周围大小国家发动武装兼并。关于当时四方出征、威震列岛的情景，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有很多生动的记载。如崇神天皇派遣大彦命征北陆，武涥川别征东海，吉备津彦征西道，丹波道主命征丹波的故事等。在记载武力统一的故事中，尤以大和武尊的故事，最能说明统一日本。是经过长期的奋战，克服了重重障碍和困难，牺牲了无数英雄人物和大批的部民所得的。另据《宋书·倭国传》所载倭王武的上表文：“自昔祖弥，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可知，大和国在4世纪末5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事业。日本列岛的主要地区，“王道融泰，廓土遐畿”，在统一的大和政权下，更迅速地向前发展。
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不断输入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大和国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就是部民制，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有公部民和私部民之分。手工业部民称品部民，从事农业的称田部民，分别冠以主人名、职业名、地名等。关于部民的阶级属性，中国学者有不同观点，主要有奴隶说和隶农说。也有学者认为部民呈多样性，即部民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奴、奴婢、虾夷人、隼人、罪犯、战俘等构成的奴隶型部民；二是身份介于奴隶与农奴之间，具有封建主义萌芽因素的隶农型部民；三是部民中的封民和私部民中租佃领主土地的农奴，属农奴型部民。此三种部民并存，其数量以隶农型部民占大多数。 [27]
与部民制这种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有力族长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冠有居住地名（如葛城氏）、职业名（如忌部氏）、祖先名（如久米氏）。氏的首领为氏上，对内主持氏神的祭祀，裁决氏内的争论，对外代表本氏与他氏和朝廷交涉。有势力的氏上担任朝廷的官职，参与国政。他们拥有田庄和部曲、奴婢。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随着大和势力的发展，天皇作为统治贵族的手段，掌握赐予或剥夺姓繁荣权利，从此姓成为氏上身份尊卑的象征。天皇赐姓的标准是根据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臣姓、连姓的贵族地位最高，最有权势者称大臣、大连，辅佐天皇处理朝政。 [28]
关于大和国时期的国家机构与官吏设置的资料并不多，从已知的史籍记载和铭文中出现的官职名，显示出大和国的国家机构和官吏的设置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如府官制和典曹官制就是显例，所设“舍人”、“史”、“藏”、“司马”等职就源于中国。 [29]
据中国史籍记载，5世纪至6世纪初有五位国王相继统治日本列岛，史称“倭五王时代”。学者多将五位大王讃、珍、济、兴、武分别比作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据载，倭王讃首先于413（晋义熙九）年遣使南朝献方物。 [30] 421（刘宋永初元）年又遣使朝贡，高祖下诏：“倭讃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 [31] 425年、430年倭王讃再次遣使朝贡，其中425年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司马曹达显然是一位汉族移民，被日本朝廷任命为使节派往南朝，无疑是由于其具有熟悉中国事务的优势（包括语言、军事和风俗习惯上的）。使者携带倭王的“表”，说明大和朝廷的“文首”、“史部”开始用汉文撰写外交文书。此后，倭国王珍、济、兴、武先后遣使朝贡。
大和朝廷的遣使通聘中国南朝与涉足朝鲜半岛是同步进行的。4世纪中叶，大和国向朝鲜南部拓展，开始涉足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半岛。4世纪60年代大和朝廷与百济结盟，出兵新罗，掠夺国土及财物。至4世纪末随着国势的强大，大和朝廷加紧了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但同时也遭到了高句丽与新罗联军的猛烈反击，战争愈演愈烈。据《好太王碑》记载，倭国于391年渡海破百济、新罗，迫使其国人为臣民；396年高句丽好太王亲自率领军队征伐百济，攻陷诸城，百济被迫供奉财物，并发誓永为高句丽的奴客。399年百济违约与倭勾结，进攻新罗，倭军遍布新罗国境。高句丽于400年派兵五万，支援新罗，将倭军击退至任那、加罗。404年倭军侵入带方，又被高句丽打败。
大和朝廷涉足半岛，最初目的是掠夺财富和扩张疆域。由于侵略朝鲜遭到失败，大和朝廷转而朝贡中国南朝，试图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438年倭国王珍和478年倭国王武朝贡时要求册封表明了这一点。倭国王珍上表要求除正“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但未能如愿。478年倭国王武也上表要求除正，结果宋顺帝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除了都督百济的要求未准外其他都得到了满足。倭王每次上表要求除正的官爵中都未包括高句丽，是因此高句丽势力强大，与刘宋、倭国对抗。刘宋结交百济、倭国，目的是为了通过百济、倭国牵制高句丽的力量。“互利”是当时国与国通交的准则。
当然，大和朝廷在朝鲜半岛上的几番进退，切身感受到彼此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大大有助于统治者们通过吸收大陆的高度物质文化而提高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并保持对被统治者的压倒优势。出于对内和对外的双重需要，于是从4、5世纪之交的应神天皇开始，通过结盟的百济招请大量技术人才，积极引进大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 [32] 从而推动大量携带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外来移民的涌入，大陆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从先史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外来移民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人”、“唐人”、“今来才伎”等，今人常称“归化人”、“渡来人”和“华侨”、“侨人”。《古事记》常用“渡来”、“参度来”，而《日本书纪》多用“投化”、“来归”、“归化”。《续日本纪》用语均为“归化”，明显是当时律令和正史的用语，反映了日本朝廷的政治意识。战后日本学术界及教科书开始改称为“渡来人”。无论是“渡来人”还是“归化人”，这两个名词都是仅是从接受移民的一方而言，内含着日本本土居民优越和外来移民卑贱的错误意识。不仅不利于研究复杂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化的创新，而且也不符合史实。将他们称为“大陆移民”，无论从性质上，还是从内涵上都更为恰当。从“归化人”到“渡来人”、从“华侨”到“大陆移民”的称谓变迁过程，可谓是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定向历程。大陆移民移居日本列岛的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秦汉时代——发轫期；魏晋南北朝时代——高潮期；隋唐时代——持续期。朝鲜半岛战争的“驱使”与百济国的主动“奉送”等因素以及日本国内的“拉力”因素，亦即日本朝廷为吸收先进文化，引进技术人才，多次遣使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寻觅、劝诱汉人来日等，从而推动了大陆移民的赴日高潮。 [33]
东渡日本的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深受日本朝廷重用。无数事实证明，大和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无不与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有如下方面：（1）从事教育、文书编写及修史工作；（2）掌握财政，参与政治机要；（3）受命担任外交使节；（4）引进技术，发展生产；（5）宣扬佛教，广兴寺院等。 [34] 645年大化改新的实施，更是直接得益于大陆移民及其的帮忙策划，大化改新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表明，经过大陆移民及其后裔的努力，大陆的文化制度已在日本生根、发芽。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是通过移民传入的，保存于大陆移民社会之中对佛教的思想认识，成为日后佛教兴隆的重要基础。
据《后汉书·倭传》与《三国志·倭人传》记载可知，日本列岛种植禾稻、纻麻、蚕桑，知织绩为缣锦，且人性嗜酒。曹魏时曾多次献生口、斑布、倭锦、绛青缣、皂布、异文杂锦等，魏帝也回赐绛地交龙锦、绛地绉栗炎、倩绛、绀青、绀地句文锦、细班华、白绢。这表明中国与日本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条“丝绸之路”。绳纹后期水稻耕作的文化要素源于中国。以水稻耕作为代表的农耕技术，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中日之间也存在着一条“稻作之路”。
稻作的传入，农耕的发展，最需要的是生产工具的供应，需要量的增加，必然要求采用新的技术和制作方法。弥生时代初期日本列岛的劳动工具还是以木器和石器为主，但中期以后，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由于当时中国的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地区都是铁文化发达的地区，铁器与农耕文化相伴而存在，随着农耕文化的传入，铁器和制铁技术也必然随之东传，大量的铁制工具很可能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冶炼而成的。弥生时代的铁器文化（包括铁器和制铁技术）的传入途径，早期可能直接从中国沿海地区渡海传入，后期则可能是经海路和陆路（即经朝鲜半岛）传入的，但以海路为主。日本的铁器文化与中国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吴、越、楚、齐、赵、燕等地的铁器文化具有更多的共性。奈良県大冢山古坟出土的大刀，据考证制作年代为后汉中平年间，且为中国制作，上书“百炼”铭文。熊本県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刻有中国人“张安”和“八十炼”的铭文，说明中国用百炼钢制作的刀和百炼技术，很早就传入日本。从考古发现的大和国军事武器及骑兵装备来看，大和国的引进了大陆先进军事性手工业技术，如弩镞制作技术、甲胄鉚接技术等。弥生时代的日本以北九州为中心还盛行青铜利器文化，其内涵的主要内容包括青铜剑、铜戈、铜矛和铜镜。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分析，青铜利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舶载品，即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传入品；一类是在日本制造的仿制品。早期的舶载品是作为实用工具输入的，日本山口县向津具、佐贺县吉野里等地出土的“把头饰有柄铜剑”的祖源是中国东北的曲刃青铜剑；日本出土的细形铜矛的构造是直接受中国铜矛的影响。弥生人逐渐从铜镜利器成品的输入转向输入原料，乃是技术发展的一次飞跃。
有学者提出，与“丝绸之路”“稻作之路”相倂，中日之间还存在一条“书籍之路” [35] 如果说在奈良平安时代及其以后的中日文化交流以精神文化为主，通过书籍流动即书籍之路进行的话，那么在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则主要表现在物质技术层面，通过外来移民的涌入和政府使节的往来而进行，中日两国事实上存在一条“技术之路”。
[1] 参见樋口隆康著：《日本人来自何方》及《新选 日本史图表》（坂本赏三、福田丰彦监修，第一学习社， 1995 年改订 22 版，第 5 页）所绘图表。
[2]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 页。
[3]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二》，《考古与文物》 1996 年第 6 期。
[4]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三》，《考古与文物》 1997 年第 1 期。
[5] 参见坂本赏三、福田丰彦监修：《新选 日本史图表》（改订 22 版）第 8 页。
[6]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16页。
[7]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岩波书店，1996年第29刷，第13页。
[8] 水稻农耕遗迹有静冈登吕遗迹、福冈立屋敷遗迹、青森田舍馆遗迹、奈良唐古池遗迹和神奈川大塚遗迹等。铁制工具遗迹有熊本县斋藤山遗迹、福冈立岩遗迹、大阪府古曾部遗迹、兵库县会下山遗迹和佐贺县吉野里遗迹等。
[9] 参见田原本町教育委员会编：《唐古·键遗址の考古学》，学生社， 2001 年版。另参考毛昭晰：《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载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以及金健人：《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载《浙江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5 期。
[10] 参见古田武彦：《邪马壹国》，载《史学杂志》第 78 卷 9 期。
[11] 关于邪马台（壹）国的争论参见汪向荣著《邪马台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和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12] 详细请参见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 31 — 38 页。关于邪马台国的社会性质，除此观点外，还有三种观点：（一）认为是部落国家，或部落联盟国家；（二）认为已孕育着身份差别和阶级的隶属关系，表现出专制君主制的萌芽；（三）认为其处于向奴隶制转化的过程中。
[13] 参见王金林著《邪马台国と古代中国》，学生社， 1992 年版，第 127 — 144 页。
[14] 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1 页。
[15] 参见葛继勇：《卑弥呼的“鬼道”》，载《中日关系史研究》 2002 年第 1 期。
[16] 出土的地点为：长崎县原之辻遗址、福冈县御床松原遗址、京都府函石滨遗址、大阪市爪破遗址、京都府函石滨遗址、熊本县上长田遗址等西日本地区。此外在乐浪郡遗址、庆尚南道金海贝冢和济州岛山第港等朝鲜半岛地区也还有出土。
[17] 该金印于 1784 年在福冈县佐贺岛发掘出，重 108.73 克，印面呈正方形，金质蛇纽，阴文。三行五字，文曰“汉委奴国王”，同《后汉书·倭传》等文献记载相符。
[18] 参见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0 页。
[19] 王勇：《日本文化》第 114 页。
[20] 同上，第 116 — 117 页。
[21] 参见王仲殊：《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载《考古》 1941 年第 5 期和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载《考古》 1984 年第 6 期。
[22] 出土的地址为：奈良县新山古坟、京都府寺户大冢古坟、京都府园部垣内古坟、京都市百百池古坟、冈山市天神山一号古坟、群马县赤城冢古坟（各 1 枚）。
[23] 参见王仲殊：《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载《考古》 1981 年第 4 期。
[24] 韩升：《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4 页。
[25] 参见梅原猛：《诸神流窜》，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5 页。
[26] 参见沈仁安：《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8 页。
[27] 王金林：《日本古代部民制性质——兼论日本未经过奴隶社会》载《历史研究》 1981 年第 3 期。
[28]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 — 37 页。
[29] 参见铃木靖民：《武（雄略）の王权と东アジァ》，载佐伯有清编《雄略天皇とその时代》，吉川弘文馆， 1995 年第四刷；王金林：《从大和国的 “司马”、“典曹”、“舍人”、“史”、“藏”职看中国官职的影响》，载王金林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0] 《晋书·安帝纪》、《义熙起居注》
[31] 《南史·倭国传》
[32] 王勇：《日本文化》第 131 页。
[33] 参见葛继勇：《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研究管见》，载《安徽史学》 2002 年第 2 期。
[34] 参见吴杰：《从〈日本书纪〉看中国侨人的记载》，载《日本史论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45 — 154 页。
[35] 参见王勇、久保木秀夫编：《奈良平安期的日中文化交流——书籍之路的视角》，载日本农文协出版， 2001 年第 1 刷；葛继勇：《中日书籍之路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日关系史研究》 2000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