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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外交部档案封面。 图为苏联印制的唯一的３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图为苏联印制的唯一的３元面额纸币已经绝版。 图为中苏双方谈话记录。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３种面额最大的纸币。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一批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周总理亲自指挥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流通了３年零４个月。到１９５２年４月初，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４月６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到１９５３年２月初，中苏双方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等事项签订合同。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了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 为什么要印制新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较大，最大为５万元，单位价值较低，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１２种面额６２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张闻天曾对兹维列夫强调：“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５元１０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印钞总额从４０亿变为４５亿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１００元、５０元、１０元、５元４种，总金额４０亿元。７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采用不超过３元和５元的票面”。兹维列夫表示，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４５亿，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３倍。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 国内为印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印制方案再次变动 一年半后，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２日，张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１０元券２０亿元，计２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１９５６年内全部交齐。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１０元券外，还解释：“设计稿样须重新设计，延至今年１２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照会还增加了５元券的印数为“２０亿元，计４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分９批次交接新币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１．６亿张３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４个月。自１９５３年９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为慎重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苏方特别提醒：“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 交接中出现一个小插曲。１９５４年７月５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５元券即将启运时，向我使馆诚实告白：“承印３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就９５万张，因此数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擅自印制的３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 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９批次。 新币顺利发行流通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３元、５元券和国内印制的２元、１元及角、分币共１０种开始发行流通；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日又发行了１０元券。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１９６４年４月１５日开始限期收回１９５３年版的３元、５元和１０元纸币，１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